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凯勒(Keller,H.)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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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海伦·凯勒的励志人生试读：
前言
海伦·凯勒是一个生活在无光、无声、无语的孤独岁月中的弱女子。但正是这么一个幽闭在黑暗与沉寂世界里的人，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身体障碍，考入世界著名大学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成为第一位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的盲聋哑人；她用生命的全部力量为残疾人到处奔走，建起了多家慈善机构，为残疾人造福。
海伦·凯勒不仅接受生命的挑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而且将自己一生所经历的痛苦和幸福记录下来，给世人以宝贵的启迪和借鉴，同时告诉那些处在困境中的人们：永不放弃！
读一本好书，就是和一个伟大的灵魂对话。在与海伦·凯勒的对话中，相比她的处境，你会觉得自己遇到的困难是多么微不足道。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珍惜生命，不热爱生活呢？当你陷于逆境、意志消沉时，当你觉得生活没有方向时，当你承受委屈和不幸时，请不要自暴自弃，不要怨天尤人，读读这本书，它会给处于困境中的你指明前进的方向，给你以信心，让你领悟到生命的价值、生活的意义。
第一章 跌入梦魇的天使
光明和声音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一位名叫亚瑟·凯勒的南军上尉，返回了家乡亚拉巴马州的图斯康比亚镇。依照南方人的习惯，他在自家的老屋旁，加盖了一间小屋子，以备急需之用。后来，他娶了一位年轻的女士，搬进了自己盖的那间小屋里。
夏季，小屋仿佛是一个用藤蔓与花朵搭成的小凉亭。葱葱郁郁的树木环绕在小屋四周。葡萄、金银花和爬藤蔷薇，静静地覆盖在小屋顶部。黄蔷薇和茯苓花丛开满了小阳台，引来无数的蜂鸟和蜜蜂。
这座被茂密的树木、绿藤所包围的小屋，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绿色家园”。
1880年6月27日，绿色家园迎来了一个可爱的小生命，那就是我。我的出生给父母带来了无比的惊喜。他们激动之余，决定给我起一个漂亮的名字。大家一番争论后，决定采用母亲的意见，即沿用外祖母的名字——海伦·阿尔弗雷德。
大家为我取好名字，就手忙脚乱地带我去教堂受洗。兴奋的父亲在牧师问及我的名字时，竟然想不起那个取好的名字，紧张地说出了“海伦·亚当斯”几个字。从此，我的名字就叫海伦·亚当斯了。
我还躺在摇篮里时，就具有不服输的个性，常常试图模仿大人们的举动。6个月时，我已经可以发出“茶！茶！茶”和“你好”的声音，这几乎吸引了每个人的注意。
幼小的我，不仅性格倔强，还很有好奇心。一次，母亲为我洗澡，那时我才满周岁，刚学会走路。她把我从浴盆中抱出来，放在膝上，突然，我从母亲的膝上溜下来，一步步走到窗边的地板上，抬起小脚摇摇晃晃地踩踏着什么。母亲跑过去一看，原来我在踩那些在地板上闪动的树影。
一个咿呀学语、活蹦乱跳的孩子在绿色家园成长着。春天，她快乐地倾听百鸟争鸣；夏天，她尽情地欣赏蔷薇花开；秋天，她好奇地看着草黄叶红。在父母的眼里，她就是一个快乐的小天使。
然而，天使很快就被“折断”了翅膀。在一个充满知更鸟和百灵鸟的悦耳歌声且繁花盛开的春天，我突然生病了，高烧不退，痛苦难耐。医生们说，我得的是急性的胃充血以及脑充血，怕是挺不过去了。可怜的母亲，守在我身边，温柔地抚慰我，让我的内心不再那么恐惧。一个清晨，家人发现，我的高烧突然间退掉了。大家都认为这是奇迹，惊喜得难以言喻。谁也不知道，这一场高烧已经夺去了我的视力和听力，将我重新抛进一个新生婴儿般的蒙昧状态。
我只觉得眼睛干涩灼热、疼痛怕光。所以，我极力避开自己以前所喜爱的阳光。我经常面向墙壁站立，甚至蜷缩到墙角。我的视力一天不如一天，对阳光的感觉也渐渐模糊不清了。
有一天，当我睁开眼睛时，突然发现自己什么也看不见了，眼前有的只是一片黑暗。我像被噩梦惊醒一样，全身惊恐，悲伤极了。
光明和声音在我拥有它们19个月后，就这样突然离我而去。从此，我的世界里只有黑暗和寂静。
暴躁的小家伙
生病后的几个月里，我总是黏着母亲，有时静静地坐到她膝盖上，有时拉紧她的裙摆里里外外走动。
渐渐地，我学会了用手摸索各种物品，分辨它们的用途。我还会用心揣摩他人的动作和表情，从而去推测发生了什么事。比如，从母亲和姑妈的梳洗打扮，我会知道她们是要出去，我就求她们带我一起走。
有一次，家里有重要的客人即将来访。从门的开启与关闭，我知道是客人来了，就悄悄地溜进母亲的房间。我站在镜子前，学着母亲的样子梳妆，向脸上涂粉，往头上抹油，还将面纱固定在头发上。接着，我又找来一件宽大的裙子，套在身上。然后，我就下楼帮家里接待客人去了。
我渴望别人明白，自己想要说什么，想要做什么。所以，我开始做一些简单的动作，摇头表示“不”，点头表示“是”；拉表示“来”，推表示“去”；想吃面包了，就做出切面包、涂奶油的手势；想告诉别人，我冷了，就会缩起脖子，做出发抖的样子。
母亲也竭力做出各种动作，让我明白她的意思。我对母亲的那些动作也总能心领神会。打手势逐渐成为我和家人的沟通方式，我并不知道自己与众不同。
直到有一天，我忽然注意到：母亲，还有朋友们都是用嘴巴交谈。于是，我站在两个说话的人中间，用手去触摸他们的嘴巴。可是，我依然不理解他们的意思。为了和他们交谈，我疯狂地扭动四肢，蠕动嘴唇。然而，他们一点反应都没有。我气坏了，大发脾气，又踢又叫，一直闹到筋疲力尽。
从此，我经常为一些小事无理取闹，虽然心里清楚这样很不应该。可是，我就是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脾气一上来，我就会乱踢乱打。保姆艾拉常常会因此受伤。当我气消时，常常觉得很愧疚。因为我知道：自己把艾拉踢伤了，她会很疼。然而，当事情再次不随我心意时，我会照旧疯狂踢打一番。
大约在我5岁时，我们从爬满绿藤的小屋搬到了一所新建的大房子里。我享受着父母无尽的宠爱，整天都是无忧无虑的，直到妹妹米珠丽诞生。
母亲每天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照顾米珠丽。我心里逐渐不平衡起来，开始嫉恨米珠丽。我认为她坐在母亲的膝上，占去了我的位置，认为她夺走了母亲对我无微不至的关爱。那时，我有一个叫“南茜”的洋娃娃。南茜是我心爱的玩具，也是我发脾气时的“牺牲品”。我经常把南茜放在摇篮里，虽然它浑身破烂不堪。我还学着母亲的样子安抚南茜。我爱南茜，它在我心里胜过任何会眨眼、会说话的洋娃娃。
然而，有一天，我却发现妹妹睡在南茜的摇篮里。我正嫉恨妹妹夺走了母爱。现在，妹妹又“霸占”了南茜的摇篮。我再也无法忍受了，疯狂地冲过去，愤然地把摇篮推翻。多亏母亲及时赶来，接住了米珠丽。不然，妹妹米珠丽很可能会被摔死。
我被盲与聋的双重孤独包围着，不能领略亲热的语言，不懂怜爱的行为，更不明白伙伴之间所产生的感情。
黑暗中的快乐
童年是黑暗的，但是我也有自己的快乐。老猎狗贝利，厨师的女儿玛莎都是我朝夕相处的伙伴。
贝利总是懒洋洋地睡在暖炉旁。我竭尽全力地给贝利教手语，它却一点也不懂我的意思。所以，我一点也指挥不动它。它最多会爬起来，伸伸懒腰，嗅一嗅暖炉，然后就又躺下了。每当这时，我便跑到厨房找玛莎玩。
比起贝利来，玛莎是个非常棒的玩伴。我每次吩咐的事，她都又快又好地完成。因为她懂得我的手势所表示的意思，而且她大概清楚与其跟我打架，还不如乖乖地听话来得聪明。
只要我把两手合成圆形，放在地上。玛莎立刻就会知道，我在示意草丛里有某种圆形的东西。草丛深处是珍珠鸡们的家，它们喜欢把窝巢筑在如此隐蔽的地方。我带领玛莎去那深深的花草丛里寻找珍珠鸡蛋。但是即便我们寻找到了蛋，我也绝不允许玛莎拿着蛋回家。我会用手势告诉玛莎，她拿着蛋，一摔跤就会打碎的。
我喜欢去厨房帮玛莎揉面团，做冰淇淋，偶尔也会为了几个点心与她争吵不休。有时，我也帮她喂喂火鸡，这些家禽一点儿也不怕人，它们在我手上吃食，并乖乖地让我抚摸。然而，火鸡里也有不乖的家伙。
一次，我从厨房拿了一个番茄，一只大火鸡飞起来，把番茄“抢”走了。也许是受了火鸡的启发，我和玛莎跑进厨房，偷拿走了厨娘刚烤好的饼，躲在柴堆里吃得一干二净。谁料，我们却把肚子吃坏了，吐得一塌糊涂。不过，我一直关心的是，那只火鸡会不会受到这样的惩罚。
谷仓、马粮和乳牛场是我和玛莎的“极乐园”。在那里，我们总是玩得那么开心。我和玛莎到乳牛场玩时，挤奶工常常会让我把手放在牛身上。有时，他们还会让我把手放在牛乳上，我因此被牛尾巴打了好多次。
玛莎和我一样喜欢搞恶作剧。7月的一个午后，我们坐在阳台的石阶上剪纸娃娃。玛莎把头发用鞋带一束束扎起来，头上不一会儿就长满了“螺丝锥”。我的头发是长长的金黄色卷发。
我俩很快就厌倦了剪纸游戏，于是拿着剪刀到处剪。我们剪碎了鞋带，又剪石阶边的忍冬叶子。突然，我的兴趣转移到了玛莎的那一头“螺丝锥”上。我抓起剪刀就向那些“螺丝锥”剪去。
玛莎哪里肯让我剪呢？她用力挣扎着，可是我蛮横极了，紧紧抓着“螺丝锥”不松手。我剪完玛莎的头发，反过来“回报”玛莎——让她剪我的头发。还好母亲及时发现了这一情况，并立刻制止玛莎。不然，我的头发很可能被玛莎剪光了。
童年的记忆都是这些零碎的片段。不过，一想起那段没有光、没有声音的日子，很多影像就会更清晰地在我心头浮现。
记得，有一次，我不小心把水溅到了围裙上。我把围裙张开，放在卧室暖炉的余火边烘烤。可是，围裙干起来很慢，我一心急便把裙子放在暖炉上面。
火突然一下子着了起来，烧着了围裙，接着烧着了我的衣裳。我大叫起来，老保姆维尼急忙跑来，抓起一床毯子把我裹住，差点儿没把我闷死。好在火熄灭了，我除了手和头发之外，其余的地方烧得并不算严重。
这件事发生不久，我突然发现了钥匙的妙用，并且乐此不疲地做试验。
有一天早晨，仆人们都在外面做活儿。我忽然玩性大发，把母亲锁在了储藏室。母亲在里边拼命敲门，我感觉着敲门所引起的震动，咯咯地笑个不停。
寻找希望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表达自己思想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我尽力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但是，我的思想再也无法通过几种单调的手势传递给别人。
每当这时，我就好像被许多看不见的魔爪紧紧抓住。我拼命地想挣脱它们却无能为力。烈火在我胸膛里燃烧，我却无从表达。于是，我疯狂地踢打、哭闹、吼叫，在地上打滚，直到筋疲力尽。这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从每天一次到每隔一小时一次。
父亲和母亲心急如焚，却毫无办法。镇子附近根本没有聋哑学校。就算有，大概也没有几个人愿意来。谁会来如此偏僻的镇子，教一个又盲又聋又哑的孩子呢？而且，大家都在怀疑，像我这样的孩子，是否还能接受教育。
一个偶然的机会，母亲阅读了狄更斯的《美国札记》。书中提到郝博士将少女萝拉培育成才。萝拉与我一样也是又聋又盲又哑。
母亲百般打听得知，郝博士已经逝世多年。那么郝博士是否有传人呢？如果有，他们是否愿意到这个偏远的小镇来教我呢？无论怎样，《美国札记》总算让父母看到了一线希望。
我六岁时，父亲听说巴尔的摩的一位眼科医生，治好了好几个盲人。父母立即带着我乘火车前往巴尔的摩治疗眼睛。
旅途中，一个妇女送了我一盒贝壳，我用线把它们一个个串起来，感觉到无限快乐与满足。列车员叔叔让我玩他检票的剪子，我趴在座位上，给一些零碎的卡片打孔，一连几个小时，也不知道厌倦。姑妈用毛巾给我做了一个没有眼睛、嘴巴和鼻子的娃娃。我坚持要大家给娃娃加上眼睛，可是大家都想不出主意。于是，我钻到座位底下，找到姑妈的披肩，从上面拽下两颗珠子。娃娃有了“眼睛”，但是我很快就对它失去了兴趣。我被无数的乐事吸引着，没有发一次脾气。
到了巴尔的摩，我们直接去了那位眼科医生的诊所。医生名叫齐夏姆，待人非常热情。齐夏姆医生对我作了一番检查后，表示无能为力。不过，他说我可以接受教育，并建议父亲带我去华盛顿找亚历山大·贝尔博士帮忙。因为贝尔博士那里有关于聋哑儿童学校以及师资的资料。
父母依照齐夏姆医生的建议，带我去华盛顿找贝尔博士。贝尔博士不仅性情温厚、医术高明，还懂得我的手势。我立刻喜欢上了他，趴在他膝盖上玩弄他的怀表。他把我抱在膝上，弄响自己的怀表，让我感受表的震动。
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次会面竟是我生命的转折点。我不知道这次会面使我日后从黑暗走向了光明，由孤独变得充满温情；更不知道它还令我拥有了开启知识宝库大门的钥匙。
贝尔博士提到了波士顿的柏金斯学校，这个学校正是《美国札记》中郝博士为盲、聋、哑人孜孜不倦工作的地方。
在博士的建议下，父亲立即写信给柏金斯学校的校长安纳诺斯先生，请他为我物色一位启蒙老师。信才发出去几个星期，我们就接到了热情洋溢的回应，信里说，已经为我找了一名老师。
第二章 走出绝望的世界
老师来了
收到柏金斯学校的回信后，家人一直盼望着老师早日到来。第二年春天，老师终于来了，当时我才六岁零九个月大。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1887年3月3日。
那天，我刚从庭园回来。庭园里那些凉气沁人的草木与芬芳怡人的花香，总能让烦躁不安的我冷静下来。沿着方形的黄杨木树篱，我回到了家门口。午后的阳光穿过茂密的花草叶，洒在我的脸上。我安静地置身于金银花丛里，揉搓着周围的花叶。愤怒、苦恼令我的身心疲惫不堪；黑暗、寂静令我的前途一片渺茫。
我就像一艘船，一艘既没指南针，也没探测仪，却航行在茫茫大雾中的船。我小心而紧张，缓慢而艰难地行驶着，殊不知海港就在前方。我无声地呼喊着：“光明！光明！快给我光明！”殊不知，爱的光明就要照在自己身上。
一个脚步向我走来，是母亲来了吧。想到这儿，我立刻伸出双手，跑了过去。一个陌生人，握住我的手，将我紧紧搂在怀里。直觉告诉我，这个人就是来对我启示世间真理的人，这个人就是将给我深切的爱的老师——安妮·莎莉文小姐。
次日清晨，莎莉文老师把我领进她的房间，递给我一个洋娃娃。洋娃娃是柏金斯学校送给我的礼物。洋娃娃身上的衣服是萝拉亲自缝制的，虽然她已经由少女变成了老太太。
我兴高采烈地玩起了娃娃，这时，莎莉文小姐用手指在我手掌里拼写着“DOLL”这个词。她的动作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立刻模仿着在她手上画起来。终于，我正确地拼写出了这个词语。我不知道这是在写字，甚至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叫做文字的东西。我喜欢上了这种手指游戏，开始不停地模仿。
在懵懂中，我学会拼一些词语。例如：“pin”（针）、“cup”（杯子）、“sit”（坐）、“stand”（站）、“walk”（走）。
世间万物各有其名，这是我和莎莉文小姐相处几周后才领悟到的。
有一天，我正在玩柏金斯学校送我的那个新娃娃。莎莉文老师来了，她把旧洋娃娃“南茜”放在我的膝盖上，用手指拼写“doll”这个词。我这才明白两个布娃娃属于同一种东西——“doll”。
学习拼写单词没过多久，我和莎莉文老师发生了争执。那天上午，莎莉文老师教我“杯”和“水”这两个单词。我把两个单词混淆了，认为“杯”是“水”，“水”也是“杯”。老师只好把这个问题搁下，让我复习布娃娃“doll”这个词。
我不耐烦极了，抓起新洋娃娃就往地上摔。摔碎了洋娃娃，我心里没有丝毫的惭愧与悔恨，反而觉得十分痛快。我的世界里没有温柔，也没有同情，有的只是黑暗与寂静。所以，我并不为洋娃娃的“四分五裂”伤心。莎莉文老师把洋娃娃的碎片扫到了壁炉边。随后，她拿来了我的帽子。我知道，我们要去暖和的阳光里散步了。
我们沿着小路来到井房旁。金银花在房顶绽放，香味儿沁人心脾。老师把我的一只手放在水管下。一股清凉而美妙的东西在我手上流过，老师在我的另一只手上拼写“water”，起初是慢慢地，后来写得快一些。我静静地感受着她的动作。一股神奇的力量在我脑中激荡。猛然间，我明白了，流过我手心的这种清凉而奇妙的东西，正是老师拼写着的词语——“水”。水让我一下子理解了语言文字的奥秘；水让我沉睡的灵魂苏醒了。啊！原来，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名字。每一种事物的名字，都将启发我新的思想。
我跑回屋子，兴奋地摸着每一件东西。它们似乎在我的触摸下有了生命。我突然想到了那个摔碎了的洋娃娃。我摸索着走到壁炉前，捡起洋娃娃的碎片。我多么想把那些碎片重新拼凑起来啊！可是，无论我怎么努力，那些碎片就是拼不起来。
我哭了，生平第一次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哭泣。我眼里饱含泪水，心中充满了悔恨。
那一天，我学习了很多词语，其中有几个至今还记忆犹新。father（父亲）、mother（母亲）、sister（妹妹）、teacher（老师），这些字让我觉得，整个世界在我眼前展开了，它变得花团锦簇、美不胜收。
那天夜里，我独自躺在床上，心里满怀惊喜与感激，默默呐喊：世界上，难道还有比我更幸福的孩子吗？新的一天快些到来吧！
“爱”的真谛
从一开始，莎莉文小姐就和我“对话”，就像对待一个正常孩子那样。不过，她不是用嘴说，而是用手指把一句句话写在我掌心。通过这种方式，老师教给我很多新鲜的事物。起初，我只是被动地接受那些信息，因为我的知识面狭窄、掌握的词汇也不够多。随着对外界了解的深入，掌握词汇的数量增多，我开始主动提一些问题。对那些不了解的事物，我常常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提问。
一天早晨，我在花园发现几朵刚开的紫罗兰。我摘下它们送给了莎莉文老师。莎莉文老师高兴得想要吻我。可是，那时的我不想让任何人吻，除了母亲。莎莉文老师用一只胳膊轻轻地搂着我，在我手心写道：“我—爱—海伦。”“爱是什么？”我问。莎莉文老师用手指着我的左胸膛说：“爱在心里。”说着，她把我搂得更紧了。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心脏的跳动，但是依然无法理解她的话和动作。“爱是花的香味吗？”我闻了闻她手里的紫罗兰，一半儿用文字，一半儿用手势问道。“不是。”莎莉文老师说。
阳光正暖洋洋地洒在我们身上。在我看来，太阳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因为我明白，是太阳的热力让大地万物茁壮成长。想到这里，我用手指着阳光射来的地方，问：“爱是太阳吗？”“不是，不是。”莎莉文小姐连连摇头。我既失望又困惑，心想：爱不是花香，爱不是阳光，那么，爱到底是什么呢？
过了一两天，我练习把大小不一的珠子，按照两个大的、三个小的次序串起来。莎莉文小姐在一旁认真地指导我。我不停地出错，她不停地纠正。可是，到了最后，我发现有一大段串错了。怎样才能把这些珠子串好呢？我用心想着。这时，老师碰碰我的额头，用力拼写出“想”这个字。我突然领悟到，老师写的这个字，就是我脑子里正在进行的活动。我第一次领悟了抽象的概念。我在原地静坐了许久，不是在想珠子的排列方式，而是用新的观念在脑海中寻求“爱”的解释。
那天，乌云密布、细雨，突然间太阳突破云层，发出炽热的光芒。“爱是太阳吗？”我又一次问老师。“爱有点儿像太阳出来前的云彩。”老师回答说。我对她的话依然困惑不解。她似乎看出了这一点，就用更浅显的话说：“虽然你摸不到云彩，但你能感觉到云彩的化身——雨水。一整天烈日都在炙烤着大地，现在下雨了。你想想，大地、花儿它们会有多么高兴呀！爱能给你带来甜蜜，虽然你摸不着它。没有爱，你就不快活，也不想玩了。”
我虽无法完全理解这些话语，但是我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刹那间，感觉到自己的心灵与他人的心灵之间仿佛有无数无形的线条在穿梭。
在游戏中学习
没有一个老师不能把孩子领进教室，但并不是每一个老师都能让孩子学到真正的东西。然而，莎莉文老师却做到了。为了让我学到更多的知识，她每时每刻都在动脑筋、想办法。总之，莎莉文老师令我感觉到学知识像玩游戏一样快乐。
我刚学会用字母拼单词时，莎莉文老师就送给我一些带有凸起字母的卡片。我很容易就知道了每个凸起的字各自代表着什么。后来，莎莉文老师又送给我一个放卡片的框架。她教我利用卡片在框架上摆出短句子。一天，她把“girl”（女孩）这个词别在我的围裙上，让我站在衣柜里，然后把“is”（是）、“in”（在……里）、“wardrobe”（衣柜）这几个词放在框架上。这种拼卡游戏，从此成了我最喜欢的游戏。
拼卡游戏伴着我走进了阅读世界。当我拿起“启蒙读本”时，我可以从中找出那些游戏里学会的字。每看到一个认识的字，我就像在玩捉迷藏时逮着一个人那样兴奋。
无论是什么，只要让莎莉文小姐教，我就觉得特别有趣。遇到枯燥乏味的科普知识，她会循序渐进、生动逼真地给我讲解；遇到小孩子们都讨厌的事，比如学语法、做算术，她会认真耐心地进行指导。
我一开始就对数字不感兴趣，所以我并不喜欢上算术课。莎莉文老师想着法儿教我。她用线串珠子，一边串一边教我数数儿。她折一些草棍，一边摆弄一边教我加减法。我常常极不耐烦地做上几道题就跑去找伙伴们玩，可是，莎莉文老师从没为此责备我。
莎莉文小姐经常带我去户外学习。阳光照耀着森林，空气里弥漫着大森林独有的气息。茂密的树叶投下浓郁的树荫，我们坐在那里读书、学习。吐露芬芳的花朵、低声吟唱的虫鸣、婉转歌唱的鸟儿……自然界的万物赐予我无尽的学习对象，给予我无限的启发。
我常常把青蛙、蚂蚱和蟋蟀抓住，捂在手心，静静感受它们鸣叫的震动。我们还抓过在草地上吃草的小马，我能感觉到它愤怒的嘶叫，还有鼻孔里喷出的青草气息。晨雾缭绕的早晨，我溜进花园。玫瑰花在我身边轻轻摇摆，百合花在晨风中翩翩起舞。我轻轻地把玫瑰花握在手心，体验无限的乐趣。
七月的果园，是我喜欢的地方。我和莎莉文老师来到果园。桃子毛茸茸地垂在我的手心，熟透了的苹果，随着微风滚落在地。我捡起落在地上的苹果，用围裙兜着，连蹦带跳地向家里走去。我一边走一边把脸贴到苹果上，体味着太阳的余温。
田纳西河边，有一个南北战争时修建的码头。码头虽然荒芜破败，却是我们最喜欢去的地方。在那里，莎莉文老师一边和我用鹅卵石造堤、建岛、筑湖、开河，一边为我讲述地理知识。不知不觉中，我学会了很多地理知识。
这种游戏的方式还让我学习到了动物学和植物学。
一次，别人送了我一些化石，有布满花纹的贝壳化石、鸟爪印的砂岩，还有一些蕨类植物化石。莎莉文小姐绘声绘色地讲起了远古世界。那些名字古怪而且很难发音的野兽，游荡在原始森林里。它们撕断大树的枝叶当食物，最后默默死在年代久远的沼泽地里。莎莉文小姐的讲述让我仿佛身临其境，以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会在梦里梦到那些怪兽。这使我感觉到阴暗可怕的地质时期同现在有着多么大的不同。还有一次，我得到一个美丽的贝壳。莎莉文老师就给我讲软体动物如何“安家”，鹦鹉螺如何在安静的夜晚，乘着它的“珍珠船”泛舟在印度洋上。
就这样，我沿着莎莉文老师的足迹，不断地从生命本身汲取知识。我怕是永远也分不清，自己对所有美好事物的喜爱，有多少是自己内心固有的，有多少是莎莉文老师赐予的。然而我十分清楚：我的才能、抱负和欢乐，全部都是由莎莉文老师的爱点化而成的。她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三章 漫漫求学之路
“剽窃”风波
1892年，也就是我学会说话的第一年。我和莎莉文小姐在山间别墅避暑，她常常给我讲树叶在不同季节的美丽姿态。莎莉文老师的讲述使我灵感大发、文如泉涌。我执笔在盲人用的布莱叶纸板上写起了故事。生动形象的词语、流畅优美的句子在鼻尖和纸板间舞蹈。我完全沉浸在创作的惊喜与欢乐之中。
故事写完后，我念给莎莉文老师听。我一面被那些精彩的段落深深陶醉着，一面被那些念错需要重念的字困扰着。晚餐时，我又把故事念给家人听。大家听后十分惊讶，谁也没有想到我能写得这么好。“海伦，这个故事会不会是你在哪本书上看来的？”有人问。“在哪本书上看过？”这个问题使我大吃一惊。我想了半天，根本想不起有谁给我看过这样的故事。“不，这个故事是我自己创作的，我要把它献给柏金斯学校的安纳诺斯先生。”我理直气壮地说。
我把故事重新抄写了一遍，并听取大家的意见，将故事的名字《秋天的树叶》改为《霜王》。随后，我把《霜王》当做给安纳诺斯先生的生日礼物寄到了波士顿柏金斯盲人学校。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篇小说后来竟然给自己带来了众多的麻烦。
安纳诺斯先生相当喜欢这篇小说，就把它登在了柏金斯学校的校刊上。安纳诺斯先生还邀请我参加学校举办的庆祝华盛顿诞辰的活动。我高兴极了，几乎到达了快乐的巅峰。可是，我到波士顿没多久就坠入了痛苦与绝望的深渊。有人认为我剽窃了玛格丽特·康贝尔小姐的作品《霜仙》。因为《霜王》与《霜仙》两个故事的思想内容、写作风格连同一些词句都非常相像。而且康贝尔小姐的这篇《霜仙》在我出世以前就已写成，收在一本名叫《小鸟和它的朋友》的集子中。
起初，我并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当我了解之后，既惊讶又难过。我拼命地想自己在写《霜王》前到底看了哪些书，里面究竟有没有类似的东西。我努力地回忆着，却想不起任何描写霜的文章或书籍。只是模糊地想起，似乎有谁提起过杰克·费罗斯特，还有一首写给孩子的诗，题目叫《霜的异想天开》。可是，我并没有引用它们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件事不仅困扰着我，也困扰着安纳诺斯先生。他起初很相信我，并且十分宽厚地对待我。
活动前夕，学校的一位老师又问起小说的事。我告诉她，自己曾听莎莉文小姐提到过杰克·费罗斯特及其作品。不知为什么，这位老师竟把我的一些话曲解成：我记得康贝尔小姐的小说《霜仙》。我一再强调她理解错了。但这位自以为是的老师，还是把错误的结论告诉了安纳诺斯先生。
安纳诺斯先生轻易地听信了这位老师的话，他一改平日里的宽厚亲切，对我的申辩漠然处之。他认为或至少感觉，我在莎莉文小姐的教唆下，故意窃取别人的作品来博得他的称赞。最爱戴的人也开始猜忌我，这使我痛苦万分，羞耻难忍。然而，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
有一天，我被带到了由柏金斯学校的老师和职工组成的“法庭”上。在这之前，也就是在这间“法庭开审”的屋子，安纳诺斯先生经常放下手里的工作，把我抱在膝上陪我玩。刚走进这间屋子，我就感到有一种敌对的气氛。
他们支开莎莉文小姐，反复盘问我一些问题。每个问题都令我感觉到他们对我的不信任，每个问题都似乎是在逼迫我承认读了康贝尔的《霜仙》。我还感觉到安纳诺斯先生向我投来了责备的目光。我虽然知道纯属是一场可怕的误会，可是心还是怦怦乱跳。我语无伦次地回答着那些问题，心中的痛苦难以用言语表达。
盘问结束，当他们让我离开时，我几乎要晕过去了。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大声痛哭，一直哭到感觉浑身发冷。我想：自己恐怕不会活到天亮了。这样一想，我竟然心安了一些。
庆祝华盛顿诞辰的活动如期举行了。我和同学们一起演出了一场假面剧。剧中，我扮演的是谷物女神，头戴一个秋叶扎成的色彩斑斓的花环，身着一套颇为漂亮的衣服，脚上和手上满是水果和谷物。然而，所有的美丽和热闹都减少不了我内心深处的忧伤。现在想来，这件事倘若发生在我年龄较大的时候，一定会令我精神崩溃。幸好在这段悲苦的日子里，遗忘的天使赶走了我大部分的哀伤和忧虑。
莎莉文小姐从来没听说过康贝尔小姐的《小鸟和它的朋友》这本书，更没读过收录其中的那篇《霜仙》。所以，她决定仔细调查事情的来龙去脉。在贝尔博士的帮助下，莎莉文小姐发现好友霍布金夫人在1888年曾有康贝尔小姐的那本《小鸟和它的朋友》。不过后来，霍布金夫人把自己在布鲁斯特的那所房子卖了。康贝尔小姐的那本书也不见了，或许被她和其他书本一起处理掉了。
1888年夏天，正是霍布金夫人和我们一起在布鲁斯特度假。当时，莎莉文老师独自去别处度假去了。为了给我解闷，霍布金夫人常常从各种各样的书中找些有趣的故事念给我听。霍布金夫人解释说，她和我一样，不记得念过《霜仙》这篇小说。不过，她确信自己曾从《小鸟和它的朋友》中挑选出几篇故事给我读过。
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自己听故事的情形了。但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当时曾极力记住一些稀奇古怪的词语，等老师回来给我讲解。这些词语正是康贝尔小姐故事里的词语。莎莉文小姐一回来就开始给我阅读《方德诺小爵士》。我的脑子里除了《方德诺小爵士》没有别的。后来，我找来自己的一些信件与《霜仙》作对照，结果发现自己写的信和书与它有很多雷同之处。可见，霍布金夫人的确曾给我念了康贝尔小姐的那篇《霜仙》。而且《霜仙》当时已经完全融入了我的思想。《霜王》事件就像是晴空里突如其来的乌云，笼罩了我的生活。我不仅失去了最好的朋友——安纳诺斯先生，还失去了创作的勇气。我不敢去拿纸和笔，因为害怕写出的东西是别人的。甚至我在给妈妈写信时，那种恐惧也会突然而来，这时，我就一遍又一遍地念信里的每一个句子，直到肯定那些不是书中读过的句子为止。就这样，我整天沉浸在痛苦、忧虑和恐惧之中，甚至对书本也失去了兴趣。
在那些沉闷的日子里，我收到了很多人的来信，他们在信中对我表示同情和安慰。《霜仙》的作者康贝尔小姐也写信鼓励道：“将来总有一天你会写出自己的巨著，使许多人从中得到鼓舞和帮助。”
莎莉文老师更是一刻不停地鼓励着我。为了使我重新获得自信，她鼓励我给《青年之友》写一篇《我的生活介绍》的短文。
于是，在夏末秋初，在深红与金黄的秋叶铺满大地、绛紫色的葡萄挂满枝头时，我重新拿起了纸和笔，开始回忆自己的生活经历。
经历一场“剽窃”风波后，我的头脑变得比以前更清醒了，对生活的认识也更深刻了。
立志上哈佛
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我参观了卫斯理女子学院。回来后，我对大家说：“将来，我一定要上大学，而且是哈佛大学。”“哈佛？哈佛的入学考试也太难了吧！”“为什么不是卫斯理女子学院呢？”
一个正常人想要通过哈佛入学考试都很困难，何况是我呢？朋友和家人都很惊讶。一些真诚而明智的朋友劝我不要把目标定得太高。可是，我决意和那些正常的女孩子们一争高低。因为上哈佛大学是我由来已久的愿望，并且已经在我心中根深蒂固。
剑桥中学是通往哈佛的一条捷径。为了实现我的哈佛之梦，我决定去剑桥中学上学。1896年10月，我进入剑桥女子中学上学，为考入哈佛大学德克利夫学院作准备。
剑桥女子中学一年级开设的课程有：英国史、英国文学、德文、拉丁文、数学、拉丁文作文等。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为上大学而专门制定的课程。好在，我在艾伦先生那里学习了6个月的拉丁文；在赫马森聋人学校打下了一些法文底子，并且学了很长时间的德文。
在剑桥女子中学，我平生第一次和同龄、视听正常的女孩在一起学习、生活。学校的老师们，几乎没有人教过聋哑学生。我要想听她们的讲话，只有去摸她们的嘴。所以，莎莉文小姐与我在剑桥女子中学同堂上课，把老师讲授的所有东西翻译给我听。
每天，莎莉文小姐都和我一起上课。课堂上，她耐心地把老师们讲述的话写在我手中。自修时，她认真地帮我用字典查生字，反复地帮我阅读那些没有凸字的笔记和课本。这些事情的单调和枯燥是难以想象的。
在莎莉文老师的精心辅导下，我的英语进步很快。不久，教员们就宣布，我不用专门学习这门课程了，但学习大学临时指定的几本书还是必需的。
不过，莎莉文老师不可能把所有的课堂要点都在我手上写出来，供我理解。她也没有办法轻而易举地把课本改为凸字版，供我使用。有时，为了方便与同学们一起朗读，我不得不把拉丁文用盲文抄下来。
由于我不能在课堂上做笔记和练习，所以课后我必须用打字机写作文和翻译文章。但是，老师们已经习惯了我不完整的语言。他们在课堂上，能为我及时答疑解惑，纠正错误。
学校里，只有校长吉尔曼和德语老师葛洛学过手语，并用手语来指导我。
葛洛小姐每周都会为我上两节特殊的课。她拼字时，十分缓慢与吃力，但她还是把自己的教学内容写在我手上。这样能够使莎莉文老师得到片刻的休息。虽然每个人都在仁慈地帮助我。可惜，能把辛苦的工作变成快乐的只有莎莉文小姐一个人。
在莎莉文老师的帮助下，我阅读了许多德文书。这些德文书给我以极大的愉快。
吉尔曼先生担任我的英国文学老师。他学识渊博，讲解生动，使我对这门课程充满兴趣。这种兴致盎然的学习效果，是机械背诵和记笔记根本无法达到的。我们一起阅读了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贝尔克的《调停美洲的演讲词》和麦考利的《塞缪尔·约翰逊传》。
我所读过的政治著作中，最具启发力的作品是伯克的演说。他的演说把我带回了那个岁月动荡的年代，使我看到了很多重要的历史人物。伯克用雄辩的言辞预言：如果坚持敌对，得益的将是美国，英国将蒙受屈辱。令人疑惑的是伯克的预言并没有得到英王和大臣们的青睐。思想的火花和智慧的种子，最终埋没在了无知与腐朽的草堆里。
麦考利才华横溢、笔锋犀利，令人十分佩服。但他的自负有时却令人十分厌烦。还有，他那迁就实用而牺牲真理的做法，实在是令人想不通。我在阅读他的《塞缪尔·约翰逊传》时，故意避开约翰逊的一些过失，只看其成功的方面。因为令我吃惊的不是他的过失，而是这些过失竟然未能使他的精神蒙受损失。这个孤独者在克鲁勃大街忍受苦难，却能向卑微的劳苦大众伸出援助之手。
学习使我充满愉悦，生活也给我带来很多欢乐。我和几个同学住在离学校不远的一间房子里。她们中有些已经学会了手语，可以和我无阻碍地沟通。我们常常一起学习，讨论功课、朗读美妙的文学作品；一起玩耍，捉迷藏、打雪仗。
冲破层层阻碍
我顺利地读完了剑桥一年级，并且满怀信心地进入剑桥二年级。然而，新学期一开始，我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除了主修数学，我还必须完成天文、希腊文和拉丁文等科目，而且课程已经开始了。可是，我需要的许多书籍都还没能及时得到凸字版，更缺乏某些课程所必需的重要的学习器具。我所在的班级人数又多，老师们也没办法给我进行特别的辅导。所以，莎莉文小姐只好为我读所有的书，翻译老师们的讲解。莎莉文小姐那灵巧的双手终于变得不堪重负了，这是这11年来从未有过的。不仅如此，我的课堂学习困难重重。代数、几何、物理这几门课程，要求必须在课堂上做习题，这是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后来，我们买了一台盲文打字机。在这台机器的帮助下，我能够“写”下每一个解答的步骤。
为了弄懂黑板上的几何图形，我不得不用直的和弯曲的铅丝在座垫上做成几何图形。
尽管我在座垫上拼了很多图形，但还是一时分不清它们之间的关系。至于图中的字母符号，以及假设、结论和证明的各个步骤，我完全只能靠脑子记忆。
这些困难时常让我焦急万分、沮丧之极。每当我灰心丧气时都会得到莎莉文老师的安慰与鼓励。后来，凸字书籍和必需学习器具陆续到齐了。课堂上的那些困难也都渐渐克服了，我终于可以信心百倍地投入到学习中了。
可是，这个时候意外又出现了，原本吉尔曼先生就一直认为我的课程太重了，这学期开学后我遇到很多挫折，情绪不稳定，他就不顾我的抗议，减少了我的课时。
最初，我们和学校商议用五年时间为我考大学作准备。第一学年结束后，我的考试成绩得到莎莉文小姐和学校的教务长哈博女士的认可，她们都认为我再学两年就可以完成考试的准备了。当时吉尔曼先生也赞同了这一点，但是在我这段迷茫沮丧的时期，吉尔曼先生认为我的功课进展得不够顺利，坚持我必须再读三年才可以。
这个决定让我和莎莉文小姐都不能接受，我们都希望我能够和正常的学生一样，两年后就可以进入大学。
最后，矛盾终于爆发了。11月17日那天，我身体不舒服，没有去上课。吉尔曼先生立刻认定我的身体已经被功课压垮了，强制把我的学习计划全面修改，尽管莎莉文小姐一直解释我只是出了一点小小的毛病。可是，吉尔曼先生坚持他的决定，以至于我不能跟着班上的同学一起参加期末考试。这个矛盾冲突的爆发，使吉尔曼先生和莎莉文小姐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最后，母亲决定，让我同妹妹米珠丽一同从剑桥退学。
我和妹妹退学后，母亲请剑桥中学的基斯先生担任我的辅导教师，指导我继续学习。基斯先生的出现给我带来了一片光明，他很快就帮我理清了许多曾经让我迷茫的图形关系问题。
基斯先生非常温和，而且富有耐心。不管我表现得多么愚笨不堪，他总是能把问题和困难减少到最低限度，让我能够完全理解。基斯先生每次先讲解我上次课中不明白的地方，然后指定新的作业。他把我一周中用打字机做出的希腊文练习带回去仔细修改，再退还给我。这样的方式让我轻松了很多，单独听课不但好懂，而且让我觉得轻松愉快，于是我更喜欢学习了。
终于要参加德克利夫女子学院的入学考试了，学院不允许莎莉文小姐为我读试卷，请来了柏金斯盲人学校教师尤金·C.文尼先生，为我把试卷译成美国式盲文。
考试前两天，文尼先生把哈佛大学旧的代数试题盲文本寄给我，我欢天喜地地拿来练习，这才发现试题用的是美国式的盲文，而我在代数中用的是英国式盲文。我焦急万分，立刻给文尼先生写信，请他把上面的符号加以说明。很快，我收到了另一份试卷和一张符号表。我着手学习这些符号。在考代数的前一天夜里，我忙于运算一些复杂的习题，对于那些括号、大括号和方根的联合使用总是分辨不清。基思先生和我都有些泄气，忍不住为第二天的考试担心起来。
1899年6月29日和30日是入学考试时间。第一天考初级希腊文和高级拉丁文，第二天考几何、代数和高级希腊文。
每一次考试我们都提前到校，请文尼老师仔仔细细地把美国式盲文的符号给我们讲了一遍。我当时很用心地记这些符号，自以为懂了，可到考试时却又糊涂了。说实在的，我现在也没有把握说所有的符号自己都读过了。要细心把一切都弄对，确实太困难了，但是我不责备任何人。
考几何的最大困难是我习惯于让人把命题拼写在我的手上。不知怎么的，尽管命题是正确的，但在盲文上看起来却很乱。而且，我看不见自己用打字机打出的文字。我原来都是用盲文来演算，或是用心算的。基斯先生过于着重训练我心算的能力，而没有训练我如何写考卷，因而我的解答做得非常慢。考试题目我要一遍又一遍地读才能弄清楚应该如何去做。
德克利夫学院的执事先生不会意识到给我的考题是多么难，也无法了解我要克服的种种特殊困难。不过，如果他们是无意间为我设置了许多障碍的话，我可以自豪的是我终于把它们全都克服了。
历尽了无数艰难困苦，我的入学考试总算结束了，而且我的成绩不错，随时可以进入德克利夫学院，迎接新的生活。
光辉的青春
在大学里，我学习了很多特别有趣的课程，二年级时有经济学、伊丽莎白时代文学、乔治·L.基特里奇教授开的莎士比亚、乔赛亚·罗伊斯教授主讲的哲学。
你可以通过哲学接触远古时代的哲学家们，并和他们的思想产生共鸣。然而，大学不是万能的文化古都雅典。你不可能在这里遇到那些先哲和伟人们，甚至也感觉不到他们曾经真实存在过。你只有在学问的缝隙里一点一滴地汲取，然后再做深入的分析和解剖，最后再去肯定他们的身份。弥尔顿或者以赛亚，你要做的不是简单的认识和模仿。
在我看来，领悟比理想分析更重要。面对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很多学者往往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分析讲解，而忽略了应该领略那些作品。这样的讲课过程，就像是熟透了的果实从枝头坠落一般，迅速从学生们的心上掉落，什么都没有留下。这样理性的分析就像是我们看到一朵花后，去了解它的枝叶、根须，甚至其生长过程，却不懂得领略与欣赏这朵花沾满露水的美丽姿态。
请不要误会，我不是在反对对名著进行透彻的分析理解。我只是在反对那些喋喋不休、令人迷惑不解的评论和批评。因为它们只能给人一种印象——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观点。但像基特里奇教授这样的大师，他们却截然不同。他们的讲解常常令我觉得茅塞顿开。
有好多次，我真想把学习的知识砍掉一半。因为过多的知识内容只能使人心灵超载、殚精竭虑。想想看，要在一天之内读四五种文字不同、内容迥异的书，却又不失去重点。那怎么可能呢？如此匆忙紧张地读书只会给脑子里堆满杂乱无章、毫无用处的一些小玩意儿。
但是，无论如何这一年都是我大学中过得最快乐的一年。我的盲文书加起来已经差不多有30本了。我把每一本盲文书都视为珍宝。有了这些珍宝，我就可以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学习了。
我对历史和文学方面的课程充满兴趣，可以轻松地阅读和理解那些作品，并且因此取得了优秀的学习成绩。这也许是因为早在少女时期，我就阅读过许多想象丰富、词句优美的文章。
虽然我的生理状况与他人不同，也无法和同学们融洽地玩在一起。但大家还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我沟通。大家邀我一起去校外的餐馆吃三明治，喝可可奶。他们还经常围在我身边，说些引人发笑的趣事，甚至还推选我做副班长。
当时，我租住在库利兹街14号。虽然，我们只是租了那栋住宅的一部分，但我格外满意。屋子坐落在一片美丽的山丘上，四周长满了绿色的树木。屋后的大花园里，开满了多姿多彩的紫罗兰、天竺葵、康乃馨……屋里时常花香四溢。每天清晨，一些意大利女孩都会来采花，拿到市场上去卖。我常常在她们的欢歌笑语中醒来。
住在库利兹街的日子，我结识了几位好朋友，他们中有哈勃特大学的年轻讲师，也有学生。其中的一位，菲利浦·史密斯先生，现任华盛顿国立地质调查所阿拉斯加分部的主任。史密斯先生的太太蕾诺亚曾是我的同班好友。蕾诺亚对我十分友好，她会在莎莉文老师身体不适时，帮助我做功课，带我去教室。
有一天，《淑女书报》的主编忽然来拜访我。“社长希望把你的传记刊登在我们杂志上，并且是以连载的方式登出，请多多提供帮助。”他说。“我的功课很忙……实在对不起。”明白他的来意后，我委婉地拒绝了。“你不是已经在作文课上写了很多吗？”他问。“啊！怎么你连这些事也知道？”我惊讶地说，“不错，我大一上柯兰老师的作文课时，每星期都会写一篇。”“谁叫我是吃编辑这行饭的呢？”记者笑着说，“你把那些作文稍加修改，就可以发表了。稿费不会亏待你的，3000美元。”
3000美元对我来说的确不是一个小数目。我爽快地在合约上签了字。我一心想挣取那笔稿费，竟忘记了那份稿子才完成了一半，更没有想到补写后半部分会给我带来重重麻烦。
起初我进行得很顺利，写一部分稿子向杂志社寄一部分。可是，我毕竟不是专业作家。我不会对现有的材料进行有效的加工，写出的文字常常不适合杂志社的需求。于是，杂志社接二连三地发来电报：“下一章请立刻寄来”，“第6页与第7页的关系交代不清，请立刻回电予以说明”。我这个外行人，对稿子日期的重要性全无概念，现在更是不知所措了。
这时，蕾诺亚介绍了约翰·梅西先生。梅西先生是哈勃特大学的教授，当时在德克利夫学院兼课，这些我并不知道。“他是房东的同班同学，不仅头脑清楚，而且很慷慨，富有骑士精神，待人也和蔼可亲。如果有事相求，他一定不会拒绝的。”蕾诺亚说。
于是，我拿着自己的稿子资料，去找梅西先生帮忙。蕾诺亚说的一点儿也不错，梅西先生的确是一个头脑睿智、待人热情的人。他了解我的困难后，立刻把我带来的资料浏览了一遍，然后十分利落地帮我整理出来。
在梅西先生的帮助下，我可以如期交稿了。我大一写的那些作文经过一番整理，以《少女时代》的名字刊登在了《淑女书报》上。
梅西先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朋友。他曾是我生活上、精神上的支柱。后来，他与莎莉文老师结婚了。
寒冷的冬夜里，朋友们与我围在熊熊的火炉旁高谈阔论。大家一边喝可乐、吃爆米花，一边探讨社会、文学或哲学上的种种问题。无论谈起哪个话题，大家都喜欢追根究底。我们这群年轻人不仅懂得独立思考，还有强烈的正义感。大家无一例外地憎恨社会上那些邪恶黑暗势力，同时爱好人类和平。
冬夜里，我们也会出去玩耍，乘坐一辆有篷的马车四处溜达，去山上滑雪橇，或者在野外疯狂地玩耍。有时，我们则会坐在咖啡馆里静静地喝那香浓的咖啡，或者点上一顿可口的夜宵尽情品尝。
那些愉快的日子在四年的大学生活里稍纵即逝，我迎来了自己的毕业典礼。母亲由于身体欠佳，没能出席典礼。不过，莎莉文老师还有几个好友都来了。我拿到了大学毕业证书。无论是今天这张意义重大的毕业证书，还是昔日那些优秀的考试成绩，我所取得的一切，无不归功于莎莉文老师。同学们也一边脱下学士服，一边说：“学校真是太草率了，应该给莎莉文老师颁学位才对。”毕业典礼结束后，我和莎莉文老师离开礼堂，乘车前往新英格兰的连杉。去那里居住，是我们早先计划好的事情。
第四章 多姿多彩的人生
连杉的田园生活
一家报纸说，我在连杉的住宅是波士顿市政府送的。还说，这座住宅庭院宽敞，客厅堆满了别人送的青铜雕塑，书房里收藏着数以万计的图书，我在豪华气派的住宅里过得非常惬意。
事实上，我和莎莉文居住的房子，是一幢10年前就买下的古老农舍。买房子的钱是史波林先生赠送的糖业公司股份。第一次见史波林先生时，我只有9岁。但此后，史波林先生总会在我们困苦的时候伸出援手。后来，他把糖业公司的股票送给我们，并嘱咐我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卖掉它。于是，我们卖掉股票买了连杉的这幢房子。
老师把挤奶场和陶器储蓄室打通，给我做书房。书房虽然简陋了点，我却相当满足。因为这里不但光线充足，还有一百来册盲文书籍。此外，老师还在我的卧室搭建了一个小阳台。阳台南面种了藤蔓，绿色的枝叶一直爬到了栏杆上；北面种着苹果树，苹果花开时，芬芳四溢。我非常喜欢来小阳台上散心。
有一天，我手扶栏杆站在阳台上休息。忽然，我扶着的栏杆发出微微的震动。这种震动和我把手放在音乐家的喉咙上感受到的十分相似——一阵一阵，忽行忽止。就在震动停顿的某个瞬间，一片花瓣从苹果树上掉了下来，轻轻拂过我的脸颊，落在了地面上。
花瓣掉下来，可能是因为有鸟儿飞来或者微风吹过吧！我这样想着，忽然栏杆又开始震动了。到底会是什么呢？我静静地站在那儿，出神地感受着、思量着。这时，莎莉文老师从窗内伸出手来，用手语说：“海伦，站在那儿不要动。有一只蚊母鸟停在你身旁的栏杆上。不要动，小心把它吓跑了。”收到老师的信息后，我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老师再次传来信息说：“蚊母鸟的叫声听起来像‘飞——普——啊——威，飞——普——啊——威。’”我用扶着栏杆的那只手，静心凝神地“听”蚊母鸟的叫声。终于，我分辨出了这只鸟的节拍与情调，同时感觉出它的叫声正逐渐加大、加快。
老师又一次传信息给我：“这只鸟儿的恋人，此刻正站在苹果树上回应它呢。噢！你瞧，它们现在开始二重唱了。”停了一会儿，她又说：“栏杆上的鸟儿飞到苹果树上去了。现在，它正和自己的爱人在苹果花间，卿卿我我地互诉衷曲呢！”这虽是我第一次听到鸟儿的“爱之歌”。可我的心里早已许下了一个关于“爱”的愿望。那就是希望莎莉文老师能遇到一个好人，有一个好的归宿。
1905年，莎莉文老师要结婚了，新郎是梅西先生。这时，传来了一些风言风语：莎莉文老师结婚了，可怜的海伦一定很伤心，说不定还会吃醋呢！后来，我甚至还收到几封“安慰信”。
莎莉文小姐心地高贵、诚实仁慈。我一直希望她能遇到一个好人，而梅西先生恰恰是那么一个和善热情之人。早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梅西先生就帮助过我。对于他们的婚姻，我不仅不会伤心、吃醋，还由衷地感到欣喜呢。
莎莉文小姐的婚礼是在一幢美丽的白色房子里举行的。主持婚礼的是我们的一位朋友爱德华·海尔博士。婚礼结束后，新婚夫妇前往新奥尔良度蜜月，母亲则带我回到南部去度假。
大概一周后的一天，我和母亲正在南部的一家旅社里休息。梅西夫妇忽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在南部初夏的景色中，看到两个最喜爱的人，我感觉自己似乎在做梦。然而，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情。莎莉文老师紧紧地拥抱着我。梅西先生说：“这一带到处洋溢着木兰花的芳香，而且有最悦耳的鸟鸣声。”最后，我们一行四人一起踏上了返回连杉的路。
抵达连杉后，我想到了父亲在亚拉巴马的农场。于是，我们打算养家畜、种农作物，过朴素的田园生活。我们从附近的养鸡场买了几只小鸡饲养。大家对小鸡们百般照料，谁知，它们没过多久就一个个魂归西天了，浪费了我们的一片苦心。不过，我们的养狗计划还算进展顺利。我们陆续养的几只狗都健健康康的——从康桥带来的那只叫费兹的狗，搬来一年多就不幸“病逝”了。
农舍有几间空房子。大家觉得房子空在那里实在可惜，就把它改成了马厩。我们买来一匹马。这家伙野性未驯、凶悍无比，送马的少年，在半路上被摔落了两三次。然而，那少年把马交给我们时却什么也没说，于是，我们全然不知那马的烈性。
第二天早晨，梅西先生要驾车去镇上。他把马牵出来，套上货车，刚走出大门没几步，马儿忽然暴跳起来。梅西先生吃了一惊，以为挂在马身上的马具有问题，就下车查看。谁知，梅西先生刚把拖车从马身上卸下来，那马就忽做人立状，一声长嘶，拔腿狂奔，一溜烟不见了。
两天后，一位邻近的农夫把马送回来了。农夫说，他发现佩戴着马具的马儿竟然在森林里四处溜达，便牵了回来。
马虽然失而复得了，可是我们却无法驯服它。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把马卖给专门驯马的人。那一阵子我们的经济比较拮据。在别人的劝说下，我们买了100棵树苗，开始栽植苹果树。到了第五年，树上开始结果子了。我兴奋地在笔记本上记下苹果的数量、大小等等。
一天下午，仆人跑了进来，气急败坏地嚷道：“哎呀，不得了！野牛！野牛！”我们赶忙跑到窗口，想看个究竟。原来，不是野牛，而是附近山上下来的野鹿。一对鹿夫妇带着三只小鹿，大概是全家都出动了吧。野鹿们进了苹果园，那活泼跳跃的身姿，在阳光下是如此的美妙迷人，大家几乎看呆了。突然，这群大大小小的不速之客，竟然毫不客气地糟蹋起了苹果树。
鹿走了之后，大伙儿才如梦初醒地出去查看“灾情”，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了一大跳。天啊！100棵苹果树只剩下五六棵了！就这样，我们企图经营的各种农牧计划以苹果园的“灾难”告终了。但是，那的确是一段既有趣又充实的生活。
梅西先生在院子里栽了苹果树。在他的精心培育下，苹果树长势很好，果实累累。每到秋天，苹果熟了，我们就拿着梯子去摘苹果，摘下的苹果装满一个又一个木桶。当大家一起动手整理庭园时，我会耐心地把地上的枯树枝捡起来打捆，以备日后烧火用。
梅西先生在通往山坡的小路两旁的树干上绑了铁丝，这个主意妙极了。有了这条长达四五百米的“铁丝小径”，我就可以手扶铁丝去森林了，既不需要别人陪护，也不需要担心迷路。从此，我常常去森林里玩，那里有高高的秋麒麟草和开花的野生胡萝卜。
那些一般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在我眼里却是一种享受自由的方式。每当我独自走出去晒太阳，心情就变得非常愉快。我由衷地感谢梅西先生赐给我的一切。
为了那些和我一样的人
我在上大学前，就在想自己获得知识后应该做些什么。我渴望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可是，这世间，有什么事情是适合我做的呢？我思考着却不曾得到答案。
上大三时，一位名叫查尔斯·康培尔的青年来看我。康培尔告诉我，他的父亲从柏金斯盲人学校毕业后，在伦敦设立了一所高等音乐师范学院，致力于英国的盲人教育。康培尔还说，自己此行的目的是劝我加入“波士顿妇女工商联盟”，此组织的宗旨是大力促进盲人福利。我很快就加入了波士顿妇女工商联盟。我们一起到议会请愿，要求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保护盲人。请愿案通过不久，特别委员会就成立了。
在康培尔先生的指挥下，我们开始调查盲人所能从事的一切工作。我们还成立了一个实验所，盲人们可以在实验所学做一些手工艺。然后，我们在波士顿、马萨诸塞州等地，开设了几家专卖店，销售盲人的劳动产品。
大学毕业后，我就更加专心致志地思考盲人问题了。我认为，有两件事是当务之急。第一件事是如何让每个盲人学会一种技艺，从而使盲人具备自食其力的能力。同时，应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机构，从而促进盲人之间彼此联络，推进盲人职业调查的进展；第二件事是应该把目前美国、欧洲等地现有的几种盲文统一起来，从而提高盲人的教育水准。
有一天，纽约的摩洛博士来到我们的委员会。他主张给新生儿做眼睛消毒，从而预防他们失明，并且认为法律应该把这一点进行明文规定。“目前，盲校中的儿童，大约有三分之二是因为在出生时，眼睛受到病菌的感染而失明的。如果在孩子出生前先加以消毒、防范，是绝对可以避免的。”博士说道。“那你为什么一直没有采取行动呢？”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反问他。“说实话，所谓的病菌感染，就是这些孩子的父母曾做了有损名誉的事，而染上不可告人的病。这种情形连医生都无法公开说出来，报纸、杂志当然也都避而不谈。正因为如此，我才来请你们帮忙啊。”博士无奈地说。
听了博士的话，我们都同意推进这项失明预防措施。但是，正如博士所说，工作存在着莫大的困难。医生们和大众传媒都不肯去打破以往的习惯，去谈及这件事。我们也无能为力。
两年后，我去堪萨斯市时，与一位眼科医生提及预防新生儿失明的事。“把这件事登到报纸上，效果再好不过了。你们为什么不去拜访《堪萨斯市明星报》的总编辑呢？说不定，他会同意让你们在报上讨论盲童的问题。”
我立即去拜访了《明星报》的总编辑尼尔逊先生。但是，当我说明来意时，他一口回绝了。我失望透了，这时，尼尔逊先生又忽然改变了态度。也许是我沮丧的表情打动了他吧。他说：“你们要写什么尽管写，但是，稿子最终能否被刊载，还得由编辑社来决定。”
我写了几个真实事例送到编辑社。结果，尼尔逊先生把这篇稿子登在《明星报》的第一版上面。同年，《仕女杂志》转载了那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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