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勒庞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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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心理学与大革命：革命的民众如何退化成野蛮人？试读：
译者序
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以其对于群体心理的研究而享誉世界，素有“群体社会的马基雅维利”之称。1841年，他出生在法国的诺晋特-勒-卢特鲁（Nogent-le-Rotrou），并于1931年逝世于法国马恩-拉-科盖特（Marnes-la-Coquette）。
勒庞曾在巴黎学习医学，并于1866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这之后他先后游历了欧洲、北非和亚洲等地，写下数本有关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著作。他从1870年开始在巴黎行医，1884年开始研究群体心理学，并阐发了强调民族特点与种族优越性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他的研究涉及人类学、自然科学和社会心理学三大领域。他最初研究的课题是为各个人种的身体特征创制测量方法。后来他发展了人种分类等级学说。到了晚年，他将兴趣转向了社会心理学，他以对群体心理特征的研究而闻名于世。在他看来，“民族的精神”或“种族的灵魂”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一个民族、种族或一种文明都具有民族的精神，即共同的感情、利益和思维方式。国家精神是从人们心中无形的民族精神的非理性途径中产生的，并支配了一切社会制度的形式。历史就是民族或种族性格的产物，民族或种族性格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他认为欧洲社会日益增长的特征是群众的聚合物。个体的意识个性淹没在群众心理之中，群众心理诱发出情绪，意识形态通过情绪感染得到传播。一旦被广泛传播，意识形态就渗透到群众中个体的心理层次，使个体丧失批判能力，从而影响他们的行为；群众的行为是一致性、情绪性和非理智性的。勒庞认为他的这种观点可在现代群众和群众组织中得到证实。
勒庞自1894年开始，写下过一系列的社会心理学著作，鱼龙混杂，蔚为大观。其中包括《各民族进化的心理学规律》（1894年）、《乌合之众》（1895年）、《群体心理学与大革命》（1912年）及《战争心理学》（1916年）等著作，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至今仍在国际学术界有广泛影响。
勒庞对心理学和政治学的熟稔，使他的作品拥有一些独特的视角，兼之法国式的随兴而发的叙述风格，常常给读者带来一些特异的体会。《群体心理学与大革命》是勒庞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精神分析学大师弗洛伊德曾对其推崇备至，认为勒庞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级大师，是他把心理学带到了世界的最高端。
这是一部试图刻画法国大革命期间各色人群心路历程的著作，其特殊的对政治的、社会的、行为的心理分析方法，对我们进一步了解法国大革命及其相关的政治、社会活动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帮助。书中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群众革命心理作了非常细致的分析，与马克思主义对待群众运动的历史作用观点相比，作者勒庞更强调了群众运动对个体意识的负面作用，如个体在参与群众运动时会变得盲目、顺从、缺乏理性，否定了集体意识。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描绘了群众革命激情的曲线。虽然该书观点很多是有争议的，一些观点在实验心理学研究下已经被证伪了，但该书所揭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至今还是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如关于冲突是怎样被激化升级为群体的政治暴力的。《群体心理学与大革命》确实是一本社会心理学经典著作，无论是作为文献还是作为学术作品，它所产生的影响和价值是如何估计都不为过的。第一卷革命的一般特征第一章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一、革命类型
说起“革命”一词时，我们马上会想到“政治变革”这个名词。从语意上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人们通常所说的“革命”：“革”和“命”两部分的因素组成了所谓的“革命”，按照它们的排列顺序，先要有“改革”，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重新“任命”。事实上，“革命”一词可以用来形容所有因为质的改变而突然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既包含表面上的改变，也包含那些内在的质的剧变。比如，某种信仰的骤然消失，某种思想观念的突然飞跃，某个科学理论的巨大突破等。
倘使没有意识，那么这个世界便不会充满了各色纷呈的现象。★荣格
意见和信仰是定位人类行为具有决定作用的因素，在意见和信仰的起源中，理性、感性、情感及神秘主义等诸多因素会产生难以想象的作用和效果。就像政权的更迭并不是革命的唯一结果，一场革命往往会演变成一种信仰的变革，然而驱动革命发生的动机常常是理性的：这个动机或许是试图反抗苛刻的暴政，改变现状；或许是对可恶的专制政府的反抗，表达自己的愤怒和不满；或许是想要反抗某个众叛亲离的君主，推翻君主专制的统治等，这些理由不胜枚举。
革命爆发的原因极可能是纯理性的，我们甚至可以从大多数革命的起源中发现一定的规律性，但我们必须谨记，除非把理性的认识转化成感性的行动，否则革命酝酿过程中这些理性的因素并不会对大众产生什么显著的影响。
创造性力量很容易变成破坏性力量。这只取决于人们的道德人格：是用此力量做好事或做坏事。如果人们缺乏这种道德人格，则没有一种说教能够提供它或取而代之。★荣格
理性逻辑或许能够制造出足够多的理论依据，并用这些依据来揭示暴政必然被推翻的道理，然而，如果试图用它左右和影响大众来对抗暴政，恐怕很难达到你所期待的效果。原因在于普通大众的文化水平、政治理解等很多方面的素质都极其有限，革命领袖们的政治理念不可能被他们完全接受和认同。想要影响大众群体，就必须激起民众的认同感，并用具有煽动性的神秘主义因素来影响人们的行为。就比如在法国大革命中，哲学家们用系统严谨的理性逻辑来抨击那些旧制度的弊端，并试图以此激发人们改革的愿望；而某些社团则利用神秘主义逻辑，快速地壮大他们的队伍，塑造人们的信仰；同时，情感逻辑将人们多个世代以来禁锢的热情释放出来，所以，当这两种逻辑遇到一起时，极端的放纵就产生了。这种集体逻辑左右着俱乐部、议会等组织和机构，并促使它们的成员采取行动，最终产生了其他任何一种逻辑都不会造成的暴行。
纠结于革命产生的原因毫无意义可言，因为除非革命已经深入人心，占据了大众的思维，否则它的结果不可能卓有成效。由于大众的独特心理，历史事件形成了特殊的形式，而相应的，大众运动也由此具备了共性特征。所以，我们只要描述和分析具体的一次革命运动，就能对其他的运动有一定的理解。
需要说明的是，大众并不是一场革命的出发点，事实上，他们不过是革命的一种工具而已。他们是一种缺乏组织性的存在，假如没有人刻意地去左右或领导他们，他们就是徒劳的、无意义的存在。而一旦受到了某种正确性的刺激，他们很快就会响应这些刺激，甚至突破、超越原本的局限性——原本大众不能自己创造刺激。
历史学家或许会因为突发的政治革命而惊喜和震撼，但这样的革命通常是微不足道的。只有行为方式和思想领域的革命才是真正伟大的革命。所以，单纯地变换政府名称恐怕不足以改变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推翻一个不合理的制度也不会重塑这个民族的灵魂。
那些能改变民族命运的革命可才称为真正的革命。但这样的革命往往进行得十分缓慢，以至于历史学家都无法确切指出这种“循序渐进”的革命状态始于何时，所以，与其将之称为“革命”，不如将其命名为“进化”或许更为贴切、准确。
因此，当我们试图进一步研究大多数革命的起源，并对它们进行分类时，我们就会发现，上文所列举的种种要素明显有些顾此失彼了。而如果单就革命对象这一因素来说，那么我们可以将它们分为科学革命、政治革命、宗教革命三大类。二、科学革命
这样说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在这三种革命对象中最为重要的其实是科学革命。尽管人们很少去注意和重视科学革命，但它所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是政治革命所不能企及的。所以，尽管我们在这里不能深入地对它进行研究，但我们确实应当把它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
我们之所以把这样的革命称为“进化”，是因为它们进展得十分缓慢。但仍有一些其他形式的科学革命不在此列，这类革命可以产生相同的效果，但它们发展的速度非常快，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称之为“革命”。达尔文的理论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在短短数年的时间内，进化论就使整个生物界为之颠覆；又比如巴斯德的科学成果，这些成果在巴氏有生之年就带给了医学界革命性的变革；不得不提的还有物质裂变理论（the theory of the dissociation of matter），人们在此之前一直认为原子是永恒的，但这个理论向人们表明了即使是永恒的原子也同样遵循着宇宙万物衰变、消亡的法则。
这些科学革命发生在观念领域，都是纯粹知识性的革命，通常来说，这无关于人们的情感和信仰，也无法对它们产生什么影响。因为这些革命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人类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并遵守它们。三、政治革命、宗教革命
在下面的内容里，让我们来谈一谈宗教革命和政治革命，这两类革命从对人类发展和文明进步方面的贡献及对人类长远意义上的作用来看，与科学革命相去甚远，而且其起源也不同于科学革命，科学革命的唯一起源是理性因素，而理性对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它们几乎只受神秘主义因素的影响和支配。
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被唤起的，就是那个久远的背景——古老的人类心理模式，它们源于遗传而非后天习得，我们从业已模糊的往日世代继承了它们。★荣格
如果说理性是科学革命的起源，那非理性因素就是控制政治革命和宗教革命的关键所在，无论政治信仰或宗教信仰的外在表现如何，它们都构成了一种细微精妙的无意识信仰行为，理性对这两种信仰不具备任何影响力；不仅如此，信仰的强烈程度使它不会受到任何事物的阻挡。人们一旦受到信仰的催眠或蛊惑，就会发自内心地变成一个虔诚的信徒，随时做好为信仰牺牲自己利益、幸福乃至生命的准备。至于他所信仰的东西是否荒谬已变得无足轻重，因为对信徒来说，信仰是不容置疑的存在，是摆在眼前的活生生的事实，信徒们对它极尽狂热并顶礼膜拜。正是由于人们坚定不移地认同信仰的神秘主义起源，才使它获得了某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而这种力量能够彻底地控制人们的思想和思维。可能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才能使这种力量逐渐消退。
正是因为人们把信仰视为绝对真理，才使信仰变得不够宽容。而这一不宽容的特性通常就是暴力、仇恨、迫害等诸多因素的导火索，而这些因素往往又是重大政治或宗教革命的伴生物或派生品，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
强烈的情感和神秘主义因素常常与信仰相伴相生，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就无法透彻理解法国历史上的某些特别的阶段。人们在交往的过程中，缺乏宽容，无法调和，有时甚至彼此敌对或仇视，究其根由，其实就在于神秘主义的信仰对情感发挥作用而外显出来的力量。
我们如果忽视了信仰的情感和神秘主义的起源，忽视了信仰必然存在的不宽容性，忽视了人们在交往过程中不可调和的矛盾，忽视了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信仰对人类的情感所产生的强大支配力量，那么，我们无法透彻理解大革命的某些历史阶段也就不足为奇了。
相信一些历史学家们会觉得上述这些概念过于新奇，这很难改变他们固有的思想观念，他们仍会继续尝试通过理性逻辑来阐释那些明显与理性不相关的各种现象。
宗教改革覆盖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法国历史，仅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宗教改革本身并不是由理性来决定的。但是，直至新近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学者们依然运用理性逻辑来对其加以诠释。例如，在《通史》这一部由拉维斯先生和朗鲍德先生合作的著述中，我们就能读到这样一段关于宗教改革的解释：
这是一场自发式的遍及全国民众的革命运动，从阅读福音书到个人的自由思考，人们以各式各样的形式来参与和推动这场运动，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单个的人类个体是可以拥有虔敬的道德心、大胆的怀疑精神和缜密的推理能力的。
这些历史学家的论断是不是不可撼动的呢？其实他们的论点很容易就能推翻：首先，这类运动绝不可能由人们自动发起；其次，理性在其中的作用微乎其微。
情感和神秘主义因素正是政治和宗教信仰能取得成功并撼动世界的关键所在，理性因素塑造不了它们，更不可能引导和控制它们。
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拥有共同的起源，并遵循着相同的法则——非理性的力量是它们得以发生和形成的重要依靠。佛教、伊斯兰教、宗教改革，抑或是雅各宾主义、社会主义等，这些许多看似截然不同的思想形式，事实上具备共同的情感和神秘主义基础，并遵循着相同的无关乎理性的逻辑方式。
深植于人们头脑中的信仰可能是引发政治革命的原因，但还有其他更多的原因导致了革命的发生，这些原因最终可以用“不满”一词来表达。一旦“不满”开始普遍化，民众的怨愤情绪不断攀升，就会形成一个反对派，并迅速发展和强大起来，强大到甚至可以与当时的政府相抗衡。
如果“不满”的强大作用要得以发挥，就必须有长时期的酝酿和积累的过程，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一场革命常常外显为一系列不间断的现象，其间，它的演化呈现出加速的态势，而不是在某一阶段结束，在另一阶段再继续。然而，我们看到几乎所有当代的革命都是在一时间突然爆发的运动，它们在瞬间就推翻了当时的政府，如巴西、土耳其、葡萄牙及中国的革命，都是这样的情形。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那些异常保守的民族，他们对激烈的革命往往情有独钟。追根溯源，我们发现正是“保守”这一特性决定了这一事实，正是因为保守，他们才接受不了缓慢的进化过程，无法适应外部环境的逐渐变化，一旦发生矛盾并且矛盾加深时，他们往往倾向于猝变，而这种骤然的进化往往最终就会演变成一场革命。
事实上，就算是那些适应了渐进式的、缓慢演化的民族，也无法完全避免革命的发生。例如，在英国，上层统治者致力于维护个人的绝对权力和无上权威，而底层民众则试图通过代表这一媒介来实现个人在政治上的自主和解放。这场斗争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之久，直至1688年，才最终以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式做了一个了结。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几乎所有的大革命的导火索都是由上层人士引燃的民众。然而，底层民众一旦摆脱了政治和精神上的束缚和枷锁，革命的威力就完全属于民众了。
军队在一场革命中是必不可少的。显而易见，如果不能得到军队中非常重要的那一部分人的支持和拥护，革命在过去和将来都不可能发生。正如王权在法国的丧失并不是始于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之时，事实上，早在国王的军队不再向他臣服，并拒绝保护他的那一刻起，王权就已不复存在了。
正是精神传播的方式使军队逐渐产生了叛逆之心，并逐渐对现有秩序的存亡越发淡漠。所以，虽然希腊和土耳其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并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但随着土耳其少数军官联合起来共同推翻土耳其政府时，希腊的军官也受其感染，密谋效仿土耳其，改组希腊政权。
军事武装行动或许确实能推翻执政当局，摆脱旧有秩序的压迫。例如，那些发生在前西班牙殖民地的拉美各共和国国家政府的覆灭，几乎都是军事政变造成的。但是如果这个革命想要取得某种重大的成就并获得长久的胜利果实，那它就一定要依赖于民众对旧政府的普遍不满情绪和对建立新秩序的普遍愿望。
进一步说仅仅是小范围的不满还不足以引发一场革命，除非民众拥有普遍而强烈的不满情绪，他们对新的政治生活已迫不及待，这样才足以促使革命的发生。纠结一帮人劫掠、破坏和屠杀并非难事，但要动员起整个民族或一个民族中的大部分人进行革命并取得最终的胜利，则必须要求革命领导人具有顽强的勇气、克服重重困难的决心及不屈不挠的精神。而且过程中他们会夸大这种不满情绪，向愤愤不平的民众灌输仇恨思想，向民众宣讲当前的政府正是所有苦难、罪恶，特别是长期贫困的唯一根源。同时，也要让民众确信一点：革命所追求的新制度将造就幸福的时代，民众将最大限度地享受到在旧制度下无法享受的权利。这些思想通过暗示和传染这两种途径得以萌发、展开、传播，等到时机成熟，革命就瓜熟蒂落了。
勒庞并不是将群体中的个人状态与催眠状态作单纯的比较，而是把群体中的个人状态解释为就是一种催眠状态。我们不想对这一点提出异议，只是希望强调如下事实：勒庞以上分析的致使个人在群体中发生性格变化的后两个原因（即感染性影响和被强化的暗示感受性）显然并不是处在同一层次上的，因为感染其实是暗示感受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弗洛伊德
通过上述方式完成的革命包括基督教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只是后者在几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前期工作，而前者则费尽周折，经过了很长的酝酿时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不同，原因在于法国大革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拥有了一支能够支配的军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而基督教则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才得到物质权力。基督教最初的信徒基本都是下等人、穷人或奴隶，这个群体虽然满怀热情，希望今生的悲惨遭遇能换得来世的幸福生活，但他们的思想非常混沌，根本无从知晓怎样才能改善目前的生活状态。历史已经不止一次地向世人证明，教义正是通过自下而上的传播途径最终扩散到一个国家的上层的。然而，一些下层民众的意志和利益必然会涵盖在新的教义之中，这些意志和利益甚至可能与上层阶级的背道而驰，因此，君主和当政者们就必须加以仔细斟酌和考虑。所以，在君主认可新的宗教信徒如此之多足以堪当国教之前，必然要经历一段漫长的时间。
这个神话持续了一千年，在这段时间内不仅无懈可击而且意义重大。可是这一切，都在11世纪时发生了变化，此时意识已经开始显露迹象。★荣格四、政治革命的结局
在取得胜利后，一个政党在建立新秩序时，会自然而然地按照自己集团的意志和利益来重组社会。至于这个团体会塑造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就取决于革命是受士兵、激进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等的影响。获胜的党派正是因为得到了其背后的社会阶级力量的支持才得以成功的，所以，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教士的利益也就理所当然地会被优先考量，并对新的法律和制度起到决定性作用。
如果一场革命如同法国大革命一般是纯粹通过暴力斗争来取得胜利的，那么，旧的法律、制度将被胜利者彻底推翻，而那些已经倒台的旧制度的支持者们则将受到迫害、流放，甚至被消灭。
除了保护己方的物质利益之外，获胜的党派还要捍卫自己的信仰，所以，他们在进行迫害时，就会将暴力发挥到极致，对敌对势力没有丝毫怜悯和同情。这也是西班牙驱逐摩尔人、宗教裁判所以火刑来对付异教徒、国民公会推行严刑酷法及法国实施禁止宗教集会政策的重要原因。
胜利者有时会因为拥有绝对的权力而实行一些现在看来极为荒谬的措施，如国民公会就一度颁布法令用纸币替代金币，严格对商品实行限价等。没过多久，它就在生活必需品的限价措施上遇到了阻力，人们纷纷对它进行诘难，法令也无法得到有效实施，在大革命马上就要结束时，它几乎已经到了被世人所唾弃的程度。同样的事情在这之前也发生过；一个几乎完全由工人组成的澳大利亚社会党内阁，颁布了极为荒谬的法律，所有的条款几乎都是为了给予工会特权，可想而知，这项法律引起了其他群体的强烈不满，遭到了公共舆论的一致谴责，结果在掌权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这个内阁就被推翻了。
然而，上面提到的情况其实都属于特例，大多数革命事实上都会以一个执掌大权的新领袖的确立而结束。这个新领袖深知，要想长久地享受革命的成果，维持他的绝对统治力，首先考虑的不应该只是某一个阶级的利益，而应该兼顾各方，维持平衡。出于这种目的，他必须斡旋于各种势力之间，调和折中，如此便不会受到来自任何一个阶级的威胁。假如使某个阶级势力异常强大，那就是在削弱领袖自己的权威，但当权者卧榻之侧又岂容他人酣睡？这是政治心理学最无可置疑的一条定律。历代法国的国王无疑都深谙此道，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巩固自己的王权，必须励精图治，很多时候不得不让步于下层人士，他们不但要抵制贵族的权力侵蚀，还要削弱教士的势力。唯有如此，他们才避免了德意志皇帝在中世纪经历的不幸命运的重演，就像亨利四世，不仅被教皇革出了教门，声名狼藉，最终迫不得已还要前往卡诺萨去觐见教皇，恭敬地乞求得到他的宽恕。
在历史进程中，这样的法则已经得到了无数次的印证。例如，在罗马帝国末期，军事集团就曾一手遮天并显赫一时，在这种政治环境中，皇帝必须完全依靠他的兵士，因为军事集团的意愿完全决定了他的存亡废立。
这样看来，对法国而言，长期以来由一个几乎拥有绝对权威的君主来统治或许是一种巨大的优势。因为，君主会因此而宣扬君权神授的思想，并以此来获得至高无上的威望和权力。而这样的权威使得他拥有了钳制封建贵族、教士甚至议会的实力。如果16世纪末的波兰也拥有一个类似的既具有绝对权力又受人爱戴的君主，那么，它就不致日渐衰微，最终消失在欧洲的地图上。
我们在这一章中已经阐述了政治革命有可能伴随的重大社会变革。在接下来的内容中，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它们与宗教革命所带来的变革相比是多么重要。第二章宗教革命一、宗教革命和政治革命
本书的主旨之一就是对法国大革命进行深入探讨。这场革命一直充斥着暴力，这背后自然也就存在相关的重要心理原因。
就拿法国大革命来说，假设我们将其看作一种新的宗教，那它所遵循的必然是对一切宗教都适用的普遍传播法则。从这点来看，应当是群情激奋在先，紧随其后的就是血腥暴力，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其中的因果关系了。
我现在这样说，也有很多人不明白我的所指。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宗教就像是一株植物，当它不再生长的时候，意味着它已经完蛋了。★荣格
在研究宗教革命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其与法国大革命的一些共性——一些在法国大革命中极其活跃的心理因素，同样在这里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说，在这这两起革命中，我们看到：理性在信仰传播过程中的价值是微不足道的；虽然迫害没有任何正向作用，但却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在相互对立的两种信仰之间必然存在某些因素是相互抵触的，所以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找和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可怕的暴力和殊死的斗争会因不同信念之间的冲突而引发。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些所谓的信仰通常不过是为谋求私利打的幌子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如果在革命的同时不改变人们的生活状态、人们意识和利益，那么，也就不能改变他们的信念。
通过对上述现象的解析，我们就会了解到，大革命福音的传播方式与其他宗教福音，特别是加尔文教福音的传播方式并无差别的原因，因为它根本就无法寻找到除此之外的传播方式。
但是，尽管起源相同，但政治革命和宗教革命在长远的后果上却截然不同，这就可以解释它们的持久力因何会存在区别。在宗教革命的过程中，虔诚的信徒被宗教思想所禁锢，他们不会有丝毫的挣扎，他们也不会发觉自己受到了欺骗，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进入天堂才能得到最终的验证；但政治革命则不同。在政治革命中，一些虚假的信念很容易被揭穿，一旦民众发现自己被蒙蔽和受到利用，他们就会将其抛弃。
这就是为什么，在督政府（Directoire exécutif）统治末期，当雅各宾主义信仰的实施致使法国陷入了濒于毁灭、贫困、绝望的边缘时，连最狂热的雅各宾主义信仰者也要被迫放弃他们的那套信仰。二、16世纪宗教改革的开始和它最初的信徒
人类的情感和道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宗教改革远的影响，可是宗教改革朴素的初衷不过是为了反对教士的恶习。实际上，宗教改革不过是回归和皈依福音书，至于那些自由的思想，它则从未奢求过。加尔文或许还没有罗伯斯庇尔宽容，事实上，进行了宗教改革的那些国家，并不会比先前有太多的变化，民众仍然没有什么实际权力，只不过是罗马教皇被君主代替了而已。至于君王，他自己所拥有和掌控的权力也并不比以前少。
光明和阴影，是造物主的两面。阴影和光明如影随形，这种情况在12世纪便开始出现了高峰值。★荣格
在法国，基于人们思想的逐渐开放和造纸术的广泛应用，借助宣传和交流的手段，新的信仰慢慢地得以传播开来。路德大约在1520年招募了一批专家，而直到1535年，新的信仰才渐渐传播开来并且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这是因为新的信仰对底层人群的权利和利益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认识到有必要皈依这种信仰。
第一批宗教改革的信徒包括牧师和地方官员在内，但占最大比重的信仰群体还是对这些信条一知半解的手工业工人。实际上这些工人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有限，因此他们改信新教基本都是受到群众传染和暗示的结果。
而新的信条一旦传播开来，各色各样的人物就会迅速聚拢在这一信条周围，他们对新教教条到底是什么启示并不在意，但他们却从中找到了满足自己热情或愿望的借口或机会，因为对旧教有诸多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为新教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使新教在与旧教的对抗中具备了一定的优势。在实行宗教改革的各个国家中，这种现象俯首皆是，最典型的就是德国和英国两个国家。比如，德国的封建领主正是充分利用了路德在新教教义中宣称的教士没有必要拥有财产这一信条大发其财，因为这使他们可以光明正大地掠夺教会的财产。以相同手段发家的还有亨利八世，那些常常被教皇掣肘的君主们对政教分离的教义感到欢喜不已。统治者们因为诸如此类的教义在行使自己权力更加集中，因此我们看到，宗教改革事实上并没有削弱统治者的绝对专制主义（absolutism of rulers）及其产生的影响，反而对它起到了增强的作用。
在此我们必须发问：我是否拥有任何宗教体验、拥有与上帝的直接关联，从而获得一种确然性，使我作为个体免于消融于群众？荣格三、宗教改革教义的理性价值
包括法兰西在内的整个欧洲都进行了宗教改革。在接下来的50年内，法兰西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战场。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它所产生的影响，是其他任何一项事业都无法比肩的。
从历史上来看，我们能找到无数事实证明信仰传播与所有理性相互独立的关系。也许真的就像加尔文说的那样：虽然神学教义能唤醒人们高涨的热情，但它们在理性逻辑面前是没有说服力的。
路德因为受到“救赎理论”的影响而对恶魔产生了一种非理性的恐惧，这种恐惧已经深刻影响到了他的思想和理论。他深知忏悔并不能帮助他解除这种科工局，只有通过稳操胜券的手段来向上帝示好才能逃过炼狱之灾。从对教皇出售“赎罪券”（indulgences）进行抨击开始，路德不仅否定了教会的权威，而且也否定了自己的权威。路德对宗教仪式、忏悔和圣徒的礼拜进行了谴责，开始宣扬基督徒“唯信称义”，也就是只有得到上帝的恩惠才能得救。
路德对于这条被称为预定论（predestination）的最后一条教义其实并没有深刻了解，但加尔文却对它进行了清晰的表述。加尔文认为在上帝面前，多数新教教徒都是无足轻重的。因此他奠定了这样的教义：“一部分人将受火刑而死，另一部分人则将得救，这些在无所不能的、永恒的上帝那里是早已注定的”。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如此之大的差别呢？原因仅有一个，那就是“上帝的意志”。
从上面的表述可知，加尔文只是在圣奥古斯丁某些见解的基础上进行了延伸。因为无所不能的上帝创造了人类，所以他做任何事，比如让某些人在来生饱受炼狱之苦，至于他们的善行和美德，则全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显而易见，这样的理论是极其不公平的。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这种理论却一直被人推崇，无数人为其所折服，并虔诚遵守教义。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种情况在今天丝毫也没有减少的迹象，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基督教的发展过程要求人们断绝与客体的感官联系，即牺牲一切在人看来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最宝贵的财富、最基本的本能。从生物学角度来说，这类牺牲是为驯化的目的服务的；但从心理学上来说，它却打破了旧的束缚从而为新的可能性的发展打开了大门。★荣格
我们不难看出加尔与罗伯斯庇尔在心理上的亲缘性，与后者相同，加尔文以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他毫无怜悯地处死了那些拒不接受他新创教条的人。加尔文甚至还以上帝的名义宣称：“为了捍卫上帝的荣光，可以不惜毁灭所有人。”从加尔文及其信徒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些受到信仰蛊惑、迷失于其中的人看来，即使再荒谬不过的事情也是非常正常的，这些人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性。试图按照理性逻辑将道德建立在预定论基础上是不太现实的，因为无论人们怎样地努力都不能逃脱命运的安排。他们要么得到上帝的救赎，要么接受审判甚至被宣判死刑。但是，加尔文却轻而易举地以这个完全非理性的论点为基础创立了一种严苛而残酷的道德标准。被他所蛊惑的信徒们自诩为上帝的选民，他们拥有无上的自豪感和尊严感，时刻觉得必须以自己的行为作为准则和楷模。四、宗教改革与新信仰的传播
新信仰的传播依靠的并不是演说和论证，而是前文描述的机制——断言、重复、精神传染和大造声势。在之后的时间里，革命思想也效仿这一途径在法国进行传播。
就像我们已指出的那样，对信徒的迫害反而促进了新信仰的传播。就像我们在基督教早年的经历中所看到的，新信仰对人们的影响力在每次迫害之后都会增加，更多的人选择和接受新的信仰。市政议员阿内·迪堡被判以火刑，但是甚至在走向火刑柱之时，他还依然坚定地规劝周围的群众改信新教，一位目击者曾这样说：“与加尔文的著作相比，大学生更会因为阿内·迪堡坚定不移的信念而皈依新教。”
新教的历史是激烈地反传统倾向的历史。一堵墙接着一堵墙倒塌了；一旦教会的权威已经粉碎，这破坏的工作也就并不显得太难了。★荣格
为了阻止新信徒们向人们布道，统治者在烧死他们之前割掉了他们的舌头；为了威慑世人，刑罚变得非常严苛，行刑时在他们身上缚上铁链，如此一来，行刑的人在把他们投入烈火中之后还能再把他们拖出来继续施虐。
但是这依然不能让虔诚的新教徒退缩，他们甚至对此心甘情愿，对他们来说烈火的考验是一种解脱，是一种至上的光荣。
弗朗索瓦一世在1535年放弃了原有的宽容态度，下令同时在巴黎设立6处用来惩罚新教徒的火刑场（国民公会也只在巴黎设了一处断头台，而且受难者所遭受的刑罚也没那么残酷）。但是人们早已目睹了殉教基督徒视死如归的精神，在信仰的催眠和蛊惑下，其他盲目追随的信徒们也变得彻底无所畏惧。
就这样，新教迅速传播开来，法国在1560年时已经拥有的新教教堂达2000多座，许多大领主在见证了新教的巨大影响之后，也逐渐转信了新教。五、不同宗教信仰间的尖锐冲突
就像我在前文中提到的，不宽容必然是强势宗教信仰的伴生物。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政治革命和宗教革命中为这一事实找到大量证据。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比起类似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些互不熟悉的宗教之间的不宽容，同一宗教内部不同教派间的不宽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事实上，只要观察一下那些长期以来把法国弄得分崩离析的教派，就会发现，除了一些细节上的差别，它们在根本上的宗教理念基本是一致的。天主教和新教都尊崇和信仰同一个上帝，信仰方式的不同是唯一的区别。如果他们的理性还能发挥作用，那么他们很快就能明白，对上帝而言，以什么方式来崇拜他都是无足轻重的。
精神分析学说提供的证据表明：其实在两个人之间持续存在的几乎每一种密切的关系中，如在婚姻、友谊、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中，都会逐渐产生一种厌恶和对立的情绪，只是因为压抑而未被感觉到罢了。★弗洛伊德
然而理智对那些狂热的大脑产生不了任何影响，于是持久而激烈的冲突在新教徒与天主教之间不断上演，历代君主都采取了不同的方法试图使两者和解，但他们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卡特琳·德·梅迪奇看到，虽然新教一再遭到镇压和迫害，但它的增长势头却依旧迅速，甚至连部分贵族和地方官员都加入了新教。为了进一步促成双方的和解，1561年，王后召集主教和牧师就两种教义的融合问题在普瓦西举行宗教会议。不得不说王后是十分精明的，但这一计划只能说明她对信仰的逻辑法则一窍不通，我们还从未听说过人类历史上哪种信仰是因为辩驳而毁灭或削弱的。王后更不会想到，个人之间的相互宽容虽然较为困难，但终究有可能实现，而集体之间的宽容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最终，她的努力以失败而结束，神学家们在会上各执一词，相互侮辱，没有一个人愿意稍稍让步。所以，这次会议不仅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两者的关系变得更加恶劣。此后，卡特琳又在1562年颁布了一项敕令，规定授予新教徒以自己的方式公开集会、举行礼拜仪式的权利。
我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在基督教信徒心理过程中欲力的流量问题，在我看来，欲力可以划分成彼此相互冲突的两部分。此观点的形成是以心理态度的单一性为基础的，而这种过于极端的单一性也常常使得无意识的补偿作用变得极为迫切。在基督教早期的诺斯替教运动中，无意识的补偿作用表现得更加明显。★荣格
这种宽容从某种哲学的角度来看是崇高的，但站在政治角度看来却是极不明智的——它只会使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结果，在新教势力最为强大的法国米迪地区，天主教徒遭到了残酷的迫害，他们被迫在暴力下改宗，如果胆敢反抗，新教徒就会割断他们的喉管、洗劫他们的教堂。同样，在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内，新教徒也遭到了同样的迫害。
紧接着这样的对抗又引起了内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宗教战争。法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饱受战乱之苦，城市被劫掠一空，民众朝不保夕。在战争的过程中，那种宗教冲突和政治冲突所特有的残酷令人触目惊心，在多年以后的旺代战争中这一场景得以重现。
在内战中，老人、妇女和儿童遭到了残忍的杀戮。多帕德男爵就是一个残忍的杀戮者，他是第一任埃克斯市议会的议长，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他惨无人道地屠杀了3000人，洗劫了3座城池和22个村庄；一个名叫蒙纳克的人则完全可以称为是卡里埃的先驱，加尔文教徒全部被他投入井中，直到把井填满为止。当然，新教徒也不见得有多么仁慈，甚至连天主教的教堂也未能逃脱他们的毒手，他们还大肆毁坏天主教的坟墓和塑像。
法国的问题埋藏已久，事实上早在亨利三世统治时期，法国就因为教派纷争等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而分崩离析，它不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被肢解成一个个各自为政的小市政共和国。在这个时候，王室已经没有权威了。旅游家利波马诺在1577年游历法国时，对法国的景象大为感叹：包括奥尔良、图尔、布卢瓦、波瓦第尔在内的一些重要城市已经破败不堪，那些各式各样的教堂变成了一片废墟，墓地也只剩下残垣断壁。这种场景不禁让人想起了督政府统治末期的法国。
教会的权势随之而消失了——它成为一个被拔去了炮台箭垛的堡垒，成了一所被挖空了四面墙壁的房屋。★荣格
历史学家认为，在这一时代的诸多事件中，给人留下最悲惨记忆的当属1572年发生的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尽管这次大屠杀或许不是被害人数最多的一次，而这场大屠杀是由卡特琳·德·梅迪奇和查理九世一手造成的。
这场大屠杀不是来自于统治者发布的命令，不是来自于王室的阴谋，这次罪行事实上是由教众们犯下的。事情的起因是，卡特琳·德·梅迪奇认为有四、五个新教徒首领正在精心策划针对她和国王的阴谋，于是，按照当时通行的做法，她派人刺杀他们。对随之而来的大屠杀，巴蒂福尔先生给出了不错的解释，他写道：“消息传出后，顿时谣言四起，恐慌中的人们认为整个巴黎地区的胡格诺教徒都要被处以死刑。天主教贵族、卫队士兵、弓箭手及普通民众，所有的巴黎人都武装起来涌上街头，他们手握兵器，准备随时参与屠杀。街头回响着‘杀死胡格诺教徒！杀死胡格诺教徒！’的口号声，就是在这样的恐怖气氛下，大屠杀爆发了。”于是胡格诺教徒要么被击毙、要么被溺杀、要么被绞死，所有被怀疑为异教徒的人都惨遭厄运，在巴黎，被杀的约有2000多人。
更为糟糕的是，这种惨无人道的杀戮行为也传染到了外省，于是又有6000～8000名新教徒在此次大屠杀中惨遭杀害。
当这种宗教狂热终于过去之后，甚至包括天主教历史学家在内的所有历史学家，但凡提起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都表示出了强烈的愤慨。这一点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时代的人要理解另一个时代人的精神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但是在当时，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非但没有受到责难，反而在整个欧洲的天主教团体中激起了无可名状的一种狂热：菲利普二世（西班牙）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喜出望外；法国国王接连不断地收到贺信，这一事件引发的热情甚至远胜于他取得一场伟大战争的胜利。
新教徒被抛进了一种毫无遮拦的境况之中，这境况足以使自然人瑟瑟发抖。当然，新教徒已经启蒙的意识决不会承认这一事实，他们平静地在别处寻找着欧洲已经失去的东西。★荣格
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更是欣喜异常，为了对这一大快人心的事件表示纪念，他甚至下令铸造了一款金牌，让人点燃狂欢的焰火，鸣放祝贺的礼炮，并通过多次集会来举行庆典，他甚至还命令画家瓦萨里将大屠杀的主要场景绘制在梵蒂冈教廷的墙壁上。他还派遣使者到法国，通令嘉奖法王的“善举”。这些历史细节尽管现在看来让人惊诧，但对我们理解信徒的心理很有帮助，雅各宾主义者在大恐怖时期所具有的心理和精神状态与格里高利非常相似。
作为被屠杀的一方，新教徒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奋起反抗，直至最终亨利三世在1576年被迫通过《博略和约》，将完全的信教自由赋予他们，承认对8个城市的占领，并让新教徒在议会中占有和天主教徒一样的半数议席。
新教的胜利自然会刺激到天主教，于是这些并不情愿的妥协并没有换来真正的和平，以吉斯公爵为核心形成了天主教同盟，两者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幸好它没有一直持续下去。我们知道，在1593年，亨利四世宣誓脱离新教，紧接着又颁布了《南特敕令》，这场战争终于暂时宣告结束。
虽然这场斗争暂时平息了，但它依旧没有终结。新教徒在路易十三统治时期依然没有善罢甘休，黎塞留宰相在1627年被责成围攻拉罗谢尔，有15000名新教徒被杀戮。后来，不是出于宗教上的，而更多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正统天主教对新教徒表现出了不可思议的宽容。
但即使是这种宽容也没能维持多久，一旦一方觉得具备了与对方抗衡的能力，或具有压倒性的优势，那么，和解和宽容就会如阳光下的露水一样消失了，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双方两败俱伤。新教徒在路易十四时期的教徒数量只有120万人左右，势力已大不如从前，他们被迫放弃斗争，希望能够和平相处。但是天主教徒却不愿意罢手，天主神父却无法容忍异教徒在法国的存在，于是他们处心积虑，利用一切手段对异教徒进行迫害。因为这些迫害并没有动摇新教的根本，路易十四于是在1685年再次以武力迫害新教，他派出龙骑兵对新教徒展开大范围的追捕和屠杀，许多人惨遭屠戮，但除了血腥的迫害之外，天主教没有更多的收获。愤怒之下的天主教要求法王采取更多措施，路易十四迫于天主教牧师的压力，不得不收回《南特敕令》，一时间新教徒面临绝境，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改信天主教，要么远离祖国。据说，这一带有悲剧色彩的移民运动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约有40万名法国人不得不背井离乡，这些新教徒遵从了自己的信仰，把物质利益置之度外，毅然决然地选择踏上远走他乡的不归之路。六、宗教革命带来的结果
假如仅仅把这段黯淡的历史作为判断宗教改革好坏的依据，那么宗教革命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但是凡事总有两面性，有些宗教革命确实对文明的进步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
通过对全民的精神凝聚，这些宗教革命极大地增进了一个民族的物质文明发展。伊斯兰教就是这方面比较突出的例子，毫无疑问，这种由穆罕默德建立的新信仰带来了强大的精神力，这种精神力在短时间内就将阿拉伯那些贫困弱小的部落变成了强悍的国家。
与此类似的是，新宗教信仰所它取得的效果是以往任何一种哲学、一部法典都不可能达到的，它甚至可以改变某些原本几乎不可变更的东西，比如民族的情感。
基督教的诞生——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次宗教革命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基督教诞生后，它使人们抛弃了所有异教的信仰，而让一个来自巴勒斯坦地区加利利平原的上帝取而代之。人们从基督教的理想中获得了这样一个认知：人必须放弃一切世俗的欢乐来换取天堂永恒的幸福。这种理念无疑会更容易被穷人、奴隶及那些被剥夺了此生所有幸福的人所接受。在他们眼中，眼前灰暗无望的生活即将结束，而美好的未来即将到来，这样的想法给予他们心灵上的安抚及精神上的鼓舞。具有良好操行的生活既容易得到穷人的追捧，也容易被富人们所接受，新信仰所展现的力量也正在于此。
在那些已经走出黑暗的人的眼中，上帝已无恶质，且尽善尽美。★荣格
当我们回顾基督教诞生之后2000年的历史，可以看到不但人们的生活方式被基督教革命改变了，文明的进程也因此深受影响。接下来，文明的一切要素就开始为宗教服务，人类文明由此就发生了迅速的转变。而作家、艺术家、哲学家所做的不过是将这种新信仰用文字等符号表述出来一旦宗教信仰或政治信仰占据了支配地位，那么理性就会被迫为这种信仰做出牵强的解释、合理化的解释，并且让其他人也接受这种解释。大概有不少神学家和布道者在摩洛神流行的时代，大肆鼓吹以人为祭的必要性，说起来，这种行为与人们盛赞宗教裁判所、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和大恐怖时期的屠杀没有什么分别。
我们不要奢望那些拥有坚定信仰的民族能在一个各教派势不两立的国度里互相宽容。在古代社会，宽容仅仅存在于多神论者中，这一点在当今时代也未曾改变，恰恰是那些被称为多神论的国家才实现了宽容，比如英国和美国，宗教已经四分五裂，成为无数个小教派，这些小教派在同一名义下信奉着迥然不同的神祇。
宗教宽容总是因信仰的自由和多样性得以形成，但是在信仰多样化的情况下，信仰也顺理成章地被削弱了。于是，我们就遭遇了一个悬而未决的心理学难题：怎样在坚定信仰的同时坚持宽容？
在前面我们已经了解了宗教革命的重要作用和信仰的巨大力量，尽管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狂热的情绪所驱动的，但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历史才得以塑造，各民族才得以凝聚在一起而不是一盘散沙。事实上，人类无时无刻不在利用宗教和信仰来塑造自己的思想，指导自己的行为，至少在目前看来，它巨大的作用还不可能被哪一种哲学所取代。
无论这个世界如何看待宗教体验，拥有宗教体验的人必将持有一笔巨大的财富：它已成为他的生活、意义、以及美的来源，并给予世界和人类一份新的壮丽。★荣格第三章革命中的政府行为一、政府在革命时期的软弱无能
18世纪，在世界范围内革命此起彼伏，比如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奥地利、波兰、土耳其、日本等许多国家都是如此，这些革命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以雷霆之势迅速推翻了旧政府。
革命的突发性是一种必然，因为在现代社会中，科技的发展使得信息的传播更加方便快捷，精神的传染也随之变得非常迅速。不可思议之处在于，政府在面对革命的袭击时，只会显得软弱无能，只能做出微弱的抵抗。我想，这一点向我们表明了，由于过于相信自己的力量，致使政府根本无法理解和预见革命的到来。
轻松颠覆政府的例子已经有很多，历史已经多次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现象不仅发生在那些通常被宫廷政变所颠覆的独裁体制中，而且也曾发生在那些民主的、为公共舆论和民众代表所支持的政府身上。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发生在查理十世颁布《四项赦令》后的政变。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仅仅在4天的时间内，国王就被推翻了。首相波里尼雅克在当时几乎来不及采取任何防范措施，至于国王本人更是无所防备——他毫无顾忌地外出狩猎了。路易十六时代的政变也与此相似，虽然军队没有背叛国王，但由于统治者轻慢的态度，导致指挥失误，结果政府被一小撮起义者攻陷了。
历史学家们一直感到很困惑：为什么一个根基稳固的政府、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会如此轻易就被揭竿而起的乌合之众推翻呢？于是，他们理所当然地把路易·菲利普倒台的原因归结于某种“深层”的原因。但事实上，政府倒台的真正原因不过是暴乱期间被委以重任的将军们太无能，这其中并不存在什么玄妙的根由。
这个案例非常典型，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当时的亲历者——埃尔兴根将军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况，而博纳尔将军则根据这一记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于是我们知道了当时的情况：当时有36000名士兵在巴黎，但是让人惊讶的是军官们居然在阵前手足无措，根本不知道如何调度这些士兵。他们不但发出了相互矛盾的命令，而且，最为危险的是，普通民众也混入军队之中，以至于到了后来，为了避免伤及无辜，军队拒绝向民众开枪。如此束手束脚的军队几乎不具备任何战斗力。很快，起义就获得了成功，国王则被迫退位。
当我们运用大众心理学的知识运来对该事件做一分析，就会发现那场使得路易·菲利普倒台的小暴动其实是很容易控制住的。在当时的条件下，指挥官保持冷静，只需派出一支极小规模的军队就能够阻止起义者闯入议会，而在这样的条件下，当时由保王派组成的议会必然会宣布由巴黎伯爵继承王位但前提是其母摄政。西班牙革命和葡萄牙革命中也发生了类似的现象。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常常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成为翻天覆地的重大事变或革命的起因，而这些小事中错综复杂的影响和作用不可小觑。我们不妨推导一下，如果当时路易·菲利普成功镇压了暴乱，那么1848年的共和国、1852年的第二帝国就不可能出现在历史上，色当之役的惨败、普鲁士的入侵及阿尔萨斯的被割占这些历史事件也就不会发生了。
在上文提到的那些革命中，虽然军队在捍卫政府时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大，但它一直是忠于政府的。而在另一些革命中，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却恰恰相反，比如，正是军队引发了土耳其和葡萄牙的革命，而在拉丁美洲的各共和国中，很多次的革命都是由军队主导的。如果一个革命是由军队主导的，那么新的统治者必然处于军队的支配和控制下。罗马帝国末期，总是由军队来决定皇帝的存亡废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一推断在当今时代也同样适用，如果读者们阅读一下下面这段刊载在报纸上关于希腊革命的新闻，就可以明白处在军队支配下的政府会沦落成什么样子：
80名海军军官在某天宣布，假如政府依然任用那些他们不认可的领导人，他们将集体辞职；还有一次，王储农场里的一个农民提出了瓜分土地的要求；海军发起了一次抗议，抗议政府晋升佐尔巴斯上校的许诺，于是，佐尔巴斯上校与海军一名上尉进行了一个星期的磋商后，决定撤换参议院议长；在此期间，海军军官遭到了市政联盟的诋毁，一名代表谴责道，“应当把这些军官及其家属以强盗论处”。一般来说，如果没有军队支持或至少让它保持中立，一场革命要取得胜利就困难重重。但我们也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形，革命早在军队介入前就已经发生比如法国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及1870年革命。在1870年革命中，法国人因色当的投降蒙受了奇耻大辱，所以，第二帝国被人们一举推翻。
大部分革命都发生在首都这一国家的政治中心，随后才借助传染的作用向全国各地蔓延。当然，这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包括旺代、布列塔尼、米迪在内的一些地方都是自发起来反抗巴黎的，这种革命是自下而上的。二、政府如何才能阻止革命
分析一下上文中列举的各种革命，我们可以看到政府被推翻的原因大多是由于自身的软弱性，这些软弱无能的政府在面对凶猛袭来的革命时几乎毫无招架之力。
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武断地认为所有的政府在革命面前都是无能为力的。俄国的革命就向我们表明，只要积极采取防范措施，及时遏制革命的发展势头，政府也有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彻底扑灭革命。
对于政府来说，革命的威胁性非常大，革命可以轻易颠覆政权。在东方遭到惨败后，俄国长期处在极端专制统治下的社会各阶级，甚至还包括一部分军队和舰队，纷纷揭竿起义。由于铁路、邮局、通信部门持续不断的罢工，偌大一个帝国各地之间的联系和交通因此而陷入瘫痪。
就在这个时候，革命的宣传逐渐影响到了作为俄国社会主体的农民阶级。农民阶级更易于接受革命，因为他们处在社会的底层，大多数都生活得极为悲惨，被迫在米尔制度下耕种土地，却得不到一点报酬。在这种情况下，于是，为了防止农民暴乱造成进一步的动荡，政府立刻改变了政策，他们决定将这些农民转化为经营者，希望以此来稳定和安抚这一规模庞大的阶级。为此，当局还颁布了一项特别法律，法律强迫地主将一部分土地卖给农民，并且下令银行为土地购买者准备必要的贷款，利息的来源则是从每年收成中抽取出的小额养老金。
这个措施极大地缓和了与农民的矛盾，这样农民阶级就保持了中立，政府开始腾出手来专心对付那些正在焚烧城镇，向人群中投弹，挑起激烈争端的暴乱分子。所有这些人都应当被消灭掉，这或许是人类史上唯一可以保护社会免遭破坏的办法。
那些获得胜利的政府都明白，除了国内那些开明人士的合法要求需要满足之外，还必须采取其他的措施。于是，它选择建立议会来指导立法和控制财政支出。
俄国革命的经验表明，即便政府的天然拥护者都慢慢消失，它仍旧可以凭借相当的智慧和意志，克服重重艰难险阻，稳固自己的政权。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客观公正的结论：任何一个政府都不是被推翻的，它们常常都是自取灭亡。三、政府主导的革命：以中国和土耳其为例
对于政府来说，革命是不被欢迎的，政府几乎总是想尽办法要阻止一切革命的发生，它们绝不会自己发起一场革命。当然，在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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