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亚当 斯密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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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套装共2册)试读：
出版说明
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代中国，国民的阅读生活中最迫切的事情是什么？我们的回答是：阅读经典！
在承担着国民基础知识体系构建的中国基础教育被功利和应试扭曲了的今天，我们要阅读经典；当数字化、网络化带来的“信息爆炸”占领人们的头脑、占用人们的时间时，我们要阅读经典；当中华民族迈向和平崛起、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时，我们更要阅读经典。
经典是我们知识体系的根基，是精神世界的家园，是走向未来的起点。这就是我们编选这套《国民阅读经典》丛书的缘起，也因此决定了这套丛书的几个特点：
首先，入选的经典是指古今中外人文社科领域的名著。世界的眼光、历史的观点和中国的根基，是我们编选这套丛书的三个基本的立足点。
第二，入选的经典，不是指某时某地某一专业领域之内的重要著作，而是指历经岁月的淘洗、汇聚人类最重要的精神创造和知识积累的基础名著，都是人人应读、必读和常读的名著。我们从中精选出一百部，分辑出版。
第三，入选的经典，我们坚持优中选优的原则，尽量选择最好的版本，选择最好的注本或译本。
我们真诚地希望，这套经典丛书能够进入你的生活，相伴你的左右。中华书局编辑部二〇一二年四月
译者的话
在六十余年的翻译生涯中，我曾译过不少优秀作品。在翻译它们的过程中我也曾激动过，并且得到了欢乐。也正是这些欢乐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驱使着我去翻译它们。不过，一经完成出版后，我就很少再去探视它们了。唯独这本《国富论》，自从2000年着手翻译以来，我就再也丢不下了。总觉得这本书实在是写得太好了，值得细嚼。我要尽我毕生之力把它译好，给读者提供一本正确无误、清晰易懂的译本。因而这十余年来，我对原文中的有些词句和段落进行了反复的推敲，对译文进行了无数次的重译和修改。在力求使译文更加通顺流畅的同时，本着忠实于原著的精神，使译文更加贴近原意和原作风格。
在为这本书打上句号的时候，我想借此机会对在本书翻译和出版过程中所有给予过我帮助和支持的同志和朋友表示我的谢意，感谢他们的支持与合作，并望大家指正！谢祖钧2012年8月长沙
序言
每个国家的年劳动就是向国家提供一年所消费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原始资源，而这些消费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不是国家年劳动的直接产物，就是用该劳动产物从别国购买来的产品。
由于这个产物（或者说用它购买来的产品）与消费它的人数之间保持着一个时大时小的比例，这也就将是一个国家随时所得到的、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供应的好坏。
不过这个比例在每个国家必须受两种不同条件所调控：（一）受国家通常运用的劳动技能、熟巧和判断力的调控；（二）受用于有用的劳动的人数与用于非有用的劳动人数之间的比例的调控。不管一个国家的土壤、气候或幅员如何，国家的年供给充裕或是匮乏在那个特定环境里必须取决于上述两个条件。
而这个供给的充裕或匮乏看来更多地还取决于两个条件中的前者。在狩猎和捕鱼的野蛮国家中每一个能够工作的人多多少少都是从事有用的劳动，而且是竭尽全力，同时他也能为他自己或者为他家庭中或部落中年岁太大，或太小，或体弱不能狩猎和捕鱼的人提供他们所需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不过，这些民族的生活都是极端悲惨和穷困的，他们仅仅出于匮乏，经常被迫或者至少他们认为是被迫必须直接杀死和有时遗弃他们的婴儿、老人以及患有缠绵的疾病的病人，让他们饿死，或被野兽吞食。反之，在文明和兴旺的国家中虽然有许多人没有劳动，而其中的许多人消费的劳动产物却10倍、甚至经常100倍于大部分从事劳动的人所消费的劳动产物。而社会的整个劳动产物又是如此巨大，以致所有的人常常是都得到了充分的供应。一个工人，甚至属于最低层和最穷困阶层的工人，如果他是节俭而勤劳的话，他就可以享受到比任何一个野蛮人所可能获得的大得多的一份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
劳动生产力的这种改进的原因以及劳动生产物在社会不同阶层和不同条件下的人们中的自然分配的顺序，它们是本书第一篇所要探讨的主题。
不论任何一个国家在劳动运用中的技能、熟巧和判断力的实际状况怎样，在那种状态的持续过程中，国家的年供应是充足或是匮乏必然取决于从事有用的劳动的人的数目与不从事有用的劳动的人的数目之间的比例。从事有用的和生产性的劳动的劳动者的人数，今后看来在任何地方都应与用于把他们投入工作的资金的数量以及资金运用的途径成比例。所以，本书的第二篇探讨资金的性质、资金逐渐积累的方式以及根据资金投入的不同途径如何把不同数量的劳动投入运转。
在技能、熟巧和判断力方面相当进步的国家，在劳动应用中对劳动的指导或导向遵循着极不相同的方案；而那些方案并不是都同样地有利于劳动产物的增长。有些国家的政策对农村的劳动予以特殊的鼓励，有些国家的政策则对城镇的劳动予以特殊的鼓励。自从罗马帝国瓦解后，欧洲的政策一直是对艺术、制造业和商业、城镇劳动的发展比对农业、农村劳动的发展更加有利。第三篇就是专门阐述引进和建立这种政策的各种条件。虽然这些不同的方案也许最初是由某些特定阶层的人的私人利益和偏见所引进的，完全没有考虑或预见到它们对社会的公共福利的影响，然而它们却促成了十分不同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其中的某些理论推崇城镇产业的重要性，某些则推崇农村产业的重要性。这些理论不仅对有学问的人的观点有相当大的影响，而且对君主和主权国家的社会行为，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在第四篇中我已尽可能充分和清晰地对这些理论作了解释，并对它们在不同年代和不同国家所产生的主要影响作了充分说明。
对于人民这个大的集体的收入是由什么构成的以及在不同年代、不同国家为人民提供年消费的那些资源的性质是怎样的，是前四篇研究的对象。第五篇，也是最后一篇，探讨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在这一篇中我竭力显示，首先什么是君主或国家的必要费用，其中哪些费用应由全社会的共同贡献来支付，哪些应由社会某一特殊部分，或社会某些特殊成员的贡献来支付；其次，全社会可以用什么不同的方法来支持全社会义不容辞的那些费用，以及什么是每一种方法的主要好处和不方便之处；再次，也是最后，是什么理由和原因使得几乎所有现代国家都用其收入的某些部分进行抵押或者发行国债，以及这些国债对社会的实际财富、土地和劳动的年产量有什么影响。
上册
第一篇 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原因及劳动产物在不同阶层人们中分配的自然顺序
第一章 劳动的分工
劳动生产力的最大提高以及生产中技能、熟巧和判断力的进一步完善看来都是分工的结果。只要对个别制造业中的分工进行一番考察，我们就将更加容易理解分工在整个社会运作中的效果了。人们通常认为在一些最无关重要的制造业中分工进行得最彻底。也许它们并不是真的比其他比较重要的制造业中分工分得更细，而只是因为那些不甚重要的制造业只需生产少数人所需要的少量产品，它们雇用的工人少。各个工种所雇用的工人通常都可以集中在一个车间里，旁观者一看就可一目了然。反之，在那些大的制造业里，由于它们的产品要供应大群的人、要满足他们大量的需求，于是每个工种需要雇用大量的工人，他们也就不可能都集中在同一个车间里了。因此，每次我们能看到的最多也只是一个工种的工人。在这种大的制造业中，尽管生产过程可能划分得比那些不大重要的制造业还要更细，但是由于所有工人不集中在一处，分工看起来就不那么明显，因而也就比较难以被觉察。
就以制造大头针作为一个例子。这是一个极不重要的制造业，然而它的分工却常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个没有受过这门训练的工人（分工已经使制针业成为一种独特的行业），又不熟悉制针机械的操作（可能同样是由于分工才导致了机器的发明），即使再努力，一天恐怕也难制造出一枚大头针，而且可以肯定绝对制造不出20枚。但是现在大头针的生产情况就不同了。它不仅是一个独特的行业，而且被细分成了许多工种，其中的绝大部分又同样成为了独特的行当：拉（铁）丝、锤直、切割、削尖、磨光（铁丝的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制作这个圆头又需要两三道不同的作业。安圆头也是一种专门的职业，用白粉擦亮大头针又是另外一种专门的职业。甚至用纸包装本身也是一种行当。于是制造一枚大头针的重要生产过程就这样被划分成了18种不同的作业。而这18种作业在有些制造厂里完全由不同的人操作。不过，在有些厂里也有一个人要完成两三项作业的。我就看见过一个这种小厂。厂里总共只雇用了10个工人，其中有些人要连续完成两三种作业。他们非常穷困，因而对装备必要的机器也十分冷漠。但是当他们努力的时候，一天也可以生产12磅左右的大头针，而一磅有4000多枚中号大头针。因而这10个人一天便可制造出48000枚大头针。每个人做了48000枚大头针的1/10，一天也就做了4800枚大头针。但是如果他们都单独地劳动，而且又没有受过独特的训练，他们一个人肯定一天做不了20枚大头针，也许一天连一枚都还完不成。那就是说他们绝对完成不了他们现今由于适当的分工和组合所能完成的1/240，甚至1/4800。
在其他各个手艺和制造业中，分工的效果与上面所讲的那个极不重要的大头针制造业相似。虽然有许多行业的劳动不可能划分得那么细，操作也不可能简化到那个程度；不过不管怎样，只要采用了分工，在任何一门手艺里分工都会给劳动生产力带来成比例的增长。由于分工具有这个优越性，于是不同行业和不同工种逐渐分化出来。一般说来，在那些工业最发达的国家，这种分工进行得最彻底。在一个未开化的社会里，一个人所干的工作通常在一个开化的社会里要由几个人来完成。在一个开化的社会里通常一个农民就是农民，一个制造业者就是制造业者。劳动也是一样，生产任何一件完整的产品所需的劳动几乎总是要分摊给许多人承担。就以亚麻和羊毛制品来说，从亚麻的种植和羊毛的生产，到亚麻的漂白和平整，甚至到染色和制成衣服，这里面有多少不同的行当啊！固然，农业的性质本身不允许有像制造业那样细的分工，也不能把各种农业劳动这样全然地彼此分开。同样，畜牧业与谷物种植业就不能像木匠与铁匠那样全然地分开独立。纺纱工与织布工几乎总是两个不同的人，但犁田的、耙地的、播种的以及收割的却经常是同一个人。因为这些不同的田间劳动轮流在一年的不同季节里，所以不可能一个人总是只从事某一种工作。也许正是由于农业中的不同作业不可能完全分开独立，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就总是跟不上制造业的发展。诚然，在那些最富裕的国家里，他们的农业通常也同制造业一样要远甚于他们的邻邦；不过他们的制造业一般仍然要更优越于农业。他们的土地一般耕作得较好，在土地上投入的劳力和资金也较多，因而他们的产量不论是从面积上或从土壤的肥沃上相对来说也都要比其邻邦的高一些。但是这种产量上的优势与他们所投入的劳动和资金的优势相比就又要逊色得多了。在农业中富国的劳动生产力不见得总是比穷国的高；至少可以说，它的农业劳动生产力远不如制造业中的劳动生产力那么高。因此，富裕国家的谷物与贫穷国家的谷物在质量相等时，其市场价格并不总是要便宜些。同等质量的谷物，波兰生产的与法国生产的同等便宜，尽管法国要比波兰富裕和进步得多。在生产谷物的省份法国谷物生长得非常好，可是在大多数的年份里其价格几乎与英国相同，尽管在富裕程度和技术进步方面法国也许要逊于英国。虽然英国的农田要比法国的农田耕作得好些，而法国的农田据说又要比波兰农田的耕作要好得多。虽然穷国的土地耕作要落后于富国，但在谷物的价格和品质上却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与富国进行一番较量，而在制造业方面穷国就完全不可能与富国有这种竞争了。至少可以这样说，如果那些制造业在富国又有适宜的土壤、气候和地理位置的话，法国的丝绸就比英国的又好又便宜。因为对于丝绸业来说，英国的大气候不如法国，至少在目前对生丝征收高进口税的条件下是如此。但是英国的五金器皿以及粗羊毛织品的生产则又是法国无法相比的；同样的质量，在英国它们的价格要便宜得多。波兰据说很少有什么制造业，少数的简陋的家庭制造业也只足以维持国家的生存。
由于分工，同一数量的工人能够完成的工作量远远超过了从前。这是由下述三个不同原因造成的：首先，每人专司一职操作娴熟程度获得提高；其次，节省了通常在由一个工种转换到另一工种所花费的时间；最后，发明了许多方便和节省劳力的机器，因而使一个人可以做多人的工作。
首先，工人熟练程度的提高必然会增加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同时分工把每个人的工作减化到仅从事一种简单的操作，而且把这一操作又变成他终生的唯一职业。这样也就必然大大地提高了工人的熟练程度。一个从来没有做过钉子的普通铁匠尽管已习惯于使用铁锤，但是一旦他需要去做钉子，我相信他一天不一定做得出两三百枚的钉子，而且做出来的也会是非常不好的钉子。即使是一个习惯了做钉子的钉匠，如果制钉不是他唯一的或主要的职业，再努力他一天也很难做出800或1000枚以上的钉子。我见过几个20岁不到的男孩子，他们除做钉子外不干别的行当，因而只要努力，他们一天可以做出2300枚以上的钉子。不管怎么说，做钉子还不是最简单的工作。一个人要拉风箱，有时还要拨火或加火、炼铁、锻制钉子的每一个部件。在锻制钉头的时候，他还需要更换工具。相比之下，制作大头针或金属钮扣分工后的全部操作就要简单得多了；因而终生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其熟练程度通常也就更高。其中某些工序的操作之快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简直不敢想象人的手竟能做到如此之迅速。
其次，由于节省了从一道工序转换到另一道工序所花费的时间，这中间所获得的利益也远超过我们骤看时所能想象的。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工具进行的不同工序，一个人要想很快地从一道工序转换到另一道工序是不可能的。一个同时耕种着一个小小的农场的乡村纺织工在从织机转移到农田或从农田转移到织机时，其间必然要丧失很多的时间。但是当两种作业可以在一个车间里进行的时候，丧失的时间毫无疑问就要少得多。不过即使如此其损失仍然相当可观。一个人在从一种工作转换到另一种工作时，通常总会要闲荡一会儿，休息一会儿。而且当他开始一件新的工作时，他也很难一下子就全神贯注。照他们的讲法，心安不下来，总有那么几分钟他要漫无目的地东摆弄西摆弄一下。每一个或每半小时要改换一下工作和工具，而且每天几乎要转换20种不同工种的乡村工人养成这种闲荡和懒散的习惯是很自然的，更确切些说是必然的。这种闲荡和懒散的习惯使他们终日懒散惯了，即使在最紧迫的时刻，他们也猛干不起来。所以即使他们在熟练程度上没有什么欠缺，单纯这一点就必然要使他们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大打折扣。
最后，大家一定都觉察到了采用适当的机器是如何方便和减轻了原来的劳动。这一点是无需再举什么例子的了。所以我只想说一句，大大方便和减轻了工人劳动的机器的发明看来也都是始源于分工。当一个人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简单的事物上，而不是分散在许多不同的事物上时，人总是更能够发现达到目的的比较容易和快捷的方法。而由于分工的结果，每个人的全部注意力很自然地都集中到了某一种十分简单的事物上。因而自然而然地在从事某一特殊工种的工人中就会有人能很快地找出一种更容易和更迅速的方法来完成他们的工作，只要他们工作的性质有这种改进的可能。在分工得最完善的那些制造业里使用的大部分机器原本都是一些普通工人的发明。他们从事着一种极其简单的操作，自然就会动脑筋去寻找更容易和更迅速完成工作的方法。凡是经常去参观这些制造业的人都会经常看到这些工人为了减轻和加快自己的工作而发明的一些十分精巧的机器。在最初制造的蒸汽机上都雇用了一个孩子，根据活塞的上下不断地打开关闭锅炉与汽缸之间的通道。在这些雇用的孩子中有一个孩子特别喜欢与伙伴们玩耍，他发现只要从开闭阀门的把手上到机器的另一部分拴上一根绳子，这个阀门就可无需他去动手而自动开关，而他则可同他的伙伴们尽情玩耍。蒸汽机自从最初发明以来最大的改进之一就是由一个想节省劳动的孩子这样发现的。
不过，机器方面的所有改进绝不都是那些使用机器的人发明的。当机器制造成为了一种专门的行业后，很多改进就是机器制造者们的智慧的结晶了。而有些改进则是由那些被称作哲学家或抽象思维家的人做出的。他们的职业就是不从事任何具体的工作，只是观察一切；而且正因为如此，他们常能把很多相距很远和极不相同的一些事物联合起来。在社会的进步过程中，哲学或思考像所有其他职业一样也变成了公民中一个特殊阶层的人的主要的或唯一的行业或职业。它也像所有其他职业一样分成许多不同的种类。每一种类都有一批哲学家。哲学家中的这种职业的分工也像其他任何职业中的分工一样提高了他们的熟巧，节省了他们的时间。每一个人在他们自己的专业领域里越来越专，为社会所做的贡献也越来越大。因此，科学的内容也大大地扩展了。
由于在一个治理得很好的社会里产生了劳动分工，各行各业生产成倍增长，于是导致了社会，包括社会最低层人们在内的普遍的富裕。每一个工人除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以外还剩有大量的产品可供自己自由支配。其他的工人也和他一样，于是他可用大量的自己的货物与别人的货物进行交换；换言之，实际上也是同一回事，与别人的大量的货物的价格进行交换。他充分地供应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也充分地提供他所需要的东西，于是一种普遍的富足扩散和弥漫到社会的所有不同阶层。
我们只要观察一下文明和繁荣国家里一个最普通的工匠和打零工的人的食宿，我们就会发现只需用一部分劳动，甚至极小一部分的劳动就可以获得其食宿的人已达到了数不清的程度。就以打零工的人身上所穿的羊毛外衣来说，尽管看来十分粗糙，却是一大批工人劳动的产物。牧羊人、羊毛整理工、羊毛梳理工、羊毛染色工、粗梳工、毛纺工、织工、缩绒工、成衣工以及还有许多其他的工人，他们必须把他们的不同手艺联合起来才能完成甚至像这样一件简朴的产品。此外，还需要有多少商人和搬运工人来把这些原料从这些工人的所在地运往那些住在遥远地区的工人手中啊！为了把常常生长在世界偏远地区的制造染料所需要的不同药物运到一块儿制成染料，又需要多少商业活动和航运；特别是需要多少造船工、水手、船帆制造工、绳索制造工啊！而为了生产这些工人所使用的、最简陋的工具又需要多少不同的工种啊！更不要说制造水手驾驶的机帆船、缩绒工用的缩绒机，甚至织工用的织机这些复杂的机器了。我们只要看一看为了生产牧人剪羊毛用的大剪子这个极其简单的工具就需要有多少不同劳动的合作啊！矿工、熔矿石所需要的高炉的建造工、伐木工、冶炼厂使用的焦炭的炼焦工、做砖工、砌匠、高炉工人、安装工、锻工、铁匠——必须把他们的不同手艺统统联合起来，才能生产出那把大剪子。如果我们以同样的方式来考察一下牧人的服装和家具的各个不同组成部分，他们贴身穿的粗麻布衬衫，他们脚上穿的鞋子，他们睡的床以及组成那张床的各个不同部分，他们做饭用的炉格，为做饭而从地下采掘出来而后可能又经过了长途的水路和陆路才运来的煤，还有他们厨房中的所有其他用具——桌子、刀叉、盛放食物用的陶瓷或锡蜡盘子，都需要许多人的工作；为制作他们所食用的面包和啤酒，又雇用了多少不同手艺的人手；还有能够让热和光线进入室内，而又挡住雨和风的窗玻璃，为了这个美丽而令人快乐的发明又需要多少知识和手艺，而没有这个发明就不可能向居住在地球北部的人提供非常舒适的住所；还有生产这些不同生活便利品的各种工人所用的工具。如果我们仔细考察所有这些东西，而且考虑一下其中每一件事物所包含的多种劳动，我们就会觉察到没有成千上万人的支持和通力合作，文明国家里一个最普通的人的生活都不可能得到保证，即使是依照我们很错误的想象认为是简单而朴实的食宿，也都不可能得到供应。诚然，与大人物的更豪华奢侈的生活相比，他们的食宿毫无疑义是极其简朴的了。不过，这话也许不会错，那就是一个欧洲的王子的食宿并不见得总是要大大地优越于一个勤劳而又节俭的农民的食宿；就好像一个勤劳而又节俭的欧洲农民的食宿要远优越于非洲的许多国王——上万赤身裸体的未开化的人的生命和自由的绝对主宰者的食宿一样。
第二章 劳动分工的根源
给人类带来许许多多好处的劳动分工最初并不是源于一个什么能预见到分工将能给人们带来极大富裕的人类智慧的产物，它是人类天性中的一种倾向的必然结果，尽管这个过程是缓慢而渐进的。当然人类天性中的这种倾向并没有预见到会有如此之大的实用性。这种倾向就是要求物物交换，以物易物，相互交易。
这种倾向是否是人类天性中的那些原始本性之一？对此，还没有人能提出进一步的说明。也许看来更可能的就是它是理性和语言功能的必然结果，只是它已不属于我们今天研讨的题目了。这种倾向为人类所共有，而为其他动物所无。因为任何其他动物都不知道这种或那种契约。两只猎犬在追赶一只野兔的时候，有时它们也像是在协同作战。每只猎犬都是把野兔赶向它的对方，或者在对方把野兔赶向自己时，它竭力进行拦截。然而这并不是任何契约的结果，而纯系一种偶合。它们在那一特定时刻对同一猎取物的感情的偶合。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一只狗与另一只狗公平审慎地交换过一块骨头。也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任何动物用姿势和自然的叫声向另一动物示意这是我的，那是你的；我愿意用这个跟你交换那个。当一个动物想从某人或另一个动物那里获得某种东西时，除了设法取得对方的欢心外，它没有别的说服方法。小狗要想得食，就千方百计地讨好它的母亲；长毛狗想要主人喂它，就千方百计去吸引正在吃饭的主人的注意力。人有时也用同样的诡计对待他们的同胞，当他们没有别的方法去促使他们的同胞按照他们的意志行事时，他们就会用各种奴态和阿谀奉承去博得他们的好感。但是人不可能在每一个场合都有时间去这样做。因为在文明社会里一个人时时都需要有为数众多的人们的合作与支持，而他们的整个一生却不足以赢得几个人的友谊。别的动物则不一样了，它们一经成熟，就可以完全独立。在自然状态下，它们无需其他动物的帮助。但人却不然，人几乎时刻都需要同胞们的帮助，而且这种帮助如果完全寄托在同胞们的仁慈上，那就只能是徒劳的了。如果他们能通过激起他们的私心而博得他们的欢心，向他们表明满足他的要求实际上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那将更能奏效。任何人要和别人进行一项什么交易，他都会这样提议。你把我想要的东西给我，那么你就可以得到你要的这个东西。这就是每一次这种交易的意义，而且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让我们相互从彼此那里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大部分的帮助。我们决不能指望从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仁慈中获得我们的午餐。我们只能从使他们关心其自己的利益中来获得我们的午餐。我们要向他们讲述的不是他们的人道博爱，而是他们的私心。决不要向他们谈论我们自己的需要，而是要谈论他们的利益。只有乞丐才会把自己的生活主要地寄托在同胞的施舍上。甚至一个乞丐都不能完全地依赖于施舍。诚然，善人的施舍给他们提供了维持生活的费用；但是这个道义准则只是基本上保证了他们生活的必需品，它并没有也不可能保证他们的全部需要。他们非经常性需要中的较大部分依然是像其他人一样，是通过契约、物物交换以及购买而得到的。他们用别人给他们的钱购买食物。他们用另一个人给他们的旧衣服交换他较为合身的另外一件旧衣服，或者换取住宿、食物或金钱。然后他们又用这些金钱去购买他们临时需要的食物、衣服或住处。
由于我们相互是通过契约、以物易物和购买来获取大部分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助和照料，正是这个以物易物的意向最初引起了劳动的分工。比方说，在一个狩猎或放牧的民族里，有一个人在制造弓箭上比其他人更娴熟、更敏捷。他用弓箭就经常能获得更多的牲畜和兽肉。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于是制造弓箭逐渐成为他的主要职业，于是他变成了一个武器制造者；而另一个人却擅长制造居住的茅舍或活动房屋的框架和屋顶。他经常用这种方法去帮助他的邻居们，而邻居们同样用牲畜和兽肉来报答他。直至最终他发现他完全致力于这个职业对他更有利，于是他变成了一个造屋的木匠。以同样的方式，另一个人成为铁匠或铜匠；另外一个人成为鞣皮工人或制革者，皮革是当时未开化的人制作衣服的主要原料。同时，由于每个人劳动产品的剩余部分，超过自己消费的部分肯定可以能够交换到自己可能需要的别人劳动产品的剩余部分，于是鼓励了每个人投身于某一特定职业，使他对某一特定职业的天赋和才能发挥到完美的地步。
人们天赋上的差异实际上远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大；好像是人们天赋上的差异在人们成年后把人们分为从事不同的职业。其实人们区分为不同职业在许多场合远不是那一点天赋上的差异，而是劳动分工的结果。比方说，哲学家和街上的挑夫这两种极不相同的人物，他们之间差异的产生看来出自天性的远不如出自生活习惯、风俗和教育的。当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时，尤其是最初的6年到8年里，他们有可能十分相像；连他们的父母和玩伴都看不出他们有任何显著的差异。大约在那个年龄或稍后不久，他们被雇用到了极端不同的工作岗位上，这时他们天赋上的差异开始显露，而且逐渐扩大，直至最终哲学家的虚荣心也使得他们乐于承认那些年轻人之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但是如果没有以物易物、物物交换和交换的意向，每个人就势必努力去获得他自己生活需要的每一必需品和便利品。所有的人就都必须完成相同的任务，做同样的工作，也就不会有引起人们天赋产生巨大差异的不同职业了。
正是由于这种意向形成了天赋的差异，而这个差异在不同职业的人们当中又表现得十分突出；同时也正是这同一意向使得天赋的差异变得如此有所作为。许多被认为是同种的动物得自天性的资质上的差异远较人在接受社会风俗和教育前所具有的要显著得多。从本性上讲，哲学家与街上的挑夫在天赋与意向上的差异还不到猛犬与猎狗、或猎狗与长毛狗、或者长毛狗与牧羊犬之间的差异的一半。然而这些同种不同属的动物彼此却无任何可以相互为用的地方。猛犬虽然有力，但猎犬并不能辅它以其自身的敏捷，或者长毛狗辅它以其自身的伶俐或牧羊犬辅它以其自身的温驯。这些不同的天赋和才能由于缺乏物物交换或交易的能力或意向而不能形成一个共享的资源，因而丝毫也无助于改善这些种属的生存条件。每一个动物仍然必须单个地、独自地维持自己的生活并防卫自身的安全。它们并不能从伙伴们天生的不同天赋和才能中取得任何好处。相反，人类则全然不同了。具有极端不同天赋和才能的人可以相互取长补短。他们各自的才能产生的不同产物，由于物物交换、以物易物和交换的、一般的意向而被带到了一起，似乎可以说是构成了一种共享的资源；在那里每一个人可以买到他所需要的别人的才能的产品。
第三章 劳动分工受市场大小的限制
由于是交换能力引起了劳动分工，所以分工的程度就必然总是要受到交换能力的大小的限制。换句话说，要受到市场大小的限制。当市场很小的时候，没有人会全身心地去投入一种生产。因为市场小，它不具备把一个人消费后所剩余的全部劳动产物去随意换取他所需要的别人的劳动产物的剩余部分的交换能力。
有些工种，甚至最低级的工种，也只能在大城镇里才能存在。比方说，挑夫除了在大的城镇，他就不能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和维持生活。因为村庄对他来说活动的范围太狭窄了一点。甚至一个普通的小镇都不足以保证他的经常工作。分散在苏格兰高地那样荒凉的农村里的小小村落和孤零零的小屋，那里的每一个农夫都必须既是自己家里的屠夫、面包师，又是自己家里的酿酒师。因为在那种条件下，我们很难指望在方圆20里以内再找到另一个什么铁匠、木匠或泥瓦匠。这些分散的家庭相距最近的也有8—10里。他们都必须自己学会做许多工作；而在人口比较稠密的乡村，这些事情他们就可请工人帮忙了。乡村工人差不多总是要学会做与同一材料相关的许多工作。一个乡村木匠要会做一切用木制作的活计。一个铁匠要学会做一切用铁制作的活计。前者不仅只是一个木匠，而且要是一个细木工人，一个制造家具的木工，甚至一个木雕工；同时他还需制造车轮、木犁、手推车和四轮车。而后者的职业则更加多种多样了。在苏格兰高地的偏远和内陆地区就不可能有制造钉子这样一个专门的行当。因为一个工人一天平均要生产1000枚钉子，一年工作300天，一年就可生产30万枚钉子。可是在那样一个偏远的地区根本不可能消费1000枚钉子，也就是一年中一天的产品。
由于水运为各行各业打开了一个比单一陆运所能提供的广阔得多的市场，于是在沿海以及可通航河流的沿岸，各行各业自然而然地开始了分工，并且不断改进；而且通常要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些改良才能推广到国家的内陆地区。由两名男子驾驭的8匹马拉的广辐四轮马车要约6周的时间才可以运载近4吨货物从伦敦到爱丁堡。用大约相同的时间，一只由6—8人驾驶的帆船就可从伦敦到利斯往返一次，而它所运载的货物则常常可达200吨。因此，通过水运只需6个或8个人在同样的时间内就可将由100人服侍400匹马拉的50辆广辐四轮马车所运载的、同等数量的货物从伦敦运到爱丁堡往返一次。这样一来，从伦敦到爱丁堡运送200吨货物，陆运最便宜的运费也必须是维持100人3个礼拜的生活费用以及400匹马和50辆大车的路途费用和几乎与之相等的损耗费。然而，同等数量的货物如果用水运，则只需负担6个或8个人的生活费以及一艘载重200吨货位的船只的损耗，再加上较高的保险金，或者说加水陆运输间的保险差额。如果在那两个地方之间除了陆运以外没有其他的运输工具，那么除了少数价格高而重量又轻的货物以外，其他货物要从一个地方运输到另一个地方就成为了不可能。因此，两地之间的商业就可能只有现今所有的一小部分。而对这两地相互间各行各业发展所提供的刺激也只能是现今所有的一部分。在世界上相距遥远的地区之间也就只可能有极少，甚至无任何商业活动了。什么货物能承担得起从伦敦到加尔各答的陆运费用呢？或者即使有，能承担得起这种费用的如此贵重的货物又怎么能够安全地通过如此众多的未开化的国家呢？然而，如今这两个城市间却进行着相当规模的商业往来，相互提供市场，大大地促进了两地工业的发展。
由于水运有这么大的好处，于是对各种劳动产品有广阔市场的那些地方的工艺和工业自然地就首先得到了发展。而且这些发展也总是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以后才会延伸推广到国家的内陆地区。而内陆地区可能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不能为它们的大部分货物找到市场，因为它们的市场只可能是位于它们的周围并把它们与沿海和大的通航河流隔开的地方。所以他们的市场大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必须与那些邻近地区的财富与人口相适应，因而他们的发展也必然总是滞后于那些航运畅通的地区。同样我们在北美殖民地开发的种植园总是沿着海岸或通航河流的沿岸发展，很少从沿海和沿河地区向偏远的地区延伸。
根据最可靠的历史记载，开化得最早的国家是位于地中海沿岸的各国。地中海是世界闻名的最大的陆间海，它没有潮汐，除了由风引起的一点波浪外，也没有大浪。而且由于它海面平滑，岛屿星罗棋布，相邻海岸相近，极其有利于世界新生的航运。因为那时人们还对罗盘一无所知，他们害怕航行远了看不见海岸。同时由于造船术的不完善，人们也不敢把自己投身到波涛汹涌的大洋中去。超过大力神柱，也就是说驶出直布罗陀海峡，在古代很长一段时期都被认为是航海中最惊险的英雄行为。甚至在古代最善于航海和造船的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都是很晚的时候才敢于进行这种尝试，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都是唯一的、敢于尝试的国家。
在地中海沿岸的所有国家中，埃及的农业和制造业发展得最早，而且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因为上埃及延伸到离尼罗河只有几里的地方，而尼罗河在下埃及又分成许多支流，那些支流只要稍加改造就可以通航。因而，不仅在两岸的大城镇间，而且在所有大的村落间都可通航；甚至可以通航到乡村的许多农户，几乎与今日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和麦斯河一样。这种内陆航运的规模和方便也许是埃及早期进步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东印度的孟加拉各省以及中国东部的一些省份，农业和制造业似乎发展得也很早，虽然它们早到什么时候我们欧洲有权威的历史书籍还没有能够提出确凿的证据。孟加拉的恒河和其他的几条大河就好像埃及的尼罗河一样形成了无数的通航运河。在中国东部的许多省份也是这样，几条大河通过它们不同的支流形成了众多的通航运河。它们的相互沟通提供了充分的内陆航运。其航运线之长远远超过尼罗河或恒河，甚或两者之总和。值得一提的是不论是古埃及人、印度人，还是中国人都不鼓励对外贸易，他们的极大的富裕似乎全都来自这个内陆航运。
非洲的整个内陆地区以及位于黑海和里海北面极远的亚洲部分，古代的西徐亚，即今日之鞑靼和西伯利亚，仿佛从来就一直处于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野蛮和未开化的状态中。鞑靼海是不能通航的冰洋，虽然世界上有几条最大的河流流经那个国家，但是它们彼此相距太远，因而在国内的大部分地区无法进行贸易和交往。欧洲有波罗的海和亚得里亚海，欧洲和亚洲之间有地中海和黑海，亚洲有阿拉伯、波斯、印度、孟加拉以及暹罗等海湾，非洲却没有一个这样的内海，因而在非洲内陆地区也就没有海上商贸。而非洲大陆内的一些大的河流又彼此相距甚远，因而也无法提供任何稍具规模的内陆航运。此外，任何一个国家的大江大河如果没有分出许多支流或运河，而且还需流经他国领土才能人海，那么这个国家也依然不能有大规模的商业。因为掌握了另外那个流经领土的国家通常有权堵塞上游国家与海洋间的交通。因之，多瑙河的航行对巴伐利亚、奥地利和匈牙利这几个国家的用处就极小。反之，如果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国家掌握了多瑙河直至黑海的全部航道，其用处就将完全不同。
第四章 货币的起源及其功用
当劳动分工完全建立起来以后，一个人自己劳动的产品仅只能满足其自身需要的极小部分。他大部分的需要是通过把自己劳动产品的剩余部分，即超过自己消费的部分在他需要别的产品时与别人的劳动产品的剩余部分相交换而得到满足的。这样一来，每个人都是靠交换而生活，或者在某种程度上都变成了一个商人；而社会本身也变成了一个地道的商业社会。
但是当劳动分工最初开始发生的时候，这个交换能力在其运行中必然经常会遇到很多的阻碍和困难。我们可以作这样一个假设：一个人掌握有多于他个人所需的商品，而另一个人则缺少他个人所需的商品，那么前者肯定会乐于卖掉他过剩的部分，而后者也必然会乐于购买前者的剩余部分。但是如果后者恰好没有前者所需要的东西，两者之间便不可能进行交换。比方说，屠夫店里的肉超过他自己所能消费的，而酿酒师和面包师也都乐于购买其一部分，但是他们又没有东西可供交换。他们只有各自不同行业的不同产品，而屠夫所急需的面包和啤酒已经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就不可能进行交换。屠夫既不可能成为他们的商人，酿酒师和面包师也不可能成为他的顾客，于是他们三者之间彼此就不可能相互帮助。为了避免这种不便，在社会的每一时期，那些深谋远虑的人，在分工最初建立之后，都必然会在自己的劳动产品之外随时储备一定数量的这种或那种他认为任何人都不会拒绝与之交换的商品。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很可能许多不同的商品都被人们先后想到过和使用过。在原始时代，据说牲畜充当过商业的共同媒介。虽然牲畜肯定是一种极不方便的媒介，然而我们却发现在古代货物经常是根据交换时所用牲畜的数目来衡量其价格的。荷马说过：迪奥米德的铠甲仅值9头牛，而格劳克斯的铠甲却值100头牛。据说盐在阿比西尼亚曾是商业和交换的媒介；印度某些沿海地区曾以某种贝壳为媒介，纽芬兰曾以干鳕作为媒介，弗吉尼亚曾以烟草为媒介，我国西印度殖民地的某些地方曾以糖为媒介；有些其他国家则曾以兽皮或鞣皮为媒介。据说时至今日在苏格兰有一个村落，那里的工人仍常携带钉子代替货币以交换面包或淡色啤酒。
不过，在所有国家里看来人们由于一些不可抗拒的理由最终决定放弃其他商品而采用金属作为这种媒介了。因为金属不仅像其他任何商品一样，而且它还能够长期保存毫无磨损，并且不易腐烂。这一点几乎是无任何东西可以与之相比的。同时金属还可毫无损失地分割成任何数目的小块。通过熔化这些小块又可以很容易地重新组合在一起。金属的这一特性是任何其他耐久性商品所不具有的，而且这一特性比其他任何特性使金属更适合于用作商业和流通的媒介。比方说一个人想买盐，他没有别的东西只有牲畜可与之交换时，他就必须一次购买价值1头牛或1头羊的盐。他不能少买，因为他与之交换的东西不可能分割而不受损失。如果他想多买一些盐，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也必须购买2倍或3倍分量的盐；也就是说相等于2头或3头牛，或2头或3头羊的价值的盐。反之，如果他用金属，而不是用羊和牛去交换，那么他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将金属分割出他当时需要的商品所值的准确数量。
不同的国家曾使用过不同的金属作为交换的媒介。铁曾是古斯巴达人的商业共同媒介；铜曾是古罗马人的商业共同媒介；黄金和白银曾是所有富裕和商业国家的共同媒介。
这些金属在开始用来作为交换媒介时似乎都是粗糙的锭条，未加任何标记或铸造。根据普林尼引用古代历史学家蒂米阿斯的话，直至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时代，罗马人都还没有铸造的货币，而是使用未加任何标记的铜锭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这样一来，那些粗糙的铜锭在当时就履行着货币的职能。
使用这种加工粗糙的金属有两个相当大的不便。其一是难于衡量其重量；其二是难于对它们进行检测。因为贵重金属的分量稍有不同，就会造成价值上的极大差异。要准确地衡量这些金属至少需要非常准确的砝码和天平。衡量黄金更是一种十分精确的工作。诚然，粗劣的金属在衡量上出现了一点小的差错，也无关紧要；毫无疑问，衡量不准确也是必然的。而且我们有时还会发现事情会极端麻烦。如果有一个穷人每次他需要购买或出卖只值一丁点钱的货物，他就必须去称量出这一丁点金属。而检验的操作就更困难、更乏味。除非在那一部分金属加上适当的熔剂在坩埚里正好熔化，否则做出来的任何结论都是极端不准确的。然而，在建立铸币制度之前，人们却必须进行这种乏味而困难的操作，否则他们就经常要受到极大的欺骗和诈骗，而得不到一磅纯银或纯铜。他们出卖自己的货物可能得到的都是成分中掺了最粗劣和最便宜的银或铜，尽管它们在外表上做得与那些金属完全相像。为了防止这种欺骗，方便交换，从而激励各种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所有比较进步的国家都发现有必要在那些已被通用于购买货物的金属的某些分量上加盖上一个公印。这就是铸币的起源，也是那些作为铸币厂的公共机构的起源。毛料和亚麻布的检查和盖印，性质与其完全相同。他们都同样是要通过一个公印来确定上市的不同商品的数量和统一的质量。
这种公印最初都是打在流通的金属上，而且在很多场合似乎都是用以确定那些最难而又最需要确定的金属的纯度；它就像今天打印在银餐具和银条上的纯银标记或有时打在金锭上的西班牙标记一样。这种标记只打在金属的一面，而且不遮盖住整个的表面，它只确定纯度，而不确定金属的重量。亚伯拉罕在购买马克派拉那片土地时就给艾弗伦称了400舍克尔的银子。400舍克尔的银子就是当时商人流通的货币。只是它们是以重量计，而同今天的金锭和银锭一样不是以个数计。据说古代英国萨克逊国王的税收也不是收取货币，而且很长一个时期英国财政部也都是按金属的重量，而不是按个数来收取。
要准确地衡量那些金属的重量既不方便，又困难，于是产生了铸造硬币的机构。这时的公印就覆盖了金属的两面，有时还包括边缘。为的是不仅确定金属的纯度，并且确定其重量。这种硬币就像现在的一样是以个数计了，而且省去了称的麻烦。
那些硬币的名称看来原先是想表明它们内含的金属的重量或数量。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是罗马第一个铸造货币的人。在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时代，1罗马阿斯（As）或庞多（Pondo）含纯铜1罗马磅。像我国的特鲁瓦磅一样，1阿斯或1庞多分为12盎司。每盎司含纯铜1盎司。在爱德华一世时代，英国1（银）磅含纯银1陶尔磅（陶尔砝码）。1陶尔磅似乎要比1罗马磅大一些，比1特鲁瓦磅小一些。英国是直至亨利八世第18年，铸币厂才采用特鲁瓦磅的。法国1利弗（Livre）在查理曼大帝时代含纯银1特鲁瓦磅。在那个时期欧洲各国的人经常来法国的特鲁瓦参加那里的香槟酒集市，因而这个有名的市场的衡制也就为各国所熟悉，并且受到各国的尊重。从亚历山大一世到罗伯特·布鲁斯，1苏格兰磅含银1磅，与英国1磅含银重量和纯银相同。英国便士、法国便士和苏格兰便士原先也是含1便士重的纯银，即1盎司的1/20，1磅的1/240。先令也是一样，原先也是重量的单位。据亨利三世的古代法规所载，当小麦1夸脱价为12先令时，1/4便士的面包应重11先令4便士。不过，先令和便士或先令和镑之间的比例，似乎不像便士和镑之间的比例那样固定和统一。在法国最初几个国王的年代里1苏（Sou）或先令有时可以含5、12、20到40不等的便士。在古代的萨克逊人中1先令在某一时期只含有5便士，很可能它就像在他们的邻人古代法兰克人中一样，其含量是变动的。不过法国从查理曼大帝时代以来，英国从征服者威廉一世以来，尽管它们的价值有过很大的变动，镑和先令以及便士间的比例似乎却与今天的一致。我相信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由于君主和主权国家的贪婪，他们滥用臣民对他们的信任，逐渐地减少了硬币中的原有含金量。罗马的阿斯在共和国的后期就减少到其原有重量的1/24，不再有1磅重，而只有半盎司重了。现在的英镑和便士也只有原先的重量的1/3左右。苏格兰镑和便士大约是原有价值的1/36，1法镑和1法便士大约是它们原有价值的1/66。通过这些动作这些君主和主权国家就能够用比原先需要的少得多的银子在表面上偿清他们的债务和履行他们的合同。确实这仅仅只是在表面上。因为他们的债权人是一点不假地被骗走了他们所应得的一部分。国内的其他所有债务人也都可以享有同样的特权，可以用名义上相同数目的贬了值的硬币偿还他们过去所借的一切。这种做法被证明总是对债务人有利，而对债权人则不啻是一场灾难。有时它在个人财产方面所产生的革命比一场极大的社会灾难所能引发的还要大得多、广得多。
货币正是以这种方式变成了所有文明国家进行商业活动的通用媒介，通过它的干预所有货物才可以进行买卖，或相互交换。
下面我将仔细探讨在货物换钱或相互交换中人们所自然遵循的法则，而且正是这些法则决定了商品的相对价值或交换价值。
应该看到，“价值”这个词有两种不同的意义。有时它表示某种特殊实物的用途；有时它表示那个实物所具有的购买其他商品的能力。前者可称作“使用价值”；后者则可称作“交换价值”。一些具有极大使用价值的东西，往往不具有或仅具有极少的交换价值。相反，一些具有极大交换价值的东西又往往不具有或极少具有使用价值。没有什么东西比水更有用的了，然而它不能购买任何东西，也不能交换任何东西。相反，钻石没有任何使用价值，但它却往往可以交换到许许多多的其他商品。
为了探讨支配商品交换价值的原则，我将竭力阐明以下几点：
第一，什么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或者说所有商品的真实价格是怎样构成的？
第二，构成这个真实价格的组成部分是什么？
第三，也是最后，是一些什么不同情况有时使真实价格的某些部分或全部高于它们的自然或平常价格，有时又使它们低于它们的自然或平常价格，或者说有时阻碍市场价格，也就是说阻碍商品实际价格与其自然价格完全一致的原因是什么？
在下面的三章里我将尽可能充分地、清晰地阐述这三个问题，为此我十分真诚地恳求读者的耐心和细心。为了探讨一个细节，在有些地方会显得不必要的冗长而乏味，这时就请求读者耐心。有些东西在我充分解释后可能仍然显得相当模糊，为了理解它们，这时我就请求读者细心。为了确保把问题讲清楚，我经常宁愿冒冗长乏味的危险；不过在我费尽苦心力图讲解清楚之后，有些问题由于其性质极端抽象，可能仍然会显得模糊不清。
第五章 商品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即劳动价格与货币价格
一个人是富裕抑或贫穷是依据他对人类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所能享受的程度而区分的。然而在劳动分工一经完全确立以后，一个人自己的劳动所能提供的仅是这些需要中极小的一部分。其中的极大部分他必须从别人的劳动成果中去获取；而他是富裕还是贫穷，就要看他所能支配的劳动量，即他能提供多少劳动量去购买自己的必需品。因而，任何商品的价值，对于其占有者和自己不打算使用或消费而只是想用它去与其他商品交换的人来说，任何商品的价值就等于他能够用以去购买其必需品的劳动量或他所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量是衡量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每样东西的真实价格就是每样东西对于任何一个想得到它的人，在获得这件东西时所需付出的劳动和艰辛。每样东西对已经获得了它的人和要处置它的人或要用它去交换别的东西的人来说，其真实坐标就是它能为他节省多少劳动和艰辛，和它可以为他利用多少别人的劳动和艰辛。以货币或货物购买的东西就是以劳动量购买的东西，跟我们在获取它时所付出的自身劳动量相等。那些货币或货物确实节省了我们的这些劳动，它们含有我们想用以交换的含有同等数量劳动价值的一定数量的劳动。劳动是我们购买一切东西所付出的原始货币，是第一价格。世间的一切财富原先都是以劳动，而不是以黄金或白银来购买的，而且它的价值对于占有它的人以及想用它去交换某些新的产品的人来说，是完全等于它能使人们进行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
如同霍布斯先生所说：财富就是权力。但是获得或继承了一大宗财产的人不一定获得或继承了任何政治权力——民事或军事权力。他的财富也许可以提供他获得两者，即获得民事或军事权力的手段，但是仅仅占有那份财富并不一定能给予它民事或军事的权力。对财富的占有能够立即并直接给予他的权力的是购买力，是对所有劳动，或对当时市场上所有劳动产品的一定支配权。他的财富是大还是小，完全与这个权力的大小成正比，或者说与别人的劳动量，换句话说，其实也是一回事，与使他能够购买支配的别人劳动的产品成正比。每一样东西的交换价值必须总是相等于它给予所有者的这种权力的大小。
虽然劳动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是一切商品的价值通常并不就是根据劳动量来估定的。要确定两种不同量的劳动间的比例时常是很困难的。花费在两种不同工作中的时间经常并不就能决定这个比例。工作中经历的不同程度的困难，工作时所表现出的独创，这些都必须考虑进去。一小时的艰难的工作可能比两小时轻松的工作所花费的劳动还要多些。或者说，从事一项需要花费十年时间的劳动去学习的行业的一小时，比从事一件普通容易的工作一个月的辛劳还要大。然而却不容易找到一种准确的尺度来衡量其困难或独创。在两种不同劳动的产品的相互交换中，通常双方都要打一些折扣。虽然这种调整不是通过什么准确的尺度，而是通过市场上的讨价还价和协商来进行。然而根据这种虽不准确，但是大致上的平等，却足以维持日常生活中的商业往来了。
此外，每一种商品在绝大多数场合是通过与其他商品交换，而与之比较的，而不是与劳动比较的。因而估计一件商品的交换价值自然而然地更多的是用另外某种商品的数量，而不是一件商品所能购买的劳动量。大部分的人也都只懂得一定量的某一商品意味着什么，但并不懂得一定量的劳动意味着什么。因为一个是普通而可触摸的实物，一个是抽象的概念，尽管这个概念可以被人们充分理解，然而总不是那么自然而明显。
但是当以物易物停止了，货币变成了商业的共同媒介时，每一特定商品就经常更多的是与货币交换，而不是与其他任何商品交换了。屠夫很少再携带牛肉或羊肉到面包师或酿酒师家里去换取面包或啤酒了。相反他把牛肉或羊肉带到市场上去，在那里他用它们换取货币，而后用那些货币去换取面包和啤酒。他用牛肉或羊肉换取的货币的数量也调控着他可以购买的面包和啤酒的数量。因而对他来说，用他即刻可交换到的一定数量的商品所花费的货币的数量来估价牛羊肉的价值要比用面包和啤酒，即比他必须通过另一商品作为中介而交换的商品来估价牛羊肉的价值要更自然和更一目了然得多。他宁肯说他的肉值3便士或4便士1磅，比说值三四磅面包或三四夸脱淡啤酒要方便得多。因此也就产生了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商品的交换价值，更多的是用货币的数量来估价，而不是用它所能交换的劳动量或任何其他商品量来估价。
黄金白银虽然像其他任何商品一样，它们的价值是变动的，有时便宜一些，有时贵一些；有时比较容易购买到，有时比较难以购买到。一定量的黄金白银能够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或者它所能交换的其他货物的数量则总是取决于进行交换时当时矿山产量的多寡。16世纪美洲发现了丰富的金矿，使欧洲的金银价值比原先降低了约1/3。由于把这些金属从矿山运到市场所需要的劳动少些，所以当它们被送到市场上时，它们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也就少了些。金银价值上的这场革命虽然也许是最大的，但决不是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但是作为衡量的尺度，譬如一步、一或一把，它们的量也是一直在变动的，它们不可能作为其他事物的一个准确尺度，因而一件商品如果其自身的价值一直是在变动之中，当然也就不可能成为其他商品的价值的准确尺度。而同等量的劳动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对劳动者来说，则可以说是具有同等价值的。因为在正常的健康、体力和精神状态下，在技能和娴熟程度发挥正常的条件下，一个劳动者必须总是要付出自己同等分量的舒适、自由和快乐。因而不论作为回报他所获得的货物的量是多少，它必须总是与他所付出的代价相同。诚然，它可以购买的这些货物有时会多一些，有时会少一些。但是这是由于这些货物的价值在变动，而不是购买货物的劳动价值在变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总是难于得到的东西贵，或者需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才能获得的东西贵；易于得到或只需花费极少劳动就能获得的东西便宜。所以只有其价值从不变动的劳动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一切商品的价值可以据之估价和可以与之比较的最终以及真实的标准，才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只是它们的名义价格。
不过，虽然等量的劳动对于劳动者来说总是同等的价值，然而对于他们的雇主来说，等量的劳动有时价值显得大些，有时显得小些。他在购买这些劳动时有时花费的货物要多些，有时要少些。对他来说劳动的价格似乎也像其他商品一样是变动的。时而显得贵，时而显得贱。实际上，是货物时而贱，时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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