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惜珍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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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拓宽的上海马路(三)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永不拓宽的上海马路．三／惜珍著．—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8
ISBN 978-7-5473-0990-2
Ⅰ．①永… Ⅱ．①惜… Ⅲ．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6271号永不拓宽的上海马路（三）惜珍 著 寇善勤 摄总策划 李智平策划／责编 戴欣倍书籍设计 陶雪华责任印制 周 勇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345号电 话：021—62417400邮政编码：200336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印 刷：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开 本：890×1240毫米 1/32字 数：365千印 张：12.375版 次：2016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ISBN 978-7-5473-0990-2定 价：52.00元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52069798总序程梅红
城市在道路的延伸中成长着。
每个城市的每条道路，都是它过去和现在的独特缩影，蕴含着城市的发展脉络、城市精神和气韵，并昭示未来。上海有64条永不拓宽的道路，它们是上海的一类风貌保护道路，属于上海都市旅游的精华部分。
在这些永不拓宽的马路里，曾经的过往，流金的岁月，在砖石的斑驳处和老旧的百叶窗间，透出上海最深的历史记忆。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永不拓宽的上海马路》（全三册），是海派女作家惜珍女士像优秀旅行体验师般专注与执着的呈献。她用寻宝者的精神和探索者的眼光去发现、体验这些上海道路，挖掘在那里发生的十里洋场、风花雪月的故事，风云际会、繁华似锦的生活，在这些街巷里和马路上重重叠叠留下的无尽印记。
细读《永不拓宽的上海马路》（全三册），就能感受到它们是惜珍十余年来探寻上海64条一类风貌保护道路的结晶，是她对这些永不拓宽的上海马路以很大的耐心和信心不懈寻访后的解读。惜珍说：“上海的马路是上海开埠以来所谓大都会风格的又一个解读这座城市的密码。马路两旁林立着的法国梧桐是上海马路的标志，而马路深处的花园洋房和欧式廊柱背后攀满藤萝的庭院所溢出的是最纯正的上海味道。”在盛产女作家的上海，她是别具韵味的一位解读者。长期积累的丰厚的有关上海的故事，融入这位个性独特的女作家的情愫和文字中，具有青花瓷般的质感和对这座城市的挚爱。寇善勤、徐坚一、朱克家三位摄影师的影像记录，使惜珍的笔触更为具象地聚焦和定格。
如果说对这些道路的一类保护护住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脉络，那么这套书便温暖了在这条脉络中流淌的血液；如果说永不拓宽的刚性法则从物理状态上赋予了寻找归宿感的上海人可触摸的记忆，那么书中的往事记载则赋予了记忆的灵魂。
64条永不拓宽的马路，是上海被体验的马路，更是一直在路上的体验。它导引着市民和游客在现代化都市的凝固部分，行走着，探寻着，记忆着，体验着，感悟着。上海都市旅游的魅力，真的是属于发现者的。（本文作者系上海市旅游局副局长）自序惜珍
马路是城市的经脉，要了解一个城市，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到它的马路上去走一走。
2007年6月，上海中心城区内144条道路和街巷被列为风貌保护道路，其中64条风貌保护道路为永不拓宽的道路。这64条马路将作为城市历史、文化的传承和象征，给以原汁原味的整体保护；同时，严格控制原有道路的宽度，并加强对沿线建筑、市容、绿化及环境的管理。这意味着今后不会为了拓宽道路而拆掉被保护的老建筑，上海旧区的马路和马路景观将得到永久性的保护。
上海的马路作为城市最基本的元素，不少依旧保留着东、西方两种文化碰撞的特殊符号，镶嵌着东、西方两种文明互相包容的印迹。64条永不拓宽的马路便是其中的典型。这些马路是建筑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演绎，和上海城市的特点密切相连。首先是多元性。上海处于中、西文化碰撞交汇的中心，形成了多元文化兼容并蓄的态势，体现在建筑风格上，同样也是神态各异，多姿多彩。其次是商业性。商业在城市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城市格局中的商业特点，与上海日益发达的商业活动相适应，各种功能、各类风格的马路和建筑应运而生，反映在建筑形态上又有一种追求时尚、讲究实用的特征。因此，这些永不拓宽的马路是展示上海城市发展脉络、延续城市文化的物质载体，它们集中体现了上海城市的精华和神韵，浓缩了上海的历史印象。
上海的马路是上海开埠以来所谓大都会风格的又一个解读这座城市的密码。马路两旁林立着的法国梧桐是上海马路的标志，而马路深处的花园洋房和欧式廊柱背后攀满藤萝的庭院溢出的是最纯正的上海味道。
这些年来，我到国外一些城市旅行，不管是在美国，在新加坡，还是在俄罗斯，我发现自己对看到的那些异国建筑都有似曾相识之感，它们时时让我想起上海。难怪有人说，在上海可以做一次不出边境的出国游。20世纪初上海南京路就号称是“最世界主义的马路”。老上海留下了许多美轮美奂的异域风格的建筑，几乎没有一个城市能像上海那样拥有全世界各国风格的建筑，这是海纳百川的上海的城市特质。建筑是城市的灵魂与历史的写照，当我漫步在纽约的第五大道上，感觉这里竟然与上海的外滩如此相像，到处是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人就像走在峡谷中一样。但纽约怎么能和外滩比呢？中山东一路毗邻黄浦江，这条上海的母亲河让生硬的建筑变得柔和了许多，也让马路有了透气的空间，这是上海特殊的历史与人文赋予马路的灵魂与气质。
上海最有特色、风格最多样化的建筑，就是坐落在城市中心马路两侧的20世纪20年代建造的花园住宅。由于当时上海的繁华，这些住宅的主人充满了神奇的经历，也赋予了这些建筑本身浪漫、神秘的色彩，留给后人启示和无限的遐想。承载着城市记忆的上海马路总有诉说不尽的故事，路上写满的历史沧桑弥漫着令人沉醉的怀旧气息。如今，它们完美和谐地融合了许多时尚元素，就显得更加风姿绰约、楚楚动人。于是，这些马路成了我们进入过去的一个通道，通过它们，我们有幸和老上海幽会。如果你想看一看最有历史底蕴的上海以及最真实、最原生态的上海人，就必须走一走上海马路上隐藏着的石库门弄堂，这些石库门以它特有的建筑特色，开创了这种适合于寸土寸金之地的上海市民居住的海派建筑范例。
64条永不拓宽的马路分布在上海的各个区内，以徐汇区为最多，其次是黄浦区，还有一些是跨区的。我把这64条马路按其所在区域分为3本来写。《永不拓宽的上海马路（一）》中涉及的马路主要分布在黄浦区和虹口区，共20条马路，其中黄浦区15条，虹口区5条。《永不拓宽的上海马路（二）》中的马路主要位于徐汇区、静安区和长宁区，共24条马路。其中徐汇区21条马路，静安区1条马路，长宁区两条马路。《永不拓宽的上海马路（三）》主要为跨区的马路，共20条马路。这三本书既各自独立又互相关联，合在一起就是完整的上海64条永不拓宽的马路。因我探寻这64条一类风貌保护道路的时间跨度较大，文中部分建筑入驻单位、商家等相关信息和写作对象的现状可能有所变动，在此一并说明。
如果你想从骨子里了解上海，那么请打开这3本书，跟随我到上海的这64条永不拓宽的马路上去走一走，感受这些路上曾经的沧桑，看一看那些老房子，品一品那里曾经发生过的故事，从今往后，上海对你而言将不再陌生。北京西路：内敛的高贵北京西路东起西藏中路，西至乌鲁木齐北路，跨黄浦、静安
两区。北京西路的东端，今黄河路以东段修筑于1887年，名“平
桥路”；1899年，该路向西延伸至今常德路，命名为“爱文义
路”。1918年，平桥路并入爱文义路。1922年，继续向西延伸至
今万航渡路。1943年，爱文义路更名为“大同路”。1945年改名
为“北京西路”。1988年，北京西路又向西延伸至乌鲁木齐北路。现在，西藏中路至成都北路段的北京西路属于黄浦区，成都
北路至乌鲁木齐北路段的北京西路属于静安区。
北京西路是一条和南京西路平行的路，相对于南京西路的繁华，仅一路之隔的北京西路要安静得多，就像是南京西路的后街，以其内敛的高贵默默地烘托着前者的如花似锦。
黄河路以东的北京西路因为辟筑得早，路上商业比较繁荣。行走其间，随处可见2～3层的西式楼房和旧式里弄，这些房子沿马路的底层开着一家家商铺，琳琅满目。这些旧式里弄大多是建于20世纪初的石库门房子，这些石库门房子是上海独一无二的特色建筑，就像北京的胡同一样。目前上海大约70%的石库门里弄已被拆除，所以，假如想看看上海早期的石库门里弄建筑，不妨去这里走上一走，也许会看到一些别处看不到的风景。
黄河路以西的北京西路上分布有不少花园住宅，有些具有传奇色彩，至今令人瞩目。这条路上的公寓不多，比较著名的是因爱文义路得名的爱文义公寓。它坐落在北京西路1341—1383号，共3幢，建于1931年，由大陆银行董事兼总经理谈公远、金融界知名人士叶扶霄、曾任国民党财政部次长的沈籁清及匈牙利设计师邬达克4人合资建造。因地处爱文义路，故名“爱文义公寓”。公寓总体布置采用南北行列式，沿马路底层为商店，立面2～4楼的阳台造型别致，入口沿墙布置绿化。南主入口设置门厅，通过台阶进入内廊和楼梯间，当年住户大多为外国人。抗战胜利后，4位业主以这批房屋作股成立联华房地产公司，公寓因此改名为“联华公寓”。这3排4层公寓1976年各加建了一层，成为5层。北京西路街景
北京西路虽然低调，但这条路上却发生过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进入其间，就好像一脚踏进了上海的以往。藏着张闻天和陈鹤琴旧居的弄堂
北京西路239弄坐落着的新式里弄平和里，建于1931年，内有2层红砖石库门房屋74幢。这些新式石库门住宅大多独户使用一幢，当年居住者多为社会中产阶层、高级职员及工商业人士。弄内27号是张闻天旧居。出生于上海南汇一个书香门第的张闻天早年参加五四运动，信仰马克思主义，后赴美留学，回国后一度在四川教中学，并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过创作和翻译的作品。五卅运动后，张闻天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任教，并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1931年2月，张闻天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数月后又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3月9日，他主编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在沪问世。在白色恐怖下，张闻天不得不一再变换寓所，1932年他大部分时间居住于上海北京西路平和里27号。当年10月底，张闻天所在的平和里27号寓所突然遭到搜捕，张闻天因外出有事而幸免。11月，张闻天即转移至重庆北路216弄的马立斯新村，次年1月张闻天随临时中央政治局进入江西革命根据地。抗战期间，平和里44号曾做过上海市三林中学的校舍。三林中学是一所创立于1896年的百年名校，其前身为“三林书院”，院址设于三林镇文昌阁。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本军逼境，学校迁至今北京西路黄河路路口的平和里44号续办，并设高中商科。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于1946年2月迁回三林镇原址正式复课。
北京西路304弄是一条不起眼的弄堂，但弄堂里却曾寓居过享有“中国现代儿童教育之父”美誉的陈鹤琴先生。这条弄堂里共有6幢具有20世纪20年代上海滩花园住宅风貌的2层楼房，每幢房屋的屋顶都是红色洋瓦，屋顶开设老虎窗。白色的粉墙，一排4扇木制百叶窗，古朴典雅。弄内房屋的地坪用水泥方砖铺设，每幢房屋的庭院前都有一块小花圃，栽种着蔷薇、牡丹、石榴、橘子树等花木。当年，陈鹤琴先生就寓居在弄内靠东一幢朝南的2层楼房里，底层两大间分别是餐厅和客厅，楼上西侧一间是陈先生夫妇的卧室，北间是孩子们和姑妈的卧室和起居室。陈鹤琴膝下育有2个女儿和5个儿子，一间北屋要容下连姑妈在内的8个人，想来也是并不宽敞的了。
陈鹤琴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家，他与陶行知、晏阳初、黄炎培并称为“中国教育界四位圣人”。陈鹤琴191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毕业于霍布金斯大学，1919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学位。回国后，他最初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讲授儿童心理学课程。东南大学成立后，任教授和教务主任，后又出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和南京师范学院院长。
陈鹤琴一生从事于开创性的幼儿教育研究与实践，他提出的活教育理论至今为幼儿教育工作者所推崇。1928年，陈鹤琴来上海任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在任期间，先后在上海办了8所附设幼儿园的小学、1所女子中学，在工人区开设职工夜校，为维护中国人办教育的权利，争取中国儿童的入学机会以及为劳动者创造受教育的机会做了大量工作。抗战爆发后，陈鹤琴致力于难民教育和儿童保育工作，创办了儿童保育院，并办了10所报童学校。他的这些抗日救亡活动，自然为汪伪所难容，他们将他列入暗杀名单。在白色恐怖笼罩下，陈鹤琴于1939年10月底暂离上海。抗战胜利后，陈鹤琴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市立幼稚师范学校（后改为上海女子师范学校）和国立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并自任校长。他当时还担任上海市教育局督导处主任督学，负责接管外国人办的中小学。1946年6月，陈鹤琴完成了在上海办幼专、师范、附小、幼稚园一条龙教育体制设施，实现了他试行和推广“活教育”的夙愿。但他的这些做法却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反对，他们逮捕了学校的进步师生。1948年5月4日，陈鹤琴在他创办的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室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5月10日深夜，他又一次在家中被捕。两次被捕都是当时教育界知名人士的联合营救，才使他幸免于难。晚年的陈鹤琴仍笔耕不辍，1982年，年届89岁且双腿瘫痪的他还坐着轮椅出席了“六一”国际儿童节，并为之题词。当年12月30日，陈鹤琴病逝。为纪念他，2005年12月27日，静安区将位于延安中路801号的延安中路小学改名为“陈鹤琴小学”，成为陈鹤琴教育思想的实验基地。弄堂风景及伍廷芳的观渡庐
弄堂，已成为人们心中难以抹去的关于上海的记忆。北京西路上坐落着许多弄堂，它们形式各异，至今保存完好。
北京西路605弄，以及北京西路545—675号，建于1900—1930年，原名“东王家厍”，系独立住宅及旧式里弄，里面坐落着52幢二三层楼的住宅。与之对应的是北京西路707弄，以及北京西路689—771号，原名“西王家厍”。一条石门二路将其分为东西两边。西王家厍建于1900年，为独立式花园住宅，有2～3层房屋38幢，属于花园公寓里弄住宅。行列式排列，清水红砖墙，红瓦坡屋顶。单体正立面为连续券柱式构图，顶层为三角形双山墙，山墙断檐，入口拱券有卷涡状装饰，英式风格，现门牌为西王小区。北侧的北京西路700—782号与北京西路南侧的西王家厍一样，都是联排的英式住宅。不同的是北侧一片清水红砖墙全部沿马路，底层开店，楼上办公，非常夺人眼球。旁边的北京西路758弄就是上海著名的新楼宇“国际丽都城”。
北京西路919号坐落着上海市爱国学校，这所由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创办于1901年的学校，是“中国百所名校”之一，传承了百年浓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气息，秉承教育先哲蔡元培“造成完全人格”的遗训。爱国学校目前是静安中心城区唯一的九年一贯制公立学校。北京西路981—999号是建于1942年的3层高的爱华公寓。北京西路1068号矗立着高28层的银发大厦，以前这里是石库门里弄望德里，弄内1239号曾是中央组织部的秘密机关，也是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在上海的住处，是一栋2层楼的石库门里弄房子。1928年4月15日上午，时任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受罗亦农之约，来到这个秘密机关商量处理事务。两人很快将事情处理完毕，邓小平便离开了。当他从后门出来，走到弄堂口，门口化装成鞋匠的同志向他做了一个暗号，意思是“出事了，赶快离开”，邓小平赶紧加快步子，在穿过马路时，他迅速回头看了一眼，只见几个便衣已经堵住了大门，晚走一步的罗亦农不幸被捕。5天后，罗亦农被国民党秘密枪杀于今中山医院附近的枫林桥畔，年仅26岁。罗亦农当年工作和被捕之地于20世纪90年代初拆除。银发大厦西侧的北京西路1080弄24—26号是阿联酋驻上海总领事馆。
北京西路1094弄2号，是一幢建于1910年的洋楼。这是一幢3层外廊式建筑，清水红砖墙，具有英国安妮女王时期风格。立面分布对称，为竖向的5段式划分，但外凸的东西两侧造型各异。主立面采用连续的外廊，西侧为三角形的挂瓦陡坡人字形屋顶，东端则呈六面圆形前出，顶部带有围边，有点像中世纪城堡的塔楼造型。中央部分也相应凸出，在二层上方有三角形石雕图案和三角形牌坊。窗口带有拱形窗楣，窗框等处有细雕的石柱子。整个南立面的两层上方有一个石雕花纹女儿带。入口在东立面，门口带外挑式的门廊，门呈拱券形并有花纹装饰和细长石柱。雕花大门、雕花木楼梯，楼梯边的窗玻璃上镶着彩色玻璃。这幢洋楼是清末民初著名外交家、法学家和书法家伍廷芳为自己建造的寓所，名为“观渡庐”。出生于新加坡的伍廷芳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洋务运动开始后，他进入李鸿章幕府出任法律顾问，参与中法谈判、马关谈判等，1896年被清政府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外交总长，主持南北议和。1910年伍廷芳称病寓居上海，就住在观渡庐内，并自号“观渡庐老人”。这幢楼后来被卖给大新烟草公司作为办公用房，后又卖给上海汇明电筒厂的丁老板，丁老板去了香港后，这里成为汇明电筒厂的职工宿舍。整栋楼现已成为民居，其中仍有不少汇明电筒厂的员工及员工后代。观渡庐前原本有一个很大的花园，现已不存了。如今观渡庐一侧临街有一片绿地，有台阶通往。观渡庐对面的北京西路1091号有一幢沿马路的2层半洋楼，门前有一个大花园。这里原是我国有“纺织业巨子”之称的刘国钧旧居。刘国钧的事业逐步发展，由初设染纱、染布的小染坊发展到铁木机带漂染的染织厂，再到具有纺、织、染功能的中型企业。为学得新工艺，他曾3次东渡日本，学到了当时国内尚不能生产的织造灯芯绒工艺，填补了空白。为响应黄炎培职业教育的倡议，他还积极在职工中开展职业教育。刘国钧虽拥有巨额资产，但仍自奉俭朴，他家客厅没有华贵家具等陈设，仅有几幅字画悬挂壁上。新中国成立后，刘国钧担任了江苏省副省长，后携家人迁居政府为他安排的南京梅园新村住处，随即把上海北京西路1091号的寓所交予政府分配使用。
从观渡庐继续往前，可看到北京西路1177弄观森里，这是一条建于1924年的旧式里弄，弄内共13幢2层建筑；1192弄是建于1940年的新式里弄爱文新村，里面也有13幢2层房屋；北京西路1245号坐落着马克思公寓，建于1924年，为4层公寓楼。一层为商铺，上面3层是住户；北京西路1221—1229号是建于1912年的旧式里弄余庆里，内有2层建筑5幢；马路对面的北京西路1280号是利群坊；1300弄是建于1926年的新式里弄文德坊，内有19幢2层房屋；1312弄爱文坊建于1912年，内有2层房屋20幢。看过了这一路上的弄堂建筑，对上海的石库门房子和市井生活就大致能够了解了。上海的奥古斯丁会——望德堂
北京西路的西部，逐渐褪去了市井气，环境也变得幽静起来，房屋的质量和档次也和前面的一段迥然不同。
北京西路1220弄坐落着的北京新村是一条宽阔的大型里弄，弄内有设备齐全的公寓楼4座，二层和三层连接式里弄住宅和沿北京西路的花园住宅多幢，庭院里绿树花草葱茏，有一种闹市中难得的清静。弄内2号是一幢漂亮的西班牙风格建筑，它面向北京西路，破墙透绿后，精致的花园和住宅就在铁栅栏里显山露水。这幢美丽的建筑就是昔日西班牙在中国的传教机关“奥古斯丁会”耶稣圣明省总办事处望德堂。
奥古斯丁会是天主教修会名称，广义上又可以指遵循奥古斯丁所制订的隐修规章的各男女修会。早在11世纪，奥古斯丁会就提倡神职人员应该过完全共同的生活，以后，许多奥古斯丁的神职人员以及信徒就把自己的私有财产统一交给了教会，根据隐修院的原则过集体苦修的生活。由于私人财产交给了教会，使奥古斯丁会的力量迅速扩大，势力膨胀。但是在以后历年发生的宗教改革和冲突中，他们受到冲击和挫折，使相当一部分意志不够坚决的信徒离开了修会。16世纪后，奥古斯丁会的成员人数明显下降，但留存下来的就是骨干和精英，于是该组织又成了组织严密的托钵修士组织，其重点也向欧洲以外的地区和国家转移，主要通过开展教育、医疗事业扩大影响。奥古斯丁会是在民国以后进入上海的，他们于1894年2月在虹口创建了望德堂，开始只是在西班牙侨民以及他们雇佣的菲律宾员工和帮佣中开展工作，吸收信徒，并在上海形成了一定势力，后来又迁至杨树浦。20世纪20年代初，奥古斯丁会创办了西班牙文的《教会生活》杂志，旨在介绍和宣传在上海和中国各地的奥古斯丁修士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开展教务活动。《教会生活》发行后不久，有大量的汇款源源不断地从欧洲、美洲寄到上海，他们就利用捐款和慈善款购进了位于今香山路6号的地块，并在那里建造了一幢3层花园住宅，这幢洋房建成后就成了西班牙奥古斯丁会修士居舍，《教会生活》杂志的编辑部也长期设在此地。1930年7月11日，奥古斯丁公司向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工务处提交了在今北京西路1220弄申请建造奥古斯丁办事处楼的报告，于是就有了现在的这幢望德堂。
落成于1932年的望德堂建筑是一幢上海为数不多的西班牙人自建的具有典型西班牙风格的住宅，建筑立面充分表现出西班牙建筑的自由和随意性，屋顶高低错落有致，华丽的呈波浪形起伏的曲折山墙，附有装饰性支架的简瓦檐饰，使建筑外观显得灵动轻快。每层挑出的红色筒瓦屋檐以及通体的黄色拉毛水泥墙面使建筑的色彩和立体感异常明显。建筑入口大门位于中轴线，两侧形成对称。大门造型为较高的半圆洞门，饰以精雕细刻的门楣，中轴线两侧的底层窗户则饰以带弧线的三角窗楣，建筑细部装饰精致，使整幢建筑在豪放中体现出妩媚。
1932年2月，西班牙奥古斯丁会耶稣圣明省望德办事处迁入这座新建的望德堂内。该堂各国教士都有，但不对外开放。从汉语词语上去理解，“望德堂”寓意为“德高望重之堂”。在澳门也有望德堂，那是地地道道的圣母教堂区。然而，人们可能不会想到，上海的这个望德堂居然会是曾经打着宗教机构旗号制造化妆品的一个“地下工厂”。
美国记者爱狄·密勒在他的《上海——冒险家的乐园》一书中写道：“我又探知西班牙在中国的传教机关设总办事处于爱文义路1220弄2号。”爱狄·密勒曾在一位中国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进入望德堂楼内，他用目光仔细搜索楼内的每一间房间和每一个角落，令爱狄·密勒惊讶的是，他在这个宗教机构里除了看到一个很小的祈祷室外，几乎没有看见任何与宗教有关的东西，却目睹了这样一幅画面：“几个中国少女，几百只大大小小的瓶子和罐头。在这一间具体而微小的工厂中，相当数量的化妆品按日生产出来，胭脂香粉，唇膏黛眉，只要是化妆用得着的东西，这里无不应有尽有，名字也起得奇奇怪怪、香香艳艳的，足以引动爱美的青年男女的心。神父们的生意经真是不错。”爱狄·密勒还趁陪同的中国人不注意，偷偷闯进了望德堂齐勒柴神父的办公室，他在里面意外地发现了一份备忘录，上面记录了奥古斯丁会在上海的不动产记录，而且发现这位神父原来还是一家美国证券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回来后，他根据自己的多方寻访考察写出了一份关于上海奥古斯丁会的调查报告，当即引起西方国家和教会的重视。1937年奥古斯丁会被迫将望德堂的产权转移，有关神父也不知去向。
新中国成立后，望德堂的房子长期作为民宅使用至今。融中西风格于一体的贝公馆
北京西路1301号，坐落着的一个拱形门廊很是夺人眼目，门廊镶有一圈中国传统的花纹，周围的石墙显示出不凡的气概。这是“贝公馆”的北门，虽是重门深锁，但那种豪门气势依旧从紧闭的墙门间散发出来。转到南阳路上，可见这幢楼的庐山真面目，宅主是苏州门庭显赫的贝氏家族传人贝淞荪。
贝氏在昔日上海也是个显赫的大家族，贝润生是上海滩家喻户晓的“颜料大王”。1909年，贝润生购进了当时法租界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贝勒路（今黄陂南路）的地块，兴建了自己的豪宅。1917年贝润生又在故乡苏州买下了苏州园林中著名的狮子林和附近的大片基地。狮子林是始建于14世纪的江南名园，以大规模的假山著称，乾隆皇帝曾五游狮子林，1859年，狮子林毁于战乱，荒废了许久。贝润生先后投资银元80万，历时9年改筑、恢复了狮子林。狮子林修缮一新后，归全体族人享用，并在园内设立了贝氏祠堂，且在旁边捐资建立了贝氏承训义庄赡养救济族人，以报答族人对他少年贫寒时的资助。他还同自己的兄长、金融家贝哉安商议，捐资在苏州城开办了中国第一所新式幼稚园。贝哉安家族后来之所以被称为“金融世家”，是因为他的5个儿子、4个孙子都从事银行工作。其中最负盛名的当数他的第3个儿子贝祖诒，也就是后来成为世界级建筑大师的贝聿铭的父亲。贝祖诒于1946年3月1日出任中央银行总裁，虽身居要职，但公正廉洁。贝公馆
贝润生因捐资助学、办学，曾受到孙中山的褒奖和各届政府及教育部门授予的奖章、匾额。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贝润生几乎把所能利用的资金全部投入了房地产经营。他于1932年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468号至494号建造的康绥公寓因设施先进，盈利可观。至20世纪50年代，他在上海市区已拥有各类房屋近千幢，其中包括金陵大楼等高层建筑，成为房地产后起大业主中首座。贝润生有两个儿子，长子生于1896年，名叫贝义堃；次子生于1904年，名叫贝义奎。兄弟俩都成家后，贝润生就把自己的产业分几次分给了他们。按中国传统，主要继承人是长子，故分得的财产多得多。分家后，长子仍与父亲住在老宅里，次子则搬出另住。长子义堃生有3个儿子，而义奎则生育6个儿子。所以，义奎常在父亲面前抱怨财产分配不公。后来，贝润生拿出了属于自己名下的位于北京西路南阳路路口的土地，再造一幢房子给次子，算是补偿，人称“贝公馆”。
贝公馆建成于1934年，从南门进去是花园，布局随地形起伏，内有湖石、假山、草坪、小桥、池塘、花圃、葡萄藤架等，是一座典型的中国式花园，与苏州的狮子林十分相似。不一样的是花园里有一座伊斯兰风格的石质凉亭，其优雅别致的造型为别处所罕见，堪称花园中的亮点。后面就是两幢各自独立但又相通的楼房。其中位于南面的为主楼，高3层，以正中为中轴线，两侧形成对称，立面呈凹字形，中间部位的二层与三层均为内阳台，内阳台的扶栏和顶部用砖砌成中国传统的回纹形图案；两侧外凸的部位均设计为宽大的玻璃窗。外墙采用乳白色泰山砖贴面，拼贴成考究的横竖相间图案，简洁的立面很少有线脚装饰，透露出现代气息。贝公馆花园内伊斯兰风格石质凉亭
住宅南立面层间大理石台阶通往底层门廊，入内是大客厅，平顶为简洁石膏线脚，天花板上垂下水晶吊灯，全部立面均采用柚木护墙板。这间大会客厅可以举行小型的私人宴请或舞会，还设有弹子房、健身房和一个回力球房，北向是全家人用餐的大餐厅。东厅后小间置有柚木穹隆顶，上面饰有“双龙戏珠”的彩色浮雕；西厅内则有橡木制作的护墙板，移门上雕有中国传统的福禄寿吉祥图案。客厅东侧是儿童游戏室，后面是西洋式圆形楼梯间，玻璃穹隆顶和东墙竖向长玻璃窗的光线将楼梯间照得通亮。楼梯底层大理石扶手上雕刻着龙身虎爪，显示出主人崇尚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思想。侧门的楼梯从一楼盘旋到三楼，像是欧洲钟楼的样子，但楼梯扶手却是用木头雕出的一条龙，楼梯间门厅直通骑楼，自备汽车可避开风雨直接来此接送主人。西侧是书房和小餐厅，相互分隔又可连通，直至卫生间。该宅居室的特点是卧室大，起居室小，沿西边还有3间主人子女的卧室，其中一间通过卫生间可以连通，便于照顾幼小孩子。宅内还配有电梯。副楼沿北京西路方向布置，通过一个锅炉房和南侧主楼连接，副楼高4层，现代派建筑风格。立面的勒脚部分用大理石贴面，部分用奶白色泰山面砖，底层北大门和窗户均为铜制。四楼大厅中央有3个玻璃穹隆顶，四周立面用水刷石饰面，带有装饰艺术派的特征。主、副楼之间有门廊。东侧入口的大幅照壁设计最有特点，上面镶嵌了用面砖烧制的字形各异的篆体“寿”。住宅奠基那天，恰好是贝润生七十华诞，想来是儿子给他的祝寿礼物吧！
贝公馆是中西结合建筑的代表作品之一，中国传统理念在这幢西洋建筑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当年，贝公馆的名气大大盖过了贝家老宅，在上海滩上风光一时。英伦大慈善家创建的医学院
贝公馆对面的北京西路1320号坐落着雷士德医学院，门前2米多高的围墙掩不住墙内植物的葱茏以及堪称宏阔的建筑，它源于一位叫做亨利·雷士德的英国人。亨利·雷士德（1839—1926）在上海开埠后的历史长河中可算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外国人。雷士德在英国出生，长大成人获得建筑学学士学位后于1867年来到上海，成为进入上海较早的外国建筑师之一。当年他就与租界工部局签订了一份长达3年的服务合同，负责租界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监督。雷士德以他测绘技术的专长，协助法租界公董局绘制出版了上海法租界的第一幅地图。当时，一位叫史密士的美国人创建的史密士洋行已购进了租界的大量土地，成为上海早期大地产商之一，但房地产的开发和建设必须有专业的建筑师，于是，应史密士之邀，雷士德就成了史密士的合作伙伴和洋行的主要股东。19世纪80年代史密士退休回国后，其洋行名下的房地产几乎全部转入雷士德的名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拥有南京路的地产，仅次于哈同而超过沙逊，成了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房地产巨子。当雷士德与工部局的3年合同期满后，他即创办了德和洋行，专营建筑设计、土木工程、测绘检验、房地产抵押放款，数额巨大。以后，他的英国同胞马立斯、约翰逊等人入股，德和洋行遂成为当年上海实力较强的建筑设计事务所之一。在以后的几十年时间里，雷士德在上海留下了不少英国式的建筑，如今尚在的主要作品有先施公司大楼、日清汽船公司大楼、普益大楼、仁济医院大楼、《字林西报》大楼、雷士德工学院大楼、迦陵大楼、台湾银行大楼等。雷士德还通过以房地产参股合资或收购股票的方式，成为上海多家商行、公司的主要股东。同时，他还是旧中国外资在华的最大报业印刷出版集团字林洋行的董事长以及英商上海电车公司的大股东和董事会成员。雷士德医学院
终身未娶的雷士德，其私生活极其严肃，且自奉节俭。传说是因为他的3个哥哥相继病逝后，医生叮嘱他，婚姻会直接影响他的健康，甚至生命。他虽在上海拥有大量房地产，却长年住在英侨总会的陈年老屋里，没有自备汽车和黄包车，外出大多乘电车，平时所穿衣服、所戴领带多是朋友用过的旧货。雷士德于1926年5月在上海去世，死后留下1430余万两银子，由于其遗产大多为房地产，仅土地就有600余亩，到第二年重新估价时，总值就已达到2000万两银子，而当时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的注册资本也不过2000万两。根据雷士德的遗嘱，将其遗产建立雷士德基金会，基金会成员由工部局指派的人员和雷士德生前指定的亲朋好友组成，他将财产分配给圣路加、仁济、同仁等医院及盲人院并开办教育事业。他知道黄包车车夫的辛苦，将5万两银子捐给“上海车夫福音会”。因此也有人把他称为“来自英伦的大慈善家”。
雷士德把上海视为自己的家乡，希望上海发展强大，他在遗嘱中明确说明要在上海建立一所医工学院。1927年5月，雷士德基金会按照他的遗嘱筹建医药研究所和工学院。雷士德医药研究所在1932年11月先行落成。次年，雷士德医学院开学，规定以华人子弟为主要学生，并适当接纳除英、美、法三国以外的其他国籍学生。
用雷士德基金建造的雷士德医学院建于1932年11月。这是一幢现代派建筑，整个建筑棱角分明，外观敦实，整体呈张开双臂拥抱绿树蓝天之势，对称的立面使整幢建筑显得更为舒展。整个建筑分中部和两翼，从中部到两翼呈阶梯状，均为花岗岩贴面。主入口围以红色大理石贴面，台阶为白色大理石砌成。建筑的两翼各有5扇钢窗，楼与楼之间窗的过渡采用钢材覆面，形成窗裙墙，装饰图案线条简洁。从外立面看，钢窗一直从上延伸到底，与“一”字形的总体建筑结构形成对应，使建筑更为磊落。建筑的壁柱等部位的装饰也颇具特色，丰富而不烦琐，属装饰艺术派风格。建筑以灰色基调为主，配以黑褐色的门窗，显得庄重典雅。建筑内部挑高都在4米左右，窗户大，采光好，冬暖夏凉。建筑内部的门墙都为柚木，地面用的全是大理石。大楼后面是一个大花园，花园里有很大的草坪和葱茏的绿树，使处在闹市中心的建筑显得分外安静。再往后，是两栋红砖砌成的小洋楼。第一栋洋楼是当年驻雷士德医学院院长一家人住的两层红楼，底楼地面使用了水磨石，二楼全都是长条木地板，窗户多，因此每间房都显得亮敞。屋子里落地的书柜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留下来的老物，半个多世纪的磨洗，暗红的书柜泛着油油的光，书柜里有一整套竖排的绿封面《二十四史》。第二栋洋楼是一幢当年用来做动物实验房的2层小楼，正中开有圆拱形门洞，里面是2层的四合院格局，四周的房间围着一个天井，因为做动物实验需要清洗方便，地坪和一米多高的墙壁都是彩色水磨石。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根据雷士德基金会的申请接管了此处，作为医药工业科学研究的基地。在这个大院里矗立着一座著名医药大师童村的雕像。童村是从美国归来的博士，一直从事青霉素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华东人民制药公司青霉素实验所所长。话剧《陈毅市长》中有一场戏“夜访化学家齐仰之”，其中齐仰之的原型之一就是童村。1951年，青霉素钾盐结晶试验成功，在国内外引起轰动，童村获得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的嘉奖，那时的奖金是20根金条，后来童村把这些金条悉数献给了国家。现该处为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觉园和儿童医院
北京西路1400弄是一条宽敞的弄堂，名为“觉园”。不同于上海大多数里弄房子建筑造型的基本一致，这条里弄里的房子造型各异。觉园原系民族工商业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办人简照南、简玉阶于1916年前后建立的私家花园，以简照南名字中的“南”字题名为“南园”，占地约100亩。简氏兄弟在南园的西北部建造园林和楼阁式的精舍两进，供母亲烧香礼佛。精舍依水临池，池中莲荷亭亭，有湖心亭，由九曲桥抵达。环池有土山，山上遍植修竹、腊梅及各式花草。园内有小道石阶，曲径通幽，成为独具风格的上海私家名园。1919年，普陀山印光法师在高鹤年居士陪同下来沪弘扬佛法，简氏兄弟闻法皈依佛门，取佛陀是“觉”者的意义，将南园改名“觉园”，将精舍改建为佛殿，荷花池作为放生池，作为佛教的弘法基地，在沿常德路的一边辟一门进出。1931年简氏兄弟将部分园址售予关炯之、王一亭、戴季陶、竺泉通等人，各自造起花园住宅或新式里弄房。现觉园已单独成为北京西路1400弄，其中新式里弄房有22幢，为居民住宅。原觉园花园内的佛殿已不属于北京西路1400弄觉园的名下了。
1400弄19号的3层小楼曾经是上海市红十字会所在地，现已搬迁到北京西路1465号国立大厦22楼。弄内21号是一幢漂亮的流线型建筑，尤其是从门檐一直延续到右侧圆窗的窗套，巧妙地拐了一个弯，再收回，最后收停在门套边。门檐、圆窗、窗套，包括墙边的弧形退缩，整个糅在一起，漂亮而利落，雕塑感十足。这幢房子现为上海市卫生经济学会和中国卫生资源杂志社所在地。上海人最为熟悉的当数北京西路1400弄24号的儿童医院了。不少居住在上海的孩子都到里面去看过病，一些小摊贩也在弄内摆出了专卖儿童玩具的摊位，使得这条弄堂显得非常热闹。这个上海市著名的儿童医院的前身是难童医院，由中国著名儿科专家富文寿、中国现代儿童营养学创始人苏祖斐等于1937年创建。院名、院址历经变迁，于1954年与上海市儿童保健院合并更名为“上海市儿童医院”，2003年3月成为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是一所集医疗、保健、教学、科研、康复于一体的儿童医院。弄内53号的2层洋房是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法官关炯之的旧居，关炯之为人正直，秉公办事，敢于顶撞洋人，据理力争，是上海滩大闻人。二楼最西端朝南一间，是卓越的佛教领袖赵朴初曾经借住过的房间。藏着故事的漂亮老房子
在觉园旁边的北京西路1434号有一幢类似于中欧古城堡式的3层住宅。由于地形的限制，主屋南向庭前园地不甚宽阔，而东向则有宽阔的庭院，庭院的东北角还有两间2层小楼是屋主人给仆人住的附屋。这幢住宅的原主人是南京路宏兴药房的老板张汝焯、张思云等五兄弟。
在和常德路相交的北京西路1510号有一幢建于1929年的住宅，门前庭院不大，却是独立式的4层折中主义风格建筑。其形体复杂，屋顶错落有致，大多处理成露台。立面开窗方正，强调水平线条，每层窗间墙采用不同的柱式壁柱。建筑整体严谨沉稳，唯有山墙面带来一点活泼的风格。建筑正面底楼中央为主入口，有石阶通往内嵌式门廊。建筑的东、北角处有次入口，并有外伸门廊。建筑左侧的一至四层外凸，右侧呈弧形连接在右大山墙外伸部分，三楼是阳台。大窗的设计有现代建筑特征，后面升起的山墙多见于上海石库门里弄住宅，故又有中西合璧的风格。这幢房子最早的主人是原江南公司老板陈咏仁，此人在抗战进入持续阶段，诱惑于一己私利，竟然与日本军部做生意而沦为汉奸。抗战胜利后，陈咏仁将用巨资购得的国宝、西周晚期的青铜礼器毛公鼎捐献给了国民政府，再通过与国民党政府的种种关系，以“未担任伪政府公职”为由而未曾受到国法制裁。新中国成立后，陈咏仁继续以江南公司的组织活跃于工商界，他大量偷税、漏税，并犯有一连串的经济犯罪行为，成为“五毒俱全”的严重违法户，加上之前未处理的汉奸罪，诸罪并处，此处房屋也依法没收归公。没收后的这幢房子曾作为振华小学校舍使用，后改名为“北京西路第三小学”，之后又作为静安区少年儿童图书馆使用。
北京西路1592弄是建于1912年的新式里弄，弄口过街楼立面装饰非常西化，有仿石柱镂空阳台扶栏。弄内11号是一幢名为“嘉庐”的中西结合独立式3层楼花园洋房。二楼、三楼阳台仿石柱造型与弄口一致。立面花纹优美，窗框和壁柱上装饰的花纹浮雕突出清晰。中间是厅堂，两侧为前后厢房。底层前厅入口两侧台座有石头浮雕，上面各自雕刻着狮子戏球。前厅地坪铺设着的马赛克，至今保存较好。客堂南窗是中式落地格子长窗，木框上有精致的刻花。室内柚木护墙板很高，有立体感很强的雕花装饰。后厅入口也很气派，两侧爱奥尼式立柱，马赛克地坪上的花纹与前厅一样，门框雕刻着带有枝叶的一串串葡萄花纹，十分雅致，楼梯木栏杆上也有着精美的雕花。
嘉庐原来的主人是顾嘉堂，此人花匠出身，曾为犹太富商哈同修建爱俪园，承包园内的花草树木，赚了不少钱；同时把他带来园内做工的年轻人收为徒弟，形成了自己的势力，在今静安寺一带称王称霸，继而把势力扩大到南市十六铺码头一带，成为旧上海流氓集团“大八股党”的首领。顾嘉堂常于此处设家宴款待同伙。抗战胜利后杜月笙戴着“抗战英雄”的桂冠取道金华乘火车抵沪，于北火车站盛大的欢迎会后即在顾嘉堂陪同下下榻于嘉庐，且住了一段时日，一时冠盖云集，国民党警方曾为此派出武装，在北京西路一带日夜巡逻，这个大流氓也随着杜月笙的声势提高了地位。新中国成立前夕，顾嘉堂离沪出走，嘉庐为人民政府没收。
一路往西，北京西路1623号现为上海中华医学会办公楼。建筑总体上属西式古典建筑风格，入口处的爱奥尼克式立柱显得十分挺拔、庄严。这里是新共济会旧址。现代共济会出现于18世纪的西欧，脱胎于建筑行业的石匠工会，是一种准宗教的兄弟会组织，基本宗旨为倡导博爱和慈善，追求个人美德与完善社会。会员包括众多著名人士和政治家。共济会分布地区遍布全球绝大多数国家，但是并没有统一管理中心，在全球分为不同的体系分支各自独立运作。1849年英国共济会授权在上海建立中国北方会所，并在南京路上建造了上海第一座共济会建筑，1861年又在广东路建造了第二座建筑。此后英国共济会又分别在外滩、北京西路修建了共济会会堂。1949年3月18日，在菲律宾总会的赞助下，共济会会所迁到了上海北京西路1623号。现上海中华医学会大楼上面的“六芒星”以及“圆规与角尺”的特别纹饰，乃是“共济会”的标志之一，可视为上海近代城市历史的见证。这幢建筑可能就是中国大陆保留下来的唯一的“共济会”遗物。沿北京西路立面底部外墙上镶砌有一块英文石碑，这块石碑上面记载由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共济会领袖共同铺设。石碑上刻的“a l 5931”为共济会纪年的年份，根据《共济会宪章》中称，共济会起源于公元前4000年，这一年称为a.l.（anno lucis，光明之年），所以石碑上刻的“a l 5931”即为减去4000后的1931年，这应该就是这幢建筑建造的年份。
北京西路1729弄坐落着新式里弄柳迎村，建于1937年，弄内共有41幢2层建筑，另有2幢建于1937年的3、4层住宅，名为“华业别墅”。民国总理孙宝琦的最后寓所
北京西路1810弄30号是一幢建于1912年的独立式花园住宅，2层半高的建筑为正方形，红砖砌筑外墙，入口处为凸出拱券形，有4根圆石柱，7级石阶梯。二楼东立面右侧两扇窗为圈连式，窗沿有石雕。东立面左侧有凸出的半圆形的封闭阳台，8根水泥石柱撑起。宽敞的大厅内铺设着马赛克地坪，一架黑色的雕花木质楼梯从底层盘旋而上，直达楼顶。这里是原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上海俱乐部旧址。汉冶萍公司是盛宣怀于1908年创办的中国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包括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这些厂矿企业都在湖北和江西，而投资的大老板们基本都在上海，这个俱乐部就是他们开会议事、招待宴请的地方。
这栋红楼里还住过一个大人物，即盛宣怀的亲家、曾任北洋国务总理的孙宝琦。他担任过汉冶萍公司董事长，1928年北洋政府垮台后来到上海，直到去世。孙家与盛家有两门姻亲——他的大女儿孙用慧嫁给了盛宣怀的四子盛恩颐，盛恩颐出任民国期间的汉冶萍公司总经理，也是这里的常客；他的四儿孙蔚青又娶了盛宣怀的侄女盛范颐。自然，孙家也是一个豪门，孙宝琦的七小姐孙用蕃嫁给了张佩纶的儿子张廷重，于是成了张爱玲的后母。孙宝琦的母亲又是张佩纶原配夫人朱芷芗的亲姑妈。所以，盛家、孙家、张家、朱家早就捆在一起，成了自家人了。出生于1867年的孙宝琦可算得上是清末民初的一位传奇人物，他的父亲是光绪帝老师之一的孙诒经。孙宝琦19岁就以“父荫”当上了直隶道员，督办铜元局。时海禁初开，他先后创办了北洋育才馆和开平武备学校，吴佩孚等都是他的学生。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他作为随员护驾慈禧和皇上向西安逃命。因他精通英文、法文，临时充当了朝廷的译电员，几年后，朝廷即派他为大清帝国驻德国和法国的钦差大臣。辛亥革命时，孙宝琦已回到国内，出任山东巡抚。民国以后，袁世凯当了大总统，袁与孙宝琦是姻亲，孙的五女儿嫁给袁的七公子袁克奇，袁的六小姐又嫁给了孙宝琦的侄子，袁自然对他予以重用，被任命为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后因袁世凯竟然答应签订日本人提出的“二十一条”，孙宝琦坚决反对签字，拂袖而去。1924年曹锟出任总统，直系军阀吴佩孚联络各方势力再次拥护孙宝琦出任总理并组织内阁。一年后，孙宝琦与总统府为向法国借贷法郎一事发生尖锐对立，便第二次辞去总理职务。孙宝琦在北京当官时租人家的房子住，辞官后连房租都付不起，就把当年任驻德公使时从德国带回来的两架钢琴送给了房东，权作房租。南归时本想回杭州老家，可只有几间祖传老屋已年久失修，故改来上海，先借住在南京西路哈同花园，后搬进自己曾兼任过董事长的这个汉冶萍公司的俱乐部里居住。孙宝琦1931年初在北京西路寓所里病故，并在此设立了一个灵堂。那时，从早到晚，成群结队的人们手持挽联，抬着花圈和花篮从四面八方来此凭吊。挽联中最醒目的是当年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挽联：“门多歇浦三千客，家少成都八百桑。”横批：“旧雨星辰。”挽联以春申君喻其好客，以诸葛武侯喻其清廉和为人，横批则是感叹老朋友犹如清晨残星般越来越少。孙宝琦的寓所现为部队用房。南京西路：蔓延一路的华丽南京西路东起西藏中路，西至延安西路，跨黄浦、静安两区。
其中，西藏中路到成都北路段属黄浦区，成都北路到延安西路段
属静安区。该路辟筑于1862年，初筑今西藏中路至静安寺一
段，名“静安寺路”；1921年，又往西辟筑至今延安西路，遂成
今天的规模。1945年更名为“南京西路”。
比起南京东路，南京西路显得高贵而矜持。它并不完全“服从”于南京东路奠定的浓厚商业气息，而是用一种和东部若即若离的气质显示出自己的独立和卓尔不群。多少年来，它始终徘徊在商业和非商业、媚俗和高雅、离散与亲和之中，让人难以捉摸。因此，南京西路的人气便远不如南京东路那么旺。
如果说，南京东路是大众情人，南京西路则是小众的、贵族气质的。开端的华彩留存城市记忆
南京路万商云集，霓虹溢彩，从来就是上海滩的繁华马路，同时也是政治风云迭起之地。1925年5月30日，南京路上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就此揭开了中华民族自觉反抗帝国主义的第一页。南京西路的开端就向人们展示了这一值得致敬的城市记忆。在南京西路、西藏中路西南侧是由人民公园开辟出来的一片五卅广场，广场中坐落着“五卅运动纪念碑”。纪念碑主体是一座由“五卅”两字组成的不锈钢雕塑，呈放射性，象征着振奋、腾飞向上的精神。纪念碑的碑体、基座等都是采用泰山一麓的花岗岩，代表着烈士的牺牲重于泰山。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题写碑名，陆定一题写碑文。纪念碑中间是一座由两个不屈不挠的工人形象组成的不锈钢雕塑，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南京西路街景
连接南京东路和南京西路的是一个下沉式广场，下沉式广场的位置是以前南京西路上著名的精品商厦、音乐书店所在地，即南京路、西藏路、九江路的三角地带，并与五卅纪念广场相接。广场总体为两个半圆围成的不规则形，这个通道替代的是当年上海十分有名的“市百一店人行天桥”。与一般“锅底式”设计完全不同，这个下沉面积约3000平方米的下沉式广场是不规则的斜坡式设计，小方砖铺就的坡道西高东低，埋在地下的玻璃砖灯闪着柔和的光线。下沉式广场内有一座凝结了全市人民拥军情意的《好八连》雕塑，这是一座完全由民间自发捐建的“特殊”雕塑。1949年，上海警备区某部八连进驻南京路担负执勤任务，连队官兵发扬艰苦奋斗、拒腐蚀永不沾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赢得人民群众高度称赞，被誉为“霓虹灯下的哨兵”。1963年国防部授予该连“南京路上好八连”荣誉称号。“好八连”事迹多次被编排、摄制成话剧、电影，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如今，“好八连”官兵们仍坚持每月10日、20日在南京路开展为民服务活动。“好八连”雕塑由主雕和浮雕墙组成。主雕高3米，由3名身披雨衣的解放军官兵和2名少年儿童组成。位于中间位置的解放军指导员步伐沉稳，目光坚定；身后的2名战士手持冲锋枪，机警庄严；其中一名战士正低头与身边的小男孩说话，小男孩手拿小红旗仰望着他，脸上洋溢着崇敬与热爱，前面的小女孩欢快地跑着，高高举起双手，仿佛在放飞和平鸽。长达20米的浮雕墙由《初创》、《进城之夜》、《欢庆胜利》、《拒腐蚀永不沾》、《自力更生》、《军事过硬》、《政治好》、《艰苦奋斗》、《服务人民》、《授予南京路上好八连称号》和《军民共建》等11组图案组成，共刻画了13个故事、99个人物造型，生动展示了“好八连”的精神风貌和光辉形象，记录了“好八连”这一特殊集体在繁华大都市——南京路创造的感人事迹。《好八连》雕塑作为军民鱼水深情与“好八连”精神的见证，现已永驻在南京西路上。
在五卅雕塑的对面，矗立着新世界城。起始于南京西路西藏中路路口的新世界城是一座集购物、餐饮、娱乐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现代化综合商业城，被称为“商海中的航空母舰”。新世界城所在地块，最早是一家开业于1915年12月的“新世界游乐城”，是20世纪最早的钢筋水泥结构的商业楼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旁边还建造了五星剧场等建筑。1958年，新世界游乐城改成新世界百货商店。1993年5月，新世界老大楼定向爆破，开始了百年大计的新楼建设。2005年5月，新世界城盛装启航。新建成的新世界城主体建筑为蓝色玻璃幕墙及白色铅墙板，主入口在南京西路西藏中路路口，是一个外立面为圆弧形的玻璃幕墙建筑，顶上还建有一座2层楼高的半球形亭子。沿南京西路和西藏中路两侧9层以上楼层建有连续半圆拱玻璃窗外墙，还建有4个小型半球形亭子。在商城西侧，为高208米的新世界丽笙大酒店，顶部建有一个“飞碟”般的球形建筑，球形出挑的45层楼上拥有上海市中心最高的旋转餐厅，具有飞往太空的气势。在47层还有上海最高的星空酒吧。这个新世界城除了主营百货之外，还传承了老上海“新世界娱乐城”的特色，里面建有一个SEGA游艺广场，这是中国第一家大型室内嘉年华；有全球第六家、中国大陆地区第一家的英国杜莎夫人蜡像馆；还有精致豪华的上影华威影城以及量贩式KTV。此外，新世界城内还建有一个真冰溜冰场，这是上海第一家室内溜冰场。更为与众不同的是新世界城内有一间64平方米，周围采用全透明玻璃幕墙，内部配置先进的电视演播室。从此，“十里南京路，一个新世界”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其盛况不亚于诞生于100年前的“新世界游乐城”。原跑马总会大楼周围的经典建筑
南京西路的东段鳞次栉比地排列着昔日上海滩的经典建筑，每一座都具有地标性的价值。
南京西路325号坐落着原跑马总会大楼。它是100多年前上海跑马的最后“遗址”。一旁绿树成荫的人民公园和花团锦簇的人民广场，过去都是这个跑马场的跑道。跑马总会大楼建成于1933年，为英式古典主义风格兼具新折中主义特色的建筑。大楼连钟楼共8层，主建筑高4层，局部为6层。外墙用深褐色面砖和石块交织砌筑。当年大楼朝跑马马道的一面低层建有大型露天看台，西侧立面饰贯通二、三层的巨型塔什干式柱廊，西北端是高53.3米的大钟楼，钟楼最上部是四面三角形坡形顶，顶与大钟之间是瞭望台。钟楼四面镶装着圆形的大钟，钟面上的数字为罗马字。楼上窗朝跑马场的楼厅均有伸出的阳台，宽敞的落地门窗，典雅而富有流线美，这是为跑马总会会员观赏赛马而设置的包厢。整座建筑气势壮观，造型独特，是昔日上海的标志性建筑。室内端庄的大厅，凝重的梁柱，宽敞的楼梯栏杆上雕刻着铜铸马头。当年底层设售票处、领奖处，一、二层间有夹层，为滚球场。二楼是会员俱乐部，有咖啡室、游戏室、弹子房、阅览室等，三楼有会员包房、餐厅，会员看赛马就在三楼长廊中。1950年8月2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取缔了跑马总会，之后跑马总会大楼成为上海博物馆。1959年博物馆迁出，这里又改为上海图书馆。1997年上海图书馆迁往新馆后，这里成为上海美术馆。2013年上海美术馆搬离此处，迁往中华艺术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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