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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奥地利)史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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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的陶醉试读：

译本序

本书是奥地利著名作家斯台芬·茨威格写于1931至1934年的一部长篇小说，当时只写出了初稿，题名为《邮务小姐的故事》，尚未完成便因有更加急迫的写作任务而中辍，被搁置下来没有出版。1940年，作者曾与另一位犹太血统奥地利剧作家兼导演贝托尔德·菲特尔合作，将这部一百二十页的手稿改编成为电影剧本，这一剧作在茨威格逝世八年后于1950年以《被窃取的年华》为名被搬上了银幕，在欧美风靡一时。至于小说的原稿，则直到1982年，才经由克努特·贝克先生整理、从书稿中抽出“

变形的陶醉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茨威格已经是不少描写细腻语言精美的中短篇小说、一系列论述精辟、文辞隽永的世界文化名人传记以及几部名噪一时的剧本的作者，他还译介了大量法国和比利时文学巨子的作品给德语国家的读者，是一位蜚声文坛的德语作家。他的作品往往一出版便不胫而走，被迅速译成几十种文字，为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层面的广大读者争相阅读。比如在前苏联，1927年就出版了他的全集俄文版十卷，高尔基高度赞赏这些作品并亲为作序。那时他的声誉，在与他年龄相当的德语作家中并不多见，其受欢迎的情形似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托马斯·曼、卡夫卡和黑塞相比拟。他的小说一般没有紧张曲折的故事情节，却能一下子抓住读者的心，引人入胜，扣人心弦；他特别擅长于探索人的内心世界，挖掘人的心灵，追踪和捕捉人物内心深处神经末梢哪怕是最细微的颤动；他写人的感情、同情、恋情、热情、激情，总是那么动人、逼真，丝丝入扣，慑人心魄。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茨威格正是紧紧抓住这个极其简单朴素的真理，倾注其才华于写“情”，用他高超的叙述技巧和才能做到了以情感人，以情动人，这也许就是他成功的秘诀吧。三《变形的陶醉》显示了茨威格杰出的艺术才华和匠心。

作者向我们叙述一个出身中下层平民的女子的际遇，将她的思想、情趣、欢欣、欲望、追求、苦恼、失意以至绝望等和盘托出，用饱含情感的笔墨，挥洒自如的语言，娓娓道来，有如磁铁一般将读者的心紧紧吸住，让人们随女主人公一起，回忆战前那无忧无虑的愉快时光；为战争把她们全家投入苦海而揪心；为她有机会出国去见世面、补享被无情剥夺的青春欢乐而高兴；对“上流社会”以金钱门第评说功罪的虚伪和冷酷，对表面觥筹交错、歌舞升平，暗地里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权贵大亨们的花花世界深感痛恨；为她无端被逐感到愤愤不平；为她在苦闷彷徨中得遇知己而释怀、欣喜；又为她和男友被迫走上绝路而深感惋惜……等等，等等，读罢全书，掩卷回索，实感受到一次生动的情感教育，得到了一次美好的艺术享受。

评判文学作品的优劣好坏，自然是首先要有好的，即宣扬真、善的内容，比如颂扬光明正义、鞭笞黑暗邪恶、赞誉健康向上等，但是好的内容必须寓于“美”的形式之中，没有艺术光泽的“文学”，只是干枯的说教而已。有了比较完美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即将“真、善、美”统一在作品之中，才能体现出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价值，就是说，能使读者思想得到启迪，情感得到陶冶，内心得到净化，认识能力得以增强，审美意识得以提高。本书正是如此。《变形的陶醉》和作者其他小说一样具有十分高超的艺术性，最为突出的仍是那生动、细腻、逼真的心理描写。精彩的段落很多，略举数例，如：在邮务所，由于想到母亲责怪她对喜讯无动于衷而勾起种种联想及对流逝往事的追忆；赴瑞士途中，面对宏伟壮观的大自然胸中骤然腾起的感情波涛；初到异地，在车中、房内、街头、山上……时而顾影自怜、时而欣喜若狂、时而清醒、时而迷醉的心态；莫名其妙地不容分说地无端被突然驱逐，激起她百感交集、思绪万千、心潮翻滚、怒气难平那汹涌的情感波涛，等等。而所有这些又并非孤立的心理描写，往往穿插或映衬着对社会氛围、自然景物，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致描绘，情景交融，动人心魄。这样，在作家的生花妙笔下，一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奥地利中下层青年女子形象便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了。

从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看，茨威格通过女主人公克丽丝蒂娜如实地再现了彼时彼地社会下层的一个相当典型的青年女性。她性格中的许多矛盾，正是现实中这一阶层人物的真实反映。请看：她憧憬美好的生活，却摆脱不了小市民的庸俗幻想：一个没有工作唯有享受的世界；她反感好逸恶劳、自私贪婪，却又对大资产者充满羡慕；她有强烈的自尊，不愿低三下四仰人鼻息，可又异常软弱，面对重压忍气吞声；她对穷苦人被剥夺了享受幸福生活的权利愤愤不平，但又总是鄙视、嫌弃下层人民——实际上往往是憎恶自己，自暴自弃；她不满受压、向往光明，另一方面又心胸狭窄，一味沉湎于已然幻灭的梦境……四《变形的陶醉》与茨威格的其他小说相比较，可以说具有更为浓厚的政治和时代气息。作者是身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欧洲讲述一个1926年发生在身边的故事，读来有很强的时代感。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欧洲，对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空前浩劫人们还记忆犹新，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各种社会矛盾更加剧烈，德奥法西斯利用普通人的不满情绪用手腕蒙蔽大众攫取了国家政权，野心勃勃向外扩张，新的战争灾难的阴影又笼罩着欧洲。在这种情况下，这部小说通过小说下半部出现的费迪南这个人物，发出了反对专制和战争的呼声，这一点应该说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五

古往今来，从奥维德、吴承恩到卡夫卡，写“变”的文学作品不在少数。如果说古代神话传说包括《西游记》写“变”是浪漫主义式的对现实的曲折反映，卡夫卡的《变形记》是现代主义式的对人性异化所作的怪诞离奇的映象，那么，是否可以说茨威格《变形的陶醉》中所写的“变”，乃是作家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欧洲现实生活中实际发生的过程——中下层小人物的彷徨苦闷、他们向上爬的幻梦的破灭通过他那艺术三棱镜做出的基本上是现实主义式的再现呢？穷公务员改头换面，披上新装，摇身一变成为贵族小姐，不正是那个“人恃衣裳马恃鞍”的社会中的实情？而女主人公也的确有变化：同一个外部世界，在“变”前的她和“变”后的她眼里是那样地迥异！她是变了！可是细究起来，她的生活条件只是暂时改变了，从根本上说她的社会地位并无变化，她仍然是原来的她。在疗养地的大段心理活动，无处不表明她仍是地地道道的小市民女性。既变了，又没有变，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另外，她的变过去和变回来，都不带随意性，而是各种内外条件作用的结果：自身的愿望、姨妈的心思、金钱、环境……诸多因素都起了作用，主要是金钱。变或不变，或朝某一方向变，一切均依条件为转移，否则岂不成了诡辩论！总之，茨威格对“变”的描写，都有作家对生活的观察为依据，都蕴涵着生活中生动的辩证法。赵蓉恒变形的陶醉

奥地利的每个乡村邮电所都差不多：知其一而尽知其他。它们都是在弗兰茨·约瑟夫时代仰仗同一笔经费、用同样寥寥可数的陈设装点起来或不如说划一起来的，处处显示出官府财政衙门那种不耐烦的神气。就是走到极为偏僻的、嗅得到冰川气息的蒂罗尔山村，也处处清一色地散发着一闻便知的奥地利旧衙门气味：冷冰冰的烟草味和积满尘土的文牍霉味。到处是千篇一律的布局：一道中间装着玻璃板的木板墙把房间按严格规定的比例分成两半：一边谁都可以进来，另一边则是公务重地。国家不怎么欢迎它的公民在人人可以进入的那一侧滞留较长时间，这一点从那里既无落座处也不提供任何别的方便上看，就一目了然了。在公众区域内，惟一的家具多半只是一张颤巍巍的、瑟瑟缩缩倚墙而立的斜面写字台，铺在上面的那块破旧不堪的油布，被不可胜数的斑斑墨迹染成了乌黑色——虽然谁也记不起那嵌进桌面的墨水瓶中除了积满灰尘、干得无法蘸写的一团浓浆之外还见过什么别的东西。如果这张桌上的笔槽里偶尔放着一杆钢笔，那也肯定是断了笔尖的，根本无法书写。对于美观，节俭的国库也像对陈设一样毫不关心：自打共和国从墙上取下了弗兰茨·约瑟夫的肖像以来，现在顶多可以把贴在肮脏的石灰墙上那些刺眼的广告画说成是屋内的艺术装饰品了。这些大红大绿的招贴，还在那里为早已过时的展览会招徕观众，或者为彩票招揽生意；在某些边远局所，甚至还有宣传购买战时公债券的。这些廉价壁饰，充其量再加上一张无人理睬的“禁止吸烟”的张贴，便是国家在公众室内表现出的全部慷慨了。

界栅另一侧的景象，倒颇有几分令人肃然起敬。在这里，国家在一块小小的地盘上十分密集地、象征性地、清清楚楚地展示着它的权力和幅员。屋子一角放着一只铁钱柜，从加了铁栅的窗户可以推测，那柜里的确经常收藏着可观的财富。一架有活动底座、擦得锃亮的黄铜莫尔斯电报机，是室内的豪华奢侈品。相形之下，旁边那台放在黑色镍制托架上的电话就逊色多了。仅仅这两件为屋子增添着某种喜气和敬畏感的物品就占据了较大的空间，因为是它们接上铜丝以后把这个偏僻的小镇同全国广大地区联结在一起。不过这样一来，其他邮政用品和器具就只得委屈一下了。称邮包的磅秤、信袋、书籍、文件夹、账簿和登记册，还有哗啦作响的存放邮资的圆筒、天平、砝码、黑的蓝的红的和淡紫色的铅笔、回形针、夹子、绳子、印油、海绵、吸墨器、胶水、小刀、剪子和裁纸刀——这些邮政业务所需的五花八门的用具，乱糟糟地堆在写字台上两尺见方的小块地盘上。在那许多抽屉、柜子里放着多如牛毛的、不断更新的大叠大叠纸张和表格。然而这种表面的铺张和阔气，实际上只是眼睛的错觉罢了。原来，国家对于它这些不值钱的用品，每一件都是暗中记录在案，毫不含糊的。从用剩的铅笔头到撕破的邮票，从残破的吸水纸到铁皮洗手池中被水漂走的肥皂片，从公务室照明的灯泡到锁门的钥匙，无论是在使用着的还是已经报废的，国库都要求它的雇员一一登记造册，不得有半点马虎。铁炉子旁边挂着一张用打字机打印的详尽的物品清单，上面加盖了公章，再加上一个字迹潦草得无法辨认的署名，这就使它有了权威的力量，它用铁面无私的数字，将邮务所内哪怕最小、最不值钱的公务用品全部开列出来。凡是清单上没有的物品，一律不得放在公务室内。反之，清单上开列的任何物件，则必须放在室内，随时可以拿到手。这是公务、规章和法度的要求。

严格说来，这张打印的物品清单还应该包括一个人。这个人每天早晨八点钟推开窗口玻璃板，使那些原本没有生命的用具活动起来。他打开邮袋、加盖邮戳、支付汇款、开收据、称邮包，他用蓝红黑各色铅笔在纸上书写那些稀奇古怪的符号，他拿起电话听筒、摇动莫尔斯电报机手柄。但也许是出于某种照顾吧，这位多半被公众称为邮政助理或邮务官的某君并未列入这张硬纸清单。他的大名记录在另一张公文纸上，放在邮政管理局另一个科室的另一个抽屉里，然而同样是经过严格审查、核实，有案可查的。

这间笼罩在雄鹰纹章的神圣气氛中的邮政办公室，从来也没有发生什么显著的变化。自然界永恒的生灭法则，碰到国库的围墙也会撞个粉碎；屋外四周树木从开花到秃枝，小孩长大成人，老人离开人世，旧房衰败坍塌，新楼拔地而起，可是公务所却以它永世不变的气派，昭示着它那超乎自然的神奇力量。你看，在这块领地上的每样东西，不论是用旧了的或丢失的，还是磨损变形而报废的，经过向上司呈报之后又补发同样的一件，从而为变化多端的世界作出榜样，显示出国家的优越性。内容更换了，外形却依旧。墙上挂着一份日历。每天撕掉一张，一周七张，一月三十张，到十二月三十一日变成一张薄纸。用完，就申领一本新的，同样纸型，同样大小，同样规格：这就是说，新的一年来到了，可日历还是原样。桌上摆着一本分栏结算账册。左边一页数字写满了，就在右边一页接着写上累计数字，这样一页页写下去。到最末一页写满，账册用完，便开始一本新的：同样类型，同样大小，同前一本毫无区别。今天消失的，明天又出现，千篇一律，就像每天上班那样。所以，那同一张木板桌面上总是摆着那些东西，毫无变化，老是那些一式一样的纸张、铅笔、直尺、表格，无休止地在更换，但始终是同样的东西。在国库属下的这间屋子里，既无所失亦无所得，主宰这里的是没有花开花落的、一成不变的生活，或者不如说是一成不变的、持续不断的死亡更为确切。在这批形形色色的物品中，所不同的只是损耗和更新的疾徐，而不是它们的命运。一支铅笔可使用一星期，然后便有一支新的、完全相同的取而代之。一本邮政记事册可使用一个月，一只灯泡三个月，一本日历一整年。为藤椅规定的更换期是三年，为坐在这把椅子上蹉跎岁月的某君呢，估计是三十至三十五年，届时将有另外一位某君被安插到这把椅子上。说到底，没有什么差别。

一九二六年，在离维也纳约有两小时火车路程、距克雷姆斯市不远的一个小小村镇——克莱因赖芙林的邮务所里，“公务员”这个可更换的设备部件是位女性，而且，由于本所属于邮政系统一个较低的等级，她的官方职称叫做邮务助理。透过窗玻璃，只能窥见她那使人顿生爱慕之心的文静的少女侧影。她嘴唇略嫌单薄，脸色苍白，眼圈下面一抹淡淡的灰色；晚上，当她照例打开那驱除昏暗的电灯时，如果细看，会发现她的前额和鬓角已有一些皱纹了。然而无论如何，同窗台上的锦葵和她今天放在铁皮洗手池里的一大把杜松枝比较起来，她终究是克莱因赖芙林邮务所诸多物品中最富生机的一件，看来至少还可以让公家使用二十五年。那只手指苍白的娇小的手，还要成千上万次地将那格格作响的玻璃板推起、放下。它还能以同样机械的动作，将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封信扔到邮戳台上，几十万、几百万次地将蘸了黑色印油的黄铜邮戳砰砰盖在邮票上。也许那熟练的腕子会越来越灵巧、越来越机械化，动作会越来越变成下意识的、越来越不受中枢神经支配。几十万封都是不同的信，然而终究是信；邮票也不是同一张，但都是邮票。日子不断过去，今天不是昨天，明天不是今天，可都是同样的一天：从八点到十二点，从两点到六点。在这宇宙万物不断新陈代谢、新旧更迭的年月里，公务却始终不变，永远是老样子。

在这万籁俱寂的夏日上午，坐在小玻璃窗后面的头发浅黄的女邮务助理也许正沉浸在这一类遐想之中，也许她只是在慵懒发呆。总之，她那无所事事的双手已从桌上滑落在怀里，一动不动地交叉着，显得瘦削、疲惫、苍白。在这赤日炎炎、火烧火燎的七月天的中午，克莱因赖芙林邮务所不必担心有多少事要做，早班邮件已经处理完毕，信件早已由那个嘴里时时嚼着烟叶的驼背邮差辛特费尔纳送到各家各户，天黑以前工厂不会再送包裹和货物样品来办托运，要说写信吧，农民这会儿是既无兴致又无时间。他们靠头上戴着大宽檐草帽遮蔽烈日，此时正在镇外老远的葡萄园里耙地。孩子们现在也不上学，光着腿在小河里追逐嬉戏，邮务所门前那一块块鼓鼓的路石，在中午时分灼热似火的骄阳下空荡荡地静卧着。现在要能在家里小憩，做个清梦该有多好！放下来的百叶窗提供了人工的荫凉，纸张、表格都在它们各自的抽屉和架上入睡了，电报机和电话机，在曚昽的金色光线中懒洋洋地、有气无力地微微闪光。寂静宛如一层厚厚的金色尘雾覆盖着所有物品，只有蚊子发出的像小提琴一般尖细的嘤嘤声和一只褐色黄蜂发出的大提琴般低沉的嗡嗡声，在关闭着的几扇窗户间演奏着一种小人国的夏日乐曲。这间凉快的屋子里惟一不停地运动着的东西，是挂在墙上两个窗子之间的镶着木框的挂钟。它每秒钟轻轻嘀嗒一声，就吞掉一滴时间，但是，这微弱、单调的声响与其说在唤醒人，不如说在催人入睡。女邮务助理就这样在一种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的半麻醉状态中，在她四周那个小小的沉睡的世界包围中木然闲坐着。她本想做点手工活，这从她准备好的缝衣针和剪刀便可以看出来。但那没有完成的针线活皱成一团滑落在地上，她不想把它拾起来，也懒得费这点力气。她浑身放松、呼吸十分平缓地仰身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尽情地领略着这种无所事事怡然自得之感——一种不可多得的美妙感受。

这时，突然“嗒”的一声使她猛地惊醒过来。接着是更响亮、更清脆、更急切的嗒、嗒、嗒声。莫尔斯电报机像挣脱羁绊的小鹿东突西撞，闹钟也丁零零响起来。这意味着：一份电报——克莱因赖芙林镇的稀客——在钟鼓齐鸣中驾临了！女邮务助理猛地一下摆脱了懒洋洋、软绵绵的精神状态，一个箭步来到电报机旁，装上了纸带。她几乎还没有看清电码头几个字，便觉心潮腾涌，热血一直升到发根。因为，自打她在这里工作以来，她还是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电报纸上！她一遍又一遍翻来覆去读着这打好的电文，一点也摸不着头脑。这是怎么回事呀？有什么事？是谁从蓬特雷西纳给自己拍来电报？“奥地利，克莱因赖芙林，克丽丝蒂娜·霍夫莱纳：竭诚欢迎，随时等待你，日期不拘，行前电告抵达时间即可。祝好！克莱尔及安东尼。”她寻思着：等着她去的这位安东尼是谁呢？是女的还是男的？是哪个好友同她开个好心的玩笑吧？可是接着她突然想起，好几个星期前妈妈就对自己讲过，说姨妈今年夏天要到欧洲来，对了，她是叫克拉拉呀。还有安东尼，这准是她丈夫的名字，只不过妈妈一直管他叫安东。唔，现在她记得更清楚了，几天前不正是自己亲手把一封瑟堡的来信交给了妈妈，而妈妈总是做出一副神秘的样子，丝毫没有透露信的内容吗？然而电报分明是打给自己的，这又怎么解释？难道竟是要她上蓬特雷西纳到姨妈那儿去？这可是从来没有说起过的呀。于是她盯着这张还没有贴到信纸上去的纸条、这份她在这里接到的第一封打给自己的电报，一遍又一遍、好奇地、将信将疑地、心神慌乱地、茫然不知所措地读着这张奇怪的字条。不，决不能等到中午。她得马上去问妈妈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她下狠心拿起钥匙，锁上邮局大门，向街对过自己的住处跑去。激动中竟忘记关上电报机的制动手柄。于是，在这间空无一人的房间里，那黄铜电报机打字键就在空白纸带上不断嗒、嗒、嗒地空打下去，仿佛气呼呼地对人们忽视它的存在表示愤慨。

电报的速度每每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它往往比人们的思想还快。你看，像一道无声的白晃晃的闪电照进奥地利死气沉沉的公事房的这几行字，是仅仅几分钟前才在距此有三国之遥的恩加丁地方，在龙胆般纯净的天空下，在那使人神清气爽的、淡淡的蓝色冰川的阴影中写就的，现在，发报人填写的电报表格还墨迹未干，而电报的内容和呼唤已经如迅雷一般袭入一颗震惊的心了。

那个地方发生了如下的事情：安东尼·凡·博伦，荷兰籍，多年定居美国，在南部诸州经营棉花生意。好了，这位安东尼·凡·博伦，一个脾气温顺、不动感情的人，严格说来是个地地道道的凡夫俗子，刚刚在皇宫宾馆那阳光灿烂的、有着一色落地玻璃窗的露台上用完了早点。此刻他正在给这顿早餐锦上添花，悠然地抽起他那装在特制密封烟盒里从原产地带来的、粗大的深褐色哈瓦那雪茄。为了带着一个抽烟行家那种老练的、赛过“活神仙”的感受品尝最为沁人心脾的第一口烟，这位略微发胖的先生把腿高高抬起，放在对面一张藤椅上，然后展开《纽约先驱报》那巨帆般的大张方纸，在行情、汇率、经纪新闻的茫茫字海上开始遨游了。他的夫人克莱尔，从前的称呼是极为普通的克拉拉，坐在他斜对面，在百无聊赖地把每天早晨的柚子切成小块。她根据多年的经验，知道想用谈话攻破她丈夫每天早上树起的这堵纸墙是毫无成功希望的。所以，当头戴褐色小帽、长着红喷喷的脸蛋、举止有些滑稽的旅馆侍者突然拿着晨邮径直冲她走来时，她心里对此毫无反感。托盘上只有一封信。尽管如此，这封信的内容显然使她心情十分激动，因为她竟然忘记了多次的教训，开口去打断她丈夫的早读了：“安东尼，你听我说一句话，”她请求道。报纸纹丝不动。“安东尼，我不想打扰你，我只要你听我说一句话，这事挺急呢。Mary”——她无意间用英语说出这个名字来，“Mary刚刚来信说她不能来了。她说她真的很想来，可就是心脏不好，唔，简直很糟糕。医生说，海拔两千米的高原她会经受不住的。这件事根本不能考虑。可是如果我们同意，她想让克丽丝蒂娜来我们这里待两个星期。你一定还记得吧，是最小的、头发金黄的那个孩子。战前有一回你还收到过她一张照片呢。她在一家邮局工作，还没有正经休过假，如果现在她提出申请，马上就能得到批准。信上又说，孩子在过了这么些年后能‘到你身边给你、亲爱的克拉拉，和敬爱的姨爹请安’，当然是太高兴啦，等等，等等。”

报纸仍然不动。克莱尔急了。“喂，你到底是什么意见，要不要让她来呀？……到这里来呼吸几天新鲜空气对这可怜的孩子恐怕是不会有什么害处的，说到底，这也是应该做的事。我既然已经到了这里，无论如何总该见见我姐姐的孩子，我们同姐姐家简直没有什么联系了。我打算让她来，你不反对吧？”

报纸微微一动，发出一点点窸窣声。一个圆圆的、蓝莹莹的哈瓦那雪茄烟圈从报纸的白边后面冉冉升起，然后，才听见那沉重、冷漠的声音：“Not at all．Why should I？”

这一言简意赅的表态，结束了这场谈话，同时也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中断了几十年的联系，就这样又重新恢复了。因为，虽然姓名里的“凡”字——在荷兰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姓氏罢了——听起来简直有点贵族味道，虽然夫妇间是用英语交谈，但这位克莱尔·凡·博伦夫人不是别人，正是玛丽·霍夫莱纳的妹妹，从而毫无疑义地是克莱因赖芙林女邮务助理的姨妈。她在四分之一世纪多的时间以前就离开了奥地利，这是一个不大光彩的故事中的一段插曲。这件往事，如今只在她脑海里留下依稀的记忆（人的记忆力总是很照顾人的），她姐姐也从未对女儿们讲过事情的细节。但当时这一事件的确曾经闹得满城风雨，如果不是某些聪明人的妙手扭转了局势，从而使这耸人听闻的事件得不到新的资料补充，就不知道还会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了。那时的克莱尔·凡·博伦夫人不过是菜市区一家华贵时装店的时装小姐克拉拉，一个普普通通的时装模特儿。然而，当时体态轻盈、顾盼多情的她，竟把一位陪伴夫人前来试衣的年近半百的木材厂老板弄得神魂颠倒。短短几天内，这位养尊处优的富商阔佬，以一个惟恐赶不上末班车的人那种拼命狂奔的劲头，迷恋上了丰腴、活泼的金发时装女郎，而他那种即便在富有人家也算得上是异乎寻常的慷慨大方，又使他的追求进展颇为神速。不久之后，十九岁的时装小姐克拉拉，就已经可以穿着原先她只有资格在镜子前穿上给好挑剔、多半眼光很高的顾客观赏品评、如今已是自己财产的那些最最漂亮的衣裳和皮外衣，坐在旅馆的讲究马车里在大街上兜风了，这怎么能不使她的正派亲友们感到十分气愤？她愈是穿得华美，这位韶华已过的恩主就愈加喜欢她；而这位被突如其来的桃花运弄得神魂颠倒的老板愈是爱她，就愈加流水般地花钱打扮她。短短几个星期，她就使他销魂到如此地步，以致他已经在一位律师那里极为秘密地办理离婚手续，她只差几步路就将成为维也纳最富有的女人之一了。可就在这时，得到匿名信告急的老板太太采取了一个断然的鲁莽行动，搅乱了一切。她为三十年的平静婚姻突遭破坏、为自己像一匹瘸腿老马被甩开而妒火中烧。盛怒之下，她买了一支手枪，突然袭击了这对正在一家新开张的旅馆幽会的、年龄悬殊的情侣。狂怒中她二话没说，瞄准这个破坏她的幸福婚姻的女人连开两枪，一枪未命中，另一枪击中她的上臂。虽说事后证明伤势很轻，但随枪声而起的这类事常有的结果却十分令人难堪：慌忙跑来的邻居、从打破的窗子传出的大声呼救、砸开的门、这个晕倒那个昏过去、抢救的忙乱、请医生、叫警察、作案情记录，在这一切之后，便是那好像不可避免的出庭审判，由于害怕丑事传扬，所有的当事人都忧心忡忡。幸而有钱人不光在维也纳，而是处处都有诡计多端的律师，善于遮掩令人恼火的各种桃色案件，他们当中久经考验的老手、司法顾问卡尔普鲁斯快刀斩乱麻，立时制止了事态向着令人不寒而栗的方向进一步扩大。他客客气气地把克拉拉请到自己的办事处。她来了，穿着极为入时，臂上缠着花哨的绷带，满怀好奇地看一份律师拟就的合同书。该合同书要求她在提审证人之前动身去美国，在那里，除得到一笔一次性的赔偿金之外，如果她不把事情张扬出去，将可以连续五年每月月初从一位律师处得到一笔钱。在这件丑事发生之后，克拉拉本来也无心继续在维也纳当时装女郎，加之现在她又被家里赶了出来，所以，平心静气读完了写满四大张纸的合同书，迅速估算了钱的总数，认为数额高得出人意外，又顺口加了一条一千盾的要求。这笔钱人家也同意给她了，于是，她莞尔一笑，在合同上签了字，接着就远渡重洋，对自己的决定丝毫不后悔。在漂洋过海途中，就出现了好些择偶的可能，不久之后又来了一个决定自己命运的机遇：在纽约的一家旅馆里她认识了她的凡·博伦，当时还仅仅是荷兰某出口公司的小小的代办商。然而他当机立断，用她带来的这一小笔他万万没有料到竟有一段罗曼蒂克来源的资本，在美国南方开始了独立经营。三年后他们有了两个孩子，五年后有了一所房子，十年后有了一份相当可观的产业，这份产业在战争期间，不像在欧洲，战争会把你辛苦挣来的东西残酷地践踏成齑粉，而是在其他各大洲大大增值了。现在两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而且精明能干，已成为父亲商号里的得力帮手，所以二老可以在多年辛苦之后心安理得地、无忧无虑地作一次舒坦的欧洲旅行。说也奇怪：此时此刻，当瑟堡那平缓的河床从朝雾中逐渐显现出来，在闪电般迅速的一刹那间，克莱尔骤然感到自己对家乡的感情大变了。在内心深处她早已成了美国人，然而现在仅仅从眼前这片土地已是欧洲这一事实，她就感受到一阵突如其来的对自己青少年时代的强烈怀念：夜里她梦见那些带栏杆的小床，她和姐姐童年时就肩挨肩地在那上面睡觉，此刻，成百上千件细小的事情又在脑海里浮现，猛然间，她为自己多年不曾给她那贫穷、寡居的姐姐写过只言片语而深感羞愧。这种感情使得她坐卧不宁；于是船一靠码头她就发出一封信，附上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邀请姐姐到这里来。

现在既然要将这一邀请改为向外甥女发出，凡·博伦太太轻轻一摆手，一个穿深褐色号衣的侍者便流星般迅捷地跑到跟前，略微示意之后，就去取来了电报单，然后紧了紧号帽，拿着填写好的电报单像离弦的箭一般飞奔邮局而去。几分钟后，电码符号便从嗒嗒响的莫尔斯电报机跳上屋顶，进入那微微摇曳的铜线，比铿铿的列车还快，较之扬起滚滚黄尘的汽车更是迅速无比，仅仅一个电火闪光，这信息便驰过了千里导线。瞬息间，它越过国界；瞬息间，它穿过阿尔卑斯山的重峦叠嶂、蕞尔小国列支敦士登、千壑万谷的蒂罗尔，瞧，这几个神奇地幻化为电波的字眼已从冰川之巅咝咝呼啸着直奔多瑙河谷，在林茨进入了变换器。只休息了几秒钟之后，用比说出“快”字更快的速度，这条信息便通过装在克莱因赖芙林邮局屋顶上的接线柱冲入那惊恐的接收机，又从那里进而闯入一颗惊讶、惶惑的心，把它淹没在一股巨大的好奇的热流之中。

横过街口，又拐一个弯，走上那昏暗的、又窄又陡的木楼梯，克丽丝蒂娜便到家了——这是盖在一座狭小的农家宅院上的、仅有一扇矮小窗户的合用阁楼。毗邻的一道冬天能挡雪的长长前伸的人字墙，使最顶层白天也见不到一线阳光，惟有在黄昏时分，间或有一抹淡淡的孱弱的光爬上窗台，才能照到那盆天竺葵上。所以，这间幽暗的阁楼小屋里总是散发着一股潮湿的霉味，一股来自发霉的屋脊和床单的气味，陈年的怪味如同霉菌那样附着在屋梁上。在以往的太平年月，这间简陋小室也许只当储藏室用。然而战争年代的严重房荒，使人非常知足，只要能容两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旧柜子支在四堵墙中间就谢天谢地了。甚至那张祖传的皮沙发，也因为太占地方而廉价卖给了旧货商，这件事，后来证明是大大失策，因为，现在每当霍夫莱纳老太太那双水肿的脚出问题时，就只剩下床是她惟一的休息处所了。

这两只肿成大嘟噜的病腿缠着法兰绒绷带，下面露出股股十分危险的青筋，这些累赘，是这位劳累过度过早衰老的妇女在一家战地医院当了两年管理员、成天守在一间潮湿的小屋里留下的纪念。有什么法子，得挣钱糊口啊！打那时起，她一走路就气喘吁吁，每次干点力气活或是心情激动时，这个肥胖的女人会突然感到心口阵阵疼痛。她知道自己活不长了。因此，帝国被推翻以后，她那个在政府供职、有个参事头衔的小叔子在当时还很混乱的局势下及时为克丽丝蒂娜捞到个邮务助理位置，就是莫大的幸事了。虽说薪金微薄，又在一个十分偏僻的小镇，然而不管怎么说，这总意味着生活有了一点点保障，上有片瓦，下有喘息之地。大小刚够栖身，或者不如说，这是让人习惯于将来钻进那口更狭小的棺材。

在这间狭窄的小屋里，总散发着一股酸不拉唧的潮气和一股病人长期卧床的气味。而旁边那极小的用作厨房的隔断里，经过关不严实的门，飘来一阵阵淡淡的、刚热好的剩饭的气味和雾气，好像有一块烧焦的纱布在冒烟。克丽丝蒂娜进屋后第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就是使劲一把推开窗子。砰的一声，床上老太太惊醒了，轻声呻吟起来。她没有法子，只要有一点点响动就要呻吟，恰似一个散架的柜子，只消有人走近它，还不等碰到就会咯吱作响一样：一个患风湿病的身子，凭经验知道每个动作都会引起疼痛，从而预先感到恐惧。老太太先哼了几声，在这必不可少的叹息之后，才慢慢清醒过来问道：“什么事？”那昏昏沉沉的感官，即便处于半睡眠状态也知道现在还不可能是中午，还不可能是吃饭时间。一定是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了。这时女儿把电报递给了她。

老太太那只饱经风霜的手，吃力地伸向床头柜去摸眼镜，因为每个动作都引起疼痛，好一阵才在一大堆乱糟糟的药品下面找到了那副钢边眼镜，把它架到鼻梁上。但是，老人刚一弄清这张纸的含义，那沉重的身躯便像触了电似的猛然一震，接着浑身上下在喘息中起伏不停，上气不接下气地踉跄几步，最后以她那压倒一切的体重扑到克丽丝蒂娜身上。她冲动异常，紧紧抱住吃惊的女儿，浑身哆嗦着，笑着，喘着，想说话又说不出来，最后精疲力竭地倒在沙发上，两手紧紧捂住胸口，大口大口吸气，一分钟光景只是呼哧呼哧喘息。然而接着，从她那颤动的、无牙的嘴里便突然迸发出一连串混乱的、含糊不清的话语，这是一些瑟瑟缩缩、结结巴巴吐出的支离破碎的片言只语，又不断被杂沓的、得意的笑声所淹没，她完全表达不清自己的意识，而只是一个劲儿结巴着、比划着，同时泪水已经沿着面颊流进那干瘪的、不断抽动的嘴里。她把一大串激动的话语杂乱无章、连珠炮般地灌进被这副狂热得可笑的景象弄得茫然不知所措的女儿的耳朵里：谢天谢地，这下子可有好结果啦，这一回她这个不中用的病恹恹的老太婆可以安心归天了。可不正是为了这件事，她上个月，就是六月间，才去朝山进香，在那儿，她只祈求了这件事：希望克拉拉，她的妹子，从美国回来一趟，趁她还没死，来关照一下她这个可怜的孩子。好了，现在她可心满意足了。瞧，白纸黑字就在那里——她不光写信来，不光是写信，她还舍得花这么多钱拍电报，让小克丽丝特到她住的宾馆去，还有，头两个星期就寄来一百美元了，唔，她，克拉拉，从来就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她从来就是个好心肠的人，还有呢，她女儿不光可以用这一百美元做路费，不光是这样，还可以用这钱在去那个高级疗养地看姨妈之前添置衣裳，把自己打扮得像位贵族小姐一样。是啊，在那儿她可以大开眼界了，她将看到那些体面人，那些有钱人怎么过舒服日子。谢谢老天爷，她就要头一回同别人一样过上好日子了。这个嘛，我敢当着神明说，她可是完完全全应当享受的。过去的日子究竟给了她点什么啊——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干活、上班、受苦受累，还得伺候她这个不中用的、愁眉苦脸、一身是病的老婆子，这个早就半截入土、最好快快归天的老太婆。她，小克丽丝特，因为母亲的缘故，还有那该死的战争，把自己整个青春白白糟蹋了，一想到女儿最好的年月被耽误掉，她老婆子的心都要碎了！现在好了，孩子有指望了。你可得恭恭敬敬对待你姨父姨妈，要懂礼貌，要为人谦虚，一点不用怕克拉拉姨妈，姨妈有颗金子般的心，人真好，唔，等她自己这个老太婆入土以后，姨妈肯定会帮忙，让克丽丝特离开这个憋气的地方，离开这个乡巴佬窝。唔，弄得好，没准姨妈会提出来让她跟着一块儿上美国去。要是那样，她完全不用考虑她老婆子，绝对不用，赶快离开这个穷国家，离开这些没一点好的人吧，一点也不用考虑她。她老婆子总能在救济院找到一个地方的，而且，还能有几天呢……哦，现在她可以安心死去了，现在可什么都好了。

全身浮肿、从头到脚被头巾、衬裙裹得严严实实的老太太，一再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步履艰难，拖着粗笨沉重的双腿，在屋里来回蹒跚，踩得地板咯吱作响。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用她那块红色的大手帕擦拭眼睛，因为这意外的喜讯使她泪如泉涌，她越来越起劲地比划着，欣喜若狂，以致不得不一次次停住，坐下哼一阵，擤擤鼻涕，喘够了气，然后再重新絮絮叨叨说下去。她总是不断地又想起点什么别的，于是聒聒说个不停，一会儿嚷一会儿叫，一会儿哼一会儿哭，为这终于来到的喜事激动万分。待折腾到精疲力竭的那一刻，她猛然注意到：应接不暇地听着她这滔滔不绝的欢欣话语的克丽丝蒂娜，竟面色苍白、腼腆地木然站在那里，两眼露出一小半是惊诧、一多半是慌乱的神色，完全不知道该回答什么才好。老太太生气了，她再次使劲从椅子上猛地站起，凑近克丽丝蒂娜，紧紧抓住茫然不知所措的女儿的手，用力吻她，又使劲把她紧搂过来，不住地摇晃她的身子，好像要把她从睡梦中摇醒似的：“哎，你干吗一声不吭呢？这难道是别人的事，不是你的事？你这是怎么了，小傻瓜？瞧你愣得跟块木头似的，一句话不说，一声不响，这可是件大喜事呀！你倒是高兴起来呀！哎，你究竟为什么不感到高兴呢？”

在办公时间内，规定严禁所有邮局职员擅离职守，就是最要紧的私事，在财政部的法规面前也是微不足道的，这叫做职先于人，公大于私。因此，克莱因赖芙林的女邮务助理在仅仅几分钟短暂的中辍之后便又规规矩矩坐在那块玻璃板后面了。这段时间没有任何人找过她。一张张散乱的公文纸和先前一样懒洋洋地躺在无人问津的桌子上，那架刚才还使她热血沸腾的电报机现在已经关上，默然无声，在昏暗的屋里闪着黄色的光。谢天谢地，谁也没来过，什么事也没耽误。女邮务助理这时可以安心地仔细回想一下这个使人迷茫的消息了。在突如其来的惊喜引起的忙乱中，她根本还没弄明白这条从电线中突然降临到自己身边的消息究竟是令人难堪呢，还是使人高兴。逐渐地，纷乱的思想才理出个头绪：她要离开这里了，要第一次离开母亲，出去两个星期，也许更长些，到生人那里去，不，是到克拉拉姨妈那里去，到一个高级宾馆去找母亲的妹妹。她要去度假了，这是真正的、不打折扣的假期，好多好多年了，可以得到一次休息，见见世面，看点新的东西、另外的东西。她翻来覆去地想了又想，考虑了又考虑。其实这的确是件好事，母亲是对的，确实，她为这事感到这样高兴是对的。老实说，这的确是许多许多年以来她们家得到的最好的消息了。第一次可以摆脱套在脖子上的公务笼头，自由自在，看一看新的面孔，见一见世面，这难道不是喜从天降？猛然间，母亲那惊奇、骇怪，几乎是怒气冲冲的声音又在她耳边响起：“哎，你究竟为什么不感到高兴呢？”

母亲是对的，她问得确实有理：为什么我不感觉高兴呢？为什么我竟无动于衷，为什么这喜讯竟不能打动我、震撼我的心？她一再细心谛听，看看是否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对这一突然从天外飞来的喜讯会有一点点热情的反应。然而没有。她感到的只有纷乱的心曲，只有将信将疑，胆战心惊。真是怪事，她想，为什么我竟高兴不起来？当我成百次从邮袋里取出风景明信片来分装，看到灰濛濛的挪威海湾、宽阔的巴黎林荫大道、美丽的索伦托港湾、纽约的摩天大楼时，不是每次都要感慨一番吗？我总在想，什么时候轮到自己呢？什么时候我也能去一去这些地方？难道自己不正是在许多漫长、冷清的上午，梦想过有朝一日能摆脱这毫无意思的苦力活，挣脱这消磨时光、无异慢性自杀的工作吗？我梦想有一天能好好休息休息，有充足的、完整的时间，不是总那么支离破碎，使人动一动就受限制，寸步难行；梦想哪天能改变一下这千篇一律的日程：先是催命的闹钟逼着你起床，然后是穿衣、生火、取奶、买面包、做饭、盖邮戳、写单据、打电话，回到家马上熨衣服、做饭、洗涮、烧水、补衣裳、伺候病人，最后总是累得要死，躺倒便睡。这样的梦我做过一千次，正是在这里的这张桌旁，在这个破败不堪的牢笼里，这种梦做了简直有几十万次了，现在呢，梦想蓦地来到自己眼前，就要去旅行了，要走了，要得到自由了，可是——母亲说得对——为什么我竟不感到高兴？为什么我竟不立即表示愿意去呢？

她两眼呆滞，耷拉着双肩坐着，面对似乎变得陌生了的冷冰冰的墙壁出神，不断地等待着，等待着，期望在强烈的召唤下，心里会不会有一点迟来的喜悦的冲动。她不知不觉地屏住呼吸，像孕妇细听自己腹内胎儿的最初躁动那样，俯身侧耳谛听着。然而什么动静也没有。寂然无声，空空荡荡，像一座没有鸟儿啼叫的树林。她，这个二十八岁的姑娘，这时搜索枯肠地拼命回想人高兴时究竟是什么滋味，吃惊地发现自己竟记不起来了：就像一个人儿时学过一种外国语，后来忘光了，只记得从前曾经会过这种外国话。她回想自己最后一次感到高兴在什么时候，苦苦思索着，低垂的前额上起了两道深深的皱纹。渐渐地，她想起来了：似乎从一面磨毛了的模糊的镜子中，逐渐浮现出一幅画面：一个两腿细长、头发金黄的小姑娘，穿着棉布裙子，调皮地摇晃着肩上的书包。还有十多个姑娘在她周围欢蹦乱跳：她们这是在维也纳市郊一个公园里玩棒球。又有一次，一阵阵欢呼雀跃、一串串欢声笑语，不断随羽毛球腾空而起。现在她记起来了，这笑声是多么轻巧、多么自然地从喉咙里迸发出来，它一直是自己最亲近的伴侣，它简直就在你的皮肤下面躁动，在你的血液中激荡、翻滚；它在喉咙里是多么轻啊，简直太轻巧了，你只需轻轻一摇，它就连珠炮般从嘴唇滚落下来。在学校里，她必须两手紧扶坐凳、紧咬嘴唇，以便在上法语课时不致因为听到一句滑稽的话、看到一个可笑的动作而忍不住纵声大笑起来。这是因为，当时随便一件芝麻小的事，都会激发出那种洋溢着天真无邪、喷射出青春火花的小姑娘特有的欢笑。某位老师说话打个磕巴，照镜子时做个鬼脸，一只猫滑稽地甩甩尾巴，一个军官在街上瞅你一眼，总之，每件芝麻大的小事、每件什么意义也没有的滑稽事，都会引发这样的欢笑，简直可以说是浑身装满欢笑的火药，只要一点小小的火星，就能使欢笑爆发出来。这种轻快、调皮的笑总是犹如即将离弦的箭一般，甚至在睡梦中，它也在那张稚气未消的嘴边描绘出一道喜气洋洋的花纹。

突然间，这一切无影无踪，眼前变作一团漆黑，好像谁一下子把灯芯掐灭了。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下午，她去游泳；在更衣室脱衣时，她十六岁少女矫健的裸露的肉体，像一道闪亮的电光刷地映入自己的眼帘，它是多么丰腴、白皙、生机勃勃、轻盈柔嫩，是多么健康啊！然后，她纵身入池，浑身顿时凉爽万分，她拍打着水花，不停地游着，后来又同女友们坐小木船你追我赶——那六个黄毛丫头上气不接下气的笑声，现在还在她耳边回响。接下去便是小跑着回家，快，快，她是那样步履轻捷，因为，显然又耽误了时间，她不是还得帮助妈妈收拾行装吗？后天她们就要到康普山谷避暑地去了。于是，她一步跨三级跑上楼梯，气喘吁吁地冲进房里。可是奇怪，她一进屋，父亲和母亲的谈话就戛然而止，而且两人都竭力扭头不看她。刚才她听见父亲异乎寻常地大声讲话，而这会儿他却带着很不自然的专注神情读起报来；母亲一定是哭过，因为她这时慌忙把手绢攥成一团，赶紧走到窗前去了。出什么事了？他们吵架了吗？不，这不可能，绝对不是，看吧，父亲现在突然转过身，把手放在母亲瑟瑟抖动的肩上，她还从来没有看见父亲这样温存呢。但母亲并不回头，在父亲默默无言的抚摩下，她浑身颤动得更厉害了。究竟出了什么事？他们两个谁也不理会她，谁都不看她一眼。事隔十二年之后的今天，她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感到的疑惧。他们是在生她的气吗？难道自己捅了什么娄子？她战战兢兢——小孩在严父面前总是胆战心惊、觉得一无是处的——轻手轻脚地溜了出去，来到厨房里。在那儿，女厨师波塞娜告诉她：住隔壁的勤务兵格查——当兵的知道底细——说，仗已经打起来了，要把这伙该死的塞尔维亚人剁成肉泥！奥托是后备少尉，得上前线，还有她姐夫，他们两个都得去，所以父亲和母亲这样烦躁不安、心慌意乱。果真，第二天一早她哥哥奥托便身穿步兵狙击手的灰蓝色军服，肩上斜挎着军官背带，马刀柄上飘拂着金黄色的穗子，直挺挺站在屋子中央。他这个中学助理教员，平时多半穿一件皱巴巴的礼服式黑色外套，这种表示威严、庄重的黑颜色，使这个面黄肌瘦、满脸蛋黄色绒毛、留着平头的细高挑小伙子简直显得可笑。可现在呢，当他穿着紧贴腰身的笔挺军装，嘴角带着使劲做出的严峻神情出现时，在亲妹妹的眼里他几乎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于是她脸上带着黄毛丫头那种傻乎乎的、稚气的得意神色抬头瞅着哥哥，拍着手叫起来：“嗬，好家伙，你可真帅呀！”话音未落，平时那样温柔的母亲便使劲推了她一把，使她的胳膊肘撞到柜子上。“你真不害臊，这个没心肝的东西！”然而母亲的勃然大怒，仅仅是想发泄郁结在心头的痛苦罢了。闸门一拉开，她便抽抽搭搭痛哭起来，凄厉的哭声使人心胆俱裂，她绝望地扑向年轻小伙子，死死抱住他不放，儿子使劲把头扭开，力图做出一副男子汉的神态，一面讲些为祖国尽义务之类的话。父亲看不下去，转身走开了，于是面色苍白的年轻人只好咬咬牙，使劲挣脱了母亲发狂似的拥抱。突然，他急急忙忙吻了吻母亲的脸颊，匆匆握了握很不自然地、僵直地站着的父亲的手，对她克丽丝蒂娜呢，很快说了声再见，就倏地从她身旁过去了。不一会儿，他佩带的长刀叮当声便从楼梯传来，逐渐远去。下午，姐夫来告别，他在市府当职员，现在是辎重队的中士。这比上午的告别容易，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生命危险，所以谈话间颇有得意之色，把事情说得像儿戏一般，讲了些逗笑的话，安慰大家以后就走了。可是，他们两人身后却留下了两个阴影：怀孕四个月的嫂子和拖着孩子的姐姐。从此，每天晚上她们两个就同家里人一起坐在饭桌边，而每次大家都觉得似乎灯光也比原先黯淡了。每当克丽丝蒂娜讲点什么好笑的事情，大伙就对她怒目而视，使她到晚上躺在被窝里还觉得脸上发烧。她想，自己多不好、多不严肃、多幼稚呀，不知不觉地她变得沉默寡言起来。而家里呢，从此笑声绝迹、夜难成眠。只是在夜里，当她偶尔醒来时，能听到隔壁屋里一连串像雨夜屋檐滴水那样听了瘆人的微弱声响，那是睡不着觉的母亲跪在灯下圣母像前一连几小时为哥哥祈祷。

接着到了一九一五年：她十七了。父亲和母亲一下子老了十年。似乎有一种腐蚀剂在他们身体内咬噬着，父亲变得瘦小干瘪，脸色蜡黄，躬腰驼背，从这间屋走到那间屋十分吃力。大家都明白，他在为生意清淡而忧心忡忡。还是从祖父时代起，六十年来，整个帝国再也找不出第二家像波尼法齐乌斯·霍夫莱纳父子这样精致、灵巧地加工羚羊角和制作猎饰的工匠来了。他甚至为埃斯特哈西家、施瓦尔岑贝格家，以及其他大公家的官邸府第制作猎物装饰，往往是带着四五个助手，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干净利索地从清早干到深夜。但是，在这个人们只把枪口对准人而不是瞄准野兽的屠戮生灵的年月，他家接连几个星期都无人问津，而正在坐月子的儿媳、病中的外孙全都要花钱啊。这个逐渐变得寡言少语的老人越来越佝偻了，到了那一天，当家里收到从伊松佐河的来信，第一次不是儿子的笔迹而是他那个连队的上尉所写时，老人完全垮了。不用看他们就明白：准是在连里身先士卒、英勇捐躯、永垂不朽一类话。家中自此越来越寂静；圣母像上的灯光熄灭了，母亲不再祷告了；她干脆就忘了添油。

一九一六年，十八岁。家里多了一个时时挂在嘴边的新字眼：太贵了。母亲、父亲、姐姐、嫂子满腹愁肠，每天躲进纸票堆的小天地里，一起筹算着怎样打发穷日子。肉太贵，黄油太贵，一双鞋太贵。她克丽丝蒂娜呢，差不多连大气也不敢出，害怕空气是否也会太贵了。那些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似乎也被吓跑，躲进囤积者的私窝，藏到哄抬物价者的巢穴里去了。谁想弄到一点，必须追踪寻觅才行。买面包得求爷爷告奶奶，买一小把青菜，要走杂货商贩的后门，买鸡蛋得自己下乡，买煤得用手推车到火车站去推。成千上万啼饥号寒的妇女为争购一点生活必需品每天疲于奔命，所得却日渐稀少。偏偏父亲又有胃病，需要特殊的、对身体有益的食品。自打他从店门上把“波尼法齐乌斯·霍夫莱纳”这块招牌取下，把铺子卖了出去以后，就再也不同谁说话了。只是当他以为没有人听见时，常用手紧紧按住肚子哼哼。本来早该去请医生，但——太贵了，父亲每次都这样说，于是悄悄地把痛苦咬牙咽到肚里去。

一九一七年，十九岁了。除夕过后两天他们安葬了父亲，存折上的钱刚够把衣服染成黑色。生活费越来越昂贵，他们已把两间屋子出租给一对从布罗迪逃难来到这里的夫妻，可是不论你怎样像机器人一般从清早忙到深夜，总是入不敷出。最后，在政府某部供职的参事叔叔为她们在科尔诺伊堡医院找到了工作，母亲做管理员，她自己做办事员。医院要是不那么远就好了，天蒙蒙亮就得坐进冰窖般的没有暖气的火车车厢，天黑以后才能回来。到家后就是打扫、擦洗、缝衣服、补袜子，直到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要，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累倒在床上，昏昏沉沉睡去，再也不想醒来。

一九一八年，二十岁了。战事继续不断，还是没有轻松愉快、无忧无虑的日子，还是没有时间照照镜子，上上街。母亲开始每天哼哼：长时间在医院那间潮湿的房间里守着，她的腿浮肿起来。但她简直就没有多少余力来同情母亲。因为她自己也是疾病缠身，在同一所房子里住的时间太长了；自从她每天要用打字机登记七八十名惨不忍睹的伤残病号以来，她内心渐渐变得麻木不仁了。有时，那个出生在巴纳特地方的矮个子少尉架着拐杖（他的左腿被炸飞了），蹒跚地来到她的办公室，他那金黄的头发就像他家乡的麦子一样，但在那张还稚气十足的孩子脸上却已经有了饱受惊吓的皱纹了。他满怀思念故乡之情，操着一口“老施瓦本”土话向她讲述他的村庄、他的狗、他的马群。唉，这个可怜的游子！有一回，他们在花园里一条长凳上接吻了，两三个平淡的吻，同情多于爱。然后他说，一旦战争结束他就同她结婚。她心灰意懒地苦笑了一下，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他的话；她根本就不敢想，这战争哪一天会到头。

一九一九年，她二十一岁。战争倒真的过去了，但贫困并没有结束。它不过是龟缩起来，被淹没在一大堆战后法令的紧锣密鼓声中，狡黠地悄悄躲进了那个由大把大把印油未干的钞票和公债券堆砌成的掩蔽所里罢了。所以，很快它就又钻了出来，瞪着黑洞洞的眼睛，张开血盆大口，饿虎扑羊一般吞噬掉战争阴沟中劫余的一点点渣滓。整整一个冬天，数字后面跟着一大串“零”的纸票雪片似地漫天飞舞，几十万、几百万片降落下来，然而到了焦灼者的手里，每一片、每一张千元钞就立即化为乌有。在你睡觉时，钱已在化成水了；当你换上破旧的、加钉木底的鞋又一次向售货摊跑去时，钱已经变得一文不值了；人总在疲于奔命，而又总是处处晚到一步。生活变成了算术，不断地加呀，乘呀，算来算去，算了又算，数字和数目没完没了，像一个大漩涡。这个大漩涡把人的最后一点家当也都席卷而去，吸入那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深渊：它夺走了母亲脖子上的金项圈，手指上的结婚戒指，家中桌上的织花台布。然而不管你扔进多少东西去都是白费，这个黑魆魆的无底洞是填不满、堵不死的，你每天织毛衣直到深夜，把所有的房间都租出去，自家两人挤在厨房里睡也无济于事。只有睡觉，还是你能享用的惟一东西，惟一不花钱的东西。夜深了，由于辛苦忙碌奔波而消瘦、苍白的童贞之身，还可以颓然扑倒在床垫上六七个小时，把这个暗无天日的年月暂时忘掉。

再往下是一九二〇和一九二一年。二十二、二十三岁，不是常被称为风华正茂之年吗？然而谁也没有告诉她这一点，她自己也不知道这个。从早到晚只有一个念头，怎样用这一点点越来越少的钱打发日子？这时稍稍好了一点：那位参事叔父再次帮忙，亲自到邮政管理局他的牌友那里去了一趟，讨来了一个临时性的邮务助理工作。虽说地点在克莱因赖芙林这个主要住着种植葡萄的农民的穷乡僻壤，但不管怎么说也是个候补职员的位置，一只铁饭碗。微薄的薪金刚够她一个人用，但是，因为姐夫家里没有地方住，她得把母亲接来一块儿过，一块面包掰成两半吃。这样一来，每天仍旧是白天省吃俭用，晚上精打细算地过日子，每根火柴、每颗咖啡豆、每块面包渣都得算计着用。可是无论如何，总算能喘口气，勉强活下来了。

一九二二、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岁，还算得上年轻吗？已经在开始衰老了吧？几道皱纹悄悄爬上了鬓角，时常感到两腿发软，春天也莫名其妙地头疼。不过总的说，日子还是过得下去，甚至渐渐地在好起来。手里的钱包又硬鼓鼓的了，她有了固定的工作，有个邮务助理的头衔，姐夫也在每月月初寄那么两三张票子给母亲。现在似乎应该渐渐注意使自己活得像个年轻人了吧。母亲甚至经常催她上街，去娱乐娱乐。到后来，在母亲的坚持下，她在邻村举办的一个舞蹈训练班报上了名。按节拍跳舞，学起来可并不容易，因为疲劳已经深深钻进了自己的血液，她有时觉得似乎自己的关节不知什么时候冻僵了，就是热烈的乐曲也无法融化坚冰，使她四肢重新灵活起来。她费劲地练习那些规定的舞步，但不管怎么苦练，总是打不起精神，情绪总是上不来。她第一次体会到：太晚了，青春已被战争消磨殆尽、毁坏无遗。自己身体内肯定有某一根弹簧绷断了，这一点男人似乎有所察觉，因为没有人追求她，尽管她那皮肤细嫩的脸庞，加上一头金黄的头发，使她在那一群粗手笨脚、脸长得像苹果一样圆、像苹果一样红的乡下姑娘中间犹如鹤立鸡群，颇像位贵族小姐。这批战后长大的十七八岁的女孩虽然长相不好，却并不安分、并不是耐心等着男人看中她们。她们追求吃喝玩乐，觉得这是她们的权利，而且追求得异常强烈，似乎她们不光要享受自己的青春，还要代替那几十万葬身战乱的青年补享青春的欢乐呢。二十六岁的她怀着一种吃惊、奇怪的心情发现，这伙后起的年轻人举止是多么自信，行为是多么贪婪，眼神是多么自命不凡、狂妄鲁莽，她们走路时卖俏地扭动腰肢，神态得意忘形，对小伙子们最轻狂的动手动脚，她们是那样毫无顾忌地嘻嘻哈哈大笑，在回家的路上，她们每个人又是那样厚着脸皮同男人偎依着，一个接一个离开正路转身朝树林子那边走去，这真使她感到恶心。同这批贪婪而粗野的战后青年一代在一起，她觉得自己苍老、疲惫、无用、受压，无心也无力去同她们竞争。更进一步：她希望可不要再有什么争斗，可不要再辛苦奔忙了！她只想过点舒坦日子，安安静静地做个清梦，做做分内的工作，浇浇窗前的花，不想再要别的，不希望得到什么。可不要再惹什么事、追求什么新奇玩意儿、寻求什么激动人心的经历了。被战争夺去了整整十年青春、已经二十六岁的她，这时甚至连一展笑颜也觉得心灰意懒、精疲力竭了。

想到这里，克丽丝蒂娜不由得低声叹息。只要想一想她青少年时代这一切可怕的事，她就会浑身无力。母亲折腾什么劲儿啊，全是胡来！现在离开这里，去找一个自己并不认识的姨妈，同一些自己完全不了解的人相处，这算什么呢？可是一转念，我的天，她究竟该怎么办才好呢？母亲希望她去，这样能使老人家高兴，她总不好硬顶吧？而且，干吗要硬顶？人已经没有这个劲，顶不动了！女邮务助理慢吞吞地、万念俱灰地从写字台最上一格抽屉里抽出一张业务记事用纸，小心地将它对折起来，又垫上一张格子纸，然后工工整整、清清楚楚地用漂亮的工笔细楷给维也纳邮政管理局打报告，申请批准她因家事现在就开始她法定应该享受的休假，并恳请从下周起派人接替她的工作。然后，她又写信给姐姐，请她在维也纳替自己办理瑞士签证，借她一只箱子，再来一趟商量商量照看母亲的事。此后的几天，她就慢条斯理、耐心细致、一桩一件地为这次旅行做准备，既没有欢欣，也没有期待和热情，似乎这些事并不是她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而是属于她现在成天做着的惟一的事情：上班、尽职。

准备工作进行整整一个星期了。每天晚上都在缝补浆洗家中的旧衣物，非常紧张。此外，她姐姐，这个瘦小懦弱的小市民，觉得用寄给她的美金买东西太可惜，最好还是把这笔钱存起来，于是她从自己的衣物中借些给妹妹：一件橘黄色的旅行大衣、一件绿色的衬衫、一枚母亲当年蜜月旅行时在威尼斯买的精巧别针和一只小藤箱。她说，这些就足够了，山区人也不讲究什么穿戴，而克丽丝蒂娜如果真是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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