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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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试读：
简介
当今世界的一大特点是变化越来越快，历史被遗忘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今天，当我们蓦然回首往事时，却不能忘记曾经在中国黄土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虽然渐行渐远，但他们的生命历程和品格，依然凸现在中国革命史上，凸现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
第一章 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
中华民国是怎样退出联合国的
10月24日是“世界联合国日”。台湾岛内就入联与返联进行大辩论，蓝营提出的所谓返联即是以中华民国的身份重返联合国。那么，36年前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究竟是怎样一段历史？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在就这一决议举行投票之前，中华民国代表已经宣布，退出联合国。
台湾前驻美代表陈锡藩回顾说，“就是说，我们中华民国保持了一个颜面，我们先宣布退出。在联合国记录上，我们是宣布退出。但是我们退出之后，这个案子还是继续表决的，表决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中华民国就出去了。”
1945年，46个国家代表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会议，通过了《联合国宪章》时，中华民国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从1945年到1971年，这期间就中国在联合国代表席位问题发生了怎样的发展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1950年开始，苏联等国家在历次联合国会议上提出“中国代表权问题”，认为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席位。由于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盟友关系，美国仍承认并协助中华民国保卫其代表权，并采取了所谓“缓议”的策略。
陈锡藩说，“这个问题每年在联合国讨论的时候呢，就由第三个国家提出：今年不讨论，这叫‘缓议案’。每次这个议案都获得通过，不讨论。到第二年呢，再来一个‘不讨论’。一年一年不讨论，到1960年的时候，美国认为形势不能维持这样一种‘不讨论’的方式。”
1960年之后，多个国家开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与此同时，不断有新的国家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大会的主导权开始从原先的亲美国家逐渐向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转变。由此，美国建议采取一种新策略，提出了所谓“重要议题案”。
根据《联合国宪章》，有些关系重大的国际事务可以被称为“重要问题”议案。这类议案如果要在联合国获得通过，需要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而普通议案只需获得半数以上支持即可。美国希望将“中国代表权问题”确认为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以此保住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然而，要将“中国代表权问题”列为“重要问题”，同样需要在联合国获得半数以上的支持。1971年，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这一议案未能获得通过。陈锡藩回顾说，“当时尼克松急于从越南撤出来，当时美国讨论的是怎样实现‘光荣的和平’，‘peace with honor’，怎样撤出来而又保存颜面。美国认为，中共是北越背后真正的支持者。所以，尼克松要拉拢中共解决越南的问题，希望中共能够帮忙，促成美国与北越达成停战协定。”
与此同时，中苏关系走向决裂。1969年，中苏边境发生了严重的武装冲突——“珍宝岛事件”。在此背景下，中国和美国有了谈判的基础。1971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了中国。
台湾方面认为，尽管联合国1971年即通过了《2758号决议》，但台湾2300万民众却始终在联合国没有代表权。1980年代以前，中华民国仍声称自己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但自1990年代以来，中华民国开始了重返联合国的活动。今年7月，台湾总统陈水扁正式提出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受到拒绝。
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
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组织校内36位教授，用六年多的时间，撰写了《中华文明史》（四卷本）。袁行霈教授作为负责人和主编之一，在撰写过程中感悟到：和平、和谐、包容、开明、革新、开放，就是回顾中华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启示。
一，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之一——就是选择和平、和谐。中华文明植根于东亚大陆一片广袤的土地上，中华民族安土重迁热爱和平。
1.哲学的高度解释“和”。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一种“和”的文明，“和”的观念在经典中多次出现，《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是从哲学的高度解释“和”，用“和”来概括万物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2.礼的角度解释“和”。《论语》：“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这虽然是从做人的角度解释“和”，但“和而不同”也可以视为一种维系社会的准则。《论语》：“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学而》）这是从礼的角度解释“和”，“和”不仅是礼之所用，也是为政之道，而且是一种美。《礼记·中庸》以“和”为“天下之达道”，能“和”则能四通八达，无往不利；又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达到“中和”，天地才得以正，万物才得以育，这就将“和”的意义提到了很高的地位。
中华民族深知和平对文明的保障作用，也深知战争对文明的破坏作用。西晋统一全国后，在文献整理、史书编纂、学术积累，以及文学创作等方面，都已出现繁荣的端倪，是战争打乱了文明发展的进程，在北方造成多年的文明断裂。宋代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座高峰，科技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是战争打乱了原来的趋势，延迟了文明的发展。
3.和谐与和平都基于一个“和”字。和谐是和平之上的一种更高、更美的境地，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个体的人自身的和谐。
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重点在于：既改造自然以适应人的需要，也调整人的生活方式，以适应自然的规律，这就是所谓“天人合一”的要义。
关于人与人的和谐，重点在于：既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既考虑局部的利益更顾全整体的利益，以达到整体的协调发展。
关于个体的人自身的和谐，包括身心两方面的协调，重点在于通过实践和自省以提升自己的人格和道德。中华文明中关于和谐的观念，对于解决当前中国和世界面临的种种问题，无疑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和平、和谐，唯和平才能使文明的成果得以保存，唯和谐才能使文明稳步发展。
二，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之二，就是选择包容。包容，是中华文明固有的思想，早在《尚书》中就有这样的话：“有容，徳乃大。”（《周书·君陈》）意思是：有所包容，所成就的功德才能巨大。《老子》也说：“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第十六章），意思是：有所包容，就能臻于“公”，进而臻于“王”、臻于“天”，臻于“道”，臻于“久”。这虽然都是针对统治者而言，但在中华文明中具有普遍的意义。中华文明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文明，中国人常用“海纳百川”来形容一个人的气度胸襟，这四个字也可以用来形容中华文明的品格。
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不只是黄河流域，还包括长江流域。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又证明，除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还有许多上古的文化遗存散布在全国各地。中华文明的组成，既包括定居于黄河、长江流域的，较早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华夏文明，也包括若干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少数民族文明。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是多种文明因素的整合。整合的模式是以华夏文明为核心，核心向周围扩散，周围向核心趋同，核心与周围互相补充、互相吸收、互相融合。汉族和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都为中华文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引为骄傲的山西应县木塔那样精美的建筑，便是契丹族所建立的辽代的杰作。蒙古族所建立的元朝，首次开辟了南北海运航线。满族所建立的清朝，出现了康乾盛世，为中华文明增添了精彩的一页。
我还想举战国和唐代为例进一步加以说明。战国时代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不同的学说和流派多元共存，自由争辩，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我想强调的是，这种包容不只是统治者的包容，也是整个社会的包容，孔子有弟子三千，“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其它各家也各有自己的信徒或同道，这说明社会的包容度很大。包容，也是唐代文明鼎盛的一个重要标志，这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儒、释、道三家并用；政府机构中各民族的人才都有施展的机会，以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使大量出身庶族的士人进入仕途；文学艺术的题材和风格多种多样，等等。仅以政府的将军为例，如哥舒翰、高仙芝、李光弼等都是少数民族。而日本的阿倍仲麻吕（晁衡）、新罗的崔致远都曾在唐朝任职。
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文明的发展需要包容，“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唯包容才能百川汇海，唯包容才能不断壮大。
三，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之三，就是选择开明。开明的核心有四点：一是民为贵，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这已成为经典性的话语。二是广开言路，从谏如流，班彪说：“从谏如顺流”（《文选·王命论》），这是明君的必要条件。三是举贤授能，《礼记》说：“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举贤而置之。”（《礼器》）这是治理国家的重要举措。四是以法为准，唐太宗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贞观政要·公平》），其中包含了一定程度的法治思想。
中国人往往将“盛世”与“开明”联系起来，称之为“开明盛世”。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这些盛世都是比较开明的。即以唐代为例，太宗对太子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太宗问魏征：明君和暗君的分别，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贞观政要·君道》）太宗深以为然。先天二年，玄宗任命姚崇为相。姚崇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提出“十事”，从施行仁义、不求边功、停止宦官和外戚干政、免除杂税等十个方面申述了自己的意见，玄宗从谏如流，取得很好的效果。姚崇罢相时，推荐刚正极谏的宋璟继任相位。宋璟继续贯彻姚崇的政策，使得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
宋代的政治设计也有一定的开明性。宋代健全了一整套文官制度，皇帝和大臣、中央和地方、行政和监察，既相配合也相制约。就以皇帝与大臣的关系而言，陈亮引仁宗的话：“措置天下事，正不欲专从朕出……不若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为便，则台谏公言其失，改之为易。”（《龙川集·论执要之道》）仁宗表示，处理天下事不专由自己一个人决定，便是一种相当开明的态度。
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文明的发展需要开明，唯开明才能广得人心，唯开明才能云蒸霞蔚。
四，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之四，就是选择革新。中华文明在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虽不是最早的却是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其中的原因很多，我在《中华文明史》的总绪论中作过一些说明。现在只想强调一点，就是中华文明中包含着变易的思想，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诗经》赞美周文王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大雅·文王》）便是对“维新”的赞美。《周易》说：“日新之谓盛徳，生生之谓易。”（《系辞上》）指出不断的变易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周易》又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下》）变，是从穷到通的关键。其实，《周易》的这个“易”字，就是变易的意思。关于中国哲学中的变易思想，张岱年先生举了孔子、老子、庄子、张载、程颢、程颐、王夫之、戴震等一系列哲学家的言论，总结说：“中国哲学有一个根本的一致的倾向，即承认变是宇宙中之一根本事实。变易是根本的，一切事物莫不在变易之中，而宇宙是一个变易不息的大流。”（《中国哲学大纲》）这种变易的思想，常常被用来作为变法的依据。近代的康有为托古改制，他说：“夫至变者莫如天。夫天久而不弊者，为能变也。”（《变则通通则久论》，见上海时务报馆光绪二十一年版《南海先生四上书记》）这段话既符合传统思想，又服务于其变法维新的主张，可以视为他对中华文明历史经验的总结。
验之以中华文明的历史，几千年来不知经过多少次大大小小的变革。就带有全局性的制度而言，从分封制到郡县制，从察举制到科举制，从城市的里坊制到街巷制，每一次变革都带来文明的长足发展。从分封制到郡县制，巩固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从察举制到科举制，促成了新型士人的成长；从里坊制到街巷制，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如果就文学体裁这一个局部而言，从古体诗到近体诗，再到词和曲；从文言小说到白话小说；从杂剧到传奇，每一次变革都带来文学的突飞猛进。
毋庸讳言，中华文明中也包含着因循守旧的因素，所谓“祖宗之法具在，务行故事，慎所变改”（《宋史·王旦传》），诸如此类的话不胜枚举。回顾历史，凡是革新的力量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文明就得以健康发展；凡是因循守旧的势力占据上风的时候，文明的发展便受到阻碍。
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革新是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不断革新才能不断前进，只有不断革新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五，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之五：就是选择开放。中国的汉唐盛世，都是开放的朝代，中外文化的交流十分活跃。汉代通西域，带来了中亚和西亚的文明。公元前二年，佛教传入中国，在思想观念、生活习俗和文学艺术等许多方面，对中国固有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佛教传入之前中国只有今生此世的观念，是佛教带来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之说，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的翻译有关。随着佛经的翻译，汉语的词汇扩大了，文学观念也多样化了，诸如“空”的观念、“境界”的观念，都与佛教有关。更值得注意的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而形成的禅宗，已经成为中国本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至于唐代，对外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丝绸之路开通，形成双向交融的文化格局，唐代文化既得以向外广泛传播，同时也从外面得到很大的补充。当时的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大都市，都是中外文化交汇的地方。长安是当时最大的国际都会，在八世纪前半叶，人口已经达到百万之多，居住着许多外国的王侯、供职于唐朝的外国人，以及留学生、学问僧、求法僧、外国的音乐家、舞蹈家、美术家，以及大量外来的商贾。大食、天竺、真腊、狮子、新罗、日本等许多国家的使臣络绎不绝。在宗教方面，除了道教和佛教，伊斯兰教、祆教、景教和摩尼教也都得以传播。唐太宗设立的十部乐，其中四部来自唐朝境内少数民族，四部来自国外。到了明代，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对外交流活动，就是郑和下西洋，其足迹远达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密切了中国与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成为中华文明对外开放的壮举。
中外文化的交流有利于双方的文明发展。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入欧洲，对西方文明的伟大贡献已是公认的事实。明末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用科学作为传教工具，激起中国一部分士大夫对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兴趣，这包括古希腊哲学、伦理学、语言学、逻辑学、地理学、医学、生物学、数学、历算，以及美术、音乐、火器、水利、建筑等等。而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16世纪至19世纪的三百年间，玉米、甘薯和马铃薯等美洲作物的传入和推广，对中国开发地广人稀的山区，满足对粮食的需求，从而发展生产力，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很可惜，当欧洲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工业革命带动西方社会迅速发展之际，中国的统治者却安于现状，闭关自守，以致中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明显地落后了。这是一个惨痛教训！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有志之士为了救亡图存，纷纷介绍和学习西方先进的文明，魏源编纂《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的方针便是一个标志。此后，向西方学习经历了从科学技术的层面到政治、人文层面的深化过程。种种新事物迅速出现，中华文明开始逐渐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之中。直到今天打开大门与走向世界，仍然是尚在继续的历史任务。
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开放是文明发展的重要条件，唯开放才能吸取其它文明的长处，唯开放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和平、和谐、包容、开明、革新、开放，就是回顾中华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启示。凡是大体上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文明就繁荣发展，而当与之背离的时候，文明就会减慢发展的速度甚至停滞不前。我相信，上述各点对今日之中国有借鉴意义。也许，其意义会超出中国的范围，供更多的人参考。
最后，我想从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出发，就21世纪全人类的文明生态重申我的观点。
经济全球化在不平静中向前推进，看来已是大势所趋，而文化能不能或者要不要全球化呢？这关乎人类生存方式的选择，对此我们必须做出清醒的判断。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各国的经济往来，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各民族文化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使人类生存方式趋同。但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几千年或更长的时间积累的结果。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尊严，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它民族的标记。要将世界上各民族长期形成的、千差万别的文化变成单一的文化，是不可想象的。那种失去了多姿多彩的单调的文化，也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我主张不要笼统地提“全球化”，或者笼统地提“全球化时代”，应当对全球化加以分析。在经济的层面，全球化是大趋势。在科学技术的层面，那些给人类的生活带来方便的先进科技，更容易在全球推广。但是在精神的层面，因为涉及宗教信仰、民族心理、生活习俗、思维方式、语言习惯等等，要想凭借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将某一种文化强加于人，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
我们清醒地看到，不同文明之间的隔阂是普遍而深刻的。以自我为中心而形成的种种偏见，会遮蔽人的智慧，而实际的利害关系又会迷惑人的良知，再加上语言交流的障碍，在不同文明之间，即使是互相理解、互相尊重都不容易，至于互相包容、互相吸收就更困难了。然而时至今日，人类已经能够遨游太空，为甚么不能放弃种种狭隘、固执和偏激的想法，以广阔的胸襟，对待文明的差异呢？为什么不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展开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呢？为什么不能充分尊重各个民族或国家自己的选择呢？我相信：21世纪的人类，可以运用大智慧，展现大手笔，在不同文明之间找到密切沟通之路，搭起畅通无阻之桥，以促成不同文明的和谐相处，以造就世界的永久和平。
在当今世界上，孤立的民族文化是难以存在的，单一的全球文化也是不可思议的。不同文化只能以开明开放的态度互相包容，只能和平和谐地相处，以期达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目标。
总之，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这就是我们对二十一世纪人类生存方式的正确选择。
中国历史九大定律
中国历史的发展，如同陀螺的运动，不停地旋转，一圈又一圈，周而复始。在这种周期性的运动中，有某种恒定的东西，始终保持不变。
第一定律，象牙筷定律——殷纣王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我不禁为他担心。”（冯梦龙）
果然，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器物，充仞宫室……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而诸侯叛，亡其国，自身“赴火而死”。为什麽事态会如萁子所言，一步一步地发展下去？
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了普希金的伟大，因为我们都很喜欢他的那个《渔夫与金鱼的故事》。那个丑陋的老太婆，最初只不过想要一个新木盆。第一个愿望被满足之后，第二个愿望接踵而来。一个接一个，胃口越来越大。最后的结果，仍旧只有一只旧木盆。
世人的贪欲，不都是这样？得寸进尺，得陇望蜀。没有止境的。君王的贪欲，更为可怕，因为他拥有无限的权力，没有人可以阻止他。
其一，一定不能有“第一次”。第一次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一双筷子或一只木盆。只是大坝一旦决了口，洪水便会一泻而下。看一看那些贪官，只要收了第一笔贿金，以后的事便不由他了。只是，人的意志力是多麽薄弱。一旦坐上权力的交椅，有几个人能拒绝这第一次？
其二，整个过程是“进行性”的。“进行性”一词是从医学书中借用来的。像癌症就是进行性的。不断地发展，不会中止，也不会逆转，一直进行下去。殷纣王身边，虽有比干和萁子这样的贤臣，却无法劝阻他。依靠臣下的劝阻来制约至高的皇权，其有效性显然不足。所以，事态的发展有其必然性。
其三，“其亡也忽焉”。左传，荘公十一年：“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这里的“忽”字，意为迅速，突然。洪水溃堤，转瞬之间，一泻千里。李自成打进北京，一生事业达到巅峰。由巅峰而至于落荒而走，大起大落，也在转瞬之间。殷纣王之后，两千多年，有周幽王、秦二世、陈胜、王莽、陈后主、隋炀帝、黄巢、朱温、李煜、李自成、洪秀全、蒋介石等，“其亡也忽焉”，何其多。殷纣王，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君、暴君、亡国之君，他给后人留下了什麽？留下了两个字，“殷鉴”。
无法节制的权力+无限膨胀的贪欲=殷鉴不远。黄炎培先生曾在延安的窑洞中向毛泽东提起“其亡也忽焉”这样的历史规律，因此，有人将这个定律称为“黄炎培窑洞定律”。
第二定律，兔死狗烹定律——越王勾践，为报仇雪恨，卧薪尝胆，精神非凡。但他的个人品质却非常糟糕。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帮他筹划大计的两个功臣，成就大业之后，一个被杀，一个逃跑。杀文种的时候，句践说，“你教我灭吴七种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你那里还有四种把它带到先王那里去吧。”
有七种方法灭吴，应当很有智慧却遭了句践的毒手。此前，范蠡曾规劝文种，“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范蠡之智，显然高过文种，终能免於一死。
兔死狗烹这样的事，历史上不断地重演。能够吟诵《大凤歌》的汉高祖，也是小鸡肚肠。依赖韩信的军事天才，夺得天下。原说是与韩信“共天下”的，后来非但不“共”，还要了韩信的命。倒是张良聪明绝顶，托言辟谷，躲到深山里去。刘邦一死，张良的辟谷秀也就谢了幕，照旧吃饭。
说到杀功臣，狠毒莫过于朱元璋。当年帮他打天下，战将如林。后来朱棣南下，朝廷居然派不出得力将领去带兵。幸好不是北边的蒙古人打过来，否则朱姓的江山，传到第二代也就败了。
赵匡胤说，“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得了天下，却又睡不着觉，夜夜失眠，竟为何事？天下汹汹，想要南面为王的野心家何其多。就是咱自家，当年“黄袍加身，”不也是个野心家？如此说来，野心家就睡在我们的身边。老是疑神疑鬼，睡不好觉，搞得神经衰弱，以为真是狼来了，于是起了杀心。
这是一种思维定势，世人无论是谁，只要坐（抢）到这个位置上，总会不由自己这样去想。原本抢来的东西，难保不被别个抢去。所以，历史上兔死狗烹之事不断重演，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难道人的天性就是这样？后人把范蠡的这个定律表述为，“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自古患难易共，富贵难同。”
第三定律，包围定律——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论及天下兴亡之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奸臣和小人，虽为人所不齿，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皇朝的灭亡，国家的劫难，往往与他们有关。《史记》中有《佞辛传》，《汉书》中有《奸佞传》，《新唐书》及其以后的《宋史》、《元史》《辽史》、《明史》等正史中都有《奸臣传》。奸臣在历史中的地位，史家不敢忽略。“指鹿为马”的赵高，“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祸国“六贼”童贯、高俅、蔡京等，陷害忠良的秦桧，两面三刀的严嵩，无法一一列举。若能把他们聚集拢来，可以排列成大军，浩浩荡荡。只不过，这只大军不能用来上阵杀敌，他们所起的作用，就是“包围”。
鲁迅先生说，凡是“猛人”，“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结果，“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这就是包围定律。
将一块磁铁投入沙堆中，磁铁表面便会粘上些许铁屑，磁铁吸引铁屑，是因为存在磁场。围绕着权力，也有一个看不见的权“场”。各种意有所图的人都会在“权场”中向着权力中心作定向移动。于是就有了“包围”。包围是客观存在的，在我们中国，有权力就一定有包围。
权力越大，包围就越厚。一个皇帝周围，有三宫六院，无数的宫女（唐朝后宫宫女最多时可达数万人），无数的太监，无数的虎贲勇士，还有皇亲国戚，文臣武将。千军万马，铜墙铁壁，把一个“寡人”包围在当中。寡人心里高兴，就要走出去巡视。但即便他真的走到了田间地头，也得不到真实。因为“下面”的人熟谙蒙骗之术。一切场景都是事先精心安排好的，滴水不漏，皆大欢喜。
鲁迅先生认为，“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先生因此想作一篇《包围新论》，讲述“包围脱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
后来听说瑞典首相出门不带警卫，上班乘公交车。心想，答案就在这里了，包围是可以打破的呀。
第四定律，敌戒定律——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题为“敌戒”的短文，其思维逻辑与常人常理完全相悖，富含哲理，是一篇奇文，转录如下：
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訑訑乃亡。晋败楚鄢，范文为患；厉之不图，举国造怨。孟孙恶臧，孟死臧恤，“药石去矣，吾亡无日”。智能知之，犹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祗益为愈。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惩病克寿，矜壮死暴；纵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诗，思者无咎。
从来人们都把敌人看作是祸害，无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独柳公认为，有敌人是好事。
毛泽东对这篇短文推崇备至。毛泽东一生，空前绝后，以他的眼光，审视历史，何以对这篇短文情有独钟？古人治国，由大乱到大治。毛泽东治国则反其道而行之。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把整个中国搞得如火如荼，水深火热。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是否与《敌戒》中宣示的哲理有某种契合？
比较中国的历史与西方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欧洲大陆，自罗马帝国以后，列国争雄，就像我们的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总有打不完的战争。一个国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必须励精图治。所以，西方文化中的主旋律是竞争。西方的政治、哲学，市场经济，都强调竞争。在他们的电影、游戏中，充斥着激烈的争斗场面。我国的历史与欧洲完全不同，自秦统一以后的两千年，几乎一直是一国独大的局面，周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与经济实力可以与这个中央帝国“度长絜大，比权量力”。
没有强大的敌人，失去了外部的压力，内部自然就腐化。未闻边塞号角，但见歌舞升平。自秦以后，皇朝的历史，一代不如一代，整个社会的精神处于退化之中。正是这种历史环境长期地作用，使中国人鸩於安乐，不思进取，怯懦畏葸，麻木不仁。
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把他造成鞭炮，用于喜庆娱乐之中；西方人却把他造成武器，使人类的战争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没有了竞争的压力，也就失去了不断创新进步的动力。
第五定律，朋党定律——唐穆宗时期，以李德裕为首的士族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以李宗闵、牛僧孺为首的科举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两派在朝廷上互相攻讦、倾轧达四十年，史称牛李“朋党之争”。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党（派）争”持续不断。西汉有外戚、宦官作祟，东汉有清议党锢，魏晋南北朝有士族门阀，唐有刘李党争，宋有“元祐党人碑”，明有东林党、宣党、崑党，清有帝党、后党，国民党内有黄埔系、cc系、政学系等。
各朝各代，都有朋党、帮派，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现象。朋党现象，有其社会根源。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他是一个宗法社会。一部《红楼梦》其隐含的意义，不是什麽反封建。《红楼梦》用一个凄绝动人的爱情故事，向我们展示了古代宗法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运行特点。荣宁二府，是一个大的（宗族）家族。像一棵大树，有主干和旁枝。“亲不间疏，后不僭先。”有规有矩。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互相倚持，结为势力。更有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彼此回护。构成一个复杂的体系，盘根错节。只有明晰了其中的脉络，才算真正读懂了《红楼梦》。
中国宗法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盘根错节。一个人立于社会，并非是孤立的。在他的周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亲戚关系、乡党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徒）关系、战友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帮会关系、同志（道）关系等等。这些关系构成了一个人的社会资源，聪明的人，运作得好，前途无量。
无论处庙堂之高，江湖之远，都能见到中国人在忙着拉帮结派。像一个个勤奋的蜘蛛，编织着属于自己的网络。网络越大、越结实，捕获就越多。现在说打贪官，须先搞清楚，贪官后面的保护伞有多大，前后左右铁杆关系有多硬。否则贪官打不到，反倒捅了个马蜂窝。
像毛泽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公开承认，“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倒是日本人比我们痛快，他们的政党内部就分为不同的派别，公开活动，堂而皇之。这是日本国内政治的一大特点。
第六定律，黄宗羲定律——内容是关于“帝国千年以来”通过“并税式改革”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历次改革的目的都是好的，改革者的初衷是要通过“并税”的方式减轻农民负担。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农民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倒愈益加重。黄宗羲称为“积累莫返之害”。
要基层官员去为供养他们的农民减轻负担，最关键的是农民和官员之间的供养关系，假如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由中央财政给官员们以补偿，两方都不吃亏，“中间”也就没有道理再凉下去。
王安石的变法，十分缜密，像“青苗法”之类，仔细阅读其内容，确实为农民考虑得十分周全。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样的殚精竭虑，最后却惹得民怨沸腾。究其原因，是各级官员和胥吏在其中做了手脚，捣了鬼，把一件好事搅成一塌糊涂。
吴思先生所说的“潜规则”，正是官员胥吏们的捣鬼之术。官员们捣鬼有术，他们不仅有“潜规则”，有时更是肆无忌惮，毫无规则，随心所欲。如老百姓所说，“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这里说的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和尚要吃饭，一个是和尚会打伞，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和尚要吃饭是正常的也是正当的，不给他们吃饭，或吃不到好饭，他们就会去“打伞”。
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变法，成功的不多。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执行难”。好的法律，好的政策，到了中下层官员手里，常常会走了样。批评者常常把矛头指向中下层官员。我以为虽然是中间环节出了问题，根源却在上面。表面上是一个“执行难”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设计问题。
设计一个好的政策（比如说“青苗法”），同时也应配备一个好的“路线图”。在这个“路线图”中，必须把“和尚要吃饭问题”与“和尚会打伞问题”列入日程。不考虑并重视“和尚”问题，好的政策就只是空中楼阁。或者我们说，一个好的设计师，要想把他设计的好政策付诸实施，顺利推行，必须首先把“和尚”安顿好，否则，“黄宗羲定律”就会不断重演。
第七定律，五世而斩定律——1856—1860年，太平军两次打破围困天京的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取得大捷。有人说，虽然打了胜仗，但客观上却帮了清廷的忙。何以这样说？驻守江南、江北大营的是清廷“精锐”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绿营兵“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八旗兵则更为腐败无能。两营溃败，湘军成为清廷主力，形势急转直下。
当年八旗兵入关，真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只凶猛的老虎后来为什麽会变成如此熊样？富贵人家，总是难以持久，是中国历史的规律。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个有本事的君子，得了个好位子，挣了一大份家业，想把他千秋万代的传下去。但“五世而斩”，君子的梦想终会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
老百姓的说法，更加令人扫兴。他们说，“富不过三代”。五世也好，三代也好，贫与富，是在不断地转换。也许这是一种自然的调节，自然的公正。为什麽富者不能恒富？富贵人家之所以会出败家子，我以为原因有四：
一曰“骄”。八旗兵入关，满人成为统治阶级，拥有特权。八旗子弟一不务农，二不做工，对汉人有强烈的优越感。由“骄”而“横”，一些贵胄子弟仗恃父兄的特权，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男霸女。红楼梦中的薛蟠，打死人命，抢了丫头，扬长而去。古代法律，不仅“刑不上大夫”，亦且“刑不上大夫之子”。
二曰“奢”。八旗兵入关，大肆掳掠。许多人在战争中聚敛了大量的财富。西方人拥有了财富，会把他变为资本，不断增值。我们中国的富人比较缺少这种进取心，尤其是一些新贵，有一种暴发户心态，喜欢彼此攀比，讲排场，一掷千金。像“石崇与王恺争豪”这样的事，是一种流行病，一直流行到今天。生于锦绣丛中的富家子弟，耳濡目染，他们的攀比和挥霍，更是青出于蓝。惟其如此，才有了五陵少年和八旗子弟。
三曰“淫”。古人告诫我们，“富贵不能淫。”此处“淫”字之义，乃是迷惑与放纵。之所以有这样的告诫，是因为富贵能迷惑人，使人放纵。通常我们说，饱暖思淫欲。或者像现在人们所说的，男人有钱就学坏。有钱会使人们产生更多的欲望。外部世界又充满了各种诱惑。内部的欲望碰到外部的诱惑，两者一拍就合。已经成熟的男人尚且无法抵御社会上的各种诱惑，小孩子的自制力如何比得上男人？
四曰“逸”。“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这句话流传很广。好爸爸是很有用的，他可以帮我们进入好大学，帮我们安排好工作，帮我们步入上流社会，过安逸生活。但好爸爸也有副作用，他使我们失去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一旦失去了好爸爸，美丽的象牙塔便会轰然倒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有了更多的富人，富人子弟如何承继父业，已成为一个问题。解决富家子弟问题，我们的学者开出药方来是四个字，“加强教育”。像美国人，注重培养孩子的自立能力和自尊精神。据说他们那边百万富翁的孩子也会利用假期去打工挣钱。一些富家子弟，骄奢淫逸，根本不是什麽教育问题，他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正是那样的社会，那样的传统，生出那样的孽障。富家子弟，骄奢淫逸，根本是一个社会问题。有晋人撰文说，某晋商家业兴盛达两百年，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定律。家业延续两百年，确实了不起。但两百年后又如何？“旧时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第八定律，权大欺主定律——这个题目是我从一本题为《蒋党真相》的书中看来的。书中说，清末权臣袁世凯，为大清帝国送了终，人称“权大欺主”。蒋介石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其“御下之术”是，暗中支持和挑唆各个派别和山头（黄埔系、cc系、政学系）相争，各派彼此争斗、钳制，需从蒋那里寻求支持，于是蒋超越各派之上成为无法撼动的最高领袖，云云。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有一个难解的结始终困扰着历代的政治家，那就是“权大欺主”。历史上“权大欺主”的事屡见不鲜。楚成王儿子商臣，逼迫成王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王僚；西汉末有王莽篡汉；晋有“八王之乱”；三国时期有曹操、司马昭擅权；隋有杨广弑父杀兄；唐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宋有赵匡胤“黄袍加身”；明有朱棣“靖难”之变等等。
在封建皇朝，存在着两种大搏弈：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皇储（太子）之间，另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权臣之间。皇帝和皇储，亲生骨肉，也会为了权力生死相搏。虎毒尚且不食子，帝王家庭内，却会上演父（母）杀子，子弑父，或兄弟相残的惨剧。皇帝和权臣间更有说不尽的恩怨。“君臣一日百战”，君权和相权较力，外戚或宦官擅权，朝堂和皇宫从来都是权术和阴谋的演练场。皇储和权臣是中国历史上最危险的人物。说他们危险是因为他们存在的本身就是对君王权力的威胁，他们自身也因此时刻处于危险之中。这种危险状况有时会演变成危机，甚至发生大的动乱。
如何防止“权大欺主”是中国古代政治学最大的课题之一。《园艺学》里有一个名词叫顶端优势。当一棵大树中心干上的分枝高过中心干时，其生长势会强於中心干，最终取而代之。
取而代之，是因为“生长势”的对比发生了变化，终于成为“强枝弱干”。在帝国的朝堂上，当帝王与臣下“权势”的对比发生变化时，也会有“取而代之”。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一样，对优势地位的竞争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项羽见到秦始皇出游的仪仗时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则说，“大丈夫当如此也。”我想人群之中心生羡慕的应当不止是这两人。人们常说，“打江山，坐江山。”何谓“坐”？“坐”就是享用。把一个大饼送给一个饥肠辘辘的穷汉，穷汉会“享用”赐给他的美食。一个皇帝，他所“享用”的并非一个大饼，皇帝打下了“江山”，他“享用”整个国家。无数美女，多少美丽与温柔，还有各种奇珍异宝，山珍海味。这样的“享用”，怎不令世人羡慕？
现时的人把权力叫做“公共权力”，认为“主权在民”，古代人的观念则完全不同，他们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芸芸众生只不过是一群驯顺的绵羊，皇帝和官吏执长鞭鞭笞天下，他们是牧羊人。一切权力归于统治者，是统治者的私有物。正是这种权力私有的特性，导致了无休止的争夺。象是一个金苹果，被众人抢来抢去。“高才捷足”者从血泊中抢到它，然后“坐天下”，享用整个国家。
中国人更看重权力，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人们常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也。人之欲望，难道仅仅只有食欲和性欲？其实人世间还有一种欲望，超越食欲和性欲。那样的饥渴，那样的迫不及待，那样的不顾一切，那样的不知羞耻，那样的不择手段，那样的心毒手狠，心心所念，只是为了权力，这就是“权欲”。人世间居然会有这种东西，如此强烈，令人惊奇。古代权力私有的特性，更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拜权主义”，两者叠加，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血腥的连续剧。
还有一种原因导致“权大欺主”，有人将其称为“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左传》云“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这句话，清晰地勾勒出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其主要特征是“一级压一级”，形成一种压力—稳定结构。整个系统的稳定，取决于压力的梯度，越往上去，压力越大，权越重。根据韩非子的学说，处于这种压力结构最上端的君王，必须具有一种强大的“势”（以势压人），君王一旦失去其“势”，整个压力系统就会崩溃。一般开国的君王，熟谙权术，具有铁腕，拥有某种强“势”，下面的人摄于其“势”而不敢有非分之想。这种铁腕和强“势”，在其后人那里却难以为继，甚至出现像晋惠王这样昏聩的白痴，或像溥仪这样幼年登基的小皇帝，强“势”荡然无存，于是出现“强枝弱干”，“权大欺主”，“取而代之”。“权大欺主”是封建社会始终没有解开的一道难题。
第九定律，皮毛定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变成了“毛”。“毛”是个什麽东西，有一股腥膻之味。堂堂乎文人雅士，怎麽会是“毛”？
林彪的话，含有某种哲理。我们这麽大的国家，如果人人都固执己见，都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百人百性，众说纷纭，岂不是乱了套？千人敲锣，一锤定音。没有这一锤定音，千面锣只会敲出杂沓之音。
秦始皇统一中国，他所作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统一了中国人的思想。不过，这件事的难度相当大。“车同轨，书同文，”做起来并不难。而要把这些十分固执的文人的思想统一起来，不是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也难奏其效。但秦始皇的做法过于血腥，后人诟病甚多，称其为“霸道”。到隋唐时代，使用的方法就先进得多，不再用“霸道”而改用“王道”。如果说秦始皇采用的是“大棒”政策，唐代以后则更多采用“胡萝卜”政策。应用科举的方式，使那些出身于豪门或是寒门的士子们都有了进身之阶。
因而，在“内因”与“外因”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这种变化缘於一种不可抗的力，所以成为一种规律。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千年不改，万人一律，没有哪个可以逃脱。
中南海的传说
明成祖朱棣下令修建北京城，引出徐达射箭定城址的故事。刘伯温率众修城，银两用空，命人寻找沈万三。沈万三挨打跺脚，跺脚之地挖出银子，其坑填水，形成中海、南海和北海。
当年，北京的先民们沿着黄土高坡向东迁移，越过峰峦起伏的太行山，蓦然发现了宽阔平坦的华北大平原，于是便在其北端聚居生息起来。这里西北两面为连绵的崇山峻岭，东临渤海，南面则是可供农耕的开阔富庶的平原，具有温带的大陆性季风气候，由永定河、潮白河等构成发达的海河水系。山川环卫，形势雄伟，水甘土厚，物产丰富，的确是栖息生存的好地方。
传说在黄帝时代，黄帝部落就在涿鹿建立了都邑，黄帝的第三代继承者颛顼曾到“幽陵”祭祀。“幽陵”即幽州，是北京城的最早名称。2200多年前，即为战国时代燕国的国都蓟城。从公元前226年秦始皇灭燕，到唐末的1100多年间，蓟城虽降为幽州，但一直是北方中国区域性的政治和商业中心，并逐步发展为军事和交通的重镇。
公元938年，辽太宗将幽州升为南京，作为四个陪都之一，奠定了成为国都的基础。公元1153年（金贞元年），北京被正式定为国都，成为与南宋对峙的北部中国的政治中心。
光阴飞逝百年，统一中国的元朝统治者于公元1272年2月，终于将北京定为京都，从此北京跨入了它漫长历史中最辉煌的序章，由此开始，北京连续640余年成为元、明、清三代的都城，成为举世闻名的伟大城市。
三代都城的大规模营建规制，形成了大致保存至今的城市面貌、营造格局、建筑风格，而其建筑风格最为显著的特征是有一条著名的中轴线。
这条中轴线，南起永定门中心点，向北经过正阳门、天安门、午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宫、坤宁宫、神武门、景山最高点万春亭、寿皇殿、鼓楼，直抵钟楼中心点，全长近8公里。这条中轴线连接着外城、内城，皇城和紫禁城。城中其他建筑都以这条中轴线为中心，形成东西对称的格局。
1368年，明军攻占大都后，改大都为北平。
关于京城中轴线有这样一个传说。据说，朱元璋的儿子燕王朱棣削藩称帝后居住南京城，但他时常想念北平，心里便盘算着在北平重建重修一座京城，于是下诏唤来大臣刘伯温，命他修建北京城。刘伯温听后，向朱棣举荐了大将徐达。
大将徐达，字天德，濠州人，世代务农，朱元璋参加郭子兴起义时，便与徐达结成好友。后来，在群雄争立的斗争中，徐达屡立战功，直到明王朝建立，徐达受任右相，担负起在中原扫清元朝残余势力的重任。自洪武元年攻克元大都后，徐达一直以北平为基地，进一步打击元朝残余势力。他经常是春季由北平出征，战罢后回北平，所以徐达对北平非常熟悉。也正是由于徐达了解熟悉北平，刘伯温向朱棣举荐徐达修建京城，朱棣欣然准奏。
徐达和刘伯温来到北平。刘伯温说：“凭你徐达的神力射出一箭，箭落在哪儿，就在哪里修建北京城。”徐达是武将，说话办事干脆利索，他听了刘伯温的建议后，爽快地答应了。
徐达张弓搭箭，运足神力，向北射出了箭支。箭飞驰而去，刘伯温赶紧带人坐上船，顺着大运河往北追击。这一箭射得可够远的，一下子飞到如今北京城南20多里的南苑。箭入土中，箭尾依然可见。这只神箭落地之时，恰好被居住在这里的一位大财主看见。这位财主心想，在这儿建城，自己的房产、田地不都被侵占了吗？这位财主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房产，便拔出神箭，取出自家的箭弓，搭弓又向北射出，箭借风势，一下子飞落在现今后门桥这个地方。
后门桥跨在什刹海入玉河处。始建于元代，初名万宁桥，后改为单孔石拱桥，俗称海子桥。又因在地安门之北，地安门又称后门，故桥也称后门桥。
再说刘伯温追到南苑，掐指一算知道徐达射出的箭落在了这里，他便找来那位财主向他要箭。财主知道刘伯温不是凡夫俗子，瞒是瞒不住的，便说他将箭向北射了出去。刘伯温非常恼怒，财主看刘伯温生了气，赶忙说道：“只要不在这里建京城，您要什么条件都行。”
刘伯温见事已至此，便说道：“那好吧，我可以不在这里建京城，你们射出的箭落在哪儿，我就改在哪儿修北京城。但是修建京城用的钱由你来出。”财主一核计，自己有的是钱，建个京城也算不了什么，就答应了。
刘伯温找到落箭的地方，就拿出早准备好的图纸，找来工匠开工了。
最先修建的是西直门城楼，所用的费用全都是南苑的财主出的，但没想到一座城楼还没有修完，财主已经倾家荡产，穷得吃不上饭了。怎么办呢？刘伯温在工地上非常焦急地来回踱步，左思右想之后抬起右手掐指算了起来。突然眼前一亮，有一个名叫沈万三的人很有钱，于是便命手下寻找沈万三。
为了寻找沈万三，皇帝朱棣还专门派了两名官员，并限定一个月，如果到时交不出人来，就拿他们示问。日子一天天过去，一个月的期限很快就到了，当差的非常着急，心想这次脑袋要该搬家了。
在距期限的最后3天，当差的来到东华门。从一个大汉跟一个卖饭的争吵中，得知那个赤膊大汉就是皇帝限期寻找的沈万三。当差的欣喜万分，不由分说上前用铁链将那个大汉锁住，带到刘怕温的帐前。
刘伯温看了一眼这位赤膊而又满不在乎的大汉后，走近跟前，见大汉沈万三胳膊窝下还夹着一个破瓦盆，下身穿的裤子又破又脏，便下令手下带大汉沈万三到澡堂洗澡，然后给他换一身好衣服，赏赐他酒肉。
沈万三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傻愣愣地看了看眼前这位貌形地像风水先生的刘伯温，心中不免生疑，为啥他会对我如此这般，有点玩世不恭的沈万三生性豪爽，且天不怕地不怕，他不管眼前是何等人物应先问个明白，抓他到此干什么？沈万三想到这里，便放开大嗓门，气冲冲地问道：“抓我来做甚？为什么要给我衣服，款待我酒肉？”
刘伯温轻轻一笑。捋了捋稀疏的山羊胡，很是斯文地说道：“你是有财不外露的大财主，你虽食不裹腹，衣不裹体，但你却是心中拥有金山银山的大财主，表面上你以乞讨为生，但偌大的北平城，金银财宝所藏之处，你一清二楚……”
沈万三毕竟流落街头，自由散漫多年，官场礼仪不知，主仆身份不顾，不等刘伯温说完，就大声嚷道：“你这老头，简直是胡说八道，我自幼父母双亡，街头乞讨多年，至今身无分文，大字不识一个，更不需说能掐会算，我怎知北平城何处藏金？如果我在这个地方有碍观瞻杀头算了。你们一句话，何必拐弯抹角，乱加罪名。”
刘伯温依旧心平气和地说：“你是一个大财主，现在修建北平城，正需银两，需要你出大力，怎会把你杀掉呢？”沈万三见刘伯温斯斯文文，说话慢声慢语，不由得怒气涌到脑门：“呸！你竟胡言！我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走。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说完，气呼呼地扭过头，不再看刘伯温。
刘伯温见状，收起笑容，把眼一瞪，“啪”地一声拍了一下方桌，喝声道：“没钱不行，死掉也不行。棒打40，看你说不说。”当差的得令，操起棍棒，朝沈万三狠打了起来，可打了半天，沈万三始终叫嚷：“没钱，打死我也没钱！”当差的打完40大棍之后，看着刘伯温，等候刘伯温的示令。
刘伯温看了一眼沈万三后，吩附当差的，将沈万三带上枷锁游街示众，就这样3天时间，沈万三仍没有说出哪有钱。一天，当差的又押着沈万三游街，从北面出了地安门之后，沈万三昏倒在地动不得了，当差的就用鞭子抽他。但沈万三头朝东北，脚对西南，怎么也起不来了。
这时，一个白胡子老头走过来，吆喝一声，说：“这个人只能来软的，硬的不行。”说罢掏出自己的烟袋锅，装上一锅烟递给沈万三，沈万三抽了几口有了一点精神，坐起来看着这白胡子老头，有气无力地说：“他们再打我，我就说‘这儿’有银子。”沈万三用右脚磕了磕地。
当差的听沈万三说脚磕的这个地方有银子，便赶紧找人用锄头挖，果然挖出了48万两银子。有了银子修城工程便继续进行，但没过多久银子用完了。
刘伯温得到禀告后，又一次下令当差的拷打沈万三。沈万三开始连声哀求，后来打急了就把脚一跺说：“这地下有银子，你们挖吧。”当差的在他跺脚的地方挖，果然又挖出了银子。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银子源源不断地被挖出来。北京城终于建成，但在那些挖出银子的地方留下了3个大坑，后其坑入水，形成浅湖，便成了北海、中海和南海。也有人说，沈万三挨打10次，跺了10次脚，在地下挖了10个大坑，这10个大坑积水之后，就成了“十窖海”。叫久了，就叫成“什刹海”了。
第二章 中国的历史秘闻
中国工程院诞生记
1994年6月3日，中国工程院成立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
一、必然与偶然。早在1982年，学部委员侯祥麟提出了成立中国工程技术科学院的倡议。茅以升、钱三强、王大珩等政协委员，也都提过相关的提案。1992年4月21日，张光斗、王大珩等6位中科院学部委员共同讨论后，罗沛霖执笔写成一份《关于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报送中央。
必然性中也有偶然因素，6名科学家的信刊登在中央办公厅的《综合与摘报》上，恰好就被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看到了。1992年5月11日，江泽民批示“此事已提过不少次，看来要与各方面交换意见研究决策，请酌。”随后，温家宝、宋健、罗干分别做了批示，并由时任中科院院长的周光召牵头准备。
二、赞成与反对。当时对组建中国工程院的意见，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
科学界反对的理由是，我国在解放后进行高校教改时，造成理科与工科分家，若再建立一个工程与技术科学院，可能又会造成科学界与工程界的截然分家，造成“大家老死不相往来”。这些意见被上报到了中央。
1992年，周光召以个人名义提出了关于建立中国工程院的5条原则，同时明确，工程院是个学术团体，而不是行政机构。工程院只设院士，不设立也不管辖研究、开发之类的实体，办事职能由中科院学部的办事机构承担。
三、分水岭。实际上，在征求意见的时候，还有种反对之声是来自工程技术界的官员，如当时的冶金部、地矿部、电力部等产业部门。他们不是反对成立工程院，而是反对由中科院牵头。他们担心如果中科院牵头，最后评选标准就与中科院院士一样，会把他们排除在外。
后来，筹备小组曾到国研中心征求意见，国研中心与产业界的意见一致，建议筹备工作由产业部门牵头，实际上就是指当时的国家经贸委。这个意见最终没有采纳。
1993年3月是个分水岭。3月24日，国务院主要领导的意见向下传达了，建议由国家科委牵头，中国科学院为辅。“这是个折中的办法，既没有让中科院牵头，也没有让产业部门牵头。”
四、两院院士。1993年11月12日，国务院批准了《关于成立中国工程院的请示》。明确了机构名称是“中国工程院”，成员的称谓是“院士”，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也改称院士。
进行第一次院士选举时，遇到了难题，不少候选人都是产业界的官员，有些还是部长级官员。这会不会影响工程院院士的权威性？会不会得到国际权威认可？为此，第一次院士选举时，特意从中国科学院聘任了30名学部委员为工程院院士，如此，这30人既是工程院院士，也是科学院院士。
五、逐步健全。成立之初的工程院，可谓处处碰壁。“看文件、参加会议、对内对外联络都有阻碍。”这是因为在编制方案中，没有明确工程院的“级别”。后来，国务院才明确了工程院为正部级单位。
筹备成立工程院时，国家对编制管得很紧。所以筹备时就提出与中科院两块牌子，一个机构——不要编制阻力就小了很多。
1994年7月25日，首任工程院院长朱光亚给国务院领导汇报，陈述了挂靠在国家科委给工作带来的不便。后来，工程院的办事机构逐步单独设立。
六、智囊作用。1995年，科技发展“九五”和2010长期规划的征求意见稿，向工程院征求意见。工程院召开了四次座谈会，30多名院士到会参加讨论，钱学森、张光斗出具了书面意见。有了工程院这样一个机构之后，院士在提供咨询时，“国家”的概念就强得多。
工程院既有受委托而进行的“被动咨询”，也有自己发现课题的“主动咨询”，均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
中国为什么走上共和之路
中国走向共和，对于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来说也许显得有些遥远，但这场历史性巨变对中国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不了解它就很难了解今天中国的由来。一场历史性巨变的到来，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大浪潮的到来，如果不具备客观的历史需要，没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任何人都无法凭自己的主观意志把它制造出来。那么，将近一个世纪前的这场历史性巨变是怎样发生的呢？
1.为民族生存寻求出路。上个世纪之交，中华民族正处在深重的苦难之中。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丧失了独立地位，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大大加快了这种沉沦的步伐。亡国灭种的阴影，沉重地压在几代中国人的心头。戊戌维新运动的志士谭嗣同悲愤地写下这样的诗句：“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二十世纪初到日本留学的鲁迅也写道：“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当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项任务为后一项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如果把二十世纪分为两半，前半个世纪，中国人所要解决的是前一个任务；后半个世纪，中国人所努力实现的是后一个任务，直到现在我们仍在为此而继续奋斗。
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人经历过艰难的求索。十九世纪后半期，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曾经打出“自强”“求富”的旗号，发动“洋务运动”，开始兴办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开办学堂，派遣留学生。这些活动，对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和资产阶级社会观念在中国的催生起了一定的作用，不少人对它也有殷切的期待。但是，洋务派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立场，使他们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他们的一条根本原则是不但不允许这些活动超越封建专制统治秩序的雷池一步，而且要用它来维护和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秩序。封建官场的腐败更是充斥在这些活动中。这就注定了它不可能使中国真正做到“自强”和“求富”。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用事实宣告这个运动的破产。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既肯定洋务派在学习西方问题上所起的“筚路开山”作用，又尖锐地批评他们“根本不净，百事皆非”。这里所说的“根本”，就是坚持封建专制统治秩序的根本立场。
维新派懂得发展经济和文化，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和条件。他们首先致力于政治的革新，在光绪皇帝支持下，发动了“百日维新”，力图对封建专制政治进行一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但是，他们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如此软弱，以至在以慈禧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势力的残酷镇压下，顷刻瓦解，一败涂地。
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不能回避对当时掌握着最高统治权力的一些人物的历史评价。如对于作为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太后应该怎么看？对于十九世纪后期实际掌握清王朝军政外交大权的李鸿章又怎么看？不弄清楚这些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就很难对中国走向共和的历史面貌有确切的了解。
我们不能说慈禧没有做过一点儿好事。可是，作为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代表，慈禧决不是站在历史潮流前头引导社会前进的人物。慈禧尽心竭力维护的是“大清王朝”的统治，而这个时候，“大清王朝”已经走到末日，成为历史前进的绊脚石。我们决不能把“朝廷”同“国家”混同起来，以为一心致力于巩固和维护“大清王朝”就是梦想着实现“国富民强”。“国家”和“朝廷”有一致的一面，又有根本的区别。对清朝政府来说，有时为了“朝廷”的利益，可以完全不顾以至牺牲国家民族的利益。时人文廷式在《闻尘偶记》中记载：甲午战败，有人在城门上贴出一联：“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不久，又有一联：“台湾省已归日本，颐和园又搭天棚。”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慈禧为了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不仅急于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而且竟在煌煌上谕中写上“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那样不顾脸面的话，听凭列强予取予求，使当时许多爱国者感到蒙受奇耻大辱。这哪里谈得上是追求“国富民强”？
难怪连主张君主立宪的梁启超也要指出：国家与朝廷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爱国必先自区分国家与朝廷始”。至于革命派的陈天华就说得更加直截了当：“请看近来朝廷所做的事，那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我们分明是拒洋人，他不说我们与洋人作对，反说与现在的朝廷作对，要把我们当做谋反叛逆的杀了。”“朝廷固然是不可违拒，难道说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拒吗？”既然清朝政府把自己的利益同帝国主义侵略者紧紧联结在一起，那么，民众自然也就把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救亡斗争同反对清朝政府紧紧联结在一起。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结论。
李鸿章从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起家，稍后成为“洋务运动”的主角，对中国现代化的最初起步作出过自己的贡献。而在对待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上，他始终坚守“力保和局”的宗旨，奉行“外须和戎”的外交方针。李鸿章的贪婪聚敛是有名的，当时甚至有“宰相合肥天下瘦”（李是安徽合肥人）的说法。他在“自强”旗号下一手训练起来的、用洋枪洋炮武装的淮军，腐败不堪，只能用于对内镇压，在对付日本侵略时几乎一触即溃。当列强将侵略战争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的时候，他一味避战求和，甚至命令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后“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并多次签订损害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不平等条约。对此，李鸿章有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中日马关条约签字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咄咄逼人地说：“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李鸿章就其中两项辩驳。伊藤说：“驳只管驳，但我主意不能稍改。”李鸿章随即在请旨的电报中提出：“其愈逼愈紧，无可再商，应否即照伊藤前所改订条款定约，免误大局。”朝廷批准了他的意见。四天后，他便在条约上签字。因此，把李鸿章说成是明了世界大势的“最杰出的外交家”，甚至把他描写成“忍辱负重”、有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高尚情操的“悲剧英雄”，是完全背离历史真实的。
至于“弱国无外交”的问题，李鸿章作为一个弱国的政治代表，他的外交活动势必受到极大的制约，我们不能要求李鸿章做他无法做到的事情。但是，即使是一个弱小的、落后的国家，也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和志气，决不是对列强种种侵略要求只能俯首帖耳，逆来顺受。否则，汪精卫之流也可以被看作“悲剧英雄”了，那还有什么是非可言，还有什么民族自尊自信可言？且不说古今中外历史上，弱小的国家和民族在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激励下，团结抗争，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事例屡见不鲜，就是有些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抗争者那种宁死不屈的精神，对后来者也起到了巨大的激励作用。这些人不愧为民族的脊梁。就是在同一时期，在对外交涉中，也不乏竭力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从而在外交斗争中取得局部胜利甚至重大胜利的人。如曾纪泽、杨儒的对俄交涉，特别是左宗棠不顾李鸿章等人的反对，从外来侵略者手中收复新疆的巨大胜利等，都是很好的例子。
上世纪初出生的邓小平同志说过：“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他在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讨论香港问题时说：“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这些话，是值得我们反复玩味的。
2.革命是不得不作出的选择。漫漫长夜，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在十九世纪后半个世纪里，中国人已经做过多种试验，但都救不了中国。当历史进入二十世纪的时候，中华民族面对的现实更加严峻。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已处在千钧一发的关头。正如陈天华在《警世钟》中所说：“要革命的，这时可以革了，过了这时没有命了！”
中国人已实在没有其他路可走，只能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中去。这是现实迫使他们作出的选择。谁都知道，革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对革命志士来说必须准备抛头颅、洒热血。下这个决心，自然极不容易。如果那时的清王朝真是一心为中国谋出路，甚至只是民众还对它抱有一点儿希望，大多数人总是宁可采取温和的态度推动它进行改革，而不会断然采取革命行动的。
孙中山和革命派中的不少骨干分子，一开始也曾试图通过和平手段来促使清政府改革。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一整套改良方案，也是因为他对李鸿章还抱有希望。孙中山的好友陈少白说：“孙先生所以要上李鸿章书，就因为李鸿章在当时算为识时务之大员，如果能够听他的话，办起来，也未尝不可挽救当时的中国。”然而事实却很无情，孙中山的热切愿望换来的却是李鸿章冰冷的回答，连见都没见他，于是孙中山“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才最终坚定了革命的决心。
二十世纪初所以会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奋不顾身地走上革命道路，都是他们对清王朝进行长期观察后作出的抉择。八国联军战争结束后，清政府的腐败祸国更加暴露无遗。他们标榜实行新政，他们采取的奖励设厂和废科举、兴学堂等措施，虽然多少也起过积极作用，但始终拒绝实行任何根本的变革。人们的失望、不满和愤怒越来越强烈，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不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这个专制、腐朽的祸国政府，中国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连温和的曾反对革命的君主立宪派最后都感到绝望了。清王朝宣布“预备立宪”时，立宪派曾大喜过望。但清政府公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实行”；用人、军事、外交等大事，议院都不得干预。这个《大纲》无非是把君主专制制度以成文的法律形式肯定下来，并加以强化。立宪派发动了颇具规模的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和成立责任内阁，尽快转入君主立宪的轨道。但清王朝不能容忍自己专制权力的任何削弱和丧失，一次又一次拒绝了这种请愿要求。到立宪派准备进行第四次请愿时，清政府竟严令禁止，并变本加厉地加强集权统治，成立“皇族内阁”。这使立宪派大为愤怒，梁启超在报刊上撰文痛斥清政府是“祸国殃民之政府”、“妖孽之政府”。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将越来越多的立宪派人士推向革命方面。
再看二十世纪初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百业凋敝，民不聊生。一个御史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士为四民之首，近已绝无生路，农、工终岁勤动，难谋一饱，商贾资本缺乏，揭借者多，获利维艰，倒闭相望。城市村落，十室九空，无业游民居其大半，弱者转于沟壑，强者流为盗贼，土匪蠢动，此灭彼兴，民不聊生，何堪搜括。加以各省水旱蝗蝻，哀鸿遍野，徐、海饥民数百万，遮蔽江、淮，困苦流离，生无所赖。万一揭竿并起，滋蔓难图……大患岂堪设想。”民众无法生活下去，抗捐抗税、抢米风潮、会党与农民起义等遍布全国城乡，连绵不断。据不完全统计，1902年到1911年，全国各地彼伏此起的民变多达1300余起。它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客观的社会环境和群众基础。当时有人指出：“是故革命之主义，非党人所能造也，由于平民所身受之疾苦而发生者也……使平民之疾苦日深一日，则革命之主义日炽一日，而革命党之实力亦日盛一日。”
人心向背决定一切。到辛亥革命前夕，人们对清王朝的这种不满和愤怒已发展到不加掩饰的地步。这连外国人也看出来了。长沙关税务司伟克非给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信中写道：“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换个政府的，不能说他们是革命党，但是他们对推翻清朝的尝试是衷心赞成的。”“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现在已是公开鼓吹革命，并且获得普遍的同情，而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却尽在瞎胡闹。”
这是当年中国历史画卷中最鲜明最突出的内容，其他什么都无法同它相比。不充分地看到这一点，便谈不上历史的真实。
由此可见，辛亥革命的发生，是客观形势使然。当时的清政府，正如孙中山所形容的，“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革命形势已经成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起而推翻清政府，走向共和，正是代表广大民众的意愿，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推翻帝制为中国的进步打开闸门。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这篇文章中说：“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
3.“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巨大变化。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建立时就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革命要将“中国数千年来君主专制之治一扫而空”，新的“国家为人民之公产，凡人民之事，人民公理之”。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的《临时约法》，破天荒地明确宣告：“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普通老百姓至少在法理上从“子民”、“蚁民”一下子被承认为国家的主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
走向共和，可以说是革命民主主义同君主专制主义的对立和斗争。这是一场生死搏斗。不是说对历史人物要“以他在中国近代历史中起到的推动作用来评判”吗？在慈禧当政下，“大清帝国”江河日下，成为社会前进的障碍。只有推翻他们的统治，民族才有希望，社会才能进步。当然，慈禧也好，袁世凯也好，为了维护和巩固他们的统治，也做过一点儿在历史上起积极作用的事情，但这并不能改变他们在总体上代表中国社会中的腐朽力量、是民族罪人的本质。
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不同阶级的代表人物所想的并不是一回事，探寻的也是不同的出路。不管慈禧是否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样“慈祥”、“温馨”、有“高雅情趣”，作为封建专制主义的总代表，她只能是共和的对立物。不管把袁世凯说得怎样“开明”、“进步”，他在必要时可以抛弃清朝政府，但他追求的依然是君主专制，而不是民主共和。这里用得着鲁迅在《二心集》里的一句话：“某一种人，一定只有这某一种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本阶级之外。说起来，好象又在提倡什么犯讳的阶级了，然而事实是如此的。”
在清朝统治者眼里，孙中山等革命者是大逆不道、犯上作乱的“叛贼”、“乱党”。如果以为追求共和主义的革命者和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封建统治者都在为救中国“找出路”，一道“走向共和”，岂不荒唐？要是那样的话，革命岂不是多余的？包括秋瑾、黄花冈七十二烈士等在内的先烈们的流血牺牲岂不毫无价值？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它带来的直接后果至少有两个：
第一，它使中国的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中国封建社会本来有个头，那就是皇帝。他是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是反动统治秩序赖以保持稳定的重心。辛亥革命突然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反动统治就乱了套。这以后，从北洋军阀到南京政府，像走马灯似的一个接着一个登场，但始终不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统治秩序。辛亥革命在这里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无法抹杀的，它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
第二，它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获得一次大解放。皇帝在过去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如今都可以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打破？思想闸门一经打开，这股汹涌澎湃的思想解放潮流就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尽管辛亥革命后政治形势还十分险恶，但人们已开始大胆地寻求新的救中国的出路，不久便迎来了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袁世凯在清王朝崩溃之局已成的情况下，表示“矢忠”共和，并且当了“民国总统”，但他的目的却是为了借革命之手取清朝皇帝而代之。一旦他自以为站稳了脚跟，便立刻宣布取消共和，恢复君主专制制度，自己做起皇帝来。但历史不会倒转，袁世凯的称帝很快在全国人民反对下失败了。革命所带来的已经发生了的变化，任谁也无法再把它全部抹杀掉。
当然，辛亥革命取得的成功毕竟有限。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实在根深蒂固，并不是一两次冲击就能推倒的。辛亥革命没有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孙中山期盼的“共和”受到挫折，人民的悲惨境遇依然如故。1921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孙中山未竟的事业又向前迈进，领导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响亮地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才是真正的人民共和国。
由此可见，中国走向共和，走的是一条多么艰难曲折的道路！但同时又是一条多么值得中国人自豪的道路！
中国领土面积数字统计
传统认为我国领土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据1985年度量结果，我国领土总面积为1045万平方公里。陆地9440000平方公里。岛屿75400平方公里。滩涂12700平方公里。内海693000平方公里。领海228000平方公里。
1.华夏之中在何处。我国大陆的几何中心在兰州附近。若以兰州为圆心，以2500公里的半径画一个大圆，大陆领土基本上都在这个圆内。
2.我国大地坐标的中心在西安附近。在西安北10公里的泾阳县，有国家测绘局新建的中华大地的基准点，即中国大地原点。其主建筑为一宝塔形，地下室有一红玛瑙做成的圆形原点标点。上面镌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原点”隶体字。
大地原点系国家进行大地测量、用以推算地面各个控制测量点大地坐标的起始点。
3.历史上我国的中心是在河南省驻马店地区的汝南县。原来周公帮助周武王打下了江山，进行了土地测量，把全国分为九州，豫州在九州之中，又称中州。而豫州之中，则在汝南城北1.5公里处的一座大台处，人称天中台，又称天中山。
现仅存石碑两块，均刻有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手书“天中山”三个大字。
4.我国大陆主体的形成。“我国秦岭、大别山、苏北以北的华北地块和它以南的扬子地块原来是彼此独立的陆地，中间隔着海洋。这两块陆地最早在距今8亿年，最晚在距今6亿年发生碰撞，中国大陆主体从此形成”。这是在武汉结束的“中国及邻区构造古地理、生物古地理学术成果验收交流会”上，由地质专家们宣布的研究成果。
50年代前，中外地质学家就发现中国东部的北方和南方在地质构造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其间有一条重要的地质界限，大致从秦岭、大别山、苏北、南黄海到朝鲜中部，这就是地质学上著名的秦岭——汉城线。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一些学者指出，华北地块和扬子地块原是两个彼此独立的、相距甚远的大陆块体，由于它们相向运动，最后发生碰撞和对接。
建国初期的几大行政区
1.华北人民政府。解放战争后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建立的人民政权机关。1948年5月，中共中央迁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后，决定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华北人民政府，以适应整个解放战争形势的需要。经过酝酿选举，7月各解放区选出代表500余人。8月7日，在石家庄召开了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大会选举董必武、聂荣臻、薄一波、徐向前等27人组成政府委员会。委员会推举董必武为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为副主席。26日华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1950年1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命令撤销华北人民政府，9月5日决定设立中央人民政府华北事务部。
2.东北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东北地区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权机关。1949年8月21日至27日，东北人民代表会议在沈阳举行会议，选出高岗、李富春、林枫、高崇民等41人为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李延禄、司汉民等11人为候补委员；推选高岗为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李富春、林枫、高崇民为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宣告成立。1952年11月，改为东北行政委员会。
3.东北行政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52年11月至1954年6月在东北地区设置的一大行政机关。它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在东北地区领导和监督东北地区的地方政府，本身不再是一级地方政权。1953年1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任命高岗为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定撤消六大行政区行政委员会，东北行政委员会即被撤销。
4.西北行政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央人民政府在西北地区的代表机构。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4次会议决定，1950年1月19日在西安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5省人民政府的工作。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决定，将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不再作为一级政权，只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在各地区领导与监督地方政府机关，由政务院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免主要领导人员。1953年1月27日，该委员会正式成立，彭德怀任主席。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2次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同年11月8日，该委员会撤销。
5.西南行政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52年11月至1954年6月在西南地区设置的一大行政机关。它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在西南地区领导和监督西南地区的地方政府，本身不再是一级地方政权。1953年1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任命刘伯承为西南行政委员会主席。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定，撤销六大行政区行政委员会，西南行政委员会即被撤销。
6.中南行政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央人民政府在中南地区的代表机构。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4次会议决定，1950年2月5日在汉口成立中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6省人民政府的工作。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决定，将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不再作为一级政权。只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在各该地区进行领导与监督地方政府机关。主要领导人员由政务院提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免。1953年1月21日，中南行政委员会正式成立，林彪任主席。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2次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同年11月7日，该委员会撤销。
7.华东行政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央人民政府在华东地区的代表机构。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4次会议决定，1950年1月27日在上海成立华东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福建5省人民政府的工作。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决定，将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不再作为一级政权，只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在各该地区进行领导与监督地方政府机关，由政务院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主要领导人员。同年12月2日该委员会成立，饶漱石任主席。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2次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该委员会遂即撤销。
8.华北行政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52年11月至1954年6月，在华北地区设置的一大行政机关。它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在华北地区领导和监督华北地区的地方政府，本身不再是一级地方政权。1953年1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任命刘澜涛为华北行政委员会主席。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定撤销六大行政区行政委员会，华北行政委员会即被撤销。
第三章 神秘的中国地
上海的沿革与别称
上海是我国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也是闻名世界的大城市。可在远古时期这里却是一片汪洋大海。后由于泥沙沉积逐渐变成了沙滩，最后成了一块新生陆地。春秋时期，吴王曾在此建了一个馆舍，取名“华亭”。战国时，这里是楚国贵族黄歇的封地。三国时，东吴孙权在这里建起了水师基地，那时这里还是一个无名的小村落。到了唐朝，当时的吴郡（今苏州）太守赵居贞上奏，割昆山南境、嘉兴东境和海盐北境设置华亭县（即今上海松江区）。那个无名小村落也有了华亭海的名称。这应是上海最早的名称。到了宋朝，这里的经济得到发展，成了国内外贸易的集散地。南宋咸淳元年即公元1265年，开始在这里建镇。那时，吴淞江即今苏州河，南岸有两条支流，一条称上海浦，一条称下海浦。建镇的治所在上海浦附近，故取镇名为上海镇。这就是上海地名的来历。元朝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即1292年，设上海县。1927年改为上海特别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为中央直辖市。
1.上海的简称“沪”和“申”也是有来历的。先说“沪”。“沪”原是一种捕鱼工具，是用竹子编成的。当地人民将此工具插入江海中，潮来沉没，潮退露出。鱼随潮而来，退潮时便被沪拦住。古时称呈喇叭形向外扩张的水道为“渎”。而当时上海所在淞江口处正是喇叭形的海湾。所以，人们便将到处插有“沪”的、又被称作“渎”的淞江口一带称为“沪渎”，这一带正是上海所在地。所以，“沪”也成了上海的代称。
说起上海“申”的简称，它与战国时期受封于这里的楚国贵族黄歇有关。黄歇是战国著名的“四公子”之一，号春申君。他与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名。当时的黄浦江还是一条无名之河，河中由于泥沙淤积，河床过高，常常泛滥。黄歇带领百姓进行开浚，疏通了河道，筑起了堤坝，使这条河造福于百姓。人们为了怀念他，不仅为他建了庙宇，还将这条河改称为春申江，简称申江。后来，人们便以“申”代称上海。所以，上海“申”之简称，是对黄歇造福上海百姓的纪念。
2.以上上海的别称大家都熟悉，上海还有一个别称叫“海上”却鲜为人知。其实上海“海上”这个别称在清末、民国初期时还很流行。尤其是文人骚客，在他们的著作中、雅号中常常用到这个称号。如《申报》主笔蔡尔康就自号“海上蔡子”，另一位《申报》主笔黄式权则自号“海上梦畹生”。素有“上海通”之称的著名学者孙玉声的别号就叫“海上漱石生”。当时上海有一个由近百名著名画家组成的书画家团体，很有点名气，这个团体的名字就叫“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很显然，这里的“海上”就是上海。当时上海还有许多以“海上”命名的杂志和著作，如《海上画林》、《海上花列传》等。至今，上海还有一本杂志叫《海上文坛》。人们还称上海画派为“海上画派”。
关于上海“海上”这个别称，早在明代的《弘治县志》上就有记载：“上海县称上洋、海上。”至于上海为什么有“海上”这个别称，可能是因为上海这个地方本是一片汪洋大海，上海这个城市就是建在海上的故有此称。
3.上海县区名称的来历。上海市辖县区名称大都有一番来历，有的还有动人的传说和故事。（1）崇明县。上海的崇明县，五代时为崇明镇，元朝时升为崇明州，明初改州为县，一直沿用至今。崇明县之名源于崇明岛。而崇明岛曾被人称作“祟明岛”，这来源于一个传说。相传，东晋末年，孙恩农民起义失败后，起义军的几排竹筏飘浮到了靠近东海的长江口，在江边的泥沙中搁浅。这些竹筏拦住了滚滚长江带来的泥沙，逐渐形成了一个沙嘴。这片沙嘴尚没完全露出江面，随着江水海潮的涨落，时隐时现，给人一种神秘之感。人们说它既像怪物、又似神仙，既“鬼鬼祟祟”、又“明明显显”，于是便给它起了名字叫“祟明”。后来，这片沙嘴泥沙越积越多，变得又高又大，完全露出了水面，成了一个小岛，再也不受潮涨潮落的影响了。此时，当地的群众见此岛屹立在汹涌澎湃的江水海潮中，气势壮观，天水相际，已不再将其视为怪异，并产生了一种崇敬之情。于是人们便把“祟明”改称为“崇明”了。此名受到人们的喜爱，所以后来建镇、州、县时都使用了此名。（2）奉贤区。上海的奉贤区，其名是“崇奉贤人”之意。此名源于孔子的弟子子游。子游名言偃，吴（今常熟）人，是孔子七十二贤人之一。他是孔子七十二贤人中惟一的南方人，人称“南方夫子”。相传，他曾来奉贤讲过学，后人为纪念这位贤人，曾在城中城隍庙旁为他建了言子祠，后来建县时便用了“奉贤”之名。
金山区源名于海中大小金山，明朝以前，这里称小官镇。明朝时为防倭寇骚扰，开始在这里筑建卫城，因卫城与海中的大小金山相对，故取名“金山卫”。到了清朝雍正年间在这里设县时，便取用了“金山”之名，一直沿用至今。
宝山区，得名于一座人造山。唐朝时，在这里堆土筑成一山。这里人们认为，这是得神灵相助而起的山，对其十分崇敬，到了明朝，又在此山上修建了航海标志，对航海贸易起到了重要作用。人们认为这些好处都源于此山，故称其为“宝山”。清朝雍正年间在此设县，便用了“宝山”之名。
青浦区，古称青龙镇，因境内有青龙江而得名。三国时，因东吴孙权曾在这里的河流上大建青龙战舰，建立军事要塞，而使河流得名青龙江，后在此建镇时，便取名“青龙镇”，青龙镇到唐朝时，已建成一处重要贸易港口。有一幅画描绘了当时繁华的贸易情景。明朝在此置县时，取意于青龙镇，定名为“青浦”。此外，像松江区、南汇区、嘉定区等区的名称都有其来历。松江区是因境内有淞江而得名。南汇区因东临东海，地势如犁状突出海口，海水至此作一折旋，由南端汇入大海，故而得名“南汇”。嘉定区，则是用南宋宁宗皇帝年号命的名。（3）徐家汇与徐光启。徐家汇本是上海市区西南的一个地名，后发展成为市区名。这个名称源于我国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
徐光启，字子先，上海人。他博学多识，研究领域宽广，成就突出，尤其在天文、农学方面。他曾译著过许多西方有关天文、历法、数学、水利等方面的书籍，对人口概率也很有研究，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人口概率的科学家。他首次用人口概率提出“每三十年人口增长一倍”的规律，这一理论要比风行一时的马尔萨斯“每二十五年人口增长一倍”的规律早近二百年。徐光启的农学著作《农政全书》，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徐光启在朝廷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虽居高官，却两袖清风。1633年，徐光启病逝于北京，后归葬上海，其子孙都在其墓地周围聚居，并逐渐繁衍开来。因这里原是肇嘉浜、蒲汇塘、法华泾三水的汇合处，又是徐家聚居的地方，所以就取名叫“徐家汇”了。后来，这地方逐渐繁华起来，并以“徐家汇”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商业区。
4.“十六铺”“陆家浜”的由来。上海有许多地名很有趣，名字里都有故事。人们从地名的故事里，可知道它的来历、变化和发展。
上海有个地名叫“十六铺”，也是一个码头的名字。说起这个地名的来历，还要追溯到清朝光绪年间，那时的上海已经繁荣起来，黄浦江边经常停泊着许多商船。其中一段常常停靠着从宁波来的运送木炭的船只。当时，码头上没有旅馆，宁波客商只好在马路两边屋檐下的临时摊铺过夜。当地的一位居民看到这一情况后，认为在这里开一个简易的旅店，肯定受欢迎能赚钱。于是，他便在码头边搭了一间草房，里面排了两张床铺，供客商休息过夜，这一做法果然受到宁波客商的欢迎，他们争先恐后地来这里住宿过夜，其他人看到这位居民的生意兴隆，也先后在码头边搭屋铺床开客栈。不久，这里就发展到了16张床铺。
后来，上海的大流氓前来敲诈勒索结果没捞到多少油水。于是他便令手下的斧头帮前去闹事，闹得店主们无法营业只好关门停业，最后连房屋也拆了。但曾给人带来方便的“十六铺”却被人们记住了。只要一提这个地方，人们马上与“十六铺”联系起来。时间久了“十六铺“便成了这里的地名。
上海陆家浜路名字的来历也很有趣。它本是江苏昆山一个小集镇的名字。相传，当年南宋抗金将领韩世忠在黄天荡大败金兀术后，一路追击来到江苏昆山的陆家浜。人们听说抗金英雄来到了他们家里，无不扶老携幼出来欢迎。其中一个吹鼓手拿出看家本领，吹奏起欢快的曲子欢迎宋军将领。韩世忠听了他精彩的吹奏，不由地夸赞说：“陆家浜的吹鼓手吹得真好听！”从此，陆家浜的吹鼓手出了名，方圆百里之内凡有喜庆之事总要请他们去吹奏。
上海日渐繁华后，来陆家浜请吹鼓手的越来越多，而且都以能请到陆家浜的吹鼓手为荣。后来，陆家浜的一些吹鼓手认为这是一个赚钱的途径，便来到上海租房定居下来，专门从事吹奏工作。其他地方的一些吹鼓手看到在上海有钱可赚，便也冒充陆家浜的人前来上海，与陆家浜的吹鼓手混居在一条街上。从此，这条街道被叫做“陆家浜路”了。
北京八宝山都有哪八件宝
八宝山，位于石景山区东部，为西山山脉前平原上的孤立残丘。其得名于建筑材料“八宝”：指的是马牙石、白垩、青灰、红土、坩土、黄浆、板岩、砂岩八种黏土矿物。马牙石，又称方解石，主要成分为石英，也是人类最早认识和利用的矿物；白垩，俗称白土子或大白，白色，质软，是石灰岩的一种，分布很广；青灰，是一种含有杂质的石墨，青黑色，常用来粉刷外墙面或搪炉子，也可用作颜料；红土，是较好的天然地基和筑坝材料；坩土，也称耐火土，是火炉内膛的主要原材料，还可以制成耐火砖；黄浆是木器的涂料；板岩常用作制造房瓦及石砚的原料；砂岩是研磨、玻璃、建筑等工业的原材料。
八宝山的由来在当地还有一段有趣的传说：相传八宝山脚下的山洞里藏着八件宝贝：金牛、金马、金鸡、金碾子、金磨、金豆子、金簸箕和金笸箩。很早以前，这里住着一对姓李的老头和老太婆，他们没儿没女，只能靠种丝瓜过日子。有一年，他们在自家院子里种了一架丝瓜，可是奇怪的是无论怎么浇水、施肥，就是结不出瓜来，只有瓜秧越长越长，好容易才开了一朵花，结出的丝瓜却长得上粗下细，像一个倒挂的葫芦。一天老两口正在门口乘凉，看见从南边来了一位先生，到了他们家门前看见这个丝瓜忽然站住了。只见他一会儿朝山看看一会儿又朝瓜架上的丝瓜看看，用手指掐算了半天，就冲老两口走了过来。
这位先生走近了以后给老两口作揖施礼，提出要买架上这个唯一的丝瓜。老两口刚开始说不行，因为这个丝瓜是为明年留种用的。但先生却非要买下来，他告诉老两口自己买瓜是要配药给病人治病。老两口一听是为治病配药，就答应了，只是坚决不收钱。先生临走的时候告诉他们：“这瓜不熟的时候不能摘，等到熟了我自然会来的。”
其实这位先生不是用瓜来配药治病，而是来寻宝的。他掐算到山下埋藏着宝贝，但取宝需要开山的钥匙，当他看到这个丝瓜时，就明白了它正是那把开山的钥匙，于是和老两口撒了个谎，想要把它弄到手。
先生走后，老两口对丝瓜照看得格外用心，可是这一年秋天的时候天气反常，刚过了立秋就开始下霜，他们怕把丝瓜冻坏了，于是就提前摘了下来，放在一个木匣子里面，等待先生来了以后交给他。
九月初八这一天傍晚，先生果然来了，当他看到老两口提前摘了的丝瓜时，跺着脚说：“坏了，摘早了，这下不管用了。”只好叹着气把丝瓜拿走了，老两口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觉得非常奇怪，就跟着他来到山下，想看看他到底要干什么。
只见风水先生来到这山坡前，用瓜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圈，山坡上立即出现了一扇门，但只开了一道小小的缝隙。老两口一看，里面都是宝贝，有金牛、金马、金鸡，还有金笸箩、金簸箕，靠门还有一个金碾子在转，从碾子上掉下来的全是金豆子。只听风水先生自言自语道：“要不是摘早了，我就可以进去了！”他将手伸了进去，先拿了金簸箕，可是门缝儿太小，怎么也拿不出来，就在这时，金鸡叫了起来，风水先生说声：“不好！”连忙扔了金簸箕，抓了一把金豆子。正要往外拿，老头儿过去打了他胳膊一下，手一缩，金豆子全掉在洞里了，门也关上了。风水先生知道自己理亏，于是不声不响地走了。从此以后，人们都知道这座山下埋着八件宝贝，就把它叫做八宝山了。
其实，八宝山原名黑山，主要是由东西两座山峰构成的，最高处海拔103米，是西山山前岗阜。全山东西长约1.2公里，南北宽约0.6公里。八宝山历史名胜颇多，明代时有延寿寺、灵福寺、朝阳庵，西峰上建有娘娘庙，其中最著名的还是褒忠护国寺。褒忠护国寺又名黑山护国寺，是明代永乐年间为纪念名将刚炳所建，寺内有刚炳墓，现仅存墓碑和墓前石龟。日本侵华时期侵略者为纪念死难的日军于山上建忠灵塔，1946年改建为忠烈祠，纪念抗战中牺牲的国民党官兵，包括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等38位将领。建国后陆续于山上建八宝山革命公墓、八宝山第二公墓和北京西郊殡仪馆。
八宝山革命公墓，位于八宝山南麓，占地150亩，元代为灵福寺旧址，明代改称褒忠护国寺，1950年改建为革命公墓，1970年改称八宝山革命公墓。公墓分骨灰堂和墓区两部分，中央为骨灰堂，是1958年将原褒忠护国寺第一、二进大殿及配殿改建而成的，其中分为十一室，第一室安放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科学家的骨灰。公墓内遍植苍松翠柏，庄严肃穆，1984年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神秘的敦煌藏经洞之谜
20世纪初的敦煌莫高窟是一个冷冷清清的地方，虽然这里有信仰佛教的善男信女们开凿的佛祖像，但是每天也只有几个念经文的喇嘛在陪伴着他们的佛租。
奇怪的是，在这片昔口的佛教圣地，却经常有一个人出出进进，他不是念经的喇嘛，也不是信佛的俗弟子，而是一位道士，他的名字叫王圆录。这个信奉道教的王圆录看着日渐破败的佛教洞窟颇为心痛，雇人对这些洞窟进行了整修。1900年6月22日在清理第16窟时，奇迹发生了。一位被雇来的老农在清理洞内的浮沙时，感到很疲惫，就靠在洞窟的墙壁上点上烟想休息一下。点完烟后，他习惯性地把点烟的芨芨草随手插入身边的洞缝内，让他感到奇怪的是这次却与往常不同，这么长的一根草竟插不到底。他赶忙用拳头敲了几下墙壁，发出了“咚、咚、咚”的声音，这么大的回音，说明墙壁是空的，分明是窟中还有套间！这是他们在整修别的恫窟中从没见过的事，这个老农赶快把情况告诉了王道士，王道士也很诧异，料想其中必藏有宝物，不然人们不会开了这个套间后，再在外面画上壁画，伪装得像一般的石窟一样。王道士是一个贪心很重的人，他怕消息传出去后会招来更多的人抢宝，便轻描淡写地把这件事应付过去了。王道士耐着性子等到晚上，他悄悄地去打开了这道伪装的窟壁，找到了用泥封着的洞口。打开洞口，出现在他眼前的东西让他吃惊不已：这个“套间”里堆满了纸质的卷子、绢画，还有各种佛教的法器等。在王道士看来，这些都是古董，古董是可以卖大价钱的。于是，他拣了一些首尾完整的写经和一些绢画，送给了当地的官绅。在这些官绅的眼中，这些当然也是不可多得的古董。于是，敦煌有古物的消息不胫而走。
敦煌是中国汉唐时期中原与中亚、南亚以及西方交通的重要通道，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会合点。一批批的宗教信徒，一批批的宗教经典，随着商路的开通，纷纷云集在敦煌，那里曾是一个繁荣的宗教圣地。从宋代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发达，曾经十分辉煌的敦煌逐渐为人所忘却。王道士发现的这些所谓古董就是“敦煌文书”或“敦煌遗书”，其内容有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文献，有儒学经典，有官私文书，还有藏文、于阗文、突颗文、回鹘文、梵文、粟特文、希伯来文等现已成为“死文字”的多种文字写本，是5到11世纪敦煌繁荣的历史见证。
如此丰富的文书是何时披封上的？又是因何原因而被封的？这些问题从藏经洞被发现至今，一直是一个悬而未解的问题。有人认为洞中的文书是披敦煌各寺院集中在一起的废弃物，即所谓“废弃说”；还有人认为洞中的文书是因为避免战乱而有目的地藏起来的，即所谓“避难说”。
主张“废弃说”的代表人物是斯坦因，他是第一个来掠取这批宝物的外国人。斯坦因是匈牙利人，当时在英国所属的印度政府供职。他是一位考古学家，在藏经洞末发现之前，曾三次到中亚探险。当他得知敦煌发现古董时，于1907年来到了敦煌，几经周折，终于买通了王道士，当斯坦因进入藏经洞时，眼前的一切使他惊喜不已，那密密麻麻的手抄本几乎堆得有3米高，信手抽阅几本，更教他们叹为观止，因为这些古老的卷轴毫无残缺的迹象，完整如新，既不见破裂，甚至连一页也没有松脱。在沙漠边缘的断崖下，900多年来雨雪不侵，里面极为干燥，正是最好的藏书地方。这些卷轴堆中更有精美绝伦的绢帛，以及绘上各种佛像的华丽横幅，颜色鲜艳，就像刚刚画上去的一样。斯坦因从中挑选了许多好的写本、绢画等，拉了满满24箱写本和5箱艺术品，经过长途跋涉，于1909年运到了英国伦敦，入藏伦敦大英博物馆。他对这批写本和绢画进行研究，认为是当时敦煌各寺院中的废弃物，因为这些写本和绢画及佛教法器等，都是宗教用品，具有神圣性，是不可随意毁弃的，于是，宗教人士就把这些没多大用处的东西集中在一起，保存起来。同时，斯坦因根据所见到的写本和绢画上的所题写的时间最晚是11世纪初，因此断定这个藏经洞封闭于11世纪初。日本学者藤枝晃也主张“废弃说”，但他认为废弃的原因是随着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印刷的佛经取代了卷轴装的佛经；图书馆的重新布置导致了原来的卷轴佛典遭到废弃，时间是在1002年以后不久。
主张“避难说”的代表入是法国人伯希和，他是一位汉学家，不仅精通汉语，而且还精通中亚的几种文字，当时供职于设在越南的法国远东学院，负责为该院收集有关中国的书籍、艺术晶等。他也是20世纪初中亚探险的重要参与者。1906年在中亚探险时，伯希和无意中得知敦煌莫高窟有古代写本，并且也看到了一些散出的写经。他立刻意识到这些东西的重要价值，于是改变行程直奔莫高窟。1908年，他到莫高窟后，一面对桐窟进行探测、编号，一面与王道士进行交涉，终于获准进洞观看。当进入洞内时，他大吃一惊，虽然洞内的宝物已被斯坦因洗劫了一部分，但剩下的东西也足以让这位法国的汉学家大饱眼福，他决心把全部藏品翻看一遍，再挑选自己认为最宝贵的东西。因为伯希和是——佗汉学家，比较内行，所以他掠取的文物虽然数量上没有斯坦因多，但质量远远高出斯坦因所洗劫的文物。敦煌文书又一次遭到丁桩掠夺的命运。伯希和根据他所掠取的文书，认为这些文物是为了避免当时的战乱而被封起来的。唐代发生了“安史之乱”以后，驻扎在敦煌的军队被调入内地平定叛乱，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吐蕃乘机占领厂敦煌，这一时期史书上称为吐蕃占领时期。唐宣宗时，敦煌一带的人民起义，建立归义军，摆脱丁叶蕃的控制，史书上称为归义军时期。此后，敦煌又一度桩沙州的回鹘：与领。1036年党项攻占敦煌，虽然很快被沙州回鹘赶走，但在1068年还是桩党项建立的西夏占领了。藏经洞中的蔽品中没有两旦文书，而且藏品的堆放也没有一定的顺序和分类，所以伯希和认为在第一次党项攻打敦煌时，为避免兵灾，当时僧人匆忙将这些东西堆入洞中，封厂起来。
中国有的学者也主张·避难说”，但他们认为经卷的收藏是受到了黑韩王朝的威胁。宋绍圣年问（1094——1097），黑韩王朝向北宋提出攻打西夏的请求，得到了北宋王朝的回应。但黑韩王朝信奉伊斯兰教，与当地所信仰的佛教格格不入，于是当地僧人得知此消息后，为了防止异教徒对佛教的毁灭，主动采取了保护措施，将经典汇集一处藏入洞中，并在外面画上壁画，进行了精心的伪装。
藏经洞被打开之时，正是腐败的清王朝走向了它的末日，从政府到地方官员根本没有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来保护这些国宝。更为可悲的是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者王道士又是一个贪图钱财，缺乏民族责任感的人，这就使藏经洞的命运更是悲上加悲。
敦煌藏经洞中共出上文物5万余件。目前，国内所藏藏经洞的文书仅有9100多件，大量的珍贵文物却身在异乡，我们期盼着它们的归来。
西藏达赖和班禅封号的由来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在公元前，居住在这里的藏族先民就与生活在中原的汉族有着联系。经过漫长的岁月，西藏高原上分散的众多部落逐渐统一，成为现在的藏族。
公元七世纪初，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唐朝（618——907年）建立起强大的统一政权，结束了中原地区300多年的混乱分裂局面。与此同时，藏族的民族英雄松赞干布兼并十余个部落和部族，在西藏高原实现统一，正式建立了吐蕃王朝，定都逻娑（今拉萨）。松赞干布在位期间，锐意修好唐廷，吸取唐朝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政治文化成果。他曾两次派遣大臣赴唐廷求婚，于公元641年迎娶了唐太宗的宗女文成公主。松赞干布还从唐朝引入造酒、碾磨、纸墨等生产技术，遣贵族子弟到长安（今西安）学习诗书，聘汉族文人入蕃代典表疏，与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保持了极为友好的关系。唐高宗封松赞干布为“附马都尉”、“西海郡王”，后又晋封为“宾王”。松赞干布奠定了吐蕃与唐朝200余年频繁往来的“甥舅亲谊”。
公元710年，唐金城公主携带绣花锦缎数万匹，工技书箱多种和一应使用器物入蕃，嫁吐蕃王赤德祖赞。金城公主入蕃后曾资助于田（今新疆境内）等地佛教僧人入蕃建寺译经，并向唐朝求得《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典籍。公元821年，吐蕃王赤热巴巾三次派员到长安请求会盟。唐穆宗命宰相等官员与吐蕃会盟官员在长安西郊举行了隆重的会盟仪式。次年，唐朝派刘元鼎等人到吐蕃寻盟，与吐蕃僧相钵阐布和大相尚绮心儿等人结盟于拉萨东郊。此次会盟时在唐长庆元年（822年）和二年（823年），史称“长庆会盟”。会盟双方重申了历史上“和同为一家”的甥舅亲谊，商议今后“社稷如一”。记载这次会盟内容的石刻“唐蕃会盟碑”共有三块，其中一块立于拉萨大昭寺前。
公元842年，吐蕃王朝因王室内讧和部族之间、将领之间的混战而分裂瓦解，出现众多互不统属的地方势力。它们各占一方，互相征伐，战争连绵持续了400余年。13世纪初，蒙古族领袖成吉思汗在中国北部建立蒙古汗国。1247年，萨迦派高僧班智达·贡嘎坚赞同蒙古汗国皇子阔端在凉州（今甘肃武威）议定了西藏诸部归顺蒙古汗国和接受所规定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内容；萨迦地方政权建立。1271年，蒙古汗政权定国号为元，并于1279年统一全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西藏成为中国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个行政区域。1260年，元朝皇帝忽必烈（1215——1294年）即蒙古汗王位后，封贡嘎坚赞的侄子、萨迦派法王八思巴为国师。1264年，忽必烈设释教总制院，命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领院事。在总制院（后改宣政院）下，设有“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负责处理和管辖现今西藏大部分地区的军政事务。宣慰使司下面辖有管理民政的万户府、千户所。1265年，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帝师，并通过八思巴举荐，任命了总管西藏事务的行政长官和13个万户府的万户长。1268年、1287年和1334年，元朝中央曾三次派官员在西藏清查户口，还在西藏地区设立了15个驿站，联成通往大都（今北京）的交通线，推行并确立了西藏地方的“乌拉”（意为徭役、差役）制度。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自13世纪中叶西藏地区正式归入元朝版图后，中国虽然经历了几代王朝的兴替，多次更换中央政权，但西藏一直处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14世纪中叶，萨迦地方政权逐渐衰落。
1354年，以降曲坚赞为首的帕竹噶举派成为西藏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帕竹地方政权。在西藏帕竹时期，元中央政府承认了这一事实，封降曲坚赞为大司徒。1368年明朝建立后，采取了普遍封赐的政策，对具有政治实力的地方诸教派首领均赐加以“王”、“法王”、“灌顶国师”等名号；王位的继承必须经皇帝批准，遣使册封。这时，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两大活佛系统所属的格鲁派兴起，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向明廷入贡，获得明朝中央封赐的“朵儿只唱”名号。明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治理，沿袭了元朝的办法，先后设置乌思藏、朵甘两个“卫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分别管理前后藏、昌都和阿里地区的军政事务。其间，帕竹地方政权在西藏部分地区建立了宗本制度，所任各宗的行政首脑，明朝皆授以官职，使其既为宗本（相当于县长）又为中央命官。
1644年清朝取代明朝，对西藏的治理更加严密，使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主权管辖的施政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清顺治皇帝数次邀请五世达赖进京，1652年，五世达赖进京觐见。1653年，顺治皇帝颁赐金册、金印，敕封五世达赖，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的封号。1713年，康熙皇帝册封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正式确定了班禅喇嘛的名号。自此，达赖喇嘛在拉萨统治西藏的大部分地区，班禅额尔德尼在日喀则统治西藏的另一部分地区。
1727年，清朝设立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西藏地方行政；西藏与四川、云南、青海的区界，就是于此时派员正式勘定的。1721年，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建立噶伦制度；1750年，再次调整管理西藏的行政体制，废除郡王制度，建立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厦”），规定了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同掌握西藏事务的体制。1793年，清朝政府就驻藏大臣的职权、达赖与班禅及其他大活佛转世、边界军事防务、对外交涉、财政税收、货币铸造与管理，以及寺院的供养和管理等，颁布了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共29条。此后100余年，29条章程确定的基本原则一直是西藏地方行政体制和法规的规范。
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建立了合汉、满、蒙、回、藏等民族为一体的共和国——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一如元、明、清三朝，实行对西藏地方的治理。1912年中央政府设蒙藏事务局（1914年改称蒙藏院），主管西藏地方事务，并任命了中央驻藏办事长官。南京国民政府于1927年成立，1929年设立蒙藏委员会，主管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行政事宜。1940年，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常设机构。西藏地方政府多次选派官员参加国民代表大会。中华民国期间，外患不已，内乱频仍，中央政府孱弱，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继续接受中央政府册封，获得在西藏地方的政治、宗教上的合法地位。现在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拉木登珠的任职，就是经由国民政府主席颁令批准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决定采取和平解放的方针。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十七条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一方面，中央政府要求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巩固国防，坚决驱逐帝国主义势力；西藏地区一切涉外事务由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藏军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另一方面，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现行制度及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尊重西藏人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保护，西藏的社会改革，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解决，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等。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分别致电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决心维护祖国主权的统一；西藏各阶层僧俗人士和各地藏族领袖也表示坚决支持。从此，西藏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1954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联袂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达赖喇嘛就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1959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多数噶伦和上层反动集团全面发动了旨在分裂祖国、维护封建农奴制、反对民主改革的武装叛乱。中央人民政府命令驻西藏的人民解放军坚决平息了叛乱。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于同年3月28日发布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与此同时，中央人民政府顺应西藏人民的意愿，在西藏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百万农奴和奴隶翻身解放，不再被作为农奴主的个人财产加以买卖、转让、交换、抵债，不再被农奴主强迫劳动，从此获得了人身自由，成为新社会的主人。又经过几年的稳定发展，1965年9月正式成立了西藏自治区。
达赖和班禅是西藏黄教领袖宗喀巴的两大传承弟子，后来形成两个不同的传承系统。
达赖喇嘛的称号始于1578年，确定于第三世达赖索南嘉措时期。当时他到青海地区传教，说服了土默特部的首领俺答汗皈依佛门，他们在政治上彼此推祟并互赠尊号。俺答汗赠给索南嘉措的尊号：“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圣”在佛教中表示超出凡间；“识一切”是普遍通晓之意，认为是显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的人；“瓦齐尔达喇”为梵文，意为执金刚，是在密宗方面有最高成就的人的称号；“达赖”是蒙语“大海”；“喇嘛”是藏语“大师”。合起来说，就是在显宗和密宗两方面都修到最高成就的，超凡入圣而学问渊博犹如大海一样的上师。这个尊号仅是蒙藏代表人物私人之间的互赠，尚不具有政治及法律意义。当时，俺答汗已受明朝册封为顺义王。索南嘉措托俺答汗代他向明朝皇帝请求册封；他本人也向明朝宰相张居正致函，要求朝廷给他赐封。不久，明朝万历皇帝降旨，赐给他的封文中就有“达赖”的字样。1587年明朝政府正式承认这一称号，并派使节加以敕封。索南嘉措得此称号之始，为三世达赖喇嘛。前两世为后人追认。由此往前追溯，宗喀巴的弟子根敦珠巴为一世，根敦嘉措为二世。
1653年（清顺治十年），五世达赖应清帝之邀来到北京。顺治皇帝沿用了俺答汗对三世达赖的尊号，正式册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授予金册和金印（金印刻有汉、满、藏三种文字）。从此，“达赖喇嘛”封号开始具有政治意义和法律效力。
1751年，清朝为了更好地治理西藏，又令七世达赖喇嘛掌管地方政权，开始政教合一。1959年流亡在印度的是第十四世达赖。
班禅的称号始于1645年，当时控制西藏实权的蒙古首领固始汗封称宗喀巴的四传弟子罗桑确吉坚赞为“班禅博克多”。“班”是梵文“班智达”，汉语意为“学者”；“禅”是藏语“钦波”，汉语意为“大”，合起来是“大学者”的意思。“博克多”则是蒙语，指有智有勇的英雄人物。固始汗令罗桑确吉坚赞主持扎什伦布寺，并划分后藏部分地区归他管辖，称为四世班禅（前三世为后人追认）。宗喀巴的弟子克珠杰被追认为第一世班禅。1713年，清朝的康熙皇帝正式册封第五世班禅罗桑意希为“班禅额尔德尼”（满语意为“珍宝”）并赐金册金印，称为班禅五世。从此，确立了班禅在格鲁派中的地位。
达赖和班禅两个喇嘛系统均采用独特的活佛转世制度。达赖系统转世制始于三世达赖。班禅系统转世制始于四世班禅。除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外，一些大的寺院也实行活佛转世制度。藏传佛教认为活佛是永恒的，通过连续不断的“转世”来到世间生活。因此一位活佛圆寂时，就要根据种种“征兆”和“启示”，来确定活佛转世的方向和地点，然后再派人沿着一定方向寻找被认为是活佛化身的“转世灵童”。有时找来的“灵童”不止一个，会出现纠纷和争执，因此清乾隆皇帝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特颁发两个金瓶，一置北京雍和宫，一置拉萨大昭寺。凡在理藩院注册的藏传佛教蒙、藏大活佛，如章嘉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达赖、班禅等转世时，均须将寻得的若干“灵童”的名字写在象牙签上，置于金瓶中，由理藩院尚书在雍和宫或由驻藏大臣在大昭寺监督掣签来确定“灵童”，然后经过“坐床”仪式，便正式成为“转世活佛”。
藏传佛教格鲁派有两大活佛转世系统，一个是达赖喇嘛，另一个为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系统虽然不同，但达赖和班禅的宗教政治地位是平等的。达赖与班禅个人之间互为师徒，关系颇为密切。班禅方面：一世班禅为一世达赖之师；四世班禅为四世、五世达赖之师；五世班禅为六世、七世达赖之师；六世班禅为八世达赖之师；七世班禅为九世、十世、十一世达赖之师；八世班禅为十三世达赖之师。达赖方面：五世达赖为五世班禅之师；七世达赖为六世班禅之师；八世达赖为七世班禅之师；十三世达赖为九世班禅之师。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圆寂。1938年冬，在青海寻访到“灵童”，被认为是达赖转世的化身。1939年3月，国民党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1940年2月22日，十四世达赖在布达拉宫举行了继承职位的仪式“坐床典礼”。据说，寻觅灵童，主要遵照以下三点精神：
①十三世达赖圆寂时，面向东，暗示将转生东方；
②乃穹（护法神）降神说达赖将转生东北汉人地方；
3、热振（大活佛之一，地位仅次于达赖、班禅）观海，海内现一农家，位马路将尽处，门前巨柳一株，旁系白马，有妇人抱小儿立树下。热振将海中所现情景，请画师详细绘出，并派格桑活佛及古桑子二人，按图向东北方向寻访，费时二年之久。果然在青海寻获灵童家庭，当时的情景与热振观海所见的完全相同。于是，古桑子伪装阔商，格桑活佛扮作仆从，共至灵童家借宿。灵童对阔客竞不理采，而对“仆从”格桑活佛却表示好感，与他亲近，抚其面捋其须，并将其项间所挂念珠一串摘下说：“这是我的东西，现应归还我！”格桑活佛是十三世达赖亲近侍从，念珠确为达赖所赐。接着格桑等复出茶杯十多只，其中新旧参差，色泽亦不一致，让灵童自选，灵童不取其中最大最美的，而择一淡黄色旧杯，也是十三世达赖旧物。如此反复试验，无不应验，于是确认其为达赖化身。
1939年7月，灵童自西乡启程，10月初抵藏。抵拉萨后，西藏僧俗欢喜若狂，入城之日，远道来此赡礼者，逾数万人。后抵罗布林卡，受西藏官民公开朝拜。参拜时，或献五供，或献布帛，或献金钱，均由专司喇嘛接收。灵童高坐上位。总堪布旁立侍应。拜者献物后，即趋至灵童座前，以头就供桌，灵童或摩之以手，或举拂尘略拭其发，或竟置之不理；受摩顶者庆幸可以超脱苦海；被忽略者，惟自恨轮回未尽。参拜后，藏民退出，藏官则围坐殿内，由喇嘛二人，各以巨壶盛酥油茶，以巨罐盛米饭，分给在座者。藏官均于怀中取出木碗，接茶少许，尽力饮之；饭则用于抓食。据说此为佛赐，食之可以长生。
1940年2月22日，吴忠信委员长主持灵童坐床典礼。灵童升座后，热振起立向他行三叩首礼，司伦及三噶伦亦继热振起立，向灵童叩首。经过诵经等程序后，给灵童戴上一尖顶黄缎僧帽，表示加冕之意。从此以后，灵童便可正式称达赖。
小达赖渐渐长大，在专职经师的教育下学经习礼。学经的生涯是辛苦的，他每日的功课是研究显、密两宗教义，搞清各世活佛及佛教的历史，背诵经文。达赖转世的认定，一般要经过以下程序：
1.观察达赖圆寂时面向，了解有什么遗言或暗示。
2.请在世的班禅问卜，判断转世方向。
3.召集摄政和僧俗要员，让专职降神的乃均、曲均降神，指明转世方向。
4.请山南桑耶寺的降神喇嘛曲将降神，指明转世方向。
5.派大德高僧到拉萨东部的曲科甲圣湖观察转世地方的地貌特征显影。先向湖中抛撒哈达、宝瓶药物等，然后择地诵经祈祷，静观湖面显现幻影，最后描绘出转世地的环境和特征。
6.摄政将卜征和湖上显征绘成图，派出许多大德高僧分几路前往确定的方位分头寻找。
7.在卜算方位发现与卜征和达赖圆寂大致同时出生的男孩后，先观察其长相与动作，然后将达赖生前用过的物品与其它杂物混摆在小孩面前任其抓拿，并进行智力测试，看其有无"灵异"现象。
8.如小孩表现“灵异”，又抓拿达赖用过的物品，选灵童的人便嘱咐其家人要认真照看小孩，不让外人接触。同时回去向摄政等汇报。
9.摄政择吉日邀请三大寺活佛和僧俗官员一起，再请乃均、曲均降神，如无误，则报告驻藏大臣，征求中央王朝的意见，并准备迎接。
10.由侍候达赖的“三大堪布”和官员、军队组成庞大的迎接队伍，前往接请“灵童”，连其家人一同接到拉萨。
11.如果只选到一名“灵童”，就直接请驻藏大臣报请中央，请予免去“掣签”而直接册封。如果有多名“灵童”，那就要召集摄政和大活佛、高僧及官员到大昭寺，由驻藏大臣亲自主持“金瓶掣签”活动，将写有各“灵童”姓名的签放入瓶内摇后当众掣出，定夺达赖转世。定为转世者，其家人被封为贵族。落选者也有较好的安排。
12.被确定的“灵童”直接送至公塘寺或哲蚌寺学习经典。
13.由班禅亲自为达赖转世者剃发受戒取法名，并亲自教育转世灵童一段时间。
14.在中央王朝册封令下达后，择定吉期，由摄政、驻藏大臣和各寺高僧、官员陪同前往大昭寺，先向殿中的“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牌位献哈达，再进内朝拜释迦牟尼佛像。
15.向布达拉宫进发，在日光殿举行“坐床典礼”。仪式后，新的达赖正式确定，开始使用达赖的金印、权力。
十大呼图克图，是格鲁派内有“国王化身”之称的大活佛，地位仅次干达赖、班禅，在达赖年幼时，有资格出任摄政王等高官。
北京古代红灯区八大胡同
北京的胡同多如牛毛，独独八大胡同闻名中外。因为当年，这里曾是烟叶花柳巷的代名词。“八大胡同”在西珠市口大街以北、铁树斜街以南，由西往东依次为：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其实，老北京人所说的“八大胡同”，并不专指这八条街巷，而是泛指前门外大栅栏一带，因为在这八条街巷之外的胡同里，还分布着近百家大小妓院。只不过当年，这八条胡同的妓院多是一等二等，妓女的“档次”也比较高，所以才如此知名。
老北京城的妓院分若干等级。最早的妓院分布在内城，多是官妓。现东四南大街路东有几条胡同，曾是明朝官妓的所在地，如演乐胡同，是官妓乐队演习奏乐之所。内务部街在明清时叫勾栏胡同，是由妓女和艺人扶着栏杆卖唱演绎而来的。以后“勾栏”成为妓院的别称。明清时期，当官的和有钱的饮宴时要妓女陪酒、奏乐、演唱，叫做“叫条子”，在妓女一方，则叫“出条子”。
一、百顺胡同。到了清末民初，妓院主要集中在前门外大街，一是因为这里离内城较近，官员们出城享乐比较方便；二是这里有火车站，南来北往的旅客多；三是前门外大街是京城著名的商业街，相当繁华；四是这一带是戏园子、茶馆、酒楼的集中地，吃喝玩乐，可自成一体。
据30年代末的一份统计资料，当时“八大胡同”入册登记准予营业的妓院达117家，妓女有750多人，这只是正式“挂牌”的，还不算“野妓”和“暗娼”。
老北京的妓女分为“南班”与“北班”两种，一般来说，“南班”的妓女主要是江南一带的女子，档次高一些，不但有色，而且有才。这样的妓女陪的多是达官显贵，如京城名妓赛金花、小凤仙等。“北班”的妓女以黄河以北地区的女子为主，相貌好，但文化素养差一些。“八大胡同”的妓女以“南班”居多，故多为一、二等妓院。而其它地区的妓院大多数是“北班”。当时在京城做官和经商的人多是南方人，因此“八大胡同”成为这些达官贵人经常出入的地界。
二、西壁营胡同。流传的八大胡同的说法里一种有这个胡同，那时候叫皮条营。而另一种说法里这条胡同并不算在“八大胡同”的范围内，代替它的是东北方向的“朱家胡同”。“八大胡同”的档次也不尽相同，百顺胡同、陕西巷、胭脂胡同、韩家潭多为一等。一等妓院，也叫“清吟小班”，顾名思义，“清吟”以饮茶、谈棋说戏为主，并非只有皮肉生意。出入“清吟小班”的嫖客多为有权势的人，当然也有文人墨客。
石头胡同的妓院多为二等，二等妓院也叫“茶室”。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以三等妓院居多。一、二等妓院的名字以“院”、“馆”、“阁”为主，三、四等妓院多以“室”、“班”、“楼”、“店”、“下处”命名。
走进现在的“八大胡同”，从一些老屋老楼的建筑，你仍能体会到当年的风貌。百顺胡同最初曾设有太平会馆、晋太会馆。会馆后来改为民居，据说李文藻进京朝见乾隆皇帝时，曾在这条胡同住过。如今这条胡同的老房保存得相对完好，当年从胡同西口依次排列的妓院有潇湘馆、美锦院、新凤院、凤鸣院、鑫雅阁、莳花馆、兰香班、松竹馆、泉香班、群芳院、美凤院等。
三、韩家胡同。韩家潭，现今叫韩家胡同，据史料记载，康熙年间，著名戏剧家李渔（字笠翁）曾在此居住。“四大徽班”进京后，三庆班曾设在韩家潭，老北京的梨园公会就设在36号院。这条胡同多为“南班”妓院，有名的有环采阁、金美楼、满春院、金凤楼、燕春楼、美仙院、庆元春等20多家。
陕西巷当年的一等妓院有16家，其中清末名妓赛金花入主的怡香院最有名，现在这所妓院的房屋建筑和布局保存较好。“四大徽班”之一的四喜班曾设在这条胡同里。
四、胭脂胡同。过去叫胭脂巷，北连百顺胡同、南通珠市口西大街。胭脂胡同的一等妓院有10多家，其中莳花馆是一家三进带跨院的大四合院，几乎占了半条胡同。据李金龙先生考证，明朝时这个大院叫苏家大院，有名的妓女苏三（玉堂春）曾在此居住。其正门几经变故现在已是百顺胡同居委会。
五、陕西胡同。石头胡同，南口在西珠市口大街，北口在铁树斜街，清末曾设有望江会馆和龙岩会馆，是二等妓院的聚集区。这条胡同比较长，有24家二等妓院，有名的有茶华楼、三福班、四海班、贵喜院、桂音班、云良阁、金美客栈等。如今，几乎都成了民居。
六、王广福斜街。现在叫棕树斜街，东连大、小李纱帽胡同，西接石头胡同，这条胡同的房屋较为破旧。从前，这里集中了三等妓院，有名的有久香茶室、聚千院、贵香院、双金下处、全乐下处、月来店下处等。李纱帽胡同，原来分为大李纱帽、小李纱帽两条胡同，现在已改为大力胡同和小力胡同。小李纱帽是“八大胡同”之一。这条胡同不大，总共有21个门牌号，但是在老北京，妓院就占了近20个院子。这里的妓院主要是三等，有名的有双凤楼、鑫美楼、永全院、天顺楼、泉生楼、连升店下处等。因这条胡同离一些戏园子和饭庄较近，所以也有几所二等妓院。
七、朱家胡同。朱家胡同，在早曾分为留守卫胡同和羊毛胡同，这条胡同有三等妓院20多家，有名的有怡春楼、陆生院、洪顺下处等。与朱家胡同相连的清风巷、清风夹道、朱茅胡同、燕家胡同、西羊茅胡同等，在老北京也是三等、四等妓院和土窑子的聚集地，不过没有“八大胡同”名气大。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昔日红粉飘香的烟花柳巷早已成为历史遗迹，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八大胡同”老房太多，改造起来很困难，所以京城危房改造还没有涉足这里，所以在满街大兴土木的时候，它才能得以保留。
八、怡香院内景。斑斑点点的角落仍在老老实实泄露它的秘密，在这个晴朗的秋末的上午，阳光穿过那几百年仍挥之不去的烟尘，照亮了这些老房子。老屋不语，知道道不尽的，是沧桑。
而如今，八大胡同已经成为北京市的一个重要景点，吸引了众多中外游客前来参观，青楼的历史是一段深刻的历史，但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老北京的过去。
第四章 浅谈中国历史
特殊的华人自治区
——缅甸掸邦果敢地区揭秘2汉朝时期（前206—220）的文献，有如下记载：“那些边地蛮人部落，凭着自然的天险，维持本部落的自治以及自己的文化习俗。朝廷不想用兵和加重人民的负担，就让他们当地人管理当地人”。
中国这种土司制度，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前453—前221），特别是在汉朝后期。这在中国的经典文学作品或戏剧作品中，也有充分的体现。比如三国蜀汉时期，刘备的丞相诸葛亮，被认为是一个最聪明、最能干的战略家，他把中国的影响扩展到南方乃至更远的地方。他所推行的“以夷治夷”的边疆民族政策，在当时，被认为是开明的、进步的。它也反映了汉朝采取这种战略的原因：（一）以武装驻军占领一个地方，军队势必会遇到粮食等军需补给的困难；（二）在占领区，当地人对自己的父兄在战争中死难，始终记忆犹新，驻军势必加深这种记忆和仇视，乃至发生针对驻军的暴乱或起义；（三）在当地驻军，往往引起当地人民的不信任，他们认为，只要还有驻军，就仍然存在重新杀戮、被破坏的危险。这个中国将军在穿越果敢北部班永苏家寨一带时，修筑了一座炮楼。其楼址位于中国与英属缅甸第72棵界桩北侧（注：今为中缅界桩103号）。这位中国将军还在果敢北部慕泰附近的Kye河边扎过营盘（注：应为大坪子河以东诸葛营）。并跨过瓦窑山脚的“MANShu”河。这些诸葛亮的脚印，被果敢人认为是神圣的历史遗址。在明朝统治时代（1368—1644），土司领主制日趋完善，继续被沿袭着。土司的职官，被分为3类：一是地方行政；二是地方武官，三是副职。“土”的意思是：当地出生、土生土长或非汉人；“司”是官员、官僚或行政人员。从实际出发，在那些地理上封闭、交通通讯困难，以及中央行政难以达到的地方，使土司制度长时期得以延续。当时朝廷官员有个结论：“这是一个蕴育政治分离、文化背景狭隘的地方主义者的地方。他们的存亡，往往取决于他们的领导人的强弱与否”。
所以，利用夷人管理自己，比派汉人官员去更为恰当。19世纪英国在缅甸的出现，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威胁。因此，在边境一线的地区，成了防止英帝国主义的缓冲地带。在前线的土司，被受封或给予世袭权利，来换取他们对中国朝廷的信任，也是不用武力而维护中国领土的一种做法，这可以从中国允许边地土司制度长期保留中得到证实。
缅甸王朝时期，朝廷主要关注掸邦南部，对于边远地区，也是采取土司羁縻政策。当1886年英国人取代缅甸皇帝时，他们发现果敢、木邦……，都向阿瓦进贡。从以上事实表明，果敢人的独立自主意识，并不奇怪，它是经过几个世纪的长期历史蕴育而产生的。果敢的文化主要是保留着中国文化，但也从邻近其他民族中吸收了一些有益成份。
果敢粗犷的山区，险恶的环境，与克钦、尼泊尔、西藏等地区相近似。果敢人多数是农民，看来比较质朴。相比之下，他们的邻居们，比如云南生意人，就更为世故，更为奸诈和狡猾。他们对那种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政府制度，感到困惑和不自在。他们的坦率和勤劳，在詹姆斯·乔治·施戈特关于果敢利用水资源的情况描述中说：“萨尔温山脉布满小河流……这些地方会被别人看成是没有希望的陡坡，但这些山坡仍然被开成了梯田，从远处看，宛若一个倾斜的戏台。一台与一台的距离，差不多是6英尺。这个地方的田丘，宽不过6英尺。这些田都是用小沟引水来灌溉。这需要很多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只能在某些节令完成……。”
除了汉人以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比如掸族、傈僳族、苗族、克钦族、崩龙族、佤族。
掸族，也叫傣族，占总人口4%。他们分为汉摆夷、水摆夷两种。有自己的文字。喜欢居住在气候炎热的河谷平原。信奉小乘佛教，在佛寺拜佛。阳历4月过泼水节，庆祝佛历新年。阳历10月，庆祝佛祖诞生及过点灯节。
住在滚弄一带的，多是水摆夷。住在东北部山区的，多半为汉摆夷。女人上穿白色或蓝色衣裳，下着长裙，一般用5种颜色线织成，另用一根腰带将其缠住。她们的头发编成辫子，盘在头上，再插一朵花。已婚者，将牙齿漆黑，表示已婚。男女皆戴耳环。男人穿宽松的上衣和象布袋一样的裤子。男人纹身相当流行。然而，当他们接触现代文明之后，废除了一些如纹身、漆齿等习俗。
果敢的掸族与汉人相处友好，事实上也没有这两种民族斗争的纪录。汉族也吸收了许多掸族的语言词汇，比如桔子、蕃木瓜，以及当地蔬菜等。许多地名，仍保留着掸族的译音。还用掸族地方官员称呼，比如“经猛”、“捧猛”。在信仰方面，果敢接受掸族所崇拜的山林神（即穑），而且将其视为庄严的仪式，每年都由土司带领拜祭。
这两种民族，由于经常在一起，他们之间一些人可以相互使用对方语言交流。杨氏统治家族与掸族之间保持着良好的传统关系。土司杨国正会讲摆夷话，与邻近地区掸族土司是歃血结拜兄弟，他被称为“孔六官”，掸语孔意为官；“六”，杨国正排行第六；是掸语，汉语混合使用的名词。他的侄孙杨文炳，继承这种传统，将其子拜寄给掸族首领，并寄养在掸族首领家。在1960年，果敢反对奈温政权的革命中，一部分最忠实、最值得信任的还是从滚弄来的掸族人士。
苗族，喜欢住在高寒山区。据说其方言有70种。分为原著苗族和中国苗族。妇女上身穿五颜六色衣裳，下身着各种线织成的褶皱裙，头上戴包头。有4种主要风俗：一、赶簸。多在新年举行，一般相聚在山下平地举行，每人都要穿最好的衣服，进行游戏、比赛和音乐节目。男人吹芦笙，女人起舞。年长者，多玩赌钱，或看斗鸡。年轻人，则唱山歌，或谈情说爱。因此，也是年轻人找对象的好机会。他们的财富，一般以“牛”为计算单位，比如结婚时送彩礼讲的是“几头牛”。二、搓迷。是青年相聚唱歌，表达感情的方式。夏天，会在山头或河边。若在山头举行，会拉起帐篷；若在河边，则会盖起伙房。冬天，一般在未结婚女孩家里举行。若外寨年轻人被邀请参加，本村未婚女子都要出席，若拒绝出席，则被视为不礼貌。聚会时，互相之间的沟通，一律通过歌声来表达。这种欢聚，直到半夜之后才终止。三、赶山或打猎。当某人发现野兽踪迹之后他会通知全寨的人，组织起来去打猎。其中一部份猎手分头到野兽喜欢出没的出口狩猎，多数村民会带上猎狗，并大声吼叫、驱赶野兽。当野兽出现时，狩猎者必须一枪命中野兽而致其死命，若一枪打不死，就不得再开第二枪，只能徒手与野兽博斗，直至把野兽制死。猎物分配是，打死野兽的猎手享受一个腿子，其他部分大家平均分配。苗族猎手，都是非常精敏的射手，一般都很少失误。
另外，有个串亲戚节。多数是过年时，一寨与另一寨串。大家穿上最好的衣服，吹着芦笙而去，主人寨中的头人，会带着群众，来到村口迎接，有时会杀一头猪来招待来宾。大家相聚，互相交谈，疏通感情，第二年，主客位置对换，方式无改。
克钦族，住在果敢西北方怒江西岸的勐汞。女人短发，黑外衣，着黑裙，扎黑裤带。裙子绣有浅色图案。节日会戴各种珠宝白银手饰和头饰。男子穿黑兰色宽上衣，像掸族一样穿宽大裤子。克钦族的文字，使用罗马字母。属蒙古人种南亚类型，与中国景颇族同源。平坝区居民多信基督教和天主教，少数信佛教，山区居民多信鬼神。克钦人的祖先约在7世纪由青藏高原南下，沿恩梅开江和迈立开江迁入缅甸境内。社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基层政权为山官、头人所掌握。克钦人主要从事农业，种植水稻、旱谷、玉米和大麦，以养猪、养牛和捕鱼、打猎为副业。行一夫一妻制，仍保留幼子继承家业的父系家族制度。人死后实行土葬。
崩龙，也叫布朗族，喜欢住在温暖气候的林区附近。几乎全民信佛教，风俗习惯与掸族相似。崩龙族民间传统节日大都与佛教活动有关。如：泼水节、关门节、开门节、烧白柴等节日，都要敬佛。开门节时有寺庙的村寨要进行“格听祭”（庆祝丰收，喜尝新米之意），要从傣历12月13日开始准备，有舂新米、煮新饭、做年糕等活动，并要选出两块年糕送入本寨的公房（专供全寨祭祀用的房屋），次日全寨开祭，要由本寨里的能工巧匠用竹篾做成小房（傣语称格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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