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伏心主编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协调发展试读：
编者的话
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面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机遇和新矛盾新挑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鲜明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要求，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我国发展理论的又一次重大创新，对于当前形势下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遵循。
为进一步帮助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新发展理念，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能力和水平，加快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的发展氛围，江苏省委宣传部组织撰写了“新发展理念研究丛书”。丛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扣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阐释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基本要求和重大举措。丛书文风清新、说理透彻，具有较强的前瞻性、创新性和可读性，是广大干部群众开展理论学习、强化理论武装的重要参考材料。2016年7月
导论：新发展理念的形成与新协调观的贡献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8年。改革开放促进了我国社会经济各方面快速发展，取得的成绩为世人瞩目。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发展经历过不同的阶段，正确的发展理念或发展观，指导了我们的实践。面对“十三五”和今后更长时期的发展，我们面临的情况更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但只要有正确发展观的引领，我们就一定能克服困难，将中国的发展引入更加辉煌的明天。
一、发展的内涵与发展的理念
理解什么是发展或发展的内涵是什么，是形成发展观的基础和关键。许多国家由于发展观理解的误差，影响了正确发展道路的形成，也使发展的结果与其初衷相背离。因此，回顾发展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对明确正确的发展内涵和形成正确的发展观是非常有意义的。1.以经济增长为基本标志的发展观“发展”这一概念最初被经济学家定义为“经济增长”。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迈克尔·托罗达在全面总结传统发展经济学的基础上，对传统“发展”的含义进行了概括：“按照严格的经济定义，‘发展’一词习惯上是指一国经济（其最初的经济状况在长时期内或多或少的是静止不变的）获得或保持GNP以每年大约5%~7%或者更高的速度增长的能力。”这种发展观实际上是以物为中心的发展观的典型代表，是经典的传统发展观。它主要是从人与物（特别是物质财富）关系的角度出发的，它是一种“工业化实现观”，以工业增长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标志，把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由此产生的工业文明当作是现代化实现的标志。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一发展观表现为对国民生产总值、对高速增长目标的热烈追求。这种发展观认为，国民生产总值高的国家就是经济强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多的国家就是经济成功或繁荣的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迅速的国家就是经济上取得很大进步的国家，因此，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就成了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和动力。但是，这种单纯片面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发展战略所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环境急剧恶化，资源日趋短缺，人民的实际福利水平下降，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加剧，发展最终将难以持续而陷入困境。因此，传统发展观实质上也是一种产值增长观，它所表现的经济繁荣带有很大的虚假性。2.发展是一个多维度的过程
法国学者佩鲁于1983年出版的《新发展观》可以说是这一发展观的集中体现。佩鲁认为，发展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社会转型、文化变迁、生态平衡等多方面内容，因而发展是“整体的、综合的，同时也是内生的”，称之为“多维发展观”。所谓发展是“整体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模式必须有一个整体的规划，既要考虑到作为整体的社会，又要考虑到人的各个方面，还要考虑到人们相互关系中出现的多样性，所谓发展是“综合的”，是指各个产业、各个区域的协调发展，而所谓发展是“内生的”，则是指充分正确地利用本国的力量和资源来促进发展。综合发展观的提出是人们对于以经济增长为标志的发展观的反思和再认识，使发展观上升到一个更深刻也更丰富的层次。这种发展观认为应该把发展看作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多维度的发展观已经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认可，如“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1970-1980）报告”指出：发展已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社会福利设施的改善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美国学者曾经发动了一场“社会指标运动”，提出了建立包括经济、社会、环境、生活、文化等各项指标在内的新的发展价值体系。这些价值体系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社会通用的权威性评价标准。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在描述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征时就用了人均GNP、人均能源消耗量、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等多项指标；在评价社会福利方面则使用了公共退休金支出、公共卫生保健支出、公共教育支出、入学率，以及国家贫困率、死亡率、平均寿命等指标。此外，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制度经济学派以及技术进步论、人力资本论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与特殊的知识积累论等经济增长理论，均给予多维发展观一定的启示和借鉴。这些学派在理论上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使发展的内涵突破了单纯的经济增长，更加重视非经济因素对发展的作用。例如，制度经济学派认为，经济发展绝不可能是纯粹经济现象，相反，经济发展受到政治、法律、制度等因素的深刻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
相对于以经济增长为基本标志的发展观来说，多维发展观虽然强调了发展内涵的全面性，在其理论体系中，对人与人和人与物的关系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但是它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缺陷就是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意识到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重要性，没有关注到环境和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与影响。3.可持续发展观
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的是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核心思想是，健康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生态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上。它所追求的目标是：既要使人类的各种需求得到满足，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又要保护生态环境，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危害。它特别关注各种经济活动的生态合理性，强调对环境有利的经济活动应予鼓励，对环境不利的经济活动应予摒弃。在发展指标上，不单纯用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指标，而是用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生活等多项指标来衡量发展。这种发展观较好地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有机地统一起来，使经济能够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因此，可以说，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在20世纪末期一种十分明智的选择，已经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认可，并成了它们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指导思想。
可持续发展在上述核心思想中还包含了以下几层含义：第一，可持续发展尤其突出强调的是发展，把消除贫困当作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项不可缺少的条件。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权尤为重要。目前，发展中国家正经受着贫困和生态恶化的双重压力，贫困是导致生态恶化的根源，生态恶化又更加剧了贫困。贫困和生态恶化把发展中国家拖进了一个十分艰难的困境。因此，可持续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第一位的是发展，只有发展才能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也才能最终摆脱贫困、愚昧和肮脏。第二，可持续发展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并强调把环境保护作为发展进程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衡量发展质量、发展水平和发展程度的客观标准之一。因为现代发展越来越依靠环境与资源基础的支撑，而随着环境恶化和资源耗竭，这种支撑已越来越薄弱和有限了。因此，越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越要加强环境与资源保护，以获得长期持久的支撑能力，这是可持续发展区别于传统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第三，可持续发展还强调代际之间的机会均等，指出当代人享有的正当的环境权利，即享有在发展中合理利用资源和拥有清洁、安全、舒适的环境权利，后代人也同样享有这些权利。当代人不能滥用自己的环境权利，不能一味片面地追求自身的发展和消耗，而剥夺了后代人理应享有的发展与消费的机会。这一代人要把环境权利和环境义务有机地统一起来，在维护自身环境权利的同时，也要维护后代人生存与发展的权利。第四，可持续发展呼吁人们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要求人们在生产时尽量地少投入、多产出，在消费时尽可能地多利用、少排放。因此，必须纠正过去那种靠高消耗、高投入、高污染和高消费来带动和刺激经济高增长的发展模式，而转变为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新模式。因为只有大量先进生产技术的研制、应用和普及，才能使单位产量的能源、物耗大幅度地下降，才能不断地开拓新的能源和新的原材料，也才能实现少投入、多产出的生产方式，进而减少经济发展对资源和能源的依赖，减轻对环境的压力。第五，可持续发展要求人们必须彻底改变对自然界的传统态度，建立起新的道德和价值标准，不再把自然界看作是被人类随意盘剥和利用的对象，而看作是人类生命的源泉和价值的源泉。人类必须学会尊重自然、师法自然、保护自然，把自己当作自然界中的一员，与之和谐相处。如果说哥白尼发现了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在文明史上具有伟大的变革意义，那么，我们现在也应该承认，人类不是自然界的中心，同样具有伟大的变革意义。
可持续发展观突破了传统经济学的局限，突出了人与物和人与人的关系的重要性，特别是突出了人与物关系中的人与资源、环境、生态关系的重要性。它把人口、资源、环境、生态和经济发展视为一个系统，作为研究发展的重要内容，强调经济学要解决“配置（效率）、分配（公平）和规模（可持续性）”三者之间的价值冲突，重点解决资源、环境和生态的再生性和可持续性问题，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样就建立了新的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式。可持续发展已成为理论和实践中经常性的热点问题，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过于强调生态承载能力对发展的限制，忽视科学技术进步克服资源和生态约束的能力和对发展的促进作用，还停留在代际间的公平发展和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上。此外，有的还提出所谓的“无增长”或“零增长”观点，忽视了人的发展。4.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从经济发展的观点来审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也就是在发展的基本价值判断方面，发展不再局限在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上，而是延伸到人类自身的发展上。于是，以人为本的发展理论也就应运而生了。在当代发展研究中，真正把以人为中心提到发展高度的是1995年3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发展首脑会议。会议指出，“社会发展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中心需要和愿望，也是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各部门的中心责任”，社会发展“以人为中心”，“人民是从事可持续发展的中心课题”，“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显然，人成了发展的中心。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提出的自由发展观，更是该类发展观的杰出代表。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等一系列著作中指出，发展的目的不仅在于增加人的商品消费量，更在于使人们获得能力。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促进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手段。自由不仅具有目的性作用，而且也具有工具性作用。就目的性作用而言，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绿色革命、社会现代化等固然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它们属于工具性范畴，发展应该以人为中心，其最高价值标准就是自由。就工具性作用而言，应该特别重视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直接作用的基本自由，如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经济设施、社会透明度和安全性防御等。无疑，自由发展观大大拓展了发展观的认识范围，而且与以往发展观注重人类所处外部条件的思路不同，自由发展观更加关注人们所享有的真实自由的扩展，并将此作为发展的首要目标。同时，它把自由作为实现发展的有效手段和前提条件，这实际上是将自由的工具性作用与发展的终极意义直接对接了起来。
法国学者佩鲁认为，发展要从人出发，以人为中心，发展是具有能动性的人的活动过程和活动结果。只有确立从人本身的角度出发，才能对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作出科学的评价。他还认为，发展就是指各种形式的人力资源都有机会获得效力和能力。他要求国家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认为人力资源是所有资源中最宝贵的东西。佩鲁的这种观点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的人力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重视并更好地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发展经济学对发展内涵的认识，是伴随着发展过程不断进步和完善的。但是，发展更是一个实践的过程。我国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进程，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实践。在这短暂的三十多年中，我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都有了举世瞩目的大发展。到2015年末，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67.67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相比1978年，增加了185倍。制造业产值世界第一、贸易进出口总额世界第一、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在这一过程中，发展理念始终在起着重要的指引作用。同时，我们的发展理念也在不断地进步和完善。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错误口号，果断地将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来。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新的起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使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从此，中国的经济与社会事业蓬勃发展，在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实践基础上，也逐步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这一发展理论的集大成者就是邓小平理论。综观邓小平理论，我们发现，贯穿其中的核心思想就是发展理论。主要表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改革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对外开放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要途径；计划和市场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社会主义也需要市场，市场经济应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政策性纲领和经济改革的目标；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等等。这些思想和理论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理论支持，体现了党和国家关于经济与社会发展观念的进步，也是对我国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一次飞跃，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以及在国际上的地位。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深刻洞察国际形势及认真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五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和战略目标。对经济规律的认识，突出地表现在对我国发展中一系列重大关系的认识上。
2002年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按照党的十六大精神，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把坚持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并强调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
二、新发展理念与新协调观
事物总是在矛盾中运行发展的，发展中往往伴随着问题的产生。虽然我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但发展中的不协调、不稳定、不可持续等不和谐的“音符”依然存在。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走着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效益的路子，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按照经济强国的内涵和要求来判断当前的经济发展，依然还存在着人均收入水平过低、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结构层次低、城市化发展滞后、金融体系不完善等方面的问题。同时，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和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矛盾问题仍然存在。
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接过了中国发展的接力棒，标志着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针对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长期影响，针对我国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发展进入的新阶段，中央作出了我国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面对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机遇和新矛盾，谋划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确立新的发展理念，用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行动。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做出判断：“时和势总体于我有利，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古人云：“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确定了，政策措施也就容易制定了。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后，针对特殊的国内和国际形势，选择我国发展路径和发展战略，首先要有新的发展理念。
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本章以下简称《建议》）。《建议》提出，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统领我国“十三五”及以后更长时期的发展。《建议》强调，“协调”是我国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同时，《建议》从四个方面部署了推动协调发展，即必须坚持区域协同、城乡一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重、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着力形成平衡发展结构。协调理念的提出，既是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破解发展瓶颈的应对之策，也是着眼未来谋划全局的战略考量，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作用。
在新发展理念形成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深入阐述了新发展理念，特别是新协调观的理论基础、发展沿革和深刻内涵，对我们理解把握新发展理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及事物各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也是相互作用的系统。必须从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去把握事物、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既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不同。而矛盾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所以在发展中要协调好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有机统一。
马克思将这一方法运用于现实问题的认识中，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筹协调，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马克思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由它创立的财富分配制度，已经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产生激烈的矛盾，而且矛盾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如果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灭亡，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社会生产中的生产资料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两大部类之间，必须保持一定比例关系才能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实现的观点，也充分反映了协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思想也蕴含了丰富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内容。马克思认为，人和自然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要求人类在发展中要遵循自然法则，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发展的进步并不是单纯的依靠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而应体现在人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要素相互协调。
在我国，我党在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也形成了许多关于协调发展的理念和思想。统筹兼顾各方面群体的利益，全面处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关系，是毛泽东协调思想的核心内容。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但改造遗留下了很多问题。毛泽东为了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为了避免走苏联的老路，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较为科学和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协调发展纲领。毛泽东指出：“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提出要统筹协调重工业与轻工业和农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国家与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中央和地方、汉族和少数民族、党和非党、革命和反革命、是非、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国内的主要矛盾变化为人民内部的矛盾，为了协调好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战略方针。
作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科学地认识和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中的重大关系。他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邓小平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一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社会协调发展必须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统一，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
1995年，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江泽民作了题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讲话中提出了要正确处理的12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①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②速度和效益的关系；③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④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⑤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⑥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⑦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⑧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⑨扩大对外开放和自力更生的关系；瑏瑠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瑏瑡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瑏瑢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这12条重大关系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对于发展的认识进一步深化，说明我们已经认识到了在整个经济与社会发展进程中发展要素之间相互协调的重要性。
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把坚持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并强调按照“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和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
党的十八大后，中央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这是总揽国内外大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新部署。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的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
以上充分地反映了新协调观是随着我国发展历程不断形成和完善的，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和我国今后长期发展，为制定更科学发展战略、探索更有效发展路径作出的创新性贡献。
三、新协调观的内涵与贡献
协调发展的思想溯源深远，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内涵。正是不断发展的实践，给协调观以更为丰富的内容。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没有简单地照搬以往的协调思想和具体论述，而是结合不断发展的实际，结合国内外日益复杂的形势，提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协调内涵，形成了新协调观。与以往关于协调的论述不同之处在于，习近平总书记及党中央提出的新协调观，不仅强调了一个重要概念，更对协调概念从方法到内涵进行了系统地阐述，将协调理论推向了新的高度。1.新协调观的方法论基础
从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协调观的多次论述中可见，新协调观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更科学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筹兼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科学方法论。它的哲学内涵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他又说：“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及事物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也是相互作用的系统。它要求我们必须从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去把握事物，去认识问题，去处理问题。城乡联系、区域联系、经济与社会的联系、人与自然的联系、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联系，都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我们违背联系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不注意协调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就会顾此失彼，导致发展失衡。”
坚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认识和把握事物的真实联系，具体分析事物之间的联系，关键还要处理好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整体处于统帅地位，部分从属于整体，整体的性能状态及其变化会影响到部分的性能状态及其变化；部分制约整体，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关键部分的性能状态会对整体的性能状态起决定作用。因此，在看待区域问题时，要树立全局观念，党的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协调发展，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办事情从整体着眼，寻求最优目标；搞好局部，只有各区域实现良好发展，才能使国民经济整体功能得到最大发挥。
新协调观是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马克思认为，“绝对的静止、无条件的平衡是不存在的”，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以及事物内部诸要素之中，并且贯穿于事物发展的始终。社会的发展同样是一个矛盾交错的过程，“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均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之间，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要看到矛盾的普遍性，但要抓住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毛泽东曾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此，要善于抓重点，集中主要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同时要学会统筹兼顾，恰当地处理次要矛盾。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两点是有重点的两点，重点是两点中的重点。
抓住重点带动面上工作，推动事物发展不断从不平衡到平衡，是唯物辩证法的要求，也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历史进程中一贯倡导和坚持的重要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我国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既要总体分析面上的情况，又要深入解剖麻雀，对每个发展理念都抓住重点，推动每个理念在实践中取得突破，从而让新发展理念成为指挥棒、红绿灯。2.新协调观的内涵（1）关于协调发展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坚持统筹规划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在发展方面的最大优越性”。与以往将协调当成发展的要求或方向来说，这是对协调发展观理解的重要进步。这就将协调当作是内在要求，当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规定性，同时，也就要求协调发展必须成为我党自觉的行动。
将协调发展当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首先是由我国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决定了我国的基本经济关系、基本经济结构和基本经济利益在本质上是一致而非对立的。其次是社会主义制度将共同利益的追求置于各种关系之上，国家真正代表各区域、民族、阶层的利益，协调各种关系和矛盾，为协调提供了组织基础和保证。再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协调各种经济社会关系。在微观层面，通过市场的作用，可以在提高效率的基础上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均衡，实现资源的均衡配置。在宏观层面，国家运用财政、金融、产业政策和法律等手段，对经济和社会关系进行必要的干预，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应该承认，在我国发展的不同阶段，我们也确实出现过许多不协调的现象，在有些时期还表现得非常突出和严重。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发展，是社会主义国家全新的实践，从不协调到协调也是发展的方式之一。只要我们有充分的制度和道路自信，坚信协调是内生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产生的优越性，我们就可以不断克服发展中的问题，更好地学习和运用协调的手段和方法，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2）关于协调的辩证统一性
所谓协调，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统一，但不是简单统一，而是辩证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调“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是发展短板和潜力的统一”。其内涵是，首先，协调是发展中的协调，没有发展的协调是没有意义的。其次，协调中包含多种辩证统一关系，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和短板和潜力的统一，为其要者。
——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协调一般是指两个要素之间的关系，或互为因果关系，或相互制约关系，或互为递进关系，或互为补充关系，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存在大量此类关系。所谓两点论，是指对构成关系的两因素不能忽视其中任何一方，要将之放在确当的位置进行认识和考虑。但是，协调表面的平衡，不是平均主义，而是要深入认识和把握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认识处理两者关系与促进发展的作用机制。这就需要在认识两者关系的基础上，因时、因地、因发展目标确定重点或主要矛盾，这就是重点论。例如，在城乡关系中，城与乡两者是构成我国社会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但在不同的阶段，或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就要确定谁为主要矛盾、谁为次要矛盾。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是我国发展的重要任务，决定了我国发展的进程。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城市发展和引领作用就是主要矛盾。如果片面强调农村发展并以此配置资源，就可能失去我国发展的重大机遇。但是，从内在关系和长远发展考虑，农村是我国市场发展的巨大空间，农业是我国经济安全的重要方面，缺少农业的发展，工业化、城市化都将受到制约，社会稳定也会缺少保证。这样认识问题，就会努力寻求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
——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协调与平衡在语义上有相近之处。我们努力追求的是平衡和协调，但是，我们又要承认，不平衡是客观存在的，甚至可以说，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偶然的，不平衡是必然的。所谓认识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就是说两者之间是可以演化、转化的。我们既不要因为达到了平衡和协调就沾沾自喜，以为大功告成，因为平衡和协调可能转瞬即逝。也不要因为出现了不平衡、不协调就悲观失望，因为探索从不平衡到平衡的路径，就是发展的重要过程。总体上看，我们需要平衡和协调，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在某些特定的阶段和条件下，不平衡和不协调的出现也未必一定是坏事。一方面，它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准确地发现经济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在不平衡和不协调中可能会储存能量和形成动能，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短板和潜力的统一。我国幅员辽阔，经济社会发展存在非常显著的多样性，同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许多方面存在不平衡和不协调。所谓不平衡和不协调，实际上就是因为存在发展的短板，平衡协调的过程也就是克服短板约束的过程。从辩证的眼光看，短板既是发展的制约，也是进一步发展的突破口，或者说，在短板中蕴含着潜力和机遇。发展经济学关于后发优势的理论，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短板与潜力的关系。理论上讲，后发国家发展存在许多短板，但是，只要后发者具有学习的愿望和能力，就可以用较小的成本将先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复制过来，且所用的成本具有优势。在我国改革开放开始前，计划经济体制是发展的制约，当然也是非常突出的短板。但是，正是在这个短板中，我们蕴含了巨大的潜力，一旦得到释放，就形成了无穷的发展动力，推动我国从一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在较短时间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在某些地区则达到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城乡协调中，农村无疑是短板。但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可以增加优质高效的农产品供给，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农村购买力的提高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所在。（3）关于协调的作用和意义
在新的发展背景下，对协调内涵的深入理解，包括对协调作用和意义的新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这使我们对协调作用和意义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将协调当作发展的目标，是改革开放后我党的基本方针。党的十二大提出“我们的一切方针、政策、计划、措施，都必须立足于统筹安排，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把中央、地方、部门、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都充分调动起来，科学地组织起来，使之发挥出最有效的作用。这是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全面高涨的最重要的途径。”党的十三大提出“贯彻执行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的战略。党的十五大提出“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党的十六大提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七大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但是，不仅将协调作为目标，而且当作经济社会发展的手段，则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观点，是对我党协调思想的发展。
目标和手段，人类活动中两个相互联系的因素，是反映人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主观与客观的一对范畴。马克思主义把目标理解为人在思维中对活动的结果，即活动所要创造的未来对象的主观观念形式的建立。目标作为规范着人的活动的方式和性质，通过计划和方案的形式，起着指导、控制、调节的作用。社会系统作为目标系统，主要特点是系统向目标点进发。目标反映了人对客观世界的主观需求，客观世界不会自动满足人的目标，目标要通过人的对象性活动才能实现，而目标与实现目标之间的中介就是手段。手段是人的实践能力和认识能力的体现，也是检验人类实践能力和认识能力发展程度的标准。
将协调当作发展的手段，其含义是，协调不仅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蕴含着促进发展的能量，我们可以通过促进协调，达到促进发展的目的。以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为例，在我们现实中存在两个文明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我们综合实力就会大大提高，现代化程度就会达到一个新高度。协调能够起到催化的作用，使我们达到更高的发展目标。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达到相互协调，才能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而市场与政府作用的良性互动、相得益彰，无疑会促进我国经济体制和运行质量的进步。
将协调当作“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就是说，以协调的水平和程度衡量发展的水平和程度。这就要从以往将协调当作一般意义上的目标，变成刚性的要求。因为评价标准和评价尺度本身必须清晰和精准。理论上讲，协调可以作为努力的一个方向，但是，协调程度如何，何时实现协调，往往带有一定的模糊性。提出“标准和尺度”的概念，协调就不应该再是模糊的，而应是清晰和精准的，是可以度量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实施发展新理念时，必须制定促进协调发展的具体的可监测的协调指标，明确各方面的进度要求，确定各主体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使协调真正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手段。
综上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对协调观的贡献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将协调从一个概念形成了一个理念体系，从协调观的方法论基础，到内容的扩展和完善，再到对协调作用和意义新的挖掘和提炼，使这一理念更加丰富和完善。第二，揭示了协调的内在关系和联系，即两点与重点的关系、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短板与潜力的关系，为我们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明确了工作方向，提供了决策依据。第三，提出协调既是目的又是手段的思想，明确了协调的能动作用，不仅进一步厘清了作为目标的协调和作为手段的协调之间的关系，也为我们利用协调达到更高目标提供了理论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协调发展，就要找出短板，在补齐短板上多用力，通过补齐短板挖掘发展潜力、增强发展后劲。”这就将协调与我国的发展道路联系了起来。相信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十三五”期间和今后一段时期里，我国的协调发展将会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达到更加高的水平。（执笔：蒋伏心）▶▶第一章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协调发展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确保到二〇二〇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大战略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江苏调研时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四个全面”的龙头在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新时期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总目标，处于引领地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以协调的理念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是完成这项伟大任务的保证。第一节 协调发展观的演变
历史告诉我们，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凭空产生，它既需要一定的实践基础，也需要对以往思想的传承。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关于协调的认识源远流长，从古代中国的传统智慧，到当代中国的全新理念，协调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含义。一、我国古代的“协调”思想
中华民族从先秦时期就形成了整体至上的观念，认为和谐是事物本来的状态，是一切运动变化的终极目标。老子《道德经》中提出“知和曰常”，主张以和求和，强调用和谐的手段来达到和谐的目的。庄子希望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万物并生的自然协调状态。长期处于我国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要求“克己复礼”，即在发展中克制自己的欲望，把握好事物的“度”，同时谨记“过犹不及”，最终实现“天人合一”。《中庸》主张“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强调天、地、人的和谐发展。《大学》主张“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修身”，强调通过修身达到身心协调发展。董仲舒提出“天人之际，合二为一”，强调人和自然的统一，人的精神、行为与外在自然的统一，以及由此而达到的天道和人道的统一，从而实现完美和谐的精神追求。中国古代哲学主张的阴阳之说，其目的也是希望在人生中获得两者之间完美的和谐。
这些思想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协调”的概念，但在一定程度和层次上蕴含了协调的理念。二、西方协调思想的演变
西方的经济学家很早就提出了协调的理念。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认为，协调意味着等价交换。重农学派的先驱布阿吉尔贝尔在论述法国经济问题时多次提到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按照“自然秩序”来维护均衡的经济协调思想。同为重农学派代表人物的弗朗斯瓦·魁奈在其《经济表》中就表达了协调思想，他认为财富与人口、需求、消费、价格等具有内在的联系，人需要消费，消费是人再生产的条件，人的消费产生需求，并产生交换，有了交换就有了价格，也有了价值和财富。同时，只有良好的价格才能促进农业的发展，财富反过来又会促进人口的增长。只有各要素之间协调促进，才符合“自然秩序”。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在其《人口论》中指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源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所以不可避免地要导致饥馑、战争和疾病，他呼吁人口与经济协调增长。尤其值得提及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西斯蒙第明确提出，财富不是国家繁荣的绝对标志，福利的多寡不仅取决于财富的绝对量，“国家繁荣的标志在于财富与人口的比例”。他指出，有些国家尽管积累了大量财富，但大多数人只能靠恶人的残羹剩饭维持生活，那么，“它依然是一个穷困不堪的国家”。在他看来，财富并不是人们追求的最终目的，而只是“使大家幸福的手段”。只有当财富能够给大多数人带来更大福利时，人民才是幸福的，国家才是繁荣的。因此，他反对国家仅仅考虑单个人福利如何决定，认为“各个国家所应追求的目标却是要使人人都能获得温饱”。
在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那里，“看不见的手”成为协调的最好工具，“自由放任”就是经济发展最好的政策。新古典学派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提出的均衡价值论成为协调的主流理论，他认为市场价格决定于供需双方的力量均衡，犹如剪刀之两翼，是同时起作用，供需均衡意味着资源配置最优。新古典经济学家瓦尔拉斯提出的一般均衡理论，进一步完善了协调的理论基础。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市场“看不见的手”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认为，单纯依靠“看不见的手”不能保证协调发展，市场缺陷导致市场失灵，主张政府必须干预。用政府的力量协调经济发展，开辟了“干预主义”的宏观协调理论。但“干预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时期受到了质疑。对此，弗里德曼代表的“货币主义”和卢卡斯代表的“理性预期”主张发挥市场调节机制、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协调作用。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协调”思想
1.马克思恩格斯的协调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既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不同。而矛盾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所以在发展中要协调好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有机统一。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矛盾。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由它创立的财富分配制度，已经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产生激烈的矛盾，而且矛盾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如果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灭亡，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所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协调，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论述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过程时，提出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比例关系的理论。他提出，社会再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与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两大部类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才能保证社会再生产的顺利实现。马克思设计的公式是：I(V+M)=IIC.公式表明，第二部类生产的全部社会总产品——生活资料的总和，应该与两个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所需生活资料一致。马克思在这里讲的是社会再生产的一个实现条件，同时也揭示了两种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思想也蕴含了丰富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内容。马克思认为，人和自然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要求人类在发展中要遵循自然法则，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发展的进步并不是单纯地依靠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而应体现在人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要素相互协调。
2.列宁的协调理论
十月革命后，列宁在俄国建立起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将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理论付诸实践，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论。建立初期的俄国受到国外侵扰和国内战争的影响，经济濒于崩溃，只能采取“战时共产主义”的统筹战略，以应对战争的给养和社会的安定。“战时共产主义”虽然使俄国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却加剧了经济困难。
1921年内战结束后，列宁在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总结中发现，战时经济的政策方针没有做到协调各方面全面发展，尤其没有协调好农民的利益，于是提出了“新经济政策”的社会主义治国战略。列宁提出首先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现代大工业，建立强大的物质基础；降低粮食税，兼顾农民利益；国家帮助私人小工业，兼顾各种私有者的利益；协调好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加强苏维埃政权建设和党的自身建设，反腐败和官僚主义，加强法制建设；协调好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列宁阐述了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提出了加强文化建设的措施。“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协调思想的集中体现，使马克思协调理论付诸于实践，丰富了马克思协调理论。
3.毛泽东的协调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统筹联合全国各阶级建立全民族抗战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毛泽东在起草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文中提出了“三三制”的政权模式，“根据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三三制”政权作为一种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对于争取和团结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各团体参与抗战，具有重要的意义。“三三制”政权的成功实践，不仅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进行了初步探索并积累了丰富经验。
1949年的《党委工作方法》一文中，毛泽东提出了“弹钢琴”的思想方法。他说：“弹钢琴十个指头都要动，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相互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点一下，这个我们一定要学会。”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但改造遗留下了很多问题。毛泽东为了避免社会主义发展走苏联的老路，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较为科学和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协调发展纲领。毛泽东指出：“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他提出要统筹协调重工业和轻工业和农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国家与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中央和地方、汉族和少数民族、党和非党、革命和反革命、是非、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运用普遍联系观点阐述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典范。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方针。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国内的主要矛盾变化为人民内部的矛盾。为了协调好人民内部矛盾，他指出：“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总要从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提倡以人为本，用民主的方法正确解决人民内部问题，我们的政府是“跟人民商量办事”的商量政府。在阐述艺术、科学的发展上，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倡艺术的形式、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不同学派可自由辩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三三制”、“弹钢琴”、《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理论、政策，都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协调发展理论的探索，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有序发展的本质内涵。毛泽东的协调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协调理论中国化的集中体现，对指导我国革命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四、改革开放后的协调思想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针对新时期的新问题，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作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科学地认识和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中的重大关系。他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邓小平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一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社会协调发展必须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统一，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
邓小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进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关系日益多样化。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处理好12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提倡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21世纪初，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党执政的主要任务。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