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绥
出版社：大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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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血春秋:1976—2015，我的无偿献血之路试读：
1976，平生第一次献血
我平生第一次献血是在1976年，那一年发生了唐山大地震。
那一年，我26岁，正参加基干民兵训练，住在厂里。地震发生时震感强烈，不久大连就接收了大批地震伤员。为救治唐山的阶级兄弟，旅大市革委会发出号召，动员广大职工献血。我们单位开过动员会后，大家踊跃报名，人数大大超过了所需的名额。我是头一个报名的，可最后公布的体检名单中却没有我。我当时就去找领导，“质问”为什么不要我，我可是团支部书记呀，政治上还能不可靠吗？领导委婉地告诉我，主要是因为我长得瘦小，怕影响身体，又说我是技术骨干，做好本职工作同样重要。我软磨硬泡，最后领导终于和我达成“协议”：作为替补，跟着一块儿去体检。体检时，有人不合格，但那时要几天后才正式通知，谁也不知道谁不能献。
8月31日那天，我作为替补终于如愿以偿献出了200毫升鲜血，这是我平生的第一次。采血时，大家都有些紧张，但崇高的信念使我们都很兴奋，大家互相鼓励，很快就完成了这个任务。临走时，护士发给每人一个纸袋，上面印着“向为革命献血的同志学习，向为革命献血的同志致敬”，内装20元钱和一张介绍信。凭此介绍信可以购买半斤红糖和二斤鸡蛋，以补养身体。那时这就是极高的待遇了，我至今保存着这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物件。1976年的献血证特殊年代的特殊物件
那时还不知道什么是无偿献血，依那个时代的生活水平、营养状况、身体素质和对献血的认识，担心献血会影响健康是正常的，但是我献血后很快就一切如初。以后的日子里，我加强身体锻炼，保持健康体魄，万米游泳、环城长跑、考大学、读夜大、超负荷开夜车，甚至冬泳、跑马拉松等挑战身体极限的活动我都参加了，还在马拉松比赛中取得了胜利。我参加了第一届到第十六届的大连国际马拉松，身体状况一直良好。
那次献血并没有影响我的健康，从1993年起，我成为一名无偿献血者，定期献血，直到现在。我由一年献一次到一年献两次，由一次献200毫升到一次献400毫升，尤其是自2006年起，几乎每月我都会献一次血小板。我认为，无偿献血这件事，对别人是奉献，对自己是收获。收获了什么？收获了健康，收获了青春活力，因为我身上的血，总是新鲜的！
凭着无偿献血这项“资本”，我入选成为2008年奥运火炬手，这是我得到的最高荣誉。我高擎火炬，展示了我们大连无偿献血者的风采，点燃了青春之火、生命之火！（以上文字获2008年《大连晚报》征文一等奖）
1993，走进无偿献血的殿堂
1976年那次献血，是政治任务，我参加了，感到很光荣。此后的许多年里，虽然单位也有献血指标，但那是有偿献血，许多人争着去，我对此不感兴趣，认为不能为钱去“伤”身体，观念上还是比较守旧。直到1993年，无偿献血在大连开始实行，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走进了无偿献血的神圣殿堂。
日记中记载了那一天：“1993年5月9日星期日……在友好广场看到宣传无偿献血的军校女兵，想给她们拍照，结果没拍成。原本是去询问献血的事，自己却实现了无偿献血的愿望，我被专车送到血液中心采血大厅，站长和许多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我这唯一的‘顾客’，我受到了隆重的礼遇，又拍照片又摄像又采访，他们真拿我这举动当回事了……”
还记得当时在宣传点，工作人员见我走近，说：“来测测血型？”我说：“我知道我的血型，是O型。”由于有过献血经历，我不觉得神秘，就问：“现在就能献吗？……”于是我就上了一辆面包车来到血液中心。进入大厅时，大厅空无一人，司机喊道：“来了一个无偿的！”里面立刻出来许多人，很快我就献了200毫升血。这是我继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第二次献血，是真正的无偿献血。这次我认识了一位老大夫，大家都称呼他“白站长”。他从头到尾陪着我，给我讲了许多血液方面的科学知识。他说献血不影响健康，恢复很快，也说到他自己：“我是一名医生，我每年都献血，献血后照常工作，身体一直很好。”这话我一直记到今天。许多年后，我从血液中心范老师那里得到了那天的照片，无比珍贵。
献血成功，心中的自豪感、成就感油然而生。当我得知5月8日是“世界红十字日”，大连每年都举办“无偿献血宣传周”的时候，立即表示，明年5月8日我还来！
这一次献血，我身体上没有任何反应，真的感觉到就是举手之劳，微不足道。可是几天后，血液中心打电话到我的单位，我们领导知道了很“心疼”，又表扬又奖励，让我感到“受宠若惊”，这说明了社会上很多人对“献血无碍健康”认识不足。
这次献血，是我无偿献血之路的真正开始。1993年5月9日，我第一次无偿献血（范国庆/摄）
1994年5月8日，我如约再次到血液中心献血。经过中山广场时，那里已摆满了宣传台，可是到了大门口却遭冷遇，工作人员看我一个人来，把我当成卖血的了：“今天不接待。”我赶紧声明自己是无偿的，结果又受到热情接待，又见到了白站长，他又是全程陪同，化验，采血，直到送出大门。白站长还向在场的工作人员说，每年的今天我都会来献血，要他们记住我。这一次我带了相机，陈大夫为我拍下了珍贵的留念。画面上我正在采血，白站长在旁边陪着，一只手亲切地扶在我肩上。每次看到这照片，就想起白站长，他是我的启蒙老师。1994年5月8日，我第二次无偿献血，白站长全程陪同（陈也娜/摄）
1995年、1996年、1997年、1998年的5月8日，我都到血液中心献血。每年的那一天都是血液中心的大日子，张灯结彩，好不热闹，来献血的人一年比一年多，多是单位组织来的，我也成了“熟客”，每次献血都很顺利。白站长退休后，我又认识了新朋友，除了工作人员，还有几位献血前辈，他们比我献血早，是我学习的榜样。
现在回想，《献血法》实施之前的那些年，大连市像我这样自愿上门的无偿献血者非常稀少，临床用血主要依靠单位组织的“义务献血”和有偿献血，当然用血量也不多。大连市的无偿献血始于1993年，刚开始宣传力度也不大，每年的“5·8”前后举办“无偿献血宣传周”，届时来无偿献血的人多是单位组织的，但无偿献血的理念和善举就这样一步步深入人心了。我那时献完血瞒着老母亲，照常上班，也不愿意被宣传，可是血液中心非常重视，管宣传的李雅杰同志多次采访报道，单位领导也把这事看得挺大。因为年年都无偿献血，20世纪90年代，我每年都是公司和局里的优秀党员，1996年，还获得“大连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世纪90年代的献血证
1996，参加表彰会
1996年7月5日，我以献血1000毫升获铜质奖章，并因此参加了大连市人民政府召开的“1994—1995献血工作表彰会”，上台领奖。光荣册的第一页，是“无偿献血受奖人员”名单，仅有15人。获最高奖——金杯奖的仅有4人，分别是瓦房店第一人民医院管理员周训发（4600毫升）、瓦房店机床厂工人姜维才（3600毫升）、中山区泰山小学的于淑英老师（3600毫升）和金州区工程总公司张永义（3600毫升）。名单中还有中心医院的孙玉发主任（2600毫升，金奖）、大连市监狱政治处的女警官王晶（2000毫升，银奖）和广播电视大学的马逢援老师（1600毫升，银奖），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我的挚友和拍摄对象，而在当时他们却是让我高山仰止的偶像。2000年5月5日，中心医院的孙玉发主任在天伦大厦旁的献血车献血
1998年8月20日，我以献血1600毫升获银质奖章，第二次参加市政府的表彰会并上台领奖。这一次获奖人员多达21人，中心医院孙玉发主任和大连监狱政治处王晶警官以3400毫升获最高奖——金杯奖。医科大学的张成鸿老师也是1600毫升，获银奖。孙玉发主任上台发言，即兴演讲，全体与会者都非常感动。孙主任是骨科大夫，曾经援藏，见过胡锦涛和孔繁森，他常年坚持每天早上提前2小时上班，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医术高超，令我十分敬仰，后来我多次拜访过他。王晶后来成为大连市无偿献血者的一面旗帜，还有张成鸿老师，我们一起参与组建服务队，成为“亲密战友”，直到今天。
2000年5月10日，我第三次参加表彰会，这次没有我上台领奖，只是在观众席上，因为我的献血量已“跟不上形势”了。从1993年开始无偿献血，每年只献一次，每次只献200毫升，1997年才开始每年献两次，简直就是“象征性”的，大好的机会都浪费了。在《献血法》实施之前，一年可献四次。现在我常跟人说，回忆自己的献血历程，最大的感触就是后悔当初献少了。
一次次参加表彰会，自己却感觉真没做什么，献血真的很容易做到，没什么了不起，比起那些前辈我还差得很远。
2002年国庆节前夕，我又接到表彰会的通知，但这次我没有参加，而是和影友们外出摄影采风了。但献血我始终坚持，每年两次。2002年的一次献血，遇到胡一中大夫，在他的开导下，打破了多年200毫升的“禁区”，从此每次都献400毫升。现在想想，早遇到他多好。
1998，拍摄无偿献血和有偿献血
我20世纪80年代中期喜欢上摄影，1992年参加了《大连日报》的新闻摄影学习班，从此走上摄影之路。“无偿献血”是我亲身经历的事物，是我“身边的题材”，同时又是亟待宣传的新生事物，因此引起我的拍摄欲望。
1998年5月8日，我早上7点多就赶到血液中心，早早献完血之后就在那里拍了一上午。这一天来献血的人很多，我拍了3卷多胶片。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感觉好极了，许多不敢想象的地方也进去了……”由于我刚献了血，与医护人员自然有了亲切感，他们对我的拍摄给予很大照顾，使我行动自由。我拍下了大连无偿献血的前辈马逢援老师、于淑英老师，拍下了军医学校的学员和戴发卡的女兵，拍下了安全局的警官和税务局的干部。当献血的高峰过后，我又拍下了血液中心医护人员献血的镜头。与此同时，大连电视台的记者也在采访拍摄，难能可贵的是，记者卢壬子完成任务后，放下摄像机也参加了献血。而他献血的情景，被我收入了镜头。1998年5月8日，广播电视大学的马逢援老师在献血1998年5月8日，泰山小学的于淑英老师在献血
这一天的拍摄，收获极大，许多照片记录了历史，后来在多个场合被使用。其中有一张血液中心医护人员献血的瞬间，拍得最好，那种“我健康，我献血，我快乐”的精神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后多年，献血照片我拍了无数，也没有拍出超越那张的。1998年5月8日，血液中心医护人员在献血，充满兴奋与自豪1998年5月8日，大连电视台记者卢壬子完成采访任务，放下摄像机献血《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在1998年元旦前夕公布了，将在这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献血法》明确规定了今后将实行无偿献血制度。但那时大连的临床用血主要是来自单位动员的“义务献血”，完全自愿的无偿献血还不够规模，有偿献血也同时存在。
3月的一天，我在血液中心遇到负责宣传的李雅杰，日记中记载了那天的收获：“……对我拍摄无偿献血非常支持，求之不得。提供了两个信息，一是大型采血车即将购入，二是个人‘卖血’每周三和周日进行，是行将消亡的事物，要赶快拍……”我立刻觉得我有这个“责任”，应该把这即将消逝的事物记录下来，也就是记录了历史。这责任感来自两方面，一是对无偿献血的热衷，二是摄影人的纪实意识。我有多年献血的经历，对血液中心也比较熟悉，拍这个有一定的有利条件，另外我家离血液中心也很近，周日我休息。尽管对这一事物还没有深入的了解，但应该先拍下来再说，对于它的思考和评说可以是以后的事。就这样我从3月到6月，去拍了四五次，每次都差不多一头午。这些“卖血者”有的衣着光鲜，有的不修边幅，有人年逾五旬，也有人正值花季。我试图用长焦距镜头远距离拍摄特写，探寻他们的内心世界，但很难。这些人的心理设防很重，目光总是躲闪的，终于有一天把某人拍烦了。我也知道这个涉及个人隐私，不能发表。后来报上用的都不涉及个人，但我拍摄的这些影像资料，还是可以成为那一历史事物的一个佐证。周日早上，“卖血者”趋之若鹜“卖血”是隐私，不愿被拍频繁献血逃不过老护士长的眼睛当时400毫升血的报酬是200元，与单位的重金动员反差巨大
1999，第一个走上献血车
1999年5月8日，是《献血法》实施后的首个“5·8”，我事先得知，大连史上第一辆献血车将亮相街头。早上不到7点我就到了血液中心，拍下了国家红十字总会赠送的献血车正在大门口整装待发的影像，随后跟车一起来到大商步行街，然后理所当然地成为此车的第一个献血者。献完血后，左手压着针眼，右手就端起了相机，一直拍到下班。事先没有组织，可这一天献血者多得出乎预料。我拍下了许多有意思的瞬间，有献血者伸出手臂的毫不犹豫，也有围观者心存疑虑的忐忑不安，有恋人在车外的关切，也有副市长上车的慰问。我拍下了从军港专程赶来献血的一群水兵，也拍下了忙碌之余自己也献血的血液中心主任和书记。1999年5月8日清晨，献血车在血液中心整装待发，当天它在大连街头首次亮相1999年5月8日，献血车停在大商步行街，车上采血，车下宣传，无偿献血走近市民1999年5月8日，大连市副市长贺旻登上献血车看望无偿献血者1999年5月8日，大连市血液中心刘书考主任忙碌之余也献血
第二天《大连日报》报眼位置刊登了报道：“此前市献血办公室领导达成共识：不组织厂矿等单位职工捧场，就要看看咱大连市民自愿无偿献血意识有多高。但市血液中心主任刘书考、副主任孙万里私下里还是碰了个头：万一5月8日那天冷场，咱俩先冲上去。早8时30分，两位主任非但没有捞着第一个走上献血车，反倒排在10名开外才轮到上车献血。原先市血液中心领导估计全天上车献血的人有10来个就不错了，可截止到当天下午4时，有77位自愿无偿献血者留下了1.54万毫升鲜血。1999年5月8日，专程从军港赶来献血的水兵大商步行街的保安小伙上车献血，十分勇敢“昨天第一个走上献血车的人叫谢绥，……”《献血法》实施以后，无偿献血将成为临床用血的主要来源，无偿献血的宣传将更显重要。献血车上街，不仅使市民献血更方便，也更广泛生动地宣传了无偿献血。这一天以后，大连市街头，陆续出现了第二辆、第三辆献血车……
1999，旁听市人大常委会会议
1999年9月9日，大连市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其中一项内容是审议《大连市献血条例》。开会前几天在报纸上公告，邀请14名市民旁听。由于关心无偿献血事业，我在第一时间到市人大去报名旁听，获得批准。开会那天，头一个进入会场。那天我见到了血液中心血液部的周科长、管宣传的李雅杰和另几位工作人员，他们都是这个文件的起草者，今天参加会议是听候上级立法机关对自己工作成果的“宣判”。上午先宣读了这个条例草案的全文和另几个待审议的文件，下午分组讨论。我听到了人大常委会委员们对草案的认真解读和研讨，召集人还告诉我们旁听者也可以发表意见。而我那时对这些政策法规的大事了解十分肤浅，仅仅是关心而已，谈不上发表意见。3点30分再集中开会，委员们对草案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有关部门在表决前进行了修改。当这个《条例》最终通过时，我看到周科长她们脸上浮出了笑容，她们的心血终得硕果：“这个法规出台实属不易，八易其稿啊！”
第二天的《大连日报》这样评价：“依据《献血法》等法律规定，重新制定《大连市献血条例》是十分必要的，对于贯彻《献血法》，合理有效地规划、组织公民参加献血，规范献血、采血、供血、用血管理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有着重要意义。”
一年以后，《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出台并于2001年1月1日起施行。这个《办法》和大连市的《条例》基本一致，沿用至今。其中与我们关系密切的几点记得最牢：“献血后五年内免费用血”“累计献血800毫升终生免费用血”“直系亲属三个月后五年内等量免费用血”等等。
2004，陪同工友无偿献血
我2001年应聘到一家汽车销售公司做售后服务工作，修理汽车。我们一起干活儿的工友大部分是年轻人，多来自北三市农村。他们大都没听说过无偿献血，对于我无偿献血的事很好奇，感觉不可理解，甚至觉得我怪异。虽然有时也问这问那，但基本都是与己无关的态度。时间长了，听我说的多了，他们也逐渐有了一定理解。其中有个小伙滕怀祥十分认真，对我十分敬仰。
2004年2月8日星期日，我献血400毫升，第二天正常上班。小滕看到我一切正常，后来就打听如何献血，表示想试试。我对他说，真想献的话我陪你去，就这样他坚定了信心。2004年2月15日，我的工友滕怀祥第一次献血
2月15日星期日，我们俩都休息，约好了到站前献血车见面。因为不经常“进城”的关系，他还走错了地方，我好容易找到他，把他领到站前献血车上，经体检合格，献血成功。献血过程十分顺利，他很平静、坦然，我为他拍了珍贵的纪念照。后来我得知，他以前曾经受过伤，抢救时输过血，他时刻怀有感恩之心，想要回报社会，所以献血的态度很真诚。从那以后，滕怀祥就成了固定献血者，2006年以后也加入献血小板的队伍。他是AB型血，打电话随叫随到，2011年年底获得国家卫生部、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颁发的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他是我在单位“洗脑”成功的第一人。
还有一个小伙王永成，长得膀大腰圆，对于献血一事毫不含糊，但非要我陪着不可。2005年5月15日星期日，他老早来到站前献血车，头一个填表体检，同时吹牛：“我心脏厉害，看一会儿把你血袋鼓开！”可是到了献的时候他却只献200毫升，后经鼓励献了400毫升。献血的时候我也给他拍了照，毕竟第一次献血很值得纪念。谁知献完血休息的时候这家伙晕菜了，短暂躺了会儿才恢复正常，自己感觉很不好意思。我问：“你献血紧张什么，晕了就是太紧张造成的，还说自己厉害呢，还吹不吹牛了？”第二天上班，大家都知道王永成献血400毫升，表示敬佩。此人后来离开了大连，不知是否还献血。2005年5月15日，我的工友王永成第一次献血
单位里还有几个人在我影响下献了血，有的甚至献了多次，甚至献了血小板，但都没能像滕怀祥那样坚持下来。然而所有和我共事过的工友，都对无偿献血有了正确的认识。
2004，首个“6·14”世界献血者日
2004年的6月14日是首个世界献血者日，当年的主题是“血液，生命的礼物。感谢您”。大连市对首个纪念日的庆祝方式是举办座谈会。
这些年，我一直坚持献血，每年两次，也不用到血液中心，就在街头的献血车献。刚开始献血车停在天津街的天伦商厦门前，后来火车站前、大商步行街都停过献血车，我都去献过血。但直到2002年12月遇到胡一中大夫，我才开始每次献400毫升，因此累计献血总量并不多。自2002年国庆前夕的表彰会通知我而我没参加以来，我一直与血液中心没什么联系。这次首个世界献血者日，血液中心的老朋友没忘了我，通知我于6月14日下午参加会议。我那时请假不太容易，我把我们部门韩经理的电话告诉血液中心的工作人员，说领导同意了我就能去，结果皆大欢喜。“6·14”世界献血者日那天是星期一，韩经理在早会上表扬了我无偿献血的事，中午饭后，他亲自开车从后盐我们单位送我到大商步行街，途中还在人民广场附近给我买了一朵大红花，非要我戴上。
到了大商步行街，献血车前已摆上了桌椅，周围聚集了许多老朋友：于淑英、孙玉发、王晶、张成鸿、周科长、李雅杰……许久不见的老朋友都来了。过了一会儿，副市长贺旻来了，向我们祝贺节日，说了很多鼓舞人心的话。
与市长合影后，大家来到附近丰源酒店的一间大厅里坐定，举行座谈会。血液中心的刘主任主持会议，我记得我是第二个发言的。我说无偿献血还要加强宣传，人们不是缺少爱心，而是缺少常识，对无偿献血不够了解，要让人们知道献血不影响健康，这是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王晶、孙玉发主任、大连卫生局陈海龙副局长、红十字会会长等都讲了话。记忆最深刻的是张成鸿老师的讲话，他说自己已累计献血7000多毫升，使与会者们十分惊讶。张成鸿老师的献血量那些年一直高居榜首（2006年以前，血小板没有纳入无偿献血范畴），至2013年，他献的全血已经过万，这在大连实属凤毛麟角。2004年6月14日，无偿献血者代表与市领导合影（范国庆/摄）“6·14”世界献血者日这一节日设立后，“5·8”红十字日无偿献血宣传周就逐渐被取代，每年的6月14日成了我们无偿献血者盛大的节日。（6月14日是发现ABO血型系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卡尔·兰德斯坦纳的生日，被确定为“世界献血者日”。）
2005，首届大连市“献血之星”
2005年的6月14日，是第二个世界献血者日，这一年的主题是“赞颂您血液的礼物”，这一年大连市的纪念方式是评选“献血之星”。
这是大连市的首届“献血之星”评选，由大连市献血办公室、大连市血液中心和大连晚报社联合举办，以后这项活动就成了惯例，直到今天。我的日记中写道：“4月11日接到电话，要评‘献血之星’，要我报名。又通知了到指定地点照相。”4月30日的《大连晚报》C5版刊登了首届“献血之星”的候选人名单和选票，共40名候选人，均配发了个人简介和献血事迹、献血量等。最后有20位市民当选，照片和事迹都刊登在6月11日的《大连晚报》上。张成鸿老师以总献血量9000毫升位居第一名，其次是出租车司机徐俊强、女警官王晶、血液中心的党委书记孙万里、血液中心的大夫聂宝库、血液中心的司机曾军，还有后来成为我们服务队队员的于晖、范美杰、徐世壮、刘裕祥等。其中，我年龄最大，以《献血法》实施以来无偿献血2600毫升排在最后一名。因为早前的献血记录未录入电脑，实际上我那时的献血总量是5000毫升。此后我在日记本上做了一个表，照着献血证详细登记每次献血的时间、地点、献血量，并加以累计，以后每献一次登记一次，记录自己的献血历程。
首届“献血之星”的表彰活动十分简朴，是在大商步行街献血车前面露天举行。2005年6月14日早上，我谢绝了韩经理的车接车送，自己走去会场。那天的日记这样记载：“青泥洼桥步行街上，搭起了拱门，已经有人去了。在那儿还看见了侯黎明，他是慈善总会的义工（我原先单位的徒弟，现在已获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还有各大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他们前来观摩，同时也献血。在20位‘星’中，我排最后。长江后浪推前浪，因为年龄的原因，我应该是最后一次获得‘献血之星’的称号了。但与刘主任详谈，他说，只要身体健康，自愿，可以献到65岁。我很高兴，以后还可以继续献血。”大连市首届“献血之星”与市领导合影（范国庆/摄）
本次表彰会仪式很短，会后各大媒体纷纷采访，我因年龄最大成为关注重点，《大连日报》《半岛晨报》都采访了我，《大连日报》的摄影记者吕文正专门找到我，为我精心拍摄了一张，说是要发到新华社，这张照片后来多次在纸质媒体上使用，网上也放了很久。《大连日报》记者吕文正为我拍摄的“经典照”（吕文正/摄）
会后，我给韩经理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不用来接，我自行回单位。到单位里听工友们说，早上开早会时，韩经理讲了我当选“献血之星”的事，还向日方总经理申请给我奖励，日方总经理说：“谢师傅的精神很伟大，但与本公司无关。”
2005，超龄，特批，继续献血
我出生于1950年5月12日。
2005年2月27日，我在大商步行街献血车上献了400毫升血，“6·14”首届“献血之星”表彰会之后，我待到间隔期满的8月28日，再去那里献血时，遇到了麻烦，倒不是当场被拒绝，而是电脑输不进去我的资料。我跟工作人员再三解释，我是老献血者，《献血法》规定献血年龄到55岁，我现在还没到56啊！我又搬出刘主任，说刘主任说可以献到65岁。谁知此时刘主任已退休了，此话说了也是白费，令我非常沮丧。我当时心想，没有不散的筵席，献血恐怕就到此为止了。可是刘主任的话还让我心怀一丝希望，我就跟工作人员较真“55岁”该怎么理解，应该是56岁之前都可以献，不应截止在55岁生日那一天。
9月19日星期一，我在《大连日报》看到一篇报道，是关于大连市无偿献血事业发展的文章，心潮澎湃，想想自己曾是早期无偿献血的开拓者，为此做出过贡献，而现在黯然离场，实在心有不甘。我看到文章结尾处仍号召广大市民参与无偿献血并留有热线电话，就试着打过去。接电话的女同志很和气，对于我超龄想献血的想法非常理解，但原则问题还得向上级汇报。经转接，我终于和血液中心的安万新主任通了电话，表达了献血的愿望。安主任当时就非常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说知道我是“献血之星”，支持我继续献血，又说最好到血液中心来献。我说我每周只星期天休息，平日不好请假，单位远，出来就得半天。安主任给了我手机号和办公室电话号，让我随时去哪个献血车都行，到时给他打电话。这通电话打完，我一天的心情都非常高兴。
9月25日星期日，憧憬了多日的献血行动实施了。这次我还是去大商步行街献血车献血，开头还是受阻，不过我有“尚方宝剑”。我立即给安主任打电话，他正好在班上，立即吩咐工作人员给我采血，电脑输入不进信息回来手工录入。结果这一次我如愿以偿献了400毫升，从此开始了55岁以后的超龄献血，这在当时的大连是第一人。
那次献血，是我最后一次在街头献血车上献血，接下来我就开始献血小板了。以后的管理也更加严格，超龄献血必须由几位领导同时批准，电脑做特殊处理才行。
2006，开始献血小板
2006年1月23日下午，我接到血液中心的电话，说有病人大出血，急需O型血小板，问我能不能去献。由于需要请假，我让他们打电话找韩经理，很快得知，经理十分支持，便定于第二天7点30分去血液中心机采科。
献血小板的事我以前知道，但这一领域一直是有偿献血。在我心目中，无偿献血是一件十分高尚纯洁甚至神圣的事情，所以有偿的事情我不想介入。2006年开始，血小板也实行无偿捐献，所以血液中心给我打了电话。
自1999年献血车上街之后，我再也没来过血液中心，这次来感觉有点儿陌生。日记中这样记载：“从24路车下来，走去血液中心，到那儿才7点15分。我在门口站着，看他们的职工一个个来上班，后来终于见到了血源科的一个熟人。我不知道她姓什么，她引我进他们办公室，又见到了李雅杰。很快我被送到二楼机采科，填表、体检，8点多插上针管。说是需要一个多小时，可是感觉没过多久就结束了。在这之前，工作人员又因为年龄产生疑问，打电话给安主任，一切都解决了。完事之后，我去了宣传室，看看老朋友，又来到安主任办公室，简单说了句：‘只有一个愿望：今后能继续献下去。' ‘没问题！’安主任给了我一路绿灯。几分钟后，我心满意足地离开了。”2006年1月23日，我第一次献血小板（范国庆/摄）
那时的大连市血液中心还是装修改造之前，机采设备也比较陈旧。我躺在一张普通的床上，枕着枕头盖着被，双臂都插上针管，连着机器。由于是“献血之星”，又是老熟人，血液中心的范老师来为我拍了照片，感谢范老师，为我第一次献血小板留下了珍贵的纪念。
回到单位已是中午，听工友们说，早会上韩经理又讲了我献血小板的事，引起大家的关注。以后的几年里，在我的影响下，单位里几个工友也参加了献血小板，其中滕怀祥坚持至今，获得了金奖。
第一次献血小板成功，接着就预约下一次，一个月之后再来。仅2006年上半年就顺利地献了5次7个治疗量的血小板。
儿子也是无偿献血者
儿子生于1980年，1998年应征入伍，到新疆服役两年，2001年退伍进入大连造船厂。造船厂作为大型国企，每年都组织职工团体献血。儿子在2004年就随单位参加了献血，2005年再次献血。2006年，在我体验了献血小板之后，他也参加到献血小板的行列。2008年4月20日，儿子献血小板
2006年2月26日星期日，O型血告急，我带上同为O型的儿子一起去献血小板。出门等公交长时间不来，我们就打车去了。8点45分，我们俩都躺到床上，我献了2个治疗量的血小板，儿子也成功献了1个治疗量的血小板，这是他第一次献血小板。此后的十来年里，儿子每年都参加单位的集体献血，其他时间，只要间隔期足够他就去献血小板。2011年年底，儿子获得国家相关部门颁发的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2012年献血次数更达到10次之多，2013年“6·14”世界献血者日前夕，他又获得大连市第九届“献血之星”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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