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山城记 : 一座古城的生命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邱硕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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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城记 : 一座古城的生命史试读：

作者简介

邱硕，1983年生，乐山五通桥人。先后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四川大学文学人类学专业，分获文学学士、法学硕士和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文学人类学、巴蜀文化、城市文化。发表文章十余篇，著有《颛桥风土记》（合著，香港世纪风出版社，2009年）、《中国文化探秘·秦汉篇》（独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年）、《成都形象：表述与变迁》（独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嘉庆《乐山县志·府城图》乐山县政府地政科监制：《乐山县市区图》（1944年5月）

引子 相遇乐山城

这天是霜降之后的阴历九月初七，太阳刚没入瞻峨门城楼，天色就很快转暗了。嘉乐门外兑阳湾的涂老幺吞了一大碗老母亲卖剩下的汤圆，嘴巴一抹，对妻子邱氏说：“我出去了，晚上不要等我。”邱氏晓得，日本人越打越近，下江的一个啥子大学搬到乐山城了，这段时间从早到黑一船又一船的货和人运到水门码头上，涂老幺的活路忙得很。

涂老幺出了家门，走到兑阳湾口口上，往右一拐，穿过嘉乐门，沿着兴发街、紫云街、盐市街走到高北门。这些天，下江来的那些教书先生们喜欢打听乐山城的这个地头、那个地头，有个问“迎恩门在哪里”，涂老幺生在兑阳湾，耍在乐山城，还从来没有听到说过“迎恩门”，搞了半天，结果就是“高北门”嘛。高北门的城门大约在十年前就被拆了，他顺着盐市街和油榨街交叉口的那个弯弯，穿过高北门东边低处的城墙缺口，拐下了土桥街。他又想起还有个先生打听啥子“粘蛾门”（“瞻峨门”），也是整了多久才搞清楚就是高西门。读书人就是喜欢搞这些名堂，涂老幺觉得好笑，嘴角微微上扬了一下。

这个时候，迎面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吔，涂幺爷，捡到金坨坨了唛，笑嘻了的！”涂老幺借着土桥街摊铺的灯光一看，原来是挑着担担面去赶嘉乐门夜市的老王，就笑着回应：“捡锤子哦，还要去挣钱。慢点还有划子要来。”涂老幺是操袍哥的人，尽管只有二十来岁，别人也得喊他一声“幺爷”。

涂老幺继续沿着土桥街往前走，走到小什字再往东拐到东大街。他最喜欢走这条路，白天闹热，晚上也闹热。天一黑，土桥街和东大街的夜市就开张了，千百盏亮油壶儿点起来，啥子抽彩头的、下象棋的、拆字看相算八字的、卖打药的，好耍得很。自从这一年武汉大学迁到乐山后，师生陆陆续续地来，晚上逛大街的也不少，街上就更有人气了。

一路走一路看，涂老幺溜达到东大街尽头，往右拐到察院街，才加快了步伐，一口气走到萧公嘴码头上。划子还没有来，他便往码头边的茶铺里坐着喝茶去了。

他要等的划子，这时正满载着人和物，由四个纤夫拉着逆流而上。划子中有位叶先生，从重庆坐轮船到宜宾，从宜宾坐上小汽轮上行，在距乐山二十里的冠英场又换划子，已经周折近一个礼拜了，正疲惫欲睡之时，船主忽道：“快八点了，乐山城马上就到了哟！”叶先生打起精神往江上望去，想看看那传闻中的天下巨佛和乐山古城，可惜夜色已深，一无所睹，惟闻岷江水发出震耳的洪响。此时他陷入了黑夜般的沉思中：四十四年的人生流转，想不到此时会到蜀中一个叫乐山的古城；世事如此艰险，自己教书、写作、做编辑的谋生道路也很是坎坷，不知这次到武汉大学文学院做国文教授，又能持续到何时。

正这样想时，划子靠近码头，水声小了，纤夫们“哼唉哼唉”有节奏的号子声大了起来，在瑟瑟江风中显得无限凄凉。先前坐在茶馆里喝茶等待的挑夫们围拢过来，上上下下一阵忙碌，将客人们的货物都卸下来。

叶先生先前就与成都商务印书馆的经理有过联系，将住所暂定在该馆嘉定分栈的黄君那里。为了便于打扫和购置物品，就先在分栈所在的较场坝的一家旅馆暂住两天。因为船上的经理和护航队队长都知道叶先生的大名，所以事先联系了相熟的挑夫，谈好优惠价钱，帮他担行李。叶先生个人的生活物品倒是不多，就是书多而重，因此来了两个挑夫，武汉大学也派了一个校工来帮忙。

涂老幺和另一个兄弟伙对给教书先生搬东西已经很熟练，他们麻利而小心地将雇主叶先生的书籍、物品捆好，挑起来就往较场坝走。路上，叶先生向他们打听乐山城购买各种物资的地头，涂老幺嘴快，一流细水地说：“先生你住的较场坝就是个大市场，米啊、烟啊、酒啊、糖啊、醋啊，在这个地头都买得到。啥子旧货、杂货就在较场坝这一圈转的打铁街、板厂街、箱箱街这些街上买。前头顺城街口到福泉门还有卖鱼的，都是这儿河头打上来的鲜鲜的鱼，安逸得很。买柴、买炭、买木头，就往铜河那边走……”叶先生是江苏苏州人，之前虽也在重庆住过一年半载，但对于入声字多、发音重浊的乐山土话，还是听得有些吃力。见涂老幺熟悉地方又热情健谈，叶先生就请他明天上午领着采购并搬运物品，工钱另算，涂老幺爽快答应。

第二天清早，天还未亮，叶先生便醒了。与涂老幺约定的时间还早，他便一个人洗漱了，走到街上来闲逛一下，看看这深秋清晨的乐山古城。他沿着昨晚的来路，信步穿过一个城门，来到码头，此时的天色已蒙蒙亮，回头依稀可见城门上的“安澜”二字，左手边和右手边两条大河在雾气的掩映中相汇于眼前，安澜门前长长的石梯一直延伸到河滩中，河滩又笔直地伸向江心去。举目远眺，两条河对岸的景致都还看不清楚。这应该就是众所周知的岷江与大渡河了。

沿着安澜门左边城墙根前行，经过了几个临水的城门。有的城门码头石阶上整齐地排列着粪桶，像古玩店仔细陈列的古玩一样。河中一只只粪船正在向岸边靠拢，冷冽的空气中传送来一阵阵臭味。

他一路前行到了涵春门外。看得出来，涵春门是个大码头，水面上停泊着大大小小几十只船，码头工人们已经在忙着上货了。挑水的挑夫们也来来往往，水不时从木桶中洒出，把路面沾得湿漉漉的。这时，天色又亮了一些，叶先生在涵春门边买了两个糖心饼子当早饭，这小食制作甚精，甜香可口，以前听说乐山类苏州，大概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吧。

叶先生边吃、边看、边想，这乐山城的城墙很有些与众不同呢。江边的城墙厚实、坚固，不仅能起到军事防御、保境安民的作用，又能抗洪防灾，可谓一举多得。城墙墙体是用红色大砂石垒成，而城门券却用青砖砌筑，粗粝的红与精致的黑相映相辅，造成视觉上独特的美感。而且临江都是水门，直面宽广的江面，城门码头上下货物非常方便，想来涨水时节，船只是可以直入城门的，难怪乐山是川南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了。想到这里，叶先生心中不禁对乐山城的建造者们致以深深的敬意了。

又向前行，不料城墙有数处被拆。到了一处通往城内的宽阔道路，人们正往城里运送河鲜。叶先生想，这大概就是昨天挑夫所说的福泉门了吧。

之前就听说乐山外城城门有十几个，再走下去恐怕时间不够，叶先生打算从这里进城往回走。他拐进福泉门，果然见到一路上的地摊大都是卖鱼的，死鱼摆在大簸箕或竹筛里，活鱼装在黄桶里贩卖。上前一问，自家常吃的那种小白鱼，在重庆要卖二角一条，这里只卖六分钱。

叶先生方向感一直不错，折向左边后，顺着往较场坝方向的街道走，不久就走回了较场坝。这时天已大亮，他才发现较场坝西边不远处还耸立着一长段深红色城墙，城墙上草树间生，还有几座歪歪斜斜的草棚子。蜀地古城多有重城格局，这段城墙看上去颇为老旧，大概是建筑年代较早的内城墙吧。叶先生在旅舍中休息片刻，涂老幺也来了。

这一天，涂老幺就带着叶先生在乐山城里穿梭购物，所购之物就径直送到商务印书馆嘉定分栈后屋。叶先生向来节俭，所买器具大都比较低廉。在较场坝周围的箱箱街、板厂街一带买的家具最多：三张木床，一共花了四元；旧方桌一张，一元半；竹椅六把，有三角的，有二角的；竹书架若干个，每个一元半。其他可以不讲究，看书、写作却不能太委屈，因此叶先生忍痛买了一张广漆帐桌，花去了六元半，这桌子几乎就是奢侈品了。乐山城内可用电灯，但电费太贵，所以买了六个本地的土式菜油灯，看上去与竹器、木器还很相配，移动、放置都很方便，光线竟比重庆的植物油灯明亮些。

家具购置的差不多了，叶先生还想买些米、炭之类。他们又往萧公嘴的米市花七元钱买了一担米，这米价竟抵得上那张上好的书桌了，叶先生暗自心痛。经过涂老幺的介绍，叶先生才知道了今早他沿着走的，是从北至南流过城东的岷江，江水宽阔而平缓。从西边汹涌杀入岷江腹中的河流，就是大渡河了，当地人叫它“铜河”。而两江相会处的山崖上危坐的则是天下闻名的嘉定大佛，数百米的距离之外都能感受到大佛的恢宏庄严，叶先生心想等安顿下来再去游访。

接着，他们沿着大渡河边西行，去水西门附近的炭厂买炭。这一段临河的城墙比岷江边的城墙更为壮观，上千米的红色城墙竟直接落入大渡河的碧涛之中，墙根在怒涛的摇撼下径自岿然不动。叶先生感叹，要抵抗横冲直撞的大渡河水，这城墙需经过多少世代的建修，得花费多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啊！

他们走到了一座高耸的城门，城门洞为四出，所以可以顺路从其中穿过。叶先生见四个门券都呈弧形，门内每块石料皆有不同角度的收杀，最后交汇于穹心的一小方石中。他暗暗纳罕，自己走遍中国大江南北，去过的古城不少，见过的城门数以百计，却还不曾见过这样精巧的设计。涂老幺说这座城门叫“铁牛门”，乐山有一句话叫“好个铁牛门，一脚踏四门”，但他又说不清这铁牛门为啥没有铁牛。铁牛门外泊着好些木船，门内有些农人在贩卖蔬菜。涂老幺说：“先生，你看，河对门是车子，那边的农民种菜的多，平时就坐船到这边码头和泊水街来卖菜，这儿的菜要比其他市场上的要相因些。”听了这话，叶先生一下悟到这铁牛门设计东西南北四出门洞的巧意所在了。

再前行，又经过南门。南门城楼也颇为巍峨，门额上刻着“育贤门”。育贤必定和地方学宫有关，叶先生便问涂老幺：“嘉定府和乐山县的文庙在这附近吗？”涂老幺对先生的问题感到很奇怪：“没有，文庙在城头的月咡塘的嘛。”叶先生也很感困惑。

他们顺着铜河，终于走到了水西门，以二元一担的价钱买了几担条炭。水西门附近一带卖炭的商家颇多，也有很多卖柴的。岸边好几处堆着圆木，有些还是湿漉漉的。码头上停着几只装炭的货船，有船工正在卸货。从水西门往河心眺去，偶见三两根大圆木从上游漂浮而下，以极快的速度往下游射去。叶先生也就明白为何这里有炭市和柴市了。

一天繁重的购物活动终于结束了。叶先生给涂老幺结了工钱，谢过他，便约上商务印书馆乐山分店的两位朋友去吃馆子。朋友们都已经在乐山常驻多年，选了凌云门外的三江饭店，据说价廉又物美。饭店临江，是一座虚脚楼，门楣上“三江饭店”的金字招牌十分耀眼。临窗而坐，槛外流水，眼底青山，很有些江南酒家的风味，但又比叶先生家乡的酒家来得更大气些。两位朋友熟悉当地菜肴，尽量点了些清淡的吃食，宫保鸡丁、块鱼、鸭掌鸭舌、鸡汤豆腐等等，还打了半斤大曲，要了三客饭，预估了一下价钱，也不过一元八角左右。

叶先生对吃食的品鉴算是严格的，几样菜尝下来，感觉味道绝佳。席间，叶先生对朋友说到：“我注意到这乐山城虽然不比重庆、成都这样的大城市，但城中也有不少街道是柏油路，路边还有街树，树叶不甚修剪，倒有些意趣。”

朋友黄君说：“绍钧兄的眼光自然是独到的。这乐山城虽然不是大城市，但也是前清嘉定府的府城，乐山县府也在城中，所以城池修得有些气派，有内外两城。民国十七年，驻军蔡玉龙在城中大办马路，拆了些城墙，把很多街道拓宽，改成三合路面。您说的柏油路和街树大致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陆续形成的。”“嘉定城大概战前人口五万，近来武汉大学和一些下江的机关迁来，现在多了一万人，城中热闹了些，但也不很拥挤”，另一位朋友李君说。

叶先生道：“对的，街道上也没有汽车奔驰，只有少数人力车往来，我倒是喜欢这点安静。而且街市看上去非常的整洁，也不见其他城市中常见的乞丐。”

黄君轻轻地一笑：“因为武大迁来，县政府要面子，天天令警察督促居民扫街，叫花子也不许入城。”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说好呢，固然有好的理由，说不好呢，也有不好的地方。比如说，到如今嘉城里还没有地方报，只有民教机关收听无线电广播，挑出比较重要的电讯四五条，写在黑板上，民众才得看到。成都的报纸要隔日才到，重庆的报纸则需要隔五六天。”

李君接话道：“是的。乐山城也瞧不到重庆那样的新建筑，商店的房屋和陈设大都是旧式的，没有百货品的陈饰窗，街坊上摆出来的也大半是土制的手工艺品。街上很少穿道地西服的人，也见不到一个摩登女郎。”

于是，三人的话题转到乐山城与发达城市的落差上来，后来又谈到叶先生儿女们从外地转学到乐山的各种事宜，再谈到武大借文庙办学的种种情形，自然也少不了讨论国内外战场动态。如此酣谈，直到饭店打烊才罢。

叶先生回到旅店，枯躺木床，意兴阑珊。乐山城虽不恶，然而终究并非“吾土”，战事步步吃紧，国土渐渐沦丧，国家前途堪忧，个人如何偷生……城内打更的锣声激荡着耳膜，如豆的灯火随着窗缝侵入的寒风摇曳，他思来想去，填成一阙《鹧鸪天·初至乐山》：忽讶生涯类隐沦，青衣江畔着吟身。更锣灯芯如中古，翠口丹崖为近邻。搔短发，顿长颦。雁声一度一酸辛。会看雪冱冰坚后，烂漫花开有好春。

最后一句，叶先生很踌躇，内心其实是灰的、苦的，但总要为这乐山和世界添一点子亮色和希望才行，所以还是缀上一句春花罢。这样想着想着，叶先生迷糊睡去。乐山城暂时安放了他忧虑而悲愁的灵魂。

同时，乐山挑夫涂老幺干完晚上的活路，也回到了外城北端的兑阳湾家中，母亲和妻子早已入睡。他擦了一把脸，倒床便睡，很快就鼾声大起。他的头朝向整座盛放他祖祖辈辈生老病死、爱恨情仇的乐山古城，此时古城也沉沉睡去，盖着一身斑驳的历史，枕着一片对未来不可预知的担忧与期待。

一、古城的传说与现实

著名人类学家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曾说，一个宏观区域的历史演变，就如同一个人的生命一样，注定要经受生、老、病、死的考验。乐山古城从形成到兴盛，再到衰落，最终被新的现代化城市所取代，就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如同人的生老病死由自然规律所决定一样，城市的起伏兴衰是由不可抗拒的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那么，就让我们站在乐山古城诞生的时间点上，去审视这座中国传统州城的生命起始。

古蜀开明王朝故都

大约公元前七世纪初，地球东经103°76'~103°77'、北纬29°55'~29°56'之间的一块地表，1亿4千万年前的白垩纪地质运动形成的石英砂岩厚达300多米，出露岩层历经亿万年风雨刻蚀，在地表北部表现为一带浅浅的、东北-西南走向的深红色山丘。剩余的地表部分则由三条来自北边山地的大河侵蚀、沉积出一片广阔的河口三角洲，泥沙淤积，卵石堆岸。其中两条河流先在三角洲西边约2公里处腾跃相遇，向东奔袭至三角洲东南角，一头撞入另一条步履渐缓的大江。

汇聚后的大江再一路向南，150余公里之后与另一条大江相汇，继续向东突进至1000公里之外的荆楚。有一支叫开明的部族正面临灭族的危机，他们的首领鳖灵决定沿着大江逆流而上，寻找新的家园。

开明族穿越重山叠嶂，涉过险水恶滩，先后与大江两岸的巴人、僰人、僚人相遇，一路无安身立足之地。他们继续北上，直到遇到这块胸襟坦荡的平坝、波逐心潮的三江汇。这里有唾手可得的粮食，取之不竭的盐卤、自燃长明的火。他们紧绷的心弦终于松弛下来，停止漫长的跋涉，重新建造城市，把它作为开明王国的都城。图1-1 凌云山上俯瞰三江汇流处的嘉州城。占画面大部分的河流为岷江，画面最左边的河流为大渡河，青衣江在画面上不可见。岷江、大渡河交汇处的三角洲即为乐山城。美国探险家、学者约瑟夫·洛克（Joseph Charles Francis Rock）1925年摄。

不知过了多少年，开明王国将都城迁到了成都，在经历了十二代国王统治之后被秦国所灭。秦国在开明王朝第一个国都所在地建立了南安县城。此后的两千多年中，该城就一直是县、郡、州、府、路、道、专区、地区、市一级行政区划的治所，后来有了个闻名天下的名字——乐山。

古代文献与现代历史学研究给我们插上了想象的翅膀，让我们得以描画以上开明王朝建都乐山的场景。然而，想象总归只是想象，开明王朝是否真的曾把都城建于三江汇流处的乐山呢？

所谓荆楚的鳖灵，最早来自于西汉扬雄《蜀王本纪》的记载：“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1]其他文献的记载大同小异，这个故事大致是说，荆地一个叫鳖灵的人死了，尸体随江水逆流而上到达了蜀国郫地，死而复生，被古蜀国的望帝任用为相。鳖灵外出治理洪水时，望帝却与鳖灵的妻子私通，因道德上的羞愧感而让位于鳖灵。鳖灵即位后，改国号为开明。关于鳖灵的记载，神话成分显然很重，但神话中可能留有史实的痕迹，因此历史学家们往往据此来恢复古蜀历史。

开明王朝最早的都城位于三江相会处，这种说法最早来自北魏时郦道元的《水经注·江水》：“（南安）县治青衣江会，衿带二水矣，即蜀王开明故治也。”从秦灭古蜀至南北朝，南安县尽管在行政上附属过不同的郡、州等上级行政单位，但作为一个县级行政单位顽强存在了近八百年时间。“治”，即治所，是地方政府所在地的称呼，比如省治即今之省会，县治即今之县城。在华夏中原王朝眼中，古蜀国为地方政权，所以国都也称“治”。

将开明鳖灵神话和《水经注》的记载合二为一，历史学家们从中追寻出了以鳖灵为首领的开明部族的迁徙路线与定都南安（乐山）的历史。如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在《巴蜀古史论述》中说：“也许开明溯江而上，先在南安（乐山），又北上至广都（双流），后移成都”[2]“开明故治在南安，又由广都迁成都”。考古学家童恩正在《古代的巴蜀》中也说，开明族从川东迁徙而来，“最初到达川西时，定居[3]在今乐山一带”。

其实细细想来，郦道元《水经注》中关于南安县治是古蜀开明故治的记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这种说法，在之前的任何一本文献当中都没有出现过，司马迁《史记》不见记载，包括常璩《华阳国志》在内的本土史志也没有记载，显然是郦道元本人的追记。郦道元是南北朝时期的中原人，与古蜀开明国的时空差异实在是太大了。秦并古蜀之后，中原文化入侵，古蜀文化断代，古蜀面貌模糊不清，只有类似鳖灵尸化的神话传说存在于后世文献残篇中。因此郦道元此说的可靠性不是很高。迄今为止，这块三角洲还没有出土过表明其曾为古蜀城市的考古证据。[4]

因此，这三江交汇之地确实从新石器时期起就有人聚居，但是否在开明王朝时就被作为都城，是不能够完全确定的。

南安县城所在地的疑云

历史上存在了近八百年之久的南安县县城在哪里呢？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看法，一说在乐山三江交汇处，一说在青衣江畔的夹江南安坝，文献学、地理学和考古学研究各有支持，但多倾向于前者。笔者认为《关于南安废县县城所在地的商榷》与《南安县治及蜀王开明故治[5]考》两文证据充分，基本可确定南安县治在乐山三江交汇处。

综合两文的看法，南安县治在三江交汇处的理由为：位于夹江的县治是唐代所设犍州南安县，与秦时所设的南安县根本不同，《大清一统志》、嘉庆《四川通志》、民国《夹江县志》将两者混而为一，造成了后世的误解。《水经注·江水》“（南安）县治青衣江会，衿带二水矣”，以及《华阳国志》“南安县治青衣江会”，明确指出古南安县的县治在“青衣”和“江”会合的地方，“青衣”即古青衣江，“江”即长江古代正源岷江，青衣江和岷江会合的地方就是乐山。又根据《水经》以水为主、附记城池的行文方式，不在注青衣水而在注江水时记述南安县，则可证南安县治在岷江畔的乐山城，而非青衣江畔的南安坝。

尽管中国古代城市普遍选择临河的地方，但离河远近是各地自己掌握的，河水经常泛滥的地方，通常城池会距离河流较远一点。比如，古永定河夏季常常洪水泛滥，淹没临河土地，为避洪灾，古北京城（蓟城）就没有修筑在古永定河古渡口处，而是建在距离古渡口有一定距离、有“西湖”作为水源的蓟丘。从历史上看，三江水泛滥成性，乐山人为之付出无数生命，但为什么乐山城还是紧邻奔腾的江水？

从地理条件来看，临水建城主要考虑四个方面：生活、生产用水，[6]降温、卫生用水，防护用水，交通用水。成都平原水网纵横，因此临水筑城解决生活、生产用水很便宜；岷江、青衣江、大渡河都是从北方山地来的冰雪融水，降温、卫生用水都不成问题；而大渡河与岷江汇流，城市若两面临河，比一面临河在城市军事防卫和交通上都方便许多，加之北边有山，其实城市只需要在山水缺乏的空档修建城墙护卫即可。

而更为重要的是，乐山是一个因水陆交通而兴的经贸都市。“县城一面倚山，三面临水。上通成都，下达渝夔。雅河通雅安、天全，[7]铜河通峨边、金川。为水陆要冲，商埠之盛，甲于川南。”岷江、大渡河、青衣江都是天然交通河道，通往物资充裕的四面八方。从先秦时期起，此处就因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水运码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出土了印度洋北部地区的齿贝和印度地区的象牙，这表明在商代中晚期，蜀地与南亚次大陆间就有交通往来。今天史学界将从成都出发南下，经过云贵、两广往东南亚、南海、印度、西亚、欧洲的国际交通与商贸道路称为“南方丝绸之路”，乐山是该路上的重要站点。南方丝绸之路分为西、中、东三条线，都从成都出发，沿岷江而下，到宜宾再转五尺道、步道和夜郎道，因此岷江途中的乐山是三条线路的必经之地。另外，西线又分为东西两路，两路之间有三条横向支线连通，即平羌江道、阳山江道和[8]沐源川道，这三条支线的起点都在乐山。

大量物资在这里集结和交换。成都平原所产物产，通过岷江航道源源不断运至乐山，再从乐山顺江而下，抵达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原、南亚次大陆等各处；后者所产物资则沿岷江逆流而上，在乐山城下中转，分销川西、川北等地；青衣江与大渡河上游的木材、铜、铁、煤等重要的生产资料也顺流而下，汇集于乐山城，再进入各种生产销售渠道……三江交汇处本就有一定数量的人口聚居，在这里建造城市，交通货运将最大限度地得地利之便。建城后，乐山城也一直作为川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地而兴盛。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这些事件想象乐山城畔繁盛的水运场景：秦代时岷江水道舟楫往来，但因岷江、大渡河交汇处水流湍急，舟楫常撞上河中险滩“盐溉”，蜀郡太守李冰率众平整了“盐溉”，并凿平凌云山突出于水中的“溷崖”，分流水势，自此岷江水运相对安全许多；东汉时，早期佛教文化通过南方丝路逆流而上，在乐山地区散播开来，当地一位信徒让石匠在位于麻浩的墓穴后室门楣上，浮雕一尊结跏跌坐、身披袈裟、施无畏印、头顶佛光的佛像；隋代初年，朝廷在乐山建造黄龙战舰讨伐南朝陈国，这种战舰船身绘有黄龙，每船可载百余人，出发当日，黄龙战舰遮天蔽日，因此后来将此地更名为“龙游县”；唐贞观年间乐山造的舟舰可以长100尺，宽50尺；宋天禧末年，乐山一年可造45艘官船，还可造载重1600斛的大船和载20匹马的马船；明代，蜀王仍在乐山城北设造船厂……真是三江岸边造船铮铮，三江之上舳舻千里！

我们便可知道，乐山城只有临水才最方便交通运输，提高经济效能。岷江与大渡河像纵横坐标一般，将乐山城牢牢地固定在坐标交叉的河口三角洲处。若不临水，乐山城将失去交通枢纽的地位，并面临高昂的人财物成本。再有，以更广阔的地理尺度来看，乐山城就县、州、府等各级地方行政区域而言，基本处于中间位置，便于管控下辖区域和调度周边物资。

南安县治确实位于乐山三江汇合处，但南安县城是什么样子的呢？文献缺乏记载，我们只有通过各种旁证来进行推想。据《华阳国志·蜀志》载，公元前316年，秦灭古蜀，设置蜀郡，张仪、司马错模仿秦国国都咸阳的建制，在郡治成都筑太城，张仪又在太城以西筑少城，太城主要置官府，少城主要置商贸。两城“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造作下仓，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栏”。成都是蜀郡的郡城，功能完善，规模宏大。另外，成都附近的郫城和临邛城都建有城池，周长和高度都比成都城稍减。南安处于秦御守西南少数民族和浮江兼并天下的重要地理位置，按理需修筑城池以作县城，形制和规模比郡城[9]大概要小些。因此，秦时在三江汇流的三角洲上，可能已经伫立起一座城市。

西汉初，“天下县邑城”，在全国范围内修筑县城及县以上政权治所的城池。所以，即使秦时南安无城池，到西汉时也应该有了。但确切的文献记载，还是要等到记载东汉历史的《后汉书》了。其时，南安县属于犍为郡，《后汉书·郡国志》记载“犍为九城，属国二城”，犍为郡的九城中就有“南安”。南安县城池的建制应该符合当时一般县城的建制规定，大概周长为一千至三千米，有城门启闭制度，城中有县级行政官署、市场、居民区等，官署区大概位于城中心优越地段，市场按不同行业分类排列，居民区实行闾里制，由几十家组成一闾，围在一方正的院里，闾与闾之间有闾巷。

南安县城的城垣、城中建筑到底是什么样？我们可以通过乐山崖墓中的画像石与葬器来进行合理想象。汉代墓葬石棺上常有门阙图像，一般认为是象征升仙的“天门”。艺术图像是现实世界的反映，“天门”形象实际上是现实中阙的移用。阙一般立于宫殿、坛庙、城池、陵墓的门口位置。乐山崖墓画像石上的阙，有非常相似的形态，分阙身、双重屋顶、副楼几部分，南安县城的城门阙很有可能就是如此形态。图1-2乐山鞍山崖墓石棺前档图1-3 乐山市制药厂出土陶房[10]邱硕摄于乐山崖墓博物馆。

城中建筑的模样也可以由崖墓中的陪葬陶屋、陶楼来反映。乐山东汉崖墓中的陪葬陶屋、陶楼较多，有单层的、有双层的，有干栏式的、有平台式的，有庑殿顶的、有悬山顶的，大概可以反映出城市中贫富阶层的分化。图1-3房屋支柱前有一个男子，面带微笑，似在吹奏箫管，大概也可以视作南安人闲逸生活的反映吧。

嘉州城的风雨变迁

明清时期的乐山古城是在南北朝北周时期修建的城池基础上发展[11]起来的。北周的建城者们面对的是已经荒废的南安古城遗址，这座城池已经被僚人破坏殆尽。“僚”是古代活跃在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被汉人蔑称为“獠”“夷獠”等。这支族群的来源已不能详考，《华阳国志·蜀志》称开明王朝的保子帝“雄张獠僰”，说明在开明王朝初期，僚人是被古蜀国征服的。在晋朝时，僚人悄然崛起，从南边渐渐入侵蜀地，《魏书》《晋书》《周书》里都记录了僚人入蜀的情形。《晋书》作者笔端透出阵阵寒意，说这些僚人从大山里面出来，向北到了犍为、梓潼，十几[12]万僚人密布山谷，根本禁止不住，百姓深受其害。成汉政权李寿当政时，南安地区僚人混入汉人杂处的情况已经非常普遍，民国《乐山县志》载：“青衣以北、沫水以西，沦没荒裔二百余年”。南北朝时期，中央政权更迭频繁，且忙于中原斗争，对蜀地疏于管辖，旧南安县县境基本上属于僚人的势力范围。南朝齐、梁政权，尽管在此地区设置了齐通郡，但官吏一概没有，只是名义上的遥领而已。北朝西魏取得益州后，南安一带仍没有被有效管辖。

直至北周替代西魏，南安地区才真正被北方政权管理起来。北周武帝保定元年（561年），新设平羌郡和平羌县。宣帝大成元年（579年）又改青州（原眉州）为嘉州，嘉州州治就在平羌郡。因为几级政权同治，所以平羌县城、平羌郡城、嘉州州城都是同一座城。尽管史书没有明确写明城池于哪一年开始建设，但既然设置了郡县，相应的城池建设理应同时进行，故推测城池修筑应从保定年间就开始了。

当北周的官员重新接手南安这片土地时，已基本荡平南安地区的僚人，岷江航道畅通，上通成都，下达渝夔，正是浮江征服南朝政权的好时机，因此三江汇流处的废城址便是一个极佳的治所地点了。

从此，这里一直作为多级行政区划的治所。大体上，在隋唐宋大部分时间中为州（郡）、县同治，南宋中后期为府、县同治，元时期是府（路）、县同治，明代废府废县后为州治，明代后期和清代初期数度道、州同治，雍正十二年（1734年）后为府、县同治，民国时先后撤县入府、撤府入县，1935年川政统一后为第五行政专区与乐山县同治，解放后先后为专区与县同治、地区与市同治、市与区同治。作为县治，县名先后用过平羌、峨眉、青衣、龙游、嘉祥、乐山等，其中龙游县名使用时间最长，乐山县名使用时间最近；作为州（郡、府）治，使用过平羌、青、嘉、眉、眉山、嘉定等名，以嘉、嘉定二名最为著名。

在复杂的政区设置和变动中，该城作为县城的时间最长，州城次之，府（路）城的时间最短。以城市的格局和规模来看，若只将该城视为县城，显然不符合它长期作为更高级的州城或府城的现实；若将它视为府（路）城，又似乎只有从南宋中期至元末明初，以及清雍正至清末民初，加起来不满四百年的时间；而它作为州城有近一千年的时间，即从北周大成元年（579年）到南宋庆元元年（1195年），明洪武九年（1377年）至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这期间也集中了古城发轫、发展的关键时期，因此将其视为州城大概是合理的。为了方便叙述和增加辨识度，本书书名采用了年代最近、如今广为知晓的“乐山”一名来作为古城名称。

在城市现代化之前，作为各级政权同治的重要城市，古城的筑修与培修从未断绝。但在明代中期以前，关于乐山城的修建情况，记载很少。有限的几次修城记录是：宋开禧（1205-1207年）中重筑嘉州城，宋末（1243-1244年）为抵抗元军培修嘉州城。有城市史学者认为，在宋、元以及明代前中期长达五百余年的历史中，主要以毁城和不修城的政策为主，城市没有城墙或者城墙处于颓圮状态可能是常

[13]态。因此，明代之前的乐山城形状如何，现在已经不得而知。根据我国古城的普遍形态推测，当时的乐山城可能接近方形。由于官员与士大夫群体遵循礼制，根据补入《周礼》的《冬官考工记》为原则，以周王城为城池的标准，中国的城池比较统一，百分之七十以上[14]都是方形或略长的方形。依据史料考证，唐宋元时代，古大渡河在现在的大渡河更靠南的位置，河口三角洲陆地延伸到如今大佛坝一带，因此当时乐山城的占地比后来清末民初的乐山城更为广阔，很有可能按照传统城池形制来建设。有人根据南宋夏圭《长江万里图》上的嘉定府城图案推测，南宋时期乐山府城规模较大，北靠高标山，东临岷江，西南临大渡河，城墙外至大渡河河岸有陆地，上生乔木茂繁，进而推测“城市建设很可能采取礼制要求，道路横平竖直，并具有明[15]显的城市轴线”。图1-4 嘉定府城图。清乾隆时期翰林院董邦达领衔绘制《四川全图》，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

筑城用什么材料呢？古代全国城池的城墙基本上都是土筑，如果是砖城，也仅仅是用砖包外皮，内里仍是土，明代沿海城市的城墙用[16]石块的较多。南宋范成大曾在嘉州短暂逗留，其《吴船录》记[17]载：“城累大石为之，以备涨湍，虽庳而坚。仪门之榜曰犍为郡”。他亲眼见到宋代乐山城城墙已采用大石垒筑，虽然低矮，但很坚固，旁门上刻有“犍为郡”榜题。但根据技术条件和修筑传统来讲，估计这城墙也只是内土外石，主要是为了防洪。

乐山城从北周以来就位于三江交汇处，城区面积基本局限于北部高标山一线以南约一平方公里范围内。但城市的形状和布局却是在千年中不断变化、演进。大渡河是只凶猛不羁的野兽，它连年向北侵蚀。乐山城就像一只猎物，被步步逼退，北部东北—西南走向的浅山限制了猎物的退缩空间，乐山城的南北尺度越缩越短，城市的主要建筑也渐渐北移。南宋晚期，大渡河水道转北，侵噬府城。到明代洪武年间，大渡河水再向北改道，彻底淹没今大佛坝一带，乐山城退到最靠北的位置。明朝中后期，乐山人终于找到一个防守杀手锏，在大渡河边狠狠筑下城墙堤，不再退却。对于大渡河对乐山城的蚕食鲸吞，上天让岷江给予补偿，岷江渐渐水退，乐山城渐渐东进。明清时期，乐山城经过扩修完善，形成了不规则的楔形，这就打破了中国古代方形城池的普遍模式。

对于这样的城池形制，民国《乐山县志》卷4用古楚国以汉水为池的城市作比较，豪迈地说：“今以观吾嘉，亦可曰高幖以为城，青衣、岷江、沫水以为池，何必楚哉。”环境的不同及变化使得地方在不同时期因地制宜地规划城市，这就是城市礼制模式不能在全中国整齐划一实行的原因，乐山城的空间变化就折射出中国地方城市规划的灵活与智慧。【注释】[1] 严可均辑扬雄《蜀王本纪》，王文才、王炎编著：《蜀志类钞》，成都：巴蜀书社，2010年，第4页。[2] 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5、70页。[3]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年，第35页。[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队：《四川乐山市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88年第1期。[5] 赵汉成：《关于南安废县县城所在地的商榷》，乐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乐山地区地方志通讯》第1期，1984年，第56-58页；《南安县治及蜀王开明故治考》，乐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乐山市志》，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第125-128页。[6] 张驭寰：《中国城池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99页。[7] 民国《乐山县志》卷1。[8] 南方丝绸之路与乐山的关系，详见唐长寿：《南方丝绸之路与乐山》，《乐山日报》2015年6月连载。[9] 秦设南安县的具体时间，有三种说法：秦武王年间、秦昭襄王年间、秦始皇年间，无定说。参见干鸣丰：《乐山城市史稿——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8页。[10] 本书后文凡未注明拍摄者的图片，皆为作者所摄。[11] 嘉庆《乐山县志》卷3说“周嘉州故城，历代治此”，同治《嘉定府志》卷5认为北周以降的州、府、郡等治所都在“今县治地”，民国《乐山县志》卷4说：“嘉州故城北周始创，历代治此”。[12] 《晋书》卷121《李势载记》：“初,蜀土无獠,至些始从山而出,北至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余万落，不可禁制，大为百姓之患。”[13] 参见成一农《宋、元以及明代前中期城市城墙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中村圭尔、辛德勇编：《中日古代城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鲁西奇、马剑:《城墙内的城市——中国古代治所城市形态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2期。[14] 张驭寰：《中国城池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94页。[15] 参见李萍：《乐山古城山水境域营造智慧研究》，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27页。[16] 张驭寰：《中国城池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23页。[17] （宋）范成大《吴船录》，乐山市市中区编史修志办公室编：《乐山历代文集》，1990年（内部资料），第30页。

二、城墙营筑史

光绪三十一年（1905）冬，十三岁的郭沫若从大渡河畔的沙湾到乐山城考小学，古城墙给这个乡下少年带来了巨大震撼：“嘉定城一带红墙的影子也渐渐地在大渡河的左岸现了出来。高耸着的飞薨跃瓴的城楼，黑瓮瓮的森严的城门洞口，这在自然中长成的乡下[1]人是第一次看见的。”

同船的长辈让郭沫若向着城门洞口作三个揖，说这是初进城的人要完成的规矩。郭沫若明知长辈是在开玩笑，却又有一种非作揖不可的感觉，因为这城墙实在让他幼小的心灵感受到“人力的伟大”“对于悲壮美的屈服”。

全世界的古代城市有一个共性，即有城墙。高大巍峨的城墙具有防御天灾和外敌、保护城市居民的功能，同时也是国家加强统治的工具。乐山历代地方政府都重视城墙的修建、重建、培修工作，古城城墙也别具防洪功能与审美特色。

东南城墙与城堤：人与水的战斗

乐山地区有一则流传甚广的传说：从前乐山是一片大海子，大文豪苏东坡到海边子的凌云山修了一座学馆，收了许多子弟，其中有一个姓敖的学童，每天早到迟归。苏东坡发现他是龙王的三太子，就向龙王借一片菜园地。龙王答应了，但要求定下还地的日期。苏东坡随口答应在三年后今天的五更五点归还。于是，第二天凌云山对面的万顷波涛中升起一片陆地，苏东坡就在上面种菜，后来人们又在上面建造了乐山城。因为一旦打五更五点，乐山城就会沉到水中被龙王收回，因此乐山城从此不再打五更五点。不知哪个朝代，有两个打更匠不相信这事，其中一个打了五更，水刹那间便涨起来了，吓得另一个更夫[2]不敢再打五点，乐山城才没有沉下去。

传说是真实世界的反映。龙王象征着拥有神奇伟力的水，这则传说隐约透露出水对乐山城的威胁以及乐山人对水的恐惧。乐山城建筑在三江汇流的河口三角洲，时刻处在水害威胁下。“青衣沫水西南来，[3]如暴客挟万马而驰，沫为最甚”。青衣江自西来，汇入大渡河后两水并为一气，横射东去，正当与乐山城南缘相击。两千年来，乐山南城不知有多少堤坝墙石被大渡河水啃噬、冲毁。除了大渡河，平日里温驯的岷江，发起怒来也极其恐怖，史册中关于岷江水“逆流”“暴[4]涨”“泛滥”“入城”“坏民舍”的记载历历在案。

既然乐山人以大无畏的精神将城池建筑在三江交汇处，自然就要与水进行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

竹石堤坝吕公堤

要讲乐山的城，便非讲乐山的堤不可。对于临江河的城池来说，筑修护城堤几乎是比修建城墙更重要的事情。乐山的一部建城史也是一部修堤史。宋代以前乐山城的护城堤是如何形态、怎样修建，失之记载，但从四川地区的筑堤技术史来看，宋之前的堤坝情况与宋时应该没有多大差别。

宋代最出名的一道护城堤是宋徽宗时期（1100年—1126年）嘉州知州吕由诚在城南沿大渡河修筑的吕公堤。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云：“吕公堤自三江门二水之会，连延不断，岸被啮，吕公由诚大筑此堤。府人德之，以字堤云。”这里的三江门就是后来的会江门，位于岷江和大渡河两江合流之处。该护城堤并不是条石砌筑，而是用竹筐装江中卵石筑成。这种筑堤方法是从修建都江堰起就使用的传统筑堰方法。竹笼结构的堰体在急流冲击之下不能保持稳固，所以都江堰才有定期整修的岁修制度。护城堤同样如此，竹石堤坝的吕公堤基本上不到三年就会毁坏，需要不断补葺重修。

南宋乾道年间（1165年—1173年）陆游代理嘉州政事时，还是只有按照古法修整吕公堤。他作诗感叹“寓公仅踵前人迹，伐石西山恨未能”，想仿照吴中一带取大石瓮城，一劳永逸，却办不到，期望[5]着“异日当有办此者”。

但是，有了吕公堤，就有了起码的依靠。

楗杉驱石魏公堤

历史上，乐山官民对付三江水主要有拦挡和疏导两种方式。既然拦挡不行，就在疏导上做文章。成例在前，秦代李冰在大渡河入岷江处的凌云山和乌尤山之间凿沟分洪，较为成功地减杀了水势；宋代张方也在大佛前三江汇流之域开凿新渠，疏浚河道，遏制三江怒涛。明代随着大渡河的北移，乌尤离堆的作用式微。此时，负责水利运输的州判官张原运用疏导原理，在青衣江汇入大渡河处的南岸茶山一带凿渠引水，试图去水杀势，减少大渡河对城南堤坝的冲击力。他发挥了一个州府副长官能力的极限，调动全州八县民力来修渠。但是张原还[8]是低估了大渡河的实力，该方法仍“徒瘁民力，卒无成功”。

经过此番失败，大家的思路还是回到拦挡法上来，仍从堰体材质入手，竹木终非长久之计，最坚固、最持久的原料看来只能是石头了。成化年间（1465—1487年），当余姚人魏瀚当嘉定知州时，陆游“取大石瓮城”“异日当有办此者”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在张原凿渠引水失败后，乐山的老百姓屡次向官府奏请修堤，但官府害怕劳民费财，没有行动。魏瀚一上任，就以修堤为己任，做了周密的工程安排。堤坝东起城墙东南隅的璧津楼，西至西桥，刚好在宋代吕公堤之内。就地取材，沿大渡河群山砍伐巨木，采琢巨石。在堤坝的设计上进行材料和形制的创新：凿深八九尺，放置上木柜，木柜之外用石柜填实，再用木楗像梳齿那样密密地插入捍死，之后再在上面瓮上巨石，在堤上种上柳树，柳树的外面再用木楗插入保护——这样层层加固夯实，缜密而完美。最后修好的堤坝宽三米多，高七米多，长一千三百多米。这魏堤烟柳还成为嘉州一景，明代高陵曾作诗咏叹：楗杉驱石捍江塘，堤植垂杨可万章。冉冉轻烟锁遗爱，会应千载咏甘棠。

堤坝在物力人力上花费甚巨，光是木石灰铁，就花了数十万，工程共征调了一千多人。在过去这必定是摊在老百姓头上的税负徭役，多半会搞得怨声载道。但这趟工程下来，却不费民间一分一毫，也不征发一个役力。原来魏瀚多方筹划，除了调遣官府的工役之外，把嘉定州八县范围内的犯人都编排起来，每天保证他们的米盐鱼菜酒肉，因此在毫不扰民的情况下，一年就将这项浩繁的工程完成了。

为了纪念魏瀚的功绩，按惯例，嘉州人将这条堤以“魏公堤”命名，而且四方请名士撰文宣扬，所以我们现在能读到诸篇关于魏公堤的锦绣文章，如周洪谟《魏公堤记》、张瑛《魏公堤颂并序》、高陵[9]《魏公堤赞》等文。

因为技术改进、施工扎实，魏公堤屹立江岸数十年，乐山城的老百姓总算过上了一段安定日子。然而，任你再坚固的堤堰都抵不过岁月的侵蚀，时间到了正德年间，魏公堰“木朽石倾而地削”，乐山城的官民们又开始忧心忡忡。

城堤一体胡侯堤

正德六年（1511年），四川正当蓝廷瑞、*本恕民变，嘉定州知州胡准为防叛贼侵扰和三江水患，令别驾胡缵宗负责修筑城墙，修城[10]在仓促中进行，后来胡缵宗又升职调离嘉定，“雨水坏城十六七”。

胡准是一个有始有终、有勇有谋的官员，他决心将筑城进行到底。这一次工程规划展现了前所未有的雄心：同时修建南面城墙与东面城墙，并且将城墙修建为城堤结合的形式，城即堤。修城筑墙本就是件难事，还要将河堤防蚀防洪的功能加诸其上，更是难上加难。

胡准分三步争取上上下下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支持：首先，向本地有名望的耆老以及嘉定籍的能吏童瑞、徐文华、安磐等表决心、议办法，得到本地精英的拥护；随后，向上汇报，得到四川总制、巡抚、巡按等大小官员的支持；其后，对手下人立规矩，要求按期完工，惩罚舒缓懈怠、私吞公款的人。准备工作当然也少不了钱财，除了府库存储之外，还有三分之一的工程款都靠胡准运筹擘画。

一切准备就绪，明正德八年（1513年）仲冬望日，一场声势浩大的工程沿乐山城东岸和南岸展开。因为是城堤合体，所以工程设计与以前单纯修筑堰堤完全不同。据安磐《江城记》记载：“掘地深八尺，万杵齐下，砌石厚凡八尺，以附于上；编柏为栅，以附于石。栅之外，仍卫以土石。自栅而上，东城高凡十有四尺，南城高凡十有六尺，厚则以渐而杀。上置女墙，高凡五尺，延袤凡六千余尺。”[11]

胡准对工程的要求极尽严苛。凡是石头必须方整，必须用灰粘合石缝，如果有一块石头不如意，哪怕其上已经累了几十块石头，也必须拆掉重来。遵从命令的人就使劲奖赏，违背命令的人就严厉惩罚。所有筑城工人都怀着对胡准的感佩之心而精益求精。

然而，好事多磨，险情不期而至。当工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突发大水，《江城记》中用了“叫跳冲击”四字来形容猖狂的水势。乐山城的官民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未完工的城墙在大水里漫浸了三天，“相视失色”。幸而天佑嘉城，等到水退后，人们惊喜地发现，新筑的城墙墙体竟然纤毫无损！全城百姓欢呼雀跃，成群相约筑城，有的甚至干到晚上。

在官民的巨大热情的支持下，东南城墙历经八个月即告建成！新城墙基本将乐山城东面和南面围拢，既起到军事防御作用，又起到了河堤的防洪作用。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参观，都感叹道：“壮哉斯城，未见也!”乐山城的父老欣慰地说：“城如是焉，世世夫何忧。”

此次筑城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堪称前无古人：“是役凡用夫万人，木工百人，铁工五十人，石工一千二百人”“铁万斤，柏万株，灰百万石，石百万余片，运石之舟百艘，白金二千五百余两，米六千余斛”。如此巨大的擘画与主事者胡准的能力密不可分，乐山人民以勒石刻碑的方式彰显胡准的功绩，同时也将参谋理事的其他官员名字，以及在工程中表现勤劳的吏民姓名，刻于碑阴永世流传。记录该事的安磐《江城记》在乐山历代地方志中皆全文转录，显示了此次筑城对于乐山历史的重要性，也表明乐山人始终以感恩之心铭记乐山城的英雄们。

“老丙午大水”后的技术革新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五月初六正午，四川省城成都的很多居民正在吃午饭，突然地动屋摇，天旋地转。在剧烈的颠簸后，突然听得“嘭——嘭——嘭”三声巨响，全城人心惊胆战，束手等待更大灾难的降临。然而静待多时，却无事发生，大家都懵了。这团疑云沉甸甸地压在人们头顶，几天时间过去，才从南边传来消息，此番地震中心在康定，那三声巨响是大地震引发雅安清溪县山崩而发出的。成都人终于松了一口气，还好还好，离成都那么远，而且又是偏僻山区，没事没事。

然而，人们不知道，这场山崩将是乐山城的一场大劫难。因为清溪山崩，大渡河被堵塞整整九天，形成巨大的堰塞湖。第十天，崩塌的岩石终于承受不住压力，堰塞湖决口了，狂怒的大渡河水一泻而下，从西南面蜂拥而至乐山，洪峰比正常水位高出整整十多米，就像大山在河谷中暴走！据《双流县志》记载，洪水倒逼岷江“逆行十里”。清人张邦申在《锦里新编》中也说到：“沿河沟港，水皆倒射数十里，至湖北宜昌势始渐平，舟船遇之，无不立覆。”如此洪灾，任他铜墙金城也抵抗不住，何况乐山城正当大渡河河口！于是，“丽正门崩入[12][13]二百余丈，长如之”。丽正门城楼上镇水的铁犀也“没于水”。

灾难不止于此。也许是经年累月的修整使得乐山人对城堤过于自信，五月十七日一大早，竟有不少乐山人登上东门城墙观赏洪水，咸丰《天全州志》记载：“人众如堵，顷刻墙崩，落江者不计其数”。后来任嘉定知府的谢肇洙在《登嘉阳郡城楼》中叹息道：“百姓登看游水榭，驱之不去禁不罢。随城淹没相枕藉，身轻命贱同纸价。”往北，城外沿岷江岸边的几十户人家也被洪水悉数冲没。据史志记载，[14]此次洪水“漂没居民以万计”，后世乐山人提及无不心有余悸，称之为“水打嘉定府”。

灾后，地方政府随即将城池毁坏处修筑完固，“自是城滨于水”，从这个时候开始，南城墙直接落入大渡河中。由于城墙采用的是本地红砂石，因此在大渡河边就形成了千米绿浪撼红墙的壮观景象。图2-1 丽正门附近的铜河扁城墙，法国汉学家让·拉第格（Jean Lartigue）1923年摄。图2-2 丽正门附近的铜河扁城墙，作者2017年摄，城堤合一的景象古今无二。

从此，乐山城墙又在修修补补中坚持了近二十年，直到嘉庆九年[15]（1804年）大渡河洪水再一次“冲塌南城二十余丈”随即补修。

七年之后，嘉庆十六年（1811年）又一场大渡河洪水将丽正门[16]至萧公嘴段数十丈城墙冲塌。这一次修整在嘉定府知府宋鸣琦的支持下，由乐山县知县龚传黼主持，是乐山城市史上又一次防洪技术大革新，极大地提升了乐山城的防洪能力。这次工程共修补城墙三十三丈长，先掘去泥沙数尺，再将方整的大石布入、合灰，最先进的是，人们融铁为碇，贯入石中，大大增强了城墙的坚固度。

工程还参照了另一传统的拦挡法以减水势。南面城堤旁原来有二矶，“矶”就是突出的岩石，龚传黼比照它们的样子添作十三矶，这些人工矶高与宽从三米多到二米多不等。大渡河水袭击南城垣时，碰上十三个堵水矶，锋面被矶挡回，趋向江心而去，这就大大遏制了大渡河水对城墙根部的侵蚀。自此以后，乐山城南垣终于再未发生过大规模的冲塌事故！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工程修复的丽正门，一直保存到如今，以高超的建筑技艺而闻名。丽正门门券通高11米，宽8米，门高5米，宽4米，为四出门洞，四门内券呈弧形，石料每块皆有不同角度的收杀，最后吻合交汇于穹心的一小方石中，建筑上称为“交叉十字拱门”，[17]俗称“一脚踏四门”，据说是中国古建筑上的一大奇迹。图2-3 丽正门门洞内景，顶部即“交叉十字拱”。

未完成的半边街河堤整修

就筑堤修城一事来说，乐山人的金钱、精力与生命多半被狂暴的大渡河耗去，东边城垣因为岷江性情和缓而投入稍逊，然而岷江也并不是“善类”。前面提到，乾隆老丙午大水就冲毁了城外临江街道，后来这一段临江用地还是因为洪水时常垮塌，道光二十年（1840年）嘉定府知府刘用宾沿岷江西岸修建了防洪堤坝，名之为“刘公堤”，后来渐渐演变为街道，民国时期嘉乐门外半边街就在刘公堤的范围内。

半边街在民国时期地位特别重要，因为它位于乐山至成都的交通要道，扼乐山北大门之咽喉。如此重要之地位，一旦被洪水冲坏，地方政府势必要全力抢修。因此，我们得以看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与三十八年（1949年）两次刘公堤整修留下的详细档案，从中可推知千百年来为了与洪水作斗争，乐山人在修筑城堤上所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1948年秋天，乐山前后经历三次洪水，在乐山县政府呈送四川省第五区行政公署、县党部、参议会、外城镇公所等机构的公函中，惊恐地描述道：“惊涛骇浪，势急力猛，实为民纪以来所未有，所有被毁桥涵堤岸，不可胜计，本县外城镇营门口新修旧有堤岸均被冲毁，又半边街刘公堤[18]亦挫陷两市尺，……”

其实在1947年底至1948年6月，年久失修的营门口河堤才经过整[19]修，不料又被冲塌。

1948年10月，在乐山县县政府的组织下，成立了乐山县修建营门口河堤建筑委员会，负责修复从营门口经半边街到嘉乐门的堤岸共“长二十七市丈”。此时已是民国晚期，修堤施工技术自是比以前先进许多，比如材料、方法、流程都已符合现代的工程力学：“下层长条砌筷子形，内填坚石；中层除一部分外用筑筷子形外，余者砌丁字形，内填费泥及鹅卵石压实，上层至街面用长条石顺砌，封顶筑石栏。竣工所用砌填石条，一律用石灰作健。新堤竣工街面坍塌部分[20]用碎石、费泥加入石灰筑城三合土，以资坚实。”

然而，就是这样历经四月修复好的半边街河堤，在半年后的夏季洪水中又被冲崩坍塌，“崩塌长度150公尺陷落，深度3.72公尺冲坍，宽度6.6公尺”。按说按照现代工程方法修复的河堤不应该如此豆腐渣啊！我们只有从1948年工程实施过程中寻找蛛丝马迹。

从1949年2月21日建筑委员会写的《乐山县营门口河堤工程概况》来看，此次工程从1948年11月2日开工，到1949年2月底竣工，先后长达四月，动员民工、石工及各级管理工作人员共10102名。如此漫长的施工周期，如此庞大的工程队伍，所需钱财着实不少。当时国民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经费左支右绌，因此该次工程筹措资金的办法，在公告中说的是“义务劳动征工”“慈善事业劝募”，在预算中还加上了“拆嘉乐门城楼砖瓦木料变价开支”。工人伙食费则来自于库存的县粮黄谷和县田粮处收来的碛米。最大宗的工程材料——条石，全部来自嘉乐门城墙石，总数计“二十九层砌填条石一五〇〇〇个”。所需工具，像锄头、簸箕、绳索等工具全部采取征借和低价购买的方式。一切都省得不能再省。

大概由于钱少，针对半边街毁坏的一百米河堤，工程采取的原则是“以坍塌陷下部分填平原街面，原有石堤补平，仍将石栏砌高，与两方街接并，筑三合土与旧街相衔接”，并没有按照前述“堤中砌石”的方法来执行。因此，1949年夏洪中，新修复的营门口等处都扛住了，只有半边街堤坝崩溃。

还是由于钱少，建筑委员会搬出国民政府《国民义务劳动法》，发动县属人民义务劳动，征调民工每日工作八小时，午前8-12点，午后2-6点，每人自带被盖、碗筷和普通劳动工具。在寒冷的冬季，这样高强度、重体力的劳动，还没有工资，消极怠工实在是意料中事，甚至出现过无故旷工的现象。1948年11月6日，开工才第四天，就有两名泥石工旷工两日。时任县长兼建设委员会主任王运明气急败坏，亲书手令道：“开工伊始，泥石工胡万清、李克熏二名竟于昨今两日无故不到，致使工作停顿，若不予以惩处，将何以儆效尤而利推进。仰该（石业工会）理事长即同警士二名前往将石工胡万清、李克熏唤押来府，听候议处，切勿袒维为要。此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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