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风华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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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夜遇见历史试读：
自序|历史慰藉岁月
摇篮在一道深渊上晃动，而常识告诉我们，人生只是两片黑暗之间一道短暂的光隙。这是纳博科夫《说吧，记忆》的开篇。一个个短暂的光隙连接起来，就构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
对小说而言，虚构是第一要素。历史写作恰恰相反。于是问题就来了：又有谁能保证，史书中的某个整体或局部就一定是真实的？如果不能保证的话，那么垒建在上面的楼阁就是危险的。这是历史写作的纠结所在。但同时，也是它魅力的由来。正因为如此，在写作中，才会不断地探寻并用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使这楼阁变得坚固。从这个角度说，无论是学术著作，还是通俗读本，一切历史都是个人史。
谈到具体的写作，除风格独立的语体外，我觉得还有以下几点不可或缺：视角、情趣和情怀。
陈寅恪先生在探究唐人志怪与历史真相的关系时，说到了一点：考证史事须“将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因为古时官方所修的正史往往充斥着谎言，很多真相被有意无意地遮蔽，并随着王朝的更迭而越发变得幽暗不清。如何把它擦亮并使其光彩重生，对历史写作者来说是一个考验。其中，把私家笔记与野史“推向历史叙述的中心”，确实是一条蛮可探寻的幽径。这说的就是视角，或称之为眼光。当你发现的蛛丝马迹越多，在烛照历史的死角时，也就越有可能走近最后的真相。
历史写作是深沉的，但亦应该有趣。
美国汉学家谢弗写过一本书，叫《撒马尔罕的金桃》，副题是“唐朝的舶来品研究”。虽然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但却写得趣味盎然，如梦如幻。这是谢弗的伟大之处。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在中国出版时，书名被改成了《唐代的外来文明》。毫无趣感，实际上也是中国当下历史写作的一个致命伤。
对学术著作来说，所谓有趣就是指可读性。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之后，中国的学术丛林里几乎再看不到如田著般叫人心神激荡的作品；大众写作同样如此。东施效颦之风已刮多年。很多人不明白，真正的有趣是指题材、视角、语体以及情感上的综合反馈，而不是所谓的幽默风趣的语言。这有趣，对读者来说是阅读上的快意；对作者来说则是一种品质和境界。
书写者要有自己的情怀。这种情怀既包括对历史事件的卓见，又含有对历史人物的深情。只有这样，书写者才能成为笔下历史的一部分，否则他写下的一切文字皆为枯骨。
这是我对历史写作的一些切实感受。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具体到这本书，简单地说，写了一个身负大名的画家成为凶手，一个为父报仇的皇帝死于宿命，一个莽撞的将军意外改变了文明的进程，一个双鱼座诗人退守内心的田园，一个志怪作家在诗歌时代里的孤独，一个铁腕而多情的宰相横尸大街，一次志在必得的政变被神奇地逆袭，一群鬼魂如何热热闹闹地到深宫弑君，以及一个完美名士最终的厌倦，一种灿烂的风度变成遥远的绝响，一个词人在大雪之夜的无聊出访，一个时代化作铁骑奔流下的前朝梦幻，一个并不遥远但惊心动魄的城陷前夜，还有被误解的贵族、伟大的禅师和微笑的隐士。
时代是仓促的，而且已经如此浮躁。慰藉内心最好的方式，也许就是在夜深人静时，读读那些凝固的烟云？虽然历史中有太多的残酷，但岁月终会赋予它最后的安宁，以及历久弥坚的智慧，并在入梦前的那一刻，神奇地飘到我们枕边。
是为序。
新闻|凶手吴道子
在唐朝，除武宗皇帝一度灭佛外，其他时期佛教盛行。这方面的绘画也十分发达，阎立本、吴道子、卢楞伽、王维等人都是这方面的大家。至于周昉、张萱、韩幹、张璪等以画仕女、骏马、松石著称的画师，也经常画点跟佛教有关的作品。当时，这类画已经呈现出世俗化的倾向，比如宝应寺中的释梵天女就是歌妓小小等人的写真。
佛教绘画在当时主要包括卷画和壁画，这就不能不提到我们所熟知的盛唐画家吴道子。
道子又名道玄，河南禹州人，幼年丧父，生活贫寒，少为民间画工，曾跟书法家张旭、贺知章学狂草，半途而废。学书法不成，改学绘画，习张僧繇。后在山东一个小县做了几天县尉，不耐俗事，拂衣而去，流浪东都洛阳。几年过后，画技已精，但仍无名声，前途渺茫，搞得吴道子很郁闷。正在这时，有个人给他出主意：何不去长安碰碰运气？
长安？
从东都到西京的路有多远？无论如何，那是吴道子的人生转折。
到长安后没两年，吴道子便名满京师，成为当红的皇家画师，与仕女画第一高手张萱并称画坛双星。在任何时代，伟大的艺术家都有其开创者的一面。吴道子也不例外。当时画坛虽然隆盛，但在人物画上，所沿袭的依旧是东晋顾恺之的“游丝线描法”，而吴道子天纵其能，首创“兰叶描”，用状如兰叶（或莼菜）的笔法表现人物的衣褶，画面遒劲有力，凝神观之，有飘动之势，人赞之曰“吴带当风”。
吴道子能画人物，亦能画山水。跟卷画比起来，他更爱作壁画。这跟他的性格有关。道子原本就是无拘无束、天马行空的人，画壁需要的就是这个。他曾在皇宫大同殿画《嘉陵江山水三百里图》，汹涌激荡，势如真水，叫在他身后的玄宗皇帝也没法不扯着嗓子喊好。
作为皇家画师，吴道子经常跟随玄宗出游。有一年，他们去了洛阳。道子故地重游，当然感慨万千。一日，与旧相识聚会，座上有将军裴旻、书法家张旭。张旭自不必说，当时第一狂草大师，裴旻则是剑术高手。所以，在那个局上，裴旻舞剑，张旭挥毫，众人抚掌。喝到痛快处，吴道子振衣而起，当众画壁，一笔而就，有若神助，观者叹道：一日中获睹三绝，真人生之幸事！
说到这里，插一句：中晚唐之际的文宗时代，皇帝以朝廷名义下了道诏书，内容很有意思：封张旭的草书、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术为“唐三绝”。也就是说，通过政府公文的形式，明告全国和域外：记住了，这三样是我们大唐的骄傲！不过，这只是一个版本而已，“唐三绝”还有另一份名单：吴道子的绘画、裴旻的剑术、张旭的草书。在这个名单上，吴道子取代了李白。
作为那个时代的大师，吴道子的壁画多是佛教题材。裴旻丧母在洛阳守孝期间，请吴道子为其在天王寺画壁《鬼神图》。吴道子此前一直在休假，所以对裴旻说：“将军！我很长时间没作画了，若你有意，在我画壁前，为我舞剑一曲，以助灵感，不知可否？”
裴旻剑术，大唐无双，李白曾跟其学剑。吴道子说完，裴旻亦豪爽，脱去孝服，叫人奏乐，随后飞身上马，长剑在手，奔驰往返，所舞之处，青光闪寒，又抛剑入云，高达数十丈，凌空飞旋，一如电光下射。一曲既罢，裴旻手持剑鞘，当空接承。此时天王寺外观者如云，见此情景，无不惊悚。而那剑，却直插入鞘，一时间掌声雷动。吴道子随即起身，凌身画壁，俄顷之际，鬼神森然现于壁上，时有风吹来，诸像生动，势若脱壁，一面杰作由此诞生。
吴道子画壁，或从胳膊画起，或从脚画起，信笔龙蛇，不失尺度。有一次，道子在长安兴善寺画《天王图》，士民围了个水泄不通。道子好酒，每欲挥毫，必须酣饮，然后“立笔挥扫，势若旋风”，在人们惊讶未平之际，壁上已是佛光闪耀。对很多画师来说，当画到佛顶上的圆光时，是必须使用规尺的，但道子却一挥而就。很多时候，与其说吴道子在画壁，不如说他打了一趟拳，一气呵成的精妙即在于此，以致每次画壁时都观者如云，称为盛事。
作为皇家画师，吴道子的官方身份是“内教博士”，又为“宁王友”，是一个从五品的官。宁王是玄宗皇帝的哥哥，平时吴道子以这俩身份出入宫廷。按规矩，皇家画师是不能轻易为他人画壁的。但是，无论是玄宗还是宁王，都比较宠爱吴道子，所以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放开的。只要吴道子想接私活儿，他们并不阻拦。所以，几年下来，吴道子在长安、洛阳名寺画壁三百面，不但广播了声名，而且收入了不少银子。
其中，吴道子在著名的慈恩寺所绘文殊、普贤像以及降魔盘龙图曾轰动一时。他画壁最多的寺院，集中在长安的平康坊。比如，在坊内菩提寺就留下多面画壁：食堂前东壁上画有《色偈变》和《礼骨仙人图》，画技精湛，天衣飞扬，满壁风动；佛殿内槽后壁上，画有《消灾经》，树石古险，令人称奇；佛殿内槽东壁上，画的则是《维摩变》，亦不落俗套。吴道子之所以喜欢在平康坊的寺院画壁，是因为该坊是长安的娱乐区，而且紧挨着热闹的东市，即使夜里长安城宵禁时，这里的酒楼歌馆依旧营业。
不过，吴道子一生最杰出的壁画，跟上面提到的这些画作没什么关系，而是出现在常乐坊赵景公寺南中三门东壁上的一幅白描作品。
赵景公寺为隋文帝皇后独孤氏所建，为的是纪念其父也就是南北朝时西魏大将独孤信（封赵国公，谥号景）。但到了唐朝时，这家寺院已经走下坡路，只排在中游偏下的位置。在吴道子生活的年代，关于该寺最有名的新闻是：其寺前街有一古井，俗称八角井，其水甚甜。唐中宗时，淫逸骄奢的安乐公主路过于此，叫侍女以金碗于该井取水，碗坠而不出，一个多月后，现于长安城外的渭河。
以上传闻是真是假不好说。玄宗皇帝在位时，长安城里各个寺院间的竞争已趋白热化。为了招揽香客和权贵，诸寺使出浑身招数。比如，京西的持国寺为吸引香火，声称他们砍伐寺前槐树时发现奇事：每片木头上都有一名天王的形像。尽管人们指责是假新闻，但该寺还是火了一把。
任何寺院都希望香火旺盛，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此外，香客越多，不仅仅意味着施舍的银子越多，进而能翻盖更宏伟的寺院，还意味着会受到权贵乃至于皇家的关注，僧人们在长安佛界的地位也就越高。所以，那些住持们不得不为怎么叫自己的寺院上水平而冥思苦想。
在这种背景下，赵景公寺的住持广笑禅师也未能免俗，欲花重金请吴道子为其画壁。给广笑出主意的是其贴身弟子玄纵。当时，玄纵说：“师父，据我所知，您与那吴道子在洛阳时就认识，何不拉一下关系？否则，我赵景公寺就越来越冷清了。”
对弟子的建议，广笑是有些迟疑的。他确实跟吴道子是旧相识。还记得么，当年吴道子落魄洛阳时，有位朋友给他出主意：何不去长安碰碰运气？那位朋友就是当时刚在白马寺出家的广笑。那一次，吴道子没饭吃了，到白马寺混饭，在闲聊时，广笑给他指了这条道儿。尽管这条道儿是如此重要，但就两个人本身的关系来说，并没什么深入的交往。
玄纵说：“师父何必顾虑？该多少钱，我们给吴道子多少钱，一笔买卖而已。据弟子所知，吴道子的官价，是每面壁画三千两银子，这点钱我们寺院还是出得起的。当然，如果他念旧情的话，打点折，我们也乐于接受。”
广笑道：“为师担心的不是这个。那吴生虽为皇家画师，但却喜欢在寺中画壁，从东都到西京，很多寺院都请过他了，据我掌握的信息，他已画壁至少三百面，这长安城里就有二百多面，我们再请他画壁，跟其他寺院相比，又如何有独特的优势？”
玄纵是个聪明小子，想了想，说：“弟子以为那些寺院只是追风而已，他们仅仅停留在拥有吴道子的壁画，而没有深究其中的道理。”
广笑一皱眉。
玄纵继续说：“香客们入寺朝拜，施舍钱财，大约分两类，一是真心向我佛门；二是仅仅为求今生平安富贵，志得意满，死后亦不堕入地狱。后一类占了大多数，而且多是达官显贵。所以，画壁的内容非常关键。而那些寺院，往往只请吴道子画些平常的题材，如菩萨、天王、鬼神等等，不能最大限度地震慑那些凡夫俗子。如果我们能够独辟蹊径，请吴道子画一面特别的作品，一方面既可劝人行善，另一方面又可使我寺重现辉煌，何乐而不为？师父博闻广知，深谙佛法故事，所以……”
广笑点了点头，深以为然，闭目思忖，突然睁开眼，道：“《地狱变》？”
按佛教说法，生灵分六道轮回：天道、人道、鬼道、畜道、阿修罗道（阿修罗即界于人、鬼、神之间的精灵）和地狱道。作为六道之一的地狱，是最苦的。在佛教中，地狱是用来劝戒别人的。佛教典籍通过对地狱的黑暗与恐怖的描述警告人们：活着时不可作恶，否则死后当下地狱，受尽折磨。
就在玄纵要请吴道子的时候，广笑一把拉住了他，说：“《地狱变》规模宏大，人物繁复，耗时必长，仅凭我和他的一点交情以及三千两银子是不够的，要想叫那吴生全身心地创作此画，还需要一样东西……”
广笑在玄纵耳边低语几声，后者听完后，说：“师父毕竟是师父啊。”
广笑爽朗的笑声响彻赵景公寺。
广笑派玄纵联系吴道子时，后者刚刚在光宅坊光宅寺完成《变形三魔女》的创作。
对吴道子来说，不是随便哪个寺院请他就去的，一是看他的心情，二是看他对该寺的感觉。前面说了，玄宗和宁王给了很大的自由度，所以吴道子也很知趣，在外面通常只接三五日内完成的活儿，超过这个天数的繁复题材根本不画。
却说此日，当玄纵小和尚出现吴道子面前时，道子正带着众弟子在平康坊的一个酒楼喝酒。道子带徒苛刻，经常揍徒弟。出师前，这些弟子跟随吴道子只干两件事，一是临摹他的作品，二是在吴道子画完后负责填染色彩。也就是说，只有真正出师后才可以自己创作。
见到吴道子后，玄纵的第一句话是，我是赵景公寺广笑禅师的弟子；第二句是，我家师父为您准备了好酒。
最近一段时间，吴道子心情不佳，但苦闷又难以向人表白。所以当看到又有僧人找到他时就显得很烦躁；不过，听到是广笑的弟子，而且还有好酒时，就来了精神儿，说：“莫非那广笑也庸俗了，要请我画壁？”
吴道子的众弟子齐声说：“是啊，我家师父最近不接活儿！”
玄纵嘿嘿一笑，拉了把椅子坐下，说：“但这次大师是必去不可的，我家师父为您准备的美酒，是一大坛川中洞藏‘十八醉’，而且请您画的是《地狱变》……”
吴道子一愣：“《地狱变》？‘十八醉’？”
当年在洛阳时，吴道子一度追随被称为“醉中八仙”的书法家张旭学狂草，虽然没有学成，但却在张旭那里学到不少有关美酒的知识，其中就包括玄纵说的“十八醉”。“十八醉”乃四川山人所酿，经年藏在山洞里，醇香甘彻，回味无穷。由于量小而极为珍贵，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只供应四大都市：长安、洛阳、成都和扬州。每年长安市面上只供应一百八十坛而已。这其中有一半会被皇家买断，其余的流落市面，亦多为权贵所抢。曾几，这种酒，一坛子已炒到了纹银八百两。当然，对长安的很多人来说不缺这点银子。但问题在于，由于数量极少，有钱也没处买。在一次宁王的夜宴上，吴道子曾品得一杯“十八醉”，味道至今叫他难忘。这种酒市面上很少见，那广笑老和尚又怎么会弄来？
这时候，玄纵说：“大师不要生疑，作为酒中仙人，您自知这‘十八醉’非常人所有，这坛酒乃家师十年前云游川地所得，一直藏于寺中，看来倒是与大师有缘了。缘，不可失，亦不可拒啊。”
吴道子大笑：“你果然是广笑老小子的徒弟，他爱酒，多年前在洛阳白马寺我即知。”
玄纵说：“大师答应了？那三千两银子……”
吴道子凑近玄纵，压低声音说：“《地狱变》场景盛大繁复，三五日内如何完成？三千两银子远远打不住吧！”
玄纵说：“您与家师毕竟是故人啊！”
正在这时，几名美女簇拥着一位白衣秀士上得酒楼。见到吴道子，秀士上前相拜，但并不说话。道子亦不语，只是摆了摆手，随后继续跟玄纵说话：“可我并非为广笑私人画壁，而是为你家赵景公寺啊。”
说罢，吴道子放声大笑，带着众弟子呼啸而去。走到楼下时，吴道子突然止步，大声道：“回去告诉我那故人，我明日即入寺去画《地狱变》！”
吴道子本不是爱财之辈。虽然他要价很高，那只是彰显身份而已。这些年，皇家赠与加上私活儿所得，吴道子收入颇丰，也只是在长安、洛阳买了两处房子，在终南山修了处别墅，其他所得除了用在喝酒上外，全部接济了穷人。有一次，在长安东市，吴道子一次发放给贫民二十万两银子。所以，银子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何况他与那广笑还是旧相识。也就是说，那坛“十八醉”确实起了作用。但，这不是一切秘密所在。
吴道子爱酒，却不是个浑人。从这个角度说，真正吸引他的还是《地狱变》这个题材。而且，此时他也确实急需一幅盛大的新作。当然，其中因由只有他自己知道。《地狱变》是佛教壁画中最宏大的题材，内容为厉鬼诸魔、刀山火海，冷热煎熬，用最残酷的刑罚，警告人们生前必须向善，否则人死后即有惨烈的场面在前头等待。所谓地狱，分生地狱、八寒地狱、八热地狱等十八层。其中，生地狱即活地狱，又分三种：在人间罪过轻的，入活地狱后依旧为人形；罪过稍重的，则化为畜生；更重的，则既不成人形，也不成畜形，而为一个个肉块，预示将遭受无边的痛苦。八寒地狱即阿部陀地狱、尼刺部陀地狱、阿吒吒地狱、臛臛婆地狱、虎虎婆地狱、钵罗地狱、钵特摩地狱、摩诃钵特摩地狱。坠入八寒地狱，将会遭遇极度深寒的折磨，皮肤、唇舌、骨头将尽被冻裂，痛苦无比。与八寒地狱相对是的八热地狱。而最深一层，则为阿鼻地狱，即无间地狱，也就是我们说的无间道。凡入无间道的人，将受尽一切苦难，永世无有间歇，永世接受煎熬，永世不得轮回。
故此《地狱变》是佛教壁画中最有挑战性的题材，不仅涉及鬼怪众多，而且地狱类型也非常繁复，整个场景阴森恐怖，是常人所难画出的。在当时，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老画师碰这个题材，也只是试探着作作卷画而已，在广阔的壁上做大规模描绘，整个帝国范围内还没有人敢于尝试。要想画成这个题材，从构思、起稿、勾描，再到上色、完工，最保守的估算，也需要半个月的时间。
但吴道子已决定向皇家请假破除万难入住赵景公寺画这《地狱变》。
在看到广笑禅师时，吴道子说的第一句话是：“故人！‘十八醉’何在？”
广笑再次爽朗地大笑：“果然是吴生啊！”
广笑问吴道子何日可完成此画，后者答：“多则半月，少则十日。”
广笑说：“半月后是七月十五中元节，那老衲就向外界宣布此日揭幕伟大的《地狱变》了？”
吴道子说：“这有何难？拿酒来吧，先喝上两天再说。”“十八醉”确是美酒，两天过后，吴道子已把一大坛子喝光，而意犹未尽。虽然酒喝得不错，但作画时出了些问题。具体地说，喝了两天酒后，当第三天画壁时，吴道子居然手足无措，灵感全无。这种情况在以前是没有过的。所以弟子们在道子身后窃窃私语，站在一旁的广笑禅师和玄纵亦交头接耳，最后广笑笑道：“吴生啊，酒喝得还不到位么？”
吴道子摇摇头，掷笔于廊下，疾步走出赵景公寺。
如果说开始时广笑禅师还笑得出来，那么几天过后他就有点揪心了。因为这样的掷笔而去在随后几天里又发生多次，他不免深深地忧虑起来：如果吴道子的《地狱变》在七月十五中元节不能按时出现在香客们面前，那么丧失信誉的赵景公寺就真的一败涂地了。
一转眼，时间过去了一半，离中元节只有短短七天了。而赵景公寺南中三门东壁上仍空空如也。开始，掷笔后，吴道子出去转悠一圈儿就回来，一头扎进禅房里，大约是构思吧。但自上一次出去后，已连续几天没露面了。最后，找了几圈儿，玄纵才在长安郊外的曲江别墅旁发现昏睡花树间的吴道子。
吴道子呆呆地望着满头大汗的玄纵，后者说：“不是我家师父着急，只是这《地狱变》的揭幕日期已向外公布，到时候如果完不成，我赵景公寺必遭重创！”
吴道子盘腿而坐，沉吟片刻，道：“我心中自是有数。”
玄纵说：“实不相瞒，由于这几天找不到您，我家师父非常着急，为保万全，已有意邀请皇甫轸在寺院西壁另作《地狱变》了。”
吴道子徐徐抬起头：“皇甫轸？”他揪住玄纵的领子，像是自言自语，随后又缓缓地放开。
玄纵说：“正是画坛新锐皇甫轸。据这小子说，他五日内即可完成《地狱变》。不过，我家师父还未最后答应，因为需要跟您做最后的确定。”
吴道子说：“你回去吧，七月十五日前，我必然完成画壁，否则当投曲江而死！”
玄纵嘿嘿一笑，说：“多谢大师。”
打发走玄纵，吴道子长啸一声，引得寻花野步的仕女们纷纷转颈回望。吴道子整了整衣冠，冲她们微微一笑。
没错，皇甫轸就是那日酒楼上的白衣秀士。
关于皇甫轸，我们知之甚少。同样，吴道子也不太了解此人的底细，只晓得他出身寒微，但极具绘画天分，是长安画坛新近冒出的新星。此人不但技艺精湛，而且年轻英俊，已经有人预言：不出几年，此子当为领一代风骚者。
当晚吴道子即返回赵景公寺，恭敬地拜访了广笑禅师。
广笑又一次爽朗地大笑，说：“吴生！我是相信你的，你是我华夏一千年才出的一个天才，《地狱变》固然不易，但又如何难得住你？”
吴道子唯笑而已。
但转天画壁时依旧没感觉，吴道子不禁怪叫一声，跌坐于南中三门的东壁前，胸口犹如被人重击，隐隐地作痛。他望着手中的画笔，那笔如枯枝一般。这叫吴道子想到了自己。最近一段时间，他的年华也如手中的笔一样枯萎了。这一年，吴道子已经整整五十岁。所谓年过半百，大好青春跟他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这天夜里，明月悬于长安。吴道子在禅房里打坐，陷入无法摆脱的迷思。但无论他想什么，皇甫轸那张俊秀的脸都盘旋不去。去年底，一个令吴道子讨厌的文艺评论家就断言：三年内，皇甫轸必然取代吴道子而成为长安第一画师。据说，一向以搜罗文艺名士为己任的宁王已有意把皇甫后生网罗门下。某座上客甚至提议宁王，叫吴道子和皇甫轸当场比画……
说起那皇甫轸，成名作是一年前绘于宣阳坊净域寺南壁上的《鬼神图》。这个题材吴道子曾在洛阳天王寺画过，这些年来被认为是他的第一代表作。所以，当皇甫轸崛起后，人们便都喜欢拿这两幅《鬼神图》做对比。虽然多数人还是认为吴道子的《鬼神图》更胜一筹，但到底有人认为皇甫轸的作品在神韵上超过了吴道子。宁王曾专门问到过这个问题，叫吴道子说一下这两幅画哪个更好。吴道子能说什么呢？皇甫轸的《鬼神图》他是偷偷去看过的。虽然画的是鬼神，但灵气十足，飘逸洒脱，别有韵致。最后，吴道子说：“那后生叫我想起多年前的自己，正走在从洛阳到长安的大路上。”不能不说这个回答是巧妙的，所以当时宁王仰天大笑。
但吴道子明白，皇甫轸异军突起已然是个事实。因为自给净域寺画《鬼神图》后，该寺香客大增。在此前，因有蛇妖作祟的传闻，该寺的香火已是很冷清了。随后，皇甫轸又在吴道子的地盘平康坊菩提寺画了《净土变》，引起巨大轰动，被认为是年度最佳壁画。壁画完成之日，平康坊的歌妓纷纷停业而拥向菩提寺，为的是一睹这绝佳的作品和帅气的皇甫才子。
来赵景公寺前，好几次，吴道子都扮作市民，混迹于人群之中，观看皇甫轸画壁。由于人长得帅，皇甫轸作画时，会吸引大量的长安姑娘观看。其现场挥毫，确实魅力独具，让吴道子想到年轻时的自己，只是这后生长得比自己帅多了。一次，一身白衣的皇甫轸，画着画着，突然放下笔，转身走进人群，朝吴道子深深鞠了一躬。面对从容的皇甫轸，满脸胡子的吴道子在那一瞬间，感觉自己已经老去了。但道子毕竟是道子，在尴尬时刻从容应对，抓住皇甫轸的手腕，说：“我有好酒，欲与后生饮。”
无论如何，在皇甫轸面前，吴道子有一种从没有过的危机感。
在赵景公寺，喜穿白衣的皇甫，仿佛一堵风动的墙壁，压得吴道子喘不过气来。当然，身后的弟子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三年前，师父在崇仁坊资圣寺秉烛醉画《维摩变》，震惊了长安。
可是现在呢？
在寂静的禅房里，当皇甫轸的面容再次出现在吴道子脑海时，一个想法的轮廓慢慢清晰起来。
吴道子悄悄出了赵景公寺，来到了灯红酒绿的平康坊。转了一圈，在一家酒肆里，他拍了拍一个正抱着长剑愣神儿的人，随后摸出二十两银子。在回去的路上，吴道子心里紧了一下：二十两银子，少了点吧？
就要到七月十五中元节了。此刻，夜色降至。吴道子仍在禅房里闭门不出。广笑禅师则已死心，决定明天一早辞去住持之职。但就在这时候，一个莽撞的弟子闯进吴道子所在的禅房，说皇甫轸跟人打架斗殴时，被人失手打死，现凶手在逃。
吴道子紧闭着眼，说：“知道了。”
弟子说：“这真是天佑师父啊！”
吴道子睁开眼，说：“你什么意思？”
弟子说：“如果那皇甫小子不死，定是师父最强大的对手！”
吴道子大吼道：“一派胡言！”
弟子吓得连连说是，在转身退出时，又被吴道子叫住，他问：“你也觉得皇甫轸以后会超过为师么？如果你要觉得不是的话，就开口告诉我吧。”
弟子一阵沉默。
吴道子摆了摆手，说：“你下去吧。”
七月十五中元节，俗称鬼节，又称盂兰盆会日。这一天的午后，长安万众都奔向了赵景公寺，吴道子一夜之间画成工程巨大的《地狱变》的传奇仅仅在半天时间里就传遍了整个京城。
赵景公寺南中三门东壁上的《地狱变》成为吴道子一生最重要的作品。
作为一幅没上色的白描作品，《地狱变》所展现出的阴森恐怖震惊了长安士民。
壁画中，吴道子并没有刻意地去描绘厉鬼的狰狞，更无刀林、沸镬、牛头、阿房，而是以新死之人复杂传神的表情传达他们所受的煎熬和各种地狱的阴惨，观者无不战栗。
正因为这面《地狱变》，使赵景公寺一下子成为长安人气最火爆的寺院，前来上香施舍的平民、权贵络绎不绝。他们在吴道子的画面中领略到地狱之可怕，施舍金钱，为的是死后不坠入这恐怖的幽冥。多少年后，玄纵已变成老僧，有访问者看到《地狱变》，问当时的情景，玄纵说：“吴生画此《地狱变》成之后，都人咸观，皆惧罪修善，两市屠沽，鱼肉不售。”（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也就是说，很多整日杀生的屠夫渔户，看到那壁画后也为之改行。
一百多年后的晚唐时代，深谙佛法的博物学者、志怪作家段成式亦曾参观赵景公寺，在南中三门东壁上亲睹《地狱变》。面对这面壁画，见多识广的段成式亦大为惊悚，竖起了寒毛，在其名著《酉阳杂俎》里做了这样记载：“……笔力劲怒，变状阴怪，睹之不觉毛戴。”
段本人信奉佛教，与长安各寺院的高僧关系甚佳，《酉阳杂俎》中除了记载《地狱变》观感外，叫吴道子郁闷的是，亦记载其刺杀皇甫轸的秘闻：“又，宣阳坊净域寺……院门里面南壁，皇甫轸画鬼神及雕形，势若脱。轸与吴道玄同时，吴以其艺逼己，募人杀之。”
就在万众拜向《地狱变》的时候，吴道子正在广笑禅师的房中。
一旁侍立的玄纵嘴角似乎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笑。广笑终于睁开眼睛，望着长久伏地的吴道子说：“吴生！我知道，没有在心中下过地狱的人，是不会画出这样的杰作的，对吗？”
吴道子心如刀绞，无法抬头。
禅师继续道：“大千世界，万众芸芸，唯心最灵，心中有道，则必有义，有义者，必向善。此次我请你画《地狱变》，尽展地狱之恐怖图景，就是劝恶灵向善。人活着，需崇道、尚义、重善，只有这样，死后才不会下地狱，遭受那无尽的煎熬与痛苦。也只有这样，才不枉费这一世人生啊！”
吴道子大叫一声，冲出赵景公寺。
吴道子浸泡在曲江池中。他希望清澈的水流冲过他身上的每个角落。在这并无变化的世界里，他的恐惧之情一点点紧缩，是想到了那后生英俊的面容，还是年轻时向长安进军的自己？是啊，正如广笑禅师所言，他所要画的《地狱变》不正是要劝人向善以免死后堕入地狱幽冥吗？抑或正因为深深的悔恨，才灵感突来而在一夜间画出这旷世的杰作？吴道子一时泪如雨下。
秘史|黑夜中的唐宣宗
晚唐宣宗皇帝李忱，在位十三年，后代史官将其比喻为“小太宗”。通常的说法是，他即位后，结束了长达四十年的“牛李党争”；在对吐蕃的战争中，也取得了难得的胜利。这一时期朝廷清明，各地藩镇也不敢妄动。而且，他有效地抑制了宦官干政的传统。总的看上去，也确实如此。
但历史的另一面被遮蔽了。
正史记载，宣宗因服用道家丹药而去世。实际上，这位登基后就以彻底追查害死父皇宪宗的宦官集团为己任的大唐天子，同样死于宦官之手。而且，宦官在害死宣宗后，向朝臣称皇帝“食用金丹”而崩。元和十五年，杀死宪宗的宦官，用的是同样的口径。宣宗这一悲剧性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说大过了文宗时代的“甘露之变”。
这一切又从何说起呢？
会昌六年即公元846年，唐武宗死，其叔李忱即位，是为唐宣宗，改年号为“大中”。
关于宣宗的时代，在张艺谋的电影《十面埋伏》的开头有所提及：“唐大中十三年，皇帝昏庸，朝廷腐败，民间涌现不少反官府的组织，其中以飞刀门的势力最大……”这样的描述自然可以一笑了之。宣宗是唐朝历史上最后一位有所作为的贤明君主，虽有固执之处，但整体来说非常不错了。皇帝本人不但勤政，且甚为节俭，体恤民情，最爱微服私访，往往日暮时才回皇宫。对此，晚唐五代尉迟偓所著《中朝故事》多有记载。
当时，大臣劝谏：“陛下啊，您不适宜频频外出！”
宣宗回答：“吾要采访民间风俗事。”
唐宣宗有此作为，与其曲折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
他是宪宗皇帝的儿子，是穆宗皇帝的弟弟，敬宗、文宗和武宗皇帝的叔叔。也就是说，宣宗即位前，他的哥哥和三个侄子相继是大唐皇帝。
宣宗的一生可以说是唐朝诸帝中最奇特的。穆宗为帝时，封李忱为光王。小时候，他看上去痴痴的，智力有些问题。及至长大，显示出贤良品性。穆宗病危时，曾欲传帝位给李忱，但在当时变幻莫测的形势下，终于未成。大约从这一刻起，他就开始如履薄冰，被随后即帝位的几个侄子猜忌。李忱只能韬光养晦，在众人面前保持沉默，作出一副呆傻的样子。
按史上记载：“帝外晦而内朗，严重寡言……”在做亲王时，往往一天都不说句话，敬宗、文宗、武宗生活中的乐趣之一，就是去光王府找乐，想尽办法逗李忱说话。《旧唐书》记载：“文宗、武宗幸十六宅宴集，强诱其言，以为戏剧，谓之‘光叔’。武宗气豪，尤不为礼。”
十六宅即唐朝诸亲王居住之地。即使是文宗这位以老实著称的皇帝，也曾说过这样的话：“谁能叫光王开口说话，我有重赏！”如果说喜欢游玩的敬宗还没把他的这位叔叔当回事，而文宗除了找乐外也没怎么为难过叔叔，那么到了武宗即位后，李忱面临的情况就危险得多了。
因为李忱越是沉默不语，武宗就越是不安。按晚唐韦昭度在《续皇王宝运录》里的记载，武宗在会昌三年，于宫中设宴，密令四名宦官将李忱幽闭，欲沉杀于厕所，但事情未果。李忱在其中一名叫仇公武的宦官的帮助下逃得一命。
晚唐令狐澄所著《贞陵遗事》中，则第一次披露了宣宗出家为僧的秘闻：“宣宗微时，以武宗忌之，遁迹为僧。一日游方，遇黄檗禅师同行，因观瀑布。黄檗曰：‘我咏此得一联，而下韵不接。’宣宗曰：‘当为续成之。’黄檗云：‘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宣宗续云：‘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如果说上面的记载有点演绎成分，那么《中朝故事》里写的就未必全为杜撰了：“宣宗即宪皇少子也，皇昆即穆宗也，穆宗、敬宗之后，文宗、武宗相次即位，宣皇皆叔父也。武宗初登极，深忌焉。一日，会鞠于禁苑间，武宗召上，遥睹瞬目于中官。仇士良跃马向前曰：‘适有旨，王可下马。’士良命中官舆出军中，奏云：‘落马已不救矣。’寻请为僧，游行江表间。会昌末，中人请还京，遂即位。”
从此，光叔开始了自己的流浪生涯。同时代的《北梦琐言》为了显示其流浪江南的隐秘性，记载道：“（宣宗）密游方外，或止江南名山，多识高道僧人。”正史上虽未记载他出家为僧，但却说其“器识深远，久历艰难，备知人间疾苦……”这里的“久历艰难”很可能包括其出家的经历。
关于宣宗出家的寺院，有河南淅川香严寺、浙江海宁安国寺两说。香严寺传说称，宣宗在该寺出家七年，当是夸张；如果其真的出家云游，按诸笔记所载，多称其游历江表，在浙江海宁安国寺出家的可能性更大。宋代笔记中多有此记载。但在武宗会昌末年，他应该返回了长安。因为会昌六年三月一日武宗病危，这一天他被宦官拥立为皇太叔，即在此之前已恢复亲王身份。
武宗没儿子，在其将死时，宦官们商量着立个好摆布的人为帝。这是他们选择宣宗的原因。但即位后宣宗出色的施政手腕使宦官和大臣瞠目结舌。
宣宗早年信佛，晚年信道，同时又亲近儒士，每每与大臣讨论问题；爱惜书生，常于殿柱上题写秀才、举人和进士的名字。他与大臣的关系非常和谐，每有大臣外出，他总会写诗赠送。在接见臣子前，总是更衣洗手，整理装容。处理政务，更是夜以继日。若有章奏涉及朋党，他会偷偷焚烧掉。
宣宗十分勤俭。
在唐朝，后宫生活中有一个习惯，皇帝与妃子同房时，必用龙脑香、郁金香点缀地面，宣宗废除了这一淫逸的习惯。他所穿的龙袍，往往是洗过多次的；每天的餐饭，也不过三四个菜。有一天，皇后患病，召御医上汤药，及治愈，宣宗从自己的袖子里取出几两金子，塞给御医，说：“不要让内官得知，若知道了，恐怕会有谏官上疏呀。”皇帝拿自己的私房钱感谢医生，但又担心这样做会为谏官所阻，惶恐中见出其可爱的形象。
当然，有时候他也发脾气。
有位官员叫孟弘微，很自大。有一次，宣宗与大臣议事，孟插嘴：“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用？”陛下您怎么不知道有我这么个人呢？为什么不因我出色的文字才华而叫我当翰林学士？宣宗怒道：“卿何人斯，朕耳冷，不知有卿！”皇帝说，你谁啊？我耳朵冷，不知道有你这么个人！转天，宣宗对宰相说：“此人太过狂妄，随便就要当翰林学士，想得太容易了吧！”
宣宗又勤政，事必躬亲，明察秋毫。
在那个时代，宣宗确实想为这庞大的帝国做些事，扭转一下帝国大厦的颓势，哪怕延缓一下它倒塌的速度也好。可暮色已至。在他做皇帝的第十个年头，一个诗人踏上长安城南的乐游原，写下名诗：“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诗人回望长安，看到它浸于一片灿烂而诡谲的晚霞中。
大中年间，可谓唐朝最后一抹辉煌。
这是帝国的庞大暮色，也是宣宗自己生命的暮色。因为在大中末年，那些不男不女者习惯弑君的阴影再一次在窃窃私语中覆盖了大唐皇帝。
前面我们说过，宣宗即位后就开始追查害死父亲宪宗的宦官阴谋集团。
宪宗被宦官王守澄、陈弘志谋弑时，宣宗只有十多岁，震撼是巨大的。宪宗死后，很多涉案者都逍遥法外。宣宗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假如有朝一日登上帝位，将不惜一切代价把弑君者全部惩处。为此他韬光隐晦，忍辱负重，最终骗过宦官并巧借其力成为帝国皇帝。直接弑君的王守澄、陈弘志在文宗年间已被杀，于是宣宗就把所有跟他们有密切关系并涉嫌弑君案的宦官一个个处决，最后连郭太后也没放过。
郭太后是郭子仪的孙女，升平公主与郭暖的女儿，嫁给宪宗为妃，生后来的穆宗，但与宪宗感情极僵，后者一度欲废除穆宗的太子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坊间传说郭妃与穆宗一起联合宦官，策划了元和十五年的弑君案。对此宣宗自有耳闻。所以他称“长庆（穆宗年号）之初，乱臣贼子”，一口一个“元和逆党”，后来把穆宗的灵位也驱逐出太庙。
宣宗即位后，郭太后是很惶恐的。有一次，她想跳楼自杀，把不孝之责推给宣宗，幸被宫女所拦。宣宗听说后大怒，随后没几天，郭太后就暴死了。“宪宗皇帝晏驾之夕，上虽幼，颇记其事，追恨光陵商臣之酷。即位后，诛除恶党无漏网者。时郭太后无恙，以上英察孝果，且怀惭惧。时居兴庆宫，一日，与二侍儿同升勤政楼，依衡而望，便欲殒于楼下，欲成上过。左右急持之，即闻于上，上大怒。其夕，太后暴崩，上志也。”这是晚唐最重要的史书裴庭裕《东观奏记》里的记载。“上志也”，换句话说，宣宗赐死了具有重大涉案嫌疑的郭太后。
虽快意了恩仇，但宣宗也不得不面临一个危险的局面。这危险仍来自宦官，主要是新一代掌握着禁军神策军的宦官。
铲除宦官专政是宣宗上台后的既定政策。为此，他曾经跟宰相令狐绹密谈过。令狐绹当上宰相跟宣宗的“元和情结”有直接关系。
宣宗是如此地崇敬他的父皇宪宗。
宪宗曾游青龙寺，宣宗也多次到该寺，“至青龙佛宫，永日升眺，追感元和圣迹，怅望久之”。至于发现令狐绹，则是因为：有一天，他在延英殿听政，问宰相白敏中：“当年宪宗下葬景陵，忽遇大风雨，送葬的人们都急着避雨，只有一山陵使攀着灵驾不动，那是何人？”白敏中答：“景陵山陵使令狐楚。”宣宗问：“他有儿子吗？”白敏中答：“长子绪，随州刺史。”宣宗说：“有做宰相的才华吗？”白敏中答：“绪小时候患有风痹，不能担重任；次子绹，湖州刺史，有台辅之器。”
就这样，令狐绹被召到长安，出任翰林学士，转年就当上宰相。虽然宣宗对令狐绹不错，但后者鉴于“甘露之变”的惨痛教训，没敢采用激进的办法对付宦官，只提出了一个保守之策：有罪的宦官，当然要惩处；空下来的职位，则不再安放新宦官。宣宗不太满意，他亲自宣布了一条诏旨：如果军中将帅出现差错和罪责，监军的宦官将担负连坐的责任。这个措施应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在这种局面下，有些宦官坐不住了。《新唐书》：“（严遵美）父季寔，为掖庭局博士。大中时，有宫人谋弑宣宗，是夜，季寔直咸宁门下，闻变，入射杀之。明日，帝劳曰：‘非尔，吾危不免。’擢北院副使，终内枢密使。”也就是说，宦官已经开始动手了，只是没得逞而已。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宣宗发现身边那些性别模糊的脸渐渐变得陌生而可怕起来。
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春，宣宗的感觉越来越不妙了。
他想在朝廷上寻找可以信赖的大臣，商讨对付统领神策军的权宦的计策。但一谈到这个问题，大臣们都顾左右而言他，不愿意参与其中，当年“甘露之变”失败，宦官仇士良诛杀四宰相的一幕似乎就在眼前。宣宗当然非常失望，一种巨大的孤独感笼罩了他。他明白，大臣已习惯了这种政治框架，宦官喜欢拥立皇帝，就叫他们拥立去吧，谁坐在龙椅上对大臣来说没太大区别。
在这种情况下，宣宗想到跟自己关系最近的大臣韦澳。
前一年，韦澳以检校工部尚书兼孟州刺史，且充河阳三城怀、孟、泽节度使。《东观奏记》中有这样一条极有价值的记载，披露了当时宣宗危险的处境和他采取的措施：“韦澳在翰林极承恩遇，自京兆出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当轴者挤之也。大中十三年三月，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就加中书令，上命宣徽南院使王居方往魏博赐麻制，假道河阳。上以薄纸手诏澳，曰：‘密饬装，秋当与卿相见。’戒居方曰：‘过河阳以此赐澳，无令人知。’居方既至，密以宸翰授澳。上七月寝疾，八月晏驾……”
文宗之后，天下多变，唐史开始一点点空白。裴庭裕在昭宗时代被赋予编撰《宣宗实录》的责任。
修实录前，裴庭裕“自为儿时，已多记忆，谨采宣宗朝耳闻目睹”，撰成《东观奏记》三卷，以备史官使用。该书内容相当严谨。按裴庭裕记载，宣宗在感到身边宦官的威胁后，发现朝堂上又无人可用，于是派忠心于他的宦官王居方，假借出使河北魏博镇，中途绕道河阳，给在那里的韦澳带去亲笔信。为防万一，在信中他没说得太直接，似乎是在向韦澳讨养生秘方：“久别无恙，知卿奉道，得何药术，可具居方口奏。”随后，又隐晦地告诉韦澳：“秋当与卿相见。”
大唐的一代皇帝，处境如此之困顿。
韦澳似乎有些觉察，回信给宣宗：“……方士殊不可听，金石有毒，切不宜服食。”
王居方回来后，把韦澳的书信呈上，宣宗看后“嘉其忠”，向左右展示说：“韦澳有宰相之才，我将召他回来，委以重任。”
这一切看上去就非常自然了，韦澳回京也就不突兀了，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只是宣宗仍旧低估了宦官的阴险与残酷。他带信给韦澳是大中十三年春，到夏六月，宣宗病了：后背生了小疮，但并无生命危险。但宣宗是何等聪明的人物，知道自己这一病，就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因为按唐宫经验，不轨宦官往往会选择这时候向皇帝下手，随后向朝臣宣布皇帝死于疾病。
宣宗的猜测马上就得到证实。
有人要动手了。他就是左神策军护军中尉王宗实。
史上对此人没明晰记载，只知道他是宣宗时代的宦官，掌握着神策军主力。宣宗担心的正是此人。就在六月间，王宗实借口宣宗染疾不能外出，动用亲信军士与宦官，将其半软禁起来。宣宗是八月七日被宣布死亡的。从六月到八月这两个多月的时间，皇帝跟外面的大臣基本失去了联系。
困顿中，宣宗仍决定最后一击，他采取了一个冒险措施：用当年文宗之策，提拔一派宦官，打击另一派。他想到内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以及为他送过信的宣徽南院使王居方。在八月初的一天，找了个机会，诏三人入寝宫，告诉他们辅佐好皇子夔王滋，等于给此三人暗示，自己是信赖他们的。《东观奏记》里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段：“上自不豫，宰辅侍臣无对见者。疮甚，令中使往东都太仆卿裴诩宣索药，中使往返五日。复命召医疮方士、院生对于寝殿，院言可疗。既出，不复召矣。”
在这里，提到宣宗派出一名信使到洛阳太仆卿裴诩宣那里“求药”，只言“往返五日”而没提结果。这个叫裴诩宣的太仆卿在《新唐书》和《旧唐书》中没有任何记载，是因为官职不显（太仆卿，负责马政），还是别有原因？长安那么多太医，为什么花费多日时间到洛阳一个负责马政的人那里“索药”？或因当时宣宗的另一亲近之人女婿郑颢在洛阳（时官拜河南尹）？随后的记载更蹊跷：先是说宣宗的疮病是可疗的，但随后又说太医走后，“不复召矣”？是谁在其中阻拦太医进一步给宣宗看病？
大明宫的月色渐渐狰狞起来。
先看看《新唐书》中的记载：“大中十三年八月，宣宗疾大渐，以夔王属内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等，而左神策护军中尉王宗实、副使丌元实矫诏立郓王为皇太子。癸巳，即皇帝位于柩前。王宗实杀王归长、马公儒、王居方。”
史载王归长、马公儒、王居方三人矫诏，将王宗实转任为淮南监军。王接旨后就想启程赴扬州，但副手亓元实提醒他：也许圣旨是假的？何不进宫面见陛下再说？等他们进入寝宫，宣宗已经驾崩，宫女正围着遗体哭泣。随后王宗实怒斥王归长等三人，三人吓得趴在他脚上求饶。王宗实当即派人到十六宅迎接宣宗长子郓王温即皇帝位，并杀夔王滋及王归长、马公儒、王居方。
在这里，有一个插曲：大中十二年初，宣宗曾召罗浮山道人轩辕集入宫，访以治国治身之术。一年后的春天轩辕集就要求还山。
宣宗问：“先生再留一年不可以吗？”
但轩辕集去意已决。
宣宗又问：“我天下当得几年？”
轩辕集说：“五十年。”
宣宗很高兴。及初秋遇害，宣宗五十岁。
在有志怪色彩的晚唐笔记《杜阳杂编》中，记述则是：“先生舍我亟去，国有灾乎？”宣宗问。
轩辕集不语。
宣宗又问：“朕能做多少年天子？”
轩辕集取笔写“四十”，但“十”字上挑，意为十四年。
轩辕集由宦官推荐入宫，在出入宫廷的这一年里，他发觉和洞察到了什么？他有关宣宗首尾在位十四年的预言故事，就仅仅是一个带有志怪色彩的传说么？
回到八月的那天深夜，宣宗被宣布死亡的前一天，也就是八月六日。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天的深夜的情境大约是：宣宗从睡梦中惊醒，但随即发现不是在做梦，一只真实的死亡之手牢牢地扼住他的咽喉。或许那只手还端着一杯毒酒。宣宗听到尖细的笑声。他熟悉那笑声。小时候，他总从那怪笑的噩梦中醒来，是那笑声杀害了自己的父皇。而现在，他再次听到那笑声，看到一张惨白的阉人的脸。现在是大中十三年初秋，但所有的一切跟元和十五年春他父皇宪宗死时的情景没什么区别。“秋当与卿相见。”他终于没能等到韦澳。
在还叫光叔的日子，深冬的一天晚上，他跟武宗出行回来，于路上坠马，因在队伍最后，人们都没发现。当时天降大雪，朱雀街上清冷异常。光叔大呼道：“我光王也！”半晌，才有巡夜人员过来，但不知道雪地上的人说的是真是假，最后嘀咕着又走了。
光叔慢慢爬起，发现巡夜人员留下一个罐子，干渴的他一饮而尽，开始以为是水，喝到嘴里竟是酒。他感到一丝温暖。站起身，这时候雪更大了。他想在风雪中冲破这无边的黑夜，只是这黑夜那么漫长……
文明|相遇
唐玄宗时有大将安思顺，是安禄山的远亲，天宝年间任河西节度使。当时安禄山已坐大，明眼人皆知其谋乱在即，安思顺为避免受牵扯，故而行事谨慎。几年后，“安史之乱”终于爆发。高仙芝率军迎敌，但被监军宦官诬告，玄宗皇帝下旨，于营中斩杀高仙芝。另一名将哥舒翰继任，素与安思顺不和，就趁机构陷思顺，道其与安禄山勾结，有谋反的嫌疑，玄宗又斩杀思顺。
其实，安思顺跟那个年代的多数胡人将领一样，是非常忠于唐朝的。虽然跟安禄山沾亲，但并没有越轨行为。可以说，跟后面写到的高仙芝一样，思顺之死也是冤案一桩。自安禄山起兵后，做了几十年太平太子的玄宗已方寸大乱，有丰富军事经验的名将连续被冤杀，导致变乱之初的局势一团糟。
只说安思顺，在他活着的时候，为表达心意，曾献给玄宗一条美丽的五色玉带。玄宗特别喜欢这条玉带，同时也迷上了这种质地的宝玉。于是，就叫人到国库中搜寻用该玉制成的器物。但找了半天，仅发现一只玉杯。玄宗十分郁闷，问内侍五色玉产在哪儿。内侍回禀产于西域。玄宗大怒，叫使者飞马西域，责问诸蕃国为什么吝啬于献宝进贡。西域诸国答：真不是这样啊，我们经常进贡，但每次都被小勃律抢走，因此运不到长安。使者回报玄宗，后者立伐小勃律。
小勃律在哪儿？
勃律为古国，原在今天的克什米尔北部。在唐朝初建时，吐蕃强盛，击破勃律，使之一分为二，留在原地的被称为大勃律，向西北迁移至今吉尔吉特、斯卡杜地区的一支，称为小勃律。小勃律所在的位置重要，正处于唐朝通往西域各国的咽喉要道上。
开始时，唐朝跟小勃律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开元初，小勃律国王亲入长安朝贡，受到玄宗接见。后小勃律遭吐蕃攻击，玄宗命人组建西域联军援救小勃律，成功合击了吐蕃军。但后来，吐蕃军二攻小勃律，并将其彻底征服。由于降服于吐蕃，所以西域诸国使团再入唐朝时，往往被小勃律以及驻扎在该国的吐蕃军团打劫。
在玄宗皇帝意欲攻打小勃律时，很多大臣都急忙劝阻，一些大臣的意见是：打，可以打，因为小勃律位置关键，况且已依附吐蕃，对唐朝的“安西四镇”（于阗、龟兹﹑疏勒、焉耆，由安西都护府统辖）是巨大威胁。但至于怎么打，谁人统兵远征，还需要从长计议。如果仅仅是为了点玉，就贸然远征，未免意气用事。
就在这个时候，宰相李林甫出班发言，表示完全支持这次远征，而且认为兵贵神速，立即就打。他的观点很简单：小勃律不断打劫西域诸国朝贡长安的使团，这本身就是对唐朝的大不敬，出师远征已完全有了借口，无须再观望什么。而且，远征小勃律，不仅在于加固四镇的安全，更在于杀鸡给猴看，叫欲望越来越大的吐蕃有所畏惧。李林甫还提到一点，说最近西域二十多个国家为什么都转投吐蕃？因为它们和长安之间的通道被堵死了。即使从这个角度，讨伐小勃律也属迫在眉急。最后，他提议叫大将王天运做远征军的统帅，立即带兵去教训小勃律。
玄宗大喜，认为李林甫说到了他心坎里。
就这样，王天运领兵四万出征。在路上，又会合了一些国家的军队，随后组成一支以唐军为主的多国部队，热热闹闹地向小勃律进发了。
从大唐到小勃律，需要翻越帕米尔高原，其艰险程度可想而知，由于路途漫长，出发时是初秋，至小勃律国都时已是冬天。兵临城下后，唐军二话不说，立即攻城。
小勃律国王有点迷惘。这时候，手下的一位谋士提醒说：我们依附了吐蕃，又不时打劫远方诸国往唐朝进贡的珍宝，他们肯定是生气了。
这位国王一害怕，下令叫人停止抵抗，并派使者前往唐军大营，表示愿意继续归顺唐朝，把国内所有五色玉都献给唐天子。的确，当时小勃律亦产五色玉。杜甫曾诗云：“勃律天西采玉河，坚昆碧碗最来多。旧随汉使千堆宝，小答胡王万匹罗。”
但被王天运一口拒绝。
这位傲慢的将军继续纵兵攻城，看来确实想给小勃律一个教训。就这样，小勃律国都陷落，唐军大肆杀掠。国王化装跑掉，唐军俘虏了该国国民三千多人，带着他们以及包括五色玉在内的大量珍宝踏上东归之路。
时令进入深冬，衣着单薄的唐军，在重新翻越帕米尔高原后，行至一大湖边。此时天地昏暗，暴雪从天而降，大风骤起，激起湖水，冻成冰柱，随后冰柱又被大风吹断。入夜后，天气更寒，唐军除了汉、胡各一人生还外，其他都被冻死，所俘小勃律国民生性耐寒，尽逃而去。
生还的汉人正是王天运将军。天运侥幸跑回长安，向玄宗报告了情况，说自己的士兵被冻成冰人，也许要永远地伫立在异国他乡了。玄宗大惊，但并不相信，所以叫人星夜兼程，飞驰至那大湖边，见湖边冰柱如山，犹然而矗。隔着透明的冰山，可以看到湖边唐朝士兵的尸体，都已被冻成冰尸，或立或坐，姿态各异，仿佛冰雕。
此战王天运所率唐军虽攻入小勃律国都，但最后却亦真亦幻地几乎全都葬身于湖边。
在暴风雪的袭击下，大军一夜之间被冻死？在概率上说，也不是一点可能性都没有。征伐小勃律国，须翻越帕米尔高原。作为世界屋脊，这一带属高寒气候，夜间更是寒冷异常，加上暴风雪骤起，达到极度深寒也未可知（从贞观到天宝年间，在西域作战的唐军，经常出现一夜间冻死冻伤大队人马的事情）。
关于王天运伐小勃律，在史书上记载得比较模糊，只有零星片语散见于唐人笔记中。甚至有人认为，虽然史上确有王天运其人，但却根本就没有这次远征。不过，依据当时西域的形势，假如完全否认这次远征，也未必就一定更靠近真相。在当时，小勃律是唐朝和吐蕃反复争夺的地区。玄宗时代的历任安西节度使（田仁琬、盖嘉运、夫蒙灵察）都远征过小勃律。由于需要越过茫茫高原，路途漫长且气候恶劣，加之小勃律又有吐蕃军的支持，所以前几次讨伐都没有成功。
到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安西节度夫蒙灵察的副手高仙芝（高句丽人），率军一万再征小勃律国。当时，高仙芝从安西都护府驻地龟兹（今新疆库车）出发，继续翻越世界屋脊，于茫茫冰山雪岭上绝地行军，最终成功地深入异境，一举征服了小勃律，并俘其国王，致使西域七十二国皆降。至于那位王天运将军，有没有参加这次行动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四年后，他战死于唐朝进攻南诏的战争中。
就在王天运死去的这一年，征服小勃律的高仙芝又开始了一次大冒险。
作为玄宗年间最著名的边境将领，高仙芝是以“贪婪的征服者”的面目出现在史书中的。灭小勃律后，他因功升为安西节度使。之后七八年，率唐军转战西域，擒王灭国，声威远震。每次高仙芝入朝，都要带回不少战利品。战利品不是某国国王，就是某部落的可汗。所以，玄宗每次看到高仙芝时，都紧握其双手，第一句话往往是：辛苦了。
当时西域有个石国，是汉朝月氏人后裔，中亚“昭武九国”之一。当初，一部分月氏人居住于祁连山昭武城，后为匈奴多迫，迁徙于中亚的粟特地区，即今天乌兹别克的撒马尔罕一带。后裔在当地建立了康国、石国、安国、米国、曹国、史国等九个国家。石国在一件事上得罪了高仙芝，后者称其“无番臣礼”。在高仙芝看来，得罪他就是得罪唐朝，所以即行征讨。大兵压境后，石国国王主动请降，高仙芝假装应允，随后袭国都，俘国王，掠珍宝，屠其城。在回师路上，又顺道征讨了突骑施国（西突厥一支），俘其可汗。所以，在天宝十年（公元751年）正月高仙芝入朝献俘时，一次性交给唐玄宗以下战俘：石国国王、突骑施可汗、朅师国王（此前一次远征中俘获）和吐蕃的一名大酋长。
对高仙芝在西域的征战，玄宗有喜有忧。喜的是，有此经验丰富无往不胜的大将，忧的是有人弹劾高仙芝兴师灭国有自树其威和假公济私的嫌疑，比如对石国和突骑施的攻打。但玄宗也是个好大喜功的人，因而并没治罪高仙芝，只是一度想把他跟前面提到的河西节度使安思顺对调。但安不想去西域上任，设计叫部下强留，最后没调动成。就在这时，西域又面临着一次新的大战，想调回高仙芝也不可能了。
其实，无论是攻击小勃律国，还是征服其他国家，都是唐朝与吐蕃、大食西域争夺战的一部分。如果单纯地指责高仙芝好扬威异域也是不恰当的。在高仙芝一连串的行动下，到八世纪中期，吐蕃的进攻势头已被遏制，在“安史之乱”前他们实际上一度退出西域的争夺战。
但欲望更加强烈的大食帝国又来了。
高仙芝毁灭石国后，该国王子逃了出去，转诉于西域各国。此时，以大马士革为都城的大食（阿拉伯帝国）已崛起，一直在向东方发展，已经征服了不少城邦。所以趁此机会，大食联合西域属国，欲进攻大唐的安西四镇。高仙芝得知这一消息后大惊，遂决定主动出击。
唐朝和大食为当时世界上的东西两大帝国。当时，唐朝的触角往西伸展，大食的触角往东扩张，火星撞地球的事迟早要发生。
跟王天运当初伐小勃律一样，高仙芝也组成了多国部队。这也是唐军在西域征战的惯例。这一次，联军中，除两万唐朝骑、步兵外，还有一万名来自葛逻禄和拔汗那的士兵。拔汗那是当时西域古国，汉朝时称大宛，以出“汗血宝马”著称。葛逻禄则跟突骑施一样，是西突厥的一支。但该部族狡猾无常，天宝初年才降服于唐朝。
就这样，在天宝十年（公元751年）的四月，高仙芝率领两万精锐的唐军，又一次从龟兹出发，开始了对大食的远征。在向西的路上，陆续会合了葛逻禄和拔汗那的人马。此时，大食帝国的四万主力军也在由西向东进行搜索。最高统帅是这个帝国呼罗珊地区（统辖今伊朗、阿富汗和土库曼斯坦的一部分）的总督艾布，实际指挥官是一名叫齐雅德的大将。
历史上，大食帝国分白衣大食和黑衣大食两个王朝。最初建立的是白衣大食，又称伍麦叶王朝。后阿拔斯以呼罗珊地区为基地，发起反对伍麦叶王朝的战争，在一年前也就是公元750年的春天攻陷大马士革，建立阿拔斯王朝，也就是黑衣大食。这是一个更加强盛的帝国，当时从西域到西亚，很多国家已经臣服。
就这样，高仙芝的三万军队和齐雅德的四万军队，一个由东向西，一个由西向东行进……三个月后，也就是七月时，两支军队的前锋一抬头，都发现了对方。这时候，他们所在的位置，是西域腹地的怛罗斯（现哈萨克斯坦的塔拉兹，以前称江布尔）。
这次相遇是划时代的。
当时的怛罗斯属大食帝国。对这个地方，久经阵仗的大唐安西军团的士兵并不陌生。
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前面提到的突骑施发生内乱，叛军盘踞在两个地方对抗唐军，一个地方是我们熟悉的碎叶城（传说中李白出生的地方，今俄罗斯托克马克），另一个地方就是怛罗斯。唐军攻克碎叶城后，分遣一部兵力长途奔袭怛罗斯，克城擒王，一战而定（随后，突骑施在唐朝的支持下，一直跟大食帝国作战）。
当高仙芝的安西军团抵达怛罗斯时，大食帝国也组建了一支联军，除四万阿拉伯骑兵外，还纠集了六万属国的部队，一共十万人拦截唐军。也就是说，在怛罗斯城外，是一场三万打十万的会战。在人数上，高仙芝不占优势。但他手下的唐军尤其是作为主力的两万汉家子弟，每个人都是身经百战，所谓“汉兵大呼一当百，虏骑相看哭且愁！”
高仙芝出身军将世家，祖上是高句丽人。这很正常。唐是一个世界性帝国，所用将领来自各个民族。仙芝美相貌，但又极勇猛。每次阵战，身先士卒。所以，在两军对垒的怛罗斯，再次出现这样的场面：高仙芝一骑挥刀奔在最前面，身后一左一右是李嗣业和段秀实。其中的李嗣业，为当时之悍将，最善使陌刀（唐时特有的武器，一种两面带刃、双手使用的长柄战刀），到什么程度呢？“当嗣业刀者，人马俱碎”。可以想象那血肉横飞的场景。当初高仙芝攻小勃律，嗣业身先士卒，以一口陌刀杀敌无算，挡者立死。在他们身后，则是乌云一般席卷而来的大唐骑兵。这样的场面，多少年后依旧令人心神激荡。
唐朝这三万军队，以骑兵为主，辅以重步兵和弓弩兵。
唐骑配备的武器是马槊与横刀（刀身狭直如剑，长柄，可双手握，后为日本人所改造，成为日本刀）；重步兵使用陌刀。陌刀的柄与刃的比例大约是二比三。刀刃的宽窄一如日本刀，但并不弯曲，而如长剑一般直。这种刀，又被称为“断马剑”，是专门对付骑兵的。盛唐军队在西域征战，面对游牧民族的骑兵，陌刀发挥了巨大作用。
追击战中，当然是骑兵争先。但在对阵战中，唐军的战术是，陌刀兵在最前面，后面是弓弩兵，再后面才是骑兵。
在怛罗斯，唐军和大食军整整厮杀了五昼夜。
第一天激战中，精神强悍、勇猛顽强且经验丰富的唐军，在力战之后取得了优势，当日就击灭大食联军三千人。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尤其是在广阔大草原上列阵对决，其残酷性是后人难以想象的。怛罗斯于是成为八世纪中期的“血肉磨房”。当对阵到第四天时，唐军已力斩大食联军近两万人。当然，唐军也付出巨大的代价。因为阿拉伯骑兵亦是当时最强悍的骑兵之一，人手一把锋利的大马士革弯刀。四天下来，唐军也有六千人战死。
当两军厮杀到第五天，入夜后，一个天不佑唐的消息传到高仙芝耳朵里：军中的葛逻禄籍士兵叛变了！数千人从唐军身后兜杀而来。此时，正面的大食军队拿出全部骑兵，在齐雅德率领下，也发起了反击。瞬间，唐军已处于两面夹击中。古时作战，不怕正面强攻，就怕两面夹击。因为这对士兵们心理的冲击是巨大的。
唐朝的安西军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第五天遭到大食军队的翻盘，“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但这并没有摧毁高仙芝的意志，他想收拾残部，向大唐属国借兵（一如唐太宗时代的外交官王玄策降服天竺那样），与敌再战。终为李嗣业所劝阻。就这样，仙芝带着残余的五六千人马退回了龟兹。大食军队畏于唐军的勇武，也没敢乘胜追击，而是见好就收，至此也停止了东进步伐。
在新、旧《唐书》中，关于怛罗斯之役的记载非常零星，两书的撰写者似乎并不太关心这一战，认为只是唐朝在西域若干次征战中的一次而已。但这一战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却产生了巨大影响：该战中，大食军队俘虏了一些唐朝士兵和工匠，造纸术、指南针和火药由此传入阿拉伯，随后又传到欧洲。世界文明的进程就这样神奇而又偶然地被改写了。
当然，高仙芝也从怛罗斯带回来一些东西，比如一种叫“诃黎勒”的东西。唐人的记载是：“高仙芝伐大食，得诃黎勒，长五六寸。初置抹肚中，便觉腹痛，因快痢十余行。初谓诃黎勒为祟，因欲弃之，以问大食长老，长老云：‘此物人带，一切病消，痢者出恶物耳。’仙芝甚宝惜之，天宝末被诛，遂失所在。”这是一种可以去掉恶疾的宝物。但是，在玄宗末年，唐朝之疾已经无法根治了。
在高仙芝带着“诃黎勒”和几千名残兵忧郁地回到大唐后，玄宗宽慰有加，征其入朝，封右羽林大将军。在长安，高仙芝开始了难得的一段安闲的日子。但四年过后，天宝狂飙骤起，“安史之乱”爆发。玄宗以高仙芝为主将御敌。在叛军强劲的攻势下，仙芝被迫退守潼关。这时候，监军宦官上谗言，指责高仙芝作战不力，且克扣给士兵的军需与赏赐。六神无主的玄宗，在震怒中，传旨立斩仙芝。被缚后，高仙芝说：我退守不假，但若说我克扣军需与赏赐，实在是冤枉。他对手下士兵说，如果我说的是真的，你们就回答。于是，营中士兵皆呼：枉！但亦被扑杀。
先贤|绿野堂，白居易
一唐文宗大和九年冬（公元835年）京城长安“甘露之变”爆发时，白居易正一个人独游洛阳香山寺。
从悲剧性上来说，“甘露之变”是中国古代第一痛史。当时，唐文宗与大臣在朝堂上设计谋诛专权的宦官不成，反被宦官仇士良率军所害，转眼间皇帝被幽禁，四名宰相被杀，长安上千士人死难。
多日后，长安的消息传到洛阳，白居易坐于窗前久久无语，写下那首《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
在白居易诞生前的盛唐时代，帝国气象万千，色彩瑰丽，开边的武功和天下一家的自信，直接影响了士人的内心。
在那个时代，士人们积极入世，渴望建立功业。这种豪迈高拔、自信进取之风，浓缩在边塞诗歌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岑参的《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脱鞍暂入酒家垆，送君万里西击胡。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这就是盛唐之音的全部所在。还有王昌龄的《从军行》：“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至于王维的《燕支行》：“汉兵大呼一当百，虏骑相看哭且愁”，更是表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
盛唐边塞诗歌，与其说是开辟了文学史上的一个类型，不如说是拓展了中国士人心灵的疆域。而且，当时的不得志者，犹不自怜，比如王勃在《滕王阁序》中表现出的状态：“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尝高洁，空怀报国之情；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又如陈子昂在《答洛阳主人》中的豪迈：“方谒明天子，清宴奉良筹。再取连城璧，三陟平津侯。不然拂衣去，归从海上鸥！”
盛唐士人还有一种先秦游侠之气，这从史家对他们的人生追记中可以看出端倪：诗人王翰，“少豪荡，恃才不羁，喜纵酒，枥多名马……”王之涣则“少有侠气，所从游皆五陵少年，击剑悲歌……”盛唐当然有孟浩然这样的隐逸之士，但更多的是“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的进取者。而且，他们的功名之心有一种清朗之感，难以跟“利禄熏心”联系起来。盛唐士人敢于袒露自己对功名的向往，把它当成自我进取的一种激励，这一点跟战国士人有些相似，而与魏晋士风相反。
支撑盛唐士人这个精神特点的是那个时代的自信，这使他们的功名心具有一种人格魅力。盛唐那一代人虽是文士，但却超越了文士的书窗和藩篱，以另一种狂放不羁打造出有别于前朝的士人精神。他们在盛世繁华中开辟了大漠孤烟之路，并在这种体验中获得新的力量，最终打造了一种恢弘豪迈的盛唐新风。“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探使回。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安史之乱”爆发了。始于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即公元755年的这次叛乱，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水岭。这个分水岭不是经济上的，而是精神上的。从中唐开始，长安朝廷对外解决不了藩镇问题，对内解决不了宦官问题。唐宪宗时代的君臣还一度有振作大唐的想法（元和中兴），但“甘露之变”以后，士人中断了忧国忘己、用命朝廷、重振大唐的梦想。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时代，有一个人的身影代表了唐朝士人最终在心灵上的归宿，他正是开篇提到的在洛阳山野间漫游的白居易。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盛唐造就了李白，“安史之乱”成全了杜甫。但从士人文化史的角度看，给后世影响最大的唐朝士人，既不是李白，也不是杜甫，而是白居易。
回望中国士人心灵史，除孔孟老庄这样类型以外，生于唐朝前对后世士人影响最大的，当属阮籍、谢安（或者包括陶渊明）。谢安是后代士人的一个理想标杆；阮籍则是各种不得志的士人自我安慰的宗师。那么，唐朝和唐朝之后有没有士人的榜样？两个人：一个是唐朝白居易，另一个是宋朝苏轼。
白居易之所以在中国士人心灵史上非常重要，在于他是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士人先驱，更是“中隐”概念的最初阐释者和实践者。
从白居易的心态变化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中唐士人曲折的精神足迹以及最终的人生选择：被贬江州前，白居易以积极的热情刚直入世，而江州之后的人生，虽放在整个仕途上看仍是上升的，但在内心却选择了独善其身的人生方式。
如果说谢安是先隐后仕，那么白居易则是先仕后隐，而且选择的又非陶渊明的方式，而是“中隐”的道路。所谓中隐，界于隐在朝市的“大隐”与隐在林泉的“小隐”之间，即吏隐，具体地说，是在朝廷之外做闲官。“中隐”这种调和折中的处世哲学，深深影响了此后中国士人的人生观。二
白居易，字乐天，祖籍山西，公元772年生于河南新郑，这一年是唐代宗大历七年，阳历2月28日（奇异的是，李白、王维的阳历生日也是这一天）。
白居易生于一个下级士人家庭，对他来说，成长的过程无非就是读书的过程。因为他也有一个进士梦。白居易聪慧而刻苦，细腻而敏感，喜欢写诗，又有刚直的一面。在“安史之乱”后，跟成长于那个时代的唐朝青年一样，他还具有一种家国情怀，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再现大唐盛世。不满二十岁时，白居易去长安漫游过一次，拜见了老诗人顾况，留下那个著名的典故。顾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看完白诗后，又言：“有才如此，居又何难！”
唐德宗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白居易二十八岁，再入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因诗赋才华横溢，所以一考即中。他被授予的第一个官职是秘书省校书郎，也就是皇家图书馆校对订正典籍的职务。按当时仕途惯例，进士在朝廷干过一段时间后要到基层锻炼，白居易随后就做了长安附近的周至县县尉。
在周至的日子，白居易笔耕不辍，写出人生第一首杰作《长恨歌》。
一时间，长安纸贵，从士民到皇帝，都在争看一个三十四岁青年的长诗，为何竟写得如此悲婉哀伤？这一年是唐宪宗元和元年，也就是公元806年。此外，他还写下大量关心政事民生的诗歌，因此被正欲有大作为的宪宗皇帝关注，转年一个调令将他调回朝廷，先后担任翰林学士、左拾遗。翰林学士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左拾遗则是朝廷的谏官，只有清正之士才可以担任，由此可见当时白居易的形象。
此时的白居易，积极进取，勇于言事，兢兢业业，刚直不阿，屡陈时弊。当然，他最擅长的还是将诗歌与政治结合起来，以诗言事，甚为犀利，一时朝野都知道有个白居易。挑毛病还是要继续的，有时让皇上也很没面子。河北藩镇王承宗反，宪宗以他最信任的宦官吐突承璀为主帅，白居易上疏极力反对，认为宦官不应为一军之帅，自古以来没有先例。
宪宗很生气，原话是：“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
同僚李绛为白居易辩解：“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诛，事无巨细必言者，盖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轻言也。陛下欲开谏诤之路，不宜阻居易言。”
宪宗毕竟是中唐英主，回答道：“卿言是也。”皇帝可以宽容他，但朝廷上的那些他得罪过的同僚却没那个心胸。
到唐宪宗元和三年，发生了一件影响整个中晚唐的大事件。但当时看起来，这个事件也就是一次单纯的官员之争，没人会想到为后来打了伏笔，引起了蝴蝶效应。
这年春天，考中进士的牛僧孺、李宗闵通过试卷批评了朝政，那时候的政治与明、清不同，大家都可以对朝政说三道四，皇帝也不会因此杀抨击者的头。主考官杨於陵、韦贯之认为二人有高才，作为覆考官的白居易、王涯等人也持同样意见。当时的宰相是出身赵郡高门的李吉甫，他有点坐不住了，毕竟他是当政者，于是入宫向宪宗皇帝哭诉，称牛僧孺、李宗闵私交主考官，宪宗随后把杨於陵、韦贯之、王涯等人贬到外地。
牛僧孺、李宗闵作为新科进士，本来朝廷是要授予官职的，但也因为受到牵连，没能在朝廷做官，而进了地方幕府。这件事在朝中引起人们的议论。事件中，白居易没被贬官，刚直的他向皇帝上疏，认为杨、韦、王不应被贬，退一步说，即使录取牛、李真有什么问题，他白居易本人也应该受到惩罚。
宪宗皇帝重定此事，把宰相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这就是后来绵延四十年的“牛李党争”的最初导火线。“牛党”领袖实际上不是牛僧孺，而是李宗闵；“李党”领袖则是李吉甫之子李德裕。正因此事，李德裕颇记仇于白居易，后来其当政，终身不看白诗。
只说白居易。
左拾遗官期满，被任命为京兆府户曹参军，在名臣裴度手下为官，负责首都长安的财政。
就在这个期间，长时间患精神疾病的母亲去世了：在园中逐花落井而死。在古代，王朝标榜以孝治天下，父母死后，子需丁忧，即回乡为父母守孝，通常为三年。不管你当着什么官，哪怕是宰相，遇见这种情况，也得自动辞官。三年期满，才能重返仕途。
白居易在乡守孝三年多，到元和九年底，才期满回朝，被授太子左善赞大夫，隶属东宫太子的一个谏官。于是就到了对诗人来说极为重要的元和十年，这一年是公元815年。
这一年夏六月，藩镇李师道派遣刺客入长安，在力主削藩的宰相武元衡凌晨入朝途中将其刺杀，御史中丞裴度被刺伤。一朝宰相横尸街头是自古以来未有的大事件，当时刺客极为嚣张，在长安留下这样的字迹：“毋急捕我，我先杀汝！”朝廷的权威受到重大挑衅。事件爆发后，白居易怒发冲冠，第一个站出来向皇帝上疏，要求全力捕捉刺客。
武元衡凌晨被刺，白居易当天午时就呈书于皇帝。难道这有错么？
常人看来，不但没错，而且忠烈可嘉。但官场的各种规则，白居易忘记了；站在一边的他得罪过的人，白居易忘记了。白居易上疏后，有大臣立即站出来，不是要求捕捉刺客，而是指责白居易：白担任太子左善赞大夫，是东宫太子属官，而宰相被刺后，上疏言事的应是朝廷谏官，白居易先于朝廷谏官上疏，破坏了朝廷规矩，也就是说越位了。《旧唐书》云：“（元和）十年七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
此时的宰相是谁？
除被刺的武元衡外，宰相还有张弘靖、韦贯之。
二人都不是小人，张以“雅厚信直”著称于时，韦“严身律下，以清流品为先”，二相指责白居易，纯粹是站在官员各在其位的角度。在这个关节上，有人向白居易砸去了更重的石头，这就是“不孝”的罪名。有人称：白居易之母因看花落井而死，白在守孝时却写下与花、井有关的诗歌……
陷害者既有被白居易抨击过的不法之臣和宦官，也有李吉甫的门生，各种看着白居易不顺眼的人暂时团结在一起，这下宪宗皇帝也难办了，于是贬白居易为江州刺史。江州是今天的江西九江，在唐时已非常重要，属中上等州，白被贬至此，可以看作皇帝的照顾。
但白居易刚出长安，时任中书舍人的王涯（后升为宰相，死于“甘露之变”）就上疏皇帝，说白居易不孝，这样的人怎么能做一州刺史？宪宗只好追加了一道命令，再贬白居易为江州司马。
王涯何以落井下石？
王在当时亦有文名，但为人刻薄，在元和三年的科考案中，白居易和王涯同为覆考官，李吉甫进言后，王涯等人被贬官，白居易无事，这大约是个线头。这仅仅是笔者猜测。三
从长安到江州，千山万水。
白居易一路行来，思绪万千，怎么一下子就到了眼前这一步？
仿佛命运跟他开了个玩笑，而他还没有醒过神儿。他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即使先于谏官上疏，不合朝廷规矩，也罪不至此吧？后来我们看《唐律疏议》发现：这确实不构成罪名，何况上疏的背景是当朝宰相被刺这样的特殊事件。他更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落井下石。他是不是得罪的人太多了？江州之行对他的命运来说意味着什么？他还有机会返回长安吗？
一路行船，白居易陷入巨大的迷惘。
在路途中，他收到挚友元稹的书信，山水间孤立无援的白居易一时间热泪盈眶，随即和唱一首《舟中读元九诗》：“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
前面说过，在周至做县尉时，白居易就写出了《长恨歌》。十年过去，他已名满天下。江州刺史崔能郊迎诗人，在随后三年里，崔能非常照顾白居易。白虽是司马，但实际上是个闲官。江州依长江、靠庐山，优美的山水环境，使远离京城是非之地和官场风暴中心的白居易有了一段闲暇的时光。他常一人独上庐山，那里有著名的东林寺。白居易在庐山建了一个小小的别墅。在幽谷花树间，白居易访僧问道，流连忘返。
在江州，白居易“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但实际上诗人仍意气难平。在《与杨虞卿书》中，他这样写道：“（宰相武元衡被刺后）皆曰：丞郎、给舍、谏官、御史尚未论请，而赞善大夫反忧国之甚也？仆闻此语，退而思之：赞善大夫诚贱冗耳！”现在看此书，其愤怒之情在千年后仍跃然纸面，可见其当时内心的苦闷之情。
转年秋天的一个傍晚，白居易于江边送客，萧瑟秋风抚过，诗人感到一丝人生的寒冷。眼前那传来凄美琵琶声的小船，催生了一首杰作。
还是看看诗人自己写的原话吧：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遂命酒，使快弹数曲。曲罢悯然，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漂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因为长句，歌以赠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
在这里，不想去说诗歌本身的艺术价值，而只想靠近诗人那一夜的心境。对他来说，那一夜即一生。而那一夜的心境，又可以用《琵琶行》中的两句说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在这个夜晚，他这样的士人，与一个流浪的琵琶女，又有什么不同？
诗人另一种人生的大幕，似乎已经在江州悄悄地拉开一角。四
后人说江州是白居易的两界山。
贬官前，白居易刚直激切，勇于言事，深得东汉士风；贬官后，趋向于独善其身，“世事从今口不言”。实际上，江州虽拉开了幕布，但大曲线上诗人仍是进取的。对诗人来说，真正的“中隐”转折，是后面提到的唐穆宗长庆二年主动要求外任杭州这个节点上。
按唐制，三年为贬官期。三年已到，长安来了消息，任命白居易为蜀地的忠州刺史。
元和十四年春，白居易离开江州，溯江而上，去忠州赴任，舟行长江，正逢挚友元稹自通州司马迁虢州长史，二人竟遇于夷陵江面，可以想象当时二人之激动。白、元弃舟登岸，阔谈三日而别。白居易继续逆水而上，元稹则顺流而下。元稹后因得宦官推荐，成为新登基的唐穆宗眼前的红人，最后做了宰相。
在忠州，为官之余，白居易访问山川，写了不少诗，比如《步东坡》、《东坡种花》、《别种东坡花树》。宋代苏轼的经历很像白居易，在其《送程懿叔》诗中也说：“我甚似乐天……”他一生仰慕白居易，故取号“苏东坡”。
忠州离京城长安近了些，白居易的心理上又有一个微妙变化。
这在诗中有所体现，《别种东坡花树》：“何处殷勤重回想？东坡桃李种新成。”这个时候，他大约又振作了一下，对长安和未来又有了一丝轻轻幻想。但就在白居易东坡种花树时，京城长安已是血雨腥风：
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对白居易又怨又爱的大唐宪宗皇帝李纯暴死。
唐宪宗在位十五年，在位期间最大限度地抑制了藩镇，出现“元和中兴”，但没想到却死于宦官之手。当时，在权宦梁守谦策划下，宦官王守澄和陈弘志弑君。背后可能有太子即后来即位的穆宗李恒的参与，唐朝宫廷阴谋之深远非今天我等所能想象。
唐穆宗的长庆时代被认为是唐朝士人最后的振作期。
这之后，虽有唐武宗会昌之治，但那只是李德裕一人苦撑。再后来唐宣宗勤政，但合朝士风已经没了，意思不一样了。穆宗皇帝是读着白居易的诗长大的，所以做皇帝的当年，就把白居易召回长安，在司门员外郎一职过渡后，很快任命白居易为礼部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这是个五品官。
按这个安排，皇帝大约有意叫白居易将来做宰相。因为按仕途路线，如果不出意外，白居易随后会被升为中书舍人，然后就是宰相。
唐时规定，朝臣官服分四种颜色：紫色（一、二、三品）、绯色（四、五品）、绿色（六、七品）、青色（八、九品）；同时，佩带相应的“鱼袋”，一、二、三品官佩“金鱼袋”，四、五品佩“银鱼袋”。此时，白居易不但配了银鱼袋，还第一次穿上绯红色的朝服。对诗人来说，虽有江州的悲观，但经过忠州的迂回，此时可以说为之一振了，于是有诗《初著绯，戏赠元九》：“晚遇缘才拙，先衰被病牵。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绯年。身外名徒尔，人间事偶然。我朱君紫绶，犹未得差肩。”
这时候，小白居易七岁的元稹，借宦官之手，已是中书舍人，三品官。元白二人情感深厚，但有一个不同：在仕途上，白居易是有底线的，绝对不会阿谀和依靠宦官，而元稹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好。五
就在白居易回朝后，唐穆宗长庆元年春，朝廷再次爆发进士科考案。
如果说元和三年的案子是“牛李党争”的导火线，那么长庆元年的案子就是那一声爆炸。这一次考试由礼部侍郎钱徽主试，李宗闵、杨汝士为副手，最后郑朗等十四人考中进士，其中包括李宗闵的女婿、杨汝士的弟弟。而在此之前，任宰相的段文昌（《酉阳杂俎》作者段成式之父），曾托钱徽照顾一下他的人：杨浑之。但结果杨并没被录取。
段文昌愤愤，后来他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在离开长安前，向唐穆宗上疏，认为考试不公，为何主考官的亲戚都中了进士？此时，李吉甫之子李德裕已入仕为翰林学士，因父亲在元和三年的科考案中被贬，李德裕一直记在心头，以士族门荫入仕的他对进士向无好感，于是跟同为翰林学士的李绅、元稹向皇帝进言，支持段文昌。唐穆宗大怒，下令重考，结果是，上次中进士的十四人中，十一人落榜，钱徽、李宗闵、杨汝士等人被贬。
也就是从此开始，李德裕、李宗闵陷入水火不容的境地，在朝中互相倾轧，一党得势，则尽贬另一党，达四十年之久。
白居易的挚友元稹站在李德裕一边，并推荐白居易为二次主考官，从这个角度来说，李德裕应“原谅”白居易，但事实上却没有。其中一个原因大约就是“牛党”成员杨虞卿是白居易的妻兄。
对白居易来说，这两次科考案中都有他的身影，一如命运刻意的安排，让他又一次没逃过朋党之争，尽管他根本无意于此，且不属于任何一党。到后来白居易升为中书舍人时，“牛李”朋党已陷入混战。不过，即使如此，如果他谨小慎微地走下去，仍有可能最后做上宰相。但事实是，他在中书舍人的位置上干了不到一年就走人了。
走之前，白居易仍上疏皇帝，陈列时政之弊，终不为所用。
长庆二年（公元822年），五十岁的白居易主动要求“外放”做官，出任杭州刺史。《旧唐书》记载：“时天子荒纵不法，执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复乱。居易累上疏论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
这是白居易人生观的真正转折。
杭州三年对白居易来说是闲适的、美好的：“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在杭州，白居易用老子无为而治之术，如《三年为刺史》所写：“三年为刺史，无政在人口。唯向郡城中，题诗十余首。”这段时间，是他“中隐”理想的一个小小的实践。通过在外为官的“中隐”，在儒家的入世与道家的出世间，他得了人生的乐趣与安宁。
在这种实践中，他发现了一片精神的新天地。
后来的岁月里，白居易又做过苏州刺史。但在这个任上病倒了，于是向朝廷请病假。当时，诗人刘禹锡罢和州刺史，两人北返时遇于扬州。刘性格开朗乐观，席间赠诗于白居易，就是那首千古名诗《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六
后来的白居易，在唐文宗时代做过一段秘书监（皇家图书馆馆长），有诗《秘书后厅》：“槐花雨润新秋地，桐叶风翻欲夜天。尽日后厅无一事，白头老监枕书眠。”虽然也是个闲官，但白居易却有离开长安的想法。
此时，白居易被任命为刑部侍郎，而“牛李党争”也已趋于白热化，两党互相攻击，文宗皇帝也没办法，有这样的郁闷之语：“去河北藩镇易，去朝廷朋党难！”两党之人像走马灯一样出出进进。白居易本是无党派，但李德裕认为他跟“牛党”的人关系近。在此乱局下，白居易称病退居洛阳。病假期满后，正式向朝廷提出留在洛阳分司东都，朝廷随后给了他一个太子宾客（正三品）的职位。
东都分司官是唐朝政体的一个特点。
当年武则天以洛阳为东都，长期居住办公于此，后来唐天子将朝廷迁回长安，但洛阳仍留下了一套官员班子。从中唐开始，洛阳分司官成为一种现象。很多著名士人都曾分司洛阳，比如韩愈、李绅、李德裕、令狐楚、裴度、刘禹锡、白居易……
在洛阳做分司官的士人中，分两种，一是受困于党争，被排挤出朝廷，被迫来到洛阳；另一种是经历宦海浮沉，对仕途失望且失趣，主动请求担任分司官，半官半隐。白居易自然是后者。由于洛阳分司官基本上是闲官，所以在洛阳，士人的生活就是游宴山野，诗歌唱和，把酒言欢，形成了唐朝特有的闲情生活圈。这个圈子的心态实际上就是晚唐整个帝国士人的心态。
对白居易来说，退居洛阳后，写下了那首著名的《中隐》诗：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除白居易外，当时退居洛阳的还有前宰相裴度以及刘禹锡。以这三个人为核心的洛阳名士圈的主要活动地点，是裴度在洛阳南郊所建的绿野堂别墅。别墅里楼榭亭台，花木扶疏，景色绚美，用史书里的说法，白居易、刘禹锡和裴度等人酣宴终日。
李德裕也一度在洛阳为官，在洛阳郊外由龙门奔伊川的林木深处，建立了一个比绿野堂更大的庄园，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平泉山庄。山庄周边长超过四十华里，里面奇石异木数不胜数。
白、李二人不睦已久。
在洛阳时，有一日，刘禹锡到李德裕那里，问他最近是否看过白居易的新作。李德裕说：“很多人都拿他的诗歌文章给我看，但都被我收起来了。对白居易，我不满意已经很久了。他的诗歌文章精绝，但我再看有什么意义呢？也许看完后会改变我对他的看法，所以还是不看得好。”
尽管如此，作为名士，白、李在大面上还过得去。
李曾多次邀请白居易去平泉山庄做客，白也欣然往之，并写有《醉游平泉》：“狂歌箕踞酒樽前，眼不看人面向天。洛客最闲唯有我，一年四季到平泉。”七
朝廷后来一度任命白居易为河南尹，这虽然不是分司官，但行政办公地点仍在洛阳，所以白居易就没拒绝。到大和七年，白居易仍以太子宾客的身份分司洛阳。也就是在这个任期内，长安爆发了“甘露之变”。
四名宰相白首同归，青山独往的白居易一声叹息。
白居易虽已半官半隐，这些年的遭遇，已使他丧失了对政治的热情，但当四名宰相一并为宦官所杀的消息被证实时，他的愤愤之情仍是难以隐藏的。
和当年藩镇刺杀宰相武元衡于长街一样，“甘露之变”的性质极为恶劣，亘古未有。但同时，不否认，白居易也有一丝庆幸：事情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不是全身远祸于洛阳“中隐”，假如他还留在长安，即使没参与谋诛宦官的密谋，而以自己一贯不与宦官合作的底线，也极有可能使他死于这场事变。
王涯又如何？当年落井下石的那个人，一向注意保护个人，虽没参与计划，最后仍没逃脱一劫。
事变发生后，朝廷任命白居易为同州刺史，白以“身力衰”为借口拒绝。
此时虽然宦官当权，但他们也不想为难这位名满华夏的大诗人，于是在文宗开成元年，改授白居易为太子少傅，继续分司洛阳，这已经是正二品的官了，同时晋封他为冯翊县侯。这一年，白居易六十四岁。
新上任后，白居易写下《从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于是就不能不提到樊素和小蛮，白家的两个美丽歌女。白居易曾为她们写下这样的诗：“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
后代士人对白居易晚年蓄养歌妓的做法颇为指责，认为白这样的人物怎么能养歌妓并得乐于其中？但他们没有指责过谢安。这是为什么？在这里，不为白居易辩解，只说一句：超越时代和人性的道理不太好找。
此时的白居易，虽闲居洛阳，但就影响力来说，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皇宫，都已经全面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诗人。无论哪个阶层的人，出口都能背诵白居易的诗。不仅如此，白诗在当时就已流传到日本和朝鲜，两国为之风靡。作为一个诗人，还有什么比这更叫人高兴的呢？八
唐武宗会昌二年，也就是公元842年，白居易七十岁，以刑部尚书致仕，正式退休了。
白居易退休那一年，挚友刘禹锡已去世。元稹多年前就去世了。前几年，裴度也去世了。退休后的白居易在精神上是孤独的。
看不上自己的李德裕还在，唐武宗即位后深得信赖，回长安做了宰相，而且一做就是五年多，作为“李党”之魁首，他尽驱“牛党”，成为帝国第一大佬。此时的唐朝，在他的铁腕治理下，内抑宦官，外平回鹘，藩镇也很老实，不敢说回到盛唐时代，但跟宪宗的“元和中兴”有些相似了。
白居易在失落中有些欣慰。那些都是他被贬江州前的梦啊。
朋友们一个个地离开这纷繁险恶的人间，是什么支撑白居易继续走下去？“栖心释梵，浪迹老庄。”
到了唐朝中期以后，士人渐渐有了一个心灵轨迹，那就是：“夫教，始于儒，中于道，终于释。”或者说，“外儒而内佛”。
晚年的白居易，经常一人流连在洛阳的群山中，独自打坐在碧岩之上。
早年时，白居易身具儒家积极用事的情怀；江州之后的中年岁月，被老庄知足与逍遥的处世哲学打动，上至精神所求，下至具体生活，走的也是道家的路子；及至晚年退居洛阳，又寄精神于佛教禅宗。他经常到洛阳外龙门山上的寺院向高僧如满问禅，姚合有诗《寄东都分司白宾客》：“阙下高眠过十旬，南宫印绶乞离身。诗中得意应千首，海内嫌官只一人。宾客分司真是隐，山泉绕宅岂辞贫。竹斋晚起多无事，唯到龙门寺里频！”
会昌五年，白居易与八位老士人结社于香山寺，被称为“香山九老”。
对佛教，有人是坚决抵制的，比如韩愈。作为一个纯正的儒士，他反佛而无果，才有登华山痛哭之事。与“斗士”韩愈相比，白居易中年以后的人生定位是生活优游、心灵富足的凡客。在他的时代，经六祖慧能和其身后一代代大师的努力，禅宗已开始悄悄浸染士大夫的内心了。
作为一个佛教的接受者，白居易喜佛而不妄佛，只是把佛禅（包括老庄之道）作为自己儒家心灵的补充，在这个过程中去获得庄禅悠然自得的人生之乐，终成中国士人中儒释道三家合一的先驱，开辟了两宋士大夫的心灵之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士人的心灵步伐止于白居易，因为白之后的历代士人在文化和精神上没拿出更新的东西。至于被我们认为的士之完人苏轼，在心灵轨迹上所追寻的也正是白居易之路。
相对于白居易，苏轼在私人生活上可能更严谨一点（但从这个角度指责白居易有什么意义呢），也更乐观一些，用一个字说就是“达”。但他的这种“达”除了同样受禅宗影响外，更多的是来自于性格本身。白居易则不同，他后期的选择来于自己建立的一套完整的士人哲学。从这个角度说，白居易思想价值的意义要高于苏轼。苏轼只是白居易精神的继承者和拓展者，而非新的士人精神的开创者。
就这样，到了诗人的最后时光：唐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这一年，七十四岁的白居易病逝于洛阳。
朝廷赠尚书右仆射。
诗人一去，唐朝诗坛空了半边。
白居易做何想法？还好，为他写墓志铭的人叫李商隐。九
古代诗歌的审美向度，到中晚唐时已无所不具并抵达顶峰，五言如“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再如“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七言如“宝马鸣珂踏晓尘，鱼文匕首犯车茵”，又如“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
那么多人在写诗，更有那么多人喜欢着白居易的作品。
在唐时的荆州，有市民叫葛清，他把白居易的诗通过刺青的方式刺在自己身上，自脖子以下共刺了三十多首，同时还配有插图，最终导致“体无完肤”这个成语的出现。当时，志怪作家和博物学家段成式居荆州，与朋友夜宴，曾亲自找来此人，现场观看了他身上那些诗画刺青，感慨万千，称之为“白舍人行诗图”。
宋人叶梦得在谈到白居易时说：“处世者如是人，亦足矣。推其所由得，惟不汲汲于进，而志在于退，是以能安于去就爱憎之际，每裕然有余也。”
说对一半。
从一个角度上当然可以说他在“退”，但从另一个角度上看，他又是那个时代最坚定的人。他坚定地去实践自己的人生哲学，而且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底线。
在那个党争纷纷的年代，在两次科考案中，白居易虽然都在场，曾被李德裕排挤，但最终他仍是独立于两党之间，哪怕他是牛党主力杨虞卿的妹夫，哪怕他常与牛僧孺唱和，哪怕他最亲密的朋友元稹站在了李党一边，而当两党的成员为了扳倒对方而纷纷亲近宦官时，唯有白居易坚持自己的气节。《新唐书》对他的最终评价是“完节自高”，是非常准确的。“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是白居易的《问刘十九》，一首小令。可是，也许就在这短短的行间，包含了他一生的梦想、痛苦、欢愉和叹息。
唐宣宗在即位之初，想重整国家，有意起用闲居洛阳的白居易为宰相。但诏书还没发出去，白居易去世的消息就传来了。宣宗为此伤感不已，提笔写下《吊白居易》：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背景|唐朝守夜人
在这个世界，浩瀚的历史中，总有一些人已是非常厉害了，但出于种种原因而寂寞于后世。
晚唐时代的段成式是其中一个。
他写了一本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志怪笔记《酉阳杂俎》。这本书不仅包含了大量带有奇幻、惊悚、恐怖特质的异闻怪谈，还保留了大量唐朝的珍贵史料、社会新闻和自然知识。举个例子：唐朝时关于非洲的描述，其文字内容，把作为正史的《新唐书》和《旧唐书》加在一起，也没有《酉阳杂俎》里记载得多。
该书价值如此。
最可贵的一点是，书中的很多新闻，是段成式亲自采访得到的，采访对象包括朋友、同事、下属，乃至仆人，比如“灰姑娘”叶限的故事，就是他通过采访自己的家庭医生而获得的。它最终成为那个著名的西方童话的源头，比格林兄弟早写了一千年。
这就有点意思了。
不要以为这位唐朝记者以卖文为生，实际上段成式有着显赫的背景，其祖上是李世民的心腹、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段志玄，其父亲是中唐宰相段文昌，其外祖父是更著名的宰相武元衡。就其个人来说，段成式在当时与李商隐、温庭筠齐名，因三人在家族中都排行第十六，被称为“文坛三十六”。
当然，段成式最终的知名度无法与李商隐、温庭筠抗衡。
这是时代的孤独。因为古时志怪笔记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无法与诗词比肩。如果段成式生活在今天，开有微博的话，作为一个奇幻恐怖小说家、新闻记者兼博物学者，他一定有上百万粉丝。
段成式（803年~863年），字柯古，原籍山东临淄，出生于湖北荆州，在四川成都长大，历任校书郎、太常少卿、江州刺史等职，晚年寓居襄阳，以撰写志怪笔记小说自娱自乐。他才思敏捷，以博闻强记著称，为官时四处漫游的经历又给了他接触各色人等的机会。他又喜好藏书，多奇篇秘籍，而且在长安为官时做过秘书省校书郎一职，能随意出入皇家图书馆，查阅人们难得一见的孤本，使得他有了完成《酉阳杂俎》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志怪笔记的资本。《酉阳杂俎》风格诡秘，暗藏玄机。
唐时酉阳，在今湖南沅陵，传说该处有山洞，内藏古书千卷。段成式采用“酉阳杂俎”做书名，除表示所记内容广博外，亦含隐秘之意。事实上也是如此。该书前卷二十卷，续卷十卷，内容涉及仙、佛、鬼、怪、道、妖、人、动、植、酒、食、梦、雷、盗墓、预言、娱乐、刺青、壁画、天文、地理、珍宝、科技、民俗、医药、矿产、生物、政治、宫廷秘闻以及八卦谈资乃至超自然现象。
该书的诡秘不仅表现在内容上，篇名也是如此，如记天象的叫“天咫”，记道术的叫“壶史”，记佛法的叫“贝编”，记盗墓故事的叫“尸穸”，记鬼怪的叫“诺皋记”。段成式像个忠实的守夜人，捕捉着黑夜里的秘密。所以后人说，“《酉阳杂俎》是一本秘密的书，它有一种魔鬼的性质，它无所不知，它收藏了所有黑暗、偏僻的知识”。（李敬泽语）
随便看两则：大食西南二千里有国，山谷间树枝上，化生人首，如花不解语。人借问，笑而已，频笑辄落。虎初死，记其头所藉处，候月黑夜掘之。……深二尺当得物如琥珀，盖虎目光沦入地所为也。
令人目眩神迷的想象，是《酉阳杂俎》夺人目光的秘密所在。再看：姜楚公皎，尝游禅定寺，京兆办局甚盛，及饮酒，座上一妓绝色，献杯整鬟，未尝见手，众怪之。有客被酒，戏曰：“勿六指乎？”乃强牵视。妓随牵而倒，乃枯骸也。姜竟及祸焉。大历中，有士人庄在渭南，遇疾卒于京。妻柳氏因庄居，一子年十一二。夏夜，其子忽恐悸不眠。三更后，忽见一老人，白衣，两牙出吻外，熟视之。良久，渐近床前。床前有婢眠熟，因扼其喉，咬然有声，衣随手碎，攫食之。须臾骨露，乃举起饮其五脏。见老人口大如簸箕，子方叫，一无所见，婢已骨矣。数月后，亦无他。士人祥斋，日暮，柳氏露坐逐凉，有胡蜂绕其首面，柳氏以扇击堕地，乃胡桃也。柳氏遽取玩之掌中，遂长。初如拳，如碗，惊顾之际，已如盘矣。嚗然分为两扇，空中轮转，声如分蜂。忽合于柳氏首，柳氏碎首，齿着于树。其物因飞去，竟不知何怪也。近开一古冢，冢西去庄十里，极高大，入松林二百步方至墓。墓侧有碑，断倒草中，字磨灭不可读。初，旁掘数十丈，遇一石门，固以铁汁，累日羊粪沃之方开。开时箭出如雨，射杀数人。众惧欲出，某审无他，必机关耳，乃令投石其中。每投箭辄出，投十余石，箭不复发，因列炬而入。至开第二重门，有木人数十，张目运剑，又伤数人，众以棒击之，兵仗悉落。四壁各画兵卫之像。南壁有大漆棺，悬以铁索，其下金玉珠玑堆集。众惧，未即掠之。棺两角忽飒飒风起，有沙迸扑人面。须臾，风甚，沙出如注，遂没至膝，众皆恐走，比出，门已塞……元和末，盐城脚力张俨，递牒入京，至宋州，遇一人，因求为伴。其人朝宿郑州，因谓张曰：“君受我料理，可倍行数百。”乃掘二小坑，深五六寸，令张背立，垂足坑口，针其两足。张初不知痛，又自膝下至骭，再三捋之，黑血满坑中。张大觉举足轻捷，才午至汴，复要于陕州宿，张辞力不能。又曰：“君可暂卸膝盖骨，且无所苦，当日行八百里。”张惧，辞之。其人亦不强，乃曰：“我有事，须暮及陕。”遂去，行如飞，顷刻不见。
段成式的一生，横跨中晚唐，经历德、顺、宪、穆、敬、文、武、宣、懿宗八朝。《酉阳杂俎》一书，则主要写于唐宣宗大中年间。除异闻怪谈外，正像前面说的那样，书中还有大量唐时的社会新闻。
在荆州时，段成式采访到这样一则新闻：“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肤挠，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成式尝于荆客陈至呼观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暗记。反手指其札处，至‘不是此花偏爱菊’，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又‘黄夹缬林寒有叶’，则指一树，树上挂缬，缬窠锁胜绝细。凡刻三十余首，体无完肤。”在这则故事中，为后世贡献出一个成语“体无完肤”。白居易的粉丝在自己身上刺满了白诗，放到现在也是社会新闻版的头条。
难怪明朝编辑家李云鹄在重新刊刻《酉阳杂俎》时，写下了这样的序言：“无所不有，无所不异，使读者忽而颐解，忽而发冲，忽而目弦神骇，愕眙而不能禁……”清代时，纪晓岚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这样评价该书：“其书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而遗文秘籍亦往往错出其中，故论者虽病其浮夸而不能不相征引，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鲁迅的评价是：“或录秘书，或叙异事，仙佛人鬼以至动植，弥不毕载，以类相聚，有如类书，虽源或出于张华《博物志》，而在唐时，则犹之独创之作矣。每篇各有题目，亦殊隐僻……而抉择记叙，亦多古艳颖异，足副其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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