作者：王桧林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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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史试读：
修订说明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百年发展历程中，历史学科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今天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业已成为国内历史教学和科研的重要基地，不仅学术上出精品，而且注重教学改革，更新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完善课程结构。
历史学系的教学改革前后历时20年，启动于20世纪80年代，深化于20世纪90年代。20世纪80年代的教学改革由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主持，重点放在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方面，因具开创性而获得1989年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教学改革继续深化。为了加强基础课教学，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并与历史学系进入“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的教学需求相配合，我系组织教师编写并出版了一套历史学专业基础课教材。这套教材涵盖了历史学科各门主干课程的内容，基本满足了本科阶段历史学专业学生的学习需要，在系内的多轮使用中，得到学生的广泛好评。同时，由于具有编审谨严、结构合理、分量得当、适应面广的优势与特色，这套教材在各高校历史学科也受到较为普遍的欢迎；并为很多校外同行所采用。
时至今日，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历史学系又在调整自己的战略目标，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与特色设计发展之路。按照学校的部署，组建了新世纪历史学教材编辑委员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与配合下，首先着手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编写出版的历史学基础课教材进行修订，力求通过高水平教材的修订与使用，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和新的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这次修订，仍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原则，结合学术发展与教学改革的需求，加入新的学术成果与教学理念，以顺应当今高等教育和历史学科教育教学的发展趋势，为21世纪的大学历史教育提供一套较为新颖、完善且适用面广的基础课教材。考虑到这套教材已具备的特色与优势，所以总体框架上不拟做过多更动。具体而言，原有章、节、目结构大体不变，全书正文前加图片若干，正文中根据内容需要附插图、地图，每章之后附有若干思考题，全书后附参考阅读书目。根据学校新的教学计划，个别书名做了调整，《历史学概说》改为《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世界现代史》与《世界当代史》合为《世界现代史（1900—2000）》。按照高等院校历史学科现行的课程设置，并考虑到教学上的实际需求，《中国近代史》仍仅包含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80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则在原有基础上做了较大改动，主要是增加了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诸多新内容。
本次修订，虽做了部分更动，一些方面得以完善，但疏漏之处仍在所难免，还望方家不吝赐教。北京师范大学新世纪历史学教材编辑委员会2004年5月
第1版序
1840年至1949年的中国史，都属于中国近代史的范围，而以五四运动为标志，又可把近代史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949年以后，中国历史才进入现代的行程。本书论述1919年至1949年的历史而称作“中国现代史”，是沿袭近几年习用的名称，也是高等学校课程表上一直还在使用的名称。
实事求是，是历史研究和编写的一条基本原则。这也是我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我国古代有见识的史学家，虽然有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但还是大多崇尚“直书”，反对“曲笔”，即主张写信史。有人甚至为此牺牲了生命。他们对写信史的意义也是相当了解的。任何一个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都要总结历史经验，用以指导本阶级、阶层或集团的行动。但也只有从真实的历史资料中，才能总结出较正确的历史经验，从而吸取有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者是最有远见和大公无私的，没有剥削阶级的偏见。历史工作者只有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才能真正把实事求是的原则贯彻到底。本书是力求贯彻这一原则的。当然做到实事求是是需要有各种充分的条件。在可能的条件下尽量写信史，这是本书的一个优点。
科学的生命在创新。如果科学工作者总是穿新鞋走老路，科学的生命也就停止了。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也如此。但历史科学有它的特点和难处。史学工作者面对的是过去的资料，整天跟故纸堆打交道，怎能创新呢？这就需要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见识和功夫。所谓“化腐朽为神奇”，并不是神秘的魔法，也不是主观主义的“自由创造”，只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充分占有材料，并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就可以逐步做到。人们的认识是无止境的，社会现实要求史学工作者提供有效的参考资料和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无止境的。因此历史研究的创新是无穷无尽的。当然，对历史资料，史学工作者只能给以新的解释，而不能加以抹杀或歪曲。并且这种解释只能是历史资料中所含有的，而不是史学工作者硬加的。史学研究上的创新只能如哥伦布的发现新大陆，不能如瓦特的发明蒸汽机。本书的作者注意到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创新，在全书的体系上，在具体史实的分析和结论上，都有不少新的处理和看法。
1919年至1949年的历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高等学校开设这门课是全国解放以后的事。到今天为止，大多数学校在“中国现代史”名称之下讲的是中共党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并没有综合论述这一时期历史的全貌。史学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还很不够。资料虽多，但非常杂乱而未加整理。本书能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前进一步，这对大中学校的历史教学和历史教育，会有一定的好处。当然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相信细心的读者是会指出来，给作者以帮助的。
我对这段历史是没有什么研究的，只是看见同志们的辛勤劳动和成就，很高兴，所以愿意说说我对本书的感受。白寿彝1982年3月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一章 北洋军阀统治的继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始（1919年5月至1923年12月）第一节 从中华民国建立到五四运动一、中华民国的建立及其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1911年爆发的武昌起义，迅速得到全国响应。12月29日，有17省代表参加的各省代表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并改用阳历，当年称中华民国元年。
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中国第一个按照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原则建立起来的政府。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表示，要以全力“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并宣布政府的对内方针是实现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军政统一、内治统一和财政统一；对外方针是“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与我友邦益增睦谊，持和平主义，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1］于大同”。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仿照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以废除延续中国2000年之久的封建君主专制，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规，该法规明文规定，中华民国将采用民主的选举制度，选举国家元首。1912年1月28日，临时参议院开正式大会，以美国国会为蓝本，拟定了国会组织法大纲和议员选举法大纲。
在孙中山主持下，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代行宪法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共7章56条，确定了国体和政体。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临时约法确定了政府的组织形式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并分别规定了政府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之”；“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临时约法规定了中华民国国民应享有的民主自由权利：“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人享有人身、财产、居住、迁徙、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等自由；人人皆有选举、被选举、考试、请愿、［2］诉讼等权利。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改革社会风俗、鼓励发展经济、革新文化教育等法令，诸如限期剪辫，劝禁缠足，废止肉刑，禁止买卖人口，严禁种植和吸食鸦片；成立实业部，制定工商章程，鼓励发展工商业；成立教育部，改革教育机构和课程；颁行报律，主张新闻自由等。
南京临时政府所颁布的条文法规，尽管还不够完善，但对中国政治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初步确认了“主权在民”的原则和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民主精神，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树立起民主共和制度的具体形象。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任何违反这一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将遭到反对。
在当时的民主潮流影响下和南京临时政府公布的民主法令鼓动下，中国政界的许多人士纷纷组织政党和政治团体，开展活动，中国一度出现了空前活跃的民主政治局面。二、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及政治设施
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所颁布的政治、经济、社会、文教等方面的革新政策和法令，体现了社会近代化全面发展的需要。在孙中山的主政下，中国社会曾出现一些革新气象。然而，南京临时政府在对待列强和封建势力方面却是软弱无力的。1912年4月，孙中山被迫让位于袁世凯。袁世凯在北京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由此开始了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时期。
袁世凯执掌的北洋军阀政府，虽然仍挂着中华民国的牌子，但实质上是地主、买办联合专政的工具。袁世凯为建立独裁统治，进行了一系列扼制民主共和的活动。为了消除实现独裁统治的首要障碍，他派人杀害了积极推进民主政治的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接着镇压了民主派的“二次革命”；旋即用武力胁迫国会议员选举自己为正式大总统；随后又下令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各地自治会和各省议会；进而又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代之以《中华民国约法》。袁世凯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明文规定，“大总统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从而取消了责任内阁制和国会对总统行使权力的牵制，大总统实质上已拥有至高无上的专制皇帝的权力。
在肆意践踏南京临时政府所创立的民主共和制度之后，袁世凯着手改组政府机构，建立自己的独裁体制。
1914年5月1日，袁世凯撤销国务院和总统府秘书处，成立政事堂。并宣布凡一切军国大事皆由政事堂议决施行。政事堂设国务卿一人，赞襄大总统政务，承大总统之命监督政事堂事务。通过政事堂，袁世凯把行政权集中在自己手中。6月8日，袁世凯下令成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为最高军事机关。办事处设办事员，由参谋总长、陆军总长、海军总长、大元帅特派之高级军官及办事处总务厅长担任。按规定，办事员轮流在办事处值日，但一切要政都必须呈大总统兼陆海军大元帅袁世凯定夺。通过中央军事机关改组，袁世凯又将军权收归自己掌握。
在改组中央政府机关的同时，1914年5月23日，袁世凯公布了地方官制草案，改革地方官制及权限。按规定，地方文官采用省、道、县三级制。全国分22省区及蒙古、西藏2地方；省分若干道，由道辖县。省置巡按使，道置道尹，县置县知事。巡按使管辖全省民政各官及巡防警备等队，并受政府之特别委任，监督财政和司法行政等。巡按使一律由大总统任命，不许地方保荐。对于地方武官，袁世凯于6月30日下令裁撤各省都督，设立将军名号。通过改革地方官制，加强了袁世凯的个人集权。
为强化其独裁统治，袁世凯还建立了较为系统的警察制度和特务机关。中国的警察制度始于清末。与清末一样，北洋军阀政府的警察，其主要任务并不是维护社会秩序，而是防范和压制民众反抗。北洋军阀政府内务部设有警政司，总揽全国警务。警政司下辖四科，第一科管行政警察，第二科管高等警察，第三科管著作审查，第四科管出版事项。在各省及大商埠设有警察局（厅），由内务部及各省民政长管辖。各县设警察事务所，多由县知事兼任。在袁世凯执政时期，各省先后成立了“军法课”、“探访局”、“绥靖处”、“军警联合会”等一类的特务机关。
从1914年到1915年，袁世凯公布了一连串条例，限制民众的自由。1914年4月2日，内务部公布《报纸条例》。规定，所有报刊不得刊载“淆乱政体”和“妨碍治安”的新闻。所有新闻都需邮局检查内容，政府阅看大样。1914年12月4日，袁世凯又公布了《出版法》，规定出版文书图画，应于发行或散布前禀报该管警察官署，并将出版物以一份送该官署，一份经该官署送内务部备案。并规定凡“淆乱政体”、“妨碍治安”、“败坏风俗”等文书图画，一律不得出版。据这些条例，警察机关便可随时以“妨碍治安”等理由，任意查封报社书局，禁止报纸图书发行，以至逮捕编辑、记者。
1914年3月2日，袁世凯公布《治安警察条例》，严禁秘密结社和“劳动工人之聚集”。5月20日，又公布《地方保卫团条例》，命令各县属未设警察地方，由县知事监督，建立“保卫团”，以负责“清查户口”、“搜查盗匪”等。11月，又先后公布了恢复肉刑的《易笞条例》和《惩办盗匪法》。
在对内加强独裁统治的同时，袁世凯对外却一味地屈辱、退让，以博得外国列强的承认和支持。袁世凯执掌民国政权后，为了取得列强的“明示承认”，曾多次表示将承认前清所签定的一切不平等条约。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在就任大总统的宣言中声明：“所有前清政府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条约、协约、公约，必须恪守。前政府与外国公司、人民间所订之正当契约，亦当恪守。又各处外国人民在中国按国际契约及国内法律并各项成案成例，已享之权利并特［3］权、豁免各事，亦切实承认，以联交谊，而保和平。”
不仅如此，袁世凯对于俄、英、日等国还不惜让予新的权益作为交换条件。沙俄乘承认袁世凯政府之机，蓄意扩张它在蒙古地区的侵略权益。声言“不看到蒙古问题的解决，将不会予以承认”。经过交涉，袁世凯终于屈服俄国的压力，互换了《中俄声明文件》，满足了俄国的无理要求。英国则以承认问题要挟袁政府派代表参加由它控制的西姆拉会议，企图进一步染指西藏。日本也乘机挟制袁世凯，勒索满蒙地区的铁路建筑权。1913年10月5日，袁世凯政府秘密签发了中日关于满蒙五路借款预约换文。通过该项换文，日本的侵略势力由南满扩张到热河一带。1914年，日本乘欧洲各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借口对德宣战，出兵侵入我国山东，强占了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袁世凯秘密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为换取日本的支持，于5月9日接受了日本的要求。
至1915年，袁世凯依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支持，建立了较为系统的专制独裁统治。但他并不就此满足，还企图“承天建极”，力谋恢复帝制。12月12日，袁世凯终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宣布复辟帝制，并决定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通电讨袁，许多省份相继响应。护国战争结束了“洪宪帝制”，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撤销帝制。同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三、军阀割据纷争局面的出现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为几个派系，开始争夺中央政权和地盘，其他地方军阀也拥兵自重。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纷争的局面。
在北洋军阀系统中，主要有三大派系。一是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4］二是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三是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皖系军阀控制安徽、山东、浙江、陕西、福建等省。直系军阀控制江苏、江西、湖北、直隶等省。奉系军阀则占据东北三省。非北洋系的地方军阀，在北方，有割据山西的晋系阎锡山。在南方，势力最大的是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和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前者占有云贵，后者占有两广。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而实权则操在袁世凯时期的国务卿兼陆军总长段祺瑞手中。在全国各界的压力下，黎元洪为大总统的北京政府对袁世凯时期的政治体制进行了新的调整，基本废除了袁世凯制定的条例、法规和设立的机构。6月10日，北京政府下令裁撤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其职权分别归还陆军部、海军部和参谋本部接掌办理。6月29日，北京政府决定恢复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废止袁世凯制定的约法，并决定于8月1日召开国会。与此同时，北京政府发布命令，先后废止了袁世凯颁布的《颁爵条例》、《纠弹法》、《文官官秩令》等一系列法规条例。对于地方政府，北京政府也废除了有帝制色彩的将军、巡按使等名称。各省督理军务长官改称督军，民政长官改称省长。
1916年8月1日，国会恢复开会，通过了特任段祺瑞为国务院总理的议案。9月初，段祺瑞组阁，掌握北京政府大权。
段祺瑞执掌北京政府后，对外投靠日本，对内排斥异己。段祺瑞的举动不仅激化了北洋军阀内部的矛盾，激化了与地方军阀的矛盾，也引起了英美等国的不满。于是，各派军阀为争权夺利，明争暗斗。1917年初，日本为了进一步控制中国，促使段祺瑞对德宣战。美国反对日本独占中国，支持黎元洪反对参战。黎、段也各有企图。段企图借参战名义扩充实力；黎则因害怕段派势力过于扩张于己不利，因而利用人民的反段要求进行抵制，并下令将段免职。这就是所谓“府院之争”。此时，盘踞徐州的军阀张勋，在德国支持下，伪装黎、段调停人，率兵进京。7月1日拥戴溥仪复辟。段祺瑞暗中支持张勋复辟，他在利用张勋赶走黎元洪和解散国会后，又组织“讨逆军”，于7月12日攻入北京，驱逐了张勋。溥仪再次宣布退位。副总统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掌握中央政府大权。8月14日，段祺瑞政府对德宣战。
段祺瑞以“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的手段，借口“参战”，以出卖国家主权为交换条件，先后从日本借得总额约五亿日元［5］的“西原借款”，用以扩充军事实力。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又以反对苏俄为名，签定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使日本取得了在中国驻兵及战时直接指挥中国军队的权力。随后，大批日军开入我国东北。9月，日本提出了霸占山东各项权利的要求，段祺瑞政府竟表示同意。
段祺瑞对外出卖国家主权，对内则打着共和、统一的旗号，实行军阀独裁统治。他一方面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纠集一些政客召集了由各省军阀指派的临时参议院，重新制定国会组织法及参众两院议院选举法，。另行选举了新的议员；另一方面，则借口实现“统一”，对地方军阀不宣而战。
对于段祺瑞的毁法行为，孙中山于1917年7月发起了护法运动，提出了打倒假共和、建设真共和的主张，号召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8月25日，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9月，成立护法军政府，孙中山任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任元帅，宣布段祺瑞为民国叛逆，并出兵北伐，开始了护法运动。护法军政府的成立，形成了南北分立对峙的局面。
南方军政府的护法运动为段祺瑞所不容。段祺瑞调直系军队讨伐南方军队。1917年10月，直系军队进入湖南，南方军队也开入湖南与之对抗。直系军阀与段祺瑞素有矛盾，为保存实力，主张停战息兵，和平解决。11月，段祺瑞被迫辞职。
与此同时，孙中山的军政府内部也发生了重大分裂。滇、桂军阀参加军政府，本为利用“护法”的旗号，以对抗北洋军阀。当直系军阀主张停战息兵之议一起，便图谋排挤孙中山。1918年5月，孙中山被迫辞职。他在辞职通电中痛切地指出：“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6］及民意之下”。护法运动遂告失败。
皖系首领段祺瑞辞去国务总理职务后，并不甘心坐视直系势力的扩张。旋即以“参战督办”的名义继续向日本借款扩充其实力，并组织了以徐树铮、王揖唐为首的“安福俱乐部”，操纵新国会。1918年3月，段祺瑞联合奉系军阀入关声援，皖系各省督军也要求段祺瑞复职，冯国璋被迫再次任命段为国务总理。9月，“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钱能训任国务总理，把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势力排挤出中央政府。1919年冯国璋死后，曹锟、吴佩孚成为直系军阀的首领，与南方军阀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并进一步取得英美的支持。直、皖两系的矛盾更加尖锐。
1918年10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全国人民和社会各界都要求消除战争，南北议和。英、美反对亲日的皖系军阀推行武力统一政策，赞成中国南北议和。10、11月间，美国先后向北京政府和南方政府提出议和“劝告”。日本在英、美压力下也被迫同意美国提出的南北停战议和主张。1919年2月，南北双方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由于各派军阀间矛盾重重，会议无任何成果。至5月，谈判宣告破裂。此后，更大规模的军阀混战连年不断。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使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四、民国初年的经济状况及社会结构的变动
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是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发展经济的总政策。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南京临时政府不仅在中央设立实业部，专门司理农业、工业、商业、矿业、山林渔猎各业，而且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工商业的法令规章，鼓励人们兴办实业。在南京临时政府的鼓励下，全国各地的实业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各地工商界纷纷投资申请开办工厂、企业。全国兴起了兴办实业的热潮。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欧洲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民国初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据统计，从1840年到1911年的72年间，中国历年所创办资本额在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总数约950家，创办资本总额约2亿元；而1912年至1920年的9年间，新建万元以上工矿企业有1048家，创办资［7］本总额约2.3亿元，超过了以往72年的投资总额。其中纺织业和面粉业发展最快。如棉纺织业，1913年至1921年，全国华资纱厂的纱锭，由48.4万余枚增至124.8万余枚，增长了157.8%；布机，由2016台增至5825台，增长了188.9%。在面粉业方面，1913年至1920年，新设面粉厂47个。1914年前，面粉每年入超，从1915年起，变为出超。1915年至1920年，面粉出超量由5.79万余担增至344.97万余担，增加了58倍以上。其他轻工业如缫丝、火柴、造纸、卷烟、制革等也得到了较大发展。这一时期，重工业的有些部门如煤、铁、机械等方面也有相当的发展。如民族资本经营的煤矿产量，1912年为80多万吨，1919年增至330多万吨。与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同时，中国民族资本的银行业也得到迅速发展。1911年底，中国本国银行共16家，实有资本总额215万元，到1920年，增至103家，实有资本总额达880万元。
在民族工业的迅速发展中，涌现出了一批有作为的民族资本家。江苏无锡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早年经营钱庄，1901年投资面粉业，先后在无锡、上海创办了茂新面粉厂和福新面粉一、二、三厂。1905年又投资棉纺织业。中华民国成立后，荣氏进一步扩充营业，在上海建立了茂新二厂和福新四、六厂，在汉口建立了福新五厂。1916年在上海创办申新纱厂，1917年又建立了申新二厂。五四运动爆发后，荣氏趁全国掀起抵制日货运动的时机，继续扩展企业。经几年筹划，在上海建起茂新三厂，福新七、八厂，在济南建茂新四厂，在无锡、汉口分建申新三、四厂。到1922年，荣氏企业面粉厂达到12个，纱厂4个，形成了荣家企业体系，成为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
此外，广东人侨商简照南、简玉阶兄弟，清末在香港创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以“中国人请吸中国烟”的口号作宣传，产品畅销华南和南洋各地。1916年在上海设立分厂，1918年将企业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同时改上海厂为总厂，香港厂为分厂，两厂均进行扩建。后在上海、香港两地共设五厂，拥有职工万余人。简氏兄弟由华侨商人成了著名的民族卷烟业资本家。上海人穆藕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在上海、郑州创办了德大、厚生、豫丰等纱厂。广东人郭乐、郭顺兄弟，早年在澳洲经商，后把资金移回国内，1918年创办了上海永安百货公司，1920年发起招股筹办上海永安纱厂，得到许多侨胞的支持。1922年9月正式投产，拥有纱锭3万余枚。以后永安系统的纺织厂发展到4个，在民族棉纺织业中，仅次于申新。浙江人刘鸿生，1920年在苏州创办鸿生火柴厂，以后发展成为民族资本火柴业中最大的资本集团。湖南人范旭东，1914年在大沽口开办久大盐业公司，1918年后又在塘沽创办永利碱厂，出碱后打破了英国卜内门公司对中国纯碱市场的垄断。湖南人聂云台，1919年在上海创办大中华纱厂，拥有纱锭4.5万枚，在同业中被称为“模范纱厂”。这些民族资本家都是实业家，注意采用当时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在发展中国民族工业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诚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民族工业虽然在民国初年得到了迅速发展，但是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依旧很小，并且仍然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征。新开办的企业轻工业多，重工业少。小工厂多，大工厂少。即使在这期间，中国民族工业也没有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封建势力的束缚。
民国初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引发了中国社会层间的流动和社会结构的新变动。在这一时期，地主阶级依然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地主阶级的内部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些地主在工商业利润的驱动下，在收租以外，开始向近代工商业投资。如直系军阀首领曹锟，是天津静海一带有名的大地主，在兼并土地的同时，创办了恒源纱厂，成为工商地主。民国总统黎元洪，不仅是大地主，而且投资创办了一批企业，如中兴煤矿、中原煤矿等12家厂矿和中华汇业银行。
作为中国社会主体的农民阶级此时也发生了明显的分化。由于新兴的军阀、官僚地主和工商地主的大批出现，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土地被兼并。于是大批的自耕农迅速降为少地或无地的农民。如江苏昆山的农户，1905年时，自耕农占26%，半自耕农占16%，佃农占58%；而到20年代初，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分别下降到8%和14%，佃农却上［8］升到78%。有相当一部分无地农民，被迫离乡背井。其中有的长期在社会上游荡，成为游民；有的则进入城市、矿山，成为工矿企业中的工人。
此一时期，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了新的增长。据1918年统计，全国商会会员有16.2万人，华侨商会会员有2.1万人。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严重阻挠，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进一步加深，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进一步增长。但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仍然很小，并且始终摆脱不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抑和束缚，这就决定了这个阶级仍然是软弱的。
工人阶级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新兴阶级，是近代大工业的产物。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产生于19世纪中叶外国资本在中国直接经营的企业里。此后，伴随着外国资本、中国民族资本所创办的企业在中国的不断出现，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数也随之增多。到19世纪末，中国产业工人约有10万人。民国初年，随着资本主义工矿企业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数得到迅速发展。据史料记载，1913年，全国产业工人约50多万，而到1919年，全国产业工人已有260多万，其中铁路工人16万，邮电工人3万，工厂工人83万，矿业工人70万，建［9］筑工人40万，搬运工人30万，海员15万，汽车、电车工人3万。
民国初年社会阶级、阶层的这种变动，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中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发展，代表着新的政治力量的增长，为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五、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中华民国成立后，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新生的社会力量在经济上迫切要求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所代表的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在政治上要求中国的进步和改革，改变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这种要求反映到文化思想上，便是代表中国人民新觉醒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1912年袁世凯执掌民国政权后，为了复辟帝制，极力推崇封建纲常名教，大搞祭天祀孔。一帮帝国主义分子、保皇分子、封建余孽也为袁世凯称帝鼓噪。他们公开诋毁民主共和，鼓吹君主复辟。一时间，社会上“孔教会”、“经学会”等尊孔社团纷纷出现，形成了一股尊孔复辟逆流。有鉴于此，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深感必须发动一场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运动，来唤起大多数人民的民主主义觉悟，扫除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愚昧思想和旧的生活习惯。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从二卷一号改名《新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实行“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聘请了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学者到北大任教。1917年1月，陈独秀受聘为北大文科学长后，《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迁到北京。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李大钊、胡适、刘半农、钱玄同、鲁迅等先后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或撰稿，逐渐形成了以《新青年》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历数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敬告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10］权并重”。旗帜鲜明地举起了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
在民主的大旗下，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大力宣传民主思想，反对封建专制。陈独秀抨击君主专制“以君主之爱憎为善恶，以君主之教训为良知，生死予夺，唯一人之意志是从”，造成“人格丧亡，异议杜绝”，使“民德、民志、民气”扫地以尽。指出由专制政治趋于民主政治，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中国欲求生存，必须抛弃数千年相传的“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11］治”。李大钊也指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号召人民同那些“播专制之［12］余烬，起君主之篝火”的复辟之辈作坚决的斗争。
新文化运动提倡的科学，指的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在科学的大旗下，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大力宣传科学思想，宣扬理性，反对封建迷信和愚昧、盲从。他们指出：“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13］焉。”号召人们用科学态度来对待传统观念和一切社会问题，破除迷信，坚持真理，打破“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14］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树立“真实的合理的”信仰。鲁迅曾著文主张用“科学”这味药来“医治思想上”迷信、愚昧、不改现［15］状、不思变革的病。新文化运动提倡者还运用自然科学常识，驳斥了鬼神迷信，提出了“以科学代宗教”的口号。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在提倡民主、科学，反对专制、迷信的过程中，对于以孔子为代表的旧礼教、旧道德，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他们批驳了那种要求“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鼓吹以封建礼教为“立国精神”的谬论，还击了尊孔复古逆流。易白沙首先公开指名批判孔子。他认为孔子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惯于利用的“百世之魂”，要［16］否定封建专制统治，就必须否定孔子。陈独秀指出，孔子所提倡的“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已不适于现代生活。它同政治上的民主，经济上的财产独立，法律上的平等，伦理上的独立自主人格是不相容的。“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17］不行！”吴虞则以激烈的言辞指出，“儒家以孝、悌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其流毒“不减于洪水猛［18］兽”。鲁迅对孔教的揭露和批判十分深刻，他的《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揭露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文学革命。他们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改良文学的八大主张：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19］避俗字俗语。随后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把反对文言文和封建文学同政治革命联系起来，明确地竖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他提出了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推倒古典文学，建设写实文学；推倒山林文学，建设社会文学“三大主义”，成为文学革命的纲领。［20］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力图通过文学革命，把宣传封建主义的旧文学，改造为适合传播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学。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大变革。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从1917年开始，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一批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社团或刊物。如恽代英等在武昌组织的互助社；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萧子升等在长沙发起成立的新民学会；李大钊、王光祈、曾琦等在北京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等在北京成立的国民社（出版《国民》杂志）；傅斯年、罗家伦等成立的新潮社（出版《新潮》杂志）；陈独秀、李大钊等创办的《每周评论》；匡互生、周予同等发起成立的工学会；邓中夏、廖书仓等发起组织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等。它们旗帜鲜明地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在全国的发展。
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封建势力的仇视与恐惧。他们污蔑新文化运动是“异端邪说”、“洪水猛兽”，对新文化运动进行攻击。1919年3月，守旧文人林琴南在北京《公言报》上发表了给蔡元培的信，攻击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覆孔孟，铲伦常”，是“叛亲蔑伦”，“人头畜鸣”。他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蠡叟丛谈》，以小说的形式发泄其对新文化运动的仇视。封建守旧势力还利用报刊，传播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已被北京大学“驱逐”的谣言。
对于封建势力的攻击，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没有退缩，进行了有力的反击。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撰文指出：“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并明确表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21］陈独秀等人对封建守旧势力的回击，维护了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它高举民主、科学大旗，在政治和思想上沉重地打击了封建主义，破除了传统的封建教条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极大地启发了人们的民主主义觉悟，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进一步激励了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道路、追求社会公正与进步的热情。它是新时代到来的前奏。六、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正当中国社会内部发生重大变化，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的时候，世界政局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件重大历史事件，不仅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同时对中国产生了至深的影响。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组织了以俄国支持的塞尔维亚为假想敌人的军事演习。奥国皇储弗兰茨・斐迪南亲临检阅，被塞尔维亚青年刺死。这一事件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从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正式宣战，到1918年11月大战结束，全世界共有31个国家参战，波及六大洲共15亿人口。这次战争，就其参战国家之多，地域之广，规模之大，破坏力之强，都是空前的，是第一次真正世界性的战争，是人类历史上一场大浩劫。在这次战争中，双方军人死亡共1300万人，受伤、失踪者达2000多万。双方战费开支共达1800多亿美元，外加生产和财产损失等，全部经济损失达2700多亿美元。这次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促进了世界各国人民反战意识的增长和革命运动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根源于资本主义在垄断基础上的强烈竞争性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是19世纪末期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争夺霸权重分世界斗争的结果。这次战争的爆发，使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在战争刚刚结束的1918年，德国人斯宾格勒即推出《西方的没落》一书，断言西方文化正在走向没落。斯宾格勒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欧洲人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悲观情绪。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中国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日本帝国主义趁西方列强陷于战争，无暇东顾之机，借口对德宣战，派兵登陆中国山东半岛，夺得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中国的主权进一步遭到侵犯。
这次大战的爆发，使得西方列强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客观上便利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这次大战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还突出地反映在思想层面上。一部分人开始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产生怀疑，要求重新审视、评价西方文化。《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即连续发表了《大战争与中国》、《大战争之所感》等文，认为西方文化在战争中已尽露弊端，因而要求国人重新评价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绝不能全盘照搬西方。一向对西方文化抱有好感的梁启超，通过对欧洲参战各国的考察，写成了《欧游心影录》，也无奈地感叹西方文化已经破产。于是在中国思想界逐渐形成了一股批判西方文化，推崇东方文化的思潮。这股思潮的兴起，其间固然有一部分出于对新文化运动的不满，但也有一部分人是出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西方文化的反思。长期争论不休的中西文化之争，从此凸显在中国现代历史上。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用革命暴力推翻了地主资本家的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方向，开辟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新时代，给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指出了彻底解放的道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一度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革命高潮。
俄国十月革命和由它引起的世界革命高潮，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十月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1917年11月10日，中国的一些报纸就做了报道。中国人民从报刊报道中初步了解了俄国革命的情况。1918年2月，中国报纸登载了在十月革命第二天俄国苏维埃政府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在国外攫取的全部特权的消息，使中国人民更加了解十月革命。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对十月革命表示了真挚的同情和欢迎，他指导下的《民国日报》，在1918年元旦的社论中说：“吾人对于此近邻的大改革，不胜其希望也。”1918年夏，孙中山在上海致电苏俄政府和列宁，表示“极大的敬意”，并“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十月革命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的新出路，他们开始抛弃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转向研究和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来观察中国的问题。于是在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革命、主张走俄国人道路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是其中杰出的一位。他在1918年7月、11月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热烈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他指出，对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就是德国马克思的学说，“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布尔什维主义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22］的新精神的胜利。”1919年元旦，李大钊发表的《新纪元》一文更是明确表示，中国人民应当走俄国革命的路。
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的十月革命，震动了世界，也震动了中国。它引发了中国人民对中国命运新的思考、新的抉择。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条件。第二节 五四运动 新思潮的竞起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的导火线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结束。1919年1月，27个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拟定对战败国的“和约”。中国由于在大战中参加了协约国方面，所以作为战胜国之一，也派出了陆征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王正廷（南方军政府代表）、顾维钧（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魏宸组（驻比公使）等五人为全权代表出席巴黎和会。
中国人对这次和会曾寄予热切的期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等国和北洋政府宣扬大战的结果是“公理战胜强权”。尤其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和平条款十四条》，高唱反对秘密外交，主张民族自决等，影响了很多人。人们期望通过这次和会，中国能争得在国际上的独立平等地位。
带着全国人民的期望和压力，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了七项希望条件，即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关税自主等。后在中国留欧学生的呼吁下，又提出了取消“二十一条”的要求。
但巴黎和会实际上是由美、英、法三国操纵的帝国主义分赃会议。对中国代表团所提的要求，美、英、法等国以不在会议权限以内为由，予以拒绝。于是，在巴黎和会上，与中国相关的，只有德国在山东的权益问题。在清末，德国曾压迫清政府签定不平等条约，把山东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如今，作为战败国的德国，无条件地向中国归还在山东强占的权益，应是理所当然的。1月27日，和会开始讨论德属殖民地问题。中国代表向会议陈述了德国在山东胶州湾租界地、胶济铁路及其他权利均应直接归还给中国的理由，并提交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详细说帖。然而，中国的要求却遭到了日本的无理阻挠。日本以武装占领的既成事实和中国曾有“欣然同意”的换文为借口，蛮横坚持德国在山东强占的权益应让予日本。在会议期间，中国代表曾多次吁请美、英等国予以支持，但终因他们与日本有着共同利益，而拒绝了中国的请求。
4月30日，美、英、法三国会议在邀请日本参加，拒绝中国代表出席的情况下，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并写进了《协约国参战各国对德和约》。
这样，经过几个月的讨论，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不仅毫无所获，竟与战败国一样受到惨痛宰割。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进一步激化了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封建军阀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终于酿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
5月1、2日，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无理决定传出后，全国愤慨至极。5月3日晚，北京大学及北京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在北大聚会，决定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北京高师、汇文大学、中国大学等13所学校3000多学生，冲破教育部代表和军警官吏的阻挠到天安门前集会。学生们手执写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取消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口号的旗帜，一致要求惩办曹汝霖（交通总长，订“二十一条”时为外交次长）、陆宗舆（币制局总裁，订“二十一条”时为驻日公使）、章宗祥（驻日公使）三个卖国贼。集会讲演后，即列队游行示威。学生们一路散发传单，发表爱国宣言。《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写道：“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23］。队伍先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被外国巡捕无理拦阻。学生们义愤填膺，乃决定去找卖国贼曹汝霖问罪。于是，游行队伍转向赵家楼的曹汝霖住宅。北京高师学生匡互生从临街窗口跳入曹宅，打开曹宅大门，群众一拥而入。学生们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并火烧曹宅。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逮捕了滞留在曹宅附近的学生32人。5日，北京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举行总罢课，抗议北京政府对学生爱国行动的镇压，要求释放被捕学生。6日，正式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
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使北京政府十分震惊。4日晚，国务总理钱能训召开内阁紧急会议，研究对策。5日，教育部下令各校，严禁学生游行示威，并宣称有不守约束者“立予开除”。6日，大总统徐世昌训斥军警镇压不力，下令加强弹压，对不服弹压者即“逮捕惩办”。7日，又下令禁止召开国民大会。但同时，北京政府又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于7日释放被捕学生。
北京政府在被迫释放被捕学生后，看到各校已经复课，便对学生继续进行镇压。5月8日，徐世昌下令警察厅将释放的学生送交法庭审办。随后，北京检察厅传学生预审。与此同时，北京政府还对北大校长蔡元培施加压力。9日，蔡元培被迫辞职出走。
蔡元培的出走，震动了教育界。学生们随即掀起了挽留蔡元培的斗争。5月11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教职员联合会成立，表示和学生们一起战斗。5月19日，北京学生再次实行总罢课。罢课以后，学生们组织“救国十人团”，奔赴大街小巷开展讲演活动和抵制日货运动。
北京学界爱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慌。日、美、英、法等国驻华公使，联合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日本公使更直接向外交部发出警告，催促北京政府加紧镇压学生运动。6月1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名义接连下两道命令：一道命令公然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辩解，说什么曹、章、陆三人在任期间，［24］“各能尽维持补救之力，案牍俱在，无难复按”。另一道命令责成教育部，“警饬各校职员，约束诸生。即日一律上课”，并宣布查［25］禁学生联合会、义勇队等组织。面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高压政策，学生们并没有屈服。6月3日，北京20多所学校数百名学生，大张旗鼓地上街讲演。北京政府派出大批军警驱散听众，并逮捕讲演学生170多人。4日，学生更大规模地出动讲演，又被捕去700多人。5日，学生出动数千人，怒涛汹涌，军警已无法拘捕。
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后，天津、济南、上海、武汉、长沙、南京、苏州、杭州、开封、安庆等地学生群起响应，相继举行了罢课、示威游行、讲演和抵制日货等活动。各界知识分子也纷纷参加到运动中来，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严惩卖国贼和拒签巴黎和约。到5月底，五四运动已逐渐扩展到全国。
6月5日，上海工人阶级举行大罢工，五四运动由此突破知识分子的范围，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发展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的群众爱国运动。运动的中心也由北京移到上海。
首先举行政治罢工的是上海日资的内外棉厂工人。6月5日上午，上海日资的第三、第四、第五纱厂和日华纱厂的工人，为声援北京学生运动，揭开了上海工人罢工的序幕。接着，上海纱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电车工人、铁厂工人、码头工人、海员等相继举行罢工。6月10日，上海工人罢工达到高潮，因海运、铁路、市政等行业的工人参加罢工，致使上海的水陆交通断绝。据不完全统计，自6月5日至11日，上海罢工的企业有50多个，罢工工人达六七万人。
在工人、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下，6月5日，上海商人也举行了罢市，从而实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
上海的“三罢”斗争有力地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发展，全国22个省区、150多个城市纷纷响应，形成了全国规模的“三罢”斗争新局面。在此形势下，北京政府终于被迫在6月10日下令免去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职务。
曹、陆、章虽被罢免，但山东问题仍未解决。6月10日后，要求拒签和约，便成为五四运动的中心内容。6月17日，北京政府电令专使在和约上签字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地随即掀起了拒签和约运动的高潮。19日，全国学联致电北京政府，表示誓不承认和约签字。20日，山东各团体代表到新华门请愿，提出了拒签和约、废除密约、惩办国贼等要求。25日，全国学联发出紧急宣言，号召全国不承认和约。27日，上海各界群众举行万人集会，一致反对在和约上签字，并要求废除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同日，山东、天津、北京、陕西等地代表联合到总统府请援，要求拒签和约。与此同时，全国各地还纷纷举行拒签和约的人民外交大会，发表拒签和约通电。通电警告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如或违背民意，不保留青岛及山东主权而签［26］德约者，当与曹、章、陆同论”。
6月28日为巴黎和约签字之日，旅法的中国工人和留学生包围了中国代表住所，不准他们前往签字。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爱国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实现。
五四爱国运动在取得拒签和约的胜利以后，全国各地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仍在继续向前发展。
五四运动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第一，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它带着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表达了中国人民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的精神。第二，五四运动又是一场文化革新运动，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他各种新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推进了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成长。第三，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显示了自身的力量。经过五四运动，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工人阶级力量的伟大，积极投身到工人中间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第四，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从此，中国革命开始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二、“五四”后新思潮的竞起
五四运动后，西方各种社会思潮蜂拥而至。由于这些思潮不同于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在当时都被称为新思潮。这种思潮，既包括社会主义思想，也包括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思想。在这些新思想中，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有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合作主义、平民教育等。
马克思主义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形成的无产阶级学说。在五四运动前，中国的学人对马克思及其学说已有较多的介绍，但中国人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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