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阮荣春
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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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研究 第17辑试读：
清代水粉水彩画《亲王肖像》研究
胡艺中国佚名《亲王肖像》象牙 水粉水彩纵31.7cm×横22.5cm 19世纪后期银川当代美术馆藏注释：附：1．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清代中国南方通商口岸西洋画研究”（项目编号：14BF0520）阶段性成果。2．本文为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项目前期研究成果，资助编号为：xrzz2014008。3．本文系博士研究生胡艺应银川当代美术馆邀请赴银川，对该馆收藏的原作进行鉴定后所撰写的文稿。作者简介：胡艺（1988—），女，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美术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美术史、中西美术交流史。
在西画东渐的过程中，广东通商口岸的西洋画家成为了领军人。清代葛元煦1876年著成的《沪游杂记》中，就记载了上海的开埠油画：“粤人效西洋画法，以五彩油画山水人物或半截小影。面长六、七寸，神采俨然，且可经久，惜少书卷气耳。”可以看出，五口通商后广东人已经成为中国南方沿海地区通商口岸的（包括上海）西洋肖像画创作的主体。他们运用西方油画、水粉、水彩等绘画材料和画法，创作的西洋画作品中既有西方的明暗立体造型，又结合了中国传统绘画的描绘手法，肖像画创作“神采俨然”。例如林呱就是如此，英国游人索尔兹·威廉·凡尼曾经亲自造访过林呱及其画室，他记述道：“林呱，华南著名的画家……，他提供了两种样式供我挑选：英国样式（此类素锚和透视效果均佳），每幅10英镑；中国样式（素描、比例和透视皆无），每幅是8英镑。两种样式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不同，他都能画。”
19世纪中期，随着西方照相术传入中国，清代南方沿海地区的西洋肖像画在西方古典油画的基础上糅合了照相写实技术。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西洋肖像画更是在融合西方古典油画、照相写实油画的基础上，开始回溯中国传统人物画的创作风格，盛行在象牙上绘制水彩水粉肖像画。银川当代美术馆收藏的这幅象牙水粉水彩画《亲王肖像》，从其绘画艺术风格来看，就属于照相写实、西方古典油画与中国传统人物画创作风格的融合。画家混合使用了当时西方的水粉、水彩颜料，还保留了西方学院派绘画的创作方式，华丽、鲜亮色彩的表现手法：人物微侧坐并被置于深色背景之中，但面部、衣饰以及人物上方的粉红绸缎均为鲜亮的颜色。脸部描绘仍然表现出西方绘画的明暗凹凸特点，突出了人物脸部的肉感、肤质的表现，不画面部的阴影又是依照中国绘画的审美对西方绘画的改造。脸部的细腻与衣帽服饰翔实的刻画又带有照相术的特点。身形轮廓回归平面化，呈现中国传统绘画平面或者剪影的效果。要论广东通商口岸的西洋画家及其创作的肖像画艺术史意义，借用胡光华教授的话来说，是“绘出既无阴影又有立体效果、真实生动地表现人物内在精神气质的肖像画，他们的肖像画艺术开创了中西画法融合的先河。”
另外，按照中国清朝官员的其服饰，可以看出这幅肖像画所画对象的官位品阶。人物的衣服底色为石青，补子为圆形，饰以正龙图案，两肩均有圆形和行龙的图案。根据清朝的对礼服的规定：“皇子冬朝袍一式，色用金黄，披领及裳俱表以紫貂，袖端薰貂。绣文，两肩前后正龙各一，袭积行龙六。间以五色云。亲王、郡王朝服制同，惟色用蓝及石青”, “亲王补服，石青色，四团龙，前后正龙，两肩行龙。”因此，可以判断此幅肖像画所绘的人物是一位亲王。笔者的判断分析，与胡光华教授所言十分吻合：“19世纪中后期，流行照相写实之风，香港艺术馆所藏庭呱的水彩画《恭亲王奕肖像》与顺呱的水彩画《约翰·赫德的肖像》、丽生的油画《菲利普先生肖像》《菲利普夫人肖像》、佚名氏之作水彩画《亲王肖像》。”其中言及“佚名氏之作水彩画《亲王肖像》”，即是本文所论清代佚名中国西洋画家之作。
张立辰作品选
图1 张立辰《家乡的风》250cm×118cm宣纸彩墨 2008年图2 张立辰《草莓》32cm×45cm 麻纸彩墨 2008年图3 张立辰《云袖拜月》32cm×45cm麻纸彩墨 2002年图4 张立辰《拒霜》138cm×70cm宣纸彩墨 2009年导读
度过2016年丙申的新年，喜迎猴年的到来，我们的系列研究已经发行到第17辑。本辑“
美术考古研究
”主要以新材料为中心。《墓壁题诗——中国古代墓葬诗歌装饰初探
》一文披露的山东莱州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壁画墓里所题诗歌是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的墓壁题诗；另文通过对一例元代壁画墓中的孝子图与升仙图的结合，揭示了元代墓室壁画中不为人重视的宏大的升仙信仰体系的冰山一角。另文围绕新出土的一件“后弘初期”藏传佛教文物的新发现，着重论述了其图像志在印度、吐蕃与汉地之间的传播，并通过对其梵文铭文的释读，将其定为西夏制品。本辑“佛教美术研究”立足学术创新与实地考察，主要关注了中国早期金铜佛与中印佛教美术源流两个专题。金铜佛专题主要遴选了何志国教授的一篇综述以及日本著名佛教美术史家松原三郎代表性文献的译文。《蓝毗尼标印石与阿育王石柱铭文述异》一文评述了阿育王石柱铭文的释读歧异，并提出了新的释读方案。“民国美术研究”的两篇文章，分别对1919—1929年上海洋画运动的兴起与周慕桥、郑曼陀、杭稚英三人对月份牌艺术的发展脉络进行了论述。“绘画史与画论研究”中刊载了曾布川宽美术史研究的译文《传荆浩〈雪景山水图〉考辨》；同时还收录了两篇画论的文章，分别对谢赫六法中的“传移模写”与王微的《叙画》进行了新的阐释。“书法研究”也是本辑的重头戏。《“碑学独尊”语境下的陆维钊书学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与《朱熹书病论研究》两篇文章从理论层面厘清书学思想与批评史中的两个疑难问题；《战国题铭与简牍书法的字形特点研究》则以具体案例分析战国文字中的简化、繁饰、异构和俗写现象。“艺术文献研究”对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谢枋得《格古瑜论》与董逌《广川画跋》两部著作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前者得出了伪书的结论，而后者深入挖掘了其重要的史学价值。“艺术资讯”栏目以第四届齐白石国际文化艺术节的召开为契机，对“艺术与世界和平”论坛中各位艺术家与理论家的发言进行了综述。此外，本辑“美术名家馆”重点介绍张立辰艺术馆，对张立辰先生的艺术成就进行了回顾和期盼，对其艺术作品进行了赏析。美术考古研究墓壁题诗——中国古代墓葬诗歌装饰初探杨爱国（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济南，250011）【摘要】唐代崔颢和李白的黄鹤楼题诗，一直被传为文坛佳话。古代墓葬中的题诗则要晚到宋代，山东莱州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壁画墓里所题诗歌是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的墓壁题诗，是中国古代墓室建筑装饰新变化的一个侧面。自此以后，直到清末，墓葬里时有题诗发现，它是人们追求诗书人家的表现，同时也是诗歌在社会上普及的反映。【关键词】宋代 壁画墓 墓壁题诗 诗书人家作者简介：杨爱国（1963—），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研究方向：汉画像艺术。
明代曹学佺在《蜀中广记》卷十七记载了一座古墓中的诗：“《巴中记》曰：江州县有峰穷峡，按在今县东七十里珞璜镇。渝志云：五十里有西山，石壁上刻‘终古碍新月，半边无夕阳’之句。志又云：近时盗发王居士墓，墓中镌二诗云：‘官无名字私无债，架有衣裳廪有储。只此便同天上乐，不知天上又何如？芳草烟村宿雨収，牧童归去倒骑牛。笛中一曲升平乐，弄得生来未解愁。’此墓在县南一里，居士亦不知为谁。”迄今的考古发掘中，没有发现该居士墓，所记是否属实，不得而知。但古墓中题诗是的确存在的，考古发现中时有所见。
2012年山东莱州文昌街道办事处南五里村发掘一座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壁画墓，墓壁上所题诗歌是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的墓壁题诗，是中国古代墓室建筑装饰新变化的一个侧面。正是这一发现，引起了笔者对古代墓壁题诗的思考。
墓室装饰是丧葬礼俗的重要内容，古今中外都不乏墓室建筑装饰。仅就中国而言，古代对墓室的装饰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龙虎蚌塑图是我国迄今所见最早的墓室建筑装饰，其时代为仰韶文化时期，约公元前4000年。墓主头向南，左侧的虎和右侧的龙头皆向北，同一墓坑内还埋葬有三个人，报告者认为是殉葬者。该墓龙虎蚌塑图的用意肯定不是为了装饰墓室，它的具体含义，学术界见仁见智，笔者将其列入墓室建筑装饰，主要是就其形式而言，也就是说，不论龙虎蚌塑图的含义是什么，其形式是墓室建筑装饰无疑。商周时期墓室建筑装饰也有个别发现，如河南安阳大司空村东南殷代晚期墓地的116号墓台阶上留有朱、黑彩绘痕迹。山东滕州前掌大4号商墓内发现有壁画残迹。西周时期的墓室建筑装饰在河南洛阳北窑墓地有集中发现。陕西扶风杨家堡西周墓生土墓壁的二层台上，用白色绘着二方连续菱格纹带状壁画。河南洛阳西郊1号战国墓的墓壁和墓道两侧壁的白灰面上，残存着用红、黄、黑、白四色绘制的壁画。山东临淄赵王战国墓四壁上发现有壁画残迹。这只是随机举出的例子，考古发现肯定比这多。
到了西汉时期，尤其是汉武帝以后，随着砖室墓的流行与普及，墓室建筑装饰迅速发展起来。装饰的主要方式是壁画和画像砖，西汉晚期在河南南阳和山东滕州的个别地方开始出现画像石墓。从壁画、画像砖和画像石的名称可以看出，装饰的内容主要是图像和花纹。西汉末年，个别墓室上开始出现文字，如河南南阳杨官寺墓，画像石上有“柏乐”的榜题，这种文字是为了说明壁画人物的身份，类似的文字一直到东汉晚期的壁画墓中还在使用。王莽时期，墓葬中的文字多了起来，如洛阳金谷园墓甬道南壁为一墨绘举剑门奴，旁有“门奴命囗”榜题。河南唐河新店天凤五年（公元18年）画像石墓中的榜题文字较多，除了标明墓主身份外，主要是说明墓室空间的象征意义，如南车库门柱刻“郁平大尹冯君孺久车库”，南阁室题“郁平大尹冯君孺久藏阁”。河南偃师辛村墓画像砖上模印“富贵宜子孙”五字，这是当时流行的吉祥语。东汉时期，墓室建筑装饰中的文字越来越多，但内容与此前变化不大。
魏晋以后，壁画一直是墓室建筑装饰的主要形式，至清末仍有使用，如山东济南高新区埠东村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杨氏壁画墓。
诗歌至晚在西周时期就出现了，我国现存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的不少诗就是西周时期的，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顶峰时期，但用诗歌装饰墓室却是宋代以后的事，这时，古代墓室建筑装饰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莱州南五里村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壁画墓北壁下部墨书诗四首。用土黄色边框将四首词分隔为四组，从东至西排列（图1），依次为：图1 南五里村宋墓题诗
1．宋代诗人魏野的《寻隐者不遇》诗：寻真误入蓬莱岛，香风不动松花老；采芝何处未归来，白云遍地无人扫。
2．男儿未遇福如何，落日烟村信聘驰，唯有深思与旧恨，翻峰未肯等闲君。
3．青荫荫里一声新，风薄轻轻力未匀，莫道闻时尽惆怅，有愁人有不愁人。这首诗由唐代诗人来鹄的《闻蝉》诗演化而来：绿槐阴里一声新，雾薄风轻力未匀。莫道闻时总惆怅，有愁人有不愁人。
4．唐代诗人胡令能的《喜韩少府见访》诗：忽闻梅福来相访，笑着荷衣出草堂，儿童不惯见车马，走入芦花深处藏。
四首诗中，有两首是唐代的诗，一首是宋代的诗，还有一首尚未查到出处。从南五里村墓甬道东壁上残存墓志文字看，墓主“囗三郞”没有官职，是祖籍天水迁居莱州的普通平民，他的墓中发现题诗向我们揭示了宋代世俗社会对“诗书人家”的追求。
从今天的习惯看，南五里村宋墓内的题诗位于墓室北壁，与墓门相对，会让人想到住宅厅堂内悬挂的书画，而在住宅内挂书画，似乎到唐末尚未出现。据唐末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观书画时：“人家要置一平安床褥，拂拭舒展观之。大卷轴宜造一架，观则悬之。凡书画时时舒展，即免蠹湿。”南五里村宋墓里的诗歌题法是分格题写，未仿卷轴，似与室内悬挂书画无涉。
从南五里村宋墓内四首诗的排列看，这种在墓壁上题诗装饰当是阳间建筑题诗在阴间的延续。
阳间建筑题诗起于何时，似难考定，但至晚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相传唐代大诗人李白游黄鹤楼，诗兴大发，正欲挥毫题诗，发现崔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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