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说会道：说话的艺术(修订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吴礼权

出版社：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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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说会道：说话的艺术(修订版)试读：

编辑寄语

本书系著名修辞学家、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历史小说家，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吴礼权博士所著，2004年由吉林教育出版社作为“中华语言魅力丛书”之一种出版（原名《能说会道：表达的艺术》），深受学术界好评与认同，已故著名语言学家、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陈建民先生曾专门撰文评论道：读王力、吕叔湘先生的著述，领会的深浅是自己的水平问题，根本不存在读不懂的感觉。而今，为什么一些不见经传的人写的文章，我们却完全读不懂呢？是自己理解能力退步了呢？还是年轻人的文风有问题了呢？久思不得其解，最终想到了西方哲学家叔本华说过的一段名言：“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比把一个普通的道理讲得让很多人不懂更容易；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比把一个深刻的道理讲得让很多人都懂更难的事。”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令人读不懂的著作与文章，并不是因为它见解多么高深，而是因为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和新意，就只好借那些令人弄不懂的新名词新术语和曲里拐弯、绕来绕去的表达方式叫人感到莫测高深。而读了吴礼权教授的这套丛书，感觉则完全不同。他的书中所提出的观点，所总结的语言表达规律与技巧，都是他长期研究的心得，内容比较扎实。还有书中百分之八九十的篇幅都是作者自己博览群书，从古今各类典籍中找来的典型而生动的例证和紧扣这些例证的具体分析。他的行文有口语之活泼明快、流转自如之长，无口语之破碎繁复、节奏缓慢之短，这得益于作者多年研究口语修辞炼就的功夫。可以说，作者这三本书无论是学术见解还是学术资料，都是“硬通货”。正因为作者书中有“硬通货”，加之作者本身就是研究语言学与修辞学有成就的专家，所以作者在书中对他所要表述的学术见解，所要向读者传达的研究心得，所要传授的语言表达的相关技巧、规律等知识，往往都能找到恰当的语言表述方式，将深奥的学理浅易化，将枯燥的理论生动化，真正达到了作者预期的学术著作平易化的写作目标。书中引到的古代文献并不少，所讲的学理并不浅，但是在作者笔下，古奥的文言例证并没有成为读者阅读的障碍，艰深的理论与学理阐释并没有使读者觉得乏味，反而觉得生动、浅易。因为作者善于用现代生动的语言化解古奥的文言，在不着痕迹的叙述中就把文言例证的故事及所涉及的典故解说得明明白白。这样，读者不仅获得了知识，也同时感受到一种阅读的快慰。因此，只要读者对此三书略略通览，便能感受到其可读性强的特点。可以说，他的文章是按叔本华的话身体力行的，绝无传统意义上的“学究气”，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深奥学理浅易化”“平淡情事艺术化”的一种全新的境界，凸显出年轻一代学者的独特魅力与崭新风采。（《语言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展示——评〈中华语言魅力丛书〉》，载《语言文字应用》2004年第4期）

本书除了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读书界更是受到了广泛好评，相当一段时间内都是非常受欢迎的语言类著作。2005年获吉林省长白山优秀图书一等奖（吉林省政府奖），2006年被评为吉林省首届“新华杯”读书节读者最喜爱的十种吉版图书，2007年被评为吉林省新闻出版奖图书精品奖。——暨南大学出版社人文社科分社

引言

幽默大师林语堂早年曾在上海青年会作过一次演讲，记得内中说过这样一段话：语言向来是人的专长，鸟兽所知道的只有饥啼痛吼等表示本能需要的号呼而已。如马鸣牛嘶虎啸，都不出于这本能需要的范围。所以老虎吃人，只会狂吼，却不会说：“我吃你，是因为你危害民国。”这是人与兽之不同。何芸樵主席反对现代小学课本“鹅姐姐说、狗弟弟说”这种文字，鄙人十分同情。《伊索寓言》一书，专门替鸟兽造谣，谤毁兽类与人类一样的奸诈。假定鸟兽能读这种故事，他们也不会懂得。比如狐狸看见树上葡萄吃不着，只有走开，决不会无聊地骂酸葡萄。惟有人类才有这样的聪明。因为鸟兽没有语言，所以也没有名，遂也没有正名哲学。因此，假定狐狸要强迫农民种鸦片，也必不会“正”勒种鸦片捐之“名”为“懒捐”。如果会，这狐狸便不老实了。（林语堂《谈言论自由》）

我们都知道，林教授是德国的语言学博士，他说得一点也不错，语言确是人类的专长。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长，正是因为有语言。因为有语言，人类可以交流思想，可以协同工作，可以传承文化，可以接受前人的生产生活经验，接受前人思维的成果，从而一代超过一代，可以使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不断地加速，后代往往可以有一年超过前代几十年的奇迹出现。我们今天能上天，能入地，能耐那么大，不正是因为有了语言的结果吗？同样是灵长类动物的猴子、大猩猩之类，它们不也长得“人模人样”吗？为什么它们却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只能爬爬树、翻翻跟斗，给人逗逗乐而已呢？它们吃亏就吃在没有语言能力，所以不能做科研，不能讲哲学，也不会搞文学之类，弄得几十万年还是那副德行。

不过，尽管语言是人的专长，几乎所有正常的人都有语言能力，都能说话，但说话可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它还有说得好说得不好的区别，也就是说有个效果问题，不是吗？昔有富翁生三女：长女、次女俱适秀才，幼女只嫁常人。一日，富翁生辰，三婿齐来上寿。翁见长婿、次婿言谈斯文，小婿村俗相齿。一日，设席，翁曰：“今日卑老，无肴相陪，筵中不许胡言乱道。”酒行数巡，岳父举箸请大婿请食。大婿欠身答云：“君子谋道不谋食。”翁大喜。酒至半酣，举盏请次婿饮酒。次婿起居答曰：“惟酒无量，不及乱。”翁亦喜甚。岳母见夫只劝长婿、次婿二人酒食，遂乃举杯酌酒，请小婿饮酒。小婿昂然欠身起谓岳母曰：“我和你酒逢知己千杯少。”翁怒骂曰：“这畜生如此假乖，说甚么斯文？”小婿掷盏起曰：“我与你话不投机半句多。”（明·无名氏《笑海千金》）

这则故事虽是一则笑话，却颇有发人深省的地方。富翁有三女，长、次二女都嫁了有学问的秀才，小女儿却只嫁了个普通的村夫。长婿、次婿言谈自然斯文有礼，老丈人也就欢心了；而小婿是个村夫，言谈自然要粗鲁俚俗了，老丈人不喜欢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老丈人过生日，三个女婿都前往庆贺，岳父母招待他们吃酒也是自然之理。酒席开始时，老丈人首先致祝酒辞：“今天我又痴添一岁，也没什么好菜招待你们，略备几杯薄酒，希望大家不要胡说八道。”这是老丈人在给大家打预防针，叫三个女婿不要贪杯，免得喝多后说了不吉利的话，惹自己生气。酒过数巡，老丈人自己来劲儿了，就举筷请大女婿吃菜喝酒，大女婿很懂礼貌，马上起身答谢，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引用的是《论语·卫灵公第十五》中孔子的一句名言，意思是说：有德行的君子追求的是学术道理，而不热衷于讲求衣食之类。这表达了自己远大的志向，老丈人听了自然高兴，这女婿有出息！再喝了一会儿，老丈人又劝第二个女婿酒食，二女婿也起身答谢，说了一句雅致的话：“惟酒无量，不及乱。”引的是《论语·乡党》中孔子的话，意思是说：只有酒不限量，但不能多喝而到了神志昏乱的地步。他引这话，是向老丈人表明：您老人家虽然殷勤劝我喝酒，但我会牢记孔圣人的话，会自己节制酒量的。说得得体，又透着学问，老丈人也很高兴。岳母见老头子只劝大女婿和二女婿而不理小女婿，觉得过意不去，就自己给小女婿斟酒，请他喝酒。小女婿就站起来跟丈母娘干杯，说了句：“我和你酒逢知己千杯少。”他想掉文，在老丈人面前也露一手，引了一句谚语，结果却词不达意，非常不得体。因为这话用错了对象，跟女性说不合适，跟老丈母娘说就更不得体了，所以被老丈人臭骂一顿：“你这个畜牲，无知却要装斯文，竟然调戏起你家丈母娘了！”小女婿自然就不高兴了，他老早就不满老丈人那德行了，加上他又是个粗人，没什么修养，就甩了酒杯跟老丈人说：“我与你话不投机半句多。”虽然也是引用谚语，但这样对老丈人说，自然也是不得体的。这个故事当然是个笑话，但讲明了一个道理：即使是喝酒，说话也是有学问的，也能显现出一个人的层次与水平来。如果没有学问，不会表达的艺术，说出的话就会有失身份和水平，肯定会成为笑话并被人耻笑。

其实，我们仔细想想，说话实在是很难的事，说得好尤其难。因为根据不同的交际情境，说话便有不同的目标要求。言语交际中，有时候我们会为客观形势所迫需要对别人的话进行回答应对；有时候心有郁积需要把自己的情感情绪呈露出来；有时候则需要向别人推销自己的思想理念，要说服他人；有时候又要主动或被动地要求陈述自己对某一问题或某一事情的见解意向；有时候，在言语交际冲突中或言语竞争中需要互相排调、战胜对手等。这一切，如果没有一定的语言修养，没有足够的语言智慧，不掌握相当的语言表达艺术，要想在言语交际中实现自己预期的目标，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目前还不具备这些先天或后天的条件，那么，我们也是有办法补救的。补救的办法就是从我们中国无数妙语生花的先哲时贤的语言实践中去师法，认真揣摸，并掌握一些基本的表达艺术或策略，这样自然也就能大大提升自己的语言表达艺术水平。一司马景王东征，取上党李喜以为从事中郎。因问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来？”喜对曰：“先公以礼见待，故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喜畏法而至耳。”（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第二》）

这则故事中的司马景王，乃三国魏国权臣司马懿之子——司马师。司马懿死后，司马师继任为景王，后来其侄子司马炎称帝建立西晋时，追尊其为景帝。当然，这是后话。却说司马师当国时，曾想东征东吴，就任命上党（今山西境内）人李喜为自己的东征军总司令的参谋长（即从事中郎）。李喜接命后立马就来向司马师报到。司马师见他这么爽快地来了，不禁十分得意，于是就意味深长地对他说：“早先我爹（即司马懿）很客气地请您出来做官，您不肯就任；现在我命召您来为官，为什么您就来得这么快呢？”李喜知道这意思，这是在对自己耍流氓，炫耀武力呢！他就回了司马师一句说：“你爹请我做官是以礼相待，所以我可以以礼相辞让；明公您请我出山是以国法为理由，我是害怕国法才来的。”司马师当然知道李喜话中的意思，但他也抓不住李喜的毛病，只能佩服他确是高人，请他出山为三军总参谋长是没有错的，尽管这人有点清高孤傲，喜欢拿个名士的臭架子，但毕竟还是个人才，而国家正在用人之际。

了解历史者都知道，司马氏为了篡夺曹魏政权，扫清谋朝篡位道路上的障碍，自曹丕死后就不断打击迫害曹党及异己势力。因为李喜为曹魏时代的高士，在士林中颇有名望，因此司马懿当政时就想拉拢他成为自己的羽翼。而李喜早就看出了司马氏与曹氏集团斗争的残酷性，于是采取回避态度，婉拒了司马懿的请求。到了司马师继任大将军，独断朝政的时候，已完全抛却了司马懿那点半遮半掩的作风，对政治异己势力的打击迫害已是赤裸裸的了。所以，当司马师东征要李喜为从事中郎（高级幕僚）时，李喜就只得言听计从，没有讨价还价的份了。这里，司马师问李喜的话，表面是说“为什么我的父亲司马懿礼请你出来为官而推却，而我命令你为官你却来了”，实质意思则是说“你为什么敬酒不吃要吃罚酒”。李喜心知其意，但好汉不吃眼前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反正跟这种武夫也没什么理可讲，如今虽是曹家做皇帝，实际上还不是司马氏在当家独断朝政？但李喜也不是那种没骨头的人，于是就弦外有音地回答了他一句：“先公以礼见待，故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喜畏法而至耳。”回答得不卑不亢。这话的表层意思似乎是在歌颂司马懿礼贤下士，司马师法治清明。实际上则是在委婉地讽刺司马师的专制黑暗甚于其父，已容不得人有选择的余地了。这等应对艺术，是何等的高明！司马师听得懂其中的弦外之音，但又实在没法抓他的小辫子。所以，李喜他摆名士的谱，其实也是有资格的，就凭他这应对的表达艺术，就没人可比，不是吗？

大家都了解中国的历史，也知道中国封建时代的皇帝不好侍候，跟他们说话一不小心就要大祸临头，应对这些皇帝老儿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没有那能耐，一般人最好还是不要读什么破书，中什么劳什子科举，做什么担惊受怕的官儿，不如在家种地耕田、吃烘山芋什么的，虽然生活苦一点，但倒可以过得气定神闲，一家老小平安无忧。俱往矣，封建时代终于已经过去了，皇帝也随着袁世凯八十三天春梦和张勋拥废帝溥仪复辟十二天秋梦的相继残破而从此销声匿迹了。现而今，我们已然进入了现代社会，没有皇帝了，说话自由了。但是，如果你要是想当或不小心当上了政治家或外交家，那就不自由了，因为你要侍候那帮难缠的国际记者。要知道，记者可是无冕之王，全世界都认这个账。皇帝没有了，这无冕之王却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厉害。如果说错了一句话或一句话说得不妥，那就会造成国家间的矛盾，引起国际纠纷或政治风波。这种事例大家天天都可以见到，例如美国总统、意大利总理在记者会上因应对记者时言语不慎而闹得两国失和，以致最后要以总统或总理之尊或国家的名义向对方道歉才能了事，就是明证。

不过，值得自豪的是，中华民族向来是善于说话的民族，美辞和美食都是中国的绝活。所以中国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善于说话、长于辞令的政治家、外交家是层出不穷的。别的不说，就拿我们的周恩来总理来说，那是举世闻名的大政治家和外交家，全世界哪个不佩服他的口才辞令之美。这里，不妨举个例吧：一次，周恩来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介绍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对外方针后，一位西方记者问道：“请问总理先生，中国可有妓女？”周总理正色答道：“有。”回答引起了全场骚动。周总理接着说：“在我国台湾省。”话音一落，全场爆发出阵阵掌声。（骆小所编《公关语言学教程》）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西方对新中国一直是持敌对态度的。西方的新闻媒体更是不放过任何一次想让中国出乖露丑的机会，总想搞些政治风波出来才甘心。这不就来了一位别有用心的西方记者吗？周总理召开记者招待会介绍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对外方针，他却问了一个与此主题无关的问题：“请问总理先生，中国可有妓女？”这问题怎么应对？实在太难、太敏感！按照一般外交家的思路，可以有两种办法，一是说：“这问题与本次记者招待会主题无关。”或说：“无可奉告。”二是保持沉默，不予理睬。这也是一种外交上常用办法。但是，前者证明外交官无能，有损国家形象。后者则给人以傲慢的恶感。如果确有自信，敢于回答，那么一般的外交官肯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没有！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会有这种资本主义社会腐朽的东西呢？”要是中国的外交官这样回答了，嘿嘿，你就上了他的大当了！他要引诱你说的就是这句话。如果你说没有，那么他马上就问你：“台湾算不算中国领土？”这时你就没法回答了，不仅造成了政治麻烦，你在记者会上也下不了台，你这外交官准备怎么收场？毕竟回答这问题的是我们的周恩来总理，他早就洞悉了西方记者问这问题的圈套所在，所以他出人意料、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有。”这一回答本来就出人意料，所以才引起大家的骚动。可是，周总理却不急于马上解释原因，而是等到大家安静下来，才道出原因说：“在我国台湾省。”结果，话音一落，全场爆发出阵阵掌声。

那么，为什么如此？这是因为周总理这句应对之语，其表达艺术的高明是一般人所无法想见的。先说“有”，给人一种坦诚磊落的印象，在国际上树立了中国实事求是的诚信国家形象；然后再解释说妓女只在台湾省存在，又解除了大家的疑虑，清楚地表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陆，没有这种丑恶的社会现象。而在中国的台湾省因为还在国民党统治下，实行的还是资本主义制度，这种丑恶的社会现象还是存在的。这样，一方面明确地向世界宣示了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的事实，同时也明白清楚地表明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严正立场。由于周总理采用了“引而后发”的表达策略，没有一气而下把话说尽，而是把关键性的话留而不发，等大家因疑虑重重而骚动后，才把话中的关键部分说出来，给人一种出乎意料、恍然大悟的感觉，因而就显得机趣幽默，一下子活跃了记者招待会的气氛。

可见，言语交际中的应对确实是需要讲究表达的艺术的。如果你想成为或已是一个重要人物或是社会公众人物，或是有些头面的人，就必须讲究应对表达的艺术，否则必然失败，最起码也不会再有成功的机会了。二太祖尝面许张思光（融）为司徒长史，敕竟不下。张乘一马甚瘦，太祖见之，问曰：“卿马何瘦？给粟多少？”张曰：“日给粟一石。”上曰：“食粟不少，何瘦如此？”张曰：“臣许而不与。”明日即除司徒长史。（明·何良俊《语林·排调第二十七》）

我们都知道，做皇帝的或是当政治家的，多半都是信口开河，说话不算数的。如果你把他的许诺当真，或是怀抱很大希望，等他自动兑现诺言，恐怕很难。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就很常见。上引南朝齐太祖萧道成，就是这样一个好空口许诺而又不肯兑现诺言的皇帝。不过，他不幸遇到了一个厉害的大臣，最后逼得他不得不兑现了诺言。这个厉害的大臣，不是别人，就是当时的才子张融。

张融，字思光，一名少子，出身世族，吴郡人，乃南朝刘宋时会稽太守张畅之子。初仕刘宋朝为封溪令，后举秀才，对策中第，官为尚书殿中郎，不就，改为仪曹郎。不久奔叔父丧而得罪免官，后复摄祠部、仓部二曹。入南齐，官拜黄门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长史等职。其人形貌短丑，行止怪诞。初出仕为封溪令时，路经嶂崄，为獠贼所执，将杀食之，他竟然神色不动，作《洛生》咏，獠贼怪而异之，终未加害。又有一次，浮海至交州，遇大风，不仅毫无惧色，而且自咏：“干鱼自可还其本乡，肉脯复何为者哉”，又作《海赋》。除了胆识过人，他还才情过人，于清谈、佛学、书法等方面都有过人的造诣，尤其擅长草书，并为此而得意。有一次齐太祖萧道成跟他说：“卿书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他竟回答道：“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又常叹息：“不恨我不见古人，所恨古人不见我。”萧道成曾笑言：“此人不可无一，不可有二。”（参见吴礼权《言辩的智慧》修订本）

张融既然是这样的有才情，齐太祖萧道成自然要高看他一眼。所以，有一次萧道成跟张融说得高兴，一时兴起，便随口许诺要升他为司徒长史（宰相的属官，但职权约略于副首相）。这么大的官儿，谁不想做？于是，张融就眼巴巴地在家等着皇上颁布任命书，急着去走马上任。可是，等了好久，就是没见动静。这下张融急了，知道皇上的话可能不算数了。如果真的不算数，那他不是空欢喜了一场？也许换作别人，在家郁闷几天也就过去了，皇帝要赖皮，谁能拿他怎么样？可是，张融不是一般的人，他可不肯吃闷亏，不满自然也不肯闷在心里。于是，就决意要找萧道成讨个说法。

众所周知，作为一个大臣，要跟皇帝讨说法，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搞不好，皇帝翻脸，说法没讨到，小命还得搭上，甚至连全家或九族都可能赔上。张融不愧是个大才子，精明过人，不是那么迂腐，所以没有直接去跟皇上老萧论理，而是想了一个办法，故意找了一匹瘦骨伶仃的马骑着，找着机会就在老萧面前晃悠晃悠。开始老萧不以为意，后来有一天，老萧看见张融还是骑着那匹瘦马，就很好奇地问他：“张爱卿，你的马怎么这么瘦？一天给它吃多少粟食啊？”张融回答说：“我一天给一石（约合今天的一百二十市斤）。”老萧感到奇怪，便追问道：“吃的粮食不少啊，怎么还这么瘦呢？”张融回答说：“我答应给粟一石，实际上没喂那么多。”说到这里，老萧突然醒悟了，知道张融是什么意思了。于是，第二天就颁布了任命的诏书，张融由此就当上了司徒长史。

张融对萧道成“许而不与”的行为很生气，但是，他作为臣子既不便也不能对皇上表达不满的情绪。可是，如果自己的情绪不表达出来，他心中的积郁就不能消解，想得到的高官也到不了手。这可是吃亏一辈子的事，他怎肯罢休呢？要知道，张融也不是那么没出息的人，他毕竟属于齐太祖所说的那种“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奇才。所以，他最终找到了最恰当的表达情感情绪的策略，以“设彀”的方法，先引诱老萧问他的马何以那么瘦，然后再夸说自己给粟之多，令老萧越加奇怪，穷追不已，最后上了圈套。与此同时，张融则顺势说出了“许而不与”四个字，婉转地批评了老萧开空头支票而不兑现的行为，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之情。但是，这种批评与情绪的展露是婉转含蓄、自然而不着痕迹的，既让齐太祖明白其不满之意，又给了他面子，齐太祖就是蛮横不讲理，要抓把柄也没有。对于这等“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大臣，老萧自然不敢再耍赖皮了，只得乖乖地兑现了诺言。如果换成别的大臣，没这等高妙的表达策略，以开国之君萧道成的本性，自然是不会兑现诺言的。由此可见，就是要官，也得会说话，表达要有艺术性才行。张融的表达艺术，你不佩服吗？

古代君臣相处，情感、情绪的表达自然需要讲究艺术。同样，在现代社会，就是最平常（其实也是最难处）的夫妻关系，同样也存在着一个情感表达的艺术性问题。不是吗？下面请看中国现代爱情史上颇具“盛名”的陆小曼如何发嗲，如何表达其对徐志摩的希望与殷殷之情：徐志摩曾向别人讲过清末外务部左丞辜鸿铭有关一夫多妻的譬喻：“丈夫如同茶壶，老婆如同茶杯。一把茶壶，可配四个杯子，哪有一个茶杯配四把茶壶的？”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后，陆小曼怕徐志摩再和别人爱恋，就对他说：“志摩，你可不能拿辜老的茶壶譬喻来作借口而多置茶杯。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而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用，牙刷可不行。”（张在新、张再义编《中国名人辩才趣闻》）

众所周知，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诗哲”，不仅以诗名闻遐迩，也以风流浪漫而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情场中的名流。1915年，徐志摩在父母之命下与张幼仪结婚。张幼仪深得徐家的珍爱，可是徐志摩却与她感情不太融洽。1921年徐志摩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时与林长民之女林徽因相识，一见倾心并疯狂地向她求爱。但是，林徽因因徐志摩是有妇之夫不肯答应，二人难以谈婚论嫁。为此，徐志摩与结发妻子张幼仪展开了一场离婚马拉松，历经曲折，最终于1922年与张幼仪解除婚姻关系。可是，等到1922年徐志摩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时，林徽因却已与梁启超之子梁思成订了婚。1924年，徐志摩又结识了有夫之妇陆小曼，很快浪漫风流的“诗哲”又深陷情网之中不得自拔，二人爱得死去活来。但是，在当时那种时代风气下，一个身兼大学教授和社会名流身份的人与一个有夫之妇发生爱情关系，这要承受多大的社会压力。况且陆小曼之夫王赓不是一般普通男人，而是一位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高级军官，这爱情要成功有多难就可想而知了。同时，徐志摩的父母对于儿子与陆小曼的爱情更是反对。徐父为了阻止这桩婚姻，向徐志摩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除非能请到梁任公（启超）作证婚人。这个条件其实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梁启超对婚姻家庭的态度是比较保守的，律人律己都是非常严格的。梁启超早年应康有为之请，去美国华侨聚居的檀香山岛办理保皇会事宜，曾遇到一个倾心相爱的华商千金何蕙珍。何蕙珍英文极好，当时清廷驻檀香山领事馆买通一家英文报不断登文攻击梁启超，不懂英文的梁启超无能为力。何小姐在梁启超不知情的情况下，不署名用英文写了大量批驳清廷攻击的文章，为梁辩护，文字清丽，论说精辟。后来梁明白真相后，惊奇感动不已，再加上何小姐落落大方的大家闺秀风范，对他了解之深、情意之殷，使梁启超情不自禁地与之产生了真切的感情，于是双双坠入情网。梁启超为此写了24首情诗，其中有一首说：“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逢迎；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知己总让卿。”然而，对于这样的“第一知己”何蕙珍小姐，梁启超最终还是理智战胜了感情，忍痛断绝了这场恋情。但何小姐还是痴情相恋，十几年后，辛亥革命胜利，梁启超出任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时，何小姐专程从檀香山来北京相见，意欲与梁结为秦晋之好，可梁启超只是在总长的客厅招待了她。后来梁启超的元配夫人李惠仙病逝，何小姐再来北京，梁启超仍然婉拒。

可见，梁启超在家庭与婚姻方面是何等保守。正因为如此，徐志摩的父亲要拿梁任公来将儿子一军，意借梁任公的名望和师道之尊来阻止徐志摩的这桩令社会轰动、令徐家声名扫地的尴尬婚姻。没想到，徐志摩毕竟是梁启超的得意门生，又是社会名流，梁启超实在是却之不过，最后还是被他拉来作了证婚人，终于成就了这桩曾在社会上闹成“桃色大新闻”的徐陆联姻。台湾学者沈谦教授的《徐志摩的宗教——爱、自由、美》一文曾记述徐陆婚礼及梁启超证婚之事：民国十五年十月三日，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北海公园漪澜堂举行婚礼。五四时代的名流几乎全部到齐，成为二十世纪文坛上最引人瞩目的婚礼。证婚人是梁启超先生，徐志摩对他的老师极为崇敬爱戴，曾经说：“先生之文章矫若神龙之盘空，力可拔山，气可盖世，淋漓沉痛，固不独志摩为之低首慷慨，举凡天下有血性之人，无不攘胜激发，有不能自已者矣。”梁启超对徐志摩却是既爱又怜，对徐志摩的宗教信仰——爱、自由、美，不以为然却又无可奈何，勉强被拉来作证婚人，微笑着说：“我的学生徐志摩，什么都好，就是不该找我当证婚人，希望不要再有下回了！”

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有个习惯，在婚礼或葬礼上，无论当事人或事主有多不好，这种场合大家都会说好话而不说难听话。而梁启超却在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礼上，当着到场的所有“五四”时代的名流，说出上述证婚词，可见他对徐陆联姻是多么反对与反感！

正因为徐陆联姻遭到了当时来自社会各方面那么多、那么大的阻力和压力，所以对当事人陆小曼来说，她格外珍惜这桩来之不易的婚姻，自然也是意料中的事了。陆小曼能够冲破当时社会的种种偏见与重重压力，与徐志摩结成夫妻，其中经历的挫折之多是可以想见的。陆小曼对徐志摩为人的了解自然也是很深的，他为了追求林徽因而与元配张幼仪进行马拉松式的离婚挣扎，是当时的新闻，人人尽知；在与徐相爱相恋过程中，她所感知到的徐的激情浪漫，自然异常深切。正因为对徐志摩个性的深刻了解，为了维护这段得来不易的婚姻，陆小曼才心有余悸、意味深长地对徐志摩说：“志摩，你可不能拿辜老的茶壶譬喻来作借口而多置茶杯。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而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用，牙刷可不行。”给徐志摩先打了一个预防针：你千万不要拿你们男人都很乐道的辜鸿铭的“茶壶茶杯”的“妙喻”为借口，再找什么别的女人。你只能属于我，我们的爱情不容别的女人来分享。但是，陆小曼没有这样直截了当地表达，而是运用“比喻”表达策略，将徐志摩比作她的牙刷，既形象地表明了他们之间亲密无比的关系，又明确地宣示了他们爱情的排他性。在醋意十足的语意中包含了对徐志摩无限的深情与殷切叮咛，着实让人为之深切感动，充分展示了一个女性在深爱的丈夫面前又嗲又醋的妩媚。女人的可爱处，有时正是在这种细微处得以体现，夫妻的闺中情趣与夫妻关系的融洽也常常在这种既嗲又醋的特殊言语表达中得以实现。

人是感情动物，喜怒哀乐怨都是人之常情。但是，人又是社会动物，社会关系的复杂，往往又不容人们直接地表露他们的情感情绪，而必须要选择恰当的、得体的表达方式，将其情感情绪有效地表达出来，从而能够有效地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为自己争取到一个健康快乐顺利的人生。正因为如此，处于日益纷繁复杂的当今社会，我们在展露自己的情感情绪时，就不得不注意自己的表达方式，讲究些表达的艺术，以免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不必要的挫折，误了自己美好的前程。由上述二例，我们可以约略知道，情感情绪的表达确实是需要讲究一点艺术性的。三许允为吏部郎，多用其乡里。魏明帝遣虎贲收之。其妇出戒允曰：“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既至，帝核问之。允对曰：“‘举尔所知’，臣之乡人，臣所知也。陛下检校，为称职与不？若不称职，臣受其罪。”既检校，皆官得其人，于是乃释。允衣服败坏，诏赐新衣。初，允被收，举家号哭。允新妇自若云：“无忧，寻还。”作粟粥待。顷之，允至。（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贤媛第十九》）

这则故事中的许允，是三国魏明帝（就是曹操的孙子曹叡）时代的吏部郎。吏部在中国封建时代的中央行政机构中是个特别要害的部门，特别是隋唐时代，吏部为内阁六部之首。吏部的行政长官叫吏部尚书，那权力可大了，专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课、升降、调动等事务。三国魏的吏部制度虽然不可与隋唐时代等而视之，但其职守与地位无疑是相同的。许允做了魏明帝的吏部郎，其当时在魏朝地位的显赫也就可想而知了。尽管如此，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像许允这样的角色还是排不上号的，很多历史典籍中都难寻许允的行事传略。他的名字能见诸历史，完全是沾了他的老婆阮氏的光。关于许允的老婆阮氏，在历史上可是个有名的角儿，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就有很多记载。就是这样好的老婆，许允当初还不愿娶呢！《世说新语·贤媛第十九》记有这样一则有趣的故事：许允妇是阮卫尉女，德如妹，奇丑。交礼竟，允无复入理，家人深以为忧。会允有客至，妇令婢视之，还，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范也。妇云：“无忧，桓必劝入。”桓果语许云：“阮家既嫁丑女与卿，故当有意，卿宜察之。”许便回入内。既见妇，即欲出。妇料其此出无复入理，便捉裾停之。许因谓曰：“妇有四德，卿有其几？”妇曰：“新妇所乏唯容尔。然士有百行，君有几？”许云：“皆备。”妇曰：“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允有惭色，遂相敬重。

我们都知道，封建时代男女婚姻都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的，男女双方当事人在婚前是互相见不到面的，男的长得帅不帅或说酷不酷，女的生得美不美或说是不是个靓妹，谁也不知道，全靠自己的运气了。哪知，许允这帅哥运气真不好，他一心想娶个“闭月羞花，沉鱼落雁”的美女，却偏偏不能天遂人愿，结果娶了个奇丑无比的阮氏。这阮氏可不简单，她爹是魏代有名的阮共阮卫尉，她哥哥是名流阮德如，阮氏可是当时的名门望族。阮氏过门之前，许允想象得挺美：阮氏是望族大户人家的闺秀，俗话说“林中有好花，富家有美女”，阮氏这样的望门贵族家的闺女，能差得到哪里去呢？所以他信心满满地期待着与他的娇艳美妻的大喜日子的到来。可是，当他满怀期望地“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脸”时，可把他吓坏了！怎么世界上还有这么丑的女人？“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之后，按程序应该是“送入洞房”。可是大礼行毕，许允竟然因失望而失态，不进洞房，不理新娘子。许允父母及家人都为之很忧虑，不知如何是好。恰在这尴尬时分，许允有客来访。新娘子阮氏听说有客来找许允，就让丫环去看是谁来了，丫环答说：“是桓郎。”阮氏知道，这桓郎就是桓家的公子桓范了。因为桓家在当时是一更了不得的士族大家，势力名望之大是人尽皆知的。阮氏说：“不用担心，既然桓范来了，他一定会劝官人进洞房的。”果不其然，桓范就跟许允说：“阮家既然嫁丑女给您，其中必有道理，您应该用心体会。”许允想想也对，阮氏是什么样的人家啊！但是，见了新娘子阮氏，许允实在倒了胃口，还是忍不住想出去。阮氏想，他这一出去，就不会再进来了，怎么样也不能让他再出去了。于是，便捉住了他的衣裾，把他绊住了。许允见此，就对她说：“女人有四德，你有几德？”许允所说的“四德”，就是《周礼·天官·九嫔》篇所说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这是《周礼》规定女人必须具备的四种德行。这“四德”的具体内容，汉人郑玄曾注解说：“妇德谓贞顺，妇言谓辞令，妇容谓婉娩，妇功谓丝橐。”也就是说，妇德是考察女子是不是具有坚贞的节操，不跟别的男人有染（如果贞节污点不是由女人自己所引起，而是由强加其愿造成，那不能算是女人的过错），还有丈夫死了，不再嫁人，要守节，即“烈马不吃回头草，烈女不嫁二夫男”；妇言是考察女人是不是擅长辞令，也就是有没有能说会道的嘴上功夫；妇容考察的是女人是否温柔动人；妇功是考察女人会不会纺纱织布之类的手艺水平。这“四德”也太难了，许允可能也不真是要他心目中的新妇有这“四德”，只是他不满太太长得太难看，故意拿“四德”来为难阮氏，好让她知难而退，自己回娘家，他好再去找美貌新妇。没想到，阮氏不上他的当，如法炮制，回许允说：“我除了长得难看点，妇容上亏缺一点，其他三德都具备。我问你，士有百行，你具备几行？”意思是说，有品位的男人（“士”）应该具备各种德行，你有什么德行？这是讥笑许允呢！可是许允自我感觉还特别好，回答说：“我各种德行都具备。”阮氏很生气，心想，这人脸皮这样厚，不教训一下他，不把话说狠一点、重一点还真不行。于是就说：“‘百行以德为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你只好色不好德，怎么说百行都具备呢？”一句话把许允噎得没话了。细思量，太太的话确实很在理，这才感到惭愧不已。从此，对太太非常敬重，夫妻感情深厚，不久就有了儿女，家庭生活和谐稳定。

幸亏许允最终悔悟到自己重色不重德的错误，娶下阮氏为妻，并对太太雅相敬重，不然他在官场上不但没得混，连脑袋也是保不住的（尽管最终他还是被晋景王所杀，那是后话）。这不，许允当了魏明帝的吏部郎，大权在握，人事安排上因为多任用了自己的老乡，结果被人逮住了把柄，说他结党营私。这还了得！魏明帝一听弹劾，立马派皇家卫戍部队司令（虎贲）亲自将许允逮到朝廷。许允被逮时，他本人和家人都很紧张，那是皇帝派人来捕人，不是天大的事，能有如此动静吗？可是许允的太太阮氏却一点也不紧张，丈夫临行前，她出闺向丈夫面授机宜，告诫一点：“明主可以跟他讲道理，千万不要跟他求情。”许允牢记了太太吩咐的应对皇帝的基本原则。到了朝廷，皇帝就质询他有没有多用同乡人。许允回答说：“孔子说过：‘荐举你所了解的人为官。’我的同乡人，是我所了解的。请陛下审察考核一下我所任用的人，看他们是不是称职？如果不称职，我愿受处罚，甘心伏罪。”魏明帝就对许允所任用的官员一一检校审察，发现他们都很称职，官得其人，于是就释放了许允。许允的朝服本来就不新，又被虎贲捆绑，衣服就更破旧了。皇帝看到，就下诏赐给新服。这样，许允不仅安全地度过了政治危机，还得了皇帝的赏赐，着新袍服还家，那是多么风光啊！谁能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呢？当初，许允被捕时，许家上下哭成一团。只有许允这个过门不多久的新娘子阮氏神色自若，向丈夫面授机宜后，对家人说：“大家不要担忧，过一会儿就会回来。”并熬了一锅小米稀饭，等着丈夫归来。过了不多久，许允果然回来了。

许允说服了魏明帝，不仅保住了自己的脑袋和官位，还让明帝认可了他所推销的一套官员任用的基本理念，即官员的任命与起用要坚持一个基本原则，看他是否称职，能不能做好工作、做出成绩，而不是看被任命的官员与吏部行政长官是什么关系。这个道理当然是对的，现代东西方的政治家都懂这个人事任命的道理。可是，许允当时所处的是封建时代，而且是在明帝钦定了他结党营私之罪并逮捕起来问罪的情况之下，许允如果直接跟明帝讲出上述这番道理，明帝一定认为他是狡辩，不仅免不了罪，还要罪加一等。值得叹赏的是，许允很聪明，他首先牢记了太太的告诫：“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他没有一见明帝就像封建时代的许多大臣那样，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伏地谢罪说“臣罪该万死！请皇上饶命”之类的求情话，而是跟明帝讲道理。因为他知道，明帝这个皇帝不算糊涂，还能算个明君。但是，明君也不能直接跟他讲道理，这是个特殊的交际对象，不是一般人，你在跟谁说话呢？他是皇上，你得讲道理讲得特别有技巧才行。不然，逆了他的心意和面子，管你什么道理不道理，管你讲得多么有道理，照样杀你没商量。许允真是聪明，他讲理不讲自己的理，而是讲圣人的理。他先引圣人的话：“举尔所知。”许允先抬出圣人话，然后由此引申开来，说自己的同乡是自己最了解的。意思是说，我正是按照圣人的话执行的啊！这话说得好，说得也很厉害。皇上没得说了，他能说什么？圣人说要“举尔所知”，我许允任用同乡也就名正言顺了。但是，许允并没有就此打住，他不仅要驳掉强加到自己身上的罪行，还要推销自己人事任命的基本理念：任命官员不应该看任命者与被任命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早在他们之前的古代就有了“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原则，而要看被任命的官员有没有能力，称不称职。为此，许允在抬出圣人之言之后，又进一步主动要求皇上对他所任命的同乡官员进行考察复核，看是否称职。结果，明帝在考察检校中没发现任何问题。这样，就让明帝不仅不能处罚许允，而且自然而然地就信服了许允所提出的人事任命的基本理念。

我们都知道，向皇帝推销自己的思想理念当然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没有诸如许允这样好的表达艺术，那是想都不要想的。那么，除了皇帝不好说服，向他们推销自己的思想理念比较困难外，向其他人推销自己的思想理念，是否就要容易得多呢？这话恐怕也不能这样贸贸然地说！实际上，有时候即使是向你的家人或亲属推销你的某种政治理念，或说服他们接受你的某种观点，恐怕也是很难的。比方说，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老丈人就是比较难以说服的。假使有不识相的女婿要向老丈人推销自己的某种观点或某种政治理念，恐怕十个就有十个被骂得狗血喷头，找不着北的。当然，如果你擅长表达艺术，那就另当别论了。不是吗？下面我们看看陈毅元帅是如何说服并向老丈人推销其政治思想理念的：陈　毅　好，老人家，我也来问你。你是喜欢国民党，还是喜欢共产党？张大爷　你问这个干什么？陈　毅　我看你老人家是喜欢国民党。张大爷　（发火）什么？我喜欢国民党？陈小妹　哥哥！陈　毅　（打断陈小妹）不用你插嘴！（对张大爷）这么说，你不喜欢国民党？张大爷　我喜欢国民党干什么？陈　毅　那又为什么不喜欢？张大爷　（没好气地）国民党腐败！陈　毅　怎么腐败？比如人事上！张大爷　这我们都见过的嘛，任人唯亲，裙带关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陈　毅　说得好！所以国民党要倒台！老人家喜不喜欢共产党也这样？张大爷　那我当初就不会同意张茜到新四军去了！陈　毅　好！那你喜欢不喜欢你的女婿也这样？张大爷　这……（沙叶新《陈毅市长》）

这是话剧作品中的人物陈毅与其岳丈张大爷的一段对话。众所周知，解放初期，陈毅担任上海市市长。为了不搞特殊化，他劝他的岳丈张大爷回老家生活。张大爷想不通，怎么女婿做了大官就这样对老丈人，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按照中国传统的惯例，大凡儿子或女婿一旦做了大官，全家和所有亲戚朋友自然都能沾光，不说大家都弄他个一官半职干干，最起码在生活上享受享受，也是理所当然的。这从中国封建时代一直到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时代，无不如此。也正因为如此，这些腐败的政权要垮台。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谋利益，共产党奋斗几十年推翻“三座大山”，推翻国民党政权，目的就是为了清除政治腐败及各种经济、社会腐败。陈毅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自然应该以身作则，不能为自己及亲属谋取一丝一毫之私利。如果也像中国封建时代及国民党统治时代的官员那样，“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搞裙带关系，那与他们有什么区别呢？再说，上海刚刚解放，百废待兴，稳定人心更是当务之急。如果陈毅作为市长不以身作则，带头管好自己的亲属，何以服众，何以在广大市民心中树立中国共产党的威信，从而稳定上海，发展生产和经济，巩固新中国的经济基础呢？所以，他必须让自己的老丈人张大爷离开上海，因为那时是经济特别艰难的时候，生活日用实行的是配给制，陈毅是市长也不能搞特殊化。但是，怎样说服张大爷，推销自己的政治理念并让老丈人愉快地回家呢？这话实在不好表达。如果陈毅直通通地说：搞特殊化、任人唯亲、裙带关系是腐败行为，国民党搞这一套，结果垮了台，我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不能搞这一套，你是我的岳丈应支持我，还是回老家生活去吧。这话当然一点也不错，任人唯贤、反对各种腐败行为、不搞特殊化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一种政治理念，是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遵循与信守的。但你这样直通通地推销和宣示共产党的政治理念，张大爷是位普通的百姓，且是一位老人，他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他有的是中国传统的那些旧观念，认为女婿发达了，跟他享享福是天经地义的，子女本来就有孝敬父母的义务，女婿是半子，自然也没得说。这事搁哪一位老人都会这样想，所以要直接跟他宣示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事实上是很难说服张大爷并让他听进去的。我们都知道，陈毅是十分擅长辞令的，精于表达的艺术。他知道，按常规的表达无法说服岳父张大爷，他就选择运用了“设彀”的表达策略，通过设置语言圈套，诱使张大爷把他想表达的意思按他预先设计好的思路一步步地说出来，最后以逻辑的力量，让张大爷自己说服了自己，由自己亲口说出的话将了自己一军，搞得无话可说。陈毅想推销的政治理念，最后竟由他要说服的老丈人自己帮他说出来了。这位市长还真是儒雅，不仅是能征惯战的大元帅，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能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出众人才，真是让人感佩得五体投地！

由上述许允说服魏明帝与陈毅说服老丈人张大爷的故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要想在言语交际中推销自己的思想理念或某种观点，并让对方心悦诚服地接受，不是一件易于做到的事，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企及的交际目标。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语言智慧，不特别重视表达的艺术，是不可能实现的。由上述两例的分析，我们是否能从中受到些启发，领悟到思想理念、观点推销的表达艺术呢？四上尝罢朝，怒曰：“会须杀此田舍翁！”后问为谁。上曰：“魏征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惊问其故。后曰：“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上乃悦。（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

这则故事，记述的是长孙皇后智谏唐太宗的一段史实。只要是中国人，只要是学过一点点历史的，都知道唐太宗李世民。他的文韬武略，他的开明贤圣，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非常有名的。要说中国封建时代的明君，他肯定要算一个。他所创造的“贞观之治”，不仅使中国的百姓真正实现了丰衣足食的理想（史载贞观时期，斗米仅值三四钱），而且使当时的中国国力确确实实臻至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步。不过，熟悉历史的人也会知道，唐太宗这一丰功伟绩的取得实际上与他有很多贤臣辅佐是密不可分的。在这些贤臣中，尤以魏征最为有名。魏征（580—643），字玄成，巨鹿（今属河北）人，后移居相州内黄（今河南内黄西）。少孤贫，曾为道士。隋末天下大乱，参加李密的瓦岗军。李密失败后，降唐。后又被窦建德所俘获，任窦建德（窦立国号夏）的起居舍人（专门记录皇帝言行的史官）。窦建德失败后，为唐太子洗马（侍从太子的官员）。唐太宗即位之初任命他为谏议大夫（专掌侍从规谏的官员），前后进谏二百余事。贞观三年（629）为秘书监（约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参预朝政。后一度任侍中（唐代的左丞相），封郑国公。一生向唐太宗直谏甚多，以犯颜直谏而闻名。曾提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多次劝太宗以隋亡为鉴，引《荀子》语，说君似舟，民似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力言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任贤受谏”，“薄赋敛，轻租税”。其中，所上太宗《十思疏》，太宗以之为座右铭。太宗是个明君，常常能够深察魏征的忠心，所以能听得进他的直谏，也十分倚重他。魏征死后，太宗十分悲伤，认为失去“人鉴”。

虽然唐太宗是明君，但有时也会受不了魏征的直谏。这样，君臣二人有时就免不了要闹得不开心，甚至太宗会大为光火。一次魏征又犯颜直谏，搞得太宗很尴尬，气得要命，罢朝回到后宫还余怒未消，忍不住大骂：“一定要把这个乡巴佬杀了！”长孙皇后一听太宗说出这番狠话，知道肯定有大臣惹他生气了，就问他：“是谁敢惹皇上生气？把皇上气成这样？”太宗说：“还有谁？不就是那个魏征！他每次都要在朝廷之上令我难堪！”长孙皇后没说什么，忙退下换了一套礼服立于后庭。太宗觉得奇怪，便问她何故要换这身行头。长孙皇后说：“我听说皇上英明，大臣就忠直。现在魏征忠直，这是因为皇上您英明的缘故。我怎么能不向您表达祝贺呢？”太宗一听，觉得有理，转怒为喜。

可以说，唐太宗能有那么好的雅量，听得进魏征的忠言直谏，不能抹杀长孙皇后这个贤内助的功劳。如果换一个不贤惠的皇后，早就顺着太宗的脾气火上浇油了，那么哪里还有魏征，十个八个魏征都被杀掉了。那么，中国历史上的唐太宗也就不是我们后代称道的唐太宗了，大唐王朝会搞成什么样子，谁也说不准。我们都应该承认，凡是人都有自尊，有虚荣心，喜欢听顺耳话、好话和恭维话，不喜欢听逆耳的批评，这是人之常情。皇帝也是人，而且因为他是天下至尊，听惯了恭维话，所以一般更难听进逆耳之言。魏征忠心耿直，但他不注意表达策略，所以常常惹得唐太宗生气。这次太宗气生大了，要杀他了。幸亏长孙皇后贤明，又注意表达策略的运用，她没有直言说：“皇上，魏征直言，虽然让您面子上过不去，但他是一片忠心，您不能杀这样的忠臣。”而是选择了折绕的表达策略，说魏征直话直说的行为是因为皇上的英明所致，有英明的皇上才可能有犯颜直谏的大臣。长孙皇后这是通过夸赞太宗的方法把自己的意思婉转地表达出来，让太宗情绪上比较愉快，所以能听进意见，最后容忍魏征的直谏行为。如果长孙皇后没有采用有效的表达策略，就不能保住魏征的性命，最起码是不能让太宗继续听进魏征的忠言直谏的。大家都对太宗说恭维话，都去拍马逢迎，那么，岂有唐太宗的英明，岂有“贞观之治”的奇迹？

长孙皇后善于陈述自己的意见与见解，意思的表达非常具有艺术性，最终发挥了“安国全性”的巨大作用，实在令人感佩！我们现在没有皇帝可以规谏了，要陈述自己对国家大政方针的意见或见解，途径多得很，不必像长孙皇后费那么大的心力。但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时不时地向自己的上司、朋友、下属乃至晚辈等表达自己对某些问题或具体事情的意见或见解（或主动或被动），因此，我们今天仍然需要讲究表达的艺术，使自己的“进言”能够为人所接受，从而发挥预想的效果。下面我们来看一个现实的例子：有一回，我到华视录教学节目，遇见华视教学部主任周奉和，见他笑口常开，在电视台如此复杂的环境里，颇得人缘，向他请教有什么妙方，他笑了笑说：“做什么事，采低姿势总是比较安全顺当，飞机低空飞行，连雷达都探测不到！”

这是台湾学者沈谦教授所讲的一个故事。我们都知道，在现代这个世界，随着人际互动的日益频繁，人事关系也是越来越复杂了，这个大家都有体会的。因此，如何为人处世，确是人生的一大学问。大家都知道，传媒娱乐界因为是名利最集中的地方，人际关系的复杂也就不言而喻了。要想在这种地方处好人际关系，站稳脚跟，确实不容易。可是，在台湾三大电视台之一的华视，教学部主任周奉和却长期执掌远程教学节目事务，且能游刃有余。这就引起了台湾中兴大学中文系主任、空中大学人文学系主任沈谦教授的不解。因为沈谦博士做教授之余，还是华视《锦绣中华》、《中华文化之美》节目的主持人，他知道华视内不容易“混事儿”。于是沈教授就请教周奉和这位华视“老法师”如何在电视台这种复杂的人际环境中与人相处的处世经验。周奉和就给了他一个意见，说：“做什么事，采低姿态总是比较安全顺当，飞机低空飞行，连雷达都探测不到！”周奉和所说的话，概括的是一种处世原则，不失为一种处世的人生智慧。对于这一处世原则的表述，周奉和没有采用理性、直接的语言加以表述，而是选择运用了一个比喻，将“做什么事，采低姿势总是比较安全顺当”与“飞机低空飞行，连雷达都探测不到”联系在一起，从而生动形象地说明了低姿态为人处世，切忌恃才傲物的作风的好处。由于表达得很有艺术性，不仅所说的道理具有说服力，易于为人接受，而且新颖幽默，使人一听难忘，从而成为过耳不忘的至理名言，真是令人叹服！

由上述二例，我们可以清楚地见出，向人进言，陈述自己的意见或见解，其实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要想使进言有效果，要想使自己的意见或见解为人所重视、采纳，注重表达的艺术是十分重要的。五侯白好俳谑，一日杨素与牛弘退朝，白语之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为牛羊下来耶？”（明·何良俊《语林·排调第二十七》）

这则故事，是讲侯白排调杨素和牛弘二人的故事。侯白，字君素，临漳（在今河北南部、漳河沿岸，邻接河南）人。生性好学，才思敏捷，为人滑稽诙谐，尤其善于辩论。应科举而中秀才后，官任儒林郎（一种学官）。大概因为官不大，所以他常是“通脱不持威仪”（不喜欢摆什么架子）。因为“好为俳谐杂说”（说笑话），所以人人见了他都愿跟他玩，相互调侃。因为他学问很好，所以隋文帝就安排他在秘书省修国史。他工作表现很好，也有成绩，隋文帝命“给五品食”（即享受五品官的待遇）。可是，他这人天生命苦，享受五品官员待遇才一个多月就死了，真是没福气。

至于杨素，那可是个大人物！他字处道，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出身于士族大家，长于文章，还写得一笔非常好的草书和隶书。北周武帝（宇文邕）时，官任司城大夫等职。他很善于钻营，会看人，与当时的隋国公也就是国丈的杨坚深相结纳。静帝（宇文阐）幼年即位，杨坚任丞相，大权独揽。静帝大定元年（581），杨坚取静帝而自代，史称隋文帝，改元开皇，国号隋。隋朝建立后，他屡向杨坚献灭陈之计。开皇八年（588）杨坚命他率水军从三峡东下，次年灭陈，因功封为越国公。后又领兵镇压荆州和江南各地的反隋势力，为杨坚大隋政权结束南北朝分立局面、统一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后官至尚书左仆射（宰相之位），执掌朝政。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参与宫廷阴谋，废太子杨勇，拥立杨广（即炀帝）。文帝仁寿四年（604）杨广杀父称帝，杨素因拥立有功被封为楚国公，官至司徒（宰相）之位。

那么牛弘呢？这牛弘，也不简单。他字里仁，安定鹑觚（今陕西省长武县一带）人。隋文帝时历任秘书监、吏部尚书等职。虽然没有什么显赫的经历，但官职却不小，尤其他所居的吏部尚书，那可是掌管全国的官员升迁、考绩、任免等生杀大权的职位，谁不巴结他？只怕巴结不上呢。

虽然杨素和牛弘都是当朝大人物，可是侯白本无往上爬的欲望，所以他并不怎么尊重他们，而是找着机会就要调侃戏弄他们一下。一次，宰相大人杨素和吏部尚书牛弘退朝走出，侯白见到，便对杨素和牛弘说：“日之夕矣。”（即太阳下山了）杨素马上接着说：“好哇，你在说我们是‘牛羊下来’吧？”

那么，侯白说“日之夕矣”，杨素何以说侯白是讽刺他和牛弘“牛羊下来”呢？杨素有没有意会错？告诉你，没有错！杨素还是学问很好的，他书法那么好，还能没有学问？侯白所说的“日之夕矣”，是中国最早的诗歌作品《诗经·王风》中的《君子于役》篇内的一句，这句的后一句即是“牛羊下来”。《诗经》是中国古代读书人个个都背得滚瓜烂熟的，其中《君子于役》又是一个名篇，杨素和牛弘还能不知道？所以，侯白一说“日之夕矣”四个字，他们就知道，这是侯白在骂他们是牛羊。侯白运用的是“藏词”和“双关”两种表达策略，先说“日之夕矣，牛羊下来”两句的前一句，藏掉要说的后半句，利用读书人个个皆知《诗经》的语境，自然而然地让他们联想到诗的后一句“牛羊下来”。同时，又利用杨素的“杨”与“羊”同音，巧妙地将杨素、牛弘联系在一起，以他们二人之姓关合“牛羊”二字，从而与杨、牛退朝下来的情景联系起来，说他们是“牛羊下来”，不着痕迹地戏骂了杨素和牛弘两个权臣。但因为骂得无恶意，又排调得诙谐机趣，令被调侃的杨素、牛弘也觉得有趣，自然就不能怪罪于他，而只得佩服他排调水平的高妙了。可见，骂人、调侃人也是要有表达艺术的！

中国的文人向来是善于调侃人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其实，有时候武人们在此方面水平也不低，不是吗？请看下面一例：大约在四三年初，忽传白崇禧到了桂林，而且说他将定居桂林，重拉山头，重新向蒋闹“独立”了。为了探询究竟，我去访问了李将军，名义上是“入村拜土地”，作为我到桂林后的正式拜访。他给我的印象是态度和蔼，谈吐不俗。照例寒暄以后，我单刀直入问起白今后的动向。他含笑说：“你大概听到些谣传了。其实，健生哪有此胆量。而且，今天已飞回重庆去了。”我忙问：“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说：“他和蒋闹别扭是真的。原因是蒋去（参加）开罗会议，健生原想一定会带他这个参谋总长去，不想却带了何敬之（应钦），因此，他一直不痛快，这次，借故飞回了桂林。蒋回到重庆后，昨天给他来了一个电报，许了些愿，他于是就欣然回去了。”我说：“这也可以看出这个人的骨头。”他忽然忍不住笑地问我：“你知道过去北京有一种‘上炕老妈子’吗？”我莫名所以地笑道：“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听到过了。”“健生这个人，其实连一个侍妾都不如，撒了一阵娇柔，被主子拉拉袖子，就乖乖地‘上炕’了！”以后的十几年，我和任潮先生不断有所接触，却从未再听到他对人有过这样辛辣的评议。可见，那次他对白崇禧的所作所为，实在引起由衷的鄙视。（徐铸成《李任潮的妙喻》）

这段文字见载于作者所著《旧闻杂忆》中，所记乃是李济深调侃白崇禧的故事。李济深（1885—1959），字任潮，广西苍梧人。北京陆军大学毕业，曾任粤军第一师代理师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总司令部参谋长，黄埔军校副校长。1927年参加“四·一五”广州大屠杀。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在上海抗击日军的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往福建进行反共内战。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联合反蒋的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发动事变，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由李济深任主席兼军委主席，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福建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李济深响应中国共产党一致抗日的号召，反对国民党政府反共卖国的政策。1948年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白崇禧（1893—1966），字健生，国民党桂系将领，广西临桂人，保定军校第三期毕业。1923年起任广西讨逆军参谋长，广西绥靖公署及桂军第二军参谋长。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副总参谋长、东路军前敌总指挥。1927年任淞沪警备司令，参与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任国民党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新编第十三军军长。1929年蒋桂战争失败后，与李宗仁等退回广西。1931年起，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桂林行营主任、国防部长、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华中军政长官。1949年去台湾。

白崇禧虽是李济深的广西同乡，又在国民党内有“小诸葛”之称，但李济深觉得他人品不行，打心眼儿里瞧不起他。所以，当《大公报》著名记者徐铸成采访他，打探白崇禧消息时，李济深对白崇禧的轻蔑之情于情不自禁中脱口而出，把他比作是“上炕老妈子”，以致令徐铸成觉得“以后的十几年，我和任潮先生不断有所接触，却从未再听到他对人有过这样辛辣的评议。可见，那次他对白崇禧的所作所为，实在引起由衷的鄙视”。那么，李济深的“上炕老妈子”之喻何以有那么大的讽刺力呢？这是因为这“上炕老妈子”本身品位太低了，她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土娼”。记得清人小石道人《嘻谈录》中有一则“嘲土娼”文字说：一南客嘲北方土娼曰：“门前一阵车马过，灰扬，哪里有踏花归去马蹄香？棉袄棉裙棉裤子，膀胀，哪里有春风初试薄罗裳？生葱生蒜生韭菜，腌脏，哪里有夜深私语口脂香？开口便唱黄昏后，歪腔，哪里有春风一曲杜韦娘？莲船盈尺装高低，肮脏，哪里有春娇一掬描弓样？涂来白粉似东瓜，妆腔，哪里有蛾眉淡扫翠凝妆？举杯定吃烧刀子，难当，哪里有兰陵美酒郁金香？头上鬏髻高尺三，蛮娘，哪里有斜簪云髻巧梳妆？行云行雨在何方，土炕，哪里有鸳鸯夜宿销金帐？五钱一两等头昂，便忘，哪里有嫁得刘郎胜阮郎？”

可见，“上炕老妈子”确是品位太低的女人。李济深出人意料地把白崇禧与这种“上炕老妈子”联系在一起，以比喻策略来概括白崇禧的为人与人品，不仅生动形象、入木三分地嘲弄了白崇禧，而且机趣幽默。如果白崇禧亲耳听见，简直要气疯的。可见，李济深调侃人的表达水平确实不凡，确是一位武能杀人、文也能杀人的好手，由不得你不打心眼儿里佩服！

由上二例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即使是骂人或调侃人，也是有一个水平问题的。而要有水平，排调得机趣风雅，就得有表达的艺术。否则，便如同泼妇骂街，还有什么可取？

讲了上面那么多，读者诸位，你们是否已经感到语言表达确实是有学问呢？那么你们是否觉得确有必要提升一下自己的说话艺术水平呢？如果你们有这样的想法，那么，不妨从本书提供的线索与先哲时贤的语言实践范例中用心体会一下，相信定能获益匪浅的。

第一章 适情切境的应对艺术

周恩来回答：“这不奇怪。大自然好，苍蝇还是要往厕所跑嘛！”（段名贵编《名人的幽默》）

这段文字，讲的是四十年前的故事。大凡出身于20世纪60年代的人，大多都会知道，上文所提到的林彪，在那个时代可是个了不得的历史人物。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可谓是中国红极一时的人物，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而且是被写进中共党章中的党的接班人。可是，他并不甘心久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现有地位。“文革”中，他同陈伯达等结成以他为首的政治利益集团，并勾结以江青为代表的另一政治利益集团，阴谋夺取中共中央和国家的最高权力。1971年9月8日，他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国家军队大权，下达武装政变手令，妄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阴谋败露后，与其妻叶群、其子林立果等仓皇乘飞机出逃苏联，结果机毁人亡，葬身于蒙古的温都尔汗。林彪叛党叛国的事件，不仅震惊了全中国，也震惊了全世界。

林彪事件刚过几个月，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冲破重重阻力来华访问，经过谈判，中美两国发表了《上海联合公报》，从而开启了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艰难外交历程。以林彪在中国的特殊地位而叛逃苏联，这件事确实令西方世界不可理解，更令中国政府难以解释。而偏偏这样一个难题，尼克松却要拿出来问周恩来总理，明显是一种出于意识形态作怪的心理和作为资本主义大国政治家的别有用心。他问：“总理阁下，中国好，林彪为什么往苏联跑？”表面是个问题，实际上内有深刻的含义，意思是说：“既然中国的社会主义那么好，林彪那样的高官就不应该逃往苏联的。”尼克松提出这个问题，事实上就是要拿林彪叛逃一事来以偏概全地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政府，要出中国政府的丑。因此，尼克松的这个问题，搁谁都难以回答。如果从政治路线上的分歧去回答，很难对一个不了解中国政治情况的美国总统说清楚；如果不回答，他会作出很多有关中共内部斗争等无端的猜测。再说，真的不回答问题，一来显得不礼貌，尼克松能够冲破国内那么大的阻力以秘密的方式飞抵中国访问，中国的总理却以不回答问题的方式待客，似乎不合外交礼仪；二来还可能让尼克松觉得中共内部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内幕。但是，要老老实实、一本正经地回答这个问题，又是不易让尼克松明白清楚的。毕竟中美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和美国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偏见，双方在政治、思想、理念等方面本来就没有什么共识或共同语言。

但是，这样的外交难题，却丝毫也没有难住我们的周恩来总理。他以一个十分巧妙的比喻“这不奇怪。大自然好，苍蝇还是要往厕所跑嘛！”——把中国比作美好的大自然，把林彪比作苍蝇，把与中国对立的苏联（当时称为苏修）比作厕所，说林彪叛离中国、逃往苏联就像是苍蝇不喜欢美好的大自然而喜欢污秽的厕所一样，比得新颖独特，而又机趣幽默，使崇尚幽默的美国人不得不佩服；同时，在比喻中又不着痕迹地夸赞了中国社会主义好，贬斥了霸权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的苏联，把林彪的人格也贬得一文不值。这样，既荡开了政治或意识形态问题，又可以活跃外交气氛，体现新中国领导人的外交风采，让尼克松不得不佩服他的政治对手，不得不正视与中国改善关系并共同抑制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意义。

那么，周恩来总理为何能作出如此巧妙的回答而令人叹为观止呢？这就是他重视表达艺术、长于辞令的缘故。应该说，在言语交际中，因为应对是即兴的语言活动，所以一般要应对得好，就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如果掌握了一定的应对表达艺术，应对自如，妙语生花也是可能的。下面我们就简要介绍一些中国古今贤哲的应对智慧，相信大家定能从他们的语言实践中获益多多。

一、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郑崇“臣心如水”

我们都知道，汉高祖刘邦虽是地痞无赖出身，品行人格是谈不上的，但他毕竟还是有能耐的，能笼络住张良、韩信、萧何这“三人杰”，最终打败了不可一世的贵族名门出身的西楚霸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非常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的汉帝国。虽然历史上很多人都说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但现实就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现实就是铁证。中国人长久就有一种说法，叫作“老子英雄儿好汉”。其实，很多时候都未必。就说刘邦吧，他牛吧？他有手腕有能耐，能唱出“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大风歌》，还真颇有一代帝王雄主之风。可是，他的子孙却算不得都是好汉。刘邦死后，大汉王朝一路走来，跌跌撞撞，可谓曲折坎坷。先是刘家天下转手成了后党吕氏的天下，吕后死后幸得有陈平与周勃设计翦除了吕产、吕禄等人，为刘氏讨回了江山。经过文帝和景帝的“文景之治”后，出了个刘彻，算给刘邦长了一下脸。刘彻就是汉武帝，他文韬武略都不错，算得上雄才大略，与他太爷爷刘邦一样，会用人，派张骞两次至西域，加强了对西域的控制；派唐蒙至夜郎，在西南先后建立了七个郡；特别是任用卫青、霍去病，出大兵将北方强敌匈奴打得落花流水，从此解除了北方的忧患，原来一见匈奴就感到畏惧的大汉朝，至此终于抬起了头来。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至此都达到了空前强大的地步，在当时的世界上可谓是如日中天，周围大小国家都要仰大汉王朝之鼻息。这时，大汉王朝可谓走向了辉煌的顶峰。然而，辉煌的顶峰之后，便是不断地走下坡路。到哀帝刘欣时，大汉王朝气数似乎将尽。哀帝在位不到6年，继他之后的平帝干了5年，孺子刘婴居摄了3年。接着，刘家天下又被王莽篡了位，建立了国号为新的王朝。本来，刘家天下到此就完了。可是，偏偏天不佑王莽，与王莽“五百年前是一家”的农民好汉王匡、王凤于王莽末年发动了“绿林起义”，刘邦的远支子孙刘秀乘机跳了出来，混迹绿林好汉之中，从中渔利，势力逐渐坐大，于公元25年称帝。后又镇压赤眉起义军，削平各地割据称雄的诸侯，统一了全国，历史上叫作“东汉”（称刘邦所建立的汉王朝为“西汉”，以定都地不同而名之）。刘秀“光武中兴”，也算得是刘邦的好儿孙了。但刘家天下终究是不长久的，到公元91年，距光武帝刘秀称帝只有66年，刘家又出了两个不肖子孙，一是刘志，即汉桓帝；二是刘宏，即灵帝。这二位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庸之主，宠信宦官，胡乱用人，结果搞得朝政日坏，奸佞当道，政治腐败，从而直接造成了汉末天下大乱，生灵涂炭，各路诸侯烽烟四起，最终以魏、蜀、吴三国鼎立而结束。后来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还不忘拿这二位昏君告诫教育蜀汉后主刘禅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不过，汉室在哀帝时就已显衰弱了，哀帝本人也是个没有什么能耐的人，在臣子中也没有多少威信。但他毕竟还是皇帝，所以当时很多大臣见了他还是很怕的，郑崇就是一个。郑崇，字子游，出身高密（今山东）大族。郑崇少时为郡文学史，显现出不凡的才华，因而得到大司徒（即丞相，西汉哀帝始改丞相为大司徒，东汉时改为司徒）傅喜的赏识。傅喜向哀帝推荐，哀帝就提拔郑崇当了尚书仆射（尚书在汉武帝以后，在皇帝左右办事，掌管文书章奏。尚书仆射是尚书之首）。郑崇很有识见，屡次求见哀帝提出尖锐的意见，哀帝也采纳了一些。郑崇每次见哀帝总是拖着皮底鞋，踢嗒踢嗒，哀帝一见他就笑说：“我识郑尚书履声。”大概因为郑崇是傅喜和哀帝赏识的人，又是哀帝身边的亲近人，因此很多权贵都想走郑崇的门路，以至于每天到郑崇府上的达官贵人络绎不绝，一时竟成门庭若市之景观。这种情况，哀帝的近臣肯定是要将其通报给哀帝的。于是，哀帝就问郑崇：“卿门何以如市？”这话问得巧妙，弦外有音：你不过是一个尚书仆射而已，怎么有那么多人到你家拜访，他们是求你帮他们升官发财，还是你结党搞山头主义啊？你想干什么？虽然这话内里充满了杀机，但表面却显得客气有加。可是郑崇毕竟是聪明人，他知道皇上的话事实上分量有多重，所以就很机智地回答了哀帝一句：“臣门如市，臣心如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皇上问得意味深长，他答得明白诚恳：他们要往我家去，搞得我家门庭若市，这是他们的事，我不能阻挡他们；他们想干什么，有什么意图，我也不管；反正，我对皇上您的忠心犹如一泓清水，透碧见底。那些拜访我的人心里想什么不可测知，但我的心是明明白白。皇上，您应该信得过我！郑崇这八个字的回答，你看有多高妙！如果费尽口舌解释那些大臣为什么到他家里去的原因，肯定会越说越不清，越辩越让皇上疑窦丛生。那样，郑崇小命还能保全吗？仔细玩味，郑崇的回答，妙就妙在他八个字的答语同时运用了比喻、对偶、对比三种修辞策略。“门庭若市”是个成语，本身是个比喻，皇上拿来问他，他接过这个成语，以同样四个字的比喻“臣心如水”来接对，从而构成“门庭若市”与“臣心如水”八个字形式上的对偶对仗，在意义内涵上则形成映衬对比，从而言简意赅、婉转含蓄地推翻了皇上的责难，表达了自己的忠心清白。可以说，这一应对的高妙，再也没有出其右者，是千古难见的妙答！

二、缘情蓄意，借题发挥：裴楷解卦悦武帝

这段文字，讲的是这样一个历史故事：晋武帝司马炎夺了曹家天下，良心不安，做贼心虚，登基之初就求神问卦，想知道司马氏的江山到底有多长气数。

说到晋武帝司马炎做贼心虚问气数，这里想起元代的话本小说《三国志平话》的开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地痞无赖出身的刘邦依靠韩信等大将打败了西楚霸王项羽，一步登天而至九五之尊，做起了大汉王朝的开国帝君。哪知天下甫定之后，这个没良心的刘三，竟然过河拆桥（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叫作“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这刘三倒也有些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文韬武略都谈不上，完全是仰仗张良、萧何等谋臣策士的运筹帷幄和韩信、彭越、英布等战将的浴血奋战，才打下了江山。他就心里盘算着，张、萧是文臣，不会危及自己的地位，韩、彭、英等三将却随时可以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自己而南面称帝。其实，就实力最强的韩信来说，事实上并无此心，否则早就听了齐人蒯通之计称帝了。可是，刘三心理阴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为了稳固自己的江山，便设计先后消灭了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诸侯王。韩、彭、英三大将是开国之勋，世人皆知，他们被屈杀，自然死不瞑目。于是，三人便向玉皇大帝诉冤，要求平反昭雪，落实政策，求个公道，至少也要讨个说法。玉帝听了三人的申诉，觉得确实是冤苦深重，便让一个人间秀才司马仲相判决此案。司马秀才思虑再三，不知如何处罚这个流氓刘三。最后，他终于想到一个办法，即设置一个因果报应的结果：让韩信投生为曹操，彭越投生为孙权，英布投生为刘备，三分刘邦的汉室天下，以报宿怨。玉帝觉得这个秀才判决得公允，便再命司马仲相为司马懿，削平三国，重新收拾天下残局，三国归晋。当然，这只是小说家的“满纸荒唐言”。但是，历史事实上是这样，晋武帝司马炎正是首先夺了曹家的天下，然后灭蜀亡吴而逐渐统一天下的。

司马氏觊觎曹家的江山已经很久了，但司马懿和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都没有动手。司马懿曾做过曹操的主簿（掌管文书、办理事务的官员），很有计谋。魏文帝时为太子中庶子，深为文帝所信用。魏明帝曹叡时则任大将军，统帅三军与蜀汉诸葛亮相抗衡。如果没有他，诸葛亮肯定能够实现恢复汉室的愿望。齐王曹芳执政时代，他与皇室曹爽同是受明帝遗诏辅政的重臣。后来，因为曹爽不自量力，自以为自己是曹操侄孙，在明帝时做过武卫将军，便用何晏等人为心腹，试图与司马懿争权，司马懿一生气把他给杀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懿仍然没有取曹氏而自代，到底他还算够义气，大概是看在曹操和曹丕的份上吧，或许他想效法当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而不自代的榜样吧。想想也是，他与曹操比，还是差多了。曹操当年都不敢放手去做，他这资历怎么好意思对曹操的子孙下手呢？司马懿死后，其长子司马师继任大将军，把持朝政，独断专行。嘉平六年（254），司马师废曹芳，立高贵乡公曹髦。次年，司马师病故。其弟司马昭继任大将军，更加专横，连曹髦也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人人都明白，曹家的江山实际上是司马家的人在坐着，但司马师、司马昭不管怎么专横，毕竟没有公开夺位。魏元帝曹奂咸熙二年（265），司马昭一死，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再也没他祖父、父亲、伯父的修养了，迫不及待地要可怜兮兮的傀儡皇帝曹奂把帝位禅让给他。

司马炎如愿以偿后，想想他爷爷、他爸爸，还有他那急吼吼的司马师伯父都没敢要曹家禅位，自己这点能耐是否能坐稳江山？他心里就打鼓了，老是觉得不踏实。怎么办？那时代，信占卜问卦，于是，司马炎就让人给占了卦，结果得“一”。这下子，他傻了。怎么？司马家的天下比曹家还要短命，只有一年的气数？下面的大臣更傻眼了，怎么说呢？就在大家都很尴尬之时，侍中裴楷出班奏说：“臣听说天得一可以寰宇澄清，地得一可以太平安宁，侯王（司马炎即位前是侯王）您得一是好兆头，是得天下的卦象。”这话自然会讨得司马皇帝的欢心，毫无疑问。

我们都知道，卦辞都是字少词寡，语义模糊的。解释起来可以有很大的自由度，根本没有一定的标准，也无所谓到底谁的解释是正确的。正是因为如此，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解释，而且解释者常常揣度卜卦者的心理，迎合其意而解之，以讨其欢心与安心。因为占卦的目的，也就是为了求个好兆头。同样，司马炎荣登大宝之日就卜卦问国祚，自然是想得个千秋万代、江山永固的好卦。但是，卦辞是“一”又使人自然而然地想到是晋朝国祚只有一年。正因为如此，司马炎才会“不说”（不高兴），群臣才会“失色”。裴楷的聪明之处，在于抓住了这个只有一个“一”字的卦辞，揣度好司马炎的心理，迎合其意，利用“一”的语义模糊性，缘情蓄意，借题发挥，对“一”予以别出心裁的解释，说出了上述那番话，让司马炎吃了一颗定心丸。由于“一”语义的模糊性，裴楷那样解释，没有人能够说不对，当然即使有人想说不对也不敢。

说到裴楷解“一”取悦司马炎，这里想到以前听到的一个故事：说古代有三个考生进京参加会试，路上听说前面有座庙，里面有个得道高僧能预测未来。三人就想进庙求高僧预测一下考试结果。这在封建社会非常正常，读书人只有中了进士才有可能进入仕途，升官发财，飞黄腾达，否则一生只能潦倒困厄。三人见了高僧，虔诚相问，希望高僧明示自己这次的功名前程。高僧看了看三人，半天不言一语，最后瞑目，伸出一个指头。除此，别无片言只语。三人只好悻悻然而去，各自在心中揣度那一指之意。考试结束，发榜时，三人一齐高中了。三人高高兴兴地去看高僧，表示感谢。其实，这高僧一点也不高，要说他高，就高在他利用“一”的模糊性。如果三人一齐考取，他的一指就表示“一齐中”；如果三人考取二人，一指表示“一人不能中，其余二人可以中”；如果三人考取一人，一指表示“一人能中，其余二人不中”；如果三人都没考取，则一指又表示“三人一个也不中”。说到底，解卦也好，算命也罢，说解者大多是利用语言的模糊性来从中蒙人的。但是，对于裴楷和上述所谓的“高僧”，他们的表达艺术又不能不令人感佩得五体投地。

三、借力使力，反转因果：孔融“小时了了”

这段文字，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孔融十岁时，跟随其父到了京都洛阳。当时，洛阳有一个大名人叫李膺，字元礼。东汉桓帝宠信宦官，政治腐败。元礼为司隶校尉（校尉在西汉时是仅次于将军的武职。汉武帝时的校尉就是统率一校之军官，每校人数少则七百，多则一千二百人），官不大，但因为与太学生首领郭泰等人结交，反对宦官专权。这在当时要有很大勇气，所以当时太学生们有一句口号，叫作“天下楷模李元礼”。因为元礼有盛名，到李府的人都是些才俊名流，或是元礼的中表亲戚，其余闲杂人等，一律无由进得李府大门，要见到元礼，不容易。也难怪，什么时代不这样，只要一成为名人，哪个不摆个臭架子？孔融听说元礼如此牛气，就越发想见识这位大名人，看他到底有什么了不得的能耐！于是，孔融自己就跑去了。与其他慕名而来的求见者一样，门卫一看是个小孩子，自然不让他进门：“大人不够条件老爷还不让进呢，你小孩子还见什么李大人？不行，走！”孔融见此，就说：“我是李大人的亲戚。”这样，够条件了，自然就进了门。进了门就是客，元礼就问：“您说您跟我是亲戚，到底是什么亲戚呀？”（元礼这点还不错，对小孩子也用敬称，称“君”，大约相当于今天我们所说的“您”）孔融回答说：“从前我的先祖仲尼（即儒家创始人孔圣人孔夫子，名丘，字仲尼）与您先祖伯阳（即道家创始人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有师生之谊（相传孔子曾问礼于老子）。所以我与您算得上是一代接一代的通家之好。”元礼和家中的满座高朋宾客对这小孩子的话无不震惊。太中大夫陈韪也来拜访元礼，因为来晚了，于是就有人转述孔融的话。陈大人自视甚高，不仅没表扬孔融，反而讽刺说：“小时候聪明，大了未必有什么出息。”孔融一听这老头怎么这么说话呢？于是就反唇相讥，不客气地反驳了他一句：“以此推知，想必陈大人小时候一定很聪明。”陈大人一听，知道自己吃了大亏，但又不得不佩服！真是站也不好，坐也不是，很是尴尬。

那么，孔融的一句话何以让陈韪“大踧踖”（一种既恭敬又不安的神情）呢？这是因为孔融回答陈韪的话运用了“借力使力，反转因果”的表达策略。陈韪说：“小时聪明，长大了未必聪明。”孔融顺着他的话，按照他的逻辑，进行反转因果的逻辑推理，说“想您小时一定很聪明。”这话是借着陈韪的逻辑来骂陈韪，说陈韪现在是个很笨的人，但骂得巧妙，骂得自然，婉转有韵致，令人拍案叫好，令陈韪哭笑不得。不过，平心而论，就后来孔融的结果来看，这位孔圣人的后裔确实不怎么样。虽然他在汉献帝时曾被拜为北海相，立学校，表儒术，做了一点工作，但与那个时代的要求已脱节。那时汉室倾颓，要的是“挽大厦之将倾”的能人，而不是像他标榜的那种“座中客常满，杯中酒不空，吾无忧矣”的腐儒。汉献帝信任他，但他志大意疏，终不能成事，空负了献帝给他的太中大夫之高位。虽然我们不能说他一点也不行，但最起码可以说算不得一位有出息的政治家。如果他稍微会做人一点，也不至于被曹操所忌，最后落得个被杀头的下场。不知道陈韪看到了孔融的结局没有，如果看到了，陈大人肯定拍手说：“还是我说得对！”孔融“大未必佳”是后话，就小时而论，我们还是应该佩服他的语言智慧和表达艺术的高妙的！

四、含糊其词，无理而妙：钟士季“闻所闻而来”

这段文字，述说的是钟会拜访嵇康一事。钟会，字士季，是三国曹魏时代的显赫人物。对三国历史如果不是特别熟悉的人，也许对钟会还有些陌生；但如果说到钟会他爹，肯定很多人都知道。他爹不是别人，就是中国书法史上大名鼎鼎的钟繇。钟繇的书法师法曹喜、蔡邕、刘德升，但又博取了三家之长，兼善各体，尤精隶、楷，“点划之间多有异趣，结体朴茂，出乎自然，形成了由隶入楷的新貌”，与晋王羲之并称“钟王”。除了以书法名世外，钟繇的官做得也很大。早在东汉末年，就官至黄门侍郎(最亲近皇帝的机要官员)。曹操当权时代，官任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代表中央政府加强对关中地区军队的控制）。曹丕代汉称帝后，任廷尉（九卿之一，掌管刑狱）。魏明帝即位时升任太傅（辅导太子的官，位仅次于太师），人称“钟太傅”。钟繇虽任多种武职，实际上并不长于金戈铁马的沙场征战与运筹帷幄的军事谋划，说到底他还是一个文人。可是他的儿子就不一样了，钟会在曹魏时代是以武名世，官至司徒，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比他爹的“太傅”名誉位置强了不知多少。他长于计谋，是曹魏时代的权臣司马昭的重要谋士。魏元帝景元四年（263），他与邓艾（就是那个期期艾艾，说话口吃的曹魏镇西将军，长期与蜀汉诸葛亮的接班人姜维大将相抗衡的人物）分军灭了蜀汉。可见，他的军事才能有多大。也许是因为自己位高权重，在灭蜀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又觉得功劳不小，于是就有了非分之想，密谋发动军事政变，结果被司马昭给杀了。

那么，嵇康又是何许人也？这人也不简单。只要对中国文学有所了解或有一点基本常识，都知道他是谁。嵇康，字叔夜，谯郡铚（今安徽宿县西南）人。擅长文学、音乐，还是个很有个性的思想家。与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等六人“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这就是后来文学史上所称的“竹林七贤”。官至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他崇尚老庄，讲求服食养生之道，也许因为与曹魏皇帝是安徽淮北同乡之故，嵇康娶了魏宗室之女。这一步对他一生大有影响。曹魏时代，曹氏皇室集团与权臣司马氏集团的矛盾是尽人皆知的。嵇康因为是曹家的女婿，自然被司马氏集团视为与曹氏集团对立的政敌，又因他不满司马氏专权，最后为钟会构陷，被司马昭所杀。

上引故事，讲的还是曹氏皇室集团与司马氏集团的早期斗争。钟会是司马集团的谋士和核心人物，他除了长于计谋外，大概是因为有家学熏陶的缘故，博学而有才理，长于名家之学，曾著《道论》二十篇。熟悉历史者都知道，由于“三曹”的缘故（曹操、曹丕、曹植父子都是文学成就很高的文学家，曾引领过一代风骚），魏晋那时代的文学之士地位很高，大凡擅长文学之士自然就是社会名流、名士。嵇康是“竹林七贤”之首，文学成就斐然，又标榜老庄之学，自然更是风雅之士。所以，博雅的钟会虽然不认识嵇康，却也慕名想去拜访他。于是就邀请了当时的一些贤俊之士，一起去拜访嵇康。到嵇康府上，一看嵇康正在门前大树下打铁呢！“竹林七贤”之一的向子期（向秀，官拜黄门侍郎，皇上的亲近机要高官）在拉风箱。他们对钟会一干高官显贵、名流才俊人等，好像没看见似的，打铁如故，过了好长时间，双方谁也没说一句话。为什么会这样？这是缘于钟、嵇二人都对对方有戒备之心。嵇康心里认为钟会此行恐怕不是来拜访他这么简单，可能是司马氏派来刺探曹氏集团虚实的，所以还是不开口为妙。而钟会呢，他不主动搭话，可能一是想看看嵇名士如何打破僵局，如何待客，有什么名士风度表现，再说自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又是不惜屈尊来主动拜访，自己是客人，主人总该先招呼一声客人才是，所以他没有吱声。这样，双方心里各有一本账，于是就僵在那。最后，钟会觉得嵇康还是没有打破僵局与自己交谈的意思，便起身而去了。这时，没想到嵇康倒说话了，问钟会：“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马上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嵇康的话问得弦外有音，有水平。“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表面是两句寻常的问语，实际上则别含玄机，意味深长，含蓄地告诉政敌钟会：“我们只是普通的文学之士，我们优游竹林，只是谈论文学；我们闲暇聚会，只是以打铁来消遣，修身养性。我们光明正大，并没有密室聚会策划阴谋。我们曹氏皇家集团并没有像你们司马氏集团的人那样横行霸道，还要监视别人的行动。你们何必那么神经过敏呢？何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呢？”钟会知道嵇康这两句问话是别有用意的，内含不满、讽刺，对自己此行来拜访有误会。不过也难怪，毕竟彼此是两大敌对集团的核心人物，彼此的任何言行当然都会引起对方的猜想，彼此防范也是正常。所以，钟会就运用“含糊其词”的表达策略，也以两句话来应对：“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从普通人来看，这两句话是废话，说了等于不说，表义极其模糊。但是，此情此景，对曹魏时代嵇康和钟会所代表的两大政治集团的核心人物来说，这话却是说得极其高明，是无理而妙。“闻所闻”的真正内容是什么，“见所见”的情景又是怎样，都不交代清楚，让人有无数种猜想，对于嵇康话中的责难意味，既可以说作了辩解，又可以理解为没有辩解。正因为如此，这种妙答才被魏晋时代的人们所传诵。看来，钟会确是个人物，他的语言智慧与表达艺术也是高人一筹的。这么一个巧舌如簧的家伙，最后嵇康与邓艾都死于他的舌下，自然可以想见。

五、审时度势，投其所好：村婆招待太祖吃仁饭

这则故事乃明代成化进士文林所记，应该是有所依据的。乞儿与小和尚出身的大明王朝的开国帝君朱元璋，元至正十二年（1352）参加郭子兴的起义军，后自立一军。元至正十五年（1355）曾与韩山童一起倡导起义的红巾军另一首领刘福通，迎韩山童之子韩林儿至安徽亳州（今亳州市），拥立韩林儿为小明王（因韩山童起义之初即牺牲），国号为宋，建元龙凤。韩林儿称帝时，任朱元璋为左副元帅，从此朱元璋势力坐大。龙凤二年（1356）朱元璋率兵攻下元朝重镇集庆（即今天的江苏南京），由此正式奠定了自己的地位，为日后的帝王霸业打下了基础。

上引故事，说的即是朱元璋攻打南京这一时期的事。朱元璋率军由江北初次渡过长江，兵驻宋石这个小地方时，借住一个薛姓老婆子家。当时，朱元璋饿得慌，坐在谷笼（大约是南方用来盛放稻谷，叫作“稻箩”一类的农具）架上。朱元璋就问薛婆子，这是什么东西。这薛婆子真是聪明，她大概看出朱元璋装束的不一般及威严，知道是个大将军，就有意讨好地回答说：“这是笼床。”然后薛婆子又给朱元璋杀鸡吃，这在乡下可是最上等的待客食物了。朱元璋大概没见到她杀鸡烹饪的过程，只见她端上来了一碗肉，就问是什么肉。薛婆子又乘机回答：“炖鸡。”又端上来一碗热腾腾的大麦饭，说：“这是仁饭。”朱元璋听了心里窃喜。因为“龙床”、“登极”、“人范”都是吉利语，是想称帝立霸业的将军都乐意听的。所以，朱元璋打下天下之后，想起往事，就召见了薛婆子，大大赏了她一笔财物。薛家洼这个地方，至今还在。

我们都知道，朱元璋是个非常刻薄猜忌的人，在中国历史上以最没良心、过河拆桥而出名。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用不着在此历数他的恶行了。朱元璋做了皇帝后，杀了无数功臣名将，不记他们的功劳，却能独独记得薛婆子的鸡饭之恩，真是令人奇怪！其实，这并不怪，很多帝王或是政治人物常常是不念大恩而记小德。因为对他有大恩的人（比方说开国元勋等），恐怕也是他政治上潜在的强有力的对手，他为了自己的地位与利益，只能狠起心肠除之而恐不尽。至于他这样做了是否夜深无人时心中有愧，只有他自己知道。而对于他的故人的小的情义恩德，他倒是记得很深刻，也念叨着。这些人一般不会对他的政治生命构成任何威胁，他对这些小人物的旧德的报答，不仅可以使他获取一种成就感，引起对方的感恩戴德，还能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他这个大人物是个念旧恩的君子的好印象，这对他沽名钓誉、稳定自己的统治能增加正面积极的影响。朱元璋是何等人物，这些个道理，他比谁都懂。除此，朱元璋在做了帝王之后，最令他忆起薛婆子的，除了一饭之恩外，还有薛婆子当年的吉利话，如今都应验了，他怎能不高兴呢？所以朱元璋记得要赏薛婆子，是在情理之中的事。不过，我们应该承认，这个薛婆子真是不同凡响，她虽是一个乡下妇女，却有独到的识人眼光，竟然看出朱元璋的不凡来，并猜测到他的心理，投其所好，利用“笼床”与“龙床”、“炖鸡”与“登极”（即帝位）、“仁饭”与“人范”（帝王是世人的典范）在语音上的相近相谐，让听者朱元璋听得心花怒放。这就是薛婆子的智慧，她的这种高妙的语言表达艺术恐怕一般大人物也是不可企及的。

说到这里，突然想起小时候祖母给我讲的故事：古代有个书生要进京赶考了，他的妻子就搬了一张梯子靠在墙上，叫丈夫爬上去，书呆子丈夫不知何意，就问干什么？他那能干的妻子说：“你爬就是了。”丈夫就爬上梯子，他爬一级，他妻子就在下面说：“再升一级。”后来，她丈夫果然考中进士，官越做越大。还有一个故事是，一个书生要进京赶考，他的妻子给他杀了一只公鸡送行，丈夫说：“这鸡这么小，怎么吃？”他娘子说：“鸡小冠（官）大。”这人后来果然做了大官。这事后来被另一个书生的妻子听说了，也学样。她丈夫赶考前，她也特意杀了一只小公鸡，丈夫不解，问杀这么小的公鸡干什么？他娘子回答说：“鸡小鸡大都是一刀。”据说后来，这位书生倒是考上了，也做了不小的官，可最后却被杀了头。小时候听了这些故事觉得好玩，现在想来，这种言语行为实际上是趋吉避凶的一种心理反映。如果我们学过语言学理论，就会知道语言与客观现实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它是一种社会现象，现实生活中凶吉祸福并不依人的主观意愿而改变。人们说祝愿的好话并不一定就能实现，说别人不好的话，别人也不一定就有祸患。但是，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愿意听到吉利的话，而不愿听到不吉利的话，这是一种语言心理。善于利用人们的这种语言心理，讲究表达的艺术，往往能够取得较好的交际效果。所以，这方面的表达艺术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薛婆子的经验不正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吗？

六、推三阻四，左右闪忽：蔡锷妙语答记者

众所周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党人为了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国，无数人抛头颅、洒热血，历经无数失败，与清廷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11年10月10日，由革命党人策动的武昌首义爆发并成功，各省纷纷响应，不到两个月，就有湖北、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江苏、浙江、广西、安徽、广东、福建、四川等省先后宣布独立，清廷迅速分崩离析。12月，孙中山先生从海外归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并推举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正式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但是在北方，清廷及残余势力还存在，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还不是全国的统一政权。当时，统一的最大障碍不是清朝王公势力，更不是小皇帝溥仪，而是汉人权臣袁世凯。这个袁世凯，靠满洲权臣荣禄推荐，由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起家，积累了自己的军事力量的“原始资本”。又在康梁发动“戊戌政变”时，出卖维新派而得到慈禧太后的宠信。从此，势力逐渐坐大，由山东巡抚一直做到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军机大臣。1907年因权力斗争而被摄政王载沣罢免还乡。但是，由于他一手训练起来的新军势力和多年经营的北洋军队只听他的指挥，加之有西方列强的支持，所以他在野犹如在朝。1911年武昌起义后，清廷无奈，又请他出山，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清廷的本意是请他出来挽满清王朝“大厦之将倾”，他却另有野心。他权柄到手后，一面出兵向革命党要挟议和，要孙中山让位，一面利用强权威逼清帝退位。孙中山先生是“天下为公”的君子，没有半点私心，为了中国的和平统一和国家强盛，力排党内众议，同意让位。但为了约束限制袁世凯，特制定并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派宋教仁、汪精卫、蔡元培等人为专使北上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可是，袁世凯为了不受革命党人掣肘，竟唆使部属发动北京骚乱，并以此为借口，不往南京就职，而最终在北京就职。窃国成功之后，袁世凯为了清除障碍，于1913年3月派人刺杀了国民党教父宋教仁，并镇压了孙中山领导的“讨袁军”。后来又解散国会，篡改约法，完全实行了独裁专制统治。为了防止有实力的封疆大吏起兵反抗，袁世凯采取了很多措施，如1913年将云南总督蔡锷调往北京，暗加监视，就是一例。

说到这个蔡锷，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他字松坡，湖南邵阳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入长沙时务学堂，从梁启超学习。1900年参加自立军起兵，失败后留学日本士官学校。1904年回国训练新军，武昌起义后，在昆明举兵响应，建立军政府，任云南总督，并派唐继尧进军贵州，最后唐继尧做了贵州都督。十七省代表决议成立中华民国，实际上蔡锷就有两份功劳（因为他实际上是以云、贵两省的实力入股的），对中华民国大大地有功。正因为蔡锷是实力派人物，所以袁世凯才特别提防他。蔡锷被他调往北京，实际上就是被软禁了。于是蔡锷韬光养晦，与京城名妓小凤仙演出了一场风流情缘（记得20世纪80年代还有一部电影，叫《小凤仙》，就是演这事的）。最终，于1915年11月潜出北京，回到云南。

袁世凯实行了独裁专政还觉得不过瘾，1915年12月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倒行逆施，宣布次年改为洪宪元年，准备做皇帝。于是举国哗然。曾经是“百日维新”首领的梁启超，再次站出来，发表了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宏文。上引的《亚细亚报》记者万士同对蔡锷的采访，要蔡锷发表对袁世凯即将称帝之事的态度，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蔡锷自然是反对的。他是一个军人，正在心中策划一个倒袁的大计。但是，在实施军事行动前是要严格保密的，否则便会失败，甚至自己的性命也不保了。所以，当记者要他就袁世凯准备称帝表示态度和发表政见时，他就采取了“推三阻四，左右闪忽”的策略，先是抓住记者说《亚细亚报》是国民的喉舌，顺水推舟地说自己“喉头有病，有你这个喉舌就行了”。当记者以“孙中山在海外宣称讨袁，将军是辛亥之勋，想必引为同调”的话来诱使他说真话时，他又以“中山之徒不是也有给袁总统筹办帝制的吗”的反例予以回答，仍然把记者的问题给挡掉了，没有表示自己的政见。最后，记者没有办法，说：“不过梁启超先生反对帝制的大作，你总该深表同情吧？”抬出他的老师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坚决态度，再次逼他表示自己的真实态度。他又巧妙地闪忽而过，以“梁先生是我的老师，袁总统是当今国家元首，我该服从谁呢？”以自己两难的处境来予以搪塞。由于他搪塞的理由非常充分，老师和国家元首都是中国人非常尊重的，因为中国人对于老师有一个传统观点：“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而对于国家元首按照传统观点则是“君父”。既如此，记者要他在老师和国家元首之间作出选择就显得强人所难了，再逼他表态就不合乎情理。所以记者最后也只得承认说：“是啊，该服从谁呢？”

蔡锷虽然是个军人，但他应答记者提问的表达策略却是相当出众的。如果他直话直说，或没有巧妙地回避掉记者的提问，让袁世凯从他的回答中发现一点反袁的意思来，那么，他也就不能实现他的大计了，中国的历史可能就要改写。正因为蔡锷回答得巧妙，始终没有让人察觉出他的真实态度来，最终他才能成功密谋策划反袁大计。就在他答完记者问题后不久，1915年12月他在云南组织了护国军，率先起兵讨袁，与袁军激战于四川泸州纳溪，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之后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等省先后回应。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忧惧而死。当倒袁成功，护国战争胜利之后，人们再回头想想蔡锷的答记者问，就更能体会到蔡锷应对的巧妙及其重大意义了。

七、装聋作哑，答而非答：顾维钧好汉不言当年勇

这则故事的主角顾维钧，字少川，是民国时代的风云人物。他早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他不仅才华出众、善于言辞，而且仪表堂堂，是民国时代有名的美男子。因为有才华，又是美男子，所以他一生婚姻生活也很不平凡。早在12岁入上海英华中学读书时，其父在当时的上海道尹袁观澜幕府任幕僚，同为袁府幕僚的张衡山，看好顾维钧，认为他有无限前程，于是将其女许配给顾维钧，并供他留学美国。这顾维钧果然优秀，在美留学期间就担任了美国东部各州中国留学生联合会主席。回国后，岳父张衡山介绍他去见当时的国务总理唐绍仪。唐绍仪十分赏识顾维钧的才干，就推荐他做了袁世凯总统府英文秘书和翻译。由于进入上流社会，出入社交场合增多，他竟在社交场上结识了唐绍仪的千金唐梅。而且，二人一见钟情，坠入爱河。而有了这层关系后，顾维钧便更是青云直上了，在北京两年，便官至外交部情报司长。唐梅爱上顾维钧后，为了排除顾维钧与张小姐的婚姻关系阻碍，通过其父唐绍仪的种种手段，最后逼张小姐退了婚。张小姐落发出家，其父张衡山抑郁而亡。他的老友唐绍仪竟然动用权力手段从他手里夺走乘龙快婿，他怎能不生气呢？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唐小姐横刀夺爱，与顾维钧生下一子一女后不久即死于时疫，不知道这是不是报应？但是，顾维钧确实从这桩婚姻中获益很大。1915年，年仅27岁的他便出任中华民国驻华盛顿公使，这是前此未有的。后来，顾维钧又在伦敦社交场上结识了“糖王”黄奕柱的千金黄蕙兰，娶为继室。黄奕柱可了不得，是英伦华侨中的第一巨富，死时积财达五百万英镑。这桩婚姻对顾维钧影响也很大，帮助也是多多的。1926年顾维钧要组阁，事前有人问章士钊说：“你看这事能成吗？”章士钊痛快地回答：“以顾夫人的多金，顾少川要当总统也不难，岂仅是一个国务总理！”同年10月，顾维钧果然组阁并当了代理国务总理，并兼外交总长。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顾维钧能够在官场上平步青云，除了婚姻上的帮助外，他本人的能力也确实没得说，特别是他在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作为是任何人都无法抹杀的。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法意日五国代表在法国举行了一个巴黎和会，核心就是瓜分战败国德国在海外的属地。日本乘机要求承认其在中国山东的特权，由于种种特殊原因，美国提议先听取中国的意见。这是一个意外的机会，对中国至关重要。顾维钧临危受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没有讲稿，凭口直言，将日本对中国传统侵略的政策，以及提出“二十一条”强迫中国签约的经过陈述一遍，并指出日本侵略山东不仅违反了公道与国际公法，而且必将危害他日远东及世界和平，有违巴黎和会的本意，将为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种下祸根。整个发言如行云流水，情切意深，听众无不为之动容。发言完毕，美国总统与英国首相首先向其表示祝贺，并说整个发言是对中国观点的卓越论述。坐在前排的代表也有很多人跑来同其握手，整个场面同日本代表发言后的冷场形成鲜明对比。当然，最后列强还是制订了对中国不平等的方案。但是，由于顾维钧的坚决反对，最后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拒绝参加和会闭幕式。由于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压力，当时的政府最终决定拒签，但这一政府命令是和会闭幕式结束以后才到达的。巴黎和会之后，顾维钧声名大震。在巴黎和会国联委员会中当选为“小国”五名代表之一，参与拟定了国联公约。1920年11月，又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国联第一次代表大会。1945年3月，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组织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于1946年6月25日在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堂举行的签字仪式上第一个签字，使中国成为四个发起国中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

顾维钧自民国初年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到袁世凯总统府任职开始，一直到1956年退出政治舞台，前后四十余年间，虽然中国政治形势风云变幻，无数官僚就像走马灯似的在政治舞台上匆匆而上，匆匆而下，但顾维钧却总是以职业外交家的显赫地位立身，坚如磐石，是一棵真正的不老松，抑或说是一个政坛的不倒翁。这实在是不容易，恐怕不仅仅是靠运气，而是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外交能力以及他的人格魅力。即以上引他应对记者问的一番话，就可以看出他善于辞令、低调做人的人格魅力。他是民国初年公认的三大美男子之一，这个人人皆知，他怎么能不知道呢？可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总是以谦虚为美德的，而作为一个男人即使长得不错，往往他也不以美貌来炫人。所以，记者问他：“您是中华民国初年三大美男子之一，对此您有什么感想？”这问题真是叫他为难。如果矢口否认说自己不是美男子，所以对此没有感想，这似乎太过于矫情，给人一种不够诚实、虚意谦逊的感觉。如果说自己是美男子，并发表了感想，似乎更不恰当：一个大男人以自己的美貌而沾沾自喜，会给人联想到中国古代的“面首”之类。再就中国的文化传统来说，即使是一个有品位的女人也是不轻易来张扬自己的美貌的，这和西方的文化传统不同。毕竟顾维钧是个著名的外交家，应答记者刁钻古怪的问题，向来是有经验的。于是，他运用“装聋作哑，答而非答”的表达策略，巧妙地回答说：“我不知道啊！在我年轻的时候，没人告诉我；现在我年老了，不能算是美男子了吧？”他说他不知道，因为年轻时没人告诉他，从而巧妙地绕过了自己年轻时是不是美男子的问题。这样他的话里，既没有否定他是美男子，也没有肯定自己是美男子。接着，他又说，现在年老了，不能算美男子了。这话说得别人更是没法驳掉，因为一般人对于美男子的判定，总是指年轻时代，没有人说某个老头子是美男子。同样，这话还是既没有否定，也没有肯定自己到底是不是美男子这个问题，让人思索，让人回味。你不能说他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也不能说他回答了你什么。这样的回答，虽然不能令提问者记者满意，但也没有抹记者的面子，还给其他听众以一种幽默解颐的愉悦之感，从而凸显了一代外交家彬彬有礼、谦逊优雅、风趣幽默的风范。让人不由得生出感佩之情！

八、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梅贻琦妙释久做清华之校长

这是见载于《交际口才365》中的一则故事。了解清华大学历史的都知道，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学校，1911年创办，它实际上是国耻的产物，是“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一部分作为基金而创办的。所以，它不归教育部而归外交部领导，董事会的董事有一半是美国人”，“作为留美的预备学校，不仅课程要衔接美国的大学，生活上也要竭力‘学习’美国的生活方式”。（徐铸成《旧清华的生活片断》）1925年起逐步改办为大学，1928年改为国立大学。因为清华的美国教育模式的背景，清华大学校长的推选任命也不同于当时一般的国立大学。清华大学校长不好当，记得曾是清华大学学生，后来成为著名的《大公报》和《文汇报》主笔、总编的徐铸成，在《罗家伦与吴南轩》一文（见于《旧闻杂忆》一书）中有这样一段回忆文字：1928年，国民党的势力到了北京，蒋、冯、阎、李（宗仁）四“巨头”碧云寺祭灵，象征着国民党“团结”的顶峰，也成为新军阀分裂、混战的起点。……不久，南京派了与CC有关的“人才”吴南轩当清华校长，显然想抢这块地盘和肥肉，学生会表示拒绝，教授会不予合作。他不顾一切，到校“视事”，好不容易大约维持了半年，只能夹着尾巴滚了。记得他走后，清华学生会还在北京报上登载一个广告，大意是这样写的：“吴南轩先生鉴：台端不告离校，许多手续尚未办清，如台端亲手向本校图书馆借阅的初刊珍本附图的《金瓶梅》全套，迄今尚未归还，望即来校清理。”这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开得可谓“谑而虐”矣。国民党的党棍们还不甘心，接着派了罗家伦接任清华校长，想以罗的“五四健将”的声望，压住清华的阵脚。但学生并不买这笔账，继续坚决反对；罗大约做了一年的校长，也不得不铩羽而去，被调任为南京中大校长。从此，直到解放，清华一直由梅月涵先生任校长，在此以前，他曾长期任教务长，是一个纯然的学者。

由这段回忆文字，我们便可约略知道清华大学校长之难做的情状。正因为清华大学校长难做，很多校长都被教授或学生倒掉或抵制掉，甚至连国民党派来的吴南轩和罗家伦都压不住清华大学，很短时间就落荒而逃。要知道，这吴南轩和罗家伦可都是当时也是中国现代史上很了不得的人物。正因为如此，所以很多人就很想不通，不解梅贻琦为何竟能镇住清华，做了清华几十年的校长而没人倒他。最后终于有人忍不住了，就问起了梅贻琦这个问题：“怎么你做了这么多年？”这个问题问得虽然不够礼貌，却问得有道理，人人都想知道答案。然而这个有道理且人人想知道答案的问题却是不易回答的“烫手山芋”，接不好，但又推不掉。如果梅贻琦很认真地介绍他做校长的经验，不但几句话说不清，而且显得过于骄傲了，给人不谦虚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恰恰是中国人最忌讳的，因为中国人历来视谦虚为美德，《尚书》中早就说过：“满招损，谦受益。”如果一个大学校长连这个都不懂，那他在人们心目中是个什么形象呢？还不被认为是个自高自大的狂徒？即使他再有能耐，他的这种德行也让人打心眼里反感了。如果梅贻琦谦虚地说：自己运气好。那别人又觉得他这个人不实在，有点不够诚实。这个问题真叫难，怎么回答都不讨好。那么，还有一种办法：笑而不答。也不行，那会使人认为他玩玄乎、搞神秘，产生很多不必要的联想。梅贻琦真不愧是清华大学久做不倒的校长，还真有两下子，竟然灵机一动，运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策略，利用自己的姓氏把这个问题巧妙地给化解了：“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有人愿意倒霉（梅）吧！”由“倒人”及于“倒霉”，并通过谐音双关的表达策略，由“梅”与“霉”的同音关系，表面说的是“倒霉”，实际关涉的是“倒梅”，从而婉转表达出这样的意思：倒梅某人就好比倒霉，没人想干。不是我梅某人有什么特别的能耐，别人倒不了，而是别人不想倒我而已。表意婉转，态度谦虚，语言又别具风趣，巧妙地解答了用正常语言表达难以解答的问题。就凭梅贻琦有如此智慧与高妙的语言表达艺术，别人也就可以想见他之所以能久做清华校长而不倒的原因了。

九、礼尚往来，不卑不亢：梁实秋不拜莎士比亚

这是台湾学者沈谦所记的一则有关梁实秋妙语生花的故事。众所周知，莎士比亚戏剧作品是风靡世界的文学遗产，各国都有译本。在中国自然也不例外，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译家可说是层出不穷，个中名家就有不少。其中，较早进行莎士比亚戏剧全译的是朱生豪，但他未能完成就去世。因此1947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朱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并不完备，所收莎士比亚剧本为27部，而莎士比亚现存剧本有37部。1978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1卷本《莎士比亚全集》，是目前大陆版最完备的译本，但其中增加的7个剧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约其他译家补译而成的。因此，完备的大陆版《莎士比亚全集》已非一人之力。而梁实秋所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四十卷却是他一人独力完成的，这实在是很了不起的事。因此，四十卷《莎士比亚全集》出版后，台湾学术界为此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会。可是，就在这种庆祝会上却有人向梁实秋提出了一个问题：“梁老，全世界研究莎士比亚的人都要去英国瞻仰莎翁故居，您去过几次？”这问题其实本意不在问，而是在质疑梁实秋以一人之力而译莎士比亚全集，质量到底如何？你没有受过英国式文化的熏陶，是否把握得住莎士比亚作品的精髓？是否译得符合英文的风格要求（因为梁实秋是留学美国的，学的是美式英语，与地道的英伦英语自然有些差别）？梁实秋是何等聪明的人，他能听不出这家伙的弦外之音？如果剖开提问者的内核作答，说自己的英文如何，或自己的学力足以担此译事之类，未免有自我夸口之嫌，不但说不清，还有失大师风度。所以，梁实秋就采用了“就事论事，绕开陷阱”的策略，从表面上作文章，只回答关于参观莎士比亚故居问题说：“因为莎士比亚一生从来也没有到过中国，所以，我没有去莎翁故居，并不感到十分遗憾！”以莎士比亚一生从未到过中国为理由，说明自己也没有必要去英国，更不必参观莎士比亚故居。表面上是在表露作为中国人不卑不亢的气节，实际上还有一层意思：翻译别国文学家的文学作品关键在于自己对所译作品的那国语言文字的功力够不够，而不在于他去没去过那个国家，更不在于参观过那个作家的故居没有。表意含蓄，回答不温不火，且显得机趣幽默，令人不得不佩服他的应对表达艺术和从容优雅的大师风度。

说到梁实秋的这一妙答，不禁令人想起钱钟书异曲同工的一则回答：自从1980年《围城》在国内重印以来，我经常看到钟书对来信和登门的读者表示歉意；或是诚诚恳恳地奉劝别研究什么《围城》；或客客气气地推说“无可奉告”；或是既欠礼貌又不讲情理的拒绝。一次我听他在电话里对一位求见的英国女士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个下蛋的母鸡呢？”我直耽心他冲撞人。

这是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一文所叙的故事。钱钟书对于求见的那位英国女士所说的话：“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个下蛋的母鸡呢？”其实质性的含义就是说“如果你觉得《围城》写得不错，那就好好研究小说，何必一定要见写《围城》的作者呢？”但是，钱钟书却没有直接这样说，而是运用了一个比喻把这层意思表达出来，既形象生动，又别具婉约含蓄的韵味，不至于使求见者太难堪。

十、王顾左右，转马回枪：陆文夫智解性文学

我们都知道，西方人对于“性”是比较开放的。如果我们稍略看过一些西方的影视作品，便会发现，西方的男女视“上床”如同我们握手一样平常，所以描写“性”内容的“性文学”在西方也是家常便饭的，对西方作家根本算不了什么。写“性”谈“性”，对西方作家来说乃是“司空见惯浑闲事”。但是，在中国，由于我们的文化传统是以崇尚含蓄为美的，虽然孔夫子也说过“食、色，性也”，承认人的性要求与吃饭一样是平常的人之本性，肯定人的性欲生理要求。但是，我们中华民族对此事的表达，历来是采取讳莫如深的态度，可以做但不能说。记得清代小石道人的《嘻谈录》中记有这样一个笑话：新姑娘出嫁，母亲遣伴娘同往。伴娘回来，母亲问姑娘入洞房后说些什么话，伴娘说：“只听得姑娘说妙。”母亲说：“新过门的人如何说得妙。”乃用纸条写“不可言妙”四字，交伴娘带去给姑娘看。姑娘看了，亦写一纸条答复曰：“妙不可言。”

这虽是一个笑话，却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对于“性”问题的含蓄回避的文化心理。如果我们对中国文学史略知一二，就会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一部很有名的小说叫《金瓶梅》。它为什么有名呢？就因为它突破了中国人传统的文化心理，过分地渲染了人的动物性本能，大胆直接地描写了男女性行为的一些具体细节，因而被人视为是“天下第一奇书”，也有人认为是“天下第一淫书”，历代统治者都视之为“坏人心术”的“毒蛇猛兽”，尽管他们自己都是三宫六院或有无数小妾、情妇，整天沉溺于那个里面，可就是不能说不能写出来，这就是中国人的文化心理。《金瓶梅》的作者自然是个对中国文化心理了解很深的读书人，他知道赤裸裸地描写男女性事会触犯中国人的心理禁忌，更会触犯封建统治者的禁忌，所以很聪明地署了个假名，叫作“兰陵笑笑生”。结果，就引出了几百年来层出不穷的作者考索热潮。又因为禁得很厉害，结果反而勾引得更多人生起无限的好奇之心，所以愈禁愈流行，现在《金瓶梅》能成为一门“金学”，可能就是禁出来的结果。还有地摊上永远不能绝迹的，也是这本书。（关于《金瓶梅》的问题，在笔者所著的《中国言情小说史》中有详细的文化心理分析）

西方人特别是西方作家认为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与他们不同，对“性”讳莫如深，加上中国现在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强调精神文明，自然对“性文学”是持反对态度的。可是他们却偏要拿出这个问题让中国作家陆文夫来回答，这既包含有西方人对中国神秘文化的好奇，同时也明显地带有刁难考察中国作家语言智慧的意思。纽约国际笔会，是世界各国作家交流写作经验与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场合，因此这种问题由西方作家向陆文夫提出来，要说是他有意刁难或说他对中国不友好，也不好说。所以，陆文夫被问及，自然应该是要回答的。但是，怎么回答呢？还真不容易！如果从文化传统、文化心理或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意识形态、精神文明等方面进行说明，既不容易说清楚，还会使西方人认为中国人虚伪：明明中国人也做那事，为什么能做不能说呢？这问题如果搁在一般人来回答，可能要回答得很糟糕，引起西方人笑话。可是，陆文夫不是一般人，他是中国著名的作家，他的语言智慧足以应对西方作家这样的“刁”问题。他选择了非常有效的表达策略，用一个比喻“西方朋友接受一盒礼品时，往往当着别人的面就打开看。而中国人恰恰相反，一般都要等客人离开以后才打开盒子”，就将自己对“性文学”的看法表达清楚了。说西方人喜欢公开谈论“性”，在文学中赤裸裸地表现“性”，就像是西方人接受别人礼品喜欢当众打开看一样；中国人不喜欢公开谈“性”，在文学中表现“性”是以含蓄的方式处理，这种做法就像是中国人接受别人礼品不喜欢当众打开，而是要等客人离去后才打开一样。从而巧妙地把敏感的“性文学”问题归结到文化传统上，从而荡开了可能要触及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难以纠缠说明的麻烦。由于比得恰切、自然，又出人意表，既显示了中国作家的语言智慧，又表现了中国作家特有的幽默机趣，令西方作家不得不对中国作家刮目相看！

十一、引经据典，气势如山：梁漱溟“匹夫不可夺志”

这里所记的人物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广西桂林人，早年加入同盟会。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南北统一内阁组成，应其舅父张耀增（司法总长）之邀约，入司法部为总长机要秘书。蔡元培执掌北大后，因赏识梁所作《究元决疑论》一文，于1917年聘梁为北大印度哲学教席。1924年梁辞去北大教席，专门从事乡村建设工作，曾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研究部主任、院长，还主持过北平《村治月刊》。抗日战争期间，主张团结抗日，并参与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后改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后来的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1946年任民盟秘书长，成为政坛活跃的政治家，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关系相当密切。1949年写信致民盟主席张澜转民盟同人和中共中央毛、周诸公，“勉励诸先生为国家大局努力负责，而声明自己决定三年之内对国事只发言不行动”“对‘民盟’则许我离盟。对中共则恕我不来，响应新政府的号召。”1950年从重庆来北京，毛泽东请他吃饭并邀请他加入政府，他表示愿在政府外效力。1951年起开始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梁漱溟除了是一个知名的政治活动家外，还是海内外十分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造诣甚深，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著作。海外把他视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对他的思想进行研究探讨。可是，1973年10月开始，江青等人出于篡党夺权、打倒周恩来总理的阴谋目的，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但是这一险恶用心，当初一般人并不知道。运动开始时，全国政协组织学习，梁漱溟照常出席会议。在学习过程中，很多人都表态，发言表示“支持”、“拥护”并狠批“孔老二”，其实很多是违心的敷衍。这样的会开了一个多月，梁漱溟竟然一言不发。后来，大家觉得他态度不好，一定要他表态。第二年（1974）2月22日和25日，梁漱溟就在政协学习会上连续作了5个小时的长篇发言，题为《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要知道，梁是研究儒家学说的大家，说起孔子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的地位，自然十分内行，其发言大意是，第一，要用历史的眼光去评判孔子。他认为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孔子接受了古代文化，又影响着后代的文化。孔子生活在前2500年和后2500年的中间，是中国文化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他的影响，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之相比。中国社会之发展，民族之扩大，历史之悠久，与中国文化是分不开的。中国文化有种种优长之处，这正是中华民族勤劳、善良、智慧，有强大的凝聚力，以至于发展成今天这么大的多民族国家所不可短缺的。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世界独有，致使外来的种种文化思想，都要经过消化熔炼，变成中国自己的东西，才能发挥作用，这是世界上若干国家所不及的。由此可见，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其影响是抹煞不了的。第二，要用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去评价孔子，认为孔子思想也有一些消极的方面。这些观点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都是实事求是的，是最权威的结论。可是，在当时这种观点无疑是违时的。除此，他又于发言之后，谈了对“批林批孔”的认识，认为“批孔”是从“批林”来的，他认为“批林”就可以了，不必“批孔”。当然，这话更违时了。因此，引起了政协委员的极大愤慨，自然最后“批林批孔”会议就改成了“批梁”会议。到了9月最后一次大会宣布，月内各组可就大会批判发言自行座谈两次。9月23日会上，梁所在的小组召集人征问梁对几次大会有何感想。梁就说了上引文字上的一句话：“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话一出，立即震惊了各组同人。

那么，为什么这句话有这么大的力量呢？因为梁说的这句话是引用孔子《论语·子罕》中的一句名言，表明一个有骨气的人的思想、信念是任何力量都很难改变的。引孔子的话来表明对于“批孔”的态度及梁个人的信念，这本身就向批判者更强烈地表明了一种“匹夫不可夺志”的政治态度。既令人感到意外震惊，又觉得无可辩驳。因为孔子的这句话是千古名言，不管什么人都不能否认它的权威性。梁漱溟虽然因为在1953年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时因讨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说到工农差别是“工人是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而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精神思想一时受挫，但他的硬骨头本性未改。他能在当时的情况下，在政协会议上要求毛泽东放出雅量当面收回对他的批评，他怎么会在“批孔”的问题上妥协呢？他就是研究儒家学说的专家，以他的学术良知和“匹夫不可夺志”的个性，焉能被当时的政协同人外行的批判所吓倒而屈服？所以，当其时的会议主持人要他对“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应对语作出解释时，他更是顺水推舟，充分阐发了自己的心声：“我只是相信自己的理性，而不轻易去相信别的什么。因为一定要我说话，再三问我，我才说了这句老话。这是一句受压力的人说的话，而不是得势人说的话。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但这个‘志’是无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虽然梁的这个答复，更加震惊了在座的政协委员，但事实上最后谁也不能把他如何。因为他说得有理，无可辩驳。可见，梁漱溟不仅是个风骨凛然的汉子，也是一个很会表达艺术的政论家，他的嘴与他的笔跟他的人格一样，都称得上是一流的！

十二、如法炮制，后发制人：梁晓声应对英国记者有一手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心口一个永久的痛。如果没有这十年的混乱及其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综合国力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改观。除了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上所造成的巨大创伤和损失之外，对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心理上的伤害也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文革”结束后才会出现文学史上特有的以反省“文革”历史为主题的“伤痕”文学。青年作家梁晓声也是深受“文革”之苦的一个，他和无数青年学生一样，由于“文革”的缘故而没有正常地完成学业。虽然他比许多青年幸运，1974年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第一团木材加工厂的出料工而被推荐进入了复旦大学学习，但在那个“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教授和学术权威都被扫地出门的年头，能够学习到什么也是可以想见的。1977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任文学编剧，后调至儿童电影制片厂任副厂长。经过努力，最终成了饮誉文坛的青年作家。应该说，他的成名作如《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等都与他的知青经历有关，没有这段经历，可能也成就不了他这个作家。我们都知道，世界文学史上都有这种情况，往往某些民族或国家的灾难无意间却成就了某些作家在文学史的杰出地位。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文学史增添了一部或几部杰作而因此欢呼民族或国家的灾难。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文革”产生了梁晓声等青年作家及其作品就肯定“文革”这场对我们国家民族损伤极大的政治灾难。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不会愿意以国家或民族的灾难来成就文学史上一个或几个杰出作家。

然而，就有一家英国电视台的记者在采访梁晓声时，却别有用心地从这一逻辑出发向梁晓声提问说：“没有文化大革命，可能也不会产生你们这一代青年作家，那么文化大革命在你看来究竟是好是坏？”并且事先设好语言圈套，要他回答这个问题时毫不犹豫，用“是”或“否”一字来回答，好让梁晓声说出他们想听到的答案：“是”，然后再利用梁晓声的回答作政治文章。梁晓声当然不是平庸之辈，毕竟还是在中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复旦大学混过几年，尽管“文革”期间没有好好正规学习。他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圈套，是一个接在手上拿不住也扔不掉的“烫手山芋”。如果回答“是”，那就意味着他肯定文化大革命，这不仅是一个政治错误，也是有违中国人的良知和一个作家最起码的做人的良心，势必要激起全体中国人的愤怒：怎么为了个人的成名而对民族国家的灾难持欢迎态度呢？这还算什么作家？连一个正直的人都算不上！如果说“否”，认为文化大革命不好，那么英国记者就会问下一个问题：“可是你确确实实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缘故才成为名作家的啊？”这问题怎么回答？恐怕也不易回答。正因为梁晓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十分聪明地选择了一个“如法炮制，后发制人”的语言策略，不接对方扔过来的那个烫手的“山芋”，而是以同样的方法对抛一个“烫手山芋”给对方，反问他说：“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没有因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著名的作家，那么你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好是坏？”让你先回答这个问题，你能回答这个问题，我的问题也就在其中了。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就消解了英国记者的政治企图，既不必给自己添上不必要的政治或道义上的种种麻烦，又表现了中国作家不凡的语言智慧，从而让“英国记者不由一怔，摄像机立即停止了拍摄”。

第二章 情感情绪的倾诉艺术

众所周知，梁实秋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大学者，但他名望最大且为公众所共知的作品还是他的散文集《雅舍小品》，他在中国文坛的突出地位也靠这部作品集得以奠定。

梁实秋1938年因抗日战争而入蜀，蛰居重庆北碚著书立说，并在简陋的四川民居平房（梁氏名之为“雅舍”）内开始了他那著名的《雅舍小品》的创作。《雅舍小品》系列散文一开笔就在文坛上引起巨大反响，给梁实秋带来了极大的声誉。加之梁实秋在学界文坛人缘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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