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重奇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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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经开讲:孟子开讲试读：
前言
《孟子》是一部记述孟子言行的书。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今山东邹县）人。约生于公元前372年，约卒于公元前289年，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又一位大师。相传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之后，幼年家贫，曾有随母三迁的故事（见《列女传》）。《史记·孟轲荀卿列传》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得孔子学说的嫡传。他精通儒学，熟读诗书，十分推崇孔子，说孔子是“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的圣人（《公孙丑上》）。还说孔子“之谓集大成者，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万章下》）。孟子在学成之后，曾游说齐、梁、鲁、邹、滕、薛、宋等国，一度任齐宣王客卿。他去各国游说的时候，“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滕文公下》）。受到各国国君的尊重和优待。孟子学派在战国中、后期影响很大，但终因他的学说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各国执政者不按照他的治国之道去治理国家，他的主张始终没有实现。因此，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荀列传》）。《孟子》全书共分七篇（每篇分上下）：《梁惠王上》第一，《梁惠王下》第二，《公孙丑上》第三，《公孙丑下》第四，《滕文公上》第五，《滕文公下》第六，《离娄上》第七，《离娄下》第八，《万章上》第九，《万章下》第十，《告子上》第十一，《告子下》第十二，《尽心上》第十三，《尽心下》第十四。共计260章，34600多字。
孟子所处的时代，是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为了适应政治上的需要，各种学术思想的流派日益增多，各家之间展开相互的批判和论战，便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孟子是战国中期儒家学派中最著名的大师。他游说各国君主的目的，是希望当时的君主实行他的政治主张。《孟子》一书就集中反映了孟子的哲学思想。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诸方面：
首先，孟子系统地提出了人性善的理论。他在《滕文公上》说：“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至于人性是否本来就具备先天的善性，孟子曾与告子辩论了一番。孟子说：“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告子上》第二章）他认为，水确实没有东流、西流的定向，难道也没有向上或者向下的定向吗？人性的善良，正好像水性的向下流。人没有不善良的，水没有不向下流的。孟子主性善之说，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而仁、义、礼、智这四种品质都是先天固有的。他要求人们通过存心养性，使这些品质扩而大之，以达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孟子这种性善理论对后来儒家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其次，孟子还在性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仁政论”。他所谓“仁政”，就是“先王之道”，即古代圣王治理国家的方法。究竟怎样才能行“仁政”呢？孟子首先提出了“制民之产”的主张。他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梁惠王上》第七章）孟子认为，英明的君主规定人们的产业，一定要使他们上足以赡养父母，下足以抚养妻儿；好年成能丰衣足食，坏年成也不致饿死。然后再引导他们走上善良的道路，他们就容易听从了。在这里，孟子强调指出，只要人民有一定维持生计的产业，就容易接受为善的好思想，就不会去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为了实现“制民之产”的理想，孟子又提出了“井田制”的主张。这是一种托古改制的主张，是夏、商、周三代古田制的变革。他认为，只要能实行井田制，就能实现他所构想的王道乐园。在此基础上，孟子又提出了“取于民有制”以反对过分的剥削。他说：“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滕文公上》第三章）对人民过分地剥削，造成贫富悬殊的现象，实际上是执政者带领禽兽来吃人。他还认为，争取民心是实行仁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提出了“民为贵”的思想。他在《尽心下》第十四章中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百姓最为重要，没有百姓就没有国家。国家的重要性次于百姓，君主是为百姓办事的公仆，所以“为轻”。此外，他还主张提倡“王道”，反对“霸道”，认为战争的目的在于救民。
再次，孟子还以性善论为根据，提出了修养论。他认为，人生下来都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善心，这是仁、义、礼、智的开端。“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孙丑上》第六章）他认为仁、义、礼、智四种善行完全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为人心所固有的，他还把这种天赋叫做“良知”、“良能”。这种“良能”、“良知”，推广到社会就形成了“仁义”、“仁政”等伦理规范和政治原则。他还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上》第一章）尽心、知性、知天，就是孟子所谓扩充存养的过程。尽心即存心，保持心的完善无缺。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克服不正当的欲念。一个人的欲望不多，即使善性有所丧失，所失也不会多；一个人的欲望多，即使善性有所保存，所存也不会多。因此，减少物质欲望，扫除私心杂念，就是修养心性最好的方法。所以，孟子主张君子不要勉强去追求富贵，应该努力去修养自身，努力保存自己善良的本性，这样才能得到“天道”。
孟子还认为，一个人要做到一切言行都自然而然地符合礼的要求，必须要效法商汤、周武王通过修身来保持仁义的善性。他在《尽心下》第三十三章中说“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君子应该按照这种法则去做，使一切言行都合于礼。
为了加强扩充存养，孟子还提出了“浩然之气”之说。就是用正义去培养一种最伟大最刚强的精神性气质。它必须与义和道配合，是由正义的经常积累产生的。孟子还论述了道德修养的等级，即“善”、“信”、“养”、“大”、“圣”、“神”。这六种等级的划分，是按仁、义、礼、智四种善性来衡量的，一级比一级高，说明人的道德修养是无止境的，应该不断努力修养，争取达到更高的境界。
复次，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学说，相信有决定一切的“天命”。他曾在《万章上》对“天命”作了解释：“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认为没有人叫他们这样做，而竟这样做了的，就是天意；没有人叫他们来，而竟这样来了的，就是命运。他认为仁者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都是按照上天的规律办事的，所以能收到好的效果。他还认为人的行止、君臣的遇合等，都受一种无形的力量支配。他说：“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梁惠王下》第十六章）孟子的说法，就是承认天命对人事的主宰。他还认为，天下太平、政治清明的时候，道德低下的人为道德高的人所役使；政治黑暗的时候，力量小的为力量大的所役使，势力弱的为势力强的所役使。这两种情况都是上天决定的。所以他提出：“顺天者存，逆天者亡”（《离娄下》）的“天命论”的观点。
孟子还有君权天授的思想。他认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天子的私有财产，所以不能由天子授给人，而应由上天根据百姓的意愿来授给人。舜能够继承尧的天子之位，是由于舜深得民心。天从民意，因此上天把天下授给舜。同时，他还提出了“正命”之说。如他在《尽心上》第二章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孟子的“正命”，是指宇宙的永恒法则，这些法则即是封建仁义礼智的抽象，又称“天道”。人能自觉认知天命，遵守道德规范，就算是知道“正命”。此外，他还指出，国君能否称王于天下，除了实行仁政以外，还得看天意如何。在孟子看来，人做事应尽自己的力量，至于是否成功，那还是由天来决定的，人是作不得主的。因此，他还在《公孙丑下》中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认为王者的兴起都是由“天命”决定的。
又次，孟子作为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最著名的一位大师，他严于律己，最重气节，有一套自己的处世理论。他处世理论也是以“性善论”作为根据的。主要表现在“出处去就”和“辞让取与”两个方面。
孟子曾谈论了贤者在盛世和乱世中应该持有的处世态度。他说：“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离娄下》第二十九章）孟子认为，禹、稷和颜回处世的态度虽有所不同，但道理却是一样。不管处于盛世还是乱世，圣贤所持的态度都是积极的。
孟子还指出，君子急于做官，但应该坚持走正道去做官。他在《滕文公下》中用父母为儿子找妻室，为女儿找婆家这样一个生动而有趣的比喻，说明君子急于做官而又不轻易去做官，做官必须走正道的道理。君子是不肯同流合污的。他在《尽心下》中引用了孔子师徒在陈、蔡之间受困的故事，认为孔子受困，并不是孔子本人有什么过失引起的，而是因为陈、蔡两国的君臣不贤，孔子不愿与他们结交的缘故。因此，孟子主张严格按礼法办事，决不屈从权贵。
孟子还谈及能成大事业的君主应当尊贤敬士，有德有才的贤臣应当守道自重。他曾引用曾子的话说：“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公孙丑下》）孟子认为国君应该礼贤下士，不能依靠财富和爵位去轻视行仁守义的贤臣。而行仁守义的贤臣也不要在拥有财富和爵位的君主面前轻贱自己，应该守道自重。他曾在《离娄下》“齐人有一妻一妾章”（第三十三章）中设一个寓言来讽刺那些以阿谀来取得富贵的小人，认为这种小人是最可耻的。总之，孟子在“出处去就”问题上都是以仁义为标准的。
在“辞让取与”问题上，孟子说：“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离娄下》第二十三章）这是他正确对待取与的态度。他还认为圣人必须先洁身正己而后才能正天下。他引用了伊尹的故事，说他在有莘国的郊野耕田，十分喜爱尧舜之道。如果不合符义和道，即使把整个天下的财富作为俸禄给他，他也不会理睬；如果不合符义和道，他不给别人一根小草，也不向别人要一根小草（《万章上》）。孟子认为，君子受人财物必须根据礼义，凡是合符礼义的财物，虽少但不辞；凡是不合礼义的财物，虽多但不受。他还说同贤人结交必须以礼相待，礼的内容不仅在于礼物，而且要注意礼义（《告子下》）。
孟子还主张“舍生取义”，认为义比生命珍贵。他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第十章）生命和义都是孟子所喜欢的，如果两者不能并有，便舍去生命，而要义。
最后，谈谈孟子对许行、杨朱、墨翟三家学说的批判。孟子以儒家的仁义为依据，对春秋战国以来各种学派展开批判。许行是战国农家学派的代表。他晚年到滕国游说，鼓吹“贤者与民并耕而食”，自理炊事，不烦他人代劳。其中心要旨是在肯定分工互助的基础上，提倡人人平等劳动、物物等量交换，以实现其改革的理想。许行的主张遭到孟子强烈反对（见《滕文公上》）。
在孟子时代，能够与儒家抗衡的就算杨朱、墨翟两个学派。因此，孟子对这两个学派展开了激烈的抨击。他曾在《滕文公下》（第九章）中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认为，杨氏主张为我，这是目无君主，否定对君上的尽忠；墨氏主张兼爱，这是目无父母，否定对父亲的尽孝。目无君主，目无父母，就是如同禽兽。孟子批判许行、杨朱、墨翟等异派学说，适应了战国中期封建大一统形势的要求。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地主阶级思想家都在为统一思想舆论而斗争。孟子与其他学派的“邪说”、“诐行”、“淫辞”的斗争，使后来封建社会中的法家、墨家等学派，几乎都被作为异端来对待了。
孟轲及其《孟子》一书，在经学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这不仅在于承继孔学、发展孔学，力拒异说，使儒家思想显扬于天下；更主要的，还在于他对后世的思想史，对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孟子》不只在经学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占有重要位置的。孟子为了坚持和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不能不经常展开激烈的辩论。他在辩论中，气势磅礴，感情充沛，富有说服力，而且用辞精辟、比喻精当，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如《梁惠王上》“齐桓晋文之事章”一文，就是一篇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很好地结合的语录体说理文。其次，《孟子》散文的描写技巧，不仅以简约含蓄取胜，而且还有一些较精细的刻画。如《滕文公下》“陈仲子岂不诚廉士章”，就塑造了一个具有怪僻性格的廉士形象。《孟子》还善于运用篇幅较长的议论文字，如《告子下》“舜发于畎亩之中章”，就论述了人要担当大任必须先经受艰苦的磨炼，国要长治久安必须有忧患观念。此外，《孟子》中寓言故事很多，含意丰富，说理巧妙，大大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提高了作品的文学性。《孟子》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是深远的。唐宋古文家韩愈、欧阳修、苏洵、王安石、苏轼等，不独在思想方面受它的影响，在文章方面也是努力学它的。
关于《孟子》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汉代，较著名的有赵岐、高诱、程曾、刘熙、郑玄诸家。唐宋时期，《孟子》的地位提高了，孟学被尊为儒学的正统，成为十三经之一。因此，孟学家辈出，较著名的有唐陆善经、张镒、丁公著，宋代孙奭、苏辙、游酢、张九成、朱熹、张栻、蔡模、金履祥等。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和宋孙奭的《孟子正义》最为著名，合称为《孟子注疏》，明刻《十三经注疏》即选此本。到了清代，《孟子》研究进入了复兴阶段，其中焦循的《孟子正义》三十卷，宋翔凤的《孟子赵注补正》六卷，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三卷等，都是重要的孟学研究成果。
本书共八章：第一章“孟子传略”，第二章“《孟子》的作者及其成书经过”，第三章“《孟子》的主要内容”，第四章“《孟子》的经学地位”，第五章“《孟子》的哲学思想”，第六章“《孟子》的文学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第七章“《孟子》研究说略”，第八章“《孟子》的研究方法”。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并反映了学术界的许多研究成果。但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未尽如人意之处肯定不少，敬请专家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马重奇1995年12月29日第一章孟子传略
遥远的战国时代，诸子纷起，百家争鸣，儒家“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韩非子·显学篇》），而八派之中，对后世影响至深的就是孟氏之儒与孙氏之儒。一、孟子的名与字
关于孟子的资料，文字记载不多。《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孟子名轲，这从《孟子·万章下》答复北宫锜的话“轲也尝闻其略也”得到佐证。至于孟子的字，《史记》中却没说明，后汉赵岐作《孟子题辞》也说：“字则未闻也。”三国时魏人徐幹在《中序论》中说孟子和荀况的字都没传下来。孟子的字最早见于书《孔丛子》。《孔丛子·杂咏》称“孟子车”，注曰：“一作子居；居贫坎轲，故名轲，字子居，亦称子舆。”三国时王肃在其所著《圣证论》中亦云：“学者不知孟轲字，按子思书及《孔丛子》有孟子居即是轲也。轲少居坎轲，故名轲，字子居。”宋朝王应麟《困学纪闻》疑其皆出附会，清代焦循作《孟子正义》也说：“王肃、傅玄生赵氏后，赵氏所不知，肃何由知之。《孔丛子》伪书，不足证也。”这一看法确有道理。二、孟子的籍贯
司马迁最早提出“孟子，驺人也”这个观点。但是，这里的“驺”究竟是“邹国”，还是孔子的出生地鲁国的陬邑？本来，这不足以成为疑问，早在东汉时期，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就曾明确区分开“邹”与“陬”，他说“邹，鲁县，古邾国，帝颛顼之后所封。从邑，芻声”。“陬，鲁下邑，孔子之乡，从邑，取声。”东汉研究孟子的专家赵岐也认为邹即古之邾国。它原先是春秋时邾子之国，到了孟子所处时代改名叫做邹。这个国家靠近鲁国，后来被鲁国吞并。也有人说是被楚国所并。邹即现在的邹县。然而，到了北魏，郦道元却误以为陬邑就是邹县。他在《水经注》卷二十五《泗水》篇中这样写道：
淳水又迳鲁国邹山东南而西南流，即《春秋左传》所谓峄山也，邾文公之所迁，今城在邹山之阳，依岩阻以墉固，故邾娄之国曹姓也，叔梁纥之邑也，孔子生于此，后乃县之，因邹山之名以氏县也。
唐朝时，司马贞作《史记索隐》，又颠而倒之把邹当作陬。于是，孟子的籍贯就成了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后人认为孟子是鲁国陬邑人而不是邹国人的主要依据，一个是孟子本人讲自己“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尽心下》第三十八章），一个是孟子和邹君穆公讲话不称臣，且态度也不恭谨。实际上，这两点理由都不够充分。孟子家乡离孔子家乡近，这是事实，因为邹鲁两国本就近在咫尺，《左传》中就有“鲁击柝闻于邾”的记载。但这不等于说孟子与孔子就是同乡，孟子说那句话只是相对于鲁国外的学者而言。此外，孟子虽是邹国人，但他没有在朝供职，和邹君讲话不必称臣；再说，孟子一向主张：“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尽心下》第三十四章）即不愿在任何国君面前表现出卑躬屈膝的样子，对邹君也不例外。所以，以上这些都不能作为孟子不是邹国人的论据。三、孟子的师承
关于孟子的师承，历史上也是个聚讼纷纭的问题。多数人认为孟子是子思的再传弟子，还有不少人主张孟子是子思的弟子，有一些人则干脆说子思的儿子子上是孟子的老师。
主张第一种意见的，以司马迁为代表，他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第二种，由西汉刘向首倡。他在《列女传》中说：“孟子师事子思”。第三种说法，见于《孟子外书·性善辩》：“子思之子曰子上，轲尝学焉。”
赞同孟子的老师是子上的人数较少。因为东汉赵岐注《孟子》，却没有收录《孟子外书》，并在《孟子题辞》中强调《孟子外书》“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也”。后人也大多认为《孟子外书》是伪书，书中言语不可信。
而主张第二种观点的人就多了。刘向之后，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孟子是“子思弟子”。而后，赵岐又说孟子师事孔子之孙子思。于是，这一说的影响越来越大。东汉应劭在《风俗通·穷通篇》重申“孟子受业于子思”。托名孔鲋著的伪书《孔丛子》说了这么一段话：
孟子请见于子思，子思见之，甚说其志，命子上侍坐焉。
司马贞《史记索隐》说隋朝王劭以为司马迁说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的“人”字是衍文。也就是说，孟子是亲受业于子思的。唐代韩愈、李翱也都赞成孟子学于子思。宋朝汪晫编《子思子》，更载孟子曾问子思“牧民之道何先”。司马光《资治通鉴》，康有为《〈孟子〉微》也都采用“孟子受业于子思”的说法。
事实上，第一种意见才符合《孟子》一书的原意。其他看法，从时间上看，与历史大不一致。
孟子说过：“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离娄下》第二十二章）这“私淑诸人”正与“受业于子思之门人”相合。所以江永《群经补义》说：“孟子言‘予私淑诸人也’‘人’谓子思之徒。”孟子若直接受业于子思，而子思是孔子的孙子，他不会说“私淑诸人”这样含含糊糊的话，而会明明白白地指出来。之所以说“私淑诸人”，恐怕是他的老师在当时并非什么特别出名的人物。在司马迁时，已经弄不清孟子的老师具体是谁了，只能大概知道是“子思之门人”而已。由此看来，《孟子外书》说孟子师子上也是无稽之谈。倒是崔述《孟子事实录》说：“孟子之学，恐不仅得于一人，殆如孔子之无常师者然，故但云‘私淑诸人’耳。”这种解释有其可信之处。此外，后世不少学者把孟子的生卒年代和子思的生卒年代进行了对照，认为孟子不可能见过子思，也不可能受业于他的儿子子上。
孟子虽然不是亲身受业于子思，却也是受业于他的门人，所以他在思想上和子思的关系仍然是非常密切的。按照儒家学派内部的派系来看，孟子是出于子思之儒这一派的，后来因自己能够弘扬儒学，且对儒学有所发展，才独树一帜，自立门户。
因为孟子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同时在《孟子》一书中五次称颂子思，并以子思为自己立身处世的榜样，后来荀况在《非十二子》中指出子思孟子一唱一和，又特别把子思和孟子联系在一起。子思之儒与孟氏之儒便合称“思孟学派”。四、孟子的生卒年月
对孟子其人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但这部书中不曾提到孟子的生卒，唐代司马贞在给《史记》作注解时说孟子死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年八十四。由此逆推，孟子应当生于周烈王四年己酉。狄子奇《孟子编年》即主张这一说法。可是《史记索隐》同样依此逆推，却推出孟子生于定王三十一年。《听雨记谈》和《孟氏谱》又说孟子生于定王三十七年。然而定王在位只是二十八年。这两种说法显然有误。所以陈士元就认为“定王三十七年”其实是“安王三十七年”。但他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因为安王在位也仅仅二十六年。经过多方面有力的改正，后世学者大多赞成狄子奇的推断。元代程复心《孟子年谱》，清朝万斯同《群书辨疑·孟子生卒年月辨》，潘眉《孟子游历考》，孟衍泰《三迁志》，林春溥《孟子时事年表后记》，《邹县记》的《孟子年表》都采纳这一说法。五、孟子的家庭
据孟氏《三迁记》记载，孟子三岁的时候父亲孟激就死了，他的母亲仉氏是个有贤德的妇女。孟子的家庭中，有关他父亲的事迹非常少，仅在《春秋演孔图》和《阙里志》等书中说他父亲名激字公宜。赵岐在《孟子题辞》中称“孟子生有淑质，夙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此外，《续文献通考》言孟子妻田氏，子名睪。曹寅谷谓孟子之子自名睪，孟仲子则为孟子从父弟。其实这些论断都只凭猜测，无法从文献上严格加以考证，不可确信。六、孟子的生平
孟轲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孟孙，叔孙，季孙三氏同是鲁桓公的庶子，所以称为“三桓”。孟孙的嫡系称孟孙氏，其余诸支子就改姓孟氏。春秋以后，三桓的子孙式微，孟轲的祖上就从鲁国迁到邹国。
赵岐说孟子幼被慈母三迁之教，即孟子幼年的时候，他的家住在坟墓附近，孟子做游戏就学埋葬死人。他的母亲恐怕这样下去对孟子产生不良的影响，就把家搬到集市附近。孟子住在集市旁边，又去学商贩叫卖。孟母感到这也不是教育孩子的环境，又把家迁到学校旁边，使孟子从小就学习礼仪，“设俎豆，揖让进退”（《列女传·母仪传》），这就是封建社会里，长期津津乐道的“孟母三迁”。
孟轲小时候，读书不努力，有些贪玩好耍。孟母问他为什么不好好读书。孟轲说他的东西丢了，刚去把它找回来。孟母听了很生气，就用刀把机上正在织的布割断，孟子见了又惊又怕，忙问为什么这样做，孟母说：要他读书，增长知识，就是希望他以后成名，现在他不读书而玩耍，就像她割裂机上的布一样。并告诫他如果不读书而成天玩耍，将来就只能去干勤杂劳苦的活。这则故事出自《韩诗外传》及《列女传·母仪传·邹孟轲母》，名为“断机教子”。不论故事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怎样，其反映的主题与孔子“学而优则仕”和儒家的教育思想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
孟轲稍长，从学于子思的弟子。孟轲精通五经之学，尤其在《诗》、《书》、《春秋》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虽然没有直接“得为孔子徒”，但却对孔丘推崇备至，并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又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公孙丑上》第二章）
孟轲是孔丘的崇拜者，他一生的出入进退也和孔子相似。壮年以后从事教学，中年以后怀抱政治理想游历各国，但却得不到重用。晚年回到故乡从事教育和著述。孟轲的一生，除中年以后有二十多年周游各国外，主要从事于教育活动。他曾经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最快乐的事。他的弟子也许没有孔子那么多，但仅就《孟子》书中记载确切可考的就已经有十几个人。最著名的如公孙丑、万章，乐正子、公都子，屋卢子，孟仲子等。因此，孟轲是战国时一位著名的教育家。
梁惠王后元十五年（公元前320年）孟轲到魏国，《史记·魏世家》记载：“惠王数败于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当时孟轲已经五十三岁，所以梁惠王称他为“叟”。赵岐注：“叟，长老之称也。”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当时各国崇尚功利，孟子却坚决反对言利，而以仁义回答。魏国在惠王十八年同齐国作战，魏军大败于桂陵。惠王三十年，魏伐赵，齐国围魏救赵，魏王“长子死焉”。此后，秦、楚又相继破魏。所以，梁惠王说：“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梁惠王上》第五章）孟轲对梁惠王讲了一套减轻刑罚和赋税，施行“仁政”的办法，说明“仁者无敌”。这种空论，无补于实际，当然不会受到梁惠王的重视。当时列国竞争，合纵连横之说盛行。周显王三十六年，公孙衍为秦大良造。显王四十一年，张仪相秦。孟轲在梁批评他们，说他们“以顺者为正，妾妇之道也”。意即这些人是迎合国君，谄媚求荣的人。他还同淳于髡辩论过“嫂溺援之以手”的道理。他认为“男女授受不亲，礼也”。而嫂溺不援则为豺狼，该通权达变。孟子到魏国的第二年，梁惠王就死了。他的儿子襄王魏嗣即位，孟子见他样子“君不君”，即指襄王没点国君的样子，很是厌恶，不久就离开魏国到了齐国。
齐宣王喜爱文学游说之士超过梁惠王，他在国都临淄设稷下学宫。邹衍，淳于髡，慎到，田骈，环渊等都到稷下。宣王赐以第宅，享受上大夫之禄，“是以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田敬仲世家》）。孟子在宣王三年时也到了齐国，备受优礼和尊重。齐宣王想效法齐桓公和晋文公，图谋霸业，孟子却根本不谈这些，而大讲“保民而王”和“制民之产”的道理。他的主张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并非当务之急，因而被看作迂阔之论。
孟子在齐有五六年，曾一度为卿，但是这个卿“无官守”，也“无言责”。虽然齐宣王一直“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公孙丑下》第十章）。但只是把他当成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而已。本想依靠宣王来推行政治主张的孟子决定离开。《公孙丑下》第十二章记载孟子的话：“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但这个愿望落空了，孟子只好又去了宋国。
宋国是个小国家，宋王本人又“淫于酒、妇人”，孟子没呆上多久便去了薛，最后回到家乡邹国。其间，孟子的门徒乐正子在鲁国治理国政，孟子想去鲁国，但被嬖人臧仓从中作梗，只能感叹“吾之不遇鲁侯，天也”（《梁惠王下》第十六章）。
由于政治上一再受挫，加上自己年岁已高，孟子只好仿效孔子，回到家乡从事教学活动，同弟子一起把自己的言论编成《孟子》七篇。这本书是研究孟子的最可靠资料。第二章《孟子》的作者及其成书经过第一节 《孟子》的作者
先秦圣哲贤智的著述，大多围绕着一个主题，即治乱兴废与世道人心。它们最初与最终的目的，并不在于著书立说，创立一家之言。而是希望拯救时世。而这，必然造成他们对藉书留名的作法采取漠然的方式，这种做法就使后人常常被迫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这本书的作者究竟是谁？哪怕像《孟子》这样一本广为流传的书，也同样无法逃避这一追问。
对《孟子》的作者是谁，在争论与研究中便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看法认为《孟子》是孟轲自己写的。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说：“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焦循《孟子正义》引元人何异孙《十一经问对》阐明此说云：“《论语》是诸弟子记诸善言而编成集，故曰《论语》，而不号《孔子》，《孟子》是孟轲所自作之书，如《荀子》，故谓之《孟子》。”他揣测孟子著书的原因在于：“孟子亦自知遭苍姬之讫录，值炎刘之未奋，进不得佐兴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余风，耻没世而无闻焉，是故垂宪言以诏后人。仲尼有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于是退而论集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
后来，宋代朱熹从文章风格的一致性上来论证《孟子》是孟轲自己写成的。虽然他有时也作些调停之论，如说什么“然其间有如云‘孟子道性，言必称尧舜’，亦恐是其徒所记，《孟子》必曾略加删定也”（《朱子语类》）。但他主要议论仍是：“《论语》多门弟子所集，故言语时有长长短短不类处。《孟子》疑自著之书，故首尾文字一体，无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又说：“观七篇笔势如镕铸而成，非缀辑可以就。”（《朱子大全》）其后元代的金履明，明代的郝敬也持这种观点。
到了清代，阎若璩和魏源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来推断《孟子》是孟轲所著。即《孟子》书中没有记述孟子的容貌。他们在书中说：《论语》成于门人之手，故记圣人容貌甚悉；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记言语或出处耳。（《孟子生卒年月考》）
七篇中无述孟子容貌言动，与《论语》为弟子记其师长不类，当为手著无疑。（此说参见《孟子年表考》）
第二种说法认为《孟子》是孟轲死后门下弟子记述整理而成的。这种看法由唐代的韩愈和张籍最早提出，但都没有举出佐证来。此后唐代林慎思和宋人苏辙也附和其说，宋人晁公武对其说加以阐明：
按此书韩愈以为弟子所会集，非轲自作。今考其书，则知愈之言非妄也。书载孟子所见诸侯皆称谥，如齐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鲁平公是也。夫死然后有谥。轲著书时，所见诸侯不应皆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孟子见梁惠王，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决不见平公之卒也。（《郡斋读书志》）
清代崔述在这个基础上又多加了两条证据，即：《孟子》七篇之文，往往有可议者，如禹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伊尹五就汤五就桀之属，皆于事理未合。果孟子自著，不应疏略如是。……七篇中于孟子门人多以子称之，如乐正子、公都子、屋卢子、徐子、陈子皆然，不称子者无几。果孟子所自著，恐未必自称其门人皆曰子。细玩此书，孟子门人万章、公孙丑等所追述，故二子问答之言在七篇中为最多，而二子在书中亦皆不以子称也。（《孟子事实录》）
周广业也认为《孟子》这本书不是孟子所著，但其中却也有一些片断是孟子写好后由门人后来加入进《孟子》一书的。他的理由是：
此书叙次数十年之行事，综述数十人之问答，断非辑自一时，出自一手。其始章丑之徒追随左右，无役不从；于孟子之言动，无不熟察而详记之。每章冠以‘孟子曰’者，重师训，谨授受，兼法《论语》也。……迨还自青齐，既难必于行道，而孟子亦欲垂教后世，取向所进说时王，传授弟子者润饰而删定之。……至其后编次遗义，又疑乐正子及公都子，屋卢子、孟仲子之门人与为之。何也？诸子皆孟门高弟，七篇中无斥其名，与滕更呼名之例不同，当是其徒所追改。而首篇以孟子始，以乐正子终，未必不由此也。（《孟子出处时地考》）
第三种看法是以司马迁为代表。它源于《史记·孟荀列传》中记载的这句话：“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从这句话中，我们得知《孟子》这本书的编成，虽然有“万章之徒”的参加，但主要的作者还是孟子自己。
以上三种说法，虽然都有自己的理由，但能够符合史实的只有第三种。司马迁的话是可信的。他所处时代较早，当时所见的材料，所听到的传闻，比后人多而确实。尤其是以《孟子》一书来验证，或者考究孟子的生卒，另外两种说法都不能成立。
赵岐说孟子“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其实就说明《孟子》的编写有弟子的参与。朱熹也没否认在著作过程中有弟子参加，他只是从文体上判定《孟子》的定稿人是孟子。所以第一种看法和第三种看法差异不大。
第二种看法则刚好相反，它不承认《孟子》是孟子写的，并举了三个理由。一是《孟子》书中有地理知识和历史事实的偏差。我们认为这些偏差完全有可能是孟子故意主观地加以改造来证明自己论点的。况且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即使真是孟子有所错误，也不足为怪。另一个理由是“果孟子自著，恐怕未必自称其门人皆曰子”。这点，魏源的话已经说得明白。《孟子》既是“万章之徒亲承口授而笔之书”，那么称其师为“孟子”，称同门为“乐正子”等又何尝不可？周广业以此和《论语》看待，认为是乐正子等的门人所编，那是错误的。我们只要问，如果真是乐正子等的门人所编，为什么七篇中记乐正子诸“子”的问答反而少呢？而记万章之徒的问答又何其多呢？况且“子”字的用法，在春秋和战国时期虽然同是男子的美称，却已分别有所不同。《论语》中，学生可以对孔子称“子”，如《论语·公冶长》中子路也对孔子说：“原闻子之志。”而在《孟子》书中，孟子称学生为“子”，如《离娄上》第二十四章，孟子对乐正子说：“子亦来见我乎？”“子来几日矣？”而学生对孟子说：“先生何为出此言也？”又公孙丑问孟子“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这就是说，“子”作为人称代词，在春秋时代相当于今天的“您”，而在战国时代，就只相当于今天的“你”了。明白了“子”这一代词的时代变化，就能理解为何《孟子》书中孟子的弟子称“子”的原因。第二种说法的第三个理由是诸侯死于孟子之后，书中各诸侯却都称谥。梁惠王、滕文公、鲁平公死于孟子前，本来就应这样做。至于梁襄王、齐宣王死于孟子之后也称谥的原因，也许清人阎若璩的解释是合理的，即《孟子》“卒后为门人所叙定，故诸侯皆加谥焉。”（《孟子生卒年月考》）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可以肯定：《孟子》一书确属孟子和他的门人共同所著，它不是后人伪作。第二节 《孟子》的成书经过
我们知道：一定的著作都是一定思想的结晶，而其思想，又必然是一定的历史时代及其环境的产物。孟子和他的弟子一起写成的《孟子》一书，也应该和当时的现实政治密切相关。《孟子》不仅仅是几个人的创造，更是那一个时代的产物。自从这本书出现以来，对中国人民影响深远，但从古至今，褒贬不一，也许我们了解一下作者所处的时代与他的生活经历，生活环境等情况，能够更公允地洞察此书的利弊得失，了解它的成书经过。
孟轲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度形成的战国时代，春秋时还有大大小小一百多个诸侯国，到了战国只剩下秦楚燕韩赵魏齐七个国家。孟子所处时代生产力比前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随着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奴隶制开始解体，为了适应封建制的兴起，各国逐渐着手改革，实施新法。然而，孟子不赞成法家的富国强兵之术，也反对“霸道”，他主张“省刑罚，薄税敛”，“制民之产，藏富于民”的“王道”政治。他说：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梁惠王上》第三章）
孟子也主张统一，齐襄王问他“天下恶乎定”，孟子说“定于一”。（《梁惠王上》第六章）但是他不同意用武力，而是以避免流血的“王道”来达到。由于当时“天下方务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子的言论自然免不了被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孟子为了宣传推行他的仁政思想，带着他的弟子公孙丑、万章、乐正子等人，游说诸侯，宣扬“王道”，反对“霸道”。从《孟子》一书考察，孟子曾先后游历齐、宋、鲁、滕、梁等国家，前后约有四十余年，但到最终，他发现他的政治理想永远无法实现，于是“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司马迁是西汉人，他距孟子时代不远，其说较可信。荀况在《非十二子》中也提到《孟子》的思想。这就说明《孟子》一书成于战国时代，儒家此时已成显学，这本书影响想来不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恶儒生之好是古而非今也，因此下令“焚书坑儒”，孟子党徒几乎尽数灭绝，《孟子》一书也消失得不见踪影。一直到了汉河间献王方始重显于世。献王是汉景帝的儿子。据《汉书·河间献王列传》：
王修学好古，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留真，加金帛赐以招之；四方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献王所得，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
这就是汉初《孟子》一书的流传情况。而东汉时期，赵岐研究《孟子》，写了《孟子题辞》一书以指明孟子的写作意图和《孟子》的成书经过。他说：
此书孟子之所作也，孟子耻没世而无闻焉，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问答；又自撰法度之言，著书七篇。
应劭《风俗通·穷通篇》说：“退与万章之徒序《诗》、《书》、仲尼之意，作书中外十一篇。”班固《汉书·艺文志》也说“《孟子》十一篇”。这样，《孟子》一书究竟有几篇，就产生了争论。而事实上《孟子》应该只有七篇。司马迁就仅仅说“作《孟子》七篇”，这说明他当时根本没有见过其余四篇。赵岐说：
又有四篇：《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也。
可见，赵岐虽然见过《外书》四篇，却以为它是伪书，所以删去不与作注解。后来，宋朝孙奕《示儿篇》说：
尝闻先辈言，亲见馆阁中有《孟子·外书》四篇，曰《性善辨》，曰《文说》、曰《孝经》、曰《为政》。
刘昌诗《庐浦笔记》也记载“予乡新喻谢氏多藏古收，有《性善辨》一帙”。于是，《孟子》有《外书》四篇似乎有了佐证。然而我们要问：自赵岐不注《外书》，且言明其伪，此四篇湮没已久，怎么会在南宋时又突然出现？孙奕、刘昌诗或其“前辈”确实亲眼见过《外书》面目吗？这些问题都无法得到令人满意的回答。所以《孟子》只能是七篇。至于现在所传的《孟子·外书》，纯属明代姚士粦伪撰。清代时，吴骞把它刊行于世，立刻就被周广业指责“显属伪托”，丁杰在《小酋山房文集》中也对它进行驳斥，梁启超更进一步指明此书为“伪中出伪”。
这些伪书谩言，对《孟子》的研究是很不利的。这也说明《孟子》原本对研究《孟子》的重要性。然而一直到唐代，由于书籍的流传都靠人手抄，数量既少，又不便于保存，没有留下《孟子》的抄本。
东汉以后，研究《孟子》的人渐渐多了。《隋书·经籍志》载：“注孟子者，有赵岐、郑玄、刘熙、綦母邃四家。”现在只有赵岐的《孟子章句》十四卷还流传在世。它也是现存的最早为《孟子》作注的书。此后，唐代陆善经作《孟子注》。张镒作《孟子音义》。丁公著作《孟子手音》。然而这三本书都已散佚，只是宋代孙奭根据这三本书写了《孟子音义》二卷，至今尚保留。现在流行的《十三经注疏》便采用赵岐对《孟子》的注和孙奭对《孟子》的音义。不过，有不少人认为《孟子音义》并非孙奭所作。《宋史·邢昺传》称：
昺与奭等校定《孝经》、《论语》、《尔雅》义疏。
而没有说孙奭写了《孟子》的注疏。朱熹也说“其书非出孙奭手”。《朱子语类》说：“今《孟子疏》乃邵武人士假作，蔡季通识其人，其书全不似疏体，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绕缠赵岐之说尔。”宋儒厌于汉代经生之专言名物制度，而略于探求孔孟义理，故转而致力于论《孟子》书，其成绩表现最突出的是朱熹的《论孟集注》。朱子杂取赵岐以下到同时的程颐、尹焞等十余家之言，更申之以己意，成《孟子集注》一书。自元代到清代，朱子的注疏都称得上是各注本中的扛鼎之作。当时朝廷制艺命题，无不以朱子注本为据，而且其注本广为流传乃至于家藏而户诵。周广业《孟子古注考》评论道：
北宋制科，以《孟子章句》命题。金制亦遵赵注；自元延祐设科，《孟子》题专用朱子《集注》，而赵注日益微矣。
清代考据学兴起，治经者又一反宋儒空谈义理的旧俗，而复遵汉儒讲求训诂的风气。凡一字一义一物之微，务求旁征博引，详推细证。受这一风气影响，乾隆年间，甘泉人焦循著《孟子正义》一书。这本书以赵岐的《孟子》注本为本，荟萃众说，洋洋十万言。《孟子》一书注释之翔实，大抵没有能超过这本书的。此外，戴震曾作《孟子字义疏证》讨论孟子的哲学思想。
到了近代，关于《孟子》的译注与选讲的书越来越多，研究《孟子》的专家学者从各个角度去探讨相关问题，取得了不少成绩。
这就是《孟子》书成之后在中国流传的大概过程。第三节 《孟子》的版本
阅读古籍，应该讲究对版本的选择。古书流传至今，其间辗转传抄，一再翻刻重印，难免有讹文错字，或者篇章脱落，妄加增补。如果不加以分辨，往往会以反为正，以正做反，作出错误的判断。所以，在研究《孟子》的时候，我们也不能不注意版本的优劣真伪。
就版本而言，《孟子》一书千百年来，翻刻传抄，精芜混杂。清代，阮元《孟子注疏校勘序》中有注本目录，除宋石经残本外，有北宋蜀大字本，丹桂堂巾箱本、岳本、廖本、孔本、韩本、日本国古本、足利本等。纪昀总编《四库全书》，作《四库全书总目》。这本书记录有《孟子》类书多种，现在把它记录下来，供读者作参考。一、《孟子正义》十四卷（内府藏本）
汉赵岐注，其《疏》则旧本题宋孙奭撰。是注即岐避难北海时，在孙宾家夹柱中所作。二、《孟子音义》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孙奭撰。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于群经皆有《音义》，独阙《孟子》。奭奉敕校定赵岐《注》，因刊正唐张镒《孟子音义》及丁公著《孟子平音》二书，兼引陆善经之《孟子注》以成此书。其序文前半，与后世传《孟子正义》序同，盖《正义》伪序即缘此序而点窜也。书中所释，称一遵赵《注》，而以今本校之，多不相符。三、《孟子解》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苏辙撰。旧本首题“颍滨遗老”字，乃其晚岁退居之号。以陈振孙《书录解题》考之，实少年作也。凡二十四章。四、《孟子传》二十九卷（内府藏本）
宋张九成撰。……此本为南宋旧椠，实作《孟子传》，不作《孟子解》。又《尽心篇》已佚，而《告子篇》以上已二十九卷，则亦不止十四卷，盖通考传写误也。五、《尊孟辨》三卷，《续辨》二卷，《别录》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余允文撰。允文字隐之，建安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是书，卷数与今本合。朱彝尊《经义考》仅云附载《朱子全集》中，而条下注“阙”字。盖自明中叶以后，已无完本矣。六、《论孟精义》三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朱子撰。初，朱子于隆兴元年辑诸家说《论语》者为《要义》，其本不传。后九年为乾道壬辰，因复取二程、张子及范祖禹、吕希哲、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周孚先等十二家之说，荟萃条疏，名之曰《论孟精义》，而自为之序。时朱子年四十三，后刻版于豫章郡，又更其名曰《要义》。《晦庵集》中有《书论语孟子要义序后》，曰：“熹顷年编次此书，锓版建阳，学者传之久矣。……豫章郡文学南康黄某商伯既以刻于其学，又虑夫读者疑于详略之不同也，属熹书于前《序》之左，且更定其故号《精义》者曰《要义》云云，是其事也。后又改其名曰《集义》，见于年谱。今世刊本仍称《精义》，盖从朱子原《序》名之也。凡《论语》二十卷，《孟子》十四卷。书前有纲领一篇，不入卷数。朱子初集成是书，盖本程氏之学以发挥经旨。其后采撷菁华，撰成《集注》。七、《癸巳孟子说》七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宋张栻撰。是书亦成于乾道癸巳。于王霸、义利之辨，言之最明。八、《孟子集疏》十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蔡模撰。模字仲觉，号觉轩，建安人。蔡沈之子，蔡杭之兄也。赵顺孙《四书纂疏》载模所著有《大学演说》、《论语集疏》、《孟子集疏》。今惟此书存。九、《孟子杂记》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陈士元撰。士元嗣辑此书，第一卷叙孟子事迹，后三卷发明孟子之言，名以杂记，实则经解居多。其所援引亦皆谨严有体，不为泛滥之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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