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重大战略决策（红军如何转败为胜，革命如何转危为安？揭秘长征途中生死攸关的一系列重大决策！）(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华清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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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的重大战略决策（红军如何转败为胜，革命如何转危为安？揭秘长征途中生死攸关的一系列重大决策！）试读：

密语电报：“你喂的鸽子飞了。”暗示中央红军与粤军之间谈判成功，红军主力随即迅速向信丰东南地带前进，顺利通过蒋介石构筑的第一道封锁线，踏上了万里长征的伟大征程。

此次赤军抛弃数年经营之闽赣区域而走入四川，显系有计划之行动。当去年退出江西以前，以我之目光观之，则赤军确已进行了充分准备。自五月到九月召集了赤军新兵将近十万人……见兵工厂、被服厂等各有数千工人，日夜作工，状极忙碌。以后，九月间在《红色中华》报（赤区中央政府机关报）登载张闻天（中央政府之人民委员会主席）之文章，微露赤军有抛弃江西而到赤区以外之“围剿”军事力量空虚地区活动之可能。——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第五次反“围剿”大战在即，临时中央的连连失策，使红军从一开始就处于被动局面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向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举起了屠刀。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道路，在广大农村地区点燃了熊熊的革命烈火，建立了一支支工农红军和一块块革命根据地。为了扑灭蓬勃发展的革命烈火，蒋介石从1930年年底开始，接连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反革命军事“围剿”，但都被英勇的工农红军所粉碎。◇“围剿”红军的国民党飞机

这时，蒋介石置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并一步步逼近关内的事实于不顾，决心对工农红军发动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为了取得此次“围剿”的成功，蒋介石作了多方面的准备。1933年5月，在南昌设立了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要务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亲自坐镇南昌，指挥这次“围剿”。在政治上，继续推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在根据地周围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在经济上，控制交通，实行贸易禁运，对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在军事上，他吸取以往失败的教训，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企图不断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最后将红军压缩在狭小的区域内，“抽干塘里的水，捉塘里的鱼”，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聘请以原德国国防军总司令赛克特为首的德、意、美等国的军事教官组成的军事顾问团，专门讲授“围剿”红军的战术和技术，拟订作战计划；用美国、英国的大批贷款购买军火，增加部队的新式装备。6月，蒋介石召开五省“剿匪”军事会议。7月至9月，在庐山举办了三期军官训练团，受训者达7500多人。经过半年的准备，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200多架飞机，自任总司令，疯狂向革命根据地扑来。当时，在几块大的革命根据地当中，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已受到很大损失，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主力红四方面军已经西迁，在川陕边界地区建立了新的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的红军主力红二军团，已缩编为红三军，在湘鄂川边界流动游击。只有中央革命根据地损失不大。因此，蒋介石这次将“围剿”的重点放在中央革命根据地。

为了消灭中央红军，蒋介石集中了50万兵力，分编为北路、南路、西路军，“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其具体部署是：北路军以顾祝同为总指挥，蒋鼎文为前敌总指挥，下辖三路军，共33个师又3个旅，向广昌方向稳步推进，寻求与中央红军主力作战，是此次“围剿”的主力。南路军以陈济棠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前敌总指挥，下辖11个师又1个旅，阻止中央红军向南发展，并逐步向筠门岭、会昌地区推进，协同北路军作战。西路军以何键为总司令，阻止中央红军向赣江以西机动。此外，还有十九路军等部6个师又2个旅，扼守闽西和闽西北地区，阻止中央红军向东发展。◇国民党军在根据地边沿修筑碉堡

这时，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主力已发展到8万多人，地方红军和赤卫队等群众武装也有一定发展。尽管形势严峻，但红军如果能正确估计形势，针对敌方采取的新战略，灵活运用历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打破敌人的“围剿”仍然是有可能的。

可是，临时中央的错误指挥使红军丧失了打破“围剿”的宝贵机会。此时，毛泽东已经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反“围剿”斗争由临时中央直接指挥。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由于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在上海无法立足而被迫于1933年初迁入中央苏区。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又把“左”倾冒险主义政策运用于反“围剿”斗争之中。在蒋介石正大力准备“围剿”的时候，1933年6月13日，中共苏区中央局转发临时中央关于今后作战的指示，提出红军主力分离作战的方针，即将红一方面军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组成中央军，在抚河与赣江之间积极活动，破坏敌之作战计划，一部分组成东方军，进入福建作战，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进而夺取抚州、南昌等中心城市。7月1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令，以红三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以红一军团为主组成中央军，前者以彭德怀为司令员，滕代远兼政委，后者以林彪为司令员，聂荣臻兼政委。这种分散兵力的错误做法，使红军一开始就陷于被动局面。结果，中央军几乎无仗可打，被置于英雄无用武之地；东方军则连续作战，造成部队非常疲劳。红军由此丧失了进行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李德

这年9月底，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李德（1900-1974），原名奥托·布劳恩，到中国后化名李德。他原是奥地利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属于德国统治的奥匈帝国，他参加德军同沙皇俄国作战。1920年因参加德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被捕入狱，后来越狱秘密逃往苏联，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接受过战术和战略方面的训练，毕业后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据李德自己回忆，他到东方的使命是：“在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李德虽然是军事科班出身，但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只会搬用苏联红军正规战争的经验。但是，临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博古却对他十分信赖和支持，把反“围剿”的军事指挥大权交给了他。李德到中央苏区后，临时中央为了照顾他的生活，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驻地沙洲坝附近给他建了一所独立的房子，中央红军的许多命令、指示就是从“独立房子”发出的。后来，为进一步集中军权，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临时中央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将“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中央根据地的红军各军团和其他独立师、团直接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军委指挥作战。调整后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上仍以朱德为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但实际指挥权却把持在博古、李德手中。当时给李德担任翻译的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一书中回忆说：

李德在担任我党军事顾问时，推行的完全是军事教条主义那一套，他根本不懂得中国的国情，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只凭他在学院学到的军事课本上的条条框框，照样搬到我国，搬到苏区，进行瞎指挥。当时适逢王明“左”倾路线发展到顶峰，李德同他们倒是气味相投，配合得非常默契。那时李德就是同博古谈得来，他们谈话不用翻译，我们在另一屋听得很清楚，两人有说有笑，亲热得很。博古当时是临时中央总书记，但他对军事一窍不通，就把军事指挥大权拱手让给了李德。李德有了作为总书记的博古的支持，博古又有来自共产国际的李德作军事顾问，两人相互支持，正如中国古代成语所说的，“相得益彰”。当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李德本人的专横作风，使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太上皇”。他们完全剥夺了毛泽东同志对红军的指挥权，排斥了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主张，由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更抛弃了红军多年血战中取得的成功经验，由李德一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当时的地图大部分是一些简单的草图，误差较大，不够准确，李德也不问，所以他的指挥往往与前线的实际情况差距很大。图上看只有一百里路程，他也不问是山路还是平路，也不给部队留吃饭和休息的时间，敌情、气候和自然条件等等困难都不考虑，只凭比例尺量地图上的距离来推算路程，定下到达和投入战斗的时间，又常常不留余地。这给红军指战员的行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有些困难根本是不可能克服的，常常使部队不能按时投入战斗，以致难免吃败仗。这本来都是李德的主观主义瞎指挥造成的，可是他却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得反对意见。

让这样一个人来指挥红军的反“围剿”斗争，岂能不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损害？

1933年9月25日，国民党北路军的3个师首先向黎川发动进攻。黎川位于闽赣边界地区，是闽赣省府所在地，东连光泽、邵武，南接建宁、泰宁，西通南丰、南城，北达金溪、资溪，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时，闽赣军区主力正在福建和十九路军激战，守卫黎川的红军只有一个70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部队，总共才几百人。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在战前曾建议，红军主力应及早集结在黎川东北的光泽、资溪一带，从侧翼打击进犯之敌，而不应死守黎川。但是，他的建议没有得到临时中央的批准。不得已，萧劲光只好将自己的少量部队撤出城外。9月28日，黎川失守。黎川丢失，使红军东方军和中央军的联系被切断，在战略上处于被动地位。为此，博古、李德实行军事冒险主义，企图收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令红军北上迎敌。于是，1933年10月初，彭德怀率红三、红五军团由福建泰宁奔袭黎川；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团至南丰，牵制蒋军行动。红三军团在河口打败吴奇伟3个团，随后在李德的强令下进攻硝石，企图重新夺回黎川，结果接连失利，损失巨大，致使第五次反“围剿”从一开始就处于被动状态。◇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主要将领与爱国人士在福建合影

这时，红军还失去了一次打破“围剿”的有利时机。正当红军反“围剿”作战陷入被动之时，1933年11月20日，在福建发生了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在东方前线反戈一击的“福建事变”。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联合国民党内反蒋势力李济深、陈铭枢以及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黄琪翔等，宣布成立以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在此前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代表还先后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代表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和《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约定相互停止军事行动，确定边界，并恢复交通贸易关系。中共临时中央如能对这一事变采取正确的策略，对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将是十分有利的。为应付事变，蒋介石暂时停止在江西的进攻，从顾祝同北路军中抽调11个师，组成第二路军，由蒋鼎文率领进入福建。同时，又组织了张治中的第四路军和卫立煌的第五路军，协同作战。针对这一有利形势，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等纷纷向临时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议和主张：周恩来提出红三、红五军团应侧击蒋介石的入闽部队；张闻天认为应在军事上与十九路军采取配合行动；毛泽东则建议，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但这些正确意见都没有被临时中央所采纳。博古等继续把中间派看作“最危险的敌人”，没有在军事上给予第十九路军的反蒋斗争以直接有力的配合。结果，孤立无援的“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打击和分化下于1934年1月彻底失败。临时中央的错误决策使红军丧失了与国民党内抗日反蒋派结成联盟的机会，也丧失了借助这一事变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最有利的战机。对此，朱德在自传中回忆说：

当蔡廷锴暴动的时候，应该用全力去打击闽浙赣边。敌如果一来，就会陷死在里面，有进无出，饿也会饿死。当时在闽浙赣边的中央军相当空虚，他们又焦急，如果打去，可以消灭他几个师，而且牵制了敌人，可以使福建至少能支持半年。结果只以一个七军团去打，力量少小，当然没有牵制得着。李德当了军委会顾问，一切我们都没法反对他。我们当那时，却想休息疲乏，就没有进行。就是同十九路军挨近打也好些。就是失败了，也不会让十九路军缴了枪。在五次反“围剿”中最大的关键就在这里，实在太可惜了。广昌成为李德的滑铁卢。在严重的军事挫折面前，中共中央产生了突围的念头

1934年1月下旬，蒋介石在镇压了福建人民政府之后，重新调整了对中央红军的“围剿”部署：以入闽“讨伐”十九路军的主力为基础，编为“围剿”中央苏区的东路军，以蒋鼎文为总司令，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以顾祝同为北路军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何键为西路军总司令，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陈济棠为南路军前敌总司令，余汉谋为前敌总指挥。仍采取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战术，从东、西、北三面向中央根据地中心区逐步推进。蒋介石扬言要在三个月内“剿灭”中央红军，据3月25日天津《大公报》报道：“顷由南昌来京之某军事长官谈，赣闽边境‘赤匪’盘踞已久，蒋委员长下最大决心，期于三个月将其彻底肃清。”

面对敌人的战略调整，李德提出“以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战术。4月，他以华夫为笔名，接连在中革军委创办的军事杂志《革命与战争》第二、第三期上分别发表了《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论红军在堡垒主义下的战术》两篇文章，专门论述了“以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新战术的原则及其实施办法，作者写道：

在当前的条件下，新的战术主要是从下列三个准则出发的：

1.为了开展游击战争，应派出小股战斗部队牵制、削弱和分割敌人力量，与在敌人背后、侧翼以及正面活动的地方部队协同动作。要完成这个重要任务，他们一定要有人民的支援，同时也一定要在各种战斗中表现出独立和主动的精神，灵活和果敢的精神。在开展游击行动时，这些部队还应负有破坏公路、破坏敌人工兵设施和堡垒，以及封锁开阔地敌人的任务。

2.在敌人主攻方向应建立防御体系，以此来直接保卫苏区。为达到此目的，必须以最少的人力和武器（包括弹药）牵制住敌人最大的兵力。应在重要的战略地点建立分散的堡垒或牢固的阵地（堡垒群），来抵抗敌机的轰炸和炮兵的射击。在山区只应进行灵活的防御战。无论情况如何，我们必须经常记住我军的特点，尤其是红军善于英勇作战的能力。每次防御时，应组织积极防御。堡垒地带应配置一定数量的人力和火炮，当敌人在我阵地前沿出现时，应以埋伏之主力部队，利用短促突击和奇袭的办法，加以驱散和消灭。消极防御，必然导致失败。

3.因此，主力应集中于一定方面，这样才能给予在阵地以外的敌人以坚决的突然的打击，并消灭其有生力量。虽然游击战和防御战在革命战争的战斗中是不可缺少的，但只是战斗的辅助形式，具有决定意义的还是主力的运动战和袭击战。只有这样，红军才能赢得第五次“惩罚性征讨”中以及今后“围剿”中的胜利，红军才有可能转向战略进攻。

当然，在其间还应变化战术战斗方法。一般说来，敌人离开堡垒不会超过10~20里（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更短）。把敌人诱入我们的领地，现在通常已不能成功。要想抓住敌人，自己必须隐蔽起来，一旦敌人向前移动，就给予致命的一击。最有效的办法是从侧翼向敌人后卫发动进攻，当然也可以向敌人前卫发动突然袭击，但必须切断敌人与出发地的联系，这样才能有把握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缴获敌人的武器和器材。一进入战斗，就必须立即投入所有人力和物力，尽快地、一下子就决定战斗的结局。

李德这种“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的战术理论，实际上就是让红军舍弃自己擅长的运动战和游击战术，而去同敌人拼消耗，这种战术对于兵力和武器装备均处于绝对劣势及战略防御地位的红军来说是灾难性的。

广昌便是李德军事理论的滑铁卢。◇《红色中华》关于广昌失守的报道

广昌位于盱江西岸，在黎川之南，宁都之北，县城坐落在群山之中，是中央苏区北部的大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1934年4月10日，国民党军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根据蒋介石的命令，集中11个师的兵力，由陈诚统一指挥，首先向广昌发起了进攻。毛泽东、张闻天都不主张进行广昌保卫战，但李德对他们的意见不予采纳。在博古和李德眼中，广昌是万万不能丢的。他们知道，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一丢，中央苏区就难保了。为保卫广昌，中革军委不顾红军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减员很大和急需休整的实际情况，集中红一、红三、红五、红九军团共9个师的兵力，准备在广昌及其以北地区同敌人“决战”，并提出“为保卫广昌而战，就是为保卫中国革命而战”“将广昌变成中国的马德里”“不是胜利，就是死亡”等拼命主义的口号。4月21日，临时中央、中革军委正式下达《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规定：“我们的战斗的任务，是在以全力保卫广昌。”敌人采用“河东受阻时河西推进，河西受阻时河东推进”的战法，交替构筑碉堡前进。红军在抚河两岸修筑阵地和堡垒，步步抗击，并进行多次反击和“短促突击”。然而，敌人猛烈的炮火，将红军一个个用松木、块石垒砌起来的“永久性工事”炸得七零八落。红军战士们被炮火炸得血肉横飞，大片大片倒在血泊中。4月27日，广昌城外，战斗空前惨烈。敌人飞机大炮对红军阵地轮番轰炸，左、右两个纵队六七个师兵力集中向广昌城发起猛攻。广昌城内外一片火海。守备广昌城的红一、红三军团与敌人苦战一整天，阵地一个个被敌人突破。固守广昌的梦想完全破灭。4月27日深夜，博古、李德被迫下令撤退。28日，广昌失守。广昌保卫战，历时18天，中央红军虽然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是付出了5093人伤亡的代价。这对以后红军的作战，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对于广昌战役，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后来回忆说：“一军团在保卫广昌时打的一些战斗，如甘竹战斗等，伤亡消耗都比较大。从甘竹到广昌，不过二十多里，敌人越接近根据地，越是更加谨慎小心，每天只前进半里到一里，每进一步，边修公路边筑碉堡。我们在‘死守广昌’‘寸土必争’的错误口号下，打了十八天所谓‘守备战’。这就是说，我们在敌人飞机大炮轮番轰炸下，仍死守阵地，进行‘短促突击’，等敌人刚从工事里出来，推进到离我们的工事几十或上百米时，我们就像猛虎一样扑上去打击敌人。可是等敌人一缩回碉堡，我们又得暴露在敌人飞机大炮的火网下战斗。”

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在《彭德怀自述》中对这次战役有这样的评述：

敌集中大量兵力进攻广昌。方面军前方司令部撤回瑞金，另组临时司令部。博古为政委，实际上李德为总司令，亲上前线，指挥坚守广昌。我再三说广昌是不能固守的，必须估计敌军技术装备。他们不相信，而相信他们自己构筑的永久工事。我说，在自己没有飞机大炮轰击的情况下，就算是比较坚固的野战工事，在今天敌军的装备下，是不起作用的。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二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广昌没有城墙，他们要派一个团做半永久性工事。我说，采取机动防御，派一个加强连约二百人进占工事，吸引敌军进攻；我主力控制于城西南十里之山地，隐蔽集结，待敌进攻我守备阵地时，则相机突击敌外侧一点，求得消灭敌之一部。绘了配备图，做了作战计划，总算得到这位外国顾问同意了。

进攻广昌之敌七个师，一个炮兵旅轰击，每天约三四十架次飞机配合，拖着乌龟壳（堡垒）步步为营前进。前进一次只一千至两千米；在其火力完全控制之下，站稳了脚跟，先做好了野战工事，配备好火力，再进第二步；每次六七架飞机轮番轰炸。从上午八九时开始至下午四时许，所谓永久工事被轰平了。激战一天，我军突击几次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在李德所谓永久工事里担任守备的营，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也未出来。他们看到了实际，黄昏后允予撤出战斗，放弃了固守广昌的计划，三军团遭到相当大的损失，撤至头陂圩集结……过去我们作战，就是突然袭击，坚决勇敢，灵活机动。丢掉自己的长处，现在来死拼硬打，当然吃亏。

广昌失守，中央苏区北大门洞开，红军坚持内线作战打破“围剿”的希望十分渺茫。在严重的军事挫折面前，临时中央产生了突围的念头。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五月初，我受中央委托草拟了1934年5-7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这个计划是以军事委员会决议的三个观点为基础的。这三个观点是：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线，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以利于在苏区内开展更灵活的行动。这个草案在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又由周恩来在细节上作了加工。”

突围计划当时只有博古身边很少几个人知道。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中也回忆说：“眼看苏区一天天缩小，敌人一步步逼近，形势越来越坏。1934年春季，李德就曾同博古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不过那时根本就没有打算走那么远，也没有说是什么长征。”当时担任红二十二师师长的程子华，也是最早知情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因为军委正准备派他到红二十五军工作。程在接受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采访时说：1934年5月，周恩来曾叫他去谈过几次话，谈红军处境困难，准备开始长途跋涉，建立新的根据地，使之能够得到物资和人力，重新开始壮大队伍。周恩来还告诉他，准备派他负责二十五军的军事工作，并把它转移到新的根据地，红军主力即将采取的行动会有利于他执行这项任务。

中共中央书记处将这一计划报告了共产国际。6月25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复电同意作战略转移准备，主导思想是派出一部分部队开辟新的战略区，而中央红军主力留在根据地，争取在夏季作最后努力，以扭转反“围剿”斗争的不利形势。电报指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共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量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主力红军的退出，“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

得到共产国际指示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负责筹划战略转移事宜。其具体分工是：政治上以博古为主，军事上以李德为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为吸引和调动“围剿”中央苏区之敌，中共中央先后投下了红七军团北上和红六军团西征两着棋子

中共中央提出战略转移方案后，一直举棋不定。6月底7月初，李德参照共产国际6月25日来电精神，为中共中央草拟了《中央政治书记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会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七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这一计划依然没有下最后决心，仍然强调“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但同时，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也开始了红军退出中央苏区的部分准备。

让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就是这一准备的一部分。

1934年7月上旬，各路敌军向中央根据地中心区开始全面进攻。中央苏区已由原来的纵横各近千里，缩小到各三百余里，军事形势已十分危急。情急之下，中央作出派红七军团北上的决定。

7月5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派红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向闽浙挺进的作战训令》，令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赣皖边地区，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发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根据地，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

红七军团组建于1933年10月，组建后即参加当时的东方军作战。1934年7月初，红七军团奉命从福建连城地区调回瑞金。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主要领导人以及共产国际代表李德接见了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等，要求他们在一个半月率部赶到皖南地区，然后同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在那里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开辟根据地，但没有告知他们北上的真正战略意图。粟裕回忆说：

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中央派出这支部队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在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我们时，并没有说明这个战略意图。当时中央下发的作战任务训令和政治训令中，虽然表达了要以先遣队的北上行动促使敌人变更战略部署的意图，但在“左”倾宗派主义控制下，这两份绝密文件未见传达，我是若干年后才看到的，当时对于中央这个重要的战略意图，并不知晓。

7月6日晚，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开始执行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宣言说，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绝不能坐视中华民族沦亡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故在同国民党优势兵力决战的紧急关头，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不辞一切艰难，以最大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并再次声明，只要进攻苏区的武装接受我们提出的三个条件，红军主力则可在先遣队之后全部出动，同全中国武装队伍联合共同抗日。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支持抗日先遣队，开展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寻淮洲

红七军团经长汀、连城、永安县境，于7月下旬攻下大田县城，进入闽中地区。30日，在罗炳辉率领的红九军团的掩护和配合下，打下尤溪口以东的樟湖坂，随即渡过闽江，完全进入白区。正当部队准备按原计划北上浙西去皖南时，中革军委电令红七军团由谷口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8月1日，红军占领水口。这时，部队正式宣布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

红军在闽中地区的突然出现，使国民党当局极为震惊。其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急忙从漳州飞抵福州，并令驻闽东的第八十七师主力集中到福州和闽江上游堵截红军，令在湖北整训的第四十九师由长江东进驰援福州。同时，福州的敌人也加强了戒备，凭借坚固的工事扼守。8月7日晚，红军向福州敌军发起进攻。由于敌强我弱，红军缺乏攻坚装备，加上福州中共地下党组织力量薄弱，致使攻城失败，而且暴露了红军实力。接着，8月9日晚，红军在桃源战斗中再次受损后，向闽东游击区域转移。红军在叶飞、阮英平、范式人等领导的闽东地下党和游击队的协助下，攻克了罗源县城，全歼守敌1000余人，活捉了敌县长。部队在这里得到了一定的补充。

8月15日晚，红七军团依照北上浙西的原定计划，由罗源出发向北转移。一路上，攻克安福县的穆阳镇、庆元县城，并在竹口打垮敌两个保安团的堵截，俘敌200余人，在浙江首战告捷，声威大震。9月3日，红七军团到达闽北苏区。这时，中革军委又电令红七军团迅速北上，执行两项“中心任务”：（一）继续对进攻我赣东北红十军及闽北苏区的敌人后方进行彻底的破坏；（二）在闽浙赣边境广泛开展游击战，创建新苏区，并破坏敌人的后方交通。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七军团继续北上，向浙西挺进，于9月中旬攻占浙江江山县清湖镇，渡过江山河，进到江常公路的大陈地区。随即又奉命向遂安前进。这时，国民党第四十九师和浙江保安第一、第二纵队，加上从江西调来的补充第一旅，企图对红军进行围歼。红七军团为了避免更大损失和寻求新的发展，决定放弃在遂安一带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转向皖赣边行动，并于9月底到达婺源县北之段莘地区。这时，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红七军团已由出发时的6000余人减到不足2000人。最后兵败江西上饶怀玉山。

中共中央派出红七军团北上的本意是要吸引和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但由于兵力太小，这一行动未能牵动敌人。对于红七军团的这次行动，粟裕回忆说：

这次北上行动，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九三四年七月初，红军第七军团受命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从瑞金出发，先后转战于闽中、闽东、闽北、浙西、浙皖边和皖赣边，十月下旬到达闽浙赣（即赣东北）苏区，这是第一阶段。十一月初，红七军团与原在赣东北的红军第十军合编为红军第十军团，继续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转战于浙皖边、皖赣边和皖南，这是第二阶段。两个阶段共历时六个多月，行程五千六百多里，沿途且战且走，先后进行了樟湖坂、福州、桃源、罗源、庆元、清湖、大陈、分水、旌德和谭家桥等三十余次重要战斗，一度震动了福州、杭州、徽州、芜湖以至蒋介石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对于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以及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广大指战员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长途跋涉，孤军奋战，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谱写了一篇雄伟壮烈的人民革命史诗。然而，在蒋介石调集大军不间断地围追堵截下，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这次进军始终难以摆脱被动的处境，最后招致了在怀玉山的失败。

中共中央为中央红军突围所作的另一准备是令红六军团西征。

红六军团是由湘赣、湘鄂赣地区的红八军、红十六军、红十八军合编组成的。

1934年7月初，湘赣苏区的中心区域被国民党军占领后，红六军团被分割包围在遂川、万安、泰和三县交界地区的牛田和碧江州方圆数十里的狭小地区，处境十分危险。为使红六军团摆脱困境，同时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敌军，并为即将实行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先探路，7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给红六军团发出西征的训令：“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确立与二军团的可靠的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要求“弼时同志及部分的党政干部应准备随军行动。弼时即为中央代表，并与萧克、王震三人组织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弼时为主席”。

根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训令，8月7日，红六军团率第十七、第十八师和红军学校共9700余人开始西征。8月12日，红六军团在湖南桂东寨前圩召开誓师大会，进一步进行战斗动员，并正式宣布军政委员会和红六军团成立。萧克任军团长兼第十七师师长，王震任军团政治委员兼第十七师政治委员，李达任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任军团政治部主任；龙云任第十八师师长，甘泗淇任师政治委员。

但是，同红七军团一样，红六军团同样不知道他们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先遣探路的真正使命。据时任军团参谋长的李达回忆说：◇任弼时◇萧克

军委向我们下达任务时，并没有明确红六军团是作为总部的前导，为红军主力探索转移路线的，只是让我们到湖南去找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二军团，并将每日行军路线和宿营地用电台报告总部。我作为参谋长，忠实地执行了这一指示，每晚均向总部报告。红二军团的具体位置我们并不知道，只是估计在湘西凤凰和川、贵交界处活动，就大致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然而，我们每经过一地，此地过些日子必遭国民党飞机的轰炸，非常准确。我很奇怪，为什么不炸我们，偏偏要炸我们路过的地方呢？有一天，我偶然看到一份湖南报纸，才解开了这个谜。那张报纸的头版上用特大号字印着一个醒目的标题：“前面乌龟爬开路，后头乌龟跟着来”，再看内容，这才知道，总部的机关正是按照六军团的行动路线走的，敌人破译了我们的电报，侦察了总部的行动规律，所以就定期地沿着我们宿营地点进行轰炸。这说明敌人是多么的狡猾，稍一不慎，就可能带来不应有的损失，同时，我们也才知道，六军团在受命寻找二军团并与之会师的同时，实际上还担任了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向西突围的先遣队。

誓师大会后，红六军团迅速西进，经桂东、汝城、资兴、郴县、桂阳、新田、到达零陵东北湘江右岸，准备在此抢渡湘江。但敌军已在湘江西岸重兵布防，六军团只得放弃渡江计划，转移到湖南、广西交界的阳明山地区，想在那里站住脚。

9月8日，中革军委给行军至湘桂边界地区的红六军团发出补充训令，认为城步、绥宁、武冈山地是红六军团最可靠的地域，“六军团应努力在这一地区内，最少要于九月二十号前保持在这一地区内行动，力求消灭敌人一旅以下的单个部队，并发展苏维埃和游击运动”。在实现了上述作战目标后，便转移到湘西北地区，与活动于湘、黔、川边界地区的红三军（原红二军团）取得联系，共同发展湘西及湘西北的苏维埃运动。

根据中革军委指示，红六军团于9月9日率部向西北急进，机动灵活地跟敌军捉迷藏，兜圈子，经湖南城步、绥宁、通道、靖县进入贵州。

10月7日，在石阡县的甘溪，红六军团陷入湘、桂、黔三省军阀24个团的包围之中，损失惨重。造成这次失利的原因是红军指挥员的麻痹大意，萧克回忆说：“我们以为广西军在我们南面，没有预计要遭遇廖磊，因之也没有作战预案。前卫部队遇到邮差，说前面没有敌人。结果邮差刚走，战斗就打响了。”红六军团被截成三段。为保存有生力量，前锋部队在参谋长李达率领下冲出包围，去湘西寻找贺龙部队会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主力和直属队则转战于石阡、镇远、余庆、施秉一带。部队在这里遇到了严重困难，据萧克回忆：

这一地区，山势险峻，人烟稀少，物资奇缺。部队常常是在悬崖峭壁上攀行，马匹、行李不得不丢掉。一些部队有时一天一顿稀饭，饿着肚子走路打仗。指战员们没有鞋子穿，赤着脚在深山密林中行军，历尽艰辛。当时中央代表任弼时得了很重的疟疾，在医药奇缺的情况下，他凭着坚强的革命意志，手拄木棍，领导着全军行动。当我军从朱家坝向南转移时，我后卫五十二团又遭敌截击包围，全团同志浴血奋战了三昼夜，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受到了惨重损失。师长龙云同志被捕，被军阀何键杀害。经过十多天的艰苦奋战，在一天的下午，进至石阡至镇远敌之封锁线上，击溃了敌之巡逻警戒部队后，占领了东去的路口，并向南面之镇远及北面之石阡派出了强有力的警戒。而主力由当地老猎户引导，鱼贯而东，深夜从一条人迹罕至的谷涧水沟通过。直到午夜，部队全部通过，天亮出了夹沟，我们才松了口气。这是一个极端紧张而又关系到六军团大局的一个战斗行动，直到现在，一经忆起，心胆为之震惊，精神为之振奋。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红六军团跳出了湘、粤、桂数省敌军的围追堵截，于10月24日在贵州东北的印江县木黄镇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胜利会师。为此，红六军团付出了重大牺牲，部队从出发时的9700余人减少到3300余人，但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一个战略转移的决策在中央高层悄然形成，一篇署名文章透露出些许信息

根据李德制定的战略计划，从6月至8月间，中央红军先后在广昌以南地区的大寨瑙、高虎瑙、万年亭、驿前和建宁东南的丘家堡、洛阳堡、新桥、驻马店等地，继续实行短促突击，同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以“捍卫苏区”。其结果，中央红军不断失利，节节后退，其中8月27日的驿前防御战，红军伤亡达2300余人，整个军事形势越来越严重，中央苏区危在旦夕。

在日益严峻的军事形势面前，中央红军不得不调整作战计划，一个战略转移的决策在中央高层悄然形成。据李德回忆，"1934年8月初，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重新研究了军事形势”，“大家一致认为，此时此刻还要寻求在苏区内进行决战是毫无意义的”，“政治局委托我草拟一个8月至10月的新季度计划”，“政治局常委会批准了八月计划，已经包含了常委会在九月底作出的关于突围的最后决议的所有主要内容”。

根据新的计划，9月份开始，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开始了突围的直接准备：组织形式转变的准备。

9月13日，中革军委发布第四十四号命令，决定改组各级军事部。命令指出：为使各级军事部适应目前战争的要求，“将各级军事部的组织改变”。即把被敌人占领地方的县、区军事部，立刻改为县区游击队的司令部和政治部，县区军事部长为游击队司令员，县区委书记兼游击队政治委员。还规定，“如在边区和中心区域有被敌人侵犯之可能时，则将军事部作上述改组”。

9月19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以主席张闻天的名义发出《关于边区战区工作给各省县苏维埃的指示信》，指出：“发动与组织群众的武装斗争与游击战争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我们必须反对事先太平无事或麻木不仁，事后张皇失措与退却逃跑的各种各色机会主义动摇。”指示信要求“必须全体军事化，学习游击战术，到游击队中去”。并要求“大大的减少我们战区、边区的苏维埃工作人员来加强游击队”。指示信要求“在许多地方，国民经济部、财政部、粮食部均可取消，而代以财政经济委员会，保卫局与裁判部可合并为肃反委员会。”“在战争特别紧张的区域，甚至苏维埃所有的各部都可以取消，而由个别同志直接负责去解决当前特别重要的战争问题。”“所有苏维埃机关中各种无用文件都应销毁，一切重要文件及资材应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且应该有最好的整理与保管，机关工作人员中的家属，应该另行安顿，不使有一个不相干的人停留在我们机关内”。同时还指出：“由于战争形势的迅速变化，上级对于下级的指示必须更多的灵活性，使下级能依照变化着的环境而布置工作。”使他们在“同上级领导机关脱离交通关系时，依然能够去进行工作”。◇张闻天

9月23曰，中央政治局委员、白区工作部部长陈云在《斗争》报发表《游击区域（被敌人占领的区域）的工作方式与组织方式》的文章。指出：一切党的组织都要了解“游击战争是党的第一等任务”，“是主力红军决定胜负的战斗中，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要向一切党的组织解释，“愈是深入敌人的后方去开展的游击战争，可以创造新的苏区与红军”。还指出：“必须在战区中迅速的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正确地进行组织游击战争的一切准备，使游击战争广大的开展越来。来配合主力红军准备进行总的反攻的决战中取得完全的胜利，彻底粉碎五次‘围剿’。”文章还要求：“必须在组织上保证有最好的干部去领导，派遣到游击区域去担负工作与领导的干部，必须是（一）各方面有独立工作能力的、虽然在暂时与上级党失去联系时，仍能坚持不动摇的执行党的路线的干部，（二）必须是当地的了解地方情形为党员群众所信任的干部。”

战略物资的准备。

9月8日，中央各机关号召募集二十万双草鞋慰劳红军。中央妇女部召开中央机关联席会，“号召全苏区群众在十月十日前募集二十万双草鞋慰劳红军”，“九月十五前完成十万双”。

9月26日，《红色中华》报号召开展熬盐运动，说：江西省在中央国民经济部所提出的熬盐号召下，决定在十月十五号以前全省发展熬盐厂一千个、每厂每天平均须有五千斤盐的生产量。

扩大红军的准备。

9月1日，中央组织局、总动员武装部、赤少总队部、总政治部动员部、全总战争动员部发出《关于九月间动员三万新战士上前线的通知》，指出：中央决定即日开始“动员三万新战士上前线”，“争取在九月内全部完成计划”，规定分配给各县的数目，“应争取全部在九月二十七日以前完成，并送到补充师团，不能延过二十七日”。

9月4日，《红色中华》报发表《中革军委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的号令》。号令指出：“阻止敌人占领我们的兴国、石城、会昌、汀州，胜利的保卫我们的中央苏区，消灭更多的敌人在苏区门内，发展更多的苏区于敌人的背后，瓦解白军，改变敌人的战略部署，把中央苏区革命先进的光荣事业推广到全中国去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开始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这是我们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基本方针！”为实现这个方针，要求“无论如何要做到在九月间动员三万新战士去上前线”。

同日，《红色中华》报发表罗迈署名的社论《要在九月二十七日以前动员三万新战士武装上前线！》。社论说：现在敌人还在继续集中力量向我们的基本苏区进攻，要打退敌人，就要更多的扩大红军。“因此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立即进行一次新的动员，以迎接新的更大的决战”。

9月7日，《斗争》报发表社论《进一步使赤少队成为红军现成的有良好训练的后备军地方部队》，指出：“为着实现每个壮年青年的男女苏维埃公民全体加入赤少队，应当广大的吸收妇女来参加赤少队。”

同日，苏区中央局通过的《关于扩大红军的决议》指出：“七、八两月江西、福建两省特别是福建扩大红军的成绩是极不能令人满意的。”要求“江西党必须在九月内完成中央局所规定三个月扩大红军预定数目的全部，闽西党延长到十月底以前，应完成中央局所规定三个月扩大红军预定数目的全部”。

9月11日，《红色中华》报刊登口号：“争取时间一定要在二十七日前完成扩红计划！”

进入9月下旬，由于敌人对苏区的进攻愈来愈加强，红军各个防御点都被敌人分割击破，红军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雩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城及其周围的狭小地区。虽然不断开展“猛烈扩大红军”运动以补充兵员，但中央红军的总兵力，已经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的十万余人减少到八万人。眼看从内线作战打破敌人的“围剿”的希望已经彻底破灭，一个迅速“突围”的决定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主要领导人那里悄然形成。据李德回忆，突围的最后决断是在“九月底作出的”。他回忆说：“八月计划预定突围日期是十月底十一月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此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

9月29日，《红色中华》报发表张闻天撰写的《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署名文章，字里行间透露出中央红军即将实行战略转移的些许信息。文章说：

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部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深入到敌人的远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创造新的红军主力与新的苏区，以吸引敌人的力量到自己方面而歼灭之。抗日先遣队与六军团的派出，就是为了这一积极的任务，而不单是为了瓦解敌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保持红军主力的有生力量，以便在新的有利条件之下，继续粉碎五次“围剿”，成为当时必要的任务，如鄂豫皖苏区就是由于这种转移，保持了实力，并取得了部分的胜利。至于到处发展群众的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突击，也同样的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

这是中央红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第一个公开信号。

这一期报纸还刊登口号：“千百倍紧的动员起来，无论如何要在最后七天内完成三万新战士上前线！”还报道：“到二十七号为止，我们只完成扩红计划十分之六。”“中央决定延到十月五日前无论如何要完成全部计划！”“这是决定我们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一个最重大最低限度的紧急任务！”“十月五日是最后的时间，决不容许我们再延长一分钟！”

对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陈云在1936年以施平的笔名在《共产国际》一、二期合刊上发表的《英勇的西征》一文中这样写道：◇陈云

我们准备西征的全盘计划，原定在三个月内完成。可是因为情势严重，指挥部乃不得不限定两月完成。这次西征是怎样准备的呢？第一、当主要部队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向西开拔以前，党已派了一部分红军到革命根据地境外，深入敌人后方。特别是组织了第七军团——全国闻名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向福建方面以及浙江、江西、安徽边界进发。如此，我们的军力在东北方面抄到敌人的后方。接着，从湘东派兵深入湖南境内。这便是任弼时、王震、萧克的第六军团。该军团已同贺龙的第二军团汇合。如此，在西北方面我们的兵力也抄到了敌人的后方。此外，我们还进行了为红军主力远征所必需的准备工作：我们吸收了广大愿意武装保护中国革命的青年壮丁，更扩大了红军的实力。第二、对红军基本干部实行加速训练。担任训练的有三个学校：红军大学、步兵学校以及专门学习防空和防毒的军事专门学校。红军干部人员，大部分都进过这三个学校。此外各卫生学校（专门训练军医、看护员的）、通讯学校（专门练电话电报等通讯工作人员的），输送一大批新干部到各军团中去。第三、在出发的时期，采买了六十万石粮食。军装火药等等的制造，增加了六倍至三十倍。还采办了大批特别军衣给士兵穿，以及其他等等。

但是，中央红军所有的准备工作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对此，1935年2月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有这样的评价说：“我们突围的行动，在华夫同志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正因为如此，所以这种巨大的转变不但没有依照国际指示，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把数百万人的群众行动的政治目标，认为不是重要的问题。在主力红军方面，从苏区转移到白区去，从阵地战场转移到运动战场去，不给以必要的休养兵力与整顿训练，而只是仓促出动。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红七军团部分官兵在三门镇合影

直到9月底，才在政治局和中革军委作了传达，红军中的许多高级干部一直蒙在鼓里，连中央组织局主任也不知情。据时任中央组织局主任的李维汉回忆：◇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左）与副军长徐海东在两当县城合影

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众一般是不知道的。当时我虽然是中央组织局主任，但对红军转移的具体计划根本不了解。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情况，他们也没有告诉过我。据我所知，长征前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提出讨论。

然而，负责这次转移行动的李德却是这样解释的：“突围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确保突然行动的成功，这是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因此，当时关于突围的传达范围只限于政治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其他人，包括政治领导干部和部队高级干部，只知道他们职权范围内需要执行的必要措施。”

其实，适当的保密是必要的，但连高级干部都不知情，就有点过分了，它不能不影响突围准备的效果。突围部队进入指定地点。为了保密，军委给每个单位都取了代号

中央红军突围的日期，原来预定在10月底和11月初。可是，就在中央红军加紧准备的时候，蒋介石把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日期也提前了。9月底，敌军攻占宁都、石城后，各路“围剿”部队加速调动，一场更残酷的战争即将来临。《民国日报》叫嚷：“今年他们就要被消灭了。他们四面楚歌，溃败已指日可待了。”

获悉这一消息，中央红军只好将突围的时间提前。李德回忆说：“我们从破译的电报中获悉（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极其重要的情报），蒋介石指示把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的日期提前了大约一个月。”“在九月的最后几天中，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作出相应的修改。”“一切准备工作都在加速进行，并在十月一日基本结束。”

进入10月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开始了突围的最后准备。

谁走谁留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

干部的去留问题，是博古、李德等直接掌握的大事。据李维汉回忆：“长征前，干部的去留问题，不是由组织局决定的。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决定报中央；党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决定走的人再由组织局编队。中央政府党团书记是洛甫，总工会委员长是刘少奇、党团书记是陈云。这些单位的留人名单，是分别由他们决定的。部队留人由总政治部决定，如邓小平随军长征就是总政治部决定的。我负责管的是苏区中央局的人。”

高级干部的去留，则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决定。张闻天回忆说：“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

最高“三人团”决定去留的标准，实际上全凭博古、李德的个人好恶。他们不喜欢的干部，如瞿秋白、何叔衡、贺昌、刘伯坚、毛泽覃、古柏、周以栗等，则一律被他们留下。人民教育委员瞿秋白，得知自己被留下，当面向毛泽东、张闻天要求随主力红军转移，毛泽东当时已处于无权的地位，爱莫能助，张闻天也深表同情，随即去做博古的工作，但最终没能做通。博古、李德开始甚至连毛泽东也不让走，并把他派到雩都去搞调查研究，周恩来、朱德觉得毛泽东既是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又是中央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在红军中具有很高的威望，不让走实在说不过去。在他们的一再劝说下，毛泽东才被列入走的名单。

这样，中央最终确定了留守干部和留守部队。决定红二十四师及地方武装共1.6万人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组成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中央边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项英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为办事处主任。据项英回忆，中央交给中央分局及留守人员的任务是：“在中央苏区来领导地方武装和工农群众，以游击战争来保卫苏区，反抗敌人来进占我们的苏区。无论如何，应在苏区及其周围坚持进行游击战争，使进占苏区的敌人，不能顺利地统治下去，以准备将来配合野战军在某种有利条件之下进行反攻。”

根据中央精神，红军主力开始大规模集中。

10月6日晚，中革军委电令林彪、聂荣臻，要红一军团当夜将防务移交红五军团。

10月7日晚9时30分，中革军委电令彭德怀、杨尚昆，要红三军团从当日至12日止，在原地进行人员、干部、弹药等的补充，完成部队的整理，加强军政训练，于12日晚上出动，14日晨到达雩都的东北地区。

10月7日10时，中革军委电令罗炳辉、蔡树藩，要红九军团于9日晨到达石城、瑞金之间，接着又令其移师瑞金，并要带走一切棉衣、军帽、多余枪支、坏枪及军用品，二十四师从“今晚”起应令其受军委指挥。

10月7日11时，中革军委电令林彪、聂荣臻，要红一军团秘密向兴国东南之竹坝、黄门地区移防，令军团主力11日集结于宽田、岭背地区，十五师12日到达军团主力集结地区的侧面；

10月7日21时，中革军委电令周昆、黄苏，要红八军团于8日晚出发，9日拂晓前到达古龙冈地区。

红军主力很快向雩都、瑞金、会昌地区集中。◇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点之一——长汀县城

10月8日，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发出《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中央苏区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训令。训令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解释了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的理由。指出：

虽然我们取得了许多胜利，还只是部分的胜利，还没有能够最后的完全的粉碎敌人的进攻，虽然我们用一切力量来捍卫苏区，在这一地区延迟了敌人的前进，但是敌人以极大的优势兵力侵入到了我们基本的苏区。现在敌人占领了石城，东西两路的敌人正在向汀州兴国前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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