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孔宪铎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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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科大十年(续集)(北大高等教育文库·大学之道丛书(第4辑))试读：
我的科大十年（续集）
◆科大的全球排名，近年来不但一直保持居高不下，而且还在跃进，足见科大教授的实力之雄厚。科大之能够选聘到优良的教授，是因为科大有一套完整的游戏规则，也就是任免的规章和制度，并严格执行。更重要的，是科大有一个“Recruit the best people and keep them happy”的中心信念。
◆“Recruit the best people”固然重要，更重要的却是“Keep them happy”，这就是写这本书的缘由。
◆科大之所以能有今天的登峰造极，是因为科大创校的一批先驱们，一开始的目标，就是要登峰造极。
◆我是在象牙塔中经历了“以人为本”的感动，然后才不断地去感动别人。“以人为本”是学不来的，只有被“以人为本”的精神所感动，你才能体会到什么是“以人为本”，你才会用“以人为本”的精神去感动别人。第一章续集缘起▲香港科技大学创校初期的“三位老友”合影，右为作者，中为校长吴家玮，左为张立纲院士（1992）。
真的是“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一转眼，我已经从香港科大退休将近十年了。退休后，每当春暖花开的季节到来，我就像候鸟一样上路，飞回故国——中国，奔往故乡——山东。今年是落脚在山东大学，受徐显明校长（图1）之聘，侧身为顾问教授。山东是我出生的地方，也是孔孟桑梓之邦。一生走遍世界，从未忘掉我是“山东人”，也从未改掉我的山东口音，更从未忘掉“以山东人为荣”。在落魄睡在香港的水泥马路上时，我没有忘记我是山东人，因为“我爱山东”；在腾达时住在北京饭店的豪华卧室中，我也没有忘记我是山东人，也因为“我爱山东”。山东是生我、养我、育我的地方。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谁都爱自己出生的土地。虽然，我在十岁就离开了山东，可是，三十多年之后，又回来了。我的第一份名誉教授聘书，也是山东农业大学颁发的（图2），编号也是天字第一号。那是改革开放初期一年的夏天。图1 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2008）图2 山东农业大学校长施培（前左一）和校级领导们在授予作者（前左三）名誉教授后合影。
我在山东的多所大学，如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建筑大学、济南大学、经济学院、中华女子学院、泰安学院、教育学院、青岛大学、临沂大学的前身临沂师范学院和农业学校、山东电力专科和济宁医学院等（图3）都做过多次学术报告，其中以在山东大学（图4）和山东建筑大学（图5）所做的报告最多，都超过五次以上。光是在山东大学就讲过六个不同题目，如：“谁来养活中国”、“中药现代化”、“背水一战”、“基因与人性”、“我的科大十年”和“我的科大十年（续集）”。我面向高校的成员写了三本书，第一本是《背水一战》（香港三联出版社，1997），写的是我的自传，可以用之向大学生讲解我从纱厂小工到大学校长的奋斗过程。努力是我最大的本钱。第二本是《东西象牙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写的是我如何挤进美国的象牙塔和经历了中外十二所大学的经验。要进象牙塔，必须能做研究，能教书和能为社会服务，可以以此书向研究生们讲述我挤进和生存在象牙塔里成功和失败的地方，供他们参考。第三本是《我的科大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增订本），记述的是创办香港科技大学的经验和谋求成功之道，那便是“Recruit the best people and keep them happy”（选拔世界英才，并使之乐不思蜀），是为教授和行政人员所写的参考书。可是在这本书中，写的多是如何选拔世界英才，涉及“使之乐不思蜀”的地方不多，所以应该为《我的科大十年》再写一本续集，专门讲述使同事们来科大之后我在“乐不思蜀”上的作为和案例。图3 山东济南各高校中临沂籍的领导们与作者（临沂人）合影。（由右至左）济南大学书记李现成，山东师范大学校长赵彦修，——，中华女子学院书记胡升秀，作者，山东大学副书记赵明顺，山东建工学院书记綦敦祥，财政学院副书记鲁凡，山东建工学院岳宝德（2001）。图4 山东大学前后任校长曾繁仁（左二）和展涛（右一）与作者夫妇合影（1998）。图5 山东建工学院綦敦祥书记（左）与作者夫妇合影（1998）。
因为我在学校所作的报告，对象多是以大学生为主，所以题目都集中在“背水一战”上，来激励学生奋发。我还记得，第一次对山东的在校大学生讲“背水一战”，是2001年的2月14日，正是情人节，在山东建工学院（山东建筑大学的前身）。我于2月23日收到来自建工学院团委的《孔宪铎博士报告会在我院大学生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一文，文中说，当天有550名学生在现场，还有3500名看现场直播的听众，一共4000多人。学生的反应是：“孔宪铎博士有丰富的人生阅历，言谈风趣，思维敏捷，具有学者风度和演说家的风范。”这些反响给我极大的鼓舞。以后在哈工大（图6）、武汉大学（图7）、济南大学（图8）以及山东师范大学（图9）对各逾千名大学生讲“背水一战”时，亦获得同样的成功。这使我兴趣大增，信心十足地到各高校对在校学生讲“背水一战”，这几乎成了我退休后的职业。直到2003年9月，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副院长（图10）邀约我去讲“科大十年的经验”，我才转换了目标和题目，因为听众不一样了。图6 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王福平（左）与作者在香港科技大学留影（1998）。图7 前武汉大学副校长、现北京政法大学校长黄进（右）与作者夫妇合影（2009）。图8 济南大学校长溪正楷（右一）与书记李现成（左一）在作者向学生作演讲后赠予纪念品（2002）。图9 山东师范大学校长赵彦修（右）访问香港科技大学时在作者办公室合影（1997）。图10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左二）、蓝海电视总裁诸葛虹云（右一）与作者夫妇合影（2011）。
哈工大主持我的演讲的副校长王福平，在访问香港科大时，我送了他一本我的自传《背水一战》。他读完之后，深受启发，决心去修博士学位。当他读完博士学位并告知我时，我深为感动。这本书能够激励一个人奋发向上，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有撰写《我的科大十年》的念头很久了，几乎是在我离开马里兰大学远去香港科技大学就职的同时，因为我的直觉告诉我，由留学生回到国门口去创建一所崭新的现代大学，将在西方象牙塔中的所学，用在创建一座东方象牙塔上，一定是一桩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创举。所以，我在理学院院长任内，就亲自去把所属五个系的创办者的相片照下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张张照片都有我。这些过程都在《我的科大十年》一书中有所记载。只是，当时没有人确切地预料到，科大十年有成，而跻身世界名校之列。《我的科大十年》的定稿，是在2001年的6月完成，我从1991年6月抵港赴任，到2001年6月完成定稿，是整整十个年头，所以“我的科大十年”是货真价实的“十年”。定稿之后，我影印了多份，请高人指点。杨祥发兄（图11）为我很细心地不厌其烦地改正了很多错字。张立纲院长（图11）很谦逊地进言，劝我对老板正面的记述多加一些。丁学良老弟（图12）建议多引述一些实例以求引人入胜。图12这张照片看来是长幼有序，学良老弟特别在反面写上：“尊师爱长是俺的本色。”他就是与众不同。而雷明德院长（图13）则拿着我〔1〕的定稿对我说：“S. D. ，你写的这本书，除了你我是有兴趣看的人之外，还有什么人会看？”《我的科大十年》先是在香港由三联书店于2002年出版，印了1000册，销路一般，读者面也小。我心里想：“雷院长说对了。”只好自我安慰，自言自语地对自己说：“反正是想一五一十留下一份工作十年的记录。别人有没有兴趣看，是我身外之事。”当时没有想到的是，虽然在香港“有兴趣看的人”不多，因为香港只有八所高校，可内地的高校有近两千所，在内地，“有兴趣看的人”可就多了。图11 张立纲院士（右一）和杨祥发院士（左三）与科学名人讲座主讲者，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Dr. R. A. Marcus（右三）和香港浸会大学前后任校长谢志伟（右二）、吴清辉（左一）与作者合影（1994）。图12 “尊师爱长是俺的本色”，是送我这张照片的丁学良（右）写在照片后面的自白。图13 雷明德院长（中）与作者夫妇（2001）。《我的科大十年》这本书在市场上的命运，和世间的人生一样起伏多变，忽然间是峰回路转，吉星高照，制造这项改变的最大功臣是丁学良学弟。他是很有声望和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家，大家多称他为“哈佛才子”。他一方面到处宣讲“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同时也在讨论中涉及“中国内地能不能办成世界一流大学”，一方面又介绍香港科技大学的崛起和推荐这本《我的科大十年》。听说他自己出钱买了上百本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科大十年》，分赠有识之士。当时很多年轻力强、目光远大、博学精研、雄心万丈而又热心致力于高校改革的年轻学者，如曾任山东大学副校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现任山东大学校长的徐显明教授，时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现任院长的张维迎教授，时任武汉大学副校长、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黄进教授以及著名的教育学家、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杨东平教授（图14）等，都得到了这本书。他们邀请我去北大、政法大学和武大讲过“科大十年”，杨教授更是推荐我到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讲“基因与人性”。他还在《北京晚报》（2004年9月29日）上写了书评：《解读一个新大学的传奇》。他说：“最基本的管理之道……为这样一句至理名言：‘Recruit the best people and keep them happy. ’这是孔博士在书中最为津津乐道并身体力行的。他强调‘以人为本’……而更是用‘三顾茅庐’的方式，设身处地、人情备至地吸引优秀人才。他经历了这样的感动，并不断地去感动别人。……这种对过程、程序、规则和细节的重视，正是我们的管理和研究中所最缺乏的。”张维迎教授说他把这本书读了三遍，还将重要的建校章节“创校基石：以人为本”复印多份，分赠相关同事。这本书在高校之间，经由他们的推荐而走红，更重要的是，由张维迎院长在北大所主导的制度改革运动中，采用的制度和香港科大的制度一样。在2004年11月25日，张维迎院长还写了一篇近两千字的读后感，这篇读后感的题目是：《大学需要领导力——读孔宪铎〈我的科大十年〉》。他的这篇文章我读了好几遍。他说：“光华管理学院所做的事情，与他们在科大所做的事情有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孔先生书中多次讲到的‘招聘最好的教员，并使他们快乐’。……面对反对的声音，重读这本书总是给我力量。……敢于到世界各地招聘比自己更优秀的人。……孔宪铎先生正是这样一位充满激情的教育家。”他写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的科大十年》值得所有中国大学的领导人一读。”这是多么好的推荐语，真是千金难求。图14 杨东平所长（左）与作者，我们是生在山东省郯城县的小同乡（2004）。
更重要的是，香港科大十年有成，列入世界名校行列，经世界权威大学排行榜之一的英国《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和《泰晤士报》（Times）及时广为通报，在学术界，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并被赞为“奇迹”。这一“奇迹”挟其声誉，横扫全国，吸引了无数学子争先报考科大，科大在一转眼之间，成为内地优秀学子向往的金字象牙塔，连有些高考状元，都舍弃北大、清华而奔向科大。就在此时，北大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科大十年》增订本，同时（2004年9月），我也有幸考取了北大心理学系博士班读研究生。当时，以我70岁高龄，进入北大读研究生，也被很多报章称为“奇迹”。这两个“奇迹”加在一起，产生极大的宣传效果，北大出版社告诉我，《我的科大十年》销路很好。我以前在科大的同事Betty Law和vincent Cheung也相继告诉我：“我们每次到访内地各地的高校，他们都说读过或知道《我的科大十年》这本书和你这个作者。”Vincent在今夏还特别从多伦多来电话告诉我此事。有的人还告诉我：“内地的很多大学校长都有这本书。”
这本书能够广泛地在高校中流传，与丁学良、张维迎、徐显明、杨东平、王福平和黄进等多位教授的推荐分不开。徐显明、张维迎和黄进等几位，和我相识时都是副手，我们认识之后，他们又都先后升为一把手，所以，有一次我对他们开玩笑说：“你们都是在认识我之后升级的，是我给你们带来的好运。”好像是徐显明校长说：“因为你认识的这些人，都不是平常的人。”毫无疑问的是，这些人都是当代学界的精英，开路的先锋。
天下之事，很多在发生之前是没有人能预料到的。科大的崛起，就是一个例子。其实，你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科大的十年有成，也不是意外或奇迹。你若知道科大的创建目标和创建团队的雄心，科大能有今天，就不足为奇了。科大之所以能有今天的登峰造极，是因为科大创校的一批先驱们，一开始的目标，就是要登峰造极。仿效诺贝尔奖得主F. Crick的话，可以说：“重要的不是科大能有今天的登峰造极，重要的是，科大一开始就招聘到一大批有登峰造极雄心的人。”科大一开始就朝着登峰造极进军，当时任筹备委员会主席的校董会主席钟士元（图15），主管人事的张鉴泉校董和校长吴家玮（图16），他们的嗅觉灵敏，已经闻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来临。大家志同道合，同心协力要向登峰造极的目标进军。图15 与香港科技大学校董会董事长钟士元（右）共祝校庆，中立者为J. Mize院长（1996）。图16 香港科技大学创校初期的“三位老友”合影，右为作者，中为校长吴家玮，左为张立纲院士（1992）。
你要夜以继日地想要登峰造极，才会有达到登峰造极的一日，正如你要有心去找金矿，才能找到金矿一样。
科大确实是十年有成，不折不扣。1991年开课，到2000年，科大的纳米研究成果就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们评为当年世界十大科技成就之一。科大的工商管理硕士课程也在这时被英国的《金融时报》列入世界前五十名，亚洲第一。接着就是上海交通大学所公布的“世界大学排名榜2003”，一共罗列了500所大学，前十名依次为哈佛、斯坦福、加州理工、加州伯克利大学、剑桥、麻省理工、普林斯顿、耶鲁、牛津和哥伦比亚，除了英国的剑桥和牛津之外，几乎清一色是美国私立大学（加大除外）。在世界500强学府中，为中国大学之首的是台湾大学（名列190），其次为北京的清华大学（248），香港科大排名第三（266），北京大学次之（287），接下来是香港大学（296）、中国科技大学（312）、香港城市大学（332）、香港中文大学（335），而南京大学（341）和复旦大学（345）又次之。
科大的全球排名，近年来不但一直保持居高不下，而且还在跃进。在英国《泰晤士报》的排名中，2009年香港科大的排名，已从2006年的第58名，2007年的第53名和2008年的第39名跃升为第35名。这足见科大教授的实力之雄厚。科大之能够选聘到优良的教授，是因为科大有一套完整的游戏规则，也就是任免的规章和制度，并严格执行。更重要的，是科大有一个“Recruit the best people and keep them happy”的中心信念。好大学是由好教授组成的，正如一个甲组球队是由甲组球员组成的。同样的道理，一个由乙组球员组成的球队一定是一个乙组球队，不能成为甲组。“Recruit the best people”固然重要，更重要的却是“Keep them happy”，这就是我要写这本书的缘由。《我的科大十年》多是在叙述如何“Recruit the best people”而这一本续集则是集中精力记述如何“Keep them happy”。从“Recruit the best people and keep them happy”这个座右铭上来讲，《我的科大十年》和这一本书是这句座右铭的上下两句，或上下两集，所以这本书的书名，就自然而然成为《我的科大十年（续集）》。“Keep them happy”可以对应一句中文：“以人为本”。而我是在象牙塔中经历了“以人为本”的感动，然后才不断地去感动别人。“以人为本”是学不来的，只有被“以人为本”的精神所感动，你才能体会到什么是“以人为本”，你才会用“以人为本”的精神去感动别人。
1987年，我还在马里兰大学，正为一个新建的校区招兵买马，是Dr. Brown（图17）告诉我，招聘教授时，要把握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Recruit the best people and keep them happy”。我马上问他：“Recruit the best people”大家都知道，可是如何“Keep them happy”则会因人而异，在原则上应该怎么去做？他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我每天上班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各位的实验室里对他（她）们说：I love you.”我了解了。1991年科大开学前不久，我以科大理学院院长的身份，向科大校长顾问委员会提出工作报告。委员们都是世界一流的俊杰，其中有台湾“科技之父”李国鼎（图18）、“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图19）、著名企业家张忠谋、加州伯克利大学校长田长霖（图20）、香港政坛名流李鹏飞（图19）等。当我谈到“Recruit the best people and keep them happy”时，田校长即问我：你怎么去“Keep them happy”？从表情来看，其他的顾问们也想知道答案，我只有具实以答：“理学院有幸请到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的项武忠教授（图21），他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也是科大目前所请到的教授中最有名望的一位，我们对他特别礼遇。”这样的答案无法使他们满意，于是田校长说：“很难呀！”图17 1991年6月，香港科技大学理学院顾问委员会的三位顾问，由作者陪同到香港山顶游览。（右起）吴瑞院士，作者，J. Stuart，Dr. Brown院士（1991）。图18 台湾“科技之父”李国鼎（中）于1998年6月4日在马里兰大学（UMBC）接受荣誉博士学位后与作者夫妇合影。图19 香港科技大学顾问李远哲（中）、李鹏飞（左）与作者合影（1991）。图20 香港科技大学顾问田长霖校长（左）与作者在科大第一届毕业典礼的行列中（1992）。图21 在香港庆祝杨振宁教授七十大寿会上。（右起）郭誉佩，内人，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项武忠院士，作者，杨振汉（1992）。
大家都知道，在象牙塔里，或在任何机关，能请到好的人很难，要把好人留下更难，因为请人可以依照现有的硬件，而留人则靠软件。也就是说，请人靠能力，而留人则靠心力。一个是外表的，一个是内心的。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很难全面照顾。在这里我就联想到，一个人一生的事业和为人，也可以说是有外在和内在的两面。以我自己为例，在退休之前，我做学问，也做行政和做人。做学问和做行政，都可以用一定的办法计量，做人则没有计量的方法。而且做人，在有生之年就不能间断。现在国内外的友人们给我的礼遇，我把它看成我昔日做人的利息。别的方面我都在吃老本，只有做人上是在收利息。为此，我也很庆幸自己能在昔日，投下了为人方面的巨额资本。什么是资本呢？在为人上，昔日对人愈好，助人愈多，你的资本愈大。什么又是利息呢？对你始终礼遇有加的人愈多，你所收的利息就愈高。
从上述这段话里，大家可以想象到，“Recruit the best people”比“Keep them happy”容易奉行多了，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在《我的科大十年》一书中，对如何“Recruit the best people”讲得很多，也很详细，而对“Keep them happy”却讲得很少，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描述，不知道该怎么讲。直到有一天，我和内人傅静珍同去华盛顿世界银行拜望林毅夫行长并赴午宴。我们按时到达他的办公室时，他正在接电话，他的夫人陈云英女士（图22）看到我们即夺门而出，给我一个美式的拥抱并说：“孔校长，在我先生未成名之前，你对他的礼遇和照顾，他一生感激不尽。”这句话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我说这是意外的惊喜，是因为我做的都是分内之事，从未曾期待任何回报，或像这样的感激。这使我忽然觉得，这不就是“Keep them happy”实践的结果吗？我的头脑忽然开朗了，同时也想到了以前的多项案例，都是与“Keep them happy”有关的。图22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副行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所所长林毅夫与夫人陈云英（2008）。
第一件，是杨祥发教授在2004年4月5日写给我的信。他在信上写道：
……
Eleanor and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our gratitude to both you and Helen for the priceless friendship you have given us during the past 10 years since I accepted your kind and generous invitation to join HKUST（香港科技大学）in 1994.
……
Finally, I would like to add that although you are younger than I, you have always provided me with protection and invaluable advice, much like a big brother. We appreciated and cherished very much this friendship.（附录一）
在信上，他说我像一位兄长一样地照顾他，事实上，他又何尝不是像一位手足一样地待我呢！
不幸的是，几年前，他匆匆地走了，我没有去送他一程，我没有看到他走。所以，我仍然如昔日一样，在不见的日子里怀念着他。
杨祥发教授走了才三年，张立纲教授也在去年走了。我常与他的夫人张象容通电话，她是我中兴大学的同学，高我一年，是我的学姐。她告诉我，立纲对她说，在香港科技大学，待他最好的是孔宪铎。她说完了就哭，我听完了也哭。
再者，就是知名度很高的哈佛才子丁学良教授，他总是对朋友说，我是他的“亦师，亦友，亦长”，还在《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一书的献词中写道：“谨以此书纪念两段难忘的岁月。”其中一段是“与现已荣休的孔宪铎先生在香港科技大学共事的那几年”。
林毅夫夫人陈云英女士对我说的话，杨祥发教授写给我的信，张立纲教授夫人张象容女士告诉我的话，以及丁学良教授书上的献词，都使我骤然间觉得，我在“Keep them happy”上，并没有交白卷，他们都很领会，也很快乐。注 释
〔1〕 S. D. ：Shain Dow的简写，这是香港科大同事们对我的称呼。第二章负笈问道：象牙塔里师长的启蒙▲作者与台中农学院园艺系主任黄弼臣（左）摄于美国田纳西州。
我写这本书，是受了林毅夫夫人陈云英女士一句话的提示和鼓励。没有她的善意和爱心，就没有这本书。
这一章写的是“象牙塔里师长的启蒙”。顾名思义，我能够做到“Keep them happy”，也即“以人为本”，是从中外大学里领会和感受到的。在这以前，我没有读完中小学，读中小学的大半年纪，我都花在上海炒货店里做学徒和在香港纱厂里做小工。做学徒连报酬都没有，做纱厂小工，也是廉价小工，不被雇主当人看待，根本感受不到“以人为本”的精神。要讲有接近于“以人为本”概念的感受和待遇，倒是要从我八岁在家乡读小学一年级上学期时说起。因为我的成绩是甲等第一名，全校最好，老师们对我另眼相看，让我受的都是“礼遇”。再者，就是十一岁在上海读小学三年级上学期时，一位女级任陈老师，特别宠爱我，重视我，又重用我，让我代表班上去参加所有的比赛，包括国文、数学甚至毛笔字，因为我是班上的第一名。现在静静地想一想，我在小学一年级和三年级之受人礼遇和善待，不是对我的人，而是对我的成绩，这恐怕有点难说是“以人为本”罢。
到了1954年，我已经是19岁了，也已经在香港九龙青山道上的香港纱厂做了四年多的小工。这一年，正好碰上台湾的大专院校第一次联合招生，是第一次把招生的范围从台湾扩展到香港和澳门。我即把握了这个机会报考，幸而考上在台中的农学院，于是就在当年9月底乘轮船赴台报到。因为我在十三岁时就由于内战与家人失散，到了台湾成了“只身在台”，无亲无故，生活无着。幸而申请到“大陆救济总会”的贫寒奖学金，每月新台币93元，相当于当时台湾各大专院校学生食堂每月的伙食费，每日三元。“食”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每年的学杂费、住宿费和零用钱仍然无着，唯一的办法是向学校的训导处申请免缴，这是要由院长批准的。
我去拜见院长王志鹄博士（图23）并陈情，王院长听完了我的口头陈情和看完由训导处转呈的报告之后，把我视同1949年由大陆转去台湾的流亡学生，所以批准了。因为我在当时是唯一的一位无亲无故、无依无靠的来自香港的学生，王院长把我的情况记在心中，日后不时地问及我的情况，并表示关注。每当学校有新的工程启动而需人监工时，王院长总不忘把我叫去，询问我能否胜任，以增加补贴。对王院长这一切爱心的照顾，我无限感激，并适时向他报告近况，也努力向学，成绩很好，并热心参加课外活动。因此，王院长常常在不同的由我主持的社团活动中看到我的工作和成绩。他非常高兴，我也因为没有让他失望而自豪。在我四年的大学生涯中，王院长对我的关心和照顾，让我能无后顾之忧地完成学业。不仅如此，在我毕业后，他为我安排留校担任助教之事还大费一番周折。他向园艺系和农教系推荐我被拒之后，就在院里保留了一个助教名额给我，我成为一名前所未有的院聘助教。王院长为了一个无亲无故的清寒学生如此尽心尽力，甚至动用了院长之权威，令我无限感激，终身难忘。对我来讲，是这一种难得的课外教育，助我成长，教我乐于助人。图23 1958年夏作者毕业于台湾台中农学院（今中兴大学前身）时与王志鹄院长（右）合影。
王院长是江苏崇明岛人，获意大利的博士学位，到台湾之前曾在陕西武功农学院任教授。迁到台湾之后，人浮于事，工作难求，先在宜兰任农校校长，到1954年，才继杨良恭院长之后，担任台中农学院院长。他对我的提携、爱护，奠定了日后我从事研究和高教工作的基础。他向我所展示的“以人为本”的精神，令我深受教导，深为感动。他是第一个在象牙塔里以身作则教育我的人。
在农学院的四年求学生涯中，还有一位对我如同家长一样关爱的老师——黄弼臣教授（图24）。黄老师是园艺系主任，也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教授。他在年高92岁时仙逝。我曾在台湾的《传记文学》上登过一篇《我的恩师：悼念我的恩师黄弼臣教授》。我写道：图24 作者与台中农学院园艺系主任黄弼臣（左）摄于美国田纳西州。“黄老师是我的恩师，从前不知道恩师的出处是什么，现在只是觉得用在这里是最恰当。对我，他已远远超过了一个老师对学生的范畴；对我，他比我任何一位长辈都亲近。他知道我的长处，他也知道我的短处。他总是鼓励我发挥长处，很少在意我的短处。在课堂上，我们听他的言教；在生活上，我们学他的身教。”“他是我的老师，他教我学习；他也是我的家长，他教我成长。我从他身上学到的比他自己的子女学到的还多。”“黄老师是湖南湘潭人，但是一点都没有那股子湖南脾气。他出生在1908年，几乎是一个世纪以前，可是他的心胸非常开放，一直是走在时代的尖端。也许是由于出身寒微，又是农家子弟，所以他养成了一股‘温良恭俭让’的气质。”“也许是因为我对老师所授各课兴趣很高，成绩很好，引起了他对我的特别爱护与照顾。记得有一次到黄老师家吃饭，他的长子力夫说：‘孔哥哥，我爸爸在改卷子时，只要看到孔宪铎三个字就打90分。’当时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心中却是苦乐参半。其实，我对每一门课都很努力，我在读吴春科教授的经济学时，有一次期中考试考了满分。读詹树三老师教的昆虫学，也考到99分，可是都没有引起他们像黄老师对我一样的关注。”“说到在黄老师家中做客吃饭，这里也有一段他也许不觉得特别，却使我终生无限感动，又终生难以忘怀的故事……老师知道我是只身在台的流亡学生，无亲无故，生活全靠救济金维持，在学生食堂里，吃得当然不好，营养更是不足，这些他都了如指掌。因此，他不仅是逢年过节邀我回家做客吃饭，即使在平时，假使家中有什么好吃的，他总是说：‘孔宪铎，今天家里加菜，跟我回家吃饭。’”“那时候的所谓加菜，也不过是多了一盘‘番茄炒蛋’而已。在我毕业前后……他更换了方式约我回家吃饭。他不再直接带我回家，只是告诉我：‘今晚六时开饭，有好吃的。’我也从不爽约地依时到达。因此，他女儿力平和儿子力夫总是说：‘孔哥哥的鼻子真尖，家里每有好吃的东西，他都闻得到。’天呀！不是我的鼻子尖，而是老师的心肠好，直到今天，我都没有把这件看来是人为巧合的秘密说穿。”“黄老师又不断地千方百计鼓励我，并不止一次对我说：‘你将来一定会做教育部长。’这对一个孤苦伶仃的流亡学生是多么大的鼓励，况且他的语气又是那么的认真与亲切。”
黄老师因鼻子发炎，久医不愈，据称有患鼻癌的征象，需要到台北检查治疗。经过家庭会议之后，决定由我陪他北上检查。在台北，他嘱另一位跟他做毕业论文的学生傅静珍与我一同来照顾他，所以，我俩又在他的安排下，天天按时在他病房见面。检查结果是他服用抗生素太多，应当马上停止，马上出院。所以在台北，他的病不治而愈。而我和傅静珍，因为他精心的设计，也重修旧好。自此之后，我俩相继出国留学，结婚成家（图25），生儿育女，现在结婚已近五十载。女儿已在加州悬壶济世，大儿子也在加州主管电脑工作，幼子修完博士学位后，再去习医。各有所长，又各奔前程（图26）。是黄老师，在我没有家的时候，带给我家的温暖，也是黄老师，在我需要成家的时候，帮我成了一个温暖的家。图25 作者于1964年9月5日在加拿大基辅市与同班同学傅静珍小姐结婚。新娘的礼服由她自己制作。图26 作者的全家福。（右起）女儿孔庆龄夫妇，幼子孔庆安，长子孔庆德夫妇，作者夫妇（2008）。
黄老师移民美国之后，我曾去田纳西探望过他。晚上玩了点小麻将。次日归去时，他坚持要送到机场。在候机室里，看到他依依不舍的神态，我心里是又感激，又酸痛。我自来香港科大之后，他也曾来校小住，他总是比任何人对我都有信心。可是我总觉得让他失望了，只是做了大学校长，而没有当上他所期望的“教育部长”，总是觉得惭愧，对不起这位恩师。
王院长和黄老师，不但是我的师长，也是我的家长。他们不但教育了我，也激励了我，感动了我。他们给我的不仅仅是知识，更可贵的是尊严，做人的尊严。从他们两位的身教上，我初次体会到“以人为本”的滋味，也初次学到了什么是“人”，为什么在教育上要体现“以人为本”，这些都十分具有教育意义。我默默地学着，也默默地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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