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领袖毛泽东（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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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领袖毛泽东（下）试读：

简介

历史简单的概括就是：发生在以前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事，那历史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就是在这些事件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了。漫谈古今中外史，一览上下五千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青楼名妓秦淮风月。

第一章　最早遇见毛泽东成为领袖的人

最早预见毛泽东成为领袖的是谁1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不仅取得了全国范围的彻底胜利，而且为自己培养了卓越的领袖，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从现存的文字记载来看，最早预见毛泽东成为中国领袖的人是柳亚子。

柳亚子1887年5月28日生于苏州吴江，早岁在乡从陈去病、金天羽游，1905年加入国学保存会。后至上海加入光复会、同盟会。创办并主持南社。民国时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上海通志馆馆长长。“四一二”政变后，被通缉，逃往日本。1928年回国，进行反蒋活动。抗日战争时期，与宋庆龄、何香凝等从事抗日民主活动，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兼监察委员会主席、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常务理事、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8年6月21日辞世。其诗高歌慷慨，亦工词。著有《磨剑室诗词集》和《磨剑室文录》，另有《柳亚子诗词选》行世。

柳亚子和毛泽东相识于1926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当时毛泽东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柳亚子则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坚定的革命立场受到与会的何香凝、柳亚子等的支持。从那时候起，柳亚子和毛泽东就相互认定为是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了。

1929年，柳亚子先生在上海作《存殁口号》一诗。诗中写道：

神烈峰火墓草青，湘南赤帜正纵横。

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两列宁”一语，诗人在诗末自注：“孙中山、毛润之”。“神烈峰头墓草青”，即指南京紫金山中山陵所在地，而“湘南赤帜正纵横”，则表达了柳亚子对毛泽东领导的工农武装斗争的热情赞扬。

最早预见毛泽东成为领袖的是谁2

在诗中，柳亚子将毛泽东和孙中山并列，把他俩都比喻成中国的列宁。刘继兴认为，1929年，在毛泽东同志尚未成为我党领袖之时，柳亚子先生竟能给予他如此之高的评价和赞扬，需要何等的慧眼与胆识啊，实属难能可贵。从现存的史料看来，这是最早讴歌毛泽东的诗。

列宁是前苏联之缔造者与伟大领袖。“两列宁”之喻，意即只有这两人才能担当起统领中国的神圣历史使命。其时，孙中山已去世。“两列宁”只剩其一，可见柳亚子对毛泽东的评价之高。他无疑已看出毛泽东领袖群伦的政治前途，柳亚子先生也因之成为预见毛泽东将成为中国领袖的第一人。

三年后，柳亚子以凌云笔意又写了一首歌颂毛泽东的诗。

1932年，蒋介石亲自指挥三十万重兵，向毛泽东领导的红色根据地发起大规模“围剿”，不但没有消灭红军，反而遭到惨败。在得到红军革命力量不断发展，根据地不断扩大的消息后，柳亚子备受鼓舞，欢喜若狂，欣然命笔，写下了《怀人四截》。其中第一首写道：

平原门下亦寻常，脱颖如何竟处囊。

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坛旗鼓看毛郎。

诗中‘毛郎，诗人自注’毛润之。柳亚子运用平原君和毛遂的典故，讴歌根据地反围剿的胜利，表达自己对毛泽东的敬仰之情。

抗战胜利之后，为了争取国内和平，毛泽东于1945年8月28日从延安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在重庆的43天中，毛泽东除主持谈判外，还同社会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接触。8月30日，刚到重庆不久，毛泽东就在重庆桂园寓所，宴请柳亚子、沈钧儒等人。

最早预见毛泽东成为领袖的是谁3

席间，柳亚子赠毛泽东七律一首：

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

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

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这首七律中，柳亚子将毛泽东赞为孙中山与马克思之“双源合”，认为国之前途系于其一身。9月2日，《新华日报》以《赠毛润之老友》为题，发表了这首诗。

9月6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又到重庆沙坪坝南开学校津南村看望柳亚子。在柳的寓所，柳亚子请毛泽东校正他准备收入《民国诗选》的毛泽东《七律·长征》一诗，并向毛泽东索诗。10月7日，毛泽东将《沁园春·雪》题赠柳亚子，并附信说：“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词云：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得到毛泽东题赠的《沁园春·雪》后，柳亚子将它称为“千古绝唱”，谓“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柳亚子击节叹赏之余，精心构思，《次韵和毛主席吟雪之作》：

廿载重逢，一阕新词，意共云飘。叹青梅酒滞，余怀惘惘；黄河流浊，举世滔滔。邻笛山阳，伯仁由我，拔剑难平块垒高。伤心甚：哭无双国士，绝代妖娆。

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浓情着意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不要说毛泽东的诗词，平时就是毛泽东的名字，都是见不到的。毛泽东的这首词在重庆《新民报》副刊《西方夜谭》公开发表时，当时的编辑吴祖光先生特意写了编者按：“毛润之氏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咏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在《新民报》发表后，顿时在重庆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一时间，人们争相传诵，好评如潮。它充分展示了毛泽东博大的胸襟和盖世的才华，进一步征服了人心，使人们从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共产党身上，更多地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

1949年2月底，柳亚子兴致冲冲应毛泽东电邀由香江北上，3月18日到达北京“共商建国大计”。两天后，毛泽东到京，柳亚子与沈钧儒、陈叔通等都到机场迎接，握手甚欢。随后，又陪同毛泽东一起检阅了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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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毛泽东邀请柳亚子等到香山双清别墅赴宴。宴席仅二桌，民主党派和文化界人士仅柳亚子、陈叔通、郭沫若、沈钧儒、黄炎培、许德珩等数人而已。

回家以后，柳亚子因与毛泽东再次重逢，感慨良多，当夜就写了三首七律，其中有一首云：

二十三年三握手，陵夷谷换到今兹。

珠江粤海惊初见，巴县渝州别一时。

延水鏖兵吾有泪，燕都定鼎汝休辞。

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

这次和毛泽东重聚，柳亚子十分高兴。可是柳亚子对自己期许太高，又有旧式文人的士大夫情怀，以为毛泽东会让他在治理天下中大显身手，曾写有“平生管乐襟期在，倘遇桓昭试一匡”的诗句。结果呢，新的政权将使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天下人民治，柳亚子看出自己只能参政议政，不免心灰意冷。

3月28日，柳亚子写了一首《感事呈毛主席》的诗，向毛泽东发牢骚，说是要回家隐居。诗曰：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弛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诗中引用了战国时孟尝君门下食客冯因不满孟尝君给他的待遇就弹着剑唱出门没有车坐来发泄怒气的典故，借以发泄自己的不满。

4月29日毛泽东作了一首《和柳亚子先生》的诗：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诗中毛泽东则引用了东汉初年严光不愿出来做官隐居在浙江富春江钓鱼的典故来规劝柳亚子不要回家乡分湖去，留在北京参与建国工作比回乡隐居要好得多。岂料，柳亚子看到毛泽东的这首和诗以后又错理解了，以为毛泽东要把颐和园赏给他，激动地复诗云：

离骚屈子幽兰怨，风度无戌海水量。

倘遗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

结果又讨了个老大的没趣。

很快，柳亚子旧文人的思想转变过来了，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投入了极大的热忱。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柳亚子参加了开国大典，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第二章　揭秘历史上的毛泽东

重庆谈判毛泽东的底气：大获全胜的情报战

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给延安发来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同时，电令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当面探问毛泽东的答复意见。

中共中央判断，蒋介石这个电报不外出于两个目的：一个是借口毛泽东不去重庆，好将内战责任嫁祸于共产党；如果毛泽东去谈判就给予共产党几个部长席位，迫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另一目的，就是利用谈判拖延时间，掩盖他调兵遣将，夺取抗战胜利果实。

8月16日，毛泽东电复蒋介石：“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鄙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同日，毛泽东派人见国民党派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说：“毛先生不准备去重庆，待蒋委员长答复朱德电报后，再做考虑。”

蒋介石得电后便估计毛泽东不敢赴重庆。因为十年内战时期他就在江西悬赏毛泽东的人头，现在毛泽东肯定不敢上门送头！8月20日，蒋介石又发一封电报，仍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共定大计”。

毛泽东于8月22日回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当天又接见周励武、罗伯伦，告以本党决定先派周恩来同志去重庆。

周励武、罗伯伦这几天在延安四处打探毛泽东意向，得到的所有消息，都是毛泽东不可能去重庆。于是，二人给重庆发去密报：毛泽东不会去重庆谈判。蒋介石要的就是这个情报。认定毛泽东不会来重庆，因此，根本不作任何和谈准备，而是忙于调兵遣将，抢夺各大城市和战略要地。

发出两封复电之后，8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判断当前国内形势。毛泽东认为：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内战，所以暂时和平是可能的，必需的。毛泽东决定亲自出去，还形象地说，我们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毛泽东还建议由刘少奇代理自己的职务，建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二人，以便毛泽东、周恩来不在时书记处仍有5人开会。这表明毛泽东已经充分考虑到此行的危险。第二天，中共大将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陈赓、薄一波、肖劲光同时离开延安，奔赴各地，就位备战。

8月23日，蒋介石第三次致电延安：“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蒋介石假戏真唱，锣鼓喧天，三封邀请电报在广播电台反复播发，各报纷纷转载，一时间，蒋介石的和谈“诚”意传遍中外，美国、苏联呼吁中国和平，国内的中间派也心思大动，各界纷纷劝说毛泽东成行，把谈判的皮球踢到了延安。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说：“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

8月26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通知》，判断形势：“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又分析了第二种可能：“如果国民党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中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

幕后的情报战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大使赫尔利、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的陪同下，乘坐飞机到达重庆。

重庆的蒋介石倒弄了个手忙脚乱。料定毛泽东不来才演的“假戏”，因而没有准备“台词”。而中共却拿出早已拟就的整套方案，于是蒋介石提议的国共和谈，却按毛泽东的方案推演。

造成蒋介石这种被动局面的重要原因，就是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的那封电报。蒋介石接到密电，以为得到共产党的内部情报，断定毛泽东不来。殊不知，这封电报也到了毛泽东手中。毛泽东得知蒋介石已经上当，才给了蒋介石一个出乎意料。

这次政治斗争的巨大成功，通过情报手段，掌握对手的真实企图，从而取得战略上的主动地位，是情报工作为战略服务的一个杰出范例。

从1938年国共合作开始，国民党就在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派驻联络参谋。驻一二0师的陈宏谟是个比较老实的人，见共产党真心抗战，还给贺龙部队送了20挺机枪，后来被国民党撤回。驻一一五师的李克定是个职业特务，收买师部译电员，被驱逐回去。还有一个周励武本是中共叛徒，路经延安还发展一个被服厂的工人去西安，发出的密信被我方查获。

这三个参谋都由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直接指挥，主要任务是搞共产党的情报，1939年冬天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共不许这三人再去部队，于是，这三个联络参谋就长期留在了延安，住在边区政府的交际处。他们是国民党在延安公开的情报官。

1943年，又有两个国民党军官骑着毛驴来到延安，这是军令部新任命的驻第十八集团军联络参谋徐佛观，驻一二〇师联络参谋郭仲容。级别最高的少将徐佛观是陈诚的密友，不时痛骂孔祥熙贪污，摆出进步分子的架式。郭仲容是罗瑞卿的中学同学，开口就能大段背诵中共文章，显出不凡的政治知识。两个联络参谋在延安得到很高的礼遇，毛泽东、朱德、叶剑英时常接见宴请，他们也认真研读中共整风文件，时常向重庆报告延安动态。出入延安，就是国民党特务最值得炫耀的经历。徐佛观回重庆述职时，总是被戴笠特意请到军统讲课。

驻扎在生活俭朴的延安，对于国民党的联络参谋实在是个苦差使。1943年7月，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边区战事一触即发。徐佛观、郭仲容害怕成为人质，坚决要求调回，而叶剑英参谋长却极力挽留。1944年5月，军令部才派周励武和罗伯伦来接替。

周励武一心搞情报，以期早日调回重庆升官。见交际处服务员王荣棠年纪小，就设计引诱。外出时，周励武故意把一枚金戒指丢在地上，想等小王捡拾之后再抓他的把柄。小王是我方边保布置的人员，哪会贪图他的金戒指，第一次捡起来放在桌上，第二次见他又“丢”，就向组织汇报。这就引起了我们对他的高度警惕。

1944年下半年，交际处的客人很多，有晋察冀行政委员会副主任胡仁奎、燕京大学英国籍教授林迈可，朝鲜人士金斗奉等人。延安师范的女生关淑珍到交际处照顾胡仁奎的孩子，也顺便照顾两个联络参谋。周励武在延安找不到浪荡的场所，就盯上年轻的关淑珍，多次挑逗。关淑珍将这个情况向领导做了汇报。一天，周励武趁屋里没人，动手动脚，被关淑珍打了两个耳光。众人围观之中，关淑珍当场揭露，周励武只得低头道歉。还是金城出面帮他劝说了关淑珍。这以后，周励武的态度就软多了。

这两个联络参谋经常偷偷发报。他们使用的密码极其独特，而且外出总把密码本随身携带，怎么办？

驻扎延安，对于过惯享乐日子的联络参谋。确实是个苦差使。可是近来，这日子慢慢有所改变。伙食越来越好，粗粮细做，还不时有肉。服务员每天打扫房间，还帮助晒被褥。更有兴味的是，延安的舞会也来邀请他们参加，看来共产党真的把自己当友军看待了？两个联络参谋心情逐渐放松，不禁自嘲：出去跳舞，兜里还揣着厚厚的密码本和硬硬的钥匙，有些不雅。

细心的服务员发现，出门跳舞看戏的联络参谋，衣兜瘪了。再观察，他们出门前总是把密码本锁在箱子里。招待科指导员杨黄霖布置，再找钥匙。

服务员在晒被子时发现，这两人外出时总把钥匙压在褥子下面。杨黄霖又练习开锁技巧。

为了调走两个联络参谋，交际处特意邀请两人去郊外的杜甫川游玩。联络参谋一出门，我方边保侦察员立刻进屋，杨黄霖利索地打开铜锁，从箱子里找出密码本。

此时的延安，不要说没有复印机，连照相器材都缺。厚厚的密码只得用笔抄。反正沿途都有我方边保的秘哨，一站一站像烽火台一样把联络参谋的行止通报交际处。杨黄霖布置招待员小心侍候，回家越晚越好，两个参谋来到这风景秀丽的去处，身边还有装满吃喝的担子侍候，未免流连忘返。

就是这样还抄不完，又得在联络参谋回来之前恢复原貌。好在有高级领导配合，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出面，邀请他们赴宴看戏，两个联络参谋高高兴兴打牙祭去了。

这边立刻开锁，誊抄。可密码太长，一次抄不完，到时要恢复原状，下次再抄。这样搞了3次，终于抄到了全部密码。

从此，延安就掌握了国民党联络参谋向重庆通报的全部秘密情报，真是知己知彼。

本想假戏真唱，不承想反被对方导演。国民党派驻延安的两个职业特务，却让蒋介石成了丑角。

表面被动回避，突然间登台亮相。共产党情报人员不动声色，助了毛泽东的“大胆”出演。

国共谈判，由于国民党缺乏事先准备，只能按照共产党的方案讨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任速记员的沈安娜，又逐日把国民党密商谈判策略的情报通报中共中央代表团。毛泽东赞道：“这是玻璃瓶子里面押宝！”于是看透对手底牌的周恩来，就这样掌握了国共谈判的主动权。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定。第二天，毛泽东安全地离开重庆，飞返延安。

毛泽东“摆平”陈毅粟裕之争

1946年6月22日，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南线出击作战的战略计划，请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人考虑。

这个计划是在国共和谈全面破裂、国民党军向我大举进攻时，我山东、太行两解放区主力部队实行外线出击，向南作战。要求太行解放区的部队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力尽可能攻取陇海路沿线南北十几个县城，着重在野战中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相机占领开封；山东野战军则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力配合苏皖北部的部队攻取津浦路徐蚌间及陇海路黄口、徐州段各点，着重调动徐州之敌在野战中歼灭之，同时，要求集中野战军主力以对付江北之敌，配合作战，并考虑在形势有利时，太行、山东两区主力南渡淮南，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之线前进。

应该说，毛泽东的这一计划在解放战争初期，是不符合战争实际情况的。围绕这一作战计划，陈毅和粟裕之间发生了争论。

粟裕认为华中主力应留苏中

陈毅对毛泽东提出的南线出击作战计划是竭诚拥护，坚决执行的。当他接到毛泽东6月22日的电报后，次日即复电毛泽东，完全同意这一南线出击作战计划，并对山东野战军作了部署。

当粟裕接到毛泽东的电报时，正在苏中前线指挥作战。他从实际情况分析后，认为华中野战军主力应留在苏中作战，不能立即西移淮南。27日，他便给中央军委和陈毅发了电报表明了自己的意见。

之后，粟裕感到事关重大，立即赶回淮安，同邓子恢、谭震林一起商量，他们一致赞同粟裕的建议。6月29日，他们联名又给中央军委、陈毅发了一份电报：“华中主力转至淮南后，不仅粮食须由苏中供给，即民夫运输恐难支持，因淮南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苏中地（方）武（装）已很弱，难于担任钳制任务。如苏中失陷，淮南战局万一不能速胜，则我将处于进退两难。”

然而，陈毅拒绝了粟裕等人的建议，30日他电告中共中央并复电华中分局：“我们认为7月间非打不可……”

陈毅坚持南线出击战略

毛泽东对粟裕6月27日的电报极其重视。在接到电报的第二天（28日）复电华中野战军，指示：部队继续隐蔽于待机位置，听候安排。30日，毛泽东又致电华中野战军：“部队暂缓调动，待与陈军长（陈毅）商酌后，即可决定通知你们。”

7月4日，毛泽东在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的一份电报中，提出了“我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按照毛泽东的这一指示，粟裕于7月13日发起了苏中七战七捷战役。

就在苏中七战七捷战役发起的这一天，毛泽东给陈毅等人发了一份电报，指出：“鲁南大军（即山东野战军）仍不宜此时南下，以免陷于被动地位”；“刘邓所部亦在现地整训待机，不要轻动”。“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指陈毅部）豫北（指刘邓部）主力计入战争，最为有利”。可见，毛泽东基本上接受了粟裕的建议，推迟了南线外线作战计划的实施。

但是，这时的陈毅鉴于敌军即将大举进攻苏皖，还是坚持原定的南线出击作战计划。7月14日，他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主张，敌本月大举进攻苏皖时，我军应即按原定南进计划行动，并要求粟裕率主力立即西移淮南。粟裕不同意陈毅的这一复示，8月1日，他在一份电报中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改变原定计划

一个要“西移”，一个要“东调”，毛泽东的态度怎样呢？8月6日，毛泽东致电陈毅，提出：“似以同意粟裕意见在苏中再打一仗，然后主力西调为有利，因粟部西调过早，一则苏中人心不顺；二则敌军亦将早日西调，如西面仗打不好，怨言必多。故不如让粟部在苏中再打一仗（不论胜负），然后西调，各方则无话说。”

在这期间，粟裕率华中野战军主力在苏中连续打了几个胜仗，相反，陈毅在淮北作战则不断受挫，特别是进攻泗县城损失较大，事实终于说服了陈毅。8月13日，陈毅致电粟裕、谭震林：“宜就地开展局面，不必忙于西调，军委有此指示，望照办。”陈毅和粟裕之间的一场争论到此结束了。

9月19日，当华中野战军北上苏北与山东野战军会合后，陈毅对他和粟裕之间的这一争论，在10月1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进行了自我批评。

10月15日，毛泽东在给陈毅等人的电报中说：“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你们6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商机），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毛泽东对陈毅仍然表示了极大的信赖。

毛泽东公开发表诗词引轰动，蒋介石恼火

1935年10月，红军完成长征，胜利到达陕北。1936年1月26日，毛泽东亲自率军渡过黄河，到达华北前线对日作战。

2月5日清晨，部队来到陕西清涧县高杰村袁家沟休整。这一带已经飘了几天的鹅毛大雪，雄浑壮观的北国雪景触发了毛泽东的诗兴。2月7日，怀着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毛泽东挥毫疾书，一口气写下了气吞山河的词作：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腊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就是后来轰动的《沁园春·雪》。

从1936年2月毛泽东写成《沁园春·雪》到1945年11月14日发表，长达9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人知道毛泽东曾写了这首词，因为他从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

发表于1945年，反响强烈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戳穿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毛泽东于1945年8月28日飞抵重庆与蒋介石的国民党当局进行和平谈判。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多次会见著名爱国人士。

9月6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拜访柳亚子。应柳亚子的请求，将自己写的《七律·长征》送给他。10月4日，毛泽东写信致柳亚子，使柳亚子“感发兴起”，随之作诗一首。两日后，柳亚子又“以诗代柬”，将“感赋二首”送毛泽东。

接到柳诗的第二天，毛泽东把自己于1936年2月写的那首《沁园春·雪》重新抄录后，赠送给柳亚子。

看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后，柳亚子欣喜若狂，直呼“大作”、“大作”。他一面赞叹毛泽东的词，一面又写了同一词牌的《沁园春》和词一首，一并抄好送交《新华日报》发表。《新华日报》是中共在重庆公开发行的报纸，报社负责人提出要向延安请示。柳亚子不愿因此延误时日，建议先发己作。《新华日报》于10月11日，即毛泽东离开重庆那天刊发了柳亚子的和词。

重庆各界在报上只见到柳亚子的和词而不见毛泽东的原词，都纷纷好奇地打探。柳亚子便“不自讳其狂”，开始把原词向一些友人传发。在重庆《新民报》任副刊《西方夜谭》编辑的吴祖光，先从黄苗子处抄得毛泽东词稿，而黄苗子则是从王昆仑处抄得，抄稿中遗漏了两三个短句，但大致还能理解词意。吴祖光跑了几处，连找了几个人，把三个传抄本凑起来，终于得到了一首完整的《沁园春·雪》。

11月14日，吴祖光在《新民报》第二版副刊《西方夜谭》上发表了这首咏雪词，标题是《毛词·沁园春》，并在后面写了一段热情推崇的赞语。11月28日，《大公报》也发表了毛唱柳和的两首咏雪词。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公开刊登后，轰动山城，一时成为人们谈论的中心。重庆各种报刊纷纷发表和词与评论。据不完全统计，当年刊发的和词不下50首，评论将近20篇，这在我国词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引发“围剿”反“围剿”，针锋相对

蒋介石看到这首词后十分恼火。他问专门为他起草文件的陈布雷：“你看毛泽东的词如何？”陈布雷如实答道：“气势磅礴、气吞山河，可称盖世之精品。”蒋介石说：“我看他毛泽东野心勃勃，想当帝王称王称霸，想复古，想倒退。你要赶快组织一批人，写文章批判他。”12月4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等报刊同时登出了“围剿”毛泽东《沁园春·雪》的和词。

重庆进步文化界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对于反动文人的攻击、辱骂迅速予以反击。郭沫若率先发表两首和词，盛赞毛泽东咏雪词“气度雍容格调高”，又揭露御用文人“鹦鹉学舌”的丑态。在延安的爱国民主人士黄齐生，晋察冀解放区的邓拓，山东解放区的“将军诗人”陈毅等人，也都各自依韵奉和，热情赞颂毛泽东的《沁园春·雪》。

为了把毛泽东这首词压下去，国民党又暗中在内部发出通知，要求会作诗填词的国民党党员，每人写一首或数首《沁园春》，选几首意境、气势和文字超过毛泽东的，以国民党主要领导人的名义公开发表。通知下达后，虽然征得不少词作，但都是平庸之作，没有一首能超过毛泽东的。后来，虽然又在南京、上海等地雇佣“高手”作了数首，但仍是拿不出手的“低质品”。由于国民党的这次活动是在暗中进行的，又未成功，所以一直秘而不宣，高度保密。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才由当年参加过这项活动的一位国民党要员透露出来。

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同土地改革一样，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要解决社会存在的一些基本问题，土地改革是经济基础方面的革命，要解决人与物与土地和财产的关系，文化大革命是上层建筑和政治结构的革命，要解决人与人的关系，如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厂长与工人的关系，学生与教师的关系，以及政权如何产生，运转，监督，更替等，解决这些问题的目的无非是实现人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建立更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一个更公平更道德的社会，解放生产力，使国家更蓬勃地向前发展。

每一个国家和社会都会面临这些问题，现在中国人常挂在嘴上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也是要解决这类问题，这些社会的基本矛盾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社会就会充满罪恶，充满压迫和奴役，充满人吃人的悲剧，目前世界上的很多动荡不安的落后国家就是处在这种可悲的状态。

对于用什么方法解决这类问题，社会的各阶层，甚至统治集团内部总会有分歧，因为这是实实在在的利害冲突，有关权力地位和社会财富的分配等，对某些人来说甚至是生死攸关的，不同的国家和体制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也有所不同，比如日本和台湾解决土改问题的方法跟中国大陆的不同，而有关政权的更替和统治阶层的腐败的问题，现代的发达国家都通过民主的方法解决，也就是通过多党派的议会斗争，工会农会和商会等社会团体的制约，学生罢课，公众舆论监督等方法解决。

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解决政权的腐败问题？这是一个新的挑战，眼见苏联走上了官僚腐败，自我崩溃的修正主义道路，毛泽东那一时代的领袖意识到必需寻找一个可行的方法，来防止新中国统治阶层的腐败变质，保证政权永远掌握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手中，保证革命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他们发明了一个办法，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试图通过文化大革命实现吐故纳新，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大换血。

文革的具体作法很简单：群众组织，群众运动，学生串联，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当时最时髦的词汇和口号大概是，敢把皇帝拉下马，打倒当权派，批臭封资修，造反，夺权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很多场面肯定是轰轰烈烈的，但主要还是文斗，坦克机枪没用上。

革命的成果如何？夺权似乎是成功了，从省市到人民公社，各级革命委员会敲锣打鼓地成立了，组成了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招牌也都换成了新的，大江南北又一片红了，大乱达到了大治，但也有人不满意，认为革命还不彻底，一些老家伙，以前的当权派还在新政权里面。

夺权之后，各种革命继续进行，如教育革命，五七干校，业余大学，劳动大学，工农业的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批判孔孟之道，批判天才观，批宋江等等，毛泽东认为，实践出真知，政治像一种游戏，要经常玩才学得会，玩得好，文革还要进行多次，要在大海里学游泳，大风大浪不要怕，不要崇拜圣人，不要畏惧权威，不要迷信皇帝，要敢想敢说敢干敢革命。

文化大革命通过群众运动的文斗完成了政权的大变革，这是史无前例的，过去的中国，玩政治是帝王将相的专利，老百姓无权过问，政权转变也都是通过武斗，宫廷政变和阴谋诡计来完成，历代统治者都希望人民安分守己莫谈国事，因而绝大多数人被排除在政治活动和国家管理之外，这必然造成不平等和矛盾，这样的政权也只能靠专制压迫来维持，只有毛泽东力挽狂澜，以创造性的方式鼓励和引导人们关心国家大事，参与政治，做国家的主人。

毛泽东反对打无准备之仗，认为要打好仗必需有准备有演习，俄国的政变就是一次没有准备的变革，国家的财富转眼之间被贪官污吏瓜分干净，老百姓得到的是一张几年才用一次的选票，快十年过去了，这张选票并没有能保障他们的利益，也没有能使他们的生活过得更好。

文革是中国人的一次难得的锻炼，是大演习大练兵，学习怎样通过文斗解决内部的矛盾，毛泽东等老一辈的忧虑和良苦用心是可想而知的，几十年打下的江山，一大笔财产要传给后代，他们是否已经足够成熟老练？他们有没有能力战胜将要遇到的风浪？事实证明政治这个游戏不好学，虽然经过文革的锻炼，这些的继承人还是没学好，辜负了他的期望。

今天困扰着中国的，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问题，有很多是毛泽东曾经担忧和警告过的，比如，今天的各级政府领导和雇员是人民的公仆还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中国的老百姓还是不是国家的主人，他们有没有机会和权力参与国家，社会，企业，机关，学校和厂矿的管理事务和发表意见？儿童少年能不能升学？老弱者有没有照顾？伤病者有没有医疗？青年有没有工作？劳工有没有适当的安全保障？他们是不是逐渐沦为资本和强权的奴隶，靠出卖劳力，出卖灵魂和肉体为生？人们受到邪恶势力压迫时，有没有地方讲理和申诉？中国是否将回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年代等等，形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以保证中国社会的健康稳定和发展？用江总书记的话来说，这是当代中国人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回顾和探讨前人如何解决这类问题，有助于理清和解决这些问题。

毛泽东为何信任汪东兴

毛泽东对汪东兴的评价是：“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

左起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在中共“十一大”主席台上

1955年，汪东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此前他既没有显赫的军功，也没有出奇的战绩，有的只是在公安、警保战线上小心翼翼的努力。他作为罗瑞卿的副手，直接掌管中南海内部的警卫，对毛泽东的起居、出行负有极大的责任，他除了在1958年一度被下放江西担任主管内务的副省长以外，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央警卫岗位，他除了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之外，还是北京卫戍区三人核心小组负责人、中央军委警卫局负责人，十一大上更是成为华国锋之下炙手可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

毛泽东对汪东兴的评价是：“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林彪几次拉拢汪东兴、江青几次打击汪东兴都没有最后得逞，毛泽东的话是很说明了一些他和汪东兴的关系的。

汪东兴在庐山妄言设立国家主席，除了感于林彪对自己的不吝提拔和许诺之外，还有就是出于一个警卫人员的“护主”心态，而后者似乎更加纯粹一些，所以，毛泽东对汪东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表现是“一批二保”，目的主要是保，汪东兴的错误除了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许世友等少数人知道以外，其他的都很泛泛。一旦当毛泽东把对手确立之后，汪东兴总是毫不迟疑的站在毛泽东的一边。1966年打倒刘少奇是如此，1970对林彪动手时也是这样。汪东兴眼中只有毛泽东一人而已，为了迅速解决林彪集团，汪东兴甚至建议毛泽东清洗温玉成，而此前温玉成是林彪、康生一直看好的军事将领。汪东兴尽管对在九大预备会议上破天荒的给一个少将评功摆好的林彪感恩戴德，但是，当他得知毛泽东准备对林彪采取不同寻常的举动之后，汪东兴甚至愿意担当派往毛家湾的卧底（当然没有成行）。

汪东兴因为长年担任专案组负责人，中央一专、二专的档案都交由他来管理，所以，他经常代表毛泽东“看望”、“关照”被整的老干部、老军人，而无一例外的是被看望、被关照者对他都缺乏良好的印象。谭震林后来在“真理大讨论”的时候说起一段往事，他说：“主席已经决定解放我了，汪东兴还是那样颐指气使的对待我，教训我要重新作人，我都70岁的人，怎么叫重新做人？不是摆老资格，就是这样的语气实在令人难受。”曾志在回忆陶铸最后的岁月之时，也决不客气的指责汪东兴：“哪里还有一个共产党员的味道，他多次催促陶铸快走，我说陶铸身体不行了，能不能留在北京治疗，汪东兴虎着脸讲，保皇派嘛，要接受革命的斗争。他拒绝为我们向主席传达真实的情况。”

叶剑英被疏散到湖南时，汪东兴一个电话赶跑了叶剑英，搞的叶剑英老泪纵横，然而，为了擒获“四人帮”，叶剑英主动联合汪东兴，并且在后来扩大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给汪东兴说话，但是，汪东兴自恃有华国锋撑腰，以致于继续怠慢这位老谋深算的参座，最后终于自己吞下了苦果。复出之后的邓小平在谈及同“四人帮”在1974～1975年的斗争史时得到了党内的一致好评，而身为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则在中央党校公开讲：“小平和‘四人帮’斗争是有的，但是，怎么能和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相提并论呢？他不是被‘四人帮’给搞掉了吗？如果不是华主席把他解放出来，他怎么会有今天呢？”

1977年中央讨论关于陈云的职务的问题时，汪东兴大唱反调，他说：“毛主席早在1958年就说过陈云是小婆娘，裹足不前、魄力不足，是小资产阶级灵活性作祟，怎么能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呢？”彭真、薄一波等人的专案被提及平反时，汪东兴说：“彭真是独立王国的头子，薄一波早就是叛徒，平反了，我们党怎么办？毛主席的指示怎么办？世界怎么看我们？”

量变终于发展到质变，1979年中央政治局召开帮助汪东兴等同志的组织生活会上，众位领导可谓是万炮齐轰汪东兴，陈云撇开缄默多年的习惯，第一个为汪东兴定了调子：“东兴同志已经是走在了革命的后面，他不但不能为继续改造我们的党、发展我们的国家、修正以往错误的政策提供好的建议，反而一再干扰中央的决断，这样的同志继续在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上，显然是不合适的，全党同志也是不会答应的。”会后形成的决议称：“汪东兴等同志已经在新的历史时期犯有重要的错误，他们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显然是不适合的，也是不允许的，鉴于他们以往曾经做过一些对党和人民有益的事情，中央决定对他们的问题处理不扩大化。”

1976年的怀仁堂事变如果没有汪东兴的全力配合，华国锋、叶剑英是无法解决“四人帮”的，叶剑英此前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对警卫人员做了专门的交待，甚至做好了再次被打倒的准备。可以说，汪东兴在关键时刻，不论是出自公心也好，私心也罢，客观上为铲除“四人帮”，开创中国新局面做了一定的贡献，这是历史事实，也是不容抹杀的，汪东兴继续保留了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和两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公开职务，按照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离休，也算是对他的功劳的基本肯定。

昔日中央警卫团团长揭秘毛泽东的生活习惯

我很早就从许多文件、档案中看到张耀祠的大名。他当年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团团长，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三十多年。1990年，我出差北京，住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招待所，曾去寻访他。到了他家，才知他平日不在北京，而是住在千里之外的成都。1991年5月、1992年10月、1994年5月，我三度飞往成都，在一个军人警卫的大院里，多次采访了他。在纪念毛泽东去世三十周年的日子里，我摘录他谈毛泽东日常生活的部分内容。

毛泽东不愿化装戴墨镜、戴大口罩

毛泽东喜欢杭州。当北京朔风凛冽，他常常移居“天堂”杭州。

工作之余，毛泽东的一大乐事是爬山。他几乎爬遍了杭州四周的几十座山。爬山也是“行”，属于张耀祠分管的范畴，他总是随同毛泽东一起爬山，为他警卫。

毛泽东通常是下午四时左右外出爬山，大约到晚九时“打道回衙”。他在韶山长大，从小爬山。成为领袖之后，他把爬山作为休息、健身之道。他爬山不紧不慢。走了一阵，坐下来略歇。

他外出爬山，全凭兴之所至，事先并没有计划。他驱车到哪座山的山脚下，就下车爬山。自然，这给警卫工作带来困难，无法事先侦察道路、沿途警戒。好在到了下午四时之后，山上游人很少。张耀祠多派几位警卫，有前锋，有后卫，尽力保障毛泽东的安全。

半山遇见寺庙，毛泽东喜欢信步踱入。遇见和尚便攀谈起来，常常谈得很有兴致。和尚们认出是毛泽东主席，惊喜交加，以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照片说明：叶永烈与张耀祠将军在成都

杭州的北高峰，毛泽东上去三次。岳王庙，他去了两回。其他的山，张耀祠记不清山名，数不胜数。那时，毛泽东天天爬山，把杭州一座座山峰踩在脚下。

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张耀祠最初曾给毛泽东戴墨镜、戴大口罩，毛泽东很不高兴。他身材高大，不论怎么化装，总是被人认出来。他索性不化装，自由自在地在山间漫游。所幸从未遇上什么“麻烦”。

除了爬山之外，毛泽东喜爱游泳。在韶山，他家门口就有池塘，从小水性很好。游泳也是“行”。张耀祠记得，毛泽东游过北戴河、长江、珠江、赣江、钱塘江等等。通常，他游二千至八千米左右。

张耀祠说，毛泽东的游泳姿势多种多样，时而蛙泳，时而仰泳最绝的一手，要算是他仰躺在水面上，一动也不动，可以躺很久很久——这一手，张耀祠无法学会，因为毛泽东体胖，浮力大。仰躺在水面，毛泽东显得非常惬意，望着蓝天白云，四周水波粼粼，使他在紧张的工作中得以松弛。

毛泽东不理“洋规矩”

毛泽东吃菜很简单，辣椒每餐不离，五十年代喜食红烧肉。后来医生劝告他，红烧肉里脂肪太多，不宜多吃，他就改为吃鱼。通常，他吃鲢鱼之类，他最爱吃武昌鱼。

毛泽东平日粗菜淡饭，不吃山珍海味。鱼翅、燕窝之类，不上他的餐桌。

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很好。张耀祠记得，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访华时，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求见毛泽东。毛泽东当时在武汉。外交部得知，急忙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说：“见就见吧。”于是，马科斯夫人飞到了武汉，晤见了毛泽东。马科斯夫人高兴地对毛泽东说，她已通知菲律宾驻华使馆，请他们尽快从菲律宾运些新鲜的芒果，送给毛泽东主席及其子女。果真，没多久，几筐芒果空运武汉。毛泽东不大吃水果，放的时间久了，怕坏了，张耀祠要张玉凤向毛泽东报告一下，是否可以给他在北京的孩子送一些？毛泽东笑道：“你们照顾我，比我的子女周到得多。谢谢你们，请转送给大师傅、警卫和护士们。”张耀祠照办了。

平常，毛泽东收到外宾赠送的贵重礼品都交公。各地送的礼品，他通常不收。实在没法退回的，那就折价付钱。有一回，一位友人给毛泽东送来了小米，他倒全部收下——毛泽东喜欢吃粗粮。

他规定，地方上送了礼，一定要向他报告。他知道以后，总是要叮嘱两个部门进行处理：一是要按物折价，把钱寄给送礼者；二是要信访处写一回信，希望下不为例。

当然，有的多年老朋友送点纪念品，他是收的。收后，他总“投桃报李”，送别的东西作为回礼。

毛泽东爱喝茶。众茶之中，他独钟龙井。这样，张耀祠每年都代他向杭州定购龙井茶叶。

毛泽东有保健医生在身边，不过，他怕打针，也不喜欢吃药。这样，张耀祠要为他准备一些常用药品，诸如安眠药、感冒药之类。遇上小毛病，毛泽东会自己要一点药片吃，好在他体质很好，不大生病。

毛泽东的衣着很简朴。他叮嘱过，给他添置衣服，一定要征得他的同意。好几次，张耀祠要为他添置新衣，他都不同意。他的睡衣已经破旧，补了又补，却不愿换新的。他说：“旧的睡衣穿惯了。舒服！”没办法，那件睡衣补了几十处，他还在穿。

进了北京城，要接见外宾，毛泽东不得不定做了一双皮鞋。经办的同志以为黄色好看，给他定做黄色皮鞋。可是，管外事的同志见了，对毛泽东说：“在外交场合，应当穿黑皮鞋，显得庄重，还是再做一双黑皮鞋吧！”毛泽东不理这些“洋规矩”，以为有一双皮鞋就够了，何必再做第二双。他照样穿着黄皮鞋接见外宾。那双鞋，他竟穿了好多年。

毛泽东的住房，几次需要翻修，他都不同意，以为翻修要花费很多经费，还是将就用吧。

毛泽东向来睡木板床。早在长征途中，每到一地，他总是睡铺板——他从不睡老百姓家的床。进入中南海，虽说他完全有条件睡棕棚或席梦思，而他却一直睡木板床。

他的衣着简朴，但很讲究卫生，常洗常换，即使在炮火连天的岁月也是如此。

他最不吝惜的是买书。他的个人书库，已是一个小型图书馆。在晚年，他患了白内障，无法看书，还请张耀祠物色了北京大学芦荻，专门为他读古文、诗词。据芦荻告诉笔者，那时，毛泽东每夜要她读古书两三小时，边说边谈，他是个“嗜书如命”的人。

毛泽东喜欢老实人

张耀祠谈及了张玉凤，毛泽东晚年的生活主要由她照料。张玉凤最初是毛泽东专列上的一位服务员，后来调到毛泽东身边当服务员。毛泽东的机要秘书，最初是叶子龙，后来是罗光禄、高智，接着是徐业夫。徐业夫患肝癌死了，由高碧岑接替。“九·一三”事件后，高碧岑调走了，由张玉凤担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大家喊他小张。张耀祠说，毛泽东喜欢老实人。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大都老老实实，工作勤勤恳恳，对毛泽东忠心耿耿。毛泽东最不喜欢的是自作主张，做事事先不报告（当然，属于每个工作人员职权范围之内的事不在例）。

关于“窃听器事件”，曾有各种说法。据张耀祠回忆，那是在1958年，毛泽东说过，会议要有人作记录。有一位秘书在毛泽东的专列的会议室里，安装了录音设备，把录音话筒隐蔽在灯脚下。后来，毛泽东发觉了，非常生气，狠狠批评了一顿。虽说那位工作人员也是好心，生怕在列车行进时，记录不方便，改用录音机录音，如果事先报告毛泽东，征得他同意，那就不会惹他生气了，也就不会后来在“文革”中被说成是“窃听器事件”。

谈到这里，张耀祠说，毛泽东平日很少对工作人员发脾气。生气时，毛泽东会说：“有屎就拉，有屁就放！”让别人痛痛快快地说，他也痛痛快快地说，如此这般，说完拉倒。不过，张耀祠倒是多次见到毛泽东对江青发脾气。毛泽东曾这样说及江青：“她跟谁都合不来，对谁也看不起——包括我在内。”

毛泽东平日手不释卷，即便在他晚年。他不习惯戴老花眼镜，看书用放大镜。

毛泽东博古通今，讲话幽默风趣，虽说晚年他重病在身，仍出语诙谐。毛泽东病重时，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王洪文、张春桥轮流值班，他们通常值夜班，而白天值班则是张耀祠。毛泽东穿着睡衣，躺在床上，脸上长出灰白色的胡子。

张耀祠逊称自己在毛泽东身边只是“做做具体事儿”。然而，他的对这些“具体事儿”的回忆却生动地勾画了毛泽东的真实形象。

第三章　在历史看毛泽东

毛泽东1

毛泽东1936年在和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花了160块钱——其中包括我的许多学校报名费；在这笔钱里，大概五分之三花在报纸上，订阅费每月约一元。我还常常买报摊上的书籍和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时为止，我从没有中断过阅读北平、上海和湖南的日报。“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母亲去世了，这样我更没有回家的兴趣了。那年夏天，我决定到北京去。当时很多湖南学生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用这种办法招募中国青年为它工作。这些学生在出国前打算先去北京学法文。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在一批批出国的人里有许多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其中大多数成为著名的激进分子。徐特立也受到这个运动的影响，他放弃了湖南师范学校的教席到法国去，这时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可是直到1927年，他才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那些决定去法国的学生当时跟李石曾（现任中法大学校长）学习法文，我没有这样做。我另有计划。”

毛泽东2

随着“文化大革命”时间的拖长，毛泽东还对江青等人的阴谋活动有所察觉。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告诫江青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家戴大帽子。”还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就首先提出了“四人帮”的问题。

1974年，毛泽东建议召开四届人大，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并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但江青等人认为这是篡夺更多权力的时机，于10月18日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告阴状，诬陷周恩来、邓小平。毛泽东严厉批评了王洪文，他说：“反对周恩来，人民不会答应。”还告诫王洪文说：“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并再次强调，“总理还是总理。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正是在毛泽东的关怀下，四届人大得以胜利召开，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自1971年冬，毛泽东就患有老年性疾病，如“大叶性肺炎”等，病时轻时重，困扰着毛泽东。1972年，他突然发生休克，经抢救才得以度过危险。由于疾病的折磨，他已是四肢无力，步履艰难，听力也逐年下降，只是一颗雄心仍然不减当年。

1973年，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总理威特兰，他站起来迎接客人以及坐下去，都拒绝工作人员的搀扶。谈话时，常有力地挥动手臂，使人根本不感觉到他已是80高龄的老人。当客人问及他的身体状况时，毛泽东对这位总理说：“我现在疾病缠身，跟上帝有约会。”

威特兰十分敬仰地说：“您一直注意解决中国问题，现在，革命的未来已从中国青年一代的成长中得到了保证。”毛泽东回答说：“我和恩来都看不到中国革命结束了。”一种坦然与悲凉的心情跃然而出。

1974年，毛泽东病情进一步加重，双腿出现浮肿，行走已不方便。他很少考虑自己的身体，却以很多精力去关心国家、关心人民、关心战友。

1975年的国庆节到了，外面欢庆的锣鼓声、音乐声幽幽入耳，毛泽东躺在床上，与工作人员孟锦谈起了贾谊的《瓩鸟赋》，他说这篇赋很好，自己已读了十几遍，“还想读，文章不长，可意境不俗。”毛泽东还向孟锦介绍了这篇赋的大概内容。《瓩鸟赋》是贾谊被贬到长沙后，一天，一种瓩鸟飞进他的屋子，贾谊见后黯然神伤，因为这种鸟属不祥之鸟，便觉得自己活不长了，忧伤之下，写了这篇赋。文中列举许多强盛一世的人物，都有衰变结束的时候，以说明“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报”，“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的忧患，同时也表达了“万物变化命，固无休息”，“化为异物命，何足为患”的通达乐观心情。

毛泽东从中受到启发，他说：“不少人就是想不开这个道理，人无百年寿，常有千年忧，一天到晚想那些办不到的事，能办到的事也耽误了。秦皇汉武都想长生不老，到头来，落得个‘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10月21日，毛泽东会见基辛格博士。基辛格见他气色不好，便关心地问起他的身体，毛泽东用手指指自己的头说：这部分不太好使，走路时有些站不住，另外，肺也有点毛病。他顿了顿又说：“一句话，我的身体状况不好，我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我也走不动了！”

毛泽东在与疾病的斗争中，顽强地跨进了1976年。这一年的春节，毛泽东情绪很好，他在工作人员陪同下，观看了电影《难忘的战斗》。但看着看着，他的情绪起了变化，电影中描述的共和国诞生前波澜壮阔的斗争，将他带到了几十年前那难忘的战争年代，当他看到人民解放军入城受到人民群众无比热烈的欢迎时，他泪如泉涌，泣不成声。

1976年，中国旧历是龙年，按人们的愿望，龙年应该是龙腾虎跃、事事顺利的年份，可这一年却是天灾人祸接踵而来。

自然界发生了一些异常现象，给人们带来了灾难。3月8日，东北吉林地区的东部，降落了一次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其中最大的三块陨石向西偏南方向飞落，最大的一块重量为1770公斤。

当工作人员读完这则新华社电讯后，毛泽东沉默不语，他走到窗前，遥望天空，禁不住对工作人员说：“中国有派学说，叫天人感应……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要死人哩。《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名人，真是与众不同，死都死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噢！”

工作人员说这是迷信，毛泽东沉思道：“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呢？”是的，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呢？不久，唐山发生大地震，再次在老人心中卷起天人感应神话的波澜，中国的大地为什么这么不平静？

如果说天灾的打击可以用人们的劳动与工作去弥补和恢复，那人的损失则永远是无法弥补的。

1月8日，天低云暗，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这对毛泽东的打击太大了，他与周恩来共同奋斗长达半个多世纪，其友情的深厚是无与伦比的。当他听到这个不祥消息时，默然无语，久久望着一个地方出神，半晌才长长叹了口气。在周恩来追悼会的那一天，身边的秘书张玉凤多么希望他也能像当年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突然决定驱车前往，但毛泽东迟迟没有讲话。张玉凤忍不住问道：“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毛泽东拍拍腿，十分痛苦地说：“我也走不动了！”是啊，他的双腿已无法站立，再也不可能参加任何一个战友的追悼会了。

5月，毛泽东的另一个亲密战友朱德逝世，这对毛泽东又是沉重的一击，他意识到自己离死神也不远了。他开始感觉到自己太累了，但他又不想休息，他还在为中国的前途命运深深思考、筹划，他还在接见外宾，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多的作用而忘我工作。

4月下旬，毛泽东身体已极度虚弱，但还坚持会见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当马尔登来到中南海那古色古香的书房时，毛泽东躺在安乐椅上，在与马尔登交谈时，他的头几乎无力移动，说话很慢很慢，要费好大的劲，才喘息着吐出几个字来，但他靠顽强的意志，坚持到10分钟的会谈结束后才躺上床休息。

5月，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来华，毛泽东以极大的毅力会见了这位总理，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他说话声音很小，要由他侄女王海容听清后先翻成普通话，再译成英语，这样进行交谈，毛泽东硬是坚持下来了。

6月，毛泽东已经不能下床了，尽管他还要奋斗，还要工作，但身体已不允许了，中共中央便作出决定，不再安排他会见外宾。毛泽东躺在病床上，仍然不能好好休息，他还要探索中国走向安定团结、走向富强的道路。

在病情日益加剧的时刻，毛泽东将政治局全体委员召集到病床边开会。他望着这些无言的同事们，十分感慨地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经八十多岁了，早就该死了。”停了停，接着动情地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了老家。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腥风血雨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一生从来不考虑自己，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担心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

8月下旬，毛泽东病情恶化，开始处于昏迷状态，有时在医生紧急抢救下，能恢复少时的清醒，但过不多久，又昏迷过去，如此反复多次。这样拖到了9月初，尽管集中很多著名医生，进行联合会诊，使用各种贵重药品及现代先进医疗器械，却不能使这位伟人生还。9月9日零时10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战略家毛泽东与世长辞，享年83岁。巨星陨落，世界震惊，123个国家政府发来唁电，30多个国家和政党举行追悼大会。在中国，30多万人列队走过他的灵柩，瞻仰遗容。9月16日，百万人聚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追悼大会；下午3时，全国停止工作3分钟，9亿人民，一起肃立，默默向他致哀。工厂、火车、汽车等，全中国的汽笛齐鸣3分钟，形成葬礼的最高潮。

毛泽东语出惊人：台湾还是蒋介石当“总统”好

中共建政后，毛泽东与蒋介石再没有见过面。但这并不等于说二人之间再没有任何接触，只不过，他们之间的接触是以特殊方式进行的。1975年春节后，蒋介石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方面表示：可以请毛泽东来台湾访问。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十分高兴。《世纪风采》刊登的姜毅然的文章对这段历史有记载。

蒋介石三次拒绝美国分裂中国

20世纪50年代，美国利用朝鲜战争和两次台海危机，曾经先后三次策划了分裂中国的大阴谋，蒋介石对此坚决抵制，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在“一个中国”这个关乎民族大义的原则问题上，毛泽东与蒋介石这两位斗争了几十年的“老对手”似乎是不谋而合地走到一起。

中共建政前的蒋介石与毛泽东

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台湾当局声明：“台湾系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乃为各自所公认”；“联合国无权讨论台湾问题”。

第一次台海危机，美国欲使“台湾问题国际化”。蒋介石声言：“‘汉贼不两立’，为中国人立身报国的基本立场。”

第二次台海危机，杜勒斯策划“划峡而治”蒋介石不屑一顾：“那只是片面的声明”，“没有任何义务来遵守它”。

上世纪50年代末，台湾有些人，包括国民党内部一些人，也打出了民主选举的旗号，要竞选“总统”。这背后与美国有关。美国见蒋介石对美国搞“两个中国”不配合，就打算把蒋介石换掉，让另外一个更听话的人来当总统。

在美国人的活动下，台湾政坛上出现了推举总统候选人的活动。有人推举陈诚，也有人推举胡适。胡适是个亲美派，但他是个文人，没有从政经验，被选上总统的可能性不大。于是，美国就倾全力支持陈诚。

蒋介石表面上说同意搞民主竞选，实际上从来就不打算放弃权力。

毛泽东：台湾还是蒋介石当总统好

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与毛泽东达到了“共鸣”，并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1959年2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语出惊人：台湾还是蒋介石当‘总统’好“因为他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立场是”不含糊的。

同年12月14日，周恩来在接见首批被特赦的杜聿明等11名国民党战犯时说：“民族立场很重要，我们对蒋介石还留有余地，就是因为他在民族问题上对美帝国主义还闹点别扭，他也反对托管，反对搞两个中国”。

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特别强调：“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毛泽东的这句话被会议确定为中国共产党对台湾工作的总方针。毛泽东说：“对于蒋介石，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做。要逐步地创造些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就好办了。”

毛泽东、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所表达的和谈诚意和提出的一系列对台方针、政策，对台湾当局和蒋介石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多次明确地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决不接受两个中国”。可以说，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美国“两个中国”政策的问题上，共产党与国民党、毛泽东与蒋介石是不谋而合地走到了一起。

毛泽东和蒋介石派人互相沟通

由于毛泽东与蒋介石在维护中国统一问题上见解一致，在挫败美国人搞“两个中国”阴谋问题上，配合也算默契，双方都有了建立特殊联系的打算。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的毛泽东与蒋介石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国共双方都努力寻找能够实现沟通的中间人。这个人终于被找到了，他就是曹聚仁。

曹聚仁是个有一定政治活动能力的文化人，过去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上层人物都有密切接触，国共两党都把他视为上宾，他本人对国共两党也表现出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正是因为这个关系，他在中国共产党解放大陆时，没有留在大陆为新中国政权工作，也没有跑到台湾去为国民党政权工作，而是跑到了香港。他想做一个“不在此山中”的观察者。

此后曹聚仁多次往返于大陆与台湾之间，为国共两党的沟通而奔忙。曹每次到大陆，毛泽东、周恩来都与他秘密谈话。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谈话中都表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图，并且答应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后，给蒋介石以优厚的条件和待遇。曹也在返回香港后转道台湾，直接与蒋氏父子见面，转告中共方面的意见。

经过多次沟通，国共双方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有了一些共识，比如，国共两党都坚持一个中国，都维护祖国统一；国共两党也都有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意愿。

毛泽东给蒋介石制定“一纲四目”

炮击金门不久，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北京会见曹聚仁并请他吃饭。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告诉曹聚仁：“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蒋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不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活动。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

毛泽东还说：“我们的方针是孤立美国。他只有走路一条，不走只有被动。要告诉台湾，我们在华沙不谈台湾问题，只谈要美国人走路。蒋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他们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根还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的一套。”

当在场的有人提出，美国人一走，美国对台湾的军援会断绝时，毛泽东说：“我们全部供应。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反共在他那里反，但不要派飞机、派特务来捣乱。他不来白色特务，我也不去红色特务。”

曹聚仁问：“那么，台湾人民还可以保留原来的生活方式吗？”毛泽东答道：“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把曾经提出的给蒋氏父子的宽大政策，加以细化，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形成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总体构想。后来周恩来把毛泽东的这些构想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四目”的具体内容是：“一纲”：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与兄（指陈诚）意见妥善处理。“四目”：第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第二，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第三，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第四，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曹聚仁向蒋氏父子讲了毛泽东的意思。蒋介石、蒋经国、陈诚等国民党高层领导人经过研究，决定提出他们的一些条件。曹聚仁带着这些意见，往返于大陆与台湾之间。经过一番努力，双方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基本达成了一致。

1965年7月20日，蒋氏父子根据他们与大陆沟通的结果，拟出了六个条件。这六个条件是：1、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以外的任何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地（即封地）。2、蒋经国任台湾省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耕者有其田，其他内政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3、台湾不得接受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4、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四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在厦门、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在台湾。5、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一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6、台湾现任文武百官的官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可降低。

这些条件，对国共双方都有利。可惜由于不久之后，中国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一些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受到冲击，蒋介石得知这些情况后，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疑虑，便中断了与共产党的联系。

蒋介石密约毛泽东访台

1968年，蒋介石听说一些红卫兵去了他的老家溪口，炸毁了慈庵，十分气愤。他曾嘱咐儿孙：“永记此一仇恨不忘，为家为国建立大业，光先裕后，以雪此家仇国耻也。”但是他不久又听说，周恩来亲自出面，保护了他家在溪口的一切房产和祖坟，心里对中共高层又产生了感激之情。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把蒋介石称为“老朋友”。这个消息在美国和香港传了很久。蒋介石注意到，毛泽东对尼克松说：“实际上，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长得多。”对毛泽东说的这句话，蒋介石思考了很久。

1975年春节后，蒋介石秘密找来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让他通过在香港的秘密渠道，向中共方面表示：可以请毛泽东来台湾访问。

毛泽东得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但1975年毛泽东的身体已经很差，周恩来也重病在身，他们两人都不能到台湾访问。毛泽东找来邓小平，向邓小平交待：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两岸可以以此为契机，尽快实现“三通”。

陈立夫得知毛泽东打算派邓小平来台湾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为了配合这次沟通，陈立夫还在香港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文中说：“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人民。”他说：希望毛泽东“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前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但是，正当陈立夫积极努力寻求与大陆沟通之时，蒋介石却因病于1975年4月5日去世。海峡两岸的再次沟通又中断了。

斯大林插手西安事变，毛泽东气得不说话

在给毛泽东拍发了那条神秘的密电之后，张学良召集了一个大约十来个高级将领的会议。他命令他们逮捕蒋的总参谋长；接管总督办公室；解除警察和一个国民党准军事部队——蓝衣社的武装；并占领机场。张的贴身警卫长，一名26岁的上尉，随后带领200人赶赴临潼，上午5时，他在那里领导了对蒋的住宅的突袭。总司令的卫队抵抗了足够长的时间，好让蒋逃往避暑地后面的那块覆盖着白雪的岩石山坡。两个小时以后，他在一个狭小的山洞里被找到了，只穿着一件睡衣，冷得直哆嗦，在逃亡的极度惊慌之中失落了他的假牙，几乎不能说话。伏在那位年轻上尉的背上，他从那个不算尊贵的藏身之地被带出来，又坐上汽车被送进城里。在那里张学良为他所遭受到的凄惨待遇连声道歉。向他保证他个人的安全，然后一再重复他自夏天以来一直在提出的要求：蒋改变他的政策，并抵抗日本。

共产党人，包括领导人和士兵，都狂喜地接收了这个消息。当晚在一次群众集会上，毛、朱德和周恩来要求审判蒋。“我们一时为之扬眉吐气，”张国焘以后回忆说，“似乎一切都可迎刃而解。”第二天早晨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朱德、张国焘和其余大多数领导层的成员议论说，被俘的总司令应予处死。他不仅发动了一场残酷的内战，以一种可耻的绥靖政策背信弃义地勾结日本，通敌卖国，而且只是在数日前他还最后拒绝了共产党提出的一项和解，宁可继续“剿匪”而不搞民族抗战。在做总结时，毛宣布说，适当的过程应是，把蒋押上“人民的审判台”以公开揭露他的罪行。与此同时，一方面应当做出艰苦的努力以争取南京政府内左、中翼派别对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支持，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国民党右翼领导人以武力平息西安兵变的动向。

在那个周末的一系列电报中，党的立场被传达给张学良。毛和周恩来在电文中强调了红军保持与少帅行动的一致性，及他们的使西北成为未来抗日战争的大本营的决心。

然而，几乎就在同时，中共的计谋开始化解了。

张明确表示，他的目标不是惩罚蒋介石，而是如他在政变当日早晨通报南京政府的“致全国电”中所说的，迫使他“补赎前愆”：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盛……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蒋委员长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这就意味着，一旦大元帅接受兵变者的要求，这些要求也反应了共产党人一直在做的要求——亦即，应扩大政府，包容所有爱国党派的代表；应停止内战；应恢复政治自由；未来的政策应根据“民族救亡”（即抵抗日本）——的原则，他就应当继续作为国家领袖。

在西安事变的紧要关头，斯大林插手了——而且是以这样一种不经意的沙文主义方式。

同时，在南京，蒋的被拘押触发了一场尖锐的斗争，一方是他的令人尊敬的妻子宋美龄所领导的他的拥戴者们，他们力促和平解决；另一方是军政部长何应钦所领导的右翼与亲日派领导人的松散联盟，他们想要轰炸西安，实行大规模的征讨。宋美龄略占上风，但是很明显，如果和平努力陷入泥潭，接下来的就会是军事进攻。

因此，12月17日到周恩来经过一段从保安出发，骑在骡背上到延安，又是长时间的等待张派飞机来接，及至飞抵西安时为止，时局已经大变。南京的力量对比正朝着中共所不希望的方向转变。审判蒋的主张开始显得不那么有吸引力。就在这个关头，斯大林插手了——而且是以这样一种不经意的沙文主义方式，对中共的利益采取如此轻蔑的态度，以至于毛气得都说不出话来。远非一次“革命事件”，这位苏联领导人提出，张的兵变是“另一次日本阴谋……[其]目的是阻挠中国的统一并破坏高涨中的抗日运动”。从表面上看，这是一项鲁莽的声明，连国民党都瞧着它很可笑。在一份抵达保安的时间与周恩来到达西安的时间相仿的电报中，共产国际总书记乔治？季米特洛夫对说张的行动“客观上损害”了反日团结是什么意思做了解释，并建议中国党“争取和平解决这一事件”。以后逐渐显现出来的真正原因是，11月份，在毛不知就里的情况下，斯大林决定做出新的尝试争取国民党政府成为一个盟友，反对刚刚由日本和德国建立起来的反共产国际的协定，在莫斯科举行了中苏安全条约的谈判。蒋的被捕使这一切化为疑云。对斯大林来说，中共关心些什么是不相干的事：阻碍世界主要社会主义国家的高于一切的国家利益的任何事情，都是不能允许的。

莫斯科与中共领导层之间的摩擦很难说是新闻了。但是，在以前，责难的问题总是很微妙的。谁能够肯定地说，莫斯科就不兴犯什么过错，或者继任的中国领导人就不会误解了莫斯科的路线？1936年斯大林的谕旨可就不一样了。苏联的绝对可靠与同志情谊的神话给摔得粉碎。

他的调停更是十分难堪的，因为到最后，这次事件什么也没有改变。中共业已接受，无论张学良的姿态和南京方面的发展如何，除寻求一项和平结果外，它无可选择。斯大林下令的效果只能是暗中动摇毛的地位，毁掉共产党人在张学良眼中的可靠性，并且，至少在理论上，在蒋介石走向谈判桌的动机上改观颇多。

然而，到那时为止，事态已经发展出一种自身的动力来了。总司令本人已经清醒过来，主张调停了。22日，宋美龄与她的兄长宋子文也到了西安，与张和周恩来举行会谈。就像突然而起的那样，这场风波也突然结束了。圣诞节那天，蒋飞回南京。少帅为显示忠诚起见，也与他一起去了。

总司令被囚禁时紧闭着的大门后面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可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了。

以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同样声明，西安事件是转折点，是一个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时刻。

在他随后的公开声明中，蒋坚持说他曾坚定地拒绝加入政治会谈，也没有签署过任何东西。从技术上说，这是真实的。周恩来对毛说，谈判是与宋氏兄妹进行的，但那只是在他们就张学良的主要要求达成共识之后，在此之前总司令曾给予周一项口头承诺，他会无保留地接受做出的决定。毛的判断是，蒋依然暧昧和推托，因此没有法子知道他是否会执行他现在否认所达成的协议，而且，即使他这样做，那也是在威逼之下做出的。第一个迹象与往常一样糟糕。少帅这个牺牲品被送上军事法庭并被判十年监禁，又蒙特赦被软禁在家中（从那时起直到五十多年以后在台湾过他的90岁生日时，他才重获自由），而就是由于他的鲁莽的举动才使得协商成为可能。远不如蒋所承诺的那样向后转，国民党反而增派了援军。在南京，压力迫使他再进行一次征伐。张的军队开始建筑防御工事，并且在1937年1月，毛对红军说，必须“坚定地进行战备”。两个月以后，危机过去了。蒋和周恩来恢复了接触，开始是间接的，然后是面对面的。但是盼望中的联合战线还是像以往那样难以捉摸。在整个的春季和初夏，双方还是就从红军应有的师的数目到他们的帽子上应该佩戴哪一种徽记这一类问题争执不休。

以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同样声明，西安事件是转折点，是一个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时刻。毛在蒋获释后不久对政治局说，如果同国民党的停战付诸实施的话，那也不是因为总司令做过的承诺，而是“由于形势使然，别无选择”，这也许更接近真实。西安的事态只是一种催化剂，而不是所涉问题的主导因素。直到7月7日，当日本军队占领距北京西南8公里的、曾以中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名字命名过的卢沟桥附近的一个重要铁路枢纽站时，太平洋战争也就此开始了。

甚至到那时为止，总司令还是踌躇不前。日本人进攻一星期后，他还是不愿意红军开赴前线。

在一封致中革军委的电报中，毛提请注意：

不可让蒋感觉到他被逼上了悬崖。我们的责任现在是鼓励他迈出建立统一战线的最后一步——这一点上可能还会出现问题。我们已经到了确定的时刻，这将决定我们国家的生存与否。现在到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必须全盘改变其政策的时候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必须与这条总路线相一致。

1937年7月15日，就在毛签署了这封电报的几天之后，周恩来去了庐山，这是总司令正驻住的、靠近南昌的一个避暑胜地，他们举行了当年的第三次会晤。周交给蒋一份宣言草案，重复了早先共产党的各项提议，并保证了共产党对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发动的民主革命的支持。作为回报，他说，中共只有两项实际要求：一是对日开战；二是“民主”——共产党活动合法化的替换词。

蒋还是裹足不前。7月28日，毛发出最后通牒：以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的红军，将于8月20日开赴前线，而无论国民党同意与否。

第二天，日本军队占领北京，当月30日占领天津。十天又过去了。8月13日，他们又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到蒋本人的权力基础。抉择已经无可推延。“去告诉周恩来，”他对一名助手指示说，“[共产党]应该马上派出他们的军队。他们不要再等待了。”不久后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党]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最后，9月22日，国民党发布了周恩来两个月前递交的宣言，总司令亲自宣布，在国家的利益上重新恢复统一战线。

毛泽东嫡孙解密红色家史

共和国开国领袖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及毛泽东思想，至今仍是许多学者、专家研究的课题。在众多的研究者当中，有一位年轻的学者身份十分特殊，他就是毛泽东唯一的嫡孙毛新宇。

毛新宇身材相貌颇似爷爷毛泽东，身材魁梧，长相敦厚，言谈中时常透出睿智。谈及自己最爱戴和崇拜的主席爷爷以及自己所处的红色家族，毛新宇滔滔不绝。他讲述的不只是两个人的故事，也是两代人的故事，故事里有历史的回忆，也有今天的顿悟……

尽管跟爷爷接触的印象比较模糊，但对爷爷的感情却是深厚的“爷爷是我的‘上帝’，我崇尚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成吉思汗、朱元璋等英雄人物，但我最崇拜的是我爷爷。”一见面，毛新宇直言不讳。谈起自己的爷爷，毛新宇总是流露出一种虔诚和敬仰。当人家像称呼马克思、恩格斯一样，习惯直呼毛泽东的名字时，他却虔诚地敬称“我爷爷”或“毛主席”。话语中充满了深深的自豪感。

1970年1月间，一个暖冬的日子，冰雪微融，腊梅初绽，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呱呱坠地。他就是毛泽东的唯一嫡孙、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与邵华的儿子。晚年的毛泽东为长孙的降临感到十分高兴，真是亲情绵绵、期望殷殷，端详着孙子，亲自为他起了一个寓意很深的名字——“新宇”。“我的名字是我爷爷取的。新宇，代表新的天地，老人家希望我将来会对社会、对国家作出贡献。”

爷爷去世时，毛新宇还不到7岁。爷爷活着的时候，祖孙俩见面的机会并不多，甚至连一张像样的合影照片也没留下。虽说爷爷去世时毛新宇年龄尚小，跟爷爷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极有限，且跟爷爷接触的印象比较模糊，但爷爷对毛新宇的影响却最大。

毛新宇与爷爷毛泽东一样，酷爱历史。他1992年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1995年到中央党校理论研究部学习，获得硕士学位，现在刚刚在军事科学院博士毕业。毛新宇说：“从上大学到读博土，我都是学习和研究历史的，只不过研究方向有所不同。我受老人家的影响，很喜欢历史。我爷爷对历史的许多看法，给了我很深的启发。从我的内心来说，对爷爷有一种难以割舍的亲情，对他老人家十分的崇拜。”

多年追寻爷爷毛泽东的足迹，重温那段激情燃烧的红色历史

2003年11月5日，北京王府井书店。容纳200多人的多功能厅被挤得水泄不通。原来，西装左胸上佩戴着一枚毛泽东像章的毛新宇，正在这里为购买《我的爷爷毛泽东》一书的读者签名。读者排起长长的队伍，有的甚至排了好几个小时。刚刚出版的新书《我的爷爷毛泽东》，自然成了大家谈论的焦点。他告诉记者，为写这本书，花了3年时间。2000年他写《我的伯父毛岸英》的时候就有这个念头，有很多读者希望他能写一本关于毛泽东的书，母亲邵华也有这个意思，于是从2001年就开始着手酝酿，随后进行了紧张的资料收集、创作。

毛新宇深爱爷爷毛泽东，从少年时代开始，他每年都要回韶山，看望那里的父老乡亲，搜集毛泽东的有关资料。《我的爷爷毛泽东》是毛新宇多年追寻毛泽东足迹，依据多种档案文献，采访部分革命前辈，对爷爷毛泽东感情聚集进发的力作，表达了对亲人的深切怀念和对伟人的无比崇敬。

武汉这个城市，在毛新宇看来，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毛新宇到武汉已经不下5次了。毛泽东生前到武汉共有36次之多。毛新宇说，凡是爷爷到过的地方，他都要走一走，去重新寻找爷爷当年的足迹。1996年，毛新宇这个新时代的青年学者追寻爷爷的足迹，来到南昌、井冈山、瑞金、吉安、延安、遵义……

让毛新宇魂牵梦萦的另一个地方，是革命圣地延安。他的步履曾4次踏上这块土地。伫立在爷爷当年耕种过的一块菜地上，毛新宇的眼眶湿润了。泪眼迷蒙中，爷爷清癯坚毅的面容、爽朗的笑声又幻现出来。

毛新宇又跟母亲邵华一起“重走长征路”，到了甘肃会宁，这里是当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处。60年过去了，当地人民仍很怀念毛泽东。由于毛新宇是毛泽东的后代，到哪里都深受人们的喜爱和关注。离开甘肃会宁，毛新宇又到了宁夏六盘山，在这里，爷爷曾写下诗词《清平乐·六盘山》。毛新宇还来到了离将台堡不远处的一个回民村中，发现回族百姓至今都在喊“毛主席万岁”。原来，1935年毛泽东率红军长征，曾进驻此村，毛泽东和红军将士们十分尊重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红军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村民十分爱戴红军。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这一年，全村人没有忘记把自己救出苦海的大救星，集资3万元，在村口立了一块石碑，上刻“一代天骄，民族救星”。耳闻目睹到这些，毛新宇感叹多多。人民群众献给毛泽东的这座纪念碑，从此镌刻在毛新宇心中。

生活中时时现出祖父的遗风，最好的纪念是传承精神上的财富

高高胖胖的身材，一张憨憨的睑，身着一袭普通的制服。作为新中国缔造者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始终为自己的家族自豪，但走在人群中，很难把性格沉稳的毛新宇和一代伟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从很小的时候起，妈妈邵华就有意识地让毛新宇背诵爷爷的诗词以及中国传统的文化知识。传统文化的熏陶，播下的是一颗饱满的种子。高中时，毛新宇初步接触了浅显的哲学知识，后来对历史和哲学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接受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唯物观，同时也触动了他思考、了解和研究爷爷辉煌人生的念头。他开始阅读各种书籍，尤其酷爱研读历史，在知识的海洋中，在诲人的书香里，他总能获得全新的感悟。

读书是毛新宇的主要乐趣。走进毛新宇的宿舍，犹如置身毛泽东当年的“菊香书屋”，满眼都是书，诸如马、恩、列、斯的著作，毛泽东的著作，以及全套《史记》和《资治通鉴》等各种各样的书摆满了案头、床头，挤满了书架。

作为家里的纪律和从小养成的习惯，毛新宇一般不在外面吃饭，偶尔在饭店里吃饭，他也只是点几个自己熟悉的爱吃的菜。毛新宇的日常生活中，也时时现出其爷爷的遗风。他一样喜欢吃辣椒、红烧肉，喜欢游泳、登山、阅读、唱京剧。记者问他，你的书法如何？他不好意思地笑笑，“这可就不是遗传了。”

毛新宇是一个思想活跃的人，爱唱歌和下象棋。中国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他几乎全部会唱。为了表达对爷爷的崇拜之情，他创作并录制了光盘《我给爷爷唱新歌》和《挥锄》。在长沙第二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上，毛新宇应邀与毛阿敏、刘欢、那英等众多明星一起亮相，并演唱了一首歌唱爷爷毛泽东的有湖南风味的民歌。

对于未来，毛新宇表示，他不会走从商这条路，自己没有这个兴趣，爷爷的家教让他也无法走上这条路。他说：“爷爷有一句口头禅，‘我从不摸钱，我最讨厌摸钱。’当年，爷爷给他的卫土支援点钱，卫土说主席我不要，我爷爷就很风趣地说，怎么，你想让我摸钱吗？卫士赶紧把钱接过去。”说到从政，毛新宇这样说：“我觉得中国当前最大的政治，就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还是需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所以说不光我的使命，我们全家的使命包括我妈妈的使命，都是要宣传毛泽东思想。”

作为有一定知名度的青年历史学者，毛新宇曾出版过20万字的论文集《朱元璋研究》，还主编过《毛泽东眼中的五大帝王》、《永远的怀念——毛泽东诞辰百年辑录》等书；主持过电视专题片《女红军将领的风采》；创作了12集电视连续剧《一代贤后》……说到博士毕业后的计划，毛新宇表示，他愿意做研究工作，将主要研究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他认为做学问比较适合自己。

毛新宇认为，爷爷毛泽东留给自己的财富就像在《纪念白求恩》中说的那样：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毛泽东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始末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也曾经是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在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分歧中，毛远新起过很大作用。正是由于毛远新的一席话，毛泽东才发动了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毛泽东的良苦用心

毛远新的生父是毛泽民，生母是朱丹华。1941年2月，毛远新出生在新疆。1943年9月，毛泽民被盛世才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朱丹华带着不足三岁的毛远新坐牢。1945年7月，朱丹华与毛远新出狱后到了延安，此时，毛远新才四岁多。

毛泽东在延安见到毛远新后，对毛远新格外钟爱。

后来，朱丹华改嫁方志纯（方志敏之弟）并到江西南昌工作。1951年，朱丹华到北京开会，也把毛远新带上了。毛泽东见到十岁的毛远新很高兴，江青也很高兴。朱丹华提出，让毛远新在北京上学，毛泽东当即让毛远新到育英小学读书，和李讷同在一个学校。

1960年的毛泽东与邓小平

在毛岸英牺牲、毛岸青长期生病的情况下，毛泽东实际上是把毛远新看作自己的亲儿子。

1960年，毛远新以优异的成绩从北京101中学毕业，考上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之后又想进“哈军工”，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转入了“哈军工”。1965年，毛远新从“哈军工”毕业。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毛远新又到部队当兵。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毛远新又重返“哈军工”，一举成为学校造反派领袖，1968年5月当上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不久，他又担任了沈阳军区政委。

1975年9月27日，毛远新去见毛泽东。毛泽东想把毛远新留在北京，留在他身边，当他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

毛泽东发动反翻案运动

由于毛远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达”起来的，在思想上与四人帮一致，成了毛泽东的联络员后，与邓小平在政治上格格不入，对邓小平领导的整顿也“看不惯”。

他利用毛泽东对他的信任，表达对邓小平的不满。特别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毛远新的话起了很大作用。

毛远新（左一）

毛远新11月1日向毛泽东汇报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1、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2、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3、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提了。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文艺革命主流支流……等等，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判了十七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不应该坚持下去”；“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把生产搞上去了”；“担心中央，怕出反覆。”这些话对不允许有人否定文革的毛泽东产生极大影响。

第二天，毛泽东表态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他认为文革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毛泽东指示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对文革的评价问题。

11月3日，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传达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的指控信的批示，这封信指控了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由邓小平转交毛泽东。毛泽东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头争的反映。”以传达这个批示为起点，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毛泽东让毛远新“帮助”邓小平

11月2日，毛远新再次向毛泽东谈到，邓小平从不谈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路线不对。

毛泽东听后，决心把他和邓小平之间的分歧挑开，让毛远新出面“帮助”邓小平。

在毛远新主持的“帮助”邓小平的小范围会议上，邓小平与毛远新顶了起来。

11月2日下午，毛远新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召集会议，“帮助”邓小平。当毛远新再次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路线不对时，邓小平反驳说，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邓小平接着说，把生产搞上去，安定团结，是主席的指示，执行这个指示是对的。毛泽东听取了毛远新的汇报后指出，要再开会，“帮助”邓小平，扩大一点人，然后政治局再讨论。

11月4日，毛远新召集八人开会。会上，大多数人的发言不涉及争论的焦点问题，即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而邓小平更是不谈文化大革命，他只是强调现在搞生产、实现安定团结是正确的。毛远新见很少有人响应他的话，便停止了开会，并向毛泽东汇报。

八人会议的情况使毛泽东对邓小平更不满意，他决定再扩大会议，继续“帮助”邓小平，并让邓小平写检查，毛泽东听了汇报后，注意到不但邓小平更不承认文化大革命正确，参加会议的其他人也不谈文化大革命。他对此十分不满。毛泽东说，会议还要开，要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就是帮助邓小平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毛远新马上又扩大了“帮助”会议的规模。但是，邓小平在会上仍然坚决不承认文化大革命对。会后，邓小平写出书面检查，但也只检讨具体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不谈文化大革命问题。

听取了“扩大”的“帮助”会议的汇报和邓小平的书面检查后，毛泽东非常生气。但是毛泽东又说，对邓小平批是要批的，但“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

毛泽东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毛泽东指示毛远新，要把问题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解决，政治局会议由邓小平主持。但是，政治局会议依然没有达到毛泽东的期望。

会上大多数人不发言，邓小平更是不谈文化大革命正确。邓小平又写了一篇书面检查，但仍然同上次的差不多。毛泽东非常不满，决定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同时在发动运动之前开一次“打招呼”会议，向那些对文化大革命有抵触、有“右倾翻案”问题的官员“打招呼”。

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针对邓小平的“打招呼”会议，但会议仍未达到毛泽东期望的效果。

11月下旬，政治局召开有一百三十余名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宣读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称：“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这就正式提出了“反击右倾翻案”的问题，此后，运动逐渐扩大到全国。

1976年4月5日，爆发了以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为主题的群众运动。“四五运动”发生后，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的汇报，认为这是邓小平从1974年至1975年长期准备的结果，于是作出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毛主席有个侄子，也就是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毛远新的女儿李莉1977年出生不久高烧不退，因长时间大量使用抗生素，导致双耳失聪。此女孩不但天资聪颖，还长得如花似玉，典型的上海大美女，人见人爱。

第四章　真实的毛泽东

毛泽东差点被处死

起义，考虑到那时农民结束农忙，可以离开土地；选择粤、湘、鄂、赣四省，考虑到中共在这四省的基础较好。毛泽东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湖南，发动秋收起义。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熟悉农村，擅长领导农民运动。瞿秋白便曾这么称赞过，中国有两个“农民运动的王”《湖南农民革命》序言，汉口长江书店一九二七年四月版。那就是彭湃和毛泽东。

毛泽东说过，中国四万万人口之中，农民占了三万万两千万以上，即占百分之八十，所以中国革命一定要依靠农民，发动农民。一九二六年，他在广州主持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一九二六年底，毛泽东回到故乡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翌年三月中旬，他在武汉给中共中央写出了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此文不仅在中共党内刊物上刊载，而且在汉口的《中央日报》上连载，甚至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上亦以英文、俄文转载此文，足见此文在当时影响之广。

此文被收录《湖南农民革命》一书，在汉口印行。瞿秋白称毛泽东为中国“农民运动的王”，便出自他为此书所作的序言。瞿秋白写道：“匪徒，惰农，痞子……”这些都是反动的绅士谩骂农民协会的称号。但是真正能解放中国的却正是这些“匪徒”……

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瞿秋白当时对中国农民的统计数字与毛泽东略有出入）说话做事，到战线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八七会议时，彭湃在南昌起义前线，不久前往故乡广东海丰，组织海陆丰农民暴动。于是，农民运动的两个“王”，一个在湖南，一个在广东，开足马力干了起来。

毛泽东是在八月十二日离开武汉，作为中央特派员，来到长沙的。

八月十八日，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毛泽东出席了中共湖南省委会议，担任省委委员、常委。会议详细制定了湖南的秋收起义计划。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起草了《湖南致中央函》，表达了中共湖南省委的雄心壮志：

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但以前总以为这是在一九〇五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集，第三百〇三页。

这番话表明，毛泽东的头脑，最初也有点“热”。他不是神，最初也受着瞿秋白发“热”的头脑的影响。他在斗争实践中，慢慢变得冷静起来。何况，连他自己也在八七会议上说：“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当他还不是领袖时，他颇为尊重“领袖同志”。直至他后来觉察“领袖同志”的意见未必对，他就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

毛泽东为了组织秋收起义，在湖南四处奔走。他从长沙来到了株洲，又从株洲前往安源。安源是煤矿工人集中之处，他要发动工人参加暴动。九月五日，他在安源写给中共湖南省委的信中说：“约定十一日安源发动，十八日进攻长沙。”《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这时的他，受“领袖同志”瞿秋白的影响，也想进攻大城市。

就在毛泽东从安源前往铜鼓县途中，他落入了敌军手中。这是毛泽东漫长的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捕。他差一点被处死！倘若不是他逃出了险境，中国的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就要另写了！

据考证，毛泽东被捕的地点，是在湖南浏阳县和铜鼓县交界处的张家坊。

后来，毛泽东面对美国记者斯诺，如此饶有兴味地叙述他当时的“历险记”：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阳矿工和农民赤卫队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同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斯诺：《西行漫记》，第一百四十一至一百四十二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所幸毛泽东所遇上的是民团，不是国民党特务。这次死里逃生后，毛泽东在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

毛泽东与名医李鼎铭

提出“精兵简政”建议的陕北开明绅士李鼎铭先生早年是位名医。抗战时期，李鼎铭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在忙碌的工作之余，仍然没有放弃他擅长的本草方剂。

毛泽东在长征中患上了关节疼痛症。有一段时间，他的病症加重，连胳膊都抬不动了，用西医治疗了好长时间也不见效果。李鼎铭主动提出给毛泽东看病。毛泽东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让他把了脉。李鼎铭当即开了四服中药，很有把握地对毛泽东说：“吃了第一服药，叫你胳膊抬得起来；吃了第二服药，叫你胳膊能转动；吃了第三服药，胳膊就自由了；吃了第四服药，就能让你爬单杠了。”

毛泽东半信半疑地笑问：“是吗？”

当时，八路军卫生处的同志不相信中医，不同意李鼎铭给毛泽东用药。毛泽东说：“还是试试吧，不试怎么知道不行呢！”

毛泽东按时服完了这四服中药后，奇迹果然出现了，他的胳膊的疼痛不仅消失，而且活动自如，真的能爬一下单杠了。自此以后，毛泽东有病就请李鼎铭来诊治。

当时，延安的几家医院都是以西医为主，瞧不起中医。有的病人看过了中医，西医就不给看病拿药，一些部门甚至有不成文的规定：中医看病不给报销。人们对中西医孰优孰劣争论不休。毛泽东就这个问题征求李鼎铭的意见。李鼎铭从容地说：“中西医各有长处，只有相互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最佳效果。”

毛泽东非常赞同他的意见。后来，陕甘宁边区成立了中医研究会、中西医协会，为中西医结合治疗方针的确立作了可贵的探索。

毛泽东不信口供

延安著名的整风学习是1941年开始的，最初只在中央领导层中学习，然后逐步扩大范围。1942年12月，审干在面上铺开。于是“特务”越来越多，为了加一把火，康生发明了“抢救运动”，即“抢救”“失足者”。既是“抢救”，自然不能温良恭俭让。很快就“证明”了“特务如麻”。各单位弄到没人看管“特务”了，因为看管“特务”的人也是“特务”；吃不上饭了，因为炊事员也是“特务”，不可信了……

那段时间，我除了同周兴写那没有被用的总结以外，就是看犯人口供。看完之后，又选出最精彩的送到毛泽东那里。

1944年4月初的一天，毛泽东把周兴、李克农和我叫到他那里，谈了整整一个上午。毛泽东首先说：“你们送来的几份口供，我只看了两份，不想看了，以后别送了。”

后来他还说过：“读那些口供像读小说一样。”我们一个个像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就我敢说话，问“为什么？”毛泽东说：“写那些谁知道有多少是真的？”我说：“那是他们自己写的呀！”毛说：“自己写的就没有闹独立性的？就没有一个字闹独立性？”我又说：“一个字还能保证没有吗？”毛：“既然有一个字不确实，就没有一句话不确实？”我说：“一句话当然也难免。”毛：“有一句话不确实，那么可不可能有十句话是假的？”我还不服：“总不会全盘皆错吧？”毛泽东正色道：“我正是要说，可能全部是假的。”我迷惑不解了：“那又是为什么？”毛：“我就是要问你们为什么？”我还想辩解，周兴示意叫我别说话，听毛泽东讲下去。毛泽东继续说：“你要不信，你把他们的口供拿回去让他们自己改，一句错了改一句，十句错了改十句，全篇错了，全篇都改掉。允许他改。我自己写一篇文章，贴在墙上，每天看，每天改，一个月后，原来的字改完了。”我们仍然有些茫然，至少我是这样。

毛泽东问：“你们审问犯人有没有拿棍子的？”这问题我无法回答，我承认自己不知道。周兴说：“有，岳云高就是这样的。”我怕毛泽东不知道岳云高为何许人，便补充说：“他是审讯科长。”毛泽东肯定地说：“这就是口供的来源。”听了这句话，我悔恨极了：自己为什么就不了解一下这些口供是怎么来的呢？后来才知道，连周兴也是提着棍子审问的。

毛泽东举了他在中央苏区时经历的事例来开导我们。那是反对“AB团”，抓住可疑分子就审问，所谓“可疑分子”全凭抓人者的感觉而定，而且审问的结果，没有一个不是“AB团”的。毛泽东为了了解其中的奥妙，有一天他悄悄从窗孔看如何审犯人：原来是“打雷公”。何谓“打雷公”？就是把犯人的两根大拇指绑在一根棍子上，犯人不承认，就往棍子中间钉楔子，犯人疼不可忍，便承认是“AB团”，承认了便拔掉楔子，一松开犯人又不承认了，不承认，再钉楔子，如此反复，直至犯人再也不敢翻供为止。

我不禁发指，已经坐不住了。我觉得毛泽东“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太正确了！否则，不管有意无意，都会错杀许多好人，想到我们险些错杀了人，不寒而栗。

中午回到保安处，我来不及吃饭，先找了一个坦白“最好的”犯人来谈话。我问他：“这口供是你的吗？”那犯人承认：“是的。”我又问：“这口供是真的吗”他哭了。我让他说真话，他推翻了全部口供。我批评他欺骗人，欺骗党。他说是为了吃饱饭。

当然也有坚贞不屈，始终没有说过一句假话的，如孙作宾（后任甘肃省委书记），仅仅因为他的侄子孙蔚如是国民党的军官，康生命我以西北局的名义把他从关中调来，关押在保安处。他不说假话，吃的苦头也最多。70年代末，我在北京同他相遇，想同他交换意见，但他不谈，满脸的愤怒和睥睨。

到了同年7月，在押犯人已大部分甄别释放。

毛泽东——石三伢子

1949年，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会见外宾时，一位外宾问：“你怎么有毛泽东和毛润之两个名字？”毛泽东笑道：“我还有第三个名字，你们不知道，我也不告诉你们。”

1923年9月28日，毛泽东在致林伯渠等的信中说：“此信托人寄上，因检查极厉害，来信请写毛石三，莫写毛泽东。”

毛石三这个名字是这样来的：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婚后连生二子均在襁褓中夭亡。当她身怀第三胎后便回到了娘家塘家屯居住休养。1893年12月26日，第三个男婴终于降生了，他就是毛泽东。

那时的乡俗认为给孩子取小名取得越贱越容易成活，往往用家畜取名，什么狗伢子呀、牛伢子呀之类。毛泽东的外婆文贺氏给小外孙取了个极富象征意义的名字——“石三伢子”，希望他像石头一样坚强、刚毅。

毛泽东十分喜欢这个名字。1951年2月的一天，彭德怀同志从抗美援朝前线回来汇报，毛泽东饶有风趣地说：“你的名字叫石穿；我的乳名叫石三伢子。我们同是两块石头。”

彭德怀说道：“主席是一块宝石。我彭德怀本不过是一块顽石罢了。”毛泽东马上接过话头说：“我也是一块石头嘛！我们两块石头，一块扔向杜鲁门，一块扔向麦克阿瑟……”

毛泽东的衣食住行

衣着朴素如常人

一套深灰色中山装和帽子十分抢眼，令人浮想联翩：当年毛主席就是穿着它登上天安门城楼、走遍五湖四海，因此被海外友人誉为“毛式制服”！细睹所陈列的毛主席穿过的衬衫、睡衣和布鞋等，让人怦然心动：一件苜蓿棉睡衣上面居然缝补着73个补钉，破了再补，补了再穿，领子上、袖口边的针脚线缝历历在目。

食谱简单无特殊

两份简单的食谱上面写有腊肉、苦瓜、咸蛋、酸白菜、蒜黄肉丝等寻常小菜。这是在1962年12月，工作人员为毛主席过生日时所准备的菜单，仅比平时多了几样。毛主席就是这样与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以家常便饭来迎贺七十大寿。

住得寻常书相伴

中南海丰泽园的书房里、卧室中，堆满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上下千年的诗集文选，一张大床半边是书。他爱用这套红蓝铅笔读史抒怀，养成了“无笔不读书”的好习惯；他喜持这把放大镜斟字酌句，为新中国运筹帷幄……读倦了，他往床上靠一靠，作靠垫的仍是使用多年的旧军毯；写累了，他冲杯葡萄糖，喝的是北京果脯厂的产品。

行遍神州为百姓

这手杖、折扇、风衣和望远镜都是他巡视各地时的行具——用折扇驱赶岭南酷暑，策杖走在湘乡小道，用风衣遮挡塞北风沙，用望远镜眺望黄河上下……毛主席留下了5根手杖，其中一根是他在六十年代初登临杭州丁家山时，工作人员用山竹削成的，深得主席喜爱。后来越南胡主席来访时欲以一件珍品换下这根竹杖，毛主席婉言谢绝。

毛泽东与《世界知识》

故事中所讲述的是抗日战争在即，毛泽东及时而敏锐地洞察到局势的变化，并根据当时国内的现状，做出“联蒋抗日”的决断。其实，毛泽东与《世界知识》曾经有着种种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不同方式、不同时期、不同内容。

在老一辈“世知人”的回忆中，经常可以读到有关毛泽东与《世界知识》的文字。世界知识出版社前任社长兼总编辑李连庆曾在《世界知识》创刊50周年时著文回忆说：“《世界知识》曾经得到毛主席、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和鼓励，如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作报告，曾引用了《世界知识》的文章……”

毛泽东与《世界知识》的关系还不仅限于此。1958年，为配合当时国内外斗争的需要，《世界知识》编辑部把毛泽东历来论述“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文章、讲演和谈话辑录在一起，并于当年第20期予以发表。毛泽东随即在致吴冷西的信中建议《人民日报》加以转载。毛泽东写道：“这篇文章可以转载。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大问题，永远有许多人总是不得解决。《世界知识》编辑部将我各个时期阐述这个观点的文章收集起来放在一起。看起来好像竟成一篇新文，似不妨予以转载，并予广播……《世界知识》编者按语，或者照登，或者另写一段，由你酌定。”同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以《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为题全文转载，并加了按语。按语说：“《世界知识》编辑部把毛泽东同志历来阐述‘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文章、讲演和谈话辑录在一起发表，这是一件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工作。”“纸老虎论”是毛泽东1946年在延安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的著名论断。《世界知识》发表这一专辑并经《人民日报》转载，使这一论断更加家喻户晓，并为世界所知。两年后的1960年《世界知识》第22期又发表了斯特朗的文章《一个现时代的伟大真理——忆毛主席谈纸老虎》。

除发表“纸老虎论”之外，毛泽东还多次对《世界知识》的具体问题做过批示。从1957年起，《世界知识》开始试办“外论介绍”这一栏目，刊登国外有影响的国际问题评论家对各种国际事件和问题的评论。1959年初，经胡乔木建议，张闻天就正式开辟“外论介绍”栏目的事向中央呈写了一份报告。毛泽东很重视，并于1月19日亲笔在报告上批下了“可以试行”四个字。此栏目开设后曾刊载过尼赫鲁的《印度的今天和明天》等。虽然这个栏目伴随着《世界知识》70年的坎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也变换过不同的形式，但她始终肩负着她最初的使命，今天您依然能在《世界知识》上阅读到“外刊要论”这个小栏目。

其实，毛泽东与《世界知识》的关系远不止这些。《世界知识》关注世界，更关注中国眼中的世界和世界背景里的中国，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和新中国缔造者及建国初期国家政策制定者之一，当然是这份杂志所关注的。

1997年第16期的《世界知识》，刊载了从一份外国报纸上翻拍下来的一幅长卷照片的片断，作为照片上当事人之一的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俞邃撰文回忆说，这张照片拍于1963年7月21日首都机场。当时中苏之间争吵已经白热化，邓小平此次出访是赫鲁晓夫时期中苏两党的最后一次接触，但不欢而散。7月21日中共代表团回到北京时，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5000多人去机场欢迎。毛主席到机场迎接从国外回来的自己的代表团一共只有三次，这是其中一次，表明了党中央对代表团“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反对党与党之间不平等关系”的完全支持和充分肯定。作者写道：“（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在机舱出口处附近排成长长的一字弧形，同我们大家一一握手。毛主席的手宽厚柔软……”

1998年第23期登载了《华堂片言授方略——秦力真大使忆毛主席同外交干部的一次谈话》，记述了1964年1月15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同陈毅、廖承志、姬鹏飞及秦力真等18名外交干部的一次鲜为人知的谈话，和当时留下的一帧非常珍贵的合影。这只是毛泽东无数次就新中国外交事业阐述思想、传授方略中的一次。作者亲切地回忆说：“这天（1964年1月15日）晚上，主席兴致颇高，谈锋甚健，话题很快就转到了国际问题方面。这时，有的大使问：‘主席，中美谈判什么时候才谈完？’这指的是1955年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当时由于美方死守拒不从台湾海峡撤军、拒不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顽固立场，会谈长期僵而不断。毛主席听后以他那惯常的举重若轻的方式作答：‘会谈谈了一百多次了吧？谈到二百次再说嘛！’接着，主席话锋一转，讲到了联合国问题。他批评说：有些人老是希望进联合国，我就不希望，我们自己就是一个大联合国。不要想这个事了。”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这些足可以说明毛泽东对世界局势的关注，对反映世界局势和中国与世界之密切关系的《世界知识》杂志的关注、关心和指导。

毛泽东品题曾国藩

毛泽东对于历史学有深厚素养，他对历史的全面认识和深入理解，大有益于其斗争实践。毛泽东历史观之新异特色的表现之一，在于他的历史人物评价。对于殷纣王、秦始皇、王莽、曹操等历史人物，毛泽东都发表过与传统认识不同的评价。他自己称之为“恢复名誉”。1959年8月1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长篇讲话中就说道：“我劝这些省委书记，你们不要怕告土状。秦始皇不是被骂了二千年嘛，现在又恢复名誉；曹操被骂了一千多年，现在也恢复名誉；纣王被骂了三千年了。好的讲不坏，一时可以讲坏，总有一天恢复；坏的讲不好。”

对于被称作清代“中兴名臣”、“一代儒宗”的曾国藩，毛泽东也曾有过与历史教科书中的正统论说有所不同的评论。分析相关资料，我们可以更加了解毛泽东历史思想的内质和毛泽东文化性格的特色。

湖湘文化历史传递的中继

青年毛泽东曾经受到王夫之思想的深刻影响。我们从毛泽东的《讲堂录》中，可以看到他接受杨昌济传播的船山思想的情形。据他当时的友人回忆，毛泽东“极其推崇王船山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民族意识”。（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42页至第43页）1937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哲学课，备课时，曾经再次研读过《船山遗书》。“由于手头《遗书》不全，后来还写信给在长沙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的徐特立，请设法从湖南补齐所缺各册。”（汪澍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通过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保存的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外出时指名要带走的书籍的书目，可以知道他在外出视察时，仍然时常要读“王夫之关于哲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逄先知：《博览群书的革命家——毛泽东读书生活我见我闻》，《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0页）。

有的学者曾经分析，“王船山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通过了两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王船山——谭嗣同——杨昌济——毛泽东。第二条线索是：王船山——曾国藩——杨昌济——毛泽东。”（彭大成：《湖湘文化与毛泽东》，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认为曾国藩是湖湘文化历史传递的重要中继的见解，应当说是正确的。在中国近代学术理论与政治实践两方面均多有建树的曾国藩，确实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产生过比较重要的影响。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有如彼之完满乎？

看来毛泽东确实看重曾国藩的“军政谋略”。不过，曾国藩对毛泽东的影响绝不限于所谓“军政谋略”。杨昌济初见毛泽东，“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就说明曾国藩个人事业的成功，可能也曾经影响青年毛泽东人生斗争的取向。而曾国藩历史思想对于毛泽东的影响，也有诸多例证可以说明。

蔡和森曾经致信毛泽东，明确肯定了曾国藩政治能力的优越：“三年而来，每觉胡林翼之所以不及曾涤生者，只缘胡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蔡和森给陈绍林萧子萧子升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1集，《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0页）谢觉哉曾经指示学生读《曾文正嘉言钞》。他在1922年2月的日记中还就曾国藩日记中所载楹联，表达了对曾氏文采的欣赏：“《求阙斋日记》所载楹联佳者：‘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天下无难事，天下无易事；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里求活，淡极乐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当时崇仰和学习曾国藩，在湖南青年学子中普成风气。”（彭大成：《湖湘文化与毛泽东》，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180页至第181页）我们考察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脉络，不能不注意到这样的时代文化背景和地域文化背景。

曾书所以可贵

青年毛泽东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曾经认真研读过曾国藩的许多著作，在对其成功事业深心敬服的同时，对其文章品格也真诚仰慕。在毛泽东长沙求学期间的听课笔记和读书札记《讲堂录》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曾涤生《圣哲画像记》三十二人：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

曾文正八本：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毛泽东在1915年6月25日写给湘生的信中说，“尝见曾文正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在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的信中，毛泽东又谈到往历史教员黎锦熙处求教后的感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而枝披，将麾而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

对于曾国藩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毛泽东又评论道：“仆观曾文正为学，四者为之科。曰义理，何一二书为主谓《论语》、《近思录》，何若干书辅之。曰考据亦然；曰词章曰经济亦然。”他把这部书和姚鼐编辑的《古文辞类纂》进行了比较，指出：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

毛泽东认为，曾国藩学术之所以“可贵”，在于其结构并不畸于词章文字的华丽，而对“经济”和“统道”予以相当的重视。这里所谓“经济”，即经世济民，与现今所谓“政治”义近。

毛泽东认为，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其“可贵”之处，在于“统道与文”能够“二者兼之”。这确实也是曾国藩学术思想和文化风格的特征。

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

在分析曾国藩的历史观点和历史实践时，毛泽东提出了“大本大源”的命题。在谈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一番话中，他在对近代风云人物进行比较时，肯定了曾国藩在文化“基础”方面的优越。毛泽东说，“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有如彼之完满乎？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现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

什么是“本源”？什么是“大本大源”？有学者认为，“他说的所谓‘大本大源’还是唯心主义的范畴”，由此“表现了这一时期毛泽东历史观的唯心主义性质”。（刘广东：《毛泽东伦理思想简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页至第59页）也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当时把心看作是世界的本源，所以他曾经十分推崇曾国藩，认为曾国藩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他会抓人心、抓学术，掌握了‘大本大源’”。毛泽东“这样强调正人心、抓学术，从救国救民的大局来看，在当时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是从理论上来说却是错误的”。（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哲学研究室：《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页）还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决心以全副精力‘向大本大源’探讨”，“以为‘探讨既得’，就可‘权此以对付百纷’，解决一切矛盾”，“他认为，如果没有‘真知’，没有探得宇宙之‘大本大源’，即令自己确定了某种求真求美之志向，也不过是‘盲从之志’，而非‘真志’”。“发为某种行为”，“也‘无非盲目的动作’”，这种认识，也体现出“鲜明地表现在知行关系上”的“唯心主义观点”。（汪澍白、张慎恒：《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3页）也有学者认为，“曾国藩所追寻的本源，主要是封建伦理本体；而青年毛泽东所要追求的本源，则多少已显露出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折光。”“曾国藩曾说，‘使得大本大源，则必有定向，而不致摇摇无着’；青年毛泽东所说的，没得本源的人‘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是不是受到曾氏之说的启发呢？”“青年毛泽东主张本源治世，圣贤豪杰办事，显然与曾氏的观点一脉相承。”（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36页至第37页）

其实，毛泽东当时所说的“本源”，未必有明确的哲学内涵。由于借用前人使用语汇，所以具有中国传统文辞表现形式有时相对朦胧模糊的特征，实不必强以现代哲学概念作贴标签式的解说。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的“本源”意识或许并非仅仅“受到曾氏之说的启发”，而“与曾氏的观点”似乎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但是实质上却明确体现出新的时代特色。毛泽东说：“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夫本源者，即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然今之天下则纷纷矣！推其原因，一在如前之所云，无内省之明；一则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乃无外观之识也。”我们看到，毛泽东所说的“本源”，可用以“临民制治”，可导致“富强幸福”，其实质，即“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因而似乎可以理解为与现今通常所谓历史本质、历史规则语义相接近，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又有历史理想、历史意志的涵义，也许使用历史趋势、历史方向等概念，亦比较接近其原意。

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中涉及“大本大源”时还说道：“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毛泽东热情期待诞生新文化的思想革命，并以为新的历史观将成为新文化的旗帜。

对历史规律的认真探索，是二十世纪新文化运动以后关心中国历史文化的青年学人的共同的追求。青年毛泽东立志“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

第五章　毛泽东不为人知的史实

毛泽东学英语

学英语是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一个部分。我于1954年秋到毛泽东办公室担任他的国际问题秘书，前后有12个春秋。在这段时间里，我除了秘书工作外，大部分时间帮助他学习英语。从那以后，多年过去了，但毛泽东学习英语的生动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决心学习，至死方休”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中国语言和外国语言的学习，并主张把学习本国语言和学习外国语言，学习现代汉语和学习古代汉语结合起来。

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多次提倡干部学习外语。1958年1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一种外国文，争取在5年到10年的时间内达到中等程度。1959年庐山会议初期，他重申了这一建议。在70年代，他还提倡60岁以下的同志要学习英语。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自学过英语。但是，由于当时严酷的战争环境，他的学习受到很大限制。全国解放以后，有了较好的学习条件和环境，学习英语成为他的一种爱好。

1954年，我到他身边工作时，他已年逾花甲。他第一次同我在一起学英语是在同年的11月，在广州越秀山的游泳池畔。他在游泳后休息时，想读英语，便让我坐在他身边的藤椅上。

毛泽东那时熟悉的单词和短语还不很多，我们先从阅读英文版《人民中国》、《北京周报》杂志，新华社的英文新闻稿和英文参考的新闻、通讯、时事评论和政论文章入手，以后逐步学习《矛盾论》、《实践论》、《莫斯科会议宣言》的英译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60年出版以后，毛泽东特地给我写了一封信，要求阅读这一卷的英译本。他的信是这样写的：“林克同志：选集第四卷英译本，请即询问是否已经译好？如已译好，请即索取两本，一本给你，另一本交我，为盼！”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声明”发表以后，12月17日，他又写了一信，说：“莫斯科声明英文译本出版了没有？请你找两本来，我准备和你对读一遍。”

此外，毛泽东还读过一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英译本，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一些讨论形式逻辑文章的英译本。

在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英译本时，毛泽东曾经遇到过不少困难。因为这些经典著作英译本的文字比一般政论文章的英文要艰深些，生字也多些。但是，毛泽东不畏困难。1959年1月，一位外宾问他学习英文的情况时，他说：在一字一字地学。若问我问题，我勉强答得上几个字。我要订五年计划，再学五年英文，那时可以看点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文章。现在学了一半，看书不容易，好像走路一样，到处碰石头，很麻烦。他对我也说过，他“决心学习，至死方休”。他还诙谐地说：“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办？”

带着字典，学习英译政论书籍

毛泽东说话，湖南口音很重，有些英语单词发音不准。他就让我领读，他跟着读。有时，他自己再练习几遍，请我听他的发音是否合乎标准，并让我纠正他发音不准的地方，以便他掌握发音要领。遇有生疏的单词或短语，在我领读、解释字义和解释语法结构之后，他便用削得很尖的铅笔，在单词上注明音标，并在书页空白的地方，用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注明每个单词和短语多种不同的字义。在《共产党宣言》和《矛盾论》英译本上，他从第一页直到最后一页，都作了详细的注，直到晚年；每当他重读一遍时，就补注一次。只是，由于他年事已高，视力减退，已不能用蝇头小字，而是用苍劲的大字作注了。

学英语离不开字典。毛泽东身边经常放着两部字典，一部英汉字典，一部汉英字典，备他经常查阅。每次到外地视察工作时，也都带着字典。考虑到他的工作繁重，为了节省他的时间，对他未学过的单词，我常常事先代他查好字典。但是他往往还要亲自看看字典上的音标和注解。为了学习英语的需要，自1961年到1964年，他多次要过各种辞典和工具书，如《英华大辞典》（郑易里、曹成修主编）、《汉英字典》（美国出版）、《英汉字典》、《现代汉英辞典》（王云五校订，王学哲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华汉英大辞典》、《综合英汉大辞典》增订本（商务印书馆1948年出版）、《汉英分类词汇手册》（北京外国语学院编）、《汉英时事用语辞汇》等。对当时收集到的汉英辞典，他都不满意，曾希望能出版一部好的汉英辞典。至今，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地仍然保存着他生前用过的《世界汉英字典》（盛谷人编，世界书局1935年出版）和《英汉四用辞典》（詹文浒主编，世界书局1939年出版）等。

毛泽东学习英语的重点，放在阅读政论文章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因为这些文章和著作的内容，他非常熟悉，学习时，可以把注意力放在句型变化和句子的结构以及英语词类的形式变化上。有些文章和经典著作，他学习过多遍。《矛盾论》的英译本他就先后学习过三遍，并在封皮的内页记下了三次阅读的时间：1956年5月10日开始读第一遍；1959年10月31日开始读第二遍；1961年10月9日开始读第三遍。他反复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记忆和加深理解。他对汉语的起源、语法、修辞都有深刻的了解，常常喜欢把英语同汉语的语法、修辞作比较，或者提出问题进行讨论。他说：“我学英语是为了研究语言，用英语同汉语来比较。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学点日文。”后来由于他工作实在太忙，学习日语的愿望未能实现。

一种特殊的休息

毛泽东学英语，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他常常说：“要让学习占领工作以外的时间。”这里的学习固然是指读书，但也包含积极休息的意思。他利用业余时间学英语，是他的一种特殊的休息。1959年1月，他接见巴西外宾说：学外文好，当作一种消遣，换换脑筋。

毛泽东经常在刚刚起床，在入睡之前，在饭前饭后，在爬山、散步中间休息时，以及游泳之后晒太阳时学英语，1955年11月，他在杭州休息时，游兴很高，接连攀登了南高峰、北高峰、玉皇顶、莫干山等处。在攀登途中，他常常要停下来略作歇息，这时往往坐下来学习英语。

50年代和60年代，是毛泽东学英语兴致最高的时候。他在国内巡视工作期间，无论在火车上，轮船上，随时都挤时间学英语。有时哪怕只有个把小时也要加以利用。1957年3月17日至20日，他先后在天津、济南、南京和上海的上千人或几千人的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讲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时的工作很紧张，但在旅行中仍以学习英语为乐趣。

使人难忘的是，即使在飞机上的短暂时间或者出国访问期间，他学习英语的兴致丝毫不减。1957年3月19日11时至12时，由徐州飞往南京途中，他书写了元人萨都剌的《徐州怀古》词后，即学英语。3月20日13时至14时，由南京飞往上海途中，他的大部分时间也在学英语；这一年11月，他到苏联参加莫斯科会议，当时住在克里姆林宫。有时早上天色未明，他就让我同他一起学英语。在会议期间，他的英语学习没有中断过。

毛泽东在长时间的开会、工作或会见外宾之后，也常常以学英语作为一种调节。例如，1960年5月6日至10日，他在郑州连续会见非洲12国、拉丁美洲8国等四批外宾后，多次以学英语作为休息。同年5月27日，他在上海会见蒙哥马利，两人谈得很融洽，休息时又读了一会儿英语。

毛泽东开国大典致辞

1997年6月18日，北京电视台举行智力竞赛，节目主持人向参赛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开始时说了句什么话？

面对这个问题，有的参赛者回答说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有的参赛者则说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而节目主持人最后宣布标准答案时说：“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说了两句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翻阅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的消息，可看到开国大典是这样报道的：毛主席登上天安门不大一会儿，林伯渠秘书长就宣布典礼开始。接着，毛主席走到麦克风跟前，庄严而兴奋地宣布：“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根据此报道，毛泽东在开国大典开始时只讲了这样一句话。而是否还说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呢？当有人问当时负责采访和报道这次开国大典的新华社记者李普时，他是这样回答的：

新华社负责发布公报式的新闻，我和李千峰一起承担这项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决定成立了。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9月21日至30日举行，这次会议的召开就被称为“开国盛典”，这点可以从当年全国各大报上看到，可见那时人们对这个会议多么重视。我们两人作为这个会议的工作人员，属于新闻处，住进了中南海勤政殿。

前年有人突然问我，“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是不是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上说的，我一时做不出肯定的答复。静下来想一想，这件事其实很明白，这是他在政协开幕词中说的。开幕词大气磅礴，情文并茂，标题就是这句话。这篇雄文曾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0月1日在天安门上他宣读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这是一件标准的公文，不用任何抒情的词句，这件公文当天就由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名义照会了世界各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而没有“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由此可见，上述北京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所说的标准答案是有误的。

针对北京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所说标准答案的错误，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现场担任播音任务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丁一岚，于1997年10月10日在《北京晚报》发表文章进行纠正。她严肃批评说：

当我看到6月18日的节目时，我简直想马上就打电话给电视台，但当时我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输液，不可能打电话。第二天我立即给电视台台长写了封信，反映了这个问题，希望在下周播这个节目时做个更正，以挽回错误影响，但这封信从发出到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如泥牛入海音讯全无。

也许我这个人太认真、太较真。我认为毛主席在那样重要的时刻，那样重要的地方宣讲那样重要的两句话，应该准确无误地传下去，不能以讹传讹。我的记忆力近年来已经差了很多，但是对当年毛主席说的这两句话，我不会记错。因为：第一，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讲话时，我和齐越在天安门城楼上进行实况转播，我们站的地方距离主席台只有十几米，当时的情景终生难忘（在开国大典上毛主席还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第二，我手头保存了毛主席在开国大典时的讲话录音。这些年写开国大典转播情况回忆时，我听了不少次录音。第三，我保存了1949年9月中国人民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专刊”，毛主席在当年9月21日致开幕词的全文。“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白纸黑字印在其中。这些史料是没有错误的，所以我肯定说我不会记错。

丁一岚的回忆，同样证实毛泽东在开国大典开始时只说了一句话，即“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毛泽东题词的故事

1949年6月，马少波首倡建立戏曲改革和研究、实验机构

作为当年建立戏曲改革和研究机构的首倡者，也是五十年前直接参与中国戏曲研究院的筹备、建立的全过程的亲历者，马少波经历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贯穿和记录了新中国戏曲改革和发展的全部历史。马少波是当年戏曲改革领导工作中最年轻的一员，也是今天仍健在的极少的当事人之一，谈到五十多年前的往事，老人对当年的景况记忆犹新，连具体的日期和地点都记得毫厘不差。

1949年6月上旬，马少波在济南接到了参加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通知，于是随华东代表团于6月23日到了北京。6月26日，周恩来即召集各解放区从事旧剧改革的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到中南海西花厅座谈。与会者有华东区的阿英、陆万美和马少波，西北区的柯仲平、马健翎，中南区的崔嵬，东北区的刘芝明。周扬、田汉和阳翰笙也在座。那时大家都还年轻，但马少波是最年轻的一个，当时只有31岁。

阳翰笙在回忆中清楚地记得：“在那次会上，周恩来同志指定少波先发言。他给我的印象是意气风发，才思敏捷，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侃侃而谈，显得那么自信。”（见《马少波全集·序》，《瞭望》1991年45期）就在这次发言中，马少波正式提出建议：一、中央成立戏曲改革的领导机构和研究、实验机构，制订具体政策，开展全国范围的戏曲改革运动；二、希望周副主席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报告中设专章阐述党对旧文艺的方针和政策。马少波的重要建议受到了周恩来和全体与会者的赞同。周恩来在会上当即表示，对于文代会报告设专章讨论旧文艺的建议，完全可以采纳。而关于建立机构的建议，周恩来说：“我个人同意，但须请示主席。”马少波回忆说，当时他一口气谈了40多分钟，而那时已值深夜。

毛泽东向马少波亲自解释“推陈出新”的全面含义

马少波提出建议仅仅三天后，即6月29日晚，周恩来又派专车将周扬、田汉和马少波接到了中南海。这一次，是毛泽东本人亲自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对于有关建议，毛泽东表示了首肯，同时告诉他们等待中央的决定。

对于已经从事了一段时间的解放区旧剧改造工作的马少波来说，他对党中央在旧文艺改革方面的政策是十分熟悉的，而对于毛泽东关于清理古代文化应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的论述，马少波觉得在实践工作中有进一步明确的必要，于是，他趁此机会当面向毛泽东提问请教。马少波说：“您在1942年为延安平剧院成立的题词‘推陈出新，后来成为各解放区戏曲改革的指导方针。对’出新，大家的理解比较一致；而对于‘推陈，至今还存在不同的理解。有的同志认为是要把旧剧目推开、推掉、推翻，要’以新代旧，我认为不能这样理解，不知对不对？”

毛泽东回答说：“陈者旧也，过去的事物都叫旧，也就是所谓传统。传统有精华，也有糟粕，所以要改革。推字可以作推开、推掉、推翻解释，也可以解释成推崇、推动、推进嘛。对于旧的传统剧目要具体分析，其中民主性的精华要推崇、推动、推进；封建性的糟粕要推开、推掉、推翻，这就对了。”

接着，毛泽东进一步对马少波说：“你的看法是对的，可以按你的理解写文章。”

有了这样明确的阐述和鼓励，马少波在随后的时间里写出了《正确执行“推陈出新”的方针》、《重视传统剧目语言的清理工作》、《清除病态、丑恶、歪曲的舞台形象》、《迷信与神话的本质区别》、《关于京剧艺术进一步改革的商榷》等一系列重要文章，为新中国的戏曲改革写下了历史的一笔。

1951年3月，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大会上，正式宣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题词

在紧接着于7月中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周恩来果然在他的政治报告中设了专章，着重阐述改造旧文艺的问题。周恩来说：“我感到我们对于旧文艺的改造的重视是不够的。凡是在群众中有基础的旧文艺，都应当重视它的改革。这种改革，首先和主要的是内容的改造。但是伴随这种内容的发展而来的，对于旧形式也必须有适当的与逐步的改造，然后才能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和谐与统一……应该使包含几十万艺人并影响几千万观众、听众、读者的旧文艺部队的巨大力量，动员起来，积极地参加这个改革运动……”

对周恩来的这一发言，马少波说：“这是向全国庄严宣告中国戏曲的改革前景。中国戏曲和一切旧文艺全国规模的发扬光大，是从这里发轫，从这里誓师。”

几天后，就在全国文代会闭幕前夕，即7月18日，周恩来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建立戏曲改革领导、研究、实验机构的决定。根据党中央的安排，立即成立中华全国戏曲改革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欧阳予倩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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