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人生没有低潮，有路就好(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苏清涛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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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人生没有低潮，有路就好试读：

人生，有这样或那样的困境。有时候是我们输在了起跑线上，有时候是形势变幻，我们遭遇人生的低谷，可是，就算全世界都在对你说“你不行”，你也要知道，只有那些loser才最喜欢朝别人泼冷水，别让那些loser泼来的冷水浇灭了你的梦想。loser才喜欢给别人泼冷水

在朋友的推荐下，第一次看了老电影《当幸福来敲门》，看到Chris那么大年龄了还去证券公司应聘一个没有一毛钱薪水的实习生，我就惊呼：卧槽，这不是“影射”我吗？！

2013年上半年，在29岁的时候，我从销售转行做记者，因为既没有相关工作经验又不是应届生，基本上很难进去，当时，也是做好了“以实习生的身份进入、先不要工资”的心理准备。我后来被录用，确实也就是因为这种“情怀”打动了我的面试官，也就是我现在的总编。确切地说，起初，我并没有被录用，但他们看到我态度如此诚恳，居然甘愿当实习生，因此，就把我列入了“备胎”的名单；随后，当主胎出问题后，我便被“扶正”了。

我刚来报到的时候，总编真诚地对我说：“说实话，把你招过来，我心里很没底，你除了作文成绩领先外，面试的排名并不靠前。后来我们缺人，需要增录，想想你既然是复旦毕业的，就算差，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所以，就通知你来了。”话说，从毕业到现在求职五次，唯有这一次，大学的毕业证才真正“派上用场了”，不过，这种“派上用场”，总让我有一种屈辱感——我居然已经沦落到了要靠复旦的招牌才能找到工作的地步。（其耻辱程度，仅次于一个人没有其他魅力，唯有凭借金钱才能泡到妞的那种耻辱感。）

总编在谈话时还说：“我培养你这样一个已经工作过六年的人，要比培养一个应届毕业生的成本高。”我承认，一般来说，往届生的可塑性比较差，因为他们会把在原先工作中形成的错误的思维方式带进新工作中，所以，这句话如果用来评价“大多数人”，也许是对的，但偏偏用在我身上，它是错的。因此，我很果断地反驳：“偏见。”

说实话，当时虽然是嘴上逞强，但我自己心里还是很虚的，以至于在第二天跟几个高中同学小聚时，我还不断地说：万一我过不了试用期，你们可千万别鄙视我啊。

话说，我在参加每一份工作之初，都会把自己当应届生。在入职后的第二周，第一次选题会上，我主动请缨，领了一个最难啃的硬骨头（连一些老记者也不愿意接招）。我之所以选择个最难的，其实是因为对自己很没信心。我的想法很简单：如果你选择一个很简单的，完成了也不光彩，但倘若完不成，则丢人至极；而你选择一个最难的，即便完不成，也没有人会鄙视你能力不行，但是，倘若侥幸完成了，则对自己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啊。

我花了两天时间，才列出了一份采访提纲。采访的过程中，又使用了各种阴谋诡计、谎言，以及无比真切的恳求（这是我的第一次采访，最终质量，将影响我的饭碗），最终，拿到了一些远远超出预期的材料。成稿质量，也还不错。诚然，与那些早已身经百战的老记者相比，我实在还差得太远，但是，纵向上，跟自己比，我觉得我已经很了不起了。因此，尽管并没有任何人表扬过我，但我自己却有一种“一炮打响”的陶醉感。（没有人鼓励你的时候，你就得自己鼓励自己；战略上藐视自己，但战术上，一定要自吹自擂。）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一切都新鲜而令人兴奋。（当然，直到现在，也一直都会遇到新鲜而令人兴奋的事情，这可能与我的孩子气有关吧。）不过，在年底，试用期满，竞聘的时候，我慌了，害怕被淘汰，结果做竞聘面试的时候，紧张得结结巴巴，至今想起来犹觉丢人。

好歹，竞聘是通过了，并存活至今。虽然，我对新闻稿件的写法仍然不熟练，写出来的稿子总是会让编辑老师头疼，但不得不承认，我确实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开会的时候，总编曾说，我做专家对话，已经形成了一个品牌。（自2014年5月以来，所有的专家对话稿件，都由我来写；并且，除一次例外，所有的受访对象，无论是学者还是官员，或者企业家，都对我的提问质量表示高度赞赏。）

我们办公室，流传着一个传说：我是老板的男神。原因是，老板在另外一个杂志社“狠狠地夸了苏清涛一顿”。但这个消息传到我这里的时候，我却能够做到宠辱不惊的淡定。原因是，老板有次吃饭时对我说：“像我这么忠诚的粉丝不多了吧？”并且还说了句“苏老师可以三观不正”。我有次开玩笑说，微信上要屏蔽他，结果他说：“你敢屏蔽我，我就扣你工资！”又一次，他说：“如果连续几天看不见苏老师发表人生思考，我就怀疑他把我屏蔽了。”

还有一次，早晨我在朋友圈发了一条状态：“连续好几天早晨在车站遇见同一个骗子，每次看见他，我都有种想请他喝杯咖啡的冲动。”结果，老板回复：准你假，挽救一个人，意义更重大。

春节时，我发给老板的短信里有一句是：感谢你对我平时“不务正业”的包容。

我无比喜欢这里的工作氛围，接近50岁的人以及接近60岁即将退休的人，在内心里，都是充满朝气的小男孩。

跑题了，言归正传。在《当幸福来敲门》中，Chris在维特证券公司的实习生涯结束后被正式录用，那情况，就跟我现在的状态差不多。（我说的是状态。论成就，我当然远比不上人家。但我也不会因为自己没有取得过什么成就便自我否定。）

上面的内容，都跟标题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下面，我得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取这样一个标题了。

在影片中，Chris在跟老婆分手后，带儿子出去打篮球，有一次，打完后，他对儿子说：“以后，别让人家对你说‘你不行’。”“那些自己没有成才的人，总会说你也不能成才。”这几乎是绝对真理。

行走江湖多年的经历告诉我，那些自己无能的人，总以为别人也跟他们一样无能。

先说一下上面一句话是怎么诞生的吧。2010年4月，我跟同事在苏州参加一个展会，有一个同行跑到我们的摊位上，拿起我们的一个逼格特别高的样品，仔细端详了一会儿，然后问：“这是你们自己做的吗？”我们说是，然后，他又不相信：“你们也能做出来？”这鸟人走后，我照着名片上的信息查了下他的公司，名不见经传，然后，我对同事说，这个人就是一个自己做不到，就以为别人也做不到，把别人都想得跟他自己一样矬的人。

话说，我当年从制造业转行做销售时，几个资深销售人士，包括当老板的朋友、招商引资做得特别好的朋友、媒体的销售大亨，都强烈支持我，但一大群从未做过销售的人来告诉我：“你不适合。”两三年后，我做得有些起色了，而那些对我说“你不行”的人，仍然在过着单调没挑战性的生活。

后来，我打算转行到媒体，一大批在媒体从业的朋友都说我可以，甚至还说我最适合做调查记者，而几个整天感慨人生失败、抱怨活得没意思的人，却对我说“不适合”。我没听他们的，转行后很快进入了状态，而他们几个，仍然对人生充满强烈的挫败感。

有人对我说，你不能吸取不同意见。是的，我确实不能听取没有价值的不同意见。

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有loser才喜欢给别人的热情泼冷水、喜欢传播负能量。

loser给别人泼冷水，有两种逻辑：一种是，因为我不行，所以，别人应该也不行；另一种是，他们害怕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万一别人做成了，自己的自尊心会受伤。因此，千方百计地让别人做不成。

多年来，在庸碌众生那里，我一直遭遇歧视，或是居高临下的同情；但在面对智商最高的群体时，我总会发现，我对他们有着异乎寻常的吸引力。这实在令人感到意外，不过，实际上也很正常。因为，聪明人看事、看人的视角，自然是独特的。

我是一个极其缺乏自信的人，跟别人相处，总担心自己的智商被碾压，还总担心自己因为言行举止的拙劣而被人嘲笑。但奇怪的是，这种恐惧感，在“大家都是凡人”的场合会特别明显，而在面对高手，尤其是顶尖级的高手时，反倒不那么明显，甚至会消失。为什么呢？因为那些just so so（一般般）的人，特别喜欢给别人泼冷水，偶尔被他们点赞，我并不会觉得有多光荣，但倘若被耻笑，我却会有一种“我居然已经沦落到连这货也敢来嘲笑的程度了”的耻辱感。

反而，越是那些出色得让我感到自卑、让我黯然失色并自惭形秽的人，我接近他们的欲望越强烈。因为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比较会鼓励人，甚至是吹捧人。然后，被他们熏陶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觉得自己也变得更好了，能够跟他们“平起平坐”了。也就是说，我喜欢跟出色的人相处，图的就是他们能让我“自我感觉良好”。跟他们在一起，你根本不必担心自己会被鄙视。（这就像是上课提个naive的问题，身边的同学会鄙视你这个问题太幼稚，但老师则不会。）况且，他们即便鄙视你，也多是一些有技术含量的、有建设性的鄙视，有利于你的进步。再说了，即便被高手鄙视了，你也不会觉得丢人，因为被高手碾压，并不意味着自己有多差劲。班门弄斧没有错，弄斧，就应该在班门。

我们做任何一件事，都会遇到不同的声音。不过，在面对争议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倾向于向loser发出的愚蠢论调妥协，这也就是他们为什么老是深陷挫败的泥潭出不来的原因。要改变命运，首先就得远离那些喜欢散发负能量的loser。你越是与众不同，越容易被说三道四

因为上篇文章，我有幸被一个天才级的人认识。他就是出生于1996年的吴迪钊，这位“小朋友”在14岁时就出版了自己的长篇小说《救赎》，15岁留学新加坡名校，16岁成立自己的东亚商会组织，18岁成为斯坦福大学明星学生，同年11月受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接见，同时兼任新海归精英联盟美国分会副会长。（是不是又会有一些“我做不到”的人站出来质疑了？）我进到他的朋友圈逛了逛，“在这条道路上会有很多人污蔑你、嘲笑你、打击你、讽刺你，但是能够让他们乖乖闭嘴的方式就是将最终的结果做给他们看”，看到这句话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他这样牛逼的人，为何会对我这般平庸的人感兴趣了。

每一个出类拔萃、与众不同的人，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都会遭遇很多的非议。并且，他们的这种“不幸遭遇”，要比常人多得多。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智力平庸的人，由于思维的局限性，无法理解那些“非我族类”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因此，便对他们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而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平庸的人，又总占绝大多数。再加上，中国的文化尤其强调“你要跟大家一样”，格外不能容忍别人有个性，所以，那些与众不同的人就惨了。

以“正常人”自居的庸众对“非正常人”的质疑，就相当于一个现代人进入了原始社会，这时，一群人会指着他，嘲笑说：“你们瞧，他身上竟然没长毛！”

事实上，尽管“正常人”永远都不会理解“不正常的人”，但大多“不正常的人”却能对“正常人”一览无余。故而，可以说，“不正常的人”，是源于“正常人”，但又高于“正常人”。

庸众往往缺乏是非判断能力，他们评判一个人，是看结果，而不是看过程、看品格。出类拔萃的人在取得非凡的成就时，庸人会很自觉地表现出一番势利小人的姿态，谄媚无比；但当前者还走在通往成功的路上，或者在奋斗中遇到挫折的时候，庸众会自不量力地歧视他们，并且，由于那些出类拔萃的人往往不太尊重这个平庸的社会里由平庸的人所制定出来的平庸的游戏规则，因此，他们往往会遭遇后者的敌视。

庸人看一件事，基本的评判标准是正常还是不正常，而出类拔萃者看一件事情，最基本的评判标准是合理不合理、有意思还是没意思。庸人总是千方百计地适应社会，并且强求别人也像他们一样适应社会，而出类拔萃者却总是尝试着改造社会。冲突自然在所难免，可是，庸众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常常使饱受质疑的出类拔萃者显得势单力薄。

在舆论评价及对舆论的掌控方面，出类拔萃者是绝对的弱势群体。因为，那些由庸人创造出来的愚蠢的信念总是有着更多的信徒，这些信徒又进一步将这些愚蠢的信念传播给更多的跟他们自己一样平庸的人，而那些由出类拔萃者发出的为自己辩护的声音，反倒因为能听得懂的人太少而得不到传播。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的开篇便写道：唯庸人无誉无毁。对与众不同的人来说，在你追求自己精彩人生的路上，经受别人的不理解、说三道四和泼冷水，是一门必修课。

除去出类拔萃者会遭遇比常人更多的说三道四外，我还要提一种可能性：每个人面对说三道四的次数都差不多，但出类拔萃者要更敏感、更刻骨铭心。这种敏感，倒不是说他们玻璃心，而是说，just so so的人，面对别人给他泼冷水，他会选择屈服，或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不行，然后就放弃了，他们对别人泼来的冷水，缺乏警惕心，很容易被洗脑；相反，出类拔萃者对别人泼来的冷水、那些负能量的东西，会有很强的防范心理，这种敏感，使得他们不会轻易中毒。

在追求自己的活法时，如果你一听到别人说“你不行”便开始动摇，那么，最终你必定会让他们口中的“你不行”应验；相反，倘若你能做到“冒着loser的口水前进、前进、前进进”，最终，他们都会乖乖闭嘴的。理想主义者，不肯媚俗；败在短期，赢在长期

重读《古文观止》中的《苏秦以连横说秦王》一文，有了一个新发现：苏秦成功的路径跟商鞅很像，而跟生前很不得志的孔孟，却大相径庭。

起先，苏秦是以“连横”之术来游说秦惠王的，希望谋得一官半职，秦王不纳，苏秦只好失意而归。勤学苦读多年后，当苏秦再次寻找施展才华的机会时，他不再用“连横”之术了，而是拿与之相反的“合纵”之说，搞定了六国国君，同时当上了六国总理，并出任九国联军总司令，并“使秦人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当时的苏秦，炙手可热、风光无限。而商鞅，他第一次见秦孝公时讲的是最符合他政治理想的“帝道”，孝公不纳；第二次他便降低标准谈“王道”，孝公还是不感兴趣；第三次商鞅给孝公讲的是最能立竿见影，但也最野蛮最没文化的“霸道”，立马吸引了急于建功立业的秦孝公。得到秦孝公的赏识之后，商鞅在秦国很快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实权派人物。

共同点很明显吧？苏秦跟商鞅，都是十足的机会主义者，为了成功，他们都可以不讲原则、不择手段、见风使舵！他们的所谓游说，并不完全是以自己的信仰或政治理想来说服国君，而是先揣摩后者的心思并迎合他们的口味。如此的政治投机，当然很容易取得成功了。但是，苏秦跟商鞅，都是没有信仰、没有真正理想的人——商鞅倘若真有理想，也就不会在那么短暂的时间里就从“帝道”“王道”讲到格调低下的“霸道”了；而苏秦，我们单从他所感慨的“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在世，势位富厚，盖可以忽乎哉！”一句便可以看出，苏秦的理想无外乎“势位富厚”而已。在短期内，苏秦跟商鞅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从最终结果来看，他们都“不得好死”——商鞅被车裂、苏秦被刺客所杀。虽主要是因为改革者树敌太多，但也与他们的“变色龙”身份不无关系。跟商鞅同样“不得好死”的，还有韩非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的韩非子，继承了商鞅的衣钵，韩非子是“中国的马基雅维利”，他的《韩非子》一书就是中国的《君主论》，韩非子是水平远远高于李宗吾的“厚黑学大师”。他这样一个整天在研究怎么整人的人，最后被人整死，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与一味迎合国君口味、不坚持原则的商鞅和苏秦相比，孔子和孟子，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孔子和孟子，是拿他们自己的思想来向国君施加影响，而不是拿君王本人潜意识中的“霸道”野心来取悦君王；相反，孔孟，尤其是孟子，常常用严厉的言辞来教训国君——商鞅和苏秦敢这样做吗？像商鞅和苏秦这样眼里只有成功而没有固定原则的人，骨子里有着奴颜婢膝、见风使舵的一面；而孔孟，在推广其政治理想和治国方略时，他们并不屈从君王的意愿，他们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所以他们才是真正的思想家。而太善于权变的商鞅和苏秦，他们不能称为思想家，甚至也配不上政治家的称号，充其量只是个政客而已。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否认此二君的才华，相反，我非常佩服苏秦和韩非，我所质疑的是他们的人格。

孔子和孟子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因为他们不肯媚俗、不肯迁就君王、不肯随波逐流，所以处处碰壁不得志，但是，他们最终却取得了更为长久、更具有持续性的成功。理想主义的孔孟，他们的成功虽然来得慢，然而一旦成功，其影响力便再也无法消退。机会主义者的成功，只是智力上的成功，而理想主义者的成功，则是人格上的成功。

尽管历史是不容假设的，但我还是忍不住想假设一下：倘若商鞅、苏秦跟孔子和孟子一样有理想，并且能够执着于自己的最初理想，结果会有何不同呢？

商鞅最初的“帝道”及退而求其次的“王道”治国方略，是很接近儒家思想的，把百姓的安居乐业、生活幸福当作最高目标来追求。可是，他最后帮助秦孝公实践的“霸道”，是以国家的强大为主要目标，以“弱民”及“以奸驭良”为主要管理方式，结果当然是国富民穷了。此外，商鞅提出的重农抑商政策，为社会的进步埋下了长期的隐患，使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一直在萌芽，却一直得不到健康成长。从当时李悝、吴起等法家改革派得势的历史潮流看，倘若商鞅始终坚持“帝道”“王道”，便不可能叱咤风云一时，说不定就被埋没了。可是，倘若他不那么热衷于功利，便也不会被车裂而死。孝公死后，商鞅也知道先前被自己得罪的秦贵族会报复，预感到大事不妙，想逃走，逃到边界线上住“宾馆”的时候，“宾馆”服务员说：“请出示身份证、户口本、暂住证等有效证件——商君变法时规定了，我们不能接纳‘三无人员’。”商鞅是个逃犯，自然不能出示证件了，就这样，“三无人员”商鞅无处可逃，被强制收容，然后被抓回去处死了。（刚刚说到法家另一位人物吴起，也是一个为了功名可以不择手段的人，史书记载：“吴起者，卫人也，好用兵。尝学于曾子，事鲁君。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吴起取齐女为妻，而鲁疑之。吴起于是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这个为了向国君表忠诚而狠心杀掉自己妻子的家伙，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了短暂的成功，但最终也是“不得好死”——被乱箭射死。我每次看到机会主义者这种结局的时候，都无丝毫同情心。）“连横说”在被苏秦放弃之后，却被他的同学张仪捡了起来，张仪也拿这个“连横说”去游说秦惠王（并且，据说张仪还是在苏秦的资助下去的秦国）。这次，秦惠王接纳了张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终，秦国用张仪的“连横术”打败了苏秦所统帅的九国联军！苏秦和张仪两人都用“连横说”游说秦王，为什么苏秦被拒绝了而张仪却成功了呢？这是不是说苏秦的个人才华不如张仪呢？不是。从史书记载的各种言辞看，这两位老同学的才能是差不多的。秦王拒绝苏秦的原因，并非不认同他的谋略，而是秦国当时的国内条件不允许，即“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成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并且，秦惠王最后还说了“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愿以异日”。这个“异日”，具体是什么时候呢？秦惠王没有明说，但作为事后诸葛亮的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异日”，就是张仪找到秦惠王的那个时候。可苏秦急于求功名利禄，他哪里等得到这个“异日”啊，“异日”还没有到，早就改弦更张，走向与“连横”截然相反的“合纵”之术了——苏秦配六国相印的时间（公元前333年），比张仪使秦（公元前329年）的那个“异日”早四年呢。

可以说，商鞅之死，纯粹是作法自毙，怨不得秦贵族；商鞅之死，在于他不能够自始至终地坚持自己的“帝道”思想。苏秦，并不是败给了他的同学张仪，而是败给了他自己——败给了缺乏理想、缺少执着的自己。孔孟等理想主义者生前的不得志，失败之因仅在于他们“不够聪明”“不识时务”；而商鞅和苏秦这样的机会主义者最终之所以下场凄惨，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他们太善于投机、太缺少人格的力量了。

理想主义者，在短期内往往很不得志，乃是因为他们不肯媚俗；但在长期内，只有他们才可能成为真正的赢家，因为有“人格的力量”。机会主义者，或许可以风云一时，但终究难以成为长期的胜利者。当然，大多数人都是不愿意着眼于长期的，因为“从长期来看，我们都是会死的”，这句貌似很天才实则很无赖的话，为绝大多数的实用主义者提供了一个很巧妙的借口。因为没有耐心等待那个“长期”的来临，好多人便不愿意做理想主义者。当然，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最关心的并不是结果，而是更注重享受过程；对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而言，长期的胜利，往往并非他“有意栽花”，而是“无心插柳”的结果——譬如，顾准绝对不会想到，他的“偏执”，会使他在今天成为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级人物。

理想主义者，往往被嘲笑为不够成熟。然而，我常常对这些“幼稚的”理想主义者怀有尊敬之情，却对那些太过成熟的人抱以本能的同情。鲍鹏山老师说，“有一种文化，得志的往往是小人，成功的往往是庸人”。是的，在这种文化下，做一个理想主义者是很难的。如果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常常会被贴上“迂腐”“书生气”这种充满贬义的标签。常常有些机会主义者、实用主义者会带着善意劝说你：“你太理想化了，能不能现实一点儿啊！”并告诉你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不就是劝说你随波逐流吗？在我们都还年轻的时候，我们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心地单纯，热心公益，是个理想主义者、是个愤青、是个维权英雄，我们都欣赏他、尊敬他，甚至是崇拜他；在大家都迈入中年时期后，他还是那个他，而我们，却总是喜欢居高临下地同情着他的“不成熟”、指指戳戳地评论着他的“不务实”。原因很简单，我们自己已经变得污浊不堪了，并且这种污浊，总是会给我们带来一种肤浅的、庸俗的优越感。他如果内心不够坚定，就很有可能向现实“投诚”。

在短期内，理想主义者根本就不是机会主义者的对手；理想主义者的优点，会被机会主义者看成缺点和软肋，并成为他们向前者进攻的一个突破口。但是，理想的价值，并不在于它能否实现，而在于它能塑造我们的人格，使我们成为一个有高尚精神追求、人格健全的人。理想主义，其功能不在于帮助我们实现理想，而在于它能够赋予我们一种精神，使我们的气质与众不同。一个理想主义者身处于一个被实用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包围的环境中，总会让人有一种鹤立鸡群的联想。正是因为有着气质上的不同，所以，机会主义者即使取得了一时的成功，也成功得很渺小、很卑微，甚至很可耻。而理想主义者，即便是遭遇失败，也败得很光荣、很高贵、很伟大。韩愈说，“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这句话很值得所有的机会主义者深思。

近几年，我们也看到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不再是理想主义者了，他们变成了“披着文人外衣的商人”。我前面说商鞅和苏秦不是用自己的思想说服国君，而是靠迎合后者的口味来取得成功，如今，不少知识分子，不是把自己的思想呈现给读者，而是把迎合读者的口味当作成功的主要方式。他们是很好的心理学家，知道读者喜欢看什么，于是就写什么，而不是先写出自己内心的观点，然后再希望读者能够喜欢。这些作家，是十足的机会主义者，因为，他们为了迎合读者，往往隐藏了自己最真实的观点。这种靠投机取得的成功，是无法长久的。君不见，现在批评郎咸平和宋鸿兵的阴谋论的人，绝大多数曾经是他们的铁杆儿粉丝——如果不是粉丝，怎么会对他们的风格那么熟悉，批评的时候怎么可以那么切中要害？莫非只是为了批评才去读他们的作品的？可是，这从逻辑上讲不通，因为在阅读之前，批判的动机是从何而来的？

一个作者，其价值的重心部分，在于能够让自己的思想被读者理解，而非引起共鸣、被认同——读者的认同当然重要，但这认同应当建立在对作者思想有真正理解的基础上方才有意义。作者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够受读者欢迎，这当然没有错，但前提应该是作者自己的“意思表示真实”；倘若只是为了取悦读者便一味地矫饰自己、曲意迎合，那么，这样的作品即使很畅销，作者也只能算个三流的作者，他只是用读者原本就有的观念来征服读者，而非用自己的思想同读者交流——他要么是没有自己的思想，要么是对自己的思想没信心。很多所谓的“意见领袖”，便是这种“用读者固已有之的观念来征服读者”的典型。当然，这并不是说作者写起东西来应该全然不顾读者的感受，事实上，即便作者表达的是自己的真实见解，尽量多地运用便于读者理解和接受的表达方式也是很重要的。

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应该坚持自己的思想，而绝不去向读者献媚。在书商眼里，读者可以是上帝，但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绝对不能把目标读者当成上帝，否则便可能“意思表示不真实”，只有作家自己的思想才应该是上帝。如果作品是真正有思想的，即便是在当时未必能立即火爆，但它肯定是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而不是像很多畅销书那样名噪一时之后很快就销声匿迹了。穷人比富人更急功近利，甚至是更功利

知乎上流传着一篇关于“贫穷会导致判断力下降”的文章，核心观点是说，长期的贫穷，会让人形成一种“稀缺头脑模式”，影响其决策偏好。有人提问，除此之外，穷人的思维到底跟富人有什么区别？

以我有限的观察来看，穷人跟富人最明显的区别就是，“舍得观”的不同。

富人大都很舍得投入，他们做投资，哪怕是十分清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得不到回报，甚至是最终极有可能打了水漂，他们仍然愿意去投资；而穷人则特别容易患得患失，对一个小小的投入，都会斤斤计较有没有回报。富人是只要自己觉得那个方向对，就肆无忌惮地去做，而并不苛求结果一定要怎样怎样；而穷人则是，哪怕方向是对的，但只要结果出了差错，他们也会自我怀疑。这里的“投资”或“投入”，既包括在产业方面的投资，也包括在知识、人脉等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

穷人请别人吃过一顿饭，还总埋怨对方老不回请、不埋单，但富人，可能这样吗？富人并不希望每一单投资都有回报，他们更愿意遵循“大多数法则”（就像保险公司一样），只要总账不亏就行了。

富人喜欢靠兴趣做事、靠情怀做事，他们最看重的是爽不爽，因此，利害计算会少一些；而穷人则不然，他们的处境，往往迫使他们顾不上考虑兴趣爱好，更难谈情怀了，结果，他们每次付出，都会纠结于划算还是不划算。

那么，把富人的思维模式放到穷人的脑袋里，穷人的处境会改变吗？不能一概而论。穷人，也不是不具备富人的头脑或思维，只是生存需要，迫使他来不及考虑那么长远罢了。究竟是穷人思维导致了贫穷，还是长期的贫穷导致了贫穷思维？这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我也说不清楚，但贫穷并不必然导致这种贫穷思维。像有些“负翁”，他可能没多少钱，但他会从别处借个30万，然后再拿出20万去投资，这显然是一种富人做派。因此，穷人也是可以具备富人思维的。

我以前购房的时候，在房展上只询问了三家，现场看房只看了一家，就定下来了。尽管我是个穷光蛋，但还是被朋友调侃为土豪。有人问我，你怎么不比价。我说，在我眼里，它就是个商品，除了价格高之外，跟其他商品没什么区别，有什么好比的。要把时间花费在最美好的事情上，我宁可花三天时间写一封情书，也不愿意花三个小时多看一套房子。很多人买完东西之后喜欢到别处去比价格，我就不做这种庸人自扰的事情。如果比价之后发现自己占便宜了，固然高兴，但如果发现自己“上当了”，岂不是得郁闷个半死？况且，购房这种事情，一般不会有第二次，不存在吸取教训的必要。我自认为，我就是一个有着富人思维的穷人。

曾有读者在文末给我留言：“文章很有洞察力，不过就是时间用在写这些文章上太奢侈了。”我困惑了，禁不住反问了一句：“那么，在你看来，时间花在哪些事情上才不算奢侈呢？”她没有回答。我无法准确地阐释“奢侈”一词的含义，但我比较确定的是，她那句话的确切含义是：“花时间写这些文章太浪费了。”也就是说，“奢侈”其实是“浪费”“不划算”的同义词。当然，一件事情或一种消费是否奢侈，这与当事人的消费能力及其身份有关：富人眼里的必需品，对穷人而言便可能是奢侈品；普通穷人的必需品，在乞丐眼里便可能是奢侈品。一想到这里，我便觉得很有意思：我视写作为生命之必需品，她却认为我花时间写那些破文章太奢侈（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种观点很有代表性），也就是说，我眼里的必需品乃是她眼中的奢侈品；照此看，我跟她的关系，基本上相当于富人跟穷人的关系了。哥当了多年的穷人，而今，终于有人用一句“你这样太奢侈了”让我体验了一回当富人的滋味，好得意啊！我真是对她充满了感激之情，感谢她提醒了我，尽管，她最初说的那句话只不过是表明一种不认同而已。

有了富人思维之后，我发现，即便是穷，也可以穷得很有底气、很有尊严。才气、谦逊与傲气

我与一个朋友争论时，突然“指责”对方总是显得很傲慢，但为了证明我所说的“傲慢”并无贬义，我只好又补充了一句“有才华的人往往都是很傲慢的”。

不过，我曾经有过这样一个肤浅的认识：大学问家通常比小知识分子谦虚——前者往往并不掩饰自己的无知，而有半桶水的后者则总是竭力显示出一副学识渊博的样子；前者很少摆架子，而后者常常自以为了不起，评论这个指责那个。对此“理论”的过分迷恋曾使我幼稚地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傲慢的程度与水平的高低成反比。

第一段的最后一句与第二段的最后一句其实并不矛盾：但凡特别有才华的人，尤其是文人，即使他在为人处世方面特别谦逊，但骨子里的傲气总是难免的——读亚当·斯密、巴斯夏、弗里德曼、张五常、郎咸平、陈志武、柏杨、周国平、鲍鹏山等人的文章，总感觉他们的傲气无处不在，那种傲气可以集中概括为郎咸平的话“你们（读者及听众/同行们）都是错的”。但这种傲气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的不舒适，相反，我常常被他们那种傲气所折服。不过，我猜测以上的“傲慢大师”中除郎咸平之外，其他人在日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应该还是谦虚的（如同复旦的名教授尽管在批判上海交大的名教授时声音洪亮，趾高气扬，但他面对苏清涛这样他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差学生时总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这可概括为“傲慢做文、谦逊做人”。

对充满才气的人来说，他的傲慢与谦虚并不矛盾，反而是相得益彰：傲慢还是谦虚，这与他所面对的对象、所处的场合大有关系。

大师/才子才女在日常的为人处世中谦逊，是因为他/她所面对的对象通常都是苏清涛这样的普通人，我们这些普通人与他/她根本就不在同一个重量级上，他/她没有必要对我们傲慢——他/她是面对小人物时才谦逊。而一旦他/她所面对的对象是与他/她处于同一个层次的甚至是水平在他/她之上的人时（水平高低依评判标准而有不同的结果，这里指按社会普遍标准衡量），他/她很少会谦虚。天才的凯恩斯用一句“从长期来看，我们都是要死的”就将他在经济学家同行们面前的傲慢发挥得淋漓尽致；师出同门的弗里德曼与萨缪尔森在争论观点时，他们都是不谦虚的——郎咸平与陈志武互相批判时，他们都是傲慢的。

同样地，一个自认为很有才华的人，他在公众演讲、写文章的时候可能会非常傲慢，而在私下场合则凭借谦逊来赢得尊敬。傲气主要表现在一对多的场合，而谦逊则主要表现在一对一的场合。因为你面对一个特定对象表现出来的傲气无疑是对对方的一种伤害或者得罪，而面对较多人表现出的傲气则没有要伤害或者得罪特定的某个人的味道。

大师们的傲慢，主要是针对权力的。因为权力的拥有者常常不自觉地俯视别人，所以大师们总是要时不时地提醒他们注意自己究竟是个什么货色。亚历山大大帝去拜访哲学家第欧根尼，居高临下地问哲人有什么请求，据说第欧根尼答道：“劳驾站开点，不要挡着我晒太阳。”

知识分子的傲气也是一种非常高贵的品质，傲气本来就是他才华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傲气提高了才华的质量，如果没有了傲气，那他的才气便会逊色不少。现在好多“知识分子”，最大的才能就是“摧眉折腰事权贵”，在权力和财力面前表现得十分谦虚，他们最主要的身份就是利益集团的御用文人，却缺少第欧根尼那种傲气——缺乏傲气也是才能不足的重要证据。才能不足的人，公众能指望他提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呢？为什么理想主义者常常会“死得很惨”？

无论在爱情方面，还是在商业和政治领域，追求太高、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人一般都会“死得很惨”，而追求稍微低一些的人则常常如鱼得水，为什么呢？

因为后一种人往往都是实用主义者，他们做一件事情看重的是结果，不论用什么方法，也不管这个方法是否高端，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而理想主义者更关注的则是过程的趣味性，也就是说，有些方法，明明很管用，但因为它看上去实在太过于低端、不具备美学价值，因此就弃之不用。他们的理想能否实现，并不完全取决于自己，更加要取决于他人（追求对象、客户、公众）的评价，但因为他人与自己对某些问题的评判标准（品位）并不一致，因此，就会出现二流的手段实现了一流的目标，而使用一流手段的人却惨遭淘汰的局面。

但文学、思想和艺术等领域，却是理想主义者的天堂，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些领域里，创作乃纯粹是个人的事情，不需要跟那些水平比较差的人合作，也不需要迎合庸众的口味。因此，即便是他们搞出的优秀作品过分地领先于他所处的时代，在短期内无法得到庸众的认可，但再过个几十年、几百年，当读者真正成熟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发光了。事实上，在这些领域里，不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人，很难发光，即使能侥幸地火起来，也必定是短命的，因为，公众总有成熟的一天。

前后对比之后的结论是：在凡是需要跟他人合作的领域内，理想主义者前进起来都非常吃力；但凡是在不需要与人合作的领域里，理想主义者都能如鱼得水。为什么呢？理想主义者不擅长与人合作。

那么，理想主义者为什么不擅长与人合作呢？一是自我意识太强，盛气凌人；二是那些理想主义者不得不与之合作、不得不接受为其打分的他人，大都是些庸众。不要被自己的“优秀”给坑了

近日读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书中提到秦统一中国的原因时说：“秦国实际上得到经济落后的好处。经济落后才能强调农业一元，动员起来，专一雷同，内部的凝聚力也强。”这让我开始琢磨，为什么有些人明明资质平庸，却能在某一个领域内取得了不起的成就？

大抵是，与秦“得到经济落后的好处”相似，这些人，实际上也得了资质平庸的好处——认识到自己的资质平庸，反而使他能够选择一个自己具有比较优势或不那么差劲的领域，专注于其中，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前进。钻研的时间长了，便取得了成就。相比之下，有一些资质比较好的人，因为自我感觉太过良好，觉得自己具备成为通才的潜质，便“水性杨花”，在各个不同的领域内发展“爱好”，结果，因为不够专注，反倒一事无成——每样都懂一点点，但没有一样是真正能够拿得出手的。这些人啊，实际上是被自己的“资质不错”给害惨了。

还有，我们也常常发现，有些人明明十分平凡，却能遇到不错的伴侣并缔结良缘，而一些十分优秀的人，常常在爱情上不得志，为什么？因为前者实际上是享受了一种“平凡红利”，对自己平凡的恐惧，使他们缺乏安全感，但正因为缺乏安全感，反而会用心去经营一段感情；而后者，因自恃异性缘好，往往飘忽不定，结果让自己成了情场上的失败者。

马云创业的艰难时期，团队中一部分有能力的人走了。离开的，未必有多出色，但至少，在当时肯定是能找到比阿里巴巴更好的去处。但坚守下来、现在成为富豪的，也未必全是因为热忱跟忠诚，而更可能是，凭他自己当时的能力，一时半会儿还找不到更好的去处。

能力强的人，选择机会多，就更经不起诱惑，当然，这并不是说能力差的人就能抵御诱惑，而是以他自身的条件，还没有诱惑愿意垂青于他，即使有，他也把握不住。类似地，那个因为专注而成为情场赢家的人，也未必是因为专一，而极有可能是，他的确是太平凡了，没有诱惑愿意降临。

罗曼·罗兰说：“与其花许多时间和精力去凿许多浅井，不如花同样的时间和精力去凿一口深井。”然也。术业需专攻，如果禀赋还没有好到可以多面开花的程度，精力也没有充沛到能全方位开发潜力的程度，那就最好先享用自己的“平凡红利”，选择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那一件事情做才好。有时候，优势反而是一种累赘

总体感觉，在江浙沪一带，菜肴的丰富，主要是建立在原材料（指主要原材料，不包括配料）丰富的基础之上的，烹调工艺则比较单调（单调，不等于简单，正如同，丰富不等于复杂）——一种主要原材料，所对应的，也就只有那么一两种搭配方法和烹调工艺；如果原材料的种类有限，他们是搞不出什么新花样的。

但在西部，新疆、甘肃、陕西和四川，小吃的丰富，并不依赖原材料的多样性，而主要是靠各种花样的烹调工艺和作料搭配方法——同一种原材料，可以有五六种做法，外观和味道各不相同。所以，即使是原材料不够丰富多样，也能让你吃个意犹未尽。

因此，可以这么说，江南小吃走的是粗放型的资源密集型道路，而西部地区的小吃走的则是精细化的技术密集型道路。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江南人真的就不擅长厨艺，更不意味着他们在烹调方面缺乏创造力。真正的原因是，江南因其自然环境上的优势，食物资源要比内陆地区丰富得多（海鲜方面的优势尤其明显），但资源的过于丰富，反而会催生出一种智力上的懒惰——有这么多种类的原材料，我只要沿袭约定俗成的那些老套的工艺，就已经有很多种吃法了，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再动脑子去创新了。

而在处于内陆的西部，菜肴的原材料种类并不多，如果每种原材料都只有一两种做法的话，那加起来也不会很多，这样，吃法就很单调了。为了克服原材料不足的困难，在烹调工艺（包括作料的搭配）上推陈出新，走出了多样化，由此一来，尽管原材料不丰富，成品却是种类多多。有很多人简单地将作料的搭配做了“辣”与“不辣”的区分，这就很容易掩盖掉很多更重要的信息：即使把辣椒的因素完全排除在外，西部地区小吃中对作料的搭配，也要比江浙一带精细得多。

在吃的问题上是这样，但如果话题转移到经济发展方式上，则完全是颠倒过来了：西北地区，走的主要是粗放式、高能耗高污染的资源密集型道路，相比之下，江浙一带，走的则是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道路。（诚然，后者并不是绝对有技术含量，但相对于西部地区，优势还是相当明显的。）除了两个地方地理位置、科技底子、投资环境方面的差异外，西部地区自然资源过于丰富所造成的“路径依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西部地区走上这样一种很不健康的发展道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被资源给宠坏了。被资源宠坏，刚开始会活得很舒适，到最后，往往会死得很惨，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昨晚看到一篇报道，是写陕西神木县的债务危机的，这是个当年以全民免费医疗而出名的地方，该县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于煤炭，当地一位官员问：“将来，煤挖完了怎么办？”值得深思。一个地方如果只有资源优势，也只懂得发挥这个现存的优势，那反而会错过经济结构调整的机会、提升产业层次和经济发展模式的机会，最终结果势必是资源越多越倒霉。温州人多地少，并且地形也很差，农民单靠种地很难生存，况且当地也没有什么资源、科技优势，但正因为如此，温州人才会走南闯北，到处经商，成为全国最富有的群体之一。（当然，最近温州的经济似乎出问题了，此是后话。）温州人之所以能够绝处逢生，这完全是被逼出来的——温州人没有什么优势可利用，他们只是利用了自己的资源劣势。

通过江南与西北的小吃风格及两地经济发展模式的对比，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有时候，优势反而是一种束缚和羁绊，再说得难听点儿，这优势，简直就可能成为一种累赘——它把你的思维及发展道路限定在那个固定的框架里面。有那个优势，如果不用的话，你会觉得可惜，所以你被逼着、不得不去利用它。刚开始是利用，到后来，利用就变成了依赖，这一依赖，你的地位就由主动转向被动了，就可能误了事儿。倘若是一无所有，反而会不拘一格地横冲直撞，说不定还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呢。

有一次，一位朋友参加一个展会回来后告诉我，有一个OEM制造商（OEM，即贴牌代加工）在自己的宣传资料上说：“OEM，是利用自己加工制造的优势，通过大客户的渠道来集中营销。”其中，“利用自己加工制造的优势”这几个字，真是让人忍俊不禁——加工制造，明明是处在产业链的最低端，竟然也能被说成是“优势”？按照这个逻辑，似乎是富士康利用了自己“加工制造的优势”，然后通过苹果的渠道进行集中营销，苹果变成了富士康的代理商。苹果，拥有“不善于加工制造的劣势”？当然，这个参展商，能通过文字游戏，把自己的劣势给说成优势，也真算是一种本事。不过，这个参展商，如果当初不具备“加工制造的优势”的话，那他说不定就把主要精力放在研发上，让别人给他做代工了。幸亏乔布斯不具备“加工制造的优势”，要真有这种优势的话，说不定他一开始就走富士康的路线了。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把自己的劳动力和原材料的廉价当作一种优势，甚至是当作“核心竞争力”。可是，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经济发展质量，正是被这种优势给拖累了——这种低层次的优势或竞争力，在刚刚打开国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用用未尝不可，但如果一直依赖于此的话，那就等于一直在进行低水平重复建设，经济发展的层次将无法提高。

朋友还跟我讲，他自己当年创业的时候，因为没有钱，选择了资金门槛低的贸易行业，后来，借助贸易公司的平台，又创立了自己的品牌，但自己不从事加工制造，而是让别人给他OEM。这是一种很先进的模式，也是国际一流公司做生意的模式。他还告诉我，如果创业之前钱比较多的话，他可能就办工厂了——制造业，可能以后就沦落到给人OEM的地步了。因为缺钱，所以避免了一种落后的模式——富士康的模式，而走上了一种更先进的模式——苹果的模式。听过他的反思之后，我就想起马云在《赢在中国》中对那些创业选手讲的一句话：“对创业者来说，有时候，失败不是因为钱不够，而是因为钱太多了。”具体到朋友的例子上，不是失败与否的问题，而是哪条路更好的问题。如果具备了资金雄厚的优势，就可能走弯路；现在，反而因为资金短缺的劣势，而走了捷径。

我又想起一个事情：许多由大牌明星代言的广告，其策划水平往往都特别拙劣，看起来缺乏艺术效果。譬如，唐国强和刘翔给平安保险做的广告“买保险就是买平安”，姚明给中国人寿做的广告中的那句“有中国人寿在你身边，我很放心”，唐国强给今麦郎方便面做的广告中的那句“皇上吃了都说好”，黎明给采乐洗发水做的广告“去屑，就是这么简单”（重复三遍），任贤齐给雨洁洗发水做的广告中的那句“去头屑，用雨洁”（重复三遍）等，不一而足。当然，大牌明星代言的广告烂，与这些明星的水平如何，没有毛关系，关键原因是，大牌明显的死忠粉比较多，广告即使很烂，也照样有消费者买账，所以，商家就无须在广告的策划水平上下功夫了。也就是说，这些商家，利用了形象代言人大牌的优势，反而整出来了粗制滥造的宣传广告。

像资源、廉价劳动力、加工组装等诸如此类的优势，因其不具备什么技术含量，所以，我们将它称作“低层次的优势”。

具备一些“低层次的优势”当然好，但并不一定就要完全利用这个优势，更没有必要依赖这个优势。优势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你过分依赖它，它可能就变成劣势了。那些有成长潜力的公司和国家，要么是不具备这些低层次的优势，绝处逢生，如日本；要么是虽然有这些优势，但是他们对这样的优势弃而不用、不依赖这样的优势——全球各主要资源大国，大都走的是资源密集型道路，甚至连俄罗斯也不例外。但是，美国，虽然也是排名很靠前的资源大国，它却并没有好好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而恰恰是这个不懂得利用优势的国家，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形象，歧视；敏感，自卑

国庆假，同学小Y和小J一干人等来我所在的城市玩，我去火车站接。胡子好几天没刮过，上衣好久没洗，我就是以这样的猥琐形象出现在火车站的出站口的。果然不出我所料，小Y与我碰面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批评我要注意个人形象：“你平时都这个样子还怎么开发客户啊？”“我这不是来接见你，才故意整成这副样子的嘛。我知道批判我的个人形象，能给你带来乐趣，所以才自毁形象的。”

我找的借口当然不能够被认可，小Y紧接着又再次给我强调个人形象的重要性，似乎在他眼中我特别不开化，对这些道理一无所知。“在上海真是见识了太多人的势利、以貌取人、看人下菜，像你这样形象不好的人会遭遇好多麻烦和不便。比方你出上海火车站丢了车票，工作人员看人下菜觉得你可疑，肯定会要求你补票，但小J这样穿得比较好（全身名牌）的人，没有票的话解释一下也许就混过去了；去服装店买衣服，那些势利的服务员看到穿着比较好的人毕恭毕敬，看到穿着寒碜的顾客爱搭不理的。你只需要增加很少的成本改善自己的形象，就可能避免这些不便。”与前面一段相比，此时关怀的重点已经从我的邋遢转移到服装档次不高上面了。这倒不全是增加多少成本能不能被接受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向来根本没有太多心思去考虑穿着这些东西，我觉得逛服装店简直是浪费生命，除非是确实需要添加衣服我才会专门跑一趟。有一次从苏州观前街的客户那里出来后顺便进了服装店，我看了下裤子的尺码差不多，试也没试就买走了，在衣柜里面一放就是几个月，直到四个月后拿出来试，才发现尺寸竟然不合适。不怨天、不尤人、不自责，接受现实而已，尽管面对某些事我总是斤斤计较、小肚鸡肠，但面对着装这种琐事我向来是如此豁达。

尽管当时小Y的话让我很不舒服，但其实我承认，他提到的这些现象是符合事实的，甚至是司空见惯的。当年我的大学同学兰总就因形象不佳被上海火车站的民警关注过：兰总那次穿了条很破旧的牛仔短裤（由剪刀技巧并不熟练的兰总自己动手将破牛仔裤的小腿部分剪除而得来）去火车站，民警看他形象不好，估计他是小流氓小混混，遂提出检查身份证，兰总没带身份证，只是用复旦的学生证应付才勉强过关。但是，兰总的思维与我是相同的，只因服装不顺眼而被猜忌，这是你民警的问题而不是我的问题，于是兰总在临走时对那民警说：“我真怀疑你的职业水准！”假如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不是兰总而是小Y，那他会指责民警的职业水准有问题吗？应该不会，小Y的思维方式，应该是首先反省自己的形象。

小Y还说：“如果你是大学教授则可以我行我素，但你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你常常要面对好多以貌取人的势利小人。”我明明在境界上与大学教授是一样的（我暂且厚颜无耻地假设如此吧），却为何还要以某些庸俗不堪的市井小民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呢？那些没有涵养的浅薄透顶的势利小人本来是我所蔑视的对象，现在你却建议我为了迎合这些人而让自己活得不真实不自然，这不是降低我的档次吗？面对势利小人，我们最常犯的错误就是，一方面谴责他们狗眼看人低，另一方面却又千方百计地迎合他们的“狗眼”。

服装档次不高可能受到势利小人的歧视，这种理论固然是正确的，但形象的重要性也被过分地夸大了，事实上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形象不佳者才会有如此遭遇。尽管我一直形象不佳，尽管我在上海这个据说是势利小人很多的地方生活了四年，尽管我也接触过好多可能是势利的人，但我极少感受到歧视的存在（现实中的歧视总是比我们想象中、预期可能遭遇的歧视要少得多）——或许是因为我比较愚钝、麻木吧；另外一部分人之所以感到势利小人无处不在、歧视无处不在，大概是因为过分敏感了吧。因此，尽管小Y与我关系很好，他也在很多事情上热情地帮助过我，但这次他提的建议，我并不能虚心接受。

现在，我们跳出“本案”，来谈谈“形象与歧视”的问题。“被歧视”这东西，心中有，则有之；心中无，则无之。你越是敏感地担心人家歧视你，就越能感受到歧视；你越是麻木地不去考虑他人的无聊看法，就越是难感受到歧视。

过分注重用服饰、发型这种外在的东西来包装自己，通常是自信心不足的表现。自卑心，尽管并不是我们对外部评价过分敏感的唯一理由，但它总是加剧了这种敏感的程度。据此我进一步推理：自信心不足的人特别care（关注）所谓形象问题，care形象的人往往认为别人也同他一样care形象。对形象的过分包装只是暂时掩盖了我们自信心的不足，却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我们潜意识中的自卑心，因此我们尽管包装了，却还是担心别人认为我们形象不好。我们越是自卑，越是能够感受到来自他人的歧视（自卑的人往往缺乏自我认同意识，较依赖于外在评价）。

有时候，其实别人根本就没有歧视我们，只因为我们自卑心太重，心里有某种阴影，老是疑神疑鬼，担心别人瞧不起我们，如果能保持内心的正直与自信，即便对方真的有歧视心理，我们也是很难感觉到的。（常常有一些毫无内涵、夸夸其谈的轻浮浅薄平庸之徒在我面前表现得志得意满信心十足，尽管这些家伙不能正确认识自己，但是这些人的那种“感觉不到歧视”的淡定与自信，则是颇为值得那些有“歧视恐惧症”的人学习的。）有时候，地位越高，越自卑

我们往往不能接受自己的虚荣心被他人质疑，因为这会使得我们脆弱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我们往往会自我辩护：“虚荣心与自尊心、荣誉心的界限很模糊”。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这样两种感情：对赞扬本身的喜爱，对值得赞扬的事情的喜爱。显然，获得赞扬的事情未必真正值得赞扬，而真正配得上赞扬的事情又未必能获得实实在在的赞扬。他所说的“对赞扬本身的喜爱”，可以概括为虚荣心。

虚荣心强的人往往缺乏自信，缺乏自我认同感。他的自信不是来源于“我是怎样的一个人”，而是来源于“我在他人眼中是怎样的一个人”。

虚荣心强的人，既然缺乏自信，当然容易自卑。我在高中时老不会写作文，每次考试最头痛的就是语文，通常都是其他人试卷都交了，我的作文还没写完，我为此感到自卑。我现在之所以一直努力把文章写好，有一个重要动机就是弥补当年的自卑感。

自卑心，尽管并不是一个人对外部评价过分敏感的唯一原因，但它总会加剧这种敏感的程度。

虚荣心强的人，自我意识很弱，太在乎外部对自己的评价，因而对外部评价格外敏感。

虚荣心越强，往往意味着自尊心越脆弱，因为脆弱的自尊心总是与敏感程度联系在一起。我只知道有“自尊心脆弱”这一说，而不理解“自尊心很强”是什么意思。仔细回味一下，我们通常说的“××自尊心很强”，含义与“自尊心很脆弱”并无任何实质的区别：爱面子，不能在公开场合接受批评——一旦虚荣心无法得到满足，自尊心立刻受到伤害。

上级的虚荣心往往比下面的人要强，因此他们的自尊心比下面的人更脆弱。

上级可以在公开场合发脾气责骂下属，下属的面子、自尊心是不重要的；而一旦那个下属胆敢“犯上作乱”，在公开场合质疑（即便这个质疑是合理的，也会被认为是顶撞和冒犯）他的上级领导，那一定会伤害到该上级的虚荣心和自尊心。

下面的人去求上级办事，如果不懂规矩，空手去了，那铁定会让不少上级觉得“我这官白当了，连下面的人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太没面子了”，于是该上级的虚荣心没有得到满足，自尊心受伤、感到自卑。但如果是下面的人被上级交代办一些私事，则下面的人会感到十分荣幸，他们是不敢奢望“上面的人”给他礼物的，自尊心也不会受到伤害，相反，如此受领导器重会让他自信心增加。（我记得上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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