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莳(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潘桂娟,王静波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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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莳试读：

中医理论肇始于《黄帝内经》《难经》，本草学探源于《神农本草经》，辨证论治及方剂学发轫于《伤寒杂病论》。在此基础上，历代医家结合自身的思考与实践，提出独具特色的真知灼见，不断革故鼎新，充实完善，使得中医药学具有系统的知识体系结构、丰富的原创理论内涵、显著的临床诊治疗效、深邃的中国哲学背景和特有的话语表达方式。历代医家本身就是“活”的学术载体，他们刻意研精，探微索隐，华叶递荣，日新其用。因此，中医药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始终呈现出一派继承不泥古、发扬不离宗的繁荣景象。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自2008年起相继依托2005年度国家“973”计划课题“中医学理论体系框架结构与内涵研究”、2009年度科技部基础性工作专项重点项目“中医药古籍与方志的文献整理”子课题“古代医家学术思想与诊疗经验研究”、2013年度国家“973”计划项目“中医理论体系框架结构研究”，以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研究室“中医理论体系结构与内涵研究室”建设规划，联合北京中医药大学等16所高等院校及科研和医疗机构的专家、学者，选取历代具有代表性或学术特色突出的医家，系统地阐释与解析其代表性学术思想和诊疗经验，旨在发掘与传承、丰富与完善中医理论体系，为提升中医师理论水平和临床实践能力和水平提供参考和借鉴。本套丛书即是此系列研究阶段性成果总结而成。

综观历史，凡能称之为“大医”者，大都博览群书，学问淹博赅洽，集百家之言，成一家之长。因此，我们以每位医家独立成书，尽可能尊重原著，进行总结、提炼和阐发。此外，本丛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将医家特色学术观点与临床实践相印证，尽可能选择一些典型医案，用以说明理论的实践价值，便于临床施用。本丛书现已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中的“医药卫生”重点图书出版计划，并将于“十三五”期间完成此项出版计划，拟收载历代102名中医名家，总字数约1600万。

丛书各分册作者，有中医基础学科和临床学科的资深专家、国家及行业重点学科带头人，也有中青年教师、科研人员和临床医师中的学术骨干，分别来自全国高等中医院校、科研机构和临床单位。从学科分布来看，涉及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各家学说、中医医史文献、中医经典及中医临床基础、中医临床各学科。全体作者以对中医药事业的拳拳之心，共同努力和无私奉献，历经数年成就了这份艰巨的工作，以实际行动切实履行了传承、运用、发展中医药学术的重大使命。

在完成上述科研项目及丛书撰写、统稿与审订的过程中，研究团队暨编委会和审订委员会全体成员，精益求精之心始终如一。在上述科研项目负责人、丛书总主编、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潘桂娟研究员主持下，由常务副主编张宇鹏副研究员、陈曦副研究员及各分题负责人——翟双庆教授、刘桂荣教授、郑洪新教授、邢玉瑞教授、钱会南教授、马淑然教授、文颖娟教授、陆翔教授、杨卫彬研究员、崔为教授、柳亚平副教授、江泳副教授、王静波博士等，以及医史文献专家张效霞副教授，分别承担或参与了团队的组织和协调，课题任务书和丛书编写体例的起草、修订和具体组织实施，各单位课题研究任务的落实和分册文稿编写和审订等工作。编委会还多次组织工作会议和继续教育项目培训，组织审订委员会专家复审和修订；最终由总主编逐册复审、修订、统稿并组织作者再次修订各分册文稿。自2015年6月开始，编委会将丛书各分册文稿陆续提交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拟于2019年12月之前按计划完成本套丛书的出版。

2016年3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了《关于加强中医理论传承创新的若干意见》，指出“加强对传承脉络清晰、理论特色鲜明的古代医家的学术思想研究，深入研究中医对生命、健康与疾病认知理论，系统总结中医养生保健、防病治病理论精华，提升中医理论指导临床实践和产品研发的能力，切实传承中医生命观、健康观、疾病观和预防治疗观”。上述项目研究及丛书的编写，是研究团队对国家层面“加强中医理论传承与创新”号召的积极响应，体现了当代中医学人敢于担当的勇气和矢志不渝的追求！通过此项全国协作的系统工程，凝聚了中医医史、文献、理论、临床研究的专门人才，培育了一支专业化的学术队伍。

在此衷心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及其所属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中医药信息研究所、研究生院，以及北京中医药大学、陕西中医药大学、山东中医药大学、云南中医学院、安徽中医药大学、辽宁中医药大学、浙江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湖南中医药大学、长春中医药大学、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河北中医学院、贵阳中医药大学、中日友好医院等16家科研、教学、医疗单位，对此项工作的大力支持！衷心感谢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有关领导及华中健编审、伊丽萦博士及全体编校人员对丛书编写及出版的大力支持！

本丛书即将付梓之际，百余名作者感慨万千！希望广大读者透过本丛书，能够概要纵览中医药学术发展之历史脉络，撷取中医理论之精华，传承千载临床之经验，为中医药学术的振兴和人类卫生保健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由于种种原因，书中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以促进本丛书不断修订和完善，共同推进中医药学术的继承与发扬！《中医历代名家学术研究丛书》编委会2016年9月凡　例

一、本套丛书选取的医家，均为历代具有代表性或特色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的名家，包括汉代至晋唐医家6名、宋金元医家18名、明代医家25名、清代医家46名、民国医家7名，总计102名。每位医家独立成册，旨在对医家学术思想与诊疗经验等内容进行较为详尽的总结阐发，并进行精要论述。

二、丛书的编写，本着历史、文献、理论研究有机结合的原则，全面解读、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医家原著，适当参考古今有关该医家的各类文献资料，对医家学术思想和诊疗经验，加以发掘、梳理、提炼、升华、概括，将其中具有理论意义、实践价值的独特内容阐发出来。

三、丛书在总体框架上，要求结构合理、层次清晰；在内容阐述上，要求概念正确、表述规范，持论公允、论证充分，观点明确、言之有据；在分册体量上，鉴于每个医家的具体情况不同，总体要求控制在10万～20万字。

四、丛书每一分册的正文结构，分为“生平概述”“著作简介”“学术思想”“临证经验”与“后世影响”五个独立的内容范畴。各分册将拟论述的内容按照逻辑与次序，分门别类地纳入以上五个内容范畴之中。

五、“生平概述”部分，主要包括医家姓名字号、生卒年代、籍贯等基本信息，时代背景、从医经历以及相关问题的考辨等。

六、“著作简介”部分，逐一介绍医家的著作名称（包括现存、已经亡佚又经后人辑复的著作）、卷数、成书年代、主要内容、学术价值等。

七、“学术思想”部分，分为“学术渊源”与“学术特色”两部分进行论述。前者重在阐述医家之家传、师承、私淑（中医经典或前代医家思想对其影响）关系，重点发掘医家学术思想的历史传承与学术渊源；后者主要从独特的学术见解、学术成就、学术特点等方面，总结医家的主要学术思想特色。

八、“临证经验”部分，重点考察和论述医家学术著作中的医案、医论、医话，并有选择地收集历代杂文笔记、地方志等材料，从中提炼整理医家临床诊疗的思路与特色，发掘、总结其独到的诊治方法。此外，还根据医家不同情况，以适当方式选录部分反映医家学术思想与临证特色的医案。

九、“后世影响”部分，主要包括“学术影响与历代评价”“学派传承（学术传承）”“后世发挥”和“国外流传”等内容。其中，对医家的总体评价，重视和体现学术界共识和主流观点，在此基础上，有理有据地阐明新见解。

十、附以“参考文献”，标示引用著作名称及版本。同时，分册编写过程中涉及的期刊与学位论文，以及未经引用但能体现一定研究水准的期刊与学位论文也一并列出，以充分体现对该医家研究的整体状况。

十一、附以丛书全部医家名录，依照年代时间先后排列，以便查检。

十二、丛书正文标点符号使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GB/T 15834-2011）。医家原书中出现的俗字、异体字等一律改为简化正体字，个别不能对应简化字的繁体字酌予保留。《中医历代名家学术研究丛书》编委会2016年9月内容提要

马莳，字仲化，号玄（元）台子，约生活于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明代著名医家；著有《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等。由于马莳擅长针灸且见解独到，因而对《灵枢》的注释水平高于《素问》。总览其注文，重视文字训诂且音义通释；强调考据而言必有出，多结合临床实证加以阐发。这种注释方法，令章节清晰、文理通顺、医义详明，习医之人读之无晦涩艰难，却有豁然冰释之感，入门尤易。因此，康熙版《浙江通志》赞马莳为“医家之津梁”，其启蒙之功，功不可没。本书内容包括马莳的生平概述、著作简介、学术思想、后世影响。编写说明

马莳，字仲化，号玄（元）台子，约生活于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明代著名医家。纵观后世，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马莳学术思想的研究专著仍是一个空白。经中国知网（CNKI）检索，共获得相关文献54篇，大致可分为两个类型：一种类型是从宏观上研究马莳注释《灵枢》《素问》的特色，多赞其分节提要、旨意鲜明、融会贯通、见解独到、注释周详、联系应用，却鲜于提炼总结马莳注文中丰富的分经定穴、脉诊应用、针刺手法等独具个性的认知观与诊疗观；另一种类型注重从微观上把握马莳关于《内经》某条经文注释的得失，多以其他注家之观点与马莳观点进行比较，褒其所得，贬其所误，虽对于正确评价马莳著作的学术价值有所裨益，但仍未能全面展现马莳之学术思想，颇有窥豹一斑之感。有鉴于此，常思当继先贤之志，为后世有志于岐黄之学者开辟一条研读经典之便捷门径，整理、提炼、总结马莳关于《内经》学术思想的解读及其间所体现的学术闪光点，尤有必要。故不揣愚陋，与同道共飨。

本书采用文献整理研究方法，以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及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为蓝本，对其现存著作进行深入研究。结合后世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图书、期刊文献的相关报道，全面展现马莳学术思想的闪光点，评价其对《内经》学术思想，尤其是经络腧穴理论、脉诊理论、针刺学说的注释，以及相关病证诊疗水平提升所做出的贡献，从而阐明其在中医学学术思想传承、学术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

本书内容要点：其一，简要阐述马莳的生卒年代、字号及从医经历，详细分析马莳学术思想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文化土壤及时代背景。其二，介绍《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难经正义》及《脉诀正义》的卷数、成书年代、主要内容、学术价值等内容，对于疑似马莳之著作亦进行相关考证。其三，层分缕析地整理、归纳马莳诠注《内经》的特色，并着意刻画马莳在注解《灵枢》《素问》过程中所展现出的、自成体系的经络腧穴观、脉诊观、刺灸法观。其四，整理马莳对《灵枢》《素问》所载二十九类病证相关条文的注文，选取其中反映马莳独特选穴及刺法的有关内容，分病证系统归纳。其五，介绍马莳对于《内经》学术思想传承的影响，对后世《内经》注家注解方法的影响，广泛援引后世医家对其人其书的评价，从而展现其学术思想对于中医医学启蒙教育，尤其是对于日本汉方医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

本书旨在提高后学者的理论水平与临床经验，进而更深层次揭示中医药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外部条件，为当代中医药工作者带来更多的启迪，以产生更多的新理论、新思维、新方法，使中医药学术在发展中完善，临床水平在实践中提高，中医药事业在创新中繁荣。

在此对引用参考文献的作者以及支持本项研究的各位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王静波2015年6月生平概述

马莳，字仲化，号玄台子，约生活于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明代著名医家；著有《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等。由于马莳擅长针灸，且见解独到，因而对《灵枢》的注释水平高于《素问》。总览马莳的注文，重视文字训诂且音义通释，还强调考据，言必有出，善于多结合临床实证加以阐发。这种注释方法，令章节清晰、文理通顺、医义详明，习医之人读之无晦涩艰难，却有豁然冰释之感，入门尤易。因此，康熙版《浙江通志》赞其马莳为“医家之津梁”，其启蒙之功功不可没。一、时代背景（一）绍兴地理位置优越，医学文化源远流长

绍兴古称会稽，位于祖国的东南沿海，处在东经120°18′20″至120°18′15″，北纬29°41′12″至30°10′之间，靠近低纬度，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的范围。这里的陆地由西南向东北逐渐走低，西南侧有会稽山脉连绵其间，东北部的平原湖泊星罗棋布、河道综合交错，仅地方史籍有记载的湖泊就有217个之多。气候温润、四季分明、平原逶迤、水网密布，是对当地环境特征的总体概括。优越的自然条件，为越地先民提供了赖以为生的“聚宝盆”和“粮仓”，各种史前文化也相继衍生在这片土地之上。如距今1万年左右的上山文化、距今9千年左右的小黄山文化、距今8千年左右的跨湖桥文化、距今7千年左右的河姆渡文化均诞生于会稽山麓。

但历史的演变和文化的衍生，从来不是简单的直线运动。地理环境对于区域文化的影响，也从来不是只有正面简单的促进作用。越地先人在充分享受大自然恩赐的同时，也不断地承受着自然的灾害与环境的挑战。山洪漫流，河泽泛滥，疠疫流行，令越地春多“风温”“春温”，夏多“暑温”，长夏多“湿温”“痧气”，秋多“燥病”，冬则“冬温”“伤寒”，以及“痢疾”“霍乱”“臌”“疟”等恶性传染病四时杂行。恶劣的卫生条件与有限的医疗服务，令越地先民往往未及成年便早早夭亡。正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记载：“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而齐国名相管仲，则在《管子·水地》中评价“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为了与疾病相抗争，古越先民经过长期的生活实践，积累了相当数量的疾病防治经验，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疾病预防措施，从而改善了卫生环境，保障了人体健康。从居住条件看，在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大量“干栏式”建筑证明，古代越人用这种房屋与地面有相当距离的建筑模式，有效地起到了隔水防潮的作用。从饮食条件看，存储器物罐、瓮、钵、樽与食用餐具碗、杯、盘、碟等，在多个越文化遗址中大量出土，证明当时已有一定的卫生规范。尤其是饮用水方面，越人很早就懂得了凿井取水，成书于汉代，被誉为“地方志鼻祖”的《越绝书》中就有会稽有“禹井”的记载；魏晋时期贺循《会稽记》中对其详加描述，谓“会稽山有禹井，去禹穴二十五步，谓禹穿凿，故因名之”，证明越人很早就养成饮用井水的习惯。此外，越人很早就有饮酒以抗风寒湿气、补益强身的习俗，“汲取门前鉴湖水，酿得绍酒万里香”，至今为止，古代越人所发明的绍兴黄酒仍是最能代表中华文明的“国酒”之一。这些越地先民不自觉的医疗保健活动，突出体现了该地区医药文化深入人心，为其后越医文化的辉煌灿烂奠定了深厚、坚实的基础。（二）中原移民带来的医学文化与儒医思想

相对于中原地区长年战乱频繁、诸侯纷争，越地社会长期处于相对平静的状态，令中原地区居民向往。在越地历史上一共有3次大的北人南迁工程。第一次人口大迁移，发生于秦初至三国末期。公元前222年，秦始皇平定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地区，降百越之君，设会稽郡并强制移民，旨在冲破吴越传统势力，巩固王朝的统治。第二次人口大迁移，发生于两汉之交、东汉末年以及东吴时期。为躲避战乱灾祸，又有不少北方人口自发举家举族南迁越地，如《后汉书·循吏列传》就有“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的记载。经历了秦汉两代的大举移民，越地人口急剧增多，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做大致估计说：“会稽生齿之繁，当始于此，约增十四万五千口也。”中原医学文化随着人口的南迁，在越地落地生根，出现了最早的一批见诸记载的医林人物。如著名思想家、绍兴上虞人王充曾著《养性书》，凡16篇，专论保健养身之法，惜已亡佚。但其另一部著作《论衡》中亦有部分养生方法的论述，书中提倡的“养气”“爱精”“适辅服药”的养生保健思想，一直影响至今。其同乡魏伯阳著有《参同契》3卷，为历代丹道家尊称为“万古丹经王”。其中所记载的内容，至今对于气功学研究仍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东晋会稽内史、大书法家王羲之喜好服食药物以求延年益寿，《晋书·王羲之传》就载有：“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越地的第三次北人南迁工程，发生于金灭北宋、元灭南宋期间，随着宋高宗赵构政权的南移，北宋汴京城的皇族、贵族、官僚、平民也纷纷追随南渡。《宋史·钦宗本纪》记载：“威胜、隆德、汾、晋、泽、绛民皆渡河南奔，州县皆空。”就是当时迫于战乱所导致的人口大迁移的最好写照。当时作为陪都的绍兴，一时间成为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大批南宋太医院医官及家属安置其间，使绍兴地区医道隆兴，名医咸集，越医之名大盛，王璆、张永、王宗正等是个中之拔头筹者。更有本地医家裴元宗与陈师文受朝廷征召，于民间上下求索效方验方，结合“官药局”所藏方剂校订成册，著成《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成为南宋大医院所属药局的一种成药处方规范。

在数量庞大的北方移民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中原文化名人或文化世家。如一代文宗许询、孙绰，政治大师谢安，杰出画家戴逵、顾恺之等，据王志邦考证：“寓居会稽的北方人士，其最大的特征是：文化名流接踵而至，高僧名士云集剡溪——上虞江流域。孙绰、李充、支遁皆以文义冠世；戴逵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其余巧艺靡不毕综，为多才艺术家；王羲之一门以书法绝妙著称于世。”（《浙江通史·秦汉六朝卷》）北人尚文的风气令南蛮越民争相模仿，渐渐形成绍兴崇文尚儒、重视读书的人文精神，以及“师古好学”“虽三家之村必储经籍”的乡风。宋人王十朋作《会稽风俗赋》，尤其强调绍兴的民间风俗“尚文学而喜功名”“尚风流而多翰墨之士”“好吟咏而多风骚之才”。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科举选拔制度的驱动之下，绍兴地区文人学士特别多。据统计，绍兴府仅在明清两代巍科人物达2414名，是出巍科人物最多的城市之一，位居全国的第四位。

业儒者大多想通过仕途功名，实现兴邦治国、济世救民的远大抱负。但绍兴庞大的儒生数量与有限入仕名额的巨大反差，并不能给每一个读书人充分展现自我价值的舞台，当地民谚云：“一百秀才莫欢喜，七个贡生三个举，四十五个平平过，四十五个穷到底。”在实现理想的远大抱负与“食以果腹、衣以蔽体”的生存目标之间，绍兴读书人大量分流。分流的一个方向是“入幕佐治”，即成为俗称的“绍兴师爷”。师爷虽不为官，但仍身在官场，用自身所独有的精明能干、敢闯敢当的独特气质，辅佐当权者，间接地实现自身的政治抱负，以致明清官场历来有“无绍不成衙”的说法。分流的另一个重要方向是“悬壶济世”。不论是“为官治世”还是“为医救人”，与儒家思想所倡导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宗旨相吻合，如范仲淹的“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王安石的“儒者用于君则忧君之忧，食于民则患民之患”，正是这种儒学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儒理与医理本来就有许多相通之处，加之习儒者大多有较好的文学功底与史学、哲学基础，使得读书人“弃文从医”，避免了学科的藩篱，越地向来有“秀才学医，笼里捉鸡”的俗谚，正是儒生习医的生动写照。

自南宋定都临安以来，绍兴籍儒医辈出。他们中间固然有功名显赫、兴之所至者，如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兼通医学，好养生之道，著有《陆氏续集验方》2卷；明代著名文学家徐渭，为浙江总督胡宗宪幕僚，著有《参契注》《黄帝内经注》；南宋婺州太守王梦龙著《本草备要》；明代江西参政何继高著《轩岐新意》；还有明代万历年间进士胡朝臣著《伤寒类编》等。也有彻底放弃仕途梦想而潜心研习医道者，他们或因科场不利，屡试未中。如作《本草辨疑》的徐升泰，《会稽县志·人物志》谓：“学醇数奇，屡困棘闱，一旦兴范公‘不能作相，愿为良医’之志……刀圭绪泽，起人所不能起。”或因双亲苦病，奉孝习医。如作《兰台金匮》《元机素要》的陆昂，《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载其“始居会稽，迁于鄞。自幼习举进士业……已而父病，遂弃其业，攻岐黄书，以医自给”。或感庸医害人，自学以致用。如《外科探源》作者俞应泰，初业儒，因其妻为庸医所误，感叹“人不死于病耳死于医者多矣”，遂究心于医，自奏刀圭，妻病以瘳，从此弃儒而医。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绍兴的“贵士”风俗极大地激励着广大读书人求取功名，为国效劳，而仕途维艰又使不少人才分流进入医道，成为一代儒医，为百姓服务。正是在这种风气影响之下，马莳“少游诸生间，又踬场屋，患弱疾，从季父刺史白峰命更医”的生活轨迹就可以令人感同身受了。

如果说马莳由儒更医的改变是社会风气使然的话，那么其注释《灵枢》《素问》过程中厚古薄今的表现，则是来源于当时江浙儒医尊经崇古的治学风气。《素问》《灵枢》《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等，在江浙儒医心目中字字珠玑，不可恣意更改。明清时期关于《伤寒论》的整理考订，“维护旧论派”与“错简重订派”及“辨证论治派”的争论，便是其最好的证明。“维护旧论派”的初创者张遂辰，少时博览群书，尤擅诗词，曾因赋佳句“微霜茅屋鸣残叶，细雨林塘湿野花”而被冠以“张野花”蜚声众口。《仁和县志》称其“少羸弱，医不获治，乃自检方书。上至岐鹊，下至近代刘、张、朱、李诸大家，皆务穷其旨”。晚年因《明史》案牵连而隐居杭州，行医为生。张遂辰最为推崇的是张仲景的《伤寒论》，于此书造诣最深，颇有研究。他首倡“维护旧论”，提出应该维护《伤寒论》原有的编次，在《张卿子伤寒论·凡例》中强调：“仲景之书，精入无伦，非善读未免滞于语下……初学不能舍此索途也。悉依旧本，不敢去取。”在他的学术主张之下，其弟子张志聪、张锡驹秉承了老师的衣钵，相继为恢复医经的原貌不懈努力。由此可见，马莳恢复《灵枢》《素问》各九卷九篇的形制，“以起黄钟之数焉”“一本之神圣遗意耳”，完全是为了恢复传说中古代医籍的样貌。

尊经崇古的学风对于江浙医家影响的另一方面，在于言必引经据典。对古代圣贤和传统经典的崇拜，使得人们习惯于借用经典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表达自己的思想，即所谓的言论必须“引经据典”。对于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伤寒论》的推崇，使得江浙习医之人无不以研读医经为首要任务，而研究医学之士多以注解医经为归宿。明清时期浙江籍医家的著作以医经注释类著作最多，“钱塘学派”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主张学岐黄术必潜心研读医经，并以经典的注解作为研究医学、表达思想的方式。因此，关于《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难经》等经典的考订、校正、注疏层出不穷，除马莳的《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与《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外，还有沈好问的《素问集解》、章楠的《灵素节注类编》、许兆祯的《素问便读》、姚绍虞的《素问经注集解》、张介宾的《类经》、俞樾的《内经辨言》、王宗正的《难经疏义》、张世贤的《图注八十一难经辨真》、沈又彭的《伤寒论读》、张志聪的《金匮要略注》等，共百余种。

儒家文化影响的第三方面，体现于晚明经世实学思潮对江浙医家注经方法的变革。理学自北宋中期兴起以后，历经宋、元、明长达600年的发展演变，先后形成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大理学流派。明清之际，一些思想敏锐的思想家如杨慎、李贽等人开始倡导一种新的经世实学学风，成为与理学相并立的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形态。经世实学主张“经世致用”，大力提倡实事求是，将研究的范围从儒家经典扩大到天文、地理、风俗、田赋、典礼、制度等。据台湾学者林庆彰研究表明，晚明经世实学思潮，使各个研究领域对于本学科经典著作前人的注释进行重新审视。其一，开始怀疑或批评宋人注解的可靠性。其二，为确立经书的权威地位，对于先儒的疑经、改经，开始作较激烈的批评。其三，对于各经的真伪也都有考辨。其四，以通经学古必须从字学入手，开始研究小学，以便从其研究中达到通经的目的。其五，为全面了解经书的内容，辑佚工作也跟着产生。其六，以实事求是的考证方法来研究经书，从搜集证据、归纳证据，然后再得出结论。

中医学作为中国传统自然科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很大程度上受这种治学风气的影响，马莳注证《内经》的许多特点与之相符，这显然不是简单地巧合。如马莳认为王冰之注文“随句解释，遇疑则默”，作注时多用以经解经、《灵》《素》互证之法，颇合当时注解经文多采汉儒之说的研究风气。他擅长小学之道，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方面有较高的水平，如注“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一节，其云：“菀，音郁，《诗·小弁》有：菀者柳。亦注为郁。沮，子鱼切。痤，作和反。疿，方味反。高，当作膏。梁，当作粱。丁，后世作疔。皶，织加反。”他强调理论联系临床，从临床实际中求证经典理论的正确性。如注《素问·生气通天论》“劳汗当风，寒薄为皶，郁乃痤”句，马莳在平时的诊疗实践中发现，“皶”即俗称的粉刺，主要由于劳动汗出后，当风乘凉，寒气侵入毛孔玄府之中所致，若是寒郁日久，则发为痤疮，其较皶病有外形大小的区别。若是没有平日临证时周密细致的临床观察，又怎能对此做出如此生动形象的区分？（三）与日本及西方的医学交流

越文化从诞生之初就不是封闭式的自我增长，而是在中华文明与异域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壮大，丰富着自身的价值内涵。浙江优越的地理位置，发达的远洋贸易，突破了因沧海茫茫所造成的文化藩篱，令东西方文明在此得以交流。由蔡丰明主编的《吴越文化的越海东传与流布》提出了“东亚地中海”说，指出在中国所处的东亚大陆，从北到南排列着一系列的海域，与这些海域相隔而望的，是与大陆平行的一连串岛弧，它们依次为千岛群岛、日本列岛、琉球列岛和台湾岛。越过这些岛弧向东，便是太平洋，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古代时期东亚地区的航海活动主要是在大陆与岛弧之间的东西向横渡……随着历史的发展，东亚地区人们的航海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他们航海的路程，从较近的周边小岛，逐渐扩展到了较远的陆地与列岛、群岛，并且逐渐形成了一个范围较大、路程较长的海上交通网络，这就是由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琉球群岛构成的，具有“东方地中海”之称的东亚内陆交通网。长期以来，东亚地区人们的许许多多的经济、文化交往活动，都是在这一内海交通网络中进行的。他们依靠着太平洋北赤道的暖流和季风的自然条件，往返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致使“东亚地中海”这一东亚内海区域成为以中国大陆为内核，以朝鲜、日本为外缘的东亚文化圈的重要交通走廊。绍兴地处中国大陆海岸线中点，北面浙江的母亲河——钱塘江，濒临广阔的东海乃至浩瀚的太平洋，加上水网密布、湖泊成群，水运发达，历来就是五湖八方商贾的聚集之地。如宋代吴自牧云：“浙江乃通江渡海之津道，且如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商舶之船，自入海门便是海，茫洋无畔岸……海舰多有往来……江岸之船甚伙，初非一色，海舶、大舰、纲艇大小船只，公私浙江渔浦等渡船，买卖客船，皆泊于江岸。”（《梦粱录》）陆游亦在《渭南文集·明州育王山买田记》中谓：“惟兹四明，表海大邦……万里之舶，五方之贾，南金大贝，委积市肆，不可数知。”尤其到了明末清初时期，海路通道的顺利开放与海洋贸易的频繁往来，使得越地的悠久文化随着大陆移民的更迁、佛学宗教的传播、各国使节的互访，为邻邦文化打上多样的越文化烙印。除了韩国、日本等国家的民众姓氏很多都来自浙江外，陈桥驿氏指出：“日语音读中的许多词汇均是越音……日语音读数字一、二、三、四、五等，这个‘二’，音读作‘ni’，现在主要流行于宁绍地区。”（《吴越文化论丛》）日本古代有旧国名“越前”“越中”“越后”，“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含有‘越’字的地名。这些都是古代越人到达这个地区的标志”。日本水户学派的创始人——朱舜水，在反清复明失败的失落中，侨居日本长崎。他力挽狂澜，矫正了德川时代空谈心性的风气，指导修纂了日本的第一部正史——《大日本史》，为后期的明治维新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因科举失利而迁居日本的余杭人陈元赟，其在故里被遮蔽的才华绽放于异国他乡，为长门藩主毛利辉元所器重，被誉为“介绍中国文化之功劳者”，在日本的教育、文学、史学、书法、工艺、医学、饮食、体育、宗教等各方面都起到了引路人的作用。

中医药文化作为越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与国外交流更是十分频繁，其先驱者当推嘉兴人陈以诚。据《嘉兴县志》记载，其人“善诗画，尤精于医，永乐间，应选隶太医院，累从中使郑和往西洋诸国”。他在追随郑和出访各国的过程中，船队每到一地均设帐进行义诊，他还积极传播中医、中药学知识，使当地人对中华医药文化有所了解。他们既带去了中国的人参、麝香、大黄、茯苓、生姜、肉桂等药物，也从异域带回了犀角、羚羊角、阿魏、没药、丁香、木香、芦荟、乳香、血竭、苏合香、安息香、降真香、紫檀香、胡椒、香盐等药物，丰富了中医学的内容。旅居海外的浙江籍医药学家更是人数众多，其中尤以日本为主要侨居国。如上文所提及的大儒陈元赟，27岁时他出家少林寺，在闲暇时间深入学习寺中所藏的珍贵医籍，打下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在日本期间，他广泛行医，传播丹溪学说，颇受日本人士欢迎和钦佩。又有杭州人陈明德，因两次科举未第，改而习医，擅长儿科。后渡海至日，蛰居长崎，以行医为业，技艺精湛，深得当地人民的信赖。他还著书一一说明长崎土产药物的效用，著有《心医录》一部。还有杭州人戴曼公，年轻时曾追随一代名医龚廷贤学医，尽得龚氏真传，技艺高超，并对《素问》《难经》有较深的研究。其因反清复明无望后赴日本长崎传医，留居在陈明德家中，他大力推广其师龚廷贤的学术思想。龚廷贤的著作《寿世保元》与《万病回春》，在日本引起巨大的轰动效应，与戴曼公付出的心血是密不可分的。戴曼公愈人无数，远近称为神医，尤其擅长痘疹诊治，著有《痘疹百死形状传》《痘疮论》《治痘方函》《痘疮唇舌秘诀》《痘疮口诀》《痘病治术传》《曼公先生痘疹唇舌图诀》《痘疹治求集》等，为日本传染病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越之移民大量涌入日本，也将蕴含着中华五千年医学文明的典籍大量带至异乡。日本医学在江户时期的发展、深化或者日本化的过程中，中国医籍所起的作用不可小觑。据日本医学史研究人员真柳诚考证，1601～1870年间，随着大陆移民、使节及僧侣所带来的文化交流，中国共向日本传播1917种中医学典籍。其中，1630年之前相关的书籍数量偏少，其原因在于日本统治者对于外来文化输入的种种限制。此后的宽永七年（1630），根据幕府命令，以“调查严惩基督教门徒及江户幕府禁止进口的书”为目的，专门设立春德寺作为外来书籍的审查部门，却对于中华医籍的进口降低了审查力度，如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的《本草纲目》（共刻印55版）、《景岳全书》（共刻印45版）、《万病回春》（共刻印18版）、《格致余论》（共刻印13版）等，均是1630年后传入日本的。值得注意的是，马莳的《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是在1601～1610年间传入日本的仅有的11种中医典籍之一，其在日本正式刊刻发行于1608年，与国内最早的天宝堂刻本仅相差22年。在信息闭塞、传播渠道有限、出版速度慢的17世纪，日本《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的出版速度，几乎可以称得上与国内同步。而据春德寺进口书目的统计显示，《素问》共传入20次，《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共传入11次，居于医经类进口书籍前列。真柳诚在分析这种《内经》原本和少数注释内经的书反复传入现象时推测，《内经》在中国医学中是最重要，而且属于难解的古典，故需要有一个通俗易懂的注本加以参考。这从另一个侧面反证了当时马莳的著作在日本的流行程度。

在中国积极向邻邦输出中医药技术的同时，以西方实体论为代表的外来文化也随着远洋贸易大举进入中华大地，对强调“粗守形，上守神”的中医学思维方式，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西方解剖学传入中国的标志是《泰西人身说概》，其内容涉及人体的运动、肌肉、循环、神经与感觉各个系统。又如，利玛窦所著的《西国记法·原本篇》介绍了欧洲的神经学知识：“记含有所，在脑囊。盖颅囟后、枕骨下为记含之室。故人追忆所记之事，骤不可得，其手不觉搔脑后，若索物令之出者。虽儿童亦如是。或人脑后有患，则多遗忘。试观人枕骨最坚硬、最丰厚，似乎造物主置重石以护记含之室，令之严密，犹库藏之有扃鐍，取封闭巩固之义也。”正是在此医学背景之下，李时珍、汪昂等明末医家倡导“脑为元神之府”。此后，王清任基于解剖观察，强调人之所以能够视、听、嗅，也是因为五官通于脑，而“气之出入，有心所过，心乃气出入之道路，何能有生灵机、贮记性”？强调只有盛脑髓的髓海，才具有生灵机、贮记性的功能。马莳在注解《灵枢》的同时，也强调熟悉脏腑形态对于临床针刺的重要意义。其谓：“夫刺脏腑者，皆有要害，不可不察……刺之者，顺其所而不伤则有福，逆其所而伤之则有咎。所谓要害之当察者以此。”他参照《难经》关于脏腑形态的描述，手绘各脏腑形态图，就是强调了这种解剖实证与刺禁与刺害之间关系的客观依据。二、生平纪略

历代关于马莳生平的记载不多，这可能与马莳一生默默耕耘，勤求医理，不闻政事，未能“闻达于诸侯”有关。仅有的记录大多来自于其现存两部著作《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与《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的序文之中。如王元敬谓：“吾甥马子少游诸生间，又踬场屋，患弱疾，从季父刺史白峰命更医，医更精也，名盖籍籍闻诸侯矣。”章宪文序云：“马君初为于越诸生有声，一旦弃诸生工医，其志岂鲜小哉？环诵则缃为之漶，覃思则髯为之枯，含毫则研为之穴，杀青则囊为之涩，传写则纸为之贵，彼其志则鲜小哉？盖十年而经注成，经注成而名日益广，业日益精。”又曰：“马君固名医，经注成，名益彰，海内人士慕上池之术者，即穷山深谷，靡不奔走马君矣。”据上文可以看出，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下，马莳年少时亦曾致力于儒子业以求取功名，但因科场失利，心情郁闷，兼患虚劳不足之证的双重打击，使其听从叔父刺史白峰的建议弃儒学医。由于自身的勤奋刻苦，又兼习儒时打下的深厚的文史哲学功底，令他对于中医经典著作有着更深层次的理解和独到的观点，医术日益高超，成为当时名闻遐迩的医学名家，并被当时的太医院所选中，任太医院正文一职。（一）马莳生卒年代考证

马莳的生卒年代至今仍是无从知晓，绝大部分史志、医家传均认为，其大约生活于15～16世纪，相应于明代的嘉靖、隆庆、万历年间。但据笔者考证推测，其生活于16世纪则更为合理。依据有二：一是从为马莳撰序者的生卒年代进行考证。一般来说，为人作序者，多年长而有盛名。如《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中有时任南京兵部右侍郎的王元敬的序言，其云：“《内经素注证发微》者，吾甥马子所撰也。”据明代过庭训著《本朝分省人物考》记载：王元敬，字廷臣，号古林，浙江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嘉靖三十八年进士，历许州知州、刑部员外郎、郎中、荆州知府、副使、参政、按察使、广东布政使、应天府尹，进右副都御史，巡抚应天。再升为南京兵部右侍郎。不久，被落职闲住。后经奏辨，官复原职。未几于万历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卒于官，年八十七。明万历三十一年是1603年，当时王元敬年寿87岁，说明其生卒年代为1516年至1603年。而王元敬称马莳为“吾甥”，故马莳在年龄上不大可能高于王元敬。另一个佐证是，同为马莳《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作序的“华亭林下人冯行可”。华亭是上海莘庄的旧称。据《明史》记载：冯行可之父冯恩，乃明代著名的口、膝、胆、骨四铁御史，因直言谏君而招致杀身之祸，“长子行可年十三，伏阙讼冤。日夜匍匐长安街，见冠盖者过，辄攀舆号呼乞求”。1533年，冯行可上书请求代父就死，不准；又用刀刺臂，以血上书，自缚于宫门前，冯恩始得免死。可见，冯行可所生活的年代亦大约在16世纪。故马莳出生年月的上限不可能早于冯行可或王元敬，也就是不可能早于16世纪。二是基于《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与《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成书时马莳已步入晚年进行推理的结果。两书初刻本均为明万历十四年天宝堂本，明万历十四年即1586年，时任尚书虞部郎的章宪文为《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作序中称：“《素问注》成，已又闻马君注《难经》……不三年，《难经注》成……马君虽名闻诸，俟垂老而志不衰，欲再注《灵枢》以垂不朽……不三年而《灵枢注》复成。”从章宪文的序文中可以看出，马莳完成《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时已是垂垂老朽，且距离16世纪结束尚有至少15年的时间，因此笔者大胆推测马莳的生卒年代上下限均在16世纪范围内。（二）马莳字号考证

关于马莳的字号，也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马莳字玄台。如清代康熙版《浙江通志·方伎》云：“马莳，字元台”（元字乃为避清圣祖玄烨讳而改）。另一种说法认为，其字仲化，号玄台子。如《四库全书总目·医家类存目》云：“莳字仲化。”又如清·王宏翰所著《古今医史》中“马莳”条下云：“马莳，字仲化，号玄台子。”纵观明末及清代的文献，以马仲化称马莳者不在少数。如：明末湖州人闵芝庆著《伤寒阐要编》云：“马仲化曰：自太阳以至厥阴，犹人由户登堂入室，厥阴复出而传于太阳，奈有少阴、太阴、少阳、阳明以隔之，岂有遽出而传于太阳之理！”其所引乃马莳注《素问·热论》中关于伤寒传经的文句，可见马仲化即指马莳。又如清·张璐《张氏医通·诸呕逆门》中，引用马莳关于“胃为水谷之海”的观点时，亦径谓“马仲化云”。此外，诸如张志聪、马莳合注本《黄帝内经灵枢集注》、清·程文囿《伤寒提钩》、日人丹波元坚《杂病广要》，均以马仲化代称马莳。可见，仲化乃马莳之字是有据可循的。那么，《浙江通志》中马莳字“元台”显然是一个错误。以号为字，这样的错误在史志中并不少见，如《清史稿·汪辉祖传》中，即有“汪辉祖，字龙庄”的记载，考诸相关文献，如《清代七百名人传》等则多言：“汪辉祖，字焕曾，号龙庄”。号，又称“别号”“别字”，是与名、字作用具有一致性的个人标志或符号代码，古人的字、号均可以作为对其的尊称，甚至有些名人之别号较其表字更令人耳熟能详。如苏轼号东坡居士，李白号青莲居士，白居易号香山居士，陆游号放翁等。反观为马莳作序的冯可行或章宪文均称其为“马君玄台”或“玄台马君”，可见马莳之别号玄台较其本字仲化更为出名，故误以元台作马莳之字亦可以理解了。

纵览马莳的一生，他虽没有起死回生、妙手回春的事迹所为世人竞相传诵，也没有开宗立派、成为某个中医学流派的鼻祖而为后学高山仰止，其由儒更医、官至太医亦只不过是基于时代环境的偶然选择与个人努力的必然结果。但马莳不辞辛劳，用自己扎实的儒学功底和丰富的临床经验，通注《素问》《灵枢》，为后世学子研读《内经》提供了一条入门的捷径。“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方是对马莳之学术贡献最为恳切的评价。著作简介

马莳一生所著之书，除广为流传的《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与《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之外，据日人丹波元胤所著《中国医籍考》，在当时还有《难经正义》九卷（章宪文序文中所称的《难经注》）与《脉诀正义》三卷流传于世，如其乡邻刘浴德亦在其著作《脉学三书》中称：“所著有《素问发微》《灵枢发微》《难经正义》《脉诀正义》，俱已镌行。”一、《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与《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与《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于明万历十四年丙戌（1586）由天宝堂首刻，是马莳的代表性著作。《内经》分《素问》与《灵枢》两个部分，历来是习医者必读之书，但由于篇幅巨大，内容庞杂，文辞古朴，语义艰深，更兼年代久远，书缺简脱，文句衍倒，鲁鱼之误在所难免，传习者不明其要，舛讹百出。有鉴于此，历代为之整理作注者不乏其人。但马莳指出，越人为“晦经之始”，滑伯仁则“类有未尽”，王冰虽分合增删，整理次注，但其“随句解释，逢疑则默，章节不分，前后混淆”，林亿则“校正深有裨于王氏”，但“仍分二十四卷，甚失神圣之义”。

马莳据《汉书·艺文志》所载，力排《内经》24卷之误，立《素问》《灵枢》各9卷之说。马莳强调：“夫《九针》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以起黄钟数焉。大都神圣经典以九为数，而九九重之，各有八十一篇。愚今析为九卷者，一本之神圣遗意耳。”他反对割裂，墨守经文，殚精竭虑，寒暑屡更，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著成《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与《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各九卷，成为依篇全注《内经》的第一家。（一）《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分为9卷，每卷9篇，共81篇。卷一载“上古天真论篇第一”至“六节藏象论篇第九”，卷二载“五脏生成篇第十”至“平人气象论篇第十八”，卷三载“玉机真脏论篇第十九”至“离合真邪论篇第二十七”，卷四载“通评虚实论篇第二十八”至“刺疟篇第三十六”，卷五载“气厥论篇第三十七”至“厥论篇第四十五”，卷六载“病能论篇第四十六”至“针解篇第五十四”，卷七载“长刺节论篇第五十五”至“缪刺论篇第六十三”，卷八载“四时刺逆从论篇第六十四”至“刺法论篇第七十二”，卷九载“本病论篇第七十三”至“解精微论篇第八十一”。由于《素问》原书缺少“刺法论篇”和“本病论篇”，马莳以“素问遗篇”补入，并附于本书之后。《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按《素问》原文次序分篇分节、逐字逐句进行了全面注释。其在注释篇名、解释病名、申明字义等方面有独到之处，并在解析医理方面有所突破。

该书现存的版本除明万历十四年天宝堂刻本外，尚有明万历十六年宝命堂刻本、日本宽永五年武村市兵卫刻本、明集圣堂舒一泉刻本、清嘉庆十年古歙鲍氏慎余堂刻本等22个版本。从历代各类版本来看，刻印者既有太医院等国家医疗机构，又有民间私人的刻书社；从藏书地点来看，除马莳故乡浙江以外，覆盖北京、天津、辽宁、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云南等国内绝大多数省份，甚至远播日本，为日本汉方医学界学习我华夏医学瑰宝提供了入门的捷径。

马莳通注《素问》所用底本虽然不详，但始终没有脱离王冰、林亿注本的范畴。最鲜明的标志便是对于王冰擅自以七篇大论代替亡佚的“刺法”与“本病”篇所持有的肯定的态度。其云：“自此篇及后‘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六元正纪大论’‘刺法论’‘本病论’‘至真要大论’诸篇，皆论五运六气南北政，凡天时民病人事等义，至详至备，为医籍中至宝，其“刺法’‘本病’二篇则遗亡矣。”马莳又以“素问遗篇”为此二篇之补，其理由在于“其‘本病论’正所以发明此篇之义，内有‘折其郁气，资其化源’等语，大义见‘六元正纪大论’中，但彼则引而不发，至此二篇始得有下手处”。虽林亿等以“辞理鄙陋，无足取者”8个大字对“素问遗篇”做了彻底的否定，后世清人周学海亦云：“第篇中仅排次其位，而无所发明其理，注中更引用咒语，尤为鄙俚。故二篇者，纪数之文也，不当以义理绳之。”但马莳认为这种巫术咒语的使用，在《素问》《灵枢》的其他各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子，不足为奇。其谓：“旧本有用针诵咒方药者，欲人诵咒则心专耳。《素问·移精变气论》《灵枢·贼风论》有祝由之说，《素问·腹中论》有鸡肫醴、乌贼骨等药，《灵枢·寿夭刚柔》有醇酒、蜀椒等药，则诵咒用药非惑世诬民可知也。”（二）《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亦分为9卷，每卷9篇，共81篇。卷一载“九针十二原第一”至“终始第九”，卷二载“经脉第十”至“营卫生会第十八”，卷三载“四时气第十九”至“周痹第二十七”，卷四载“口问第二十八”至“五癃津液别第三十六”，卷五载“五阅五使第三十七”至“外揣第四十五”，卷六载“五变第四十六”至“天年五十四”，卷七载“逆顺第五十五”至“五味论第六十三”，卷八载“阴阳二十五人第六十四”至“通天第七十二”，卷九载“官能第七十三”至“痈疽第八十一”。

马莳在《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卷一》中强调：“但针经二字，止见于本经首篇，其余所论营卫腧穴、关格脉体、经络病证、三才万象，靡不森具，虽每篇各病必用其针，自后世易《灵枢》以《针经》之名，遂使后之学者视此书止为用针，弃而不习，以故医无入门，术难精诣，无以疗疾起危，深可痛惜。”认为此书以《针经》为名，其中多论针灸治病之道，令习医之人误以为所载乃用针之一法，没有对其引起足够的重视，显然是不正确的。马莳本人素娴经脉腧穴针灸之术，故其对《灵枢》的注证，在剖析医理和申明字义等方面均有过人发挥。该书对于《灵枢》经脉、腧穴、证治等条文的注解深得后人赞赏。正如汪昂评价所说：“《灵枢》从前无注，其文字古奥，名数繁多，观者蹙额颦眉，医家率废而不读。至明始有马元台之注，其疏经络穴道，颇为详明，可谓有功后学。”

该书现存的版本与《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的现存版本基本相同，除明万历十四年天宝堂刻本外，亦有明万历十六年宝命堂刻本、日本宽永五年武村市兵卫刻本、明集圣堂舒一泉刻本、清嘉庆十年古歙鲍氏慎余堂刻本等22个版本。

由于《灵枢》流传沿革的扑朔迷离，对于马莳注《灵枢》所据底本进行考证，就显得尤有必要。从书名上看，就有《灵枢》《九卷》《针经》之不同。如张仲景即以《九卷》代称《灵枢》，《伤寒杂病论·序》中有“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的记载。而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中，则《九卷》《针经》混用，且所引文字均与古本《灵枢》所载相同，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灵枢》即《九卷》《针经》。《灵枢》书名杂陈、篇章亡佚只是导致该书宋代以前鲜有注本的原因之一。宋元祐八年（1093），高丽使节到访时进献《黄帝针经》。《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元祐八年正月）工部侍郎兼权秘书监王钦臣言：高丽献到书内有《黄帝针经》，篇帙俱存，不可不宣布海内，使学者诵习，乞依例摹印。诏令校对讫，依所请。”朝廷对于此次校订工作显然没有像《素问》般投入，在简单校勘之后很快就发布刊行了。该书在民间广泛流传。马莳注解《灵枢》主要依据的底本——南宋史崧本，就是在其家藏高丽传本的基础上加以注音校释完成的。二、《难经正义》《难经正义》仍取“九九八十一篇，以起黄钟数焉”之意，将八十一难析为九卷。以八十一难各篇之主旨大意为标题，注文仿秦越人的口气，每节下先列自注，次列考证，“凡引《内经》，皆具原文，必书《素问》某篇、《灵枢》某篇”，令研习之人“对证之详而领略之易”，又可时时记诵经典条文，可谓用意精深。其中，引自《内经》条文的以大字书写，引自各家注解或本人发挥的则以小字书写。书末又根据八十一难各难的本意，配图解89幅，辅以主题目录，颇为实用。

据王铁策氏考证，该书是马莳最早梓行的著作。《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记载，该书刊行于万历八年（1580），较《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及《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早6年。但马莳以注证上二书为之彰名，又“以此得忌，因瑕疵之”，其对于古语发明甚少，随文敷衍，以及过多訾议前人论述的注证特点，令《难经正义》未能引起世人的重视，该书流传不广，传世甚少。如明·殷仲春《医藏书目》，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以及日本多纪元胤《医籍考》等，均只存其书目，皆注曰“未见”。经各方求索，现有明万历宝命堂刻本残本藏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但缺第六卷至第九卷及附图，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

从该书的凡例部分，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编写意图：“良以《难经》虽以《内经》为难，而不能尽合《内经》，故后世学者止以《难经》先入之言为主，而于《内经》正义则有所扦格焉耳。”历代为《难经》做注者虽多，但各家皆各有所偏而有不足之处，如“冯氏、丁氏伤于凿，虞氏伤于巧，李氏、周氏伤于任，王、吕晦而舛，纪氏大醇而小疵，惟谢氏、袁氏殊有理致佳趣”。“张元素注后议药，无乃刻舟求剑之意；李晞范首绘天神，似流释教，而臆说不经，难以摘议；滑伯仁注解既阙，考证不全，较之他议则少优耳；熊宗立、张世贤有注与图，而语多不论。”“皆循《难经》而无以正其失，遗《内经》而无以究其源。”因此，马莳求诸《内经》本义，参各家之言而详论之，以“其间大义所关者，罔不揭其旨要，而类集之，为日既久，积以成帙”，终著成《难经正义》。三、《脉诀正义》《脉诀正义》卷次不详，现已亡佚。《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章宪文序曰：“闻玄台马君注《素问》，余始迂之，不三年，《素问注》成。已又闻马君注《难经》，余更迂之，不三年，《难经注》成……欲再注《灵枢》以垂不朽，余闻益迂之，不三年而《灵枢注》复成。”从中可以得知，马莳前三部著作的编写顺序，应为《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难经正义》与《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这与前文所言王铁策氏的考证稍有出入，但《脉诀正义》二者均未提及，因此大致可以推测可能是最后面世的。当时的研究者对此书也并未产生十分浓厚的兴趣，这一点从后世各类官刻私修书目的记载中可以看出端倪。明代之后的各种书目中，仅刊行于1644年的明代殷仲春《医藏书目》中存有该书条目，殷仲春晚年隐居于秀水（今浙江嘉兴）永乐南屯（据《马莳著作研究》），与马莳晚年归老著书所居之地会稽（今浙江绍兴）相距不远，且《医藏书目》成书年代与马莳著书年代相近，故考虑在当时尚可见到此书原本，此后便流于湮灭了。但是在遥远的西方，却传来残本尚存的喜讯。向达在1936年10月《北平图书馆馆刊》中，发表《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描述了牛津巴德里图书馆内从东方获取的数量庞大的中文图书，其中就有《脉诀正义》的书名。另据F. Madan和H. H. Cruster合编的《巴德里图书馆简目》（Summary Catalogue of Western Mss. In the Bodleian Library）中描述，《脉诀正义》残卷一册是在1607年被该馆所收藏的。更令人振奋的是，有报道表明，在1990年12月巴黎召开的第二届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大会上，来自法国的Serge Franzini教授做了题为“巴黎、牛津大学及Wolfenbüttel所藏的一部17世纪后在中国消失的著作——马莳的《脉诀正义》”的专题报告，报道了除牛津大学以外，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以及德国Wolfenbüttel图书馆均有残卷收藏。专家对这三处残卷进行了比对，发现在多处相同部位具有同样断版及个别版面模糊的现象，证明可能均为同一雕版所翻印。

由此可见，《脉诀正义》版本稀少，存世更罕，在创生脉诊学的中华大地，该书流传未久便销声匿迹，大约与历代医家对《脉诀》学术评价不高息息相关。《脉诀》全名《王叔和脉诀》，据南宋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所考，乃六朝高阳生所作。元代戴起宗明确指出：“六朝高阳生剽窃晋太医令王叔和，撮其切要，撰为脉诀。”对于该书的评价，历代多有贬抑鲜有褒奖。明·李时珍的《脉诀考证》中就记录了大量此类评议。如“晦庵朱子曰……独俗传《脉诀》，词最鄙浅，非叔和本书，乃能直指高骨为关。然世之高医，以其书赝，遂委弃而羞言之。”又如“河东王世相曰……五代高阳生著《脉诀》，假叔和之名，语多抵牾，辞语鄙俚，又被俗学妄注，世医家传户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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