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丰,林有能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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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记忆试读：
前言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快速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文化思想交会碰撞，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2003年，广东省委、省政府高瞻远瞩，作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2010年，又制定《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0年）》，纲要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形成与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或适度超前的文化水平，把广东建设成为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区域文化中心、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排头兵、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主力省、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生力军及率先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示范区，从而吹响了建设文化强省的号角。
在建设文化强省的过程中，对本土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岭南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的奇葩。从历史上看，古代岭南开发较晚，文化相对落后，即便如此，在这个时期，岭南文化也作出过重要贡献。如唐代惠能创立禅宗，风靡全国；明代陈献章创立“心学”，影响深远。到近代，岭南发展迅速，新思想层出不穷，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文化巨人，从岭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他们的思想引领时代的发展，催生社会变革，岭南文化呈现出更加灿烂的光彩。
广东是岭南文化的发祥地，传统上其文化民系主要分为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三部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三大文化又不断衍生出侨乡文化、雷州文化、香山文化、禅宗文化、韶文化、冼夫人文化、移民文化等各种形态。这些文化既有岭南文化的共性，又各具鲜明的地方特色，充分体现广东文化的丰富多元。新世纪以来，我省各级政协十分重视历史文化和民族宗教文化，积极开展特色文史资料收集整理工作；省社科联、社科院等社科机构与各地合作成立了侨乡文化、香山文化、客家文化、禅宗文化、潮汕文化、雷州文化、砚文化、韶文化、瑶文化、广府文化、中医药文化、冼夫人文化、孙中山文化、移民文化等以研究地方特色文化为主旨的研究基地，形成了地方特色文化研究队伍；在党委政府的鼎力支持下，广东社科界召开了一系列的学术研讨会，设立了一批省级社科规划项目，推出了一大批学术成果，在资料积累、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决策咨询等多方面取得显著的成绩，为促进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进一步提升文化软实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为了充分展示我省近年来地方特色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广东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和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编辑出版“广东地方特色文化研究丛书”，计划用5年时间分批出版10本学术著作。本丛书的编辑出版坚持“整理、传承、研究、创新”的基本方针，将通过对我省各个地方特色文化的系统整理和深入研究，揭示广东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具体特征，从而为继承发展、保护利用广东文化提供有益的参考。我们希望，本丛书在推进岭南文化的积累和传播，擦亮岭南文化品牌，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为文化强省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广东地方特色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二〇一四年八月
诗文研究
《广东新语》杀鳄鱼章杂议
杨皑[1]《广东新语》卷二十三《介语》中有杀鳄鱼章云：昔韩愈守潮州，鳄鱼为暴，为文以祭弗能去。后刺史至，以毒法杀之，其害乃绝。按《周礼·秋官》：壶涿氏之职，曰掌除水虫，以炮土之鼓以驱之，以焚石投之。永乐中，吴淞陂塘坏，壅水横流，漂没庐舍，田屡不登，官赋匮缺。朝遣使者治之，治辄坏。居民告曰：“水有怪焉，穴于塘澳，塞土填石，不胜其一奋，必杀怪而后塘可成也。”于是使者相继谋杀怪，卒无计策。朝廷忧之，遣夏原吉往。原吉至，命具舟数百，载以焚石，布塘之上，下令曰：“闻鼓声，齐下焚石。”于是两岸击鼓，竞投焚石，急散舟以避之，须臾波涛狂沸，水石搏击，震撼天地，辗转驰骤，赤水泉涌。有物仰浮水面，焦灼腐烂，纵横数十丈，若鼋若鼍，莫可名状，怪绝而塘成。假使昌黎读《周礼》，得此杀怪之方，则尽鳄鱼之种类以诛，何暇与之论文哉？鳄鱼而祭，祭且用文，彼爰居之，祀又何讥焉？此何磻之说也。[2]
读了杀鳄鱼章，笔者觉得有几个问题需要提出来讨论一下，讲得不对的地方，敬请学界同人批评指正。一、关于杀鳄鱼章中某句话的断句问题
笔者仔细分析杀鳄鱼章中的“假使昌黎读《周礼》，得此杀怪之方，则尽鳄鱼之种类以诛，何暇与之论文哉？鳄鱼而祭，祭且用文，彼爰居之，祀又何讥焉”这段话后，觉得其中“彼爰居之，祀又何讥焉”的前半句与后半句之间意思不大相接，且这句话的意思亦与前文颇欠吻合，再加上“彼爰居之”这四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令人费解。于是笔者判断，这句话可能在断句上出现了错误。经翻阅三个由今人断句的《广东新语》版本（分别是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李育中等人所注的《广东新语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屈大均全集》（四）中由李默校点的《广东新语》以及中华书局出版的《广东新语》。以下分别简称为李育中本、李默本、中华书局本）后，发现除了李育中本的标点有错误之外，李默本以及中华书局本都同样出现了这样的错误[3]。以笔者之见，应该将“彼爰居之，祀又何讥焉”改为“彼爰居之祀，又何讥焉”。如此断句才显得意思明顺，符合情理，亦只有这样断句，才可以把原文之意思表达出来。“爰居”是海鸟之名，“爰居之祀”的意思是祭祀海鸟爰居。春秋时鲁国大夫臧文仲因见海鸟爰居止于鲁东门之外三日，曾叫国人去祭祀它，有人因此指责臧文仲这样做不明智。此事在《左传·文公二年》中有提及，其文云：“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此事又见载于《国语·鲁语上》，其文云：“海鸟曰爰居，止于鲁东门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国人祭之。展禽曰：‘……今海鸟至，已不知而祀之，以为国典，难以为仁且知矣。’”依据《左传》和《国语》，可知《广东新语》杀鳄鱼章中的“彼爰居之祀，又何讥焉”这句话，乃是运用典故，其意大概是说：连韩愈都那么糊涂，用文章去祭鳄鱼，那就不应该批评臧文仲祀海鸟爰居是一种不明智的表现了。如果按照今人所标点的文句去理解原文之意的话，那就不可能与以上的表意吻合了。二、杀鳄鱼章的原始作者应该是何磻《广东新语》虽然题为屈大均所著，然而对于杀鳄鱼章来说，似乎不好说它是由屈大均所写，实际上该章中的大部分内容是屈大均抄录转引的。故屈大均在此章的最后特地附上一句话注明说：“此何磻之说也。”很明显，屈大均之所以加上这一句话，其目的是要告诉读者，以上这则故事是一段复述之语，其原始的讲述者是何磻。
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经常引用他人著述中的某句话或某段文字，那些被引述的材料从分量上看在全章中占的篇幅不算多，而且屈大均都平顺地将它们融合在自己的叙说文字之中。这种文字自然可以看作屈大均的著述，其著作权归于屈大均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广东新语》中有个别篇章的文字乃是属于全章地引用他人的文章或他人的讲话，而且屈大均亦加上注明说这段话为某某人所讲，那么，这种文字的著作权恐怕就不应该归属于屈大均了。例如《器语》中的铜鼓器章就是一则很有代表性的例子。该章说：
宋陆游云：“予初见梁《欧阳頠传》称：‘頠在岭南多致铜鼓，献奉珍异。’又云：‘铜鼓累代所无。’予在宣抚司见西南夷所谓铜鼓者，皆精铜。极薄而坚，文镂巧丽，叩之冬冬如鼓，不作铜声。秘阁下古器库，亦有二枚。此铜鼓，南蛮至今用之于战阵祭享。初非古物，实不足辱秘府之藏，然自梁时已珍贵之如此，不知何取也。”[4]
经查考，可知以上这段材料原来是屈大均从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二中摘引出来的。这段话中除了起首处的“宋陆游云”四字是屈大均所加，其余全部文字基本上都是陆游的原话。也就是说，此章文字的著作权其实不属于屈大均，而是属于陆游的。正是因为此章文字的著作权不属于屈大均而属于陆游，所以屈大均在此章文字的起首处特地加上“宋陆游云”四字以表明之。与铜鼓器章的情况大致相同的例子还有《山语》中的端州山水章，屈大均在其起首处标上了“何磻云”三字；《宫语》中的南海庙章，屈大均也在其起首处标上了“何磻云”三字。很明显，端州山水章与南海庙章这两章文字，基本上都是属于抄录转引性质的文字，其原始作者都可以确定是何磻。笔者此前曾对这个问题作过分析研究，读者不妨审阅一下拙作《略议〈广东新语〉中两段文字的标点及相关的问题》。[5]
从以上所提到的诸例子可以看出，在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中，有几章文字显得比较特别，这些篇章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屈大均抄录转引的，客观地看，这些篇章的著作权不宜归属于屈大均。现在拿出来讨论的这篇杀鳄鱼章，其情况正是如此。
需要强调一下，杀鳄鱼章中那段关于明朝人夏原吉仿用古法去驱杀吴淞一带水怪害虫的故事，以目前可知的信息看，其最早的记载出现在《广东新语》之中，[6]于是这段材料的史料价值就显得颇为宝贵，而保存了这则如此有价值的史料的有功之臣实际上是何磻。正是因为何磻是个土生土长于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学士文人，熟悉当地的掌故，所以他能够讲述这则故事。屈大均只不过是对这则故事作了转述而已。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何磻的相关著述目前未见传于世，屈大均则做了转述工作，于是无形中屈大均亦成为保存这则有价值的史料的功臣了。
虽然杀鳄鱼章不宜说是屈大均写的，但是此章文字既然经屈大均之手在《广东新语》中被作了转述引用，就说明屈大均是认肯这段文字中的思想观点的。那么该文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实际上也等于是屈大均的思想倾向。三、屈大均对韩愈的以文驱鳄之举持批评态度
韩愈任潮州刺史时，曾撰《祭鳄鱼文》，其中所记的将鳄鱼驱走的故事，不但在民间广泛流传，而且在正史《唐书》中也有记载，这件事说得上是广东历史上一件重大之事。不过笔者发现，作为研究广东史的权威专家，屈大均对这件在广东历史上显得非常重要的事并不十分在意。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对这件事虽然有所提及，却只是用甚少的篇幅去讲它罢了。而且当提及此事的时候，他不但不像其他人那样对韩愈此举作一番赞颂，反而对韩愈提出了批评，指责韩愈此举没有取得实际效果。屈大均还指出，真正将鳄鱼驱走的人，乃是后来上任的另外一位潮州刺史。另外，他特地强调说，是因为人们采用了“以毒法杀之”的方法，才真正有效地将当地的鳄鱼驱走和消灭的。
明显可以看出，杀鳄鱼章全章文字的重点内容是捕杀鳄鱼，并推介古代一种驱杀水怪害虫的方法，希望人们去借鉴、仿效此法以驱杀鳄鱼，这部分内容占了杀鳄鱼章全章文字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再从具体内容来看，这章文字没有提及鳄鱼的生活习惯以及生长情况，而是侧重于讲怎么样捕杀鳄鱼。文章大概说，在《周礼·秋官》的壶涿氏章中，曾提到古人驱杀水怪害虫，其方法是把烧热了的石块投入陂塘水泽之中，[7]将该处的水升温加热，又辅之以强大的鼓声，把水怪害虫惊动起来，令其离开穴洞进入水中热死。明初人夏原吉就曾经采用这种方法，驱杀了吴淞一带的水怪害虫，效果颇佳。
平心而论，夏原吉所使用的驱杀水怪害虫之法，对于驱杀鳄鱼来说是否能奏效，恐怕没有谁能够作出绝对肯定的判断。但是透过文意可以看出，屈大均对那种积极捕杀鳄鱼的务实做法是非常欣赏的，而对那种用文祭鳄以求驱鳄的无实效做法是甚为鄙视的。所以此章文字特地用“杀鳄鱼”三字作为标题，而《介语》中的各章皆以某种动物之名作为标题，可见屈大均所看重的和所关注的，乃是讲究用实际行动去捕杀鳄鱼。文章最后又特地用评论性的口吻说“假使昌黎读《周礼》，得此杀怪之方，则尽鳄鱼之种类以诛，何暇与之论文哉？鳄鱼而祭，祭且用文，彼爰居之，祀又何讥焉”，这段评论明显反映出屈大均对韩愈的以文祭鳄之举有所指责，认为其做法是一种愚蠢无知和徒劳无益的行为。
有两则材料或许对我们考察屈大均为何会大胆批评和指责韩愈的以文祭鳄之举是愚蠢行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宋史》卷二百八十四《陈尧佐传》云：“尧佐……坐言事忤旨，降通判潮州。修孔子庙，作韩吏部祠，以风示潮人。民张氏子与其母濯于江，鳄鱼尾而食之，母弗能救。尧佐闻而伤之，命二吏拏小舟操网往捕。鳄至暴，非可网得，至是，鳄弭受网，作文示诸市而烹之，人皆惊异。”[8]又宋人契嵩在《镡津集》卷十九中说：“韩子为《鳄鱼文》与鱼，而告之世，谓鳄鱼因之而逝，吾以为不然。鳄鱼乃昆虫无知之物者也，岂能辨韩子之文耶，然使韩子有诚，必能感动于物以诚即已，何必文乎？文者，圣人所以待人者也，遗虫鱼以文，不亦贱乎？人哉文之，其人犹有所不知，况昆虫欤。谓鳄鱼去之，吾恐其未然。《唐书》虽称之，亦史氏之不辨也。”据前一则材料我们可以知道，在韩愈之后，潮州一带仍然有鳄鱼之患，这说明昔日韩愈以文祭鳄的做法并没有将鳄鱼驱走，且可以知道当时的官员们仍然在使用捕杀之法去对付鳄鱼。据后一则材料我们可以知道，至少在宋朝，已经有人指出，韩愈凭一篇祭文将鳄鱼驱走，这件事不值得相信。屈大均之所以敢于大胆批评和指责韩愈的以文祭鳄之举是愚蠢无谓的举动，显然是有依据的，其所作之批评亦是有道理的。
今天，我们从客观角度去评价韩愈的以文祭鳄之举，杀鳄鱼章中的有关评论是值得参考的。不过我们也应该强调，韩愈的以文祭鳄之举本属为民除害，其出发点值得肯定，而在做法上显得落后和愚昧，乃是时代环境所造成的，我们不宜太过苛求韩愈。注释
[1]【作者简介】杨皑，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2]见（清）屈大均著，李育中等注：《广东新语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5页。
[3]见李默校点：《广东新语》，载欧初、王贵忱主编：《屈大均全集》（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34页；（清）屈大均撰：《广东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83页。
[4]以上这段文字的标点是笔者加的。笔者觉得现今行世的三个《广东新语》新标点本，对这段文字所作的标点都有一些不合理之处，故不加采用。关于各本对此段文的标点情况，读者可参阅李育中本的第405页、李默本的第451页、中华书局本的第458页。
[5]见《广东史志》2006年第2期。
[6]近获悉有学者指出，除《广东新语》外，《潮州志·丛谈志·物部》中对此事亦有记载，笔者很感谢这位同人的赐教。由于受一定客观原因的限制，本人暂时还未有机会查阅《潮州志》，不知这部《潮州志》是什么时候的版本。据我推断，《潮州志》中所讲述的这件事，有可能是引自《广东新语》的。
[7]《周礼·秋官·壶涿氏》云：“壶涿氏掌除水虫，以炮土之鼓驱之，以焚石投之。”贾公彦疏之曰：“焚石投之使惊去者，石之燔烧得水作声，故惊去也。”“焚石”一词《汉语大词典》解析为“烧烫的石头”。笔者觉得此种解析，若针对周朝人驱除水怪害虫之事来说，或许可以说得通，但对于明朝人夏原吉驱除水怪害虫一事来说，恐怕未必能说得通。因为如果此“焚石”是指“烧烫的石头”的话，那么此石的温度甚高，绳索木板一经触碰必被烧坏，搬运的人亦难以靠近。以古代那么落后的搬运技术来看，那些数量非常大的“烧烫的石头”，只可能被从岸上推入水中，不可能被搬移到舟船上再投入水中。看来此处所提到的被搬移到舟船上然后投入水中去的“焚石”，有可能是指生石灰石。生石灰石与水遇合即发生化学反应而产生高温，可令塘泽中的水发热升温，还有腐蚀作用。所以当人们向塘泽投了“焚石”之后，水怪便“仰浮水面，焦灼腐烂”了。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有燔石篇，专门讲述烧制石灰石以及石灰石的功用这方面的内容。可见到了明朝时，人们烧制石灰石，以及利用石灰石，已经是很普及的事。至于周朝人是否已懂得烧制石灰石和利用石灰石，似乎不见有明确的记载。所以笔者虽然在正文中遵从《汉语大词典》的解析，但在此则试提出异议，以供读者参考。
[8]见《宋史》卷二百八十四《陈尧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582页。
九种广东地区诗歌总集钩沉
[1]陈凯玲[2]有清一代，广东地区清诗总集编纂空前繁荣，成就突出。仅据骆伟先生主编的《广东文献综录》一书著录统计，现存广东清诗总集的数量，已不下两百种，更未遑计算下落未明或确已遗佚者。对于如此丰硕的编纂成果，存世的尚且需要研究，已经失传的也应当挖掘。因此，本师朱则杰先生的《清诗考证》曾对清初顺治、康熙年间编纂的相关总集进行初步辑佚[3]。兹效其做法，以《广东文献综录》《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和《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等书目文献为基本标准，凡其中未见著录的广东地区清诗总集，即予以辑录，并对相关序跋文字酌加考证。由于文献搜讨不易，本文先取九种厘为一束，大致以总集的编纂或刊刻时间为序。一、《镇海楼诗选》，刘茂溶辑，康熙三十三年（1694）前刻
康熙年间黄登辑《岭南五朝诗选》卷首载刘茂溶序，兹节录有关文字如下：
予时督创广州镇海楼成，登临赋咏，闻于四远。予汇而识之，名曰“镇海楼诗选”。……独《镇海楼》梨枣，予将束装出岭，后有珊瑚，当在黄子铁网中；或有以示予，则又不负引领天南望鱼雁矣。噫！予与黄子同时而各有所选也，可不为相得之庆，而亟叙之哉？[4]
按：此处《镇海楼诗选》属于一部题咏类诗歌总集，编者刘茂溶，康熙二十二年癸亥（1683）至康熙三十三年甲戌（1694）间任广州知府[5]。据上文“独《镇海楼》梨枣”云云，可以确定该集已经付刻。至于具体的成书时间，当在此序写作稍前。据“予将束装出岭”一句所暗示，可以确定是在刘茂溶卸任广州知府时，亦即康熙三十三年甲戌（1694）；至迟也不晚于康熙三十九年庚辰（1700）《岭南五朝诗选》的刊刻时间。二、《岭海诗见》，陈遇夫辑，康熙中期序
陈遇夫《涉需堂集》（不分卷）有《岭海诗见序》，兹据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光绪六年（1880）刻本辑录于此：《曲江本集序》云：曲江公诗，其言造道，雅正冲淡，体合风骚。后世论唐人洗涤五代绮靡者，推陈伯玉，而李于鳞不取，此自有故。伯玉古诗深奥则有之，然过于钩索，终逊于曲江之自然。前乎公者，为沈宋，之后为燕许。沈宋工丽，张苏雄浑，曲江固自不乏。至抒写性情，雅正近道，则虽燕许亦退三舍，彼沈宋正字，岂其匹也？吾粤诗前有曲江，后有白沙。白沙子论诗谓：“世人旬煅月炼，以声调相高，皆不得谓之诗，故曰：‘诗之工，诗之衰。’”此儒者正论，亦诗家妙解。然惟白沙先生能几（讥）之，未许浅率藉口，何也？白沙天资高明，胸中无纤毫滞碍，而涵养学问，又足以达之，故能直写性，真无复雕镂妆点习气。由此言之，谓诗不关理乎？非也。有明三百年，吾粤诗最盛，比于中州迨过之无不及者，其体大率亦三变：明初南园五先生倡之，轻圆妍美，西庵为首；嘉靖七子，建旗鼓于中原，梁公与焉，所尚富丽庄重，名“馆阁体”；驯至启祯政乱国危，奇伟非常之士出，抚时感事，悲歌当泣，黎、邝诸君，发为慷慨哀伤之音，而明祚亦遂终矣。明季粤故多名士，异乎弃掷沦落，不得见于用，诗文亦多散失，无可考。予少时所见先人蘧庐旧辑，得乡先辈诗数十首，因搜粤志并别集所载，择而手录之，曾不千百之什，一存其略而已。虽然，言为心声，诗者，性情所发，不可以伪。为伪者，固不能工；其工者，必共真者。观其言，可以知其人，可以论其世，此亦可以观矣。[6]
按：陈遇夫，字廷际，号交甫、雨村，广东新宁（今台山）人。据道光《广东通志》卷二百八十六《列传·十九》本传记载，陈遇夫为康熙二十九年庚午（1690）举人，雍正元年癸卯（1723）举孝廉方正，年七十一卒[7]。
又，该《岭海诗见序》无具体写作时间，考《涉需堂集》中有《菽园藏书记》一文，末署“戊寅（康熙三十七年，1698）秋八月晦记”，且位于《岭海诗见序》《乐府诗见序》《赋见序》三篇文章之后；若各篇严格按写作时间的先后编次，那么陈遇夫作《岭海诗见序》当不晚于康熙三十七年戊寅（1698），据此推测其编纂系列总集的时间，大致在康熙中叶。
从序文相关内容可知，《岭海诗见》所选范围主要是明代；文中提及的“黎、邝诸君”，即黎遂球、邝露，两人分别卒于顺治三年丙戌（1646）及顺治七年庚寅（1650），类似入清遗民可能多被收录，因此不妨将该书归入跨代清诗总集。
又，该序亦被收入吴道镕辑、张学华续辑之《广东文征》卷四十五，文字相同[8]。三、《峤华集》，沈琦等辑，康熙五十七年（1718）刻
罗元焕撰《粤台征雅录》（又名“岁暮怀人诗”）第四首怀陈怀诗所附陈仲鸿注曾提到《峤华集》一书：
康熙戊戌（五十七年，1718），羊城沈奇玉琦，开粤台古迹八咏诗社于白燕堂，以浮邱井、陆贾祠、虞翻苑、望气楼、沉香浦、荔枝湾、素馨田、抗风轩为题，体皆七律，预书笺致于城乡吟侣，匝月闲共收三千余卷。奇玉本洪都人，侨寓于粤者也。时适全州蒋容江、南昌万字兆两太史，太康许苍岚明府，皆在粤，遂延致主于其家，同为评阅。选拔五百名，揭榜于桂香文昌宫，复开雕《峤华集》二卷。全作登集者十名，石樵（陈怀其号）先生与焉。居前者曰：梁无技、江渊、韩海、蔡道法、汪后来、梁文冠；居后者曰：黄朝举、麦穗、陈份。既又张燕召梨园侑觞，雅会于西郊长寿僧院，陈古村集中纪及之。亦一时之盛事也。《峤华集》后幅诗，则摘刻至百名以外，其馈赠谢教仪物，首名冠服全具，佐以银杯匕，及文房玩器数品。余视榜之高下重轻有差，自二百名后至榜末，概送丝履一緉云。粤中好为校诗之会，亦称开社，相传谓自明季番禺孝廉黎美周遂球礼闱之号。乡人艳之，遂启其风，至预布题，并订期收卷，列第揭榜，悉效浦江吴清翁月泉吟社故事。惟易其送诗赏之名曰“谢教”，谦词也。诸吟卷不可效应试糊名，故皆隐其姓字，随意取片语为记，亦如月泉社中翁合老原署“蹑云”，周暕原署“识字耕夫”之类。榜上胪列，谓之“花号”，或曰：“言花者尚须更求其实云尔。”月泉吟社诗，王渔洋《池北偶谈》谓曾见有古刊本，后始见琴川毛氏本；今樊谢《宋诗纪事》亦采著于编，但体例以人系诗，故所录不尽依其原评名次，而有散见于异帙者，非如汲古阁之重镌古本矣。白燕堂《峤华集》，则视月泉社所纪为略，每幅惟书其人之名，缀以其或号而已，诸爵里及原署之花号，皆阙而不录。[9]
又，同书第六首怀吴世忠诗，附注中亦提及：“吴南圃，名世忠，字仲坡。南海人。……自少有谢庭兰玉之誉，诗名亦早著。白燕堂社列之十一，《峤华集》录其五首，皆杰作也。”[10]
按：此书为一部题咏类诗歌总集，主编者沈琦，籍贯江西洪都，生平不详。仅知其人曾经寓居广东，以倡导“粤台古迹八咏”诗社著称。从上文可以得知，《峤华集》所选乃“校诗之会”征集之作，皆为七言律诗，以咏八题为限。又知应征者诗多达“三千余卷”，编者最后厘定“五百名”，凡二卷；但是《广州市志·出版志》第一章“编辑出版”第一节“出版机构”中关于《峤华集》的介绍，却误作“收诗3 000余首，选拔500首”[11]。
虽然《峤华集》今已失传，但沈琦“开社”一事在当地成为佳话，直至咸丰年间谭莹仍有追咏之作，可参见《乐志堂诗集》卷十二《西堂吟社第一集，补和沈氏白燕堂“粤台古迹八咏”，同集者许洓文太史，陈兰甫、沈伯眉两学博，金堂孝廉，徐子远上舍》一诗[12]。四、《献玉堂雅集诗》，钟瓒辑，康熙六十一年（1722）成书
上及《粤台征雅录》第九首怀钟狮诗之原诗及附注如下：
桥居士称鸿博，高卧南城一角春。献玉堂开名宿在，粤台风雅共椎轮。
钟铁桥，名狮，字作韶。番禺人。雍正壬子（十年，1732）孝廉，乾隆丙辰（元年，1736）荐试鸿博，丁巳（二年，1737）成进士。时已告病在籍，栖息旧庐，重与坛坫，悬车越三十年，卒于家。献玉堂，铁桥父萝山先生，名瓒，字勺金。太学。始由鹿步萝冈卜宅羊城之南，负郭而居，颜其曰：“献玉。”周遭环植绯桃，花时灼灼出墙外。以九战棘闱，不售，遂肆情于诗。名流数十辈，时相过从倡和。寻以诸人前后题咏数百篇，合编为《献玉堂雅集诗》，少长丛列，铁桥诗亦与焉，东樵上人光鹫序之，与所著《萝山集》并刊行。[13]
按：此书是一部唱和类诗歌总集，编者钟瓒。上文末句交代《献玉堂雅集诗》曾有“东樵上人光鹫序之”，而考释光鹫（一名成鹫）《咸陟堂文集》[14]，未见相关序跋之类的文字。又该集编纂时间不详，暂以释光鹫康熙六十一年壬寅（1722）谢世作为下限。
又，道光《广东通志》卷一百九十八《艺文略·十》著录该书为“未见”，并误作编者为“钟狮”，误以“献玉”为其室名[15]，盖失实转载《粤台征雅录》而致。五、《贯珠集》，李琯朗等辑，雍正十二年（1734）顷成书
罗元焕撰《粤台征雅录》第十二首怀李琯朗诗所附陈仲鸿注曾提到《贯珠集》一书：
李冬见，名琯朗，字崇朴。顺德人。太学。见《广州府志》文苑传。有《一篑山房诗集》，又纂辑见闻为《山书》。其先系传五世皆有诗，而各自为集，迨冬见汇刊之。济宁王书门观察为作总序，并冬见诗统名《贯珠集》。《山书》未梓行。[16]
按：此书是一部以丛刻形式编纂的宗族类总集，又名“岭南贯珠集”，李琯朗主编。光绪《广州府志》卷九十六《艺文略·七》著录有“《岭南贯珠诗文集》八卷”[17]。此集收录李琯朗一族“五世”，凡六位作家的诗文。又道光《广东通志》卷一百九十六《艺文略·八》即著录该六人别集，并提及各人在《贯珠集》中的排次，分别是李万龄撰《自家意思诗集》三卷，为“《岭南贯珠集》之一，末附李朝□（此处原文为框）《自鸣集》诗六首，为《贯珠集》之二”。按语称：“朝□（此处原文为框），字公化，号梅石，万龄父。”[18]李际明撰《风操堂集》十六卷，为“《岭南贯珠集》之三”[19]；李文灿撰《天山草堂集》二十二卷，为“《岭南贯珠集》之四”[20]；李殿苞撰《碧梧园集》九卷，为“《岭南贯珠集》之五”[21]；李琯朗撰《一篑山房诗集》十卷，为“《岭南贯珠集》之六”[22]。以上六人，前三人属于明代，其余均归入“国朝”。
此集成书的具体时间不详。据道光《广东通志》卷一百九十四《艺文略·六》“崇朴山书八十二种”条，按语称李琯朗“雍正癸卯（元年，1723），巡抚荐举博学鸿词科，以母老辞”[23]。可知其为康、雍间人。又据上文“济宁王书门观察为作总序”云云，考“王书门”亦即王元枢，曾于雍正十一年癸丑（1733）任嘉应州知州[24]，又于次年“旋以府道要缺题升”[25]；则其作“总序”时间，当在雍正十二年甲寅（1734）任职道员（即“观察”）以后。由以上两点可以推测，此集编纂时间大致在雍正年间。
另见民国《顺德县续志》卷十四《艺文》著录有“连珠集”，按语称：“郑观瑯与子凤翔，辑列祖诗文，都为一集，郑际泰颜之曰：连珠。”[26]该处“连珠”疑即“贯珠”，“郑观瑯”疑即“李琯朗”，二者盖以音近而误。
又，今人骆伟先生主编的《广东文献综录》著录有明代释真空撰《贯珠集》一卷[27]，系同名之书，与总集无涉。六、《广东诗钞》，车腾芳等辑，乾隆二十九年（1764）始编
上及《粤台征雅录》第二十四首怀陈华封诗，相关附注提到：
康熙中，高士黄积庵尝辑《岭南五朝诗选》四十卷行世。至车蓼洲、罗石湖、何西池三家振响，每谓其搜罗未备，且锓板久亡，欲广辑新编以垂于后。缘俱齿暮，乃属番禺孝廉冯箕村启局于羊城咏仁堂以总其事，推复斋、章山操选政、撰小传，而后三先生为之鉴定焉。招与共事者，则有海阳罗吉人守戎，自戊午（乾隆三年，1738）登武榜后，即游寓省会，以能诗称。时方服官制军幕下，管理邮政，遂以《征刻〈广东诗钞〉引》付走卒，分投通省学博，讬其遍布以访求遗集。引书首事车腾芳、罗天尺、何梦瑶、冯公侯、陈华封、罗元焕、罗天相，凡七人；预分辑者，复有南海杨芦溪震青、黄秋畹呈兰、番禺文学李锦岩靇等数辈。其始事则乾隆甲申（二十九年，1764）首春也。既而远近以藏本驰寄者数年不绝。乃功未及半，而首事诸公相继殂谢，惟章山独存。遂有索还原帙者履常填户，不数月邺架为之一空。章山怃然若失，寻亦归里课儿，不复出矣。其纂录成编者，后皆散佚，闻者咸惜之。《征引》出章山笔，其略云：“瓿覆溷投，惨同秦炬，烟销蠹蚀，厄类羽陵。遂使撚须呕血之遗，愁任风流而云散，由兹握椠操铅之辈，无从璧合而星联。维桑梓之必恭，古也有志，矧缥缃之是纂，今岂忘情？乡不没于先生，责难逃于后死。”又云：“南园后劲陈秋涛之职志，仅及能征；《峤雅初编》区启图之杀青，未由复睹。拾遗补阙，迟候何年，填海移山，誓坚厥志。”全首载《章山文集》，此不具录。[28]
按：此书是一部关于广东省的通代诗歌总集，曾有数十人参与编纂。据上文所述，这次编纂活动的最初“发起人”是车腾芳（蓼洲其号）、罗天尺（石湖其号）和何梦瑶（西池其号）三家，冯公侯（箕村其号）受三人所托“总其事”，并由陈华封（复斋其号）、罗元焕（章山其号）二人负责“操选政、撰小传”。其他“与共事者”，还有“杨芦溪震青”“黄秋畹呈兰”“李锦岩靇”等人“预分辑”。他们大都是乾隆年间广东诗坛的名宿才俊，由此可以想见《广东诗钞》的编纂规模与水平。该书从“乾隆甲申（二十九年，1764）首春”开始编纂，最后因“首事诸公相继殂谢”而半路夭折。以至嘉庆年间温汝能在《粤东诗海》自序中，也都对《广东诗钞》未能成书表示遗憾[29]。但是，与该书关系重大的《征刻〈广东诗钞〉引》一文，或许有流传下来的可能。柯愈春先生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30]著录有罗元焕《万石堂诗文稿》四卷，清刻本，今藏中山大学图书馆，其中极有可能收录《章山文集》此“引”。
上文提到了三部总集。一是“黄积庵尝辑《岭南五朝诗选》四十卷”云云，即黄登（积庵其字）的《岭南五朝诗选》，现存版本为三十七卷；二是“南园后劲陈秋涛之职志”，可能指陈子壮（秋涛其号）等辑《南园花信集》，道光《广东通志》卷一百九十八《艺文略·十》著录有黎遂球序，今该集附于《南园前后五先生诗集》末，凡一卷[31]；三是“《峤雅初编》区启图之杀青”，即区怀瑞（启图其号）所辑《峤雅》。七、《先友集》，陈恭尹辑，康熙十年（1671）顷序
陈恭尹《独漉堂集·文集·诗序》有《先友集序》，兹据郭培忠先生校点本辑录于此：
尹幼侍于先君，窃识其所与朋游讲习者，虽燕戏之间，未尝不及于治身忧民忠国也。人之有善，若庆云之出于天，醴泉之涌于地，亟亟然，唯恐不与众共见之。人有过，谆谆然曲导之，若垢衣之被其体，芒刺之集其背。闻饥寒之人，甚于其身受之也，必相与谋衣食之。政令之失，时事之非，既竭其力，而无以转移，犹为之累吁积叹至于不寐，自其为诸生已然。而一时交游，类皆伟人雄杰，卓然以当世自命，不欲下同于俗学。
先君既没，尹幸不为士君子所弃，其所与琢磨晨夕者，虽未得尽如先君时，亦自一时之选也。呜呼！自有识至今三十年间，计其姓名，盖十之六七死矣。方其放情抗论，下视先古，卑笑当世，若且欲快其意气。然更变乱以来，其间毙于桁杨，仆于草野，逃于浮屠方士者相继；而得毕命王事，自致青史者，亦往往不乏。人各有命焉，要其志皆为不苟矣。伏处无聊，每得其遗文于箧笥，把之叹息，想见其淋漓杯酒，掀髯唱酬，奋袂激昂之日。嗟呼！彼何时也？今一二存者，大致困饿穷山中，愊恻日暮，有所欲言，咀嚼齿舌间，周视四座之人，而后敢发。吁！自先君时，固已患士风滋不如古久矣，而今而后，又未知何如也？乃撰《先友集传》二卷，搜录遗诗文可观者，人为一编，而传系之，分两世之交为上下。[32]
按：陈恭尹为清初“岭南三大家”之一，曾编选多种清诗总集，如《番禺黎氏诗存汇选》二十卷[33]，以及本师朱则杰先生所考证的《广州诗汇》。此《先友集》据自序可知，收录陈恭尹本人与其父陈邦彦“两世之交”诗文，可归入清初遗民诗歌总集的范畴。至于此序的作期，据“自有识至今三十年间”推断，在陈恭尹四十岁左右，即康熙十年辛亥（1671），这应该就是此集成书的大致时间。
又，该序亦收入吴道镕辑、张学华续辑之《广东文征》卷四十四，文字相同[34]。八、《玉醪春馆题壁诗集》，佚名辑，民国元年（1912）刻
民国间屈向邦之《粤东诗话》卷二有如下记载：
昨于友人案头见有《玉醪春馆题壁诗集》，佳作颇多，亦一时嘉话也。玉醪春馆者，民国初元，旧广府前最宏丽之酒家也，征诗题壁，阅卷者香山黄日坡（映奎）。第二名有才女士诗云：“运甓轩前辟绮楼，清风明月菊花秋。坡公名翰卓仙骨，恽老遗图娱醉眸。文石画家嵌酒座，碧玻窗互隐糟邱。玉山岚翠入杯杓，倒吸春醪消古愁。”评云：“诗笔雅近少陵，迥非时流所及。”论者谓日老独具法眼，真渔洋所谓：“我所不解。”至第八名为番禺凌孟征（鹤书），一时戏作，窜改陈简斋《登岳阳楼诗》而成。凌诗起句适为墨污，未能录出，其下云：“茶香酒熟夕阳迟。登临二邑中分地，酣醉三山欲暮时。岁值丰穰聊取乐，人经多难敢凭危。王郎拔剑高歌起，镜里何妨鬓已丝。”[35]
按：此书为广州一酒家之题壁诗歌总集，编者很可能就是“玉醪春馆”的主人。该集“阅卷者”黄映奎，字仲照，号日坡，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曾任民国《广东通志》分纂人，修《艺文略》十二卷[36]。这种“征诗题壁”与评阅、编选总集活动，可能出于某种商业目的，却也迎合了当时大众的需要，不妨作为上及《粤台征雅录》有关“粤中好为校诗之会”的另一注脚，由此可见民国初年广州地区的“开社”风气依旧不减清初。
附带关于“玉醪春馆”，当代著名作家欧阳山曾在小说《三家巷》里提到这家茶馆，可见它在当时的广州颇为深入人心。九、《岭南后三家诗》，吴兰修辑，道光十三年（1833）顷序
张际亮《思伯子堂诗文集》卷二有《岭南后三家诗序》，兹据王飙先生点校本辑录于此：
岭南自昔多诗人。国初屈翁山、陈元孝、梁药亭三先生，以诗名一时。其友王蒲衣尝合为《岭南三家诗选》，其书盛行于世。自三先生后，岭南诗人益多，而乾隆、嘉庆间黎二樵、冯鱼山、宋芷湾三先生又最有名于时。三先生之没，近者且七八年矣。其诗虽各有专集行于其乡，而外间少传本。于是嘉应吴石华学博欲选为《岭南后三家集》，属余襄其别择，且各言其诗大略。
当乾隆、嘉庆间，诗道稍榛芜。或以论议考订为诗，或则轻佻浅鄙，无与于风雅之旨。然其人皆有盛名，弟子几遍南北，天下之为诗者多从风而靡矣。而二樵先生倔强海滨，独以其孤清之气，幽婉之情，奥折之思，宗法少陵、昌谷，卓然自成其体，可谓诗人之豪杰矣。鱼山先生早慧，通籍以后，未免以酬应累其诗。然笃于伦类，又游迹最广，其才气发扬矫健，固自有不可掩抑也。芷湾先生生平豪宕，其诗不能绳以格律，其雄骏疏快，时得放翁、东坡遗意。先生遇余于京师，有知己之言，尝曰：“吾诗不能如君千门万户，然吾固独来独往也。”先生坦直自许，不为欺矫，卒亦无以易其言矣。
三先生之诗，视前三先生者，不无少异，而皆能不相依附袭取以自成其名，信可传于世也。而岭南二百年间，以诗名家，后先辉映于当代者如此，盖其乡先正流风遗韵，有以倡遵之故，历久而不衰尔。然则此后兴起者，当益有人。其进而益上，亦在善择所师焉而已。学博工古文，诗词皆清绝，留意时事，其言皆切实可用，乃徒以燕闲岁月，表章（彰）一乡文献，是可惜已。
余既将度岭而北，相与游于诃林虞苑也，思渔洋与翁山、元孝宴集之日，慨然者久之。归，遂书此为《后三家集序》。[37]
按：吴兰修，字石华，广东嘉应人。嘉庆戊辰十三年（1808）举人，曾官信宜县训导，学海堂学长。他一生著述颇丰，诗文与经史兼治，尤擅填词和算学[38]。张际亮，字亨甫，号松寥山人，籍贯福建，嘉庆、道光间著名诗人。
又，该书收录冯敏昌（鱼山其号）、黎简（二樵其号）、宋湘（芷湾其号）三人诗作，并取名为“岭南后三家集”，以区别于清初王隼（蒲衣其号）辑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诗歌之《岭南三大家诗选》。
又，该书的编纂时间，考上文“三先生之没，近者且七八年矣”一句中，“近者”当指宋湘，谢世于道光六年丙戌（1826）。据此可以推知，该书大致于道光十三年癸巳（1833）顷编选；另外，参见王飙先生之《张际亮年谱简编》有关该序的系年[39]，与上面推测的成书时间相同。注释
[1]本文由《五种广东地区清诗总集钩沉》（发表于《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与《四种广东地区诗歌总集钩沉》（发表于《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9年第8期）两文合并修改而成。
[2]【作者简介】陈凯玲，惠州学院中文系讲师，博士。
[3]所辑六种为：区怀瑞《峤雅》，曹溶、朱彝尊《岭南诗选》，屈大均《岭南诗选》，王隼《岭南诗纪》，陈恭尹《广州诗汇》，蔡均《东莞诗集》。朱则杰：《清诗考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90～398、435～440页。
[4]（清）黄登辑：《岭南五朝诗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康熙三十九年庚辰自刻本，集部第409册，第95～97页。
[5]参光绪《广州府志》卷二十三《职官表·七》，光绪五年己卯刻本，第3a页。
[6]（清）陈遇夫：《涉需堂集》，光绪六年刻本，第7a～7b页。
[7]道光《广东通志》，《续修四库全书》影印道光二年壬午刻本，第675册，第48页。有关陈遇夫中举人的时间，《清史列传》卷六十七本传及李灵年、杨忠两位先生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均作康熙十五年丙辰（1676），当以道光《广东通志》为准。
[8]（清）吴道镕辑，张学华续辑：《广东文征》，民国三十七年广东省文献委员会油印本，第15册，第12b～13a页。
[9]（清）罗元焕：《粤台征雅录》，《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333册，第4～5页。
[10]（清）罗元焕：《粤台征雅录》，《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333册，第10页。
[11]吴至强主编：《广州市志·出版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81页。
[12]（清）谭莹：《乐志堂诗集》，咸丰九年己未吏隐园刻本，第5a～5b页。
[13]（清）罗元焕：《粤台征雅录》，《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333册，第13页。
[14]（清）成鹫：《咸陟堂文集》（二十五卷），《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康熙刻本，集部第149册，第460～775页。
[15]道光《广东通志》，《续修四库全书》影印道光二年壬午刻本，第673册，第332页。
[16]（清）罗元焕：《粤台征雅录》，《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333册，第15页。
[17]光绪《广州府志》，光绪五年己卯刻本，第5a页。
[18]道光《广东通志》，《续修四库全书》影印道光二年壬午刻本，第673册，第304页。
[19]道光《广东通志》，《续修四库全书》影印道光二年壬午刻本，第673册，第309页。
[20]道光《广东通志》，《续修四库全书》影印道光二年壬午刻本，第673册，第314页。
[21]道光《广东通志》，《续修四库全书》影印道光二年壬午刻本，第673册，第318页。
[22]道光《广东通志》，《续修四库全书》影印道光二年壬午刻本，第673册，第318页。
[23]道光《广东通志》，《续修四库全书》影印道光二年壬午刻本，第673册，第273～274页。
[24]参见光绪《嘉应州志》卷十八《官师表》，载《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第一百十七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329页。
[25]光绪《嘉应州志》卷十九《宦绩》，载《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第一百十七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308页。
[26]《顺德县续志》，载《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第四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版，第189页。
[27]骆伟主编：《广东文献综录》，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39页。
[28]（清）罗元焕：《粤台征雅录》，《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333册，第31～32页。
[29]温汝能辑：《粤东诗海》（上册），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30]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上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74页。
[31]骆伟主编：《广东文献综录》，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4页。
[32]（清）陈恭尹著，郭培忠校点：《独漉堂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12～713页。
[33]骆伟主编：《广东文献综录》，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42页。
[34]（清）吴道镕辑，张学华续辑：《广东文征》，民国三十七年广东省文献委员会油印本，第15册，第8a～8b页。
[35]屈向邦：《粤东诗话》，民国三十七年诵清芬室铅印本，第4b～5a页。
[36]陈永正选注：《岭南历代词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页。
[37]（清）张际亮著，王飙标点：《思伯子堂诗文集》（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302～1303页。
[38]（清）陈璞：《尺冈草堂遗集》卷四，光绪十五年己丑刻本，第7b～8b页。
[39]（清）张际亮著，王飙标点：《思伯子堂诗文集》附录之四《张际亮年谱简编》“道光十三年癸巳（1833）三十五岁”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2页。
从岭南草木书写看岭南文化的变迁
王文艳[1]岭南属东亚季风气候区，具有热带、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的特点，终年高温多雨，易伤暑湿。正如屈大均所云：“岭南之地，愆阳所积，暑湿所居。……以故一岁之中，风雨燠寒，罕应其候。其蒸变而为瘴也。……当唐、宋时，以新、春、儋、崖诸州为瘴乡，谪居者往往至死。”[2]因此，自古以来中原人士往往谈岭南而“色变”，“蛮烟瘴雨”成为解读岭南的关键词。但与此同时，由于阳光雨水充沛，岭南草木繁盛，四季常青，百花争妍，植物资源非常丰富。嵇含曾云：“凡草木之华者，春华者冬秀，夏华者春秀，秋华者夏秀，冬华者秋秀。其华竟岁，故妇女之首，四时未尝无华也。”[3]屈大均亦云“岭南花不应节候”，并举韩愈的诗为佐证：“二年流窜出岭外，所见草木多异同。冬寒不严地恒泄，阳气发乱无全功。浮花浪蕊镇长有，才开还落瘴雾中。”[4]有别于湿热的气候给贬谪的中原人士留下的负面印象，“浮花浪蕊”的岭南多少带给中原人士别一番“惊艳”的感受。于是，书写岭南草木就成为认识岭南、感受岭南的一个重要角度。正如嵇含所云：“南越、交趾植物，有四裔最为奇，周、秦以前无称焉……中州之人，或昧其状，乃以所闻诠叙，有裨子弟云尔。”[5]一、诡谲神秘：嵇含的“想象岭南”《南方草木状》一书，是西晋武帝时期襄阳太守嵇含以所闻岭南草木诠叙而成。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卷上草类29种，卷中木类28种，卷下果类17种、竹类6种。书中介绍的80种草木，都是当时出产在南海番禺、高凉、交趾、合浦、桂林、九真、日南、林邑、扶南（即现在广东、广西大部，以及越南、老挝、柬埔寨广大地区）等地的植物。该著作对80种植物的形态、品味和用途，都做了具体的说明，被誉为我国最早的植物志。同时书中介绍和保存了早期岭南人民大量的用药经验，因此，该书也被誉为有关岭南中草药的重要著作。
然而，该书文学层面的特色以及意义却鲜为人关注。清代学者王谟曾提及该书“文笔固雅驯，而所引古籍，若陆贾《南越行纪》、东方朔《林邑记》《三辅黄图》《东观汉记》，亦极典博”[6]。但迄今为止，尚未再见对其文学性的关注。《南方草木状》每一目短则十余字，多至数百字，总体上文笔相当简约，但描摹状物无不栩栩如生，文学意味浓郁，宛如一篇篇状物小品文。譬如甘蕉目云甘蕉“望之如树，株大者一围余。叶长一丈，或七八尺，广尺余、二尺许。花大如酒杯，形色如芙蓉，著茎末百余。子大，名为房，相连累，甜美，亦可密藏。根如芋魁，大者如车毂。实随华，每华一阖，各有六子，先后相次，子不俱生，花不俱落，一名芭蕉，或曰巴苴”[7]。
据《晋书》“嵇绍传”附从子含传记载，嵇含并未到过我国南方，他只是在洛阳时，曾与南方士人广泛接触。305年，嵇含由襄城去襄阳投奔刘弘，曾在襄阳逗留半年以上。这期间，他接触到南方士人，有了许多了解南方物产的机会。但即使如此，作者对南方草木的精细逼真的描摹仍令人叹为观止，不得不佩服其非凡的文学想象力。除了对植物的形态、品味、用途的描摹，书中还涉及了岭南当时的风俗人情。譬如鹤草目云：“蔓生，其花曲尘色，浅紫蒂，叶如柳而短；当夏开花，形如飞鹤，嘴翅尾足，无所不备。出南海。云是媚草，上有虫，老蜕为蝶，赤黄色。女子藏之，谓之媚蝶，能致其夫怜爱。”[8]虽只有寥寥数笔，但情趣盎然，韵味无穷。《南方草木状》虽然篇目短小，但正如王谟所提及，该书引用众多古籍，视野异常开阔。譬如耶悉茗目引用陆贾《南越行纪》：“南越之境，五谷无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缘自别国移至，不随水土而变，与夫橘北为枳异矣。”巧妙地烘托出“南人怜其芳香，竞植之”[9]。荔枝目引《三辅黄图》：“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建扶荔宫。扶荔者，以荔枝得名也。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无一生者，连年移植不息。后数岁，偶一株稍茂，然终无华实，帝亦珍惜之。一旦，忽萎死，守吏坐诛死者数十，遂不复茂矣。”[10]既传达出当时汉武帝对岭南佳木的喜爱，又委婉地批判了统治者的暴政，传递出对累及民生的叹惋。
魏晋时期，文人好老庄，善清谈，“善持论且‘藻以玄思’，乃魏晋之文的最大特色”[11]。这在《南方草木状》中也有鲜明的体现。譬如水松目云：“土产众香，而此木不大香，故彼人无佩服者。岭北人极爱之，然其香殊胜在南方时。植物无情者也，不香于彼而香于此，岂屈于不知己而伸于知己者欤？物理之难穷如此。”[12]榕目云：“榕树，南海桂林多植之。叶如木麻，实如冬青。树干拳曲，是不可以为器也；其本棱理而深，是不可以为材也；烧之无焰，是不可以为薪也。以其不材，故能久而无伤；其荫十亩，故人以为息焉。”[13]从中亦可读出庄子在《逍遥游》中关于“无用之用”的论辩和思考。这种“藻以玄思”的融入，使得《南方草木状》于动人的草木描摹之外，也能激发关于生命情致的思考。正是“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惚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14]。
而《南方草木状》最独特的地方则是部分篇目运用了小说笔法，插入荒诞不经的神话或道听途说的逸闻。譬如诸蔗目引用了孙亮辨奸的故事，椰目插入了关于越王的传说等。
椰子俗谓之越王头，是云：“昔林邑王与越王有故怨，遣侠客刺得其首，悬之于树，俄化为椰子。林邑王愤之，命剖以为饮器（南人至今效之）。当刺时，越王大醉，故其浆犹如酒云。”[15]传说与描述“剖之有白肤，厚半寸，味似胡桃，而极肥美；有浆，饮之得醉”[16]相得益彰。
而杉目、枫人目、荆目、棹目等条目则侧重于逸闻奇事，几乎完全跳脱了对形态、品味、用途的平实叙事。杉目云：“合浦东二百里有杉一树，汉安帝永初五年春，叶落随风飘入洛阳城，其叶大常杉数十倍。术士廉盛曰：‘合浦东杉叶也，此休征，当出王者。’帝遣使验之，信然。乃以千人伐树，役夫多死者。其后三百人坐断株上食，过足相容。”[17]枫人目云：“五岭之间多枫木，岁久则生瘤瘿，一夕遇暴雷骤雨，其树赘暗长三五尺，谓之枫人。越巫取之作术，有通神之验；取之不以法，则能化去。”[18]荆目云：“又彼境有牡荆，指病自愈；节不相当者，月晕时刻之，与病人身齐等，置床下，虽危困亦愈。”[19]无论是合浦“其叶大常杉数十倍”“役夫多死者”的杉树，还是有“通神之验”的枫木、“指病自愈”的牡荆，都具有不可思议的魔力，嵇含在这里赋予草木“灵性”，描绘出一个奇幻神异的岭南草木王国。
安期生是秦汉期间方士活动的代表人物，传说他最后得道成仙，驾鹤仙游。在《南方草木状》中也有几处附会，并由此充分渲染出南方草木之“奇”。譬如菖蒲目云：“番禺东有涧，涧中生菖蒲，皆一寸九节。安期生采服仙去，但留玉舄焉。”[20]海枣目云：“实甚大，如杯碗，核两头不尖，双卷而圆，其味极甘美，安邑御枣无以加也……昔李少君谓汉武帝曰：‘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食臣枣，大如瓜，非诞说也。’”[21]小说笔法的运用，使得部分章节或者具有摇曳多姿、引人入胜的叙事效果，或者氤氲着神秘诡谲的气息。《南方草木状》作者嵇含生于西晋，“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因为“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22]。这是《南方草木状》的草木书写也点染“鬼神志怪”色彩的原因之一，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源于中原人士对岭南的文化想象。
古代的岭南由于五岭阻隔，水路交通不便，成为相对封闭孤立的文化区域。中原文化虽自秦汉以来开始在岭南传播，但是传播速度十分缓慢，正如屈大均所云：“粤处炎荒，去古帝王都会最远，固声教所不能先及者也。”[23]因此，古代的岭南基于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形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区域文化。而魏晋时期以嵇含为代表的中原人士对这种有别于中原文化的“异质性”，基本上缺乏设身处地的生存经验，在“道听途说”中，容易对岭南采取自我中心式的想象，把这种新鲜的“异质性”想象为奇异的、神秘的异域文化，也铸就了《南方草木状》丰富而独特的文学色彩。因此，这种富有奇情异彩的植物王国与其说是对岭南植物的真实描绘，倒不如说是中原人士对岭南文化传奇化的文学想象。同时也说明岭南文化当时在中原人士心中依然笼罩着神秘、新奇的面纱。二、辨异与偏见：周去非的“走进岭南”《岭外代答》是宋代周去非在广西钦州、桂林担任官职六年之后返回故乡，因倦于应酬，用以代答之作。周去非根据自己在广西的四百余条“随事笔记”，并参考了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该书。全书共10卷，20门，294条，是研究宋代广西、广东社会历史地理以及中外交通的重要文献。该书的花木门记载了岭南地区主要是广西地区的43种植物。与嵇含的《南方草木状》相比，其描写的草木较少，种类有所不同，但是不少条目比《南方草木状》的记载内容更丰富、全面。
以槟榔为例，两书均对槟榔的形态进行了描摹。《南方草木状》文字优美典雅，描写细致，力图向未到岭南的中原人士呈现出槟榔的完整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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