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明武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结束过去：戈尔巴乔夫访华与中苏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中苏进行磋商
●邓小平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
●钱其琛说：“中苏两国的关系会影响到亚洲和世界的局势。”
●钱其琛指出：“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障碍还继续存在，分歧还很大。”
邓小平向苏联传递友好信息
1982年盛夏的一天，邓小平邀集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和外交部主要领导到他家中开会。
在这次会上，邓小平提出：
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得做点事情才行。这就是苏联要主动解决“三大障碍”，即消除对中国安全的威胁。
当时，苏联在中国北部的中苏、中蒙边境地区大军压境，武装侵入中国的西邻阿富汗，在中国南部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和对中国边境进行挑衅，成为改善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
19世纪8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从对外扩张的顶点衰落下来，同美国争夺霸权，力不从心，被迫实行战略性调整。
苏联的一个重大步骤，就是希望缓解同中国的关系。1982年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突出强调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建议磋商双方都可接受的改善关系的措施。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钱其琛作出了积极反应。主要的一句话就是要“听其言、观其行”，语言极其简略，但却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注意，预示着中苏之间可能会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
在邓小平召集的这次会议上，中央领导有的提出究竟用什么方式，如何向苏联传递信息的问题。
邓小平说：
为了不引起外界的无端猜测，可由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作为视察使馆工作的官员，前往莫斯科，并同时前往华沙。
8月10日，苏欧司司长于洪亮启程赴莫斯科。中国驻苏联大使把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请到使馆，于洪亮一字不差地向他背诵了根据邓小平指示起草的、长达1000多字的说贴全文。
在说贴中，中方指出：
中苏两国关系不正常状况已经存在许多年了，中苏两国人民都不愿意看到这种状况长久继续下去。双方应当作出努力，使中苏关系走上正常轨道，并逐步建立起睦邻友好关系。中方建议双方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讨论，通过共同努力，设法排除妨碍发展两国关系的严重障碍，从有助于改善两大邻国关系的一两个实质问题着手，推动其他方面关系的发展。
长期从事中苏意识形态论战的伊利切夫眼睛眯成一条缝，仔细地听着，但并未察觉中方信息的真实含义，仍然沿用过去的老调表态一番。
当时，在座的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贾丕才比较敏感，捕捉到了中方信息中的新东西，称这件事可能起到某种推动作用，表示要“报告政治局和最高领导”。
于洪亮转达完口信后，即去驻波兰使馆，表明此行目的不在莫斯科，也是为了避开外国记者，同时给苏联准备回答的时间。
8月20日，当于洪亮回国途经莫斯科时，苏方做出正式答复，表示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在任何级别上同中方讨论苏中双边关系问题，以便“消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
邓小平随后找钱其琛和于洪亮去他家里，听取了有关传递信息的汇报，并决定同意重开中苏谈判。
1982年9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十二大开幕前，中苏双方已商定由两国副外长级的政府特使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政治磋商。
中苏在北京进行首轮磋商
1982年10月，中苏第一轮磋商在北京举行。
这不仅标志当时两国间只对抗、不对话状态的结束，而且预示着两国关系将由长期对抗转向缓和。
当时，钱其琛担任中国政府特使，苏联政府特使是伊利切夫。
因为双方不同意公开会谈的细节，因而中苏报刊没有发表会谈的正式声明或公报。
但是，10月7日，中国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在东京说，在会谈中，中国要求苏联撤走在中苏边境地区的军队。
另一位中国领导人发表声明指出：
在会谈中，中国提出了柬埔寨问题和阿富汗问题。
另一方面，苏联代表团在会谈中，只限于讨论双方的贸易、经济和文化交流问题。双方同意，中苏会谈应在北京和莫斯科轮流举行。
11月10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突然病逝，苏联决定15日举行葬礼。
为了抓住时机做苏方的工作，邓小平立即指示派国务委员兼外长黄华作为中国政府特使赴莫斯科参加葬礼。这是在中苏高级接触中断多年后所采取的非同寻常的举措。
邓小平还特意找了吴学谦和乔木，对这次葬礼外交中同苏联新领导人谈什么，怎样谈，如何报道，都做了具体部署。
当时，黄华已经乘民航班机离京了，来不及向他转达邓小平的指示，就决定以黄华离京前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的形式公布中方的态度。
黄华在莫斯科下飞机后，才从中国驻苏联使馆的人员那里知道“他在北京机场作了这样一篇谈话”。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谈话对勃列日涅夫的评价既不要简单批一顿，也不能只说好话。谈话中用明确而又巧妙的语言说到50年代后期两国关系开始恶化，是指赫鲁晓夫；说到60年代后期这种恶化达到了严重的地步，是指勃列日涅夫。
照顾到这次活动是吊唁，都没有点名。对勃列日涅夫不久前关于改善中苏关系的讲话则表示赞赏，这是寄希望于苏联新领导。
11月15日，黄华会见苏联新任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当面转达了中国领导人对他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的祝贺，表示真诚希望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苏两国关系会逐步恢复正常。
16日，黄华主动约见苏联外长葛罗米柯。
在谈话中，黄华强调要使两国关系得到真实的改善，苏联必须采取实际步骤，消除妨碍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在几个重大问题上先做一两件事，例如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黄华会见葛罗米柯以后，塔斯社对此进行了报道。塔斯社指出，苏联外交部已经强调，“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常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苏联将努力使中苏关系回到友好邻邦的轨道上来。”
该报道称，黄表达了他的一个愿望，即：“经过两国的共同努力，中苏关系将会逐步实现正常化。”
报道还说，黄华和葛罗米柯一致同意，“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将继续进行政治对话。”
11月16日，《真理报》编辑维克多·阿法纳西耶夫在东京对日本记者说：
中苏两国应该同意在两国边境地区减少武装部队……苏联军队将最终从阿富汗撤走。苏联并不打算在阿富汗建立苏联式的政权。
他希望阿富汗成为一个不结盟国家，与苏联保持睦邻关系。他的讲话完全与葛罗米柯提出的“排除障碍”相一致。
11月18日，黄华在回到北京时说，他同葛罗米柯讨论了“排除就中苏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会谈存在的障碍”的方式。他对中苏关系的前景“抱乐观的态度”。
安德罗波夫接替了勃列日涅夫的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后来又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1月22日，安德罗波夫说，苏联希望“改善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其中包括“我们伟大的邻邦，中华人民共和国”。
25日，中国外交部发表评论说，中国已注意到安德罗波夫的讲话。中国希望看到“苏联新的领导人为排除妨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而做的新的努力”。
中国政府在发给苏联政府庆祝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成立60周年的贺电中说：
中国政府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一步一步地实现正常化，并建立友好邻邦关系。中苏双方应通过谈判的方式，采取具体的行动，排除障碍，为实现上述目标而共同做出努力。
12月26日，《真理报》刊登了贺电的全文，但北京的报刊未发表此文。
两天后，新华通讯社英文部才对该贺电作了报道。
1983年1月5日，法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政治书记皮埃尔·鲍比从北京回法国后，在巴黎发表声明指出，中国已对苏联发表了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意见，即：
柬埔寨问题由柬埔寨人民自己解决，将来的柬埔寨应该与不同国家和地区改善关系并在柬埔寨重建和平。
在中苏关系处在对立、对抗的时期内，苏联的历届领导人，从赫鲁晓夫到契尔年科，之所以没能改变对立、对抗下的中苏关系，其根本原因在于，都未能摆脱“霸权主义”、“大国主义”的旧思维的干扰。
不彻底清除这种“旧思维”，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就不可能实现。
这一状况到了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后才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
钱其琛舌战伊利切夫
1982年10月，中苏关于改善双边关系的第一轮磋商在北京举行。第一轮磋商进行了半个月，从5日开始到21日结束，共举行了6次会议。
谈判中，中方代表钱其琛抓住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不放，指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根本途径在于双方共同努力，扎扎实实做一些事情，以消除妨碍发展两国关系的严重障碍。障碍消除了，通向正常化的道路就畅通了。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就可望逐步恢复两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
在会谈中，苏方代表伊利切夫则反复重申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但对中方所提出的“三大障碍”，则尽力回避，拼命反驳。
苏方的论点有：一是指责中方为磋商设置“先决条件”；二是提出中苏关系正常化，应当“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三是宣称苏方“从不威胁中国”。
伊利切夫一再建议共同制定苏中关系基础文件，先就促进经贸、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达成协议。
针对伊利切夫把中方提出消除障碍称之为是“先决条件”，钱其琛指出：
不存在什么先决条件。我们提出来希望讨论的某些问题，不是先决条件。如果事先确定哪些问题可以提出讨论，而另外一些问题不能讨论，这在客观上等于设置了先决条件。
针对苏方所主张的“不损害第三国利益的正常化”，钱其琛告诉伊利切夫：
中方提出来讨论的一些问题，不是有损而是有利于苏方所说的第三国利益，同时也有利于改善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关系。苏联特使在第一次发言中提到，中国和苏联是两个大国，中苏两国的关系会影响到亚洲和世界的局势。那么，在磋商中是会涉及第三国的。问题在于，是有损于这些国家的利益，不利于改善同这些国家的关系，还是有利于这些国家的利益，有利于改善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呢？
钱其琛进一步指出：
只讲改善中苏关系不应损害第三国显然是不全面的，作为一个原则，我们主张不损害所有第三国利益。
对于苏方宣称从不威胁中国，钱其琛指出：
苏联在中苏边境，在我们共同的邻国蒙古人民共和国和阿富汗驻扎大量军队，把那么多用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军队摆到我们面前，我们当然感到了实实在在的威胁和严重不安。
接着，钱其琛特别就消除“三大障碍”从何入手问题做了重点阐述。他郑重地指出：
我国领导人在我们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列举了妨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一些障碍。消除这些障碍不是一下子可以做到的。我们认为，首先从解决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做起，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钱其琛列举了两点原因：
第一，从这里入手是至关重要的。坦率地说，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派军队占领柬埔寨，不仅给柬埔寨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给越南人民带来了不应有的痛苦和牺牲，使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宁遭到了战火的破坏，而且加重了中国的不安全感，使本来恶化了的中苏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尖锐和复杂，为中苏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设置了新的严重障碍。尽快解决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是维护东南亚和平与安全的急迫需要，是实现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关键性步骤。
第二，从这里入手也是比较现实可行的。众所周知，苏联在印度支那地区所做的不光是支持越南出兵柬埔寨这样一件事情。苏联方面应该注意到，我们没有苛求苏方，现在我们所提出的仅仅是要苏联运用自己的影响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出军队。在这里，不存在苏联自己撤出一兵一卒的问题，也没有涉及别的东西，虽然我们完全可以要求苏联方面做些别的事情。中国方面这种合情合理的主张，应当能够得到苏联方面的积极响应。人们也都清楚，苏联拥有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能力和手段。如果苏联方面冷静地权衡利弊，具有远见，做出政治决断，并采取必要措施，问题并不难解决。
至于苏联坚持先从共同制定苏中相互关系原则文件做起的问题，钱其琛告诉伊利切夫，中苏关系正常化，不是简单地发表一个表达这种愿望的声明或文件就能办到的。这正好从实质上说明，中国方面对拟订两国关系原则文件是真正重视并持慎重态度的。
在会谈中，中方认为，当两国都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我们都忠于所主张的原则，并都遵守这些原则的时候，两国关系原则文件就摆到了我们面前。
因此，钱其琛说：
现阶段我们双方最迫切的任务，或者说我们双方的主要精力，应当放在扎扎实实做一些消除两国关系发展障碍的实际事情上，为将来拟订两国关系文件创造条件。
整个磋商过程中，双方针锋相对，唇枪舌剑，气氛有时很激烈，双方都是事先准备好稿子，相互批驳。
伊利切夫由于长期主管意识形态工作，自己还是哲学博士，当时正在编哲学辞典，发言态度强硬，喜欢长篇大论，咬文嚼字。
后来，他曾专门送给钱其琛一本他编写的哲学辞典，显示出他的理论功底。
当然，中方对他也毫不客气，常常高调回应，将苏方的主张称之为“水中月”、“镜中花”，强调不解决“三大障碍”而想改善中苏关系，那完全是徒劳的。
钱其琛重申中方的立场
1982年10月，在中苏进行磋商期间，除了正式谈判外，还有许多游览参观活动，双方可以非正式地交换意见。
为了给紧张的磋商创造轻松的气氛，钱其琛特意邀请伊利切夫及其随行人员一同游览密云水库，到那里呼吸新鲜空气，赏景尝鲜，并增加双方的交谈和接触。
伊利切夫说他以前去过那里，只吃过鱼，但没在那儿钓鱼。
游览水库当天，秋高气爽，风和日丽，湖面波光粼粼，十分美丽。
在品茗赏景时，钱其琛对伊利切夫说：
希望苏方能正确理解我方的意见，在减少中苏边境地区的武装力量问题上是双方承担义务。在苏联从蒙古撤军问题上，我们提出应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我们只是要求苏联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并不涉及苏联与越南之间的双边关系。苏联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不仅使印支地区局势紧张，而且也给苏联造成沉重负担。解决这个问题对苏联、对越南都只有好处而无损害。我们不理解苏联方面在这个问题上究竟有什么困难。
伊利切夫仔细地听着，显然听懂了钱其琛的话，明白了中方在“三大障碍”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途径。但他毫不松口，只是重申了苏方对“三大障碍”问题的一贯立场。
尽管如此，他仍不放心，怕这里有什么“圈套”，被视为双方讨论过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一再声明“今天是非正式交谈”，建议今后磋商中“双方都不要引用此次谈话内容”。
1982年12月，虽然中苏关系出现了好转的趋势，但苏联在阿富汗等问题上依旧没有采取措施，这引起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强烈不满。
1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又一次惨重的失败》的文章，对苏联在阿富汗的侵略行径提出了强烈的批评。
当时，第三十七届联合国大会经过激烈的辩论，11月29日以114票的压倒多数通过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决议，重申前几届联大通过的有关决议坚持的原则，要求外国军队立即撤出阿富汗，从而有力地粉碎了苏联企图阻挠通过这项决议的图谋。
文章指出：
联大通过阿富汗问题的决议，已经是第4次了。但是苏联顽固拒绝执行决议，拒绝从阿富汗撤军。近一年来，他一面在外交上发动“和平攻势”，谈论所谓“政治解决”，一面在阿富汗加强军事部署，一再对阿富汗人民发动疯狂围剿。这说明他始终没有打消长期占领阿富汗，进而南下波斯湾和印度洋的霸权主义野心。阿富汗问题政治解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只有在苏联按照历届联大的决议，从阿富汗撤走他的全部军队以后，阿富汗人民才有可能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恢复阿富汗独立和不结盟的地位。苏联想用所谓“政治解决”取代从阿富汗撤军，这种伎俩是欺骗不了任何人的。
文章接着指出：
阿富汗人民的抵抗力量日益壮大，正给苏联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阿富汗已经成为苏联的一个沉重的包袱。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需要继续坚决支持阿富汗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并对苏联施加强大的压力，使联大有关阿富汗问题的决议得以贯彻执行。
文章最后重申了中方的立场：
阿富汗是中国的邻邦，苏联入侵阿富汗，在中阿边界阿富汗一侧部署重兵，是对中国安全的严重威胁。中国人民坚决支持阿富汗人民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为了使阿富汗人民的苦难早日得到解除，西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得到恢复，中国人民将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道，为实现联大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决议，继续做出不懈的努力。
12月27日，《人民日报》称，“苏联侵略阿富汗是苏联统治世界的环球战略的一个重要步骤。”
1982年12月，英国官方月刊《观察家》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谈了中苏边界的情况。文章指出：
大约6个月以来，中苏边界似乎比以前要平静得多。苏军经常举行的军事演习减少了，解决双方争端问题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双方将会公正合理地解决边界争端问题。
1983年1月14日，苏联《新时代》周刊说，中国政府对苏联的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有要求，中国宣称这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是沙皇俄国根据“不平等条约”割去的。
文章宣称，“真正努力改善中苏关系并使之正常化，必须以双方抛弃领土要求为先决条件。”文章提前在官方新闻机构塔斯社发表。
1月23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评论，谴责《新时代》“为沙俄主义分子侵华”作辩护，文章提出：
历史事实决不容任何人随心所欲地加以篡改。中俄关系史，其中包括边疆沿革史，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史学界研究和探讨的题目。中国学者一向抱着尊重历史的严肃态度，科学地、实事求是地研究这些问题。大量无可辩驳的史料和史实证明：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初，沙皇俄国在中俄两国人民都处于无权地位的情况下，通过一系列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割占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对此，不仅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早有定论，就连1961年苏联出版的《外交辞典》也承认《中俄北京条约》是不平等条约。
由此可见，《新时代》的“观察家”喋喋不休地为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侵略扩张作辩解，指责中国史学界人士的学术研究是“向苏联提出领土要求”，侵犯苏联国家利益，损害苏联人民的荣誉和尊严，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而把沙皇俄国侵华的不光彩历史拿来炫耀，视为荣誉，这才真正是有损于苏联人民的荣誉和尊严。
文章接着指出：
中国政府曾多次郑重声明：中国对苏联没有任何领土要求，中国并不要求收回沙皇俄国根据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去的中国领土，而是主张照顾现实情况，以这些条约为基础，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两国的边界问题，这一立场完全符合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友好睦邻精神，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可以看到，中国的这一立场是建设性的，合情合理的。
由于邓小平的果断、正确决策，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继续向前迈进。尽管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不过两国领导人都主张继续谈判解决这些分歧。
钱其琛反驳苏联外长
1983年3月1日，伊利切夫和钱其琛率领苏中双方的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第二轮会谈。
在这次会谈中，苏联代表团提出，苏中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方面同时提出了建立两国边界相互信任的建议。
苏联代表团还以不讨论第三国家的事情为借口，拒绝讨论阿富汗和柬埔寨问题。
中国代表团还是坚持原来的立场，除非排除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否则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毫无意义。
3月21日，在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访问以后，钱其琛会见了葛罗米柯。这次会见和交锋颇具意味。
葛罗米柯担任苏联外长达27年之久，历经五代苏联领导人，人称“不倒翁”。
会见时，葛罗米柯竟接过中方反霸和消除威胁的主张，令人惊奇地声称，此点可成为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基础。
接着，他大骂了一通美国人，说美国人不可信，又说美国要对苏联进行十字军远征，里根总统要从地球上铲除社会主义。并说，中国完全可以从美国推行的消灭社会主义的政策中，推导出应该同苏联还是同美国建立何种关系的结论。
当时，葛罗米柯年事已高，有点倚老卖老，钱其琛对他的这番议论做了简单明确的回应。他说：
谈到国际上的紧张局势，这是客观存在。我想在这种形势下，改善中苏关系不仅符合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亚洲、世界和平的利益。至于谈到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同美国进行过长时期的较量，我们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资格讲话，知道如何同美国打交道。
听完钱其琛的话，葛罗米柯一时语塞，面色显得有点尴尬。
苏联塔斯社发表了关于这次会见的声明，说苏联方面表示，愿意寻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方式，愿意寻找逐步扩大双边关系的现实可能性。扩大双边联系将会促进全面改善中苏关系。
3月22日，钱其琛回到北京后说：
会谈没有取得任何新的进展。但是，会谈是有益的。
3月3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
中苏双方已同意互派留学生的原则，中苏将首先互派10名留学生。
1983年4月15日，中国总理在访问新西兰时指：苏联不断增加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他还特别提到苏联可以使用越南港口的问题。
4月19日，苏联政府《消息报》发表文章谴责说，中国领导人这样将会妨碍中苏关系的正常化。
5月5日，胡耀邦在一次谈话中指出：
印度支那问题是妨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中国决心反对世界霸权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
10月6日，中苏第三轮会谈在北京举行。会谈还是在伊利切夫和钱其琛之间进行的。
由于中国坚持要克服改善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会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三大障碍”还扩大到苏联在中国的远东边境地区部署苏联SS-20导弹等内容。
10月5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谈判没有固定的时间安排。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齐怀远说：
苏联在我国边境地区部署SS-20导弹问题属于“三大障碍”的一个内容。中国希望苏联在中国边境地区减少他的武装部队，包括削减常规武器和核武器。
早在9月17日，《人民日报》就发表文章指出：
人们注意到，苏联领导人表示，苏联可以把从欧洲削减下来的导弹全部销毁，而不向亚洲地区转移，这和苏联过去坚持要把从欧洲削减的导弹移到东方的态度相比，是前进了一步，但是这还不足以真正减少核战争的危险。
我们一贯主张彻底销毁包括中程导弹在内的一切核武器。美苏两个核大国应当首先以实际行动表明对核裁军的诚意，他们双方达成任何协议，都不应损害别的国家和地区的安全利益。正如国际舆论所主张的，今天的世界和平和安全不可分割，包括中程导弹在内的核武器在局部地区实行限制是远远不够的。
人所共知，苏联在亚洲部分已经部署了大量SS-20导弹，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苏联如果真如他自己所说的，希望减少核战争的危险，他部署在亚洲地区的导弹也应当大大削减。我国要求苏联消除妨碍发展中苏关系中的“三大障碍”之一，就是减少中苏、中蒙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这当然也包括导弹在内。
事情很清楚，苏联如果不限制和削减他在亚洲部署的核导弹，很难谈得上是什么“符合世界和平的利益和整个人类的利益”。
当时，苏联在远东地区一共部署了108枚SS-20核导弹。苏联官员说，在这些导弹中，有一部分是从东欧战区撤走的，现在部署在远东地区。
1983年10月29日，在伊利切夫结束对北京的访问时，中苏发表了一个公报。公报指出：
中苏第三轮磋商于1983年10月在北京举行。中国政府特使、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同苏联政府特使、外交部副部长列·费·伊利切夫就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磋商是在平静、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认为磋商是有益的，并商定下一轮磋商将于1984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
当天上午，伊利切夫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中国政府特使、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和苏联驻华大使谢尔巴科夫等到机场送行。
钱其琛在机场上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时说：
通过第三轮磋商，中苏双方增进了相互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磋商是有益的。但是，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障碍还继续存在，分歧还很大。
钱其琛说，他将于明年3月到莫斯科去参加中苏第四轮磋商。记者也向伊利切夫提出了问题，但是他没有正面回答。
中苏举行第四轮谈判
1984年3月，中苏第四轮谈判拟在莫斯科举行。当时，双方已达成了增加贸易、增加低级技术交流、加强文化和体育联系的协议。
中国领导人在庆祝十月革命纪念日发给苏联人民的贺电中，呼吁实现“中苏友好关系”。
1983年11月7日，苏联《真理报》用头版头条发表了贺电的全文。
12月7日，吴学谦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做的外交政策报告中指出，因为莫斯科拒绝讨论“三大障碍”问题，所以，与苏联关系正常化的会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早在10月下旬，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利耶夫访问了越南。
11月3日，新华社揭露，苏联使用了在越南的军事基地。新华社指出，苏联“已经向亚洲和太平洋以南地区部署了2000枚以上的巡航导弹”。苏联这种做法威胁着这一地区“各国的安全”，威胁着“国际航道的安全”。
吴学谦在访问日本时发表声明说，两个超级大国应对核军备竞赛负有责任。
苏联的《消息报》立即发表了一篇文章对吴学谦在日本发表的声明进行了批评。
文章毫无理由地质问道：“吴的声明忽视了不断增加的军事危险的根源，而这种军事危险的根源，源于帝国主义最反动圈子的冒险上。中国企图在公正的幌子下，歪曲苏联爱好和平的目标，这能允许吗？”
1984年初，苏联对中国的攻击又重新开始了。这些攻击主要是对中美改善关系的反应。
1月，中国总理访问华盛顿。1月3日，《消息报》对新华社发表的关于苏联在阿富汗政策的反苏文章进行了攻击。文章恶意攻击中国说，中国只找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而忽视了美国军事力量的增长。
接着，在中国总理访问日本期间，苏联宣传媒介攻击中国。说在关于核军备的争论中，中国对美国抱支持的态度。
1月24日，胡耀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重新提出了与苏联恢复友好关系的呼吁。他要求苏联谈判者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时指出：改善中苏关系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而且“这也是我们的愿望”。
1984年2月9日，苏共中央书记安德罗波夫逝世之后，中国主动采取了措施。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代表中国参加了安德罗波夫的葬礼，这是从19世纪60年代以来20年来，中国最高级领导人访问莫斯科。
在葬礼之后，为外国领导人举行的短暂招待会上，后来被任命接替安德罗波夫职务的契尔年科同万里只进行了简短的会谈。
1984年3月初，中方声明和苏方声明都反对这种推测：即中苏定于1984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四轮谈判中，两国关系的改善将有突破性进展。
3月2日，万里指出，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政策不会因一个人的逝世而改变”。
苏共中央总书记契尔年科在当天的讲话中拒绝了中国打破僵局的要求。他指出，苏联无法达成有损于第三国的协议。
当时，苏联通讯社塔斯社发表了蒙古政府反对中国要求苏联从蒙古领土撤军的一份声明。声明指出，苏联在蒙古驻扎军队，“纯属蒙古内政”，这并不对中国的安全造成任何威胁。
3月12日至27日，钱其琛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和伊利切夫率领的苏联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第四轮谈判。
在主要问题上，谈判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但是联合声明特别提到了两国在体育、贸易和文化方面进行的有益的联系。
当时，一些西方外交家指出，在里根总统访华前夕，中国极想加强更多的接触点，以表明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保持平衡。
3月27日，塔斯社报道说，谈判是在坦率、平静的气氛中进行的，并将于1984年10月继续举行谈判。
在谈判期间，钱其琛于3月23日会见了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他们讨论了国际问题和中苏之间积极对话的必要性。葛罗米柯表达了两国关系进一步改善的愿望。
两国政府特使就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问题，进行长时间的政治磋商。
在此期间，双方在各个领域的交往逐步恢复。其间，苏联又有两位领导人相继逝世，中国万里副总理、李鹏副总理分别率政府代表团出席葬礼，保持了高层对话。
中苏两国外长5次在联大期间会晤，讨论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
中方促成阿尔希波夫访华
1984年4月26日至5月1日，里根总统访问了中国，这是1979年中美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后，美国总统第一次访华。
里根的中国之行表明，在保证继续进行各个领域合作的基础上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改善。中美签订了4项协议书，其中包括恢复文化交流的协议和防止中美公司在对方国家经营交纳双重税的税率协定。
4月27日，中国新闻媒体报道里根总统发表的讲话，特别删去了他暗指苏联对中国边境的威胁、占领阿富汗、“镇压”柬埔寨以及1983年苏联战斗机击落南朝鲜班机的评论。
中国还删去了美国总统4月28日在接受中国电视台采访发表的讲话，这个讲话间接地涉及到苏联的威胁。
1984年4月25日，苏联虽然宣布了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于5月份访华的计划，但是苏联还是加强了对中国在里根访华期间与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合作”的批评。
当时，正在东欧的中国友好代表团将到莫斯科旅行，这是20年来中国友好代表团对苏联进行的第一次这样的访问。
4月24日，塔斯社评述了中美之间在“日本军国主义”、“阿富汗、柬埔寨和越南”等问题上的一致观点，并且抱怨中国近期的“反苏”声明没有谴责美国的“军国主义政策”。
该评论说，美国正在努力通过资金投入和武器技术输出来对中国进行渗透和控制。该评论还批评了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合作。
4月29日，塔斯社斥责里根总统对苏联的“诽谤性”攻击和企图把中国拉入反苏同盟。
在里根总统离开之后，塔斯社于5月3日批评中国领导人容忍自己被美国利用，暗中甚至公开地支持美国的政策。宣称，北京正在采取“阻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态度。
6月，中央军委张爱萍将军访问美国，美国军方以最高的军事礼节欢迎中国军事代表团。
6月6日，苏联报刊发表的一篇评论说：
如果中美军事合作对苏联及其朋友和盟国造成威胁的话，毫无疑问，莫斯科将会对任何威胁做出适当的回报。
这篇评论还荒谬地警告美国政府，中国将会利用美国，美国在向中国出售武器方面应该谨慎从事，因为这将会对美国和苏联造成军事威胁。
6月14日，中方宣布已经达成美国向中国出售反坦克和高射炮武器的“原则协定”时，引起了中苏之间的进一步争论。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原定于1984年5月10日抵达北京进行贸易会谈。然而，5月9日塔斯社宣布，访问经“双方同意”推迟进行。
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齐怀远说，访问取消是因为“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并且说没有确定新的访问日期。
5月23日，中国总理在对取消访问的第一次正式评论中指出，这将不会影响改善两国关系的会谈。
在早些时候的5月18日，吴学谦说，关于改善两国关系的“三大障碍”，“苏联寻找各种借口回避讨论是毫无用处的”。
尽管中苏关系的发展更直接地是与中越之间紧张局势的增加相联系的，但一些西方评论家还是把这种发展看作是苏联对日益增加的中美联系的明显不满。
1984年7月至8月间，中国官方人士有好几次指责苏联领导继续其反华倾向。
9月21日，在纽约联合国会议上，葛罗米柯和吴学谦外长举行会谈。这次会谈是自1969年9月份以来，中苏双方之间所进行的最高级接触。会谈被双方说成是坦率的和有益的。
随后，苏联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25周年之际，向中国领导发出了一份相对热烈的贺电。
10月，苏联副外长伊里切夫来北京同中国领导人会谈。
尽管双方在3个关键问题，即苏联屯兵于中国边境、苏联入侵阿富汗、苏联支持越南干涉柬埔寨上仍有严重的分歧，但是中国方面还是于11月初宣布，阿尔希波夫将于年底访问中国。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