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大亨：美国商业巨擘范德比尔特的伟大人生(套装共2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T·J·斯泰尔斯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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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亨：美国商业巨擘范德比尔特的伟大人生(套装共2册)试读：

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一个酝酿新增长格局的时期，正处于一个缺乏明显经济增长方向感的时期，或者说，正处于一个经济转型和大格局的显著变化时期，无论是金融市场还是企业家与研究者，都程度不同地对未来全球经济的走向感到迷茫。在这个特定的时期，要重新找到经济发展的方向，我们需要追溯历史，去考察一下在经济发展历史上的剧烈变革时期，当时的企业家是如何把握这种显著转变的。而从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第一大亨》中的主人公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具有独特而值得深入分析的价值。范德比尔特，美国经济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人物

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在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拥有十分独特的地位，从交通基础设施到地理格局变迁，从实体经济到金融业，从经济发展到社会变革，都留下了他深深的烙印。他的一生毁誉参半，有人说他是大英雄，有人说他是大无赖，然而无论后世如何评价，都改变不了他影响力巨大的事实。美国经济发展历史上能与范德比尔特比肩的人少之又少，即使约翰·洛克菲勒、安德鲁·卡内基、J.P.摩根也将范德比尔特视为前辈。

如同莎士比亚所说，“有些人生而伟大，有些人通过奋斗而成就伟大，有些人因肩负使命而迫使自己伟大”，范德比尔特属于典型的第二类成功者。他用自己的传奇经历缔造了历史，呈现给世人一个典型的美国梦。

18世纪末，美国战乱不断、经济萎靡、社会动荡，范德比尔特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而生。19世纪，美国逐步从农业社会步入工业社会，经济发生着巨大变革，大量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般诞生，新的时代为范德比尔特这样的革新者创造了绝好的发展际遇。范德比尔特事业的快速成长与美国社会在19世纪的飞速发展齐头并进，美国成就了他，他亦成为了美国“镀金时代”的杰出领袖。范德比尔特的成功道路深深地打上了美国工业社会发展的烙印。美国蒸汽时代的到来，为范德比尔特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美国工业革命迅猛发展推动着范德比尔特蒸汽运输事业迅速扩张，也造就了这位“海军准将”在蒸汽船行业的辉煌地位。不久，改变世界的加利福尼亚淘金热爆发。借助这股风靡全美的淘金狂潮，范德比尔特的影响力日益扩大。随后，蒸汽时代的衰落和铁路运输业的发展又使范德比尔特几乎垄断了铁路运输业，成了名副其实的“铁路大亨”。美国整整一个世纪中几乎所有发展的机遇都被范德比尔特牢牢地握住了，每一次的变革和发展都促使范德比尔特越发强大，这是许多研究者都十分感兴趣的地方：在大变革的时代，他是如何把握这些变革趋势带来的机会的？变革先驱与华尔街的开创者

范德比尔特对美国工业社会初期的巨大影响也是广为人知的，他推动修改宪法，建立竞争文化，领导着交通运输行业，提高了美国社会劳动力的跨区流动，使贸易流通更为顺畅，这同时也加强了金融体系，这些都为美国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范德比尔特葬礼上的致辞所言，“最伟大的创造者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的创造将继续大步向前”。

在他漫长的事业生涯中，范德比尔特展现出了敏锐的判断力，在美国经济的剧烈变革时代，他站在变革的前沿，在纷繁嘈杂的时代里发现机会，而这往往造就了他“先驱者”的身份。不论是他选择将船队卖掉，去为托马斯·吉本斯打工，从而被带领进入蒸汽行业；抑或制订他整个事业生涯中最为大胆的一个计划：将前往巴拿马的人潮分流到自己建造的交通渠道上——一条穿越尼加拉瓜共和国的运河；还是敏锐地觉察到铁路才是交通运输业发展的未来，从而放弃了航运业的领导者的地位，开始涉足铁路事业，并为美国留下了纵横交错又廉价高效的交通网络，这些不仅仅是他事业决定性的转折点，同时也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变革性时刻。此外，范德比尔特开启了华尔街的历史，在金融界的地位被拉塞尔·赛奇比肩于诗歌领域的莎士比亚、绘画领域的米开朗基罗。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缩影

我们从范德比尔特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梦”。他出身于贫苦的水手之家，最终依靠个人坚持不懈的奋斗，成为了航运大王、铁路大亨和金融巨头，他在中美洲的影响力甚至被视为一度超过白宫和美国国务院。除了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变革性作用，范德比尔特对美国社会及思想变革的影响则更为深远。正是他，让竞争成为美国文化的重要内容：“竞争”一词贯穿着范德比尔特的一生，也让对手们不寒而栗，他击溃了依靠政府垄断和补贴的竞争对手，瓦解了18世纪贵族的残余力量，动摇了保守的商人精英阶层，并且摧毁了不少垄断；正是他，让自由、公平的理念变得更加深入人心：他摧毁了各州在州际贸易上所设置的障碍，推动了美国国内的自由贸易，并且击溃了18世纪的顺从文化和特权阶级思想，范德比尔特的一生影响了美国人对自由、公平和机遇的信念和理解；正是他，让变革和创新的思潮席卷19世纪的美国：面对新生事物，大部分人选择的是保守和固步自封，对范德比尔特来说，无论航运大王、铁路大亨或是金融巨头哪一个称号，都足以使他成为美国“镀金时代”的成功典范，但范德比尔特的冒险精神和变革创新的理念推动着他不断开疆拓宇，他不仅开拓了新的经济领域，也开创了新的技术和商业组织模式。

范德比尔特的一生可谓是誉满天下，也谤满天下，而“镀金时代”的喧嚣已然过去，范德比尔特家族也褪去光环，金钱终究消散，但那些花费他一生精力建造的基础设施，以及在这些成就中透露出来的智慧、勇气和洞察力，却深刻影响着美国的发展，真正去认识和理解一个历史人物应将他放回历史长河中设身处地的去看待，站在不同的时代去思考，这才是去深入了解范德比尔特的价值所在。在历史借鉴中把握大变革时代的机遇

当前，无论是美国经济还是中国经济，可以说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的重点在迅速出现变化，未来更加需要的是不断改革创新，开拓和培育新的增长点，范德比尔特变革创新的洞察力及其开拓式的传奇一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经济转型时期企业家如何把握大趋势的参考。

同时，范德比尔特所处的时代正是美国最剧烈变迁、风云际会的时代，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下的中国与彼时的美国正有许多相似之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金融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所有这一切，都能在《第一大亨》中找到相似的场景与答案。通过《第一大亨》，认真研究那个时代真实的历史，研究真正发生了什么，那个时代是如何走过来的，显然对身处大变革时代的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特别的借鉴意义。

作者花费了七年的时间写作这本《第一大亨》，尝试探索第一大亨成长的轨迹，从范德比尔特的出生开始，力图详尽地描述范德比尔特的一生，挖掘他生涯中所经历的各个重大时刻，最生动地展现他的种种面貌：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商人，作为一个竞争对手，作为一个被瞩目的领袖。如果说仅仅把《第一大亨》理解为一部有关范德比尔特个人的传记，那就忽略了这本书背后所传达的精神价值和时代背景。范德比尔特个人的成功固然与其个人特质有关，但同时也与美国当时社会的特点和机遇密不可分。《第一大亨》希望通过撰写范德比尔特的一生来反映贯穿其中的风云遽变的美国时代，通过范德比尔特这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促使我们把握产业转型的历史经验，以期能更好地读懂范德比尔特本身，也更好地了解美国社会。这本书在出版之后斩获了普利策传记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等十余个奖项，是一本把握全球经济转型历史经验与趋势的佳作。

是为序。2013年7月29日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文版序一部宏伟的美国商业史与金融史

非常高兴我的作品《第一大亨》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为此我深感荣幸。中国的飞速发展让全世界为之瞩目。我相信中美两国之间的友谊与互重将成为全球繁荣与和平的基础。每天，我在家乡旧金山都可以看到人们辛勤工作，积极进取，那是中美两国人民所共有的价值观。我们的众多市民都是在中国出生的，或者有着中国血统，我们也会纪念和庆祝中国的传统节日。我们的市长李孟贤的父母就来自广东省。而正是在旧金山，我们共同创造并迎接着所有人都祈愿的美好未来。

我决定撰写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的传记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我也希望中国的读者们愿闻其详。首先，范德比尔特是美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商业人物。他在现代美国的发展和全球经济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涉足了所在时代各个重要的领域，例如蒸汽机和电报的应用、北美洲的定居、金融市场的崛起、公司的诞生以及巨型企业的出现。其次，他也是竞争高手、企业管理能手和当今商业人士的榜样。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学到许多东西。

我撰写本书的第二个原因在于，范德比尔特的一生本来就是一段精彩的故事，充满了戏剧色彩。他几乎是白手起家，最后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富有的人。他在商场中大战老谋深算的对手们，战争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宏伟。凡是背叛他的人必将遭到他的报复，但他又以诚实可敬而闻名。

在商业上成功的他在家庭生活中却麻烦不断。他深爱自己的母亲，对子女却相当苛刻。女儿们之间争吵不休，一个儿子是臭名昭著的赌棍，另一个在服役期间病故。长子曾让他失望，但最终打动了他，成为他的助手和继承人。纵使你对商业或经济史不感兴趣，人性方面的故事可能也会很吸引你。

对于商业人士来说，我希望范德比尔特的一生能对你们有所启发，但不要期望本书能归纳出一条一条的经验。我知道中国的读者都非常聪明，不会将这本书当成简单的现代商业手册。中美两国之间迥然不同，21世纪和19世纪也是天壤之别。但范德比尔特事业发展道路中的许多经验教训放在当今仍尤显珍贵。在公司经营方面，范德比尔特抓住机遇、削减成本和成功竞争的理论会对你们有所帮助，例如，你会看到他如何利用固有的竞争优势来创立自己的企业；又例如，相比竞争对手而言，他所选择的铁路路线地势更为平坦，弯道的数量也要少一些，由此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来运营较多的车厢。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另一点值得关注的就是他对自身声誉的重视。在那个年代，个人形象和信誉相当重要。现在的公司拥有大量的数据，在经商时采用的是高度量化的方法。但个人形象仍然非常重要，想想看全世界已经发生的那些商业丑闻。范德比尔特非常重视自己诚实守信的声誉。在就合同产生分歧时，他会建议进行仲裁，而仲裁者始终都会支持他，其他的商业领袖们也信任他。声誉已成为他重要的资产。同时，他会报复欺骗自己的人，并因此而名声大震。在一次报复行动中，他甚至在风雪肆虐时切断了所有进入纽约市的铁路交通运输，而船只又无法靠近那座岛城——他为了一项私人商业纠纷而封锁了这座美国最大的城市。所以人们敬重他，不过又对他有所畏惧，这两种情绪相互交织。

他也善于发现和抓住意料之外的机遇，并且借此创造巨大的成功。在事业发展的最后阶段里，他在纽约和芝加哥两座城市之间建立了一个铁路体系，横跨了半个美国。实现这项成就的过程相当顺畅，以至于许多人深信范德比尔特正在实施一项远大的计划。可事实上，他只是抓住了突如其来的机会，迈出了建立王国的第一步。他最初仅仅拥有一家弱小的铁路公司，但与相连的铁路线出现了冲突，于是他战胜了自己的竞争对手，此后他发现，自己能够收购其他类似的公司。他将那些公司与自己已有的铁路公司合并，并且对其运营进行改革，从而打造了一个庞大的铁路王国。

我还希望中国的读者们能够从书中更好地了解美国的发展史。在范德比尔特年轻的时候，美国还仅仅只是一个由贵族统治的等级社会。范德比尔特推动了文化的变革。他是新一代的美国人，他们削弱了美国社会的等级制度，促进了个人主义，推动了竞争，也让劳动贡献成为最重要的价值判断标准。他推动了法律的改变，让美国实现了自由贸易。后来，他又带头创立了巨型企业，有关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的关系的政治争论由此出现，而且一直持续到现在。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发展道路。我无法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建议，但我希望这段历史能够让人们明白为什么公司现在是主要的商业组织形式，以及金融市场是如何形成的。在研究美国政治时，或者在与美国的商业伙伴合作时，相信本书将会有所帮助。

希望大家能享受到阅读的乐趣，得到商业方面的启发，并且对历史有更深入的了解。谢谢你们的阅读。T.J·斯泰尔斯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托马斯·吉本斯｜1822年12月12日一切事物都是他的攻击目标，这种人让我心生恐惧。威廉·吉布斯·麦克尼尔｜1840年11月14日宁可为其友，切勿为其敌。科特兰特·帕默｜1841年12月16日范德比尔特是一个大。第01章一个王朝的开创者审判的大幕即将拉开

所来之人无不抱着窥秘的心态。开庭时间定在1877年11月12日下午两点，在此之前，已经有数百名旁听者挤入了曼哈顿下城的法庭里。除了原被告的亲朋好友之外，自然也少不了优秀的律师们，他们希望从知名的辩护律师那里学到几招法庭辩论技巧。但人群中更多的是衣着光鲜的男男女女，他们感兴趣的是那位美国有史以来最富有的人一生中的种种细枝末节。这些人不断涌入，房间被挤得水泄不通。这场审判的主角是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所立的遗嘱，而对这位海军准将的评价一向是毁誉参半。审判的大幕即将拉开。

就要开庭的时候，人群自动分开，给海军准将的长子威廉·范德比尔特（William H.Vanderbilt）和他的律师队伍让路。这支律师队伍的领头人是亨利·克林顿（Henry L.Clinton）。《纽约时报》报道称，威廉“漫不经心地环视了一番，脱下外套，轻松舒适地坐在了自己的椅子上”；与此同时，他的律师们正忙着和对手律师一一握手。那支队伍受雇于威廉的妹妹玛丽·范德比尔特·拉鲍（Mary Vanderbilt La Bau），由斯科特·洛德（Scott Lord）带队。两点整，法官神采奕奕地走出内庭，通过侧门进入大厅，来到法官的座位就座。在这个遗嘱检验法庭，法官被称为“遗嘱检验法官”。他问道：“诸位先生们，你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了？”洛德和克林顿同时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于是法官宣布：“开庭。”

当洛德站起来陈述起诉请求及理由时，人们才知道这起诉讼案件标的金额的巨大。第二天的《纽约时报》将此次开庭作为头版头条登出：“范德比尔特家族继承人对铁路诸侯的遗嘱提出异议……争夺过亿家产。”在那些耸人听闻的新闻中，让读者惊讶不已的是，《纽约时报》将范德比尔特降级为“诸侯”，因为美国媒体一向称呼他为“铁路大王”。就算在当时，他的财富在美国经济中所占比重依然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范德比尔特在当年1月过世，如果在他过世时能将所有资产按市值出售，将占到美元流通量（包括现金和活期储蓄）的1/20。

法庭里的多数人一辈子都生活在范德比尔特的阴影之下。50岁刚出头时，他已经垄断了纽约到新英格兰的铁路和蒸汽船运输，并因此得到“海军准将”的绰号。19世纪50年代，他成立了一个横跨大西洋的蒸汽船船队，并且开创了通过尼加拉瓜到达加利福尼亚的中转路线。到60年代，他逐步控制了将曼哈顿与世界其他地方联系起来的多条铁路，打造了纽约和芝加哥之间强大的纽约中央铁路（New York Central Railroad）系统。法庭上的每个人应该都曾路过纽约中央火车站，这座位于42街的火车站正是由范德比尔特建造的；他们应该也见过范德比尔特所修建的圣约翰公园（St.John's Park）货运站，那里的标志物就是他本人庞大的铜像；或者他们也曾穿过横跨在铁路上的桥梁，这些铁路沿第四大道而行，但比街面要低；再或者他们曾搭乘过渡船、蒸汽船或大轮船，在范德比尔特在世期间，这些一直都处于他的控制之下。他的印记在这座城市无处不在，并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他的印记遍布整个美国，事实上，每一个美国人都曾向他的财富致敬。

相比这些财富，更让人着迷的是它们的创造者。洛德首先以退为攻：“他能积攒上亿财富，因强大的意志力而闻名天下，如果说这种人还没有能力来处置自己的财富，似乎要冒极大的风险。”范德比尔特强大的意志力的确闻名全美。他通过蒸汽船业务积攒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当年的他面对知名的航运企业，通过大幅削减运费迫使竞争对手出钱收买他，让他退出竞争。因为这段经历，在他过世前25年，《纽约时报》将他喻为“中世纪对所有往来于莱茵河的人和船只收取过路费的强盗”。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他在尼加拉瓜的冒险也是一种掠夺性行为。他穿过热带雨林，驾驶内河船在圣胡安河的急流中穿梭，并且果断地干预战斗，与控制该国的国际罪犯作斗争。他早期的生活充斥着拳打脚踢、蒸汽船的拼速以及引擎爆炸；到后期，他的生活则伴随着鲁莽大胆的赛马和高风险的对抗。

正是这种戏剧般的人生，促使人们在他过世11个月后纷纷拥入法庭旁听；但更有头脑的观察者们则对他一生细细钻研。范德比尔特打造了一个王国，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企业大亨。甚至在美国成为真正的工业大国之前，他已经懂得如何借助“公司资本主义”来聚敛前所未有的财富和权势，创造史无前例的庞大企业。小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 Jr.）1写道：“范德比尔特为企业引入了君主制，他是一个阶层的先驱。美国赋予了这个阶层权力，而这种权力又过于庞大，超出了国家的控制范围。他是一个王朝的开创者。”

亚当斯所指的并非家族王朝，而是众多企业巨头，他们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美国民主政府。在范德比尔特巅峰之时，洛克菲勒、卡内基、杰伊·古尔德22和J.P.摩根的事业才刚刚起步。他们崇敬他，并奉他为典范，尽管自己的辉煌永远难以与他相媲美。没有什么法律能约束他，也没有什么政府能在影响力上与他匹敌。19世纪50年代，他在中美洲的个人影响力甚至超过了白宫和美国国务院。1867年，为了让纽约中央铁路公司屈服，他让所有从西部前往纽约市的火车停运。1869年，他凭一己之力化解了华尔街的恐慌，避免了可能带来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经济萧条。无冕之王

崇拜者视他为最卓越的精英领袖，是凭借自身努力和能力白手起家的最佳典范。对他们而言，他象征着美国梦。而批评者认为他贪得无厌、残酷无情，是一个不屑于伪装善良的无冕之王。更为糟糕的是，在批评者眼中，他代表了庸俗的新文化的极致——将美国独立战争中纯粹的共和精神弃于一旁，转而追逐物质财富。在一封写给范德比尔特的公开信中，马克·吐温曾写道：“你只是那群卑微的渺小灵魂的偶像，他们为你那无足挂齿的习惯、言语和行为歌功颂德，仿佛你的金钱能给他们以尊严。”

也有人明白，范德比尔特真正的人生更错综复杂，甚至相互矛盾。怎么可能不如此呢？他的一生经历了众多惊心动魄的变化，横跨了从乔治·华盛顿到约翰·洛克菲勒（他也曾与洛克菲勒有过交易往来）的漫长岁月。他的事业起步于一个农业社会，本质上说是一个殖民社会，那时“实业家”这个词语还无人知晓。而到他与世长辞之时，美国已经是一个工业社会。不管是后期的崇拜者还是批评者，他们都未曾见证他在美国成立之初和南北战争爆发之前的动乱岁月里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并不知道，在范德比尔特的人生历程中，他多数时间都是一个激进的角色。

11812年战争3爆发之前，十多岁的范德比尔特从船员起步。正是他，让竞争成为美国文化的重要内容。他瓦解了18世纪贵族的残余力量，动摇了保守的商人精英阶层，并且摧毁了发展过程中遭遇的各种垄断。对手缺乏他对竞争的那种狂热，他们因他而怒火中烧；在那个尚且年轻和稚嫩的国家，富人阶层将他的行为视为破坏性的攻击。1859年，曾有人撰文称他“始终用行动证实自己是所有美国航运公司的共同敌人”，而《纽约时报》也谴责范德比尔特“为了竞争而竞争”。不过，这些恰恰从另一个角度赞扬了他拓展运输业、大幅降低运费，并且对依赖政府垄断和补贴的对手们进行惩罚的行为。对于将自由主义奉为平等主义信条的杰克逊民主派（Jacksonian Democrats）而言，范德比尔特所代表的企业家是人中之龙，是革命性的商人。

范德比尔特的事业起步早、止步晚，他革命性的一生最终让他成为美国的第一大亨。他以落后的纽约与哈莱姆铁路公司（New York&Harlem）为基础，吞并了哈得孙河铁路公司（Hudson River）、纽约中央铁路公司、湖岸与密歇根南方铁路公司（Lake Shore&Michigan Southern）以及加拿大南部铁路公司（Canada Southern），打造了自己的铁路王国。他不仅仅代表一种激进的力量，更是一个垄断者。在1868年的伊利大战中，政府官员们的腐败史无前例；而范德比尔特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让他更像是公共道德的敌人，而非捍卫者。他开创了一个新的实体、一个庞大的企业，在他过世后的几十年内依然主宰着美国经济。政治格局也因他而发生了改变。随着大型铁路公司的崛起，以及联邦政府在南北战争期间权力的扩张，激进分子开始认为政府可以对企业强权起到均衡作用。范德比尔特常常对报纸宣称，他始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的原则就是“管好我自己的生意”，他对政府的唯一要求就是不要干涉自己。正如小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所言，他从不承认自己掌管的庞大企业足以挑战联邦政府，也不认为自己是权势人物，是人民党主义者4借助政府法规来反抗的目标。

没有谁能对美国的经济和社会有如此巨大和长久的影响力。在长达66年的事业生涯中，他一直站在变革的前沿，从始至终都是一名推陈出新者。他大幅改善和扩张了美国的交通基础设施，推动了美国地理格局的转变。他推崇新的技术和商业组织模式，并且成功地加以应用，迫使竞争对手要么效仿，要么放弃。他将同时代的多数人远远抛在了脑后，伴随着有形世界和新商业工具（例如纸币、公司和有价证券）之间的联系逐渐消失，他抓住了美国文化中一次伟大的变革：经济现实的抽象化。借助这些工具，他推动了公司经济的形成，使之成为美国进入21世纪的标志。就在大力推动市场经济形成之时，他也加剧了一些永远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例如贫富严重分化、权力集中在个人手中，以及在缺乏监管的市场环境下，欺诈行为和牟取私利的骗局遍地开花。没有人能凭借一己之力改变国家的经济格局，但也没有人能像范德比尔特那样将手如此长时间、如此有力地放在杠杆之上。谜一样的人

法庭内，在第一证人发言之前，旁听者已经给范德比尔特贴上了纷繁多样的标签。但真正吸引他们的并非他对国家的影响力，而是他奇怪鲜明的个性，以及他那充满神秘色彩的个人生活。在广泛流传的谣言中，这个家族已经毁于阴谋诡计、巫师的降神会和范德比尔特对女权主义者维多利亚·伍德哈尔（Victoria Woodhull）和她妖娆放荡的妹妹田纳西·克拉夫林（Tennie C.Claflin）那充满争议的资助中。不过，公众无法看到他错综复杂的情感世界——他极富耐心的商业外交、对第一任和第二任妻子浓浓的爱恋（以及他对她们的自私），还有对自己那群常常不听话的子女们的矛盾情感，尤其是身患癫痫、沉迷于赌博的科尼利厄斯·耶利米（Cornelius Jeremiah）。不管是同一时代的人还是后代人，都会忽视这位傲慢的海军准将人性化、甚至是富有同情心的一面，他们总是被最淫秽的、谣传的、华而不实的新闻报道吸引住了眼球。

正是他离世前的最后一项决定，将大家送入了这个法庭。这项决定既涉及个人，也涉及公司。他希望自己打造的王国可以万世永存，子孙代代相传，创建一代王朝。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在遗嘱中将自己95%的资产留给了长子威廉。威廉的妹妹玛丽却希望取消这份遗嘱，由健在的10个子女平分家产，从而摧毁那个王朝。

她能成功吗？每一方都会努力对范德比尔特进行定义，每一方都会寻找这个谜一样的人的答案，而他给世人并没有留下多少资料。当洛德开始陈述时，人群探身倾听，极力想了解这位海军准将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世界在慢慢地向前爬行

老话说，有了孩子一切都会不同。但对菲比·汉德·范德比尔特（Phoebe Hand Vanderbilt）而言，多一个小孩并没有什么区别。1794年5月，第四个孩子已经在菲比肚子里待了9个月了。前面三个孩子玛丽、雅各布和夏洛特在寒酸简陋的房子里跑来跑去。菲比知道，依照范德比尔特家族的传统，肚子里面的这个孩子还不会是最后一个。她的存在是为了延续，而不是改变。这种存在的意义与她的父母、祖父母和曾祖父母并无二致。她的家具由人工砍伐的木材经手工制成，身上的衣服也是用手纺羊毛手工缝制的。清洗陶轮上制作的杯碟和工匠用嘴吹制的瓶子，是她要干的活儿。透过窗户往外望去，她可以看到人工制作的四轮马车。视线再放远一点，还可以看到岸边的单桅帆船和三桅船，距离门口也就几步之遥。到晚上的时候，她会用羊脂蜡烛或鲸油灯来照明。

在菲比生活的世界里，家具是用木头手工制作的，而动力来源就是风、马和人，人们择水而居。她所了解的多数科技都源自数千年之前，就算是最新的发明，例如钟表、印刷术和航海设备，也都是文艺复兴早期的产物。美国军火库中存放的或英国军人随身携带的布朗贝丝（Brown Bess）燧发枪，都是在17世纪90年代设计的，距离当时已经有整整一个世纪。革命就留给政治吧；现有的世界在慢慢地向前爬行。

菲比居住在里士满港（Port Richmond）。那是一个渔村，一个最古老的村落。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动物粪便和明火的气味，乡间土路因为这个季节的雨而泥泞难行。里士满港坐落在里士满县北部边缘，那里通常被人们称为史坦顿岛（Staten Island）。这是一个人烟稀少的长长的小岛，总人口不到4000人。镇民大会依然是管理岛上事务的一个途径。岛上的居民在绿油油的陡峭山坡上耕种，猪都是放养，自己觅食，而他们的房子就建在海岸旁松软的土地上。海岸一路蜿蜒到了山脚，潮沟勾勒出了整个海岛的轮廓。纽约港就像是一张大嘴，而史坦顿岛则是一个塞子，堵住了这张嘴。三公里长的海峡将它与长岛隔开，海水沿着海峡慢慢流入海湾。史坦顿岛的西部延伸到了新泽西的内陆，而海港对面就是曼哈顿。狭长的曼哈顿岛就像东河（East River）和哈得孙河5之间的一座天然桥墩。

岛屿的边缘决定了它与大海在何处交融。丈夫出海后，菲比就会望着海面，等待他的归来；一直到他返航，将船只系好。丈夫的名字叫科尼利厄斯。和范德比尔特一样，科尼利厄斯也是一个典型的荷兰名字，在纽约湾很常见。他的家族1650年来到美国，当时简·阿尔岑·范·德·比尔特（Jan Aertsen Van Der Bilt）定居于荷兰的殖民地新尼德兰（New Netherlands）。后来英国人占领该省，并重新命名为“纽约”。多年后的1715年，简的后人横跨海峡，来到了人烟稀少的史坦顿岛，并在那里开枝散叶。对这个家族而言，该举动是一项伟大的变革。简的后人们在岛上或务农，或经营小客栈。18世纪50年代，英法两国在北美为争夺殖民地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二十年后，美国爆发革命，英国占领该岛，美国取得独立战争胜利后，对宪法进行修订，之后乔治·华盛顿总统在曼哈顿宣誓就职——种种这些事件对这个家族而言都毫无影响，他们一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也太荷兰人了”

1794年5月27日，菲比生下了第四个孩子。为了体现家族的延续性，她给自己的第二个儿子取名为科尼利厄斯，平时就叫他“科尼”，她常常对着孩子用英语喁喁细语。菲比在里士满港第一次遇到自己的丈夫。这里是一个带有浓厚荷兰风情的村庄，她在一位牧师家里做佣人，而她本人来自新泽西州一个古老的英国家族。

在纽约，这种异族联姻不足为奇。早在1720年，荷兰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已经不足一半；现在，在3.3万居民中，荷兰人已经算是少数人种，比混血儿的数量还要少。1647年，彼得勒斯·施托伊弗桑特（Petrus Stuyvesant）担任殖民总督。早在那时，尚被称为新阿姆斯特丹市的纽约就已经发展成了一座国际化的都市。施托伊弗桑特在荷兰西印度公司（Dutch West India Company）的授权下进行管理，该公司的成立是为了借助商业资本开拓新世界，为荷兰谋取利益。在施托伊弗桑特的管理下，这个小小的海港逐渐发展起来，成为17世纪欧洲工业化强国荷兰的商业缩影。同荷兰一样，新阿姆斯特丹市将贸易摆在了首位，尤其是外贸，这也促使了一种对人和宗教极具包容性的文化的形成（当时在马萨诸塞州，贵格会教徒会被绞死），而且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

史坦顿岛上的传统和其他地方稍显差别。在新尼德兰，包括简·阿尔岑·范德比尔特在内的多数早期荷兰定居者都从事农业。他们分散在纽约湾和哈得孙河的两岸，一直从史坦顿岛延伸到奥尔巴尼。他们生活在一个富有田园气息的封闭群体中，而生活在美国的英国后裔常常对他们嗤之以鼻。18世纪90年代，旅游家威廉·斯特里克兰（William Strickland）写道：“荷兰人的生活懒惰而无知，几乎无人能及。他们中许多人一生的活动范围就局限在自家房屋的8公里范围内。”外人常常会认为荷兰人粗鲁无礼，例如，一位讲英语的哈得孙河谷居民就对“所谓荷兰式的礼貌”颇有怨辞。这种猜疑常常会在人群中爆发。

古老的习俗在这些荷兰后裔中代代相传。直到1836年，还有人在日记中写道：“很难让荷兰人改变他们的传统。”女性头戴高帽，用加糖的油炸面团来招待客人；男人们常常身着传统服装四处走动，其中就有宽边的海狸礼帽。而且，他们更喜欢讲“低地荷兰语”。到1790年，这种方言已经逐渐发展演变，连真正的荷兰人都很难听懂，但在哈得孙河和纽约港的沿岸仍然不绝于耳。19世纪初，该地区1232名逃跑的奴隶中有四分之三的人操一口低地荷兰语。

这些奴隶也体现了荷兰人和他们的英国邻居的另一个区别。1799年，纽约州通过了《逐步解放法案》（Gradual Manumission Act），在28年内逐步取消奴隶制。反对该法案的声音主要来自荷兰人的农村地区。1790年，只有11.3%的英国家庭拥有奴隶，而拥有奴隶的荷兰人占到了27.9%。在史坦顿岛北部，几乎每三户家庭中就有一户拥有奴隶。作为国际化的商人，荷兰人在将奴隶制引入北美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作为纽约地区的农场主，他们也将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最后。

奴隶制不仅仅是一种苛刻的社会制度，也是一种商业制度，为社会提供了劳动力，创造了资产。同时，奴隶制的存在也反映了乡下荷兰人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他们为了金钱而从事农业。在17世纪和18世纪，这是一种颇值得关注的现实情况。即使到19世纪，纽约州和新英格兰的许多英国农场主也是为了生存才从事农业，尽管不一定出于自愿。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荷兰农场主“以市场为主导，这种截然不同的地区特征源自荷兰的传统”。

这些乡下荷兰人的商业意识并不比他们在城市内的同胞差。他们驾驶自己的四轮马车前往奥尔巴尼、新不伦瑞克6和纽约市，兜售自己的农产品，其精明能干众所周知。例如，一位皮匠拒绝将客人的皮鞋归还，除非他将钱一笔付清。失望的客人在日记本中写道：“他也太荷兰人了。”这些印象也让人们造出了一些新的词语，例如“荷兰式请客方式”，即AA制。一位更宽容的观察者将这种精明和市场导向与他们和公众生活的脱节联系在了一起。他在1786年写道：“低地荷兰人简朴恬静，拥有相当可观的家产，他们害怕负债，讨厌法律和政府部门。”

对于史坦顿岛上这个刚刚来到人世间的男孩来说，那个充满堤坝和郁金香的国度还给了他另一项遗产：独立的女性。相比英国的风俗来说，荷兰的法律给了女性充分的自主权，这一点在荷兰社会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纽约市的两位编年史家记录道：“强壮自信的荷兰妇女遍地可见。”甚至在英国占领这块荷兰的殖民地之后，这种传统也一直得以延续，荷兰女性能够以自己的名义经商。每天的生活，“买与卖，借与还，赚与亏”

科尼利厄斯和菲比·范德比尔特忠实地遵循着这些传统习俗。在他们看来，这些习俗就像史坦顿岛上由祖先们所修建的小路和码头一样，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不容多想。科尼利厄斯年纪轻轻时双亲就已经过世，没有留下任何财产。和自己同名的儿子呱呱落地几年后，他积攒了一定的资产，全家搬入了里士满港东部一栋更宽敞的房子里，那里后来发展成了斯泰普尔顿村（Stapleton）。现在，除了科尼和三个哥哥姐姐外，家里还添了三个女孩，分别叫菲比、简和埃莉诺。这栋两层的木质建筑有着陡峭的斜屋顶，两端都有烟囱，三个天窗，还有一个门廊，梨树和樱桃树环绕四周。他们的房屋距离海岸仅有60米。

之所以搬到岸边，也是因为受到商业的驱使。与纽约市隔海相望，这种地理位置让范德比尔特一家的农产品全年都不愁销，这对于美国的农场主来说算是极为难得的一种情况。拥挤的城市与其周边海岸之间的贸易往来由来已久，为此，荷兰人发明了一种专用的船只。这种大型的双桅船只被称为帆驳船。为了更好地攒钱，科尼利厄斯购买了自己的帆驳船，搭载邻居和他们的农产品横渡海湾，靠运输服务赚钱。由于船只运输工作量的增大，他在水面上花费的时间开始和在农场内忙碌的时间不相上下。

从某些方面来说，菲比要比丈夫更荷兰化。与新尼德兰传统的妇女一样，她的身上也散发着人格魅力。一位19世纪的作者曾写道：“她不仅仅在家中被视为行家，也被邻居们当作哲人，人们遇到各种难题时都会征询她的意见，而她作出的判断也有着一定的分量。”她和丈夫一样是个市场天才，她用丈夫的船只将自己种植的蔬菜、缝制的物品和其他产品运到城里。赚到钱后，她会清点手中的银币，并藏在高高的落地式大摆钟内。她的精明常常比丈夫更胜一筹。据说科尼利厄斯曾经将农场抵押，为一笔交易筹集资金，但最终亏得一塌糊涂。在听过丈夫的忏悔之后，菲比走到大摆钟前，取出的钱足以还贷。这只是一个传说，不过还有一件更真实的事情：后来的法庭记录显示，菲比将自己的钱按照商业贷款利率借予他人，并且曾经因为一个寡妇无法按期偿还贷款而取消了她赎回抵押品的权利，而这个寡妇就是她自己的女儿。看来，银币在大摆钟内待的时间不会太长，菲比总能找到更好的投资目标。

拥有雄心壮志、富有创造力、务实、坚韧不拔，这些美德让这对夫妻在结婚后逐渐摆脱了之前贫困的窘境。他们共同经营自己的家庭，早早离开偏远的区域，搬到靠近市场的地方，依靠市场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哈得孙河沿岸的农场主当时与商业世界只有零零散散的接触：一份研究发现，普通家庭全年只会将农作物和手工制品卖给河边的商人一次。而范德比尔特家则截然不同，他们每天的生活就是“买与卖，借与还，赚与亏”。一位法国观察家评论当时的美国人称：“他们一心想发财致富，而这实际上也是他们唯一的激情所在。”这句话用在菲比和科尼利厄斯身上再恰当不过了。

但这种激情会将他们带往何方？他们梦想中的未来与范德比尔特家族过去几代人并没有区别：一个农场、一艘船，或许还有一个小客栈和更多的土地。环绕四周的大海也许局限了他们的梦想，农村地区的地广人稀也许同样稀释了他们的机遇。但与多数乡下人不同，范德比尔特家将目光放在了北美人口最稠密的地方：纽约市。每个人都有一个“快速致富的梦”

拉罗什富科-利扬库尔公爵（Duc De La Rochefoucauld-Liancourt）入神地盯着海湾那边。站在曼哈顿最南端的炮台公园（Battery），眼前的景色让他心潮澎湃：“在散步时，我的目光立即被这个伟大的港口所吸引，船只进进出出，川流不息。”放眼望去，他看到了新泽西湿软的海岸、布鲁克林的峭壁悬崖，以及史坦顿岛上郁郁葱葱的山坡，这些山坡正位于范德比尔特家农场的上方。哈得孙河的河面上船只熙来攘往，或者扬帆大海，或者出海归来。码头旁也是一番热闹景象，船只忙着起锚或停泊。他感叹这番景象让炮台公园“成了无与伦比的散步场所”。

1795年，他横跨大西洋来到北美，在这里自我流放了三年。当时的美国尚处于文明的边缘，还是一个农业国家。全美仅有5座城市的人口过万，全国总人口只有400万，其中每2500人中仅有不到1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而且这个数字在几十年内一直没有变化。大多数人居住在农场、村庄，散布在大西洋海岸的码头上。

在大西洋的另一边，欧洲正在经历剧变。在法国，雅各宾专政期间国王被处死，数千人被送上了断头台，周边君主政体派出大军压阵，企图粉碎革命。而在美国则是另一番天地：拉罗什富科-利扬库尔公爵在美国的三年期间，国家战争英雄乔治·华盛顿主动退下总统舞台，放弃了第三次连任的机会。尽管存在一些激烈的政治辩论，但当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在1797年就任总统一职时，社会上并未因此引起任何骚动。这是一个和平、稳定的共和国，其领导人宣讲的是尊严、为民服务和古罗马的例子。

在看着纽约港熙来攘往的船只时，真正让这个法国人感兴趣的并非政治，而是经济。拉罗什富科-利扬库尔公爵一再注意到美国人“激昂的进取心”。当他转身漫步到百老汇大街，经过比肩接踵的商店和车间，听到建筑工人们的叫喊声和用锤子演奏出来的音乐时，他惊讶于每个人似乎都怀有“快速致富的梦想……很少有人满足于现状”。

正是公众高昂的情绪和美国人逐渐显露的个性，让拉罗什富科-利扬库尔公爵对这个国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写道，美国“注定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没有人能阻挡她的脚步”。就当时来说，这一预言的实现还显得太过遥远：尽管国家幅员辽阔，但人口非常稀少，军事系统尚只有雏形。不过拉罗什富科-利扬库尔公爵大胆地预测，她将获得“一定程度的繁荣发展，将会成为欧洲的竞争对手，或许会战胜欧洲”。

但对这个年轻的共和国来说，还有一个障碍挡在了自己命中注定的繁荣之前。作为一名久经世故且好奇心切的旅游者，拉罗什富科-利扬库尔公爵注意到纽约繁忙的港口优势和劣势并存。世界暂时的混乱无序（法国与其敌人正在开战）给了美国商人以机会，让他们成了各国货物的运输者。欧洲港口曾一度对美国人关闭，不过现在也对他们敞开了大门；而竞争对手的商船队或者停泊在港口，或者被迫参战。但美国人与外部的贸易往来相对较少；商人们选择从纽约前往欧洲或加勒比海，而并非从巴尔的摩或波士顿。况且，美国出口额中的半数是将从海外运到美国的产品再出口，而不是销售美国自身的产品。

拉罗什富科-利扬库尔公爵警示道：“除非建立牢固的基础，否则国家的商业繁荣将难以为继，而国家的商业基础就是其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但美国的工业产品基本上是在当地自给自足，并无多余可以出售。一个半世纪以来，英国的殖民统治一直将北美定位为英国工业品的原材料供应者和消费者。因而在殖民统治期间，美国的外贸是国内贸易的四倍，每个港口都堆积着来自内陆的农作物和原材料，等待运往国外。即使在当时，外贸依然是国内贸易的两三倍。美国的港口就像是断线的珍珠，与欧洲的贸易往来让它们闪闪发光；但在和平到来之后，它们依然是散落各地。纽约，未醒的雄狮

如果说有什么地方能够引领整个变革，带领整个共和国成长为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强国，那这个地方非纽约莫属。1797年8月，拉罗什富科-利扬库尔公爵到达纽约时，这个地方就已经蓄势待发。一位外国游客称：“在美国，这座城市（纽约）在商业上的重要性无人能敌。”纽约地处新英格兰和其他各州中间，拥有大型非露天深水海港，连接着哈得孙河、长岛海峡以及前往欧洲的航道。纽约的贸易额在美国贸易总额中占有的比重越来越大。到1807年，英国人形容纽约是“美国财富、商业和人口排行第一的城市”。

但纽约当时尚是一只未醒的雄狮。1790年，纽约在美国的城市人口数量排位中位列第二，仅有33131人，而费城的人口为54388人。到1800年，纽约的人口数量几乎翻了一番，达到60515人；但在当时，这并不能算是一件大事。1811年，一位来自苏格兰的游客称纽约是一个“畸形发展的海港村”。纽约的重心落在了曼哈顿岛上，其余多数地方都是牧场、农田和沼泽地。这座城市并未向内陆发展，而是朝着海洋的方向迈进。例如南街（South Street）就是19世纪初在东河海岸填海修建而成的。

在当时，滨海地区是纽约存在的根基。19世纪美国作家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曾写道：“印度的岛屿被珊瑚礁所环绕，而纽约则是被码头所环绕，商业就像海浪一样拍打着它。”其繁荣景象让每个观光者都不由地感慨万千。1807年，加拿大旅行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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