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汉朝不容易(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侯虹斌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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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汉朝不容易试读：

为什么是汉朝？尤其是，为什么是西汉？

我想，因为西汉就是一个很有意味的存在。

这种意味，既在于它建构和完善了一个两千多年来大体被沿袭的国家制度和价值认同；也在于它在道、儒、法等多种价值体系的拉锯之间体现出来的多样化和可能性；还在于它从中呈现出来丰赡的人性和相对多元的个体特性；更有两部伟大的史学巨著《史记》与《汉书》描摹它的风采，都好看好读，生动深邃，可作为互文，把这个时代剖析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

曾有一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俗语，当然，那是不可靠的，因为至少在读《论语》之前，治天下的人就早有自己的世界观了，顶多《论语》只是帮他提升了某些认识。不过，对于我来说，帮助我建构世界的理解，对社会的价值判断，以及新的历史观的，就是对《汉书》、《史记》的研读。现在，没有治天下这回事了，但如果能多掌握一种有效的尺度去衡量世界，所获必然更深、更多。

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汉粉”；恰恰相反，我在读这些原典的时候，并没有感觉到司马迁与班固对他们所处时代的夸大和溢美，也感觉不到大汉帝国的赡妄；我可以跳脱出来，冷眼旁观人性的荒谬，制度的苟且，历史的吊诡。你看，两千多年了，科技水平早已狂飙突进，日新月异，甚至可上穷碧落下黄泉。然而，中国社会文明的进步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而人性的进化更是值得商榷，有什么好“粉”的？

在被书写的这些历史当中，处处可见人性的幽微复杂。比如，萧何拿出自己家里所有的财产资助军用，刘邦很不高兴；萧何不得不强抢民田，引得沿路都是告状的老百姓，刘邦才放心下来。这就是“不自污无以求生”。如果联想起刘邦当初曾力排众议，把萧何放在功臣的第一位，这种唏嘘会来得更强烈。

比如说，汉文帝以节俭出名，宠妃们都穿着没有纹饰的衣服，想修建个露台但因为要“相当于中人百家之产”，就放弃了；然而，他对待宠臣邓通赏赐无数，甚至赐了一座可铸钱的铜山，给骗子新垣平修的五帝庙造价远超露台很多倍，甚至还认真地计划着能把一国财产都耗光的封禅大事。这算是奢靡呢，还是省钱？

当然，我们还可见识到荒谬到不可思议的奇葩。比如，建立新朝的王莽有四位嫡子，却在篡位和巩固地位的过程中，把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杀死，最终落入无人继承皇位的尴尬当中。他那么着急地篡位，却又那么着急地令自己绝后，这个皇位抢得有什么意思呢？

再比如，王莽的表哥汉成帝也不遑多让，在位二十六年的时间内，为了取悦姬妾，他亲手杀死自己的多位嗣子；一边广为播种，一边又杀死怀孕的妃嫔宫女，最终导致汉廷绝嗣，灭国因此而起。然而，在正史当中他又是“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临朝渊嘿，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的有修养、有气场的好皇帝。

我们更难想象，老老实实的汉元帝，把他敬爱的老师、一代名臣萧望之逼上了死路，仅仅是因为皇帝不懂得“召致廷尉”是什么意思，就像现在不知道“判刑”是什么意思一样。他为这个错，哭了整整一天，饭也不吃。按这种性格推演，《后汉书》中记载的元帝是因为摆乌龙才把顶级美女王嫱献给匈奴首领的，恐怕就有很大的合理性了。

实际上，不仅帝王留下了丰富的性格轨迹，“世家”和“列传”里更包含了无数跌宕的人生。萧何既端又阴，张良既慧又警，陈平既奸又醒，晁错既智且愚，卫青既厚且惕，霍光既忠且妄……每一个人物身上，都存在着截然矛盾的性格特征，让你无法简单地丈量一个人的黑白对错。

体味人性的丰富，你才可能对现实世界中的人抱理解之同情。以色事人的宠臣未必尽是佞幸，比如邓通；忠臣心中藏的私欲也丝毫不少，比如申屠嘉；同一举动，此一时彼一时，你不知此时算是“周公恐惧流言日”，还是“王莽谦卑未篡时”，比如陈平对吕后的迎合，比如霍光对皇帝的废立。

我们在历史里，可以看到制度的每一步试错、发展、成熟，看到对与错之间模糊的界限，看到不同利益代表方的博弈与对抗，看到社会总是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堕落，却又总是不可思议地复活重生；更看到错综复杂的人性。第一章皇帝们都做过什么？他是私生子，也是流氓无赖，他创立了大汉帝国，结束了秦末乱世；他长期远离朝廷，诸吕作乱被诛，他寸功未有，可他却被推上皇帝宝座；他被一个叫霍光的大臣拥立为帝，可他却在霍光死后三年，将霍氏一门族诛。他们作为汉朝不同时期的皇帝，是如何使用手中的权力的？刘邦的父亲是谁？

汉朝以孝治天下。所以，汉朝皇帝仅有的两个字的谥号前，第一个字就是孝，如孝惠、孝文、孝景、孝武……全都是一片孝孝孝，只留了一个字去评价皇帝的功过。唯有开国皇帝刘邦例外，只称高祖。

这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一方面，开国皇帝的谥号跟其他守成的皇帝不一样是常例，多称为“祖”、“宗”；一方面，汉朝到了文帝的时候，才把《孝经》置于今文经学的核心地位，成了“汉以孝治天下”的理论依据，刘邦做皇帝时尚没有；另一方面，比起汉朝后来的皇帝，刘邦真不像是纯孝之人，封个“孝”字太别扭了。当然，后面这点是我的解读。

已有不少学者说刘邦是汉朝的第一私生子，证据就在《史记》和《汉书》里。刘媪有一次在湖边歇息时睡着了，做了个春梦；当时刮风打雷下雨，刘太公出去找老婆，走到湖边，却看到一条蛟龙伏在刘媪身上，与之交合。刘媪就此怀孕，后来生下了刘邦。刘邦生下来之后也是异相，“隆准而龙颜”，长着漂亮的胡子，左腿上有七十二颗黑痣。后面还有一个辅助的说法，就是刘邦斩蛇之后，一个哭泣的老太太说，刘邦是“赤帝子”。如果刘邦是刘太公货真价实的儿子，首先高兴的是刘太公才对呀——刘太公不就是赤帝本人了吗？

当然，不管刘邦是谁的儿子，反正肯定不可能是龙的儿子，也不可能是赤帝的儿子，以常理推之，“龙子”云云，只是政治宣传，和其生理属性两码事。通常，人们也不会把这二者混淆。不过，是否是“私生子”，我认为并不是个关键性的信号。以一个政治家的本能来说，无论刘太公是不是刘邦的亲爹，都不影响刘邦的决策。今人再提，顶多就是个学术上的噱头。

比如说，楚汉相持时，项羽没办法，就在两军阵前架设了一口烧沸的油锅，旁边的高台上放了一块案板，把刘邦的父亲刘太公架在油锅上。刘邦来到阵前，项羽对他说：“快点投降！否则我就把你爹给煮了！”刘邦慢悠悠地说：“咱俩曾经在楚怀王面前立誓，约为兄弟。既是兄弟，我爹也就是你爹，如果一定要把你爹给煮煮吃了，请赏脸分给我一杯羹。”有人分析了，就是因为刘太公不是刘邦的亲生父亲，所以刘邦才不在乎呢。其实这并不相干。难道刘太公是他的亲爹他就会引颈受戮？那还是刘邦吗？试想，两年前，刘邦逃亡途中遇见了失散的亲生子女，把他俩放在车上逃命时，还数次将一双儿女蹬下车去呢。多亏大将夏侯婴每次都跳下车把他俩救上来。项羽听说刘邦不顾太公的死活，一怒之下就要油炸太公，项伯赶紧劝说道：“夺取天下的人怎么会顾忌家庭呢？杀了他也没有什么好处，只会招致怨恨。”

还是项伯看到了问题的要害。

有个笑话说，有个人总是对他儿子说，老子一定比儿子厉害；终于他的儿子反驳了：蒸汽机是谁发明的？瓦特。那瓦特的父亲为什么没有发明出来？万有引力是谁发现的？牛顿。那牛顿的父亲为什么没有发现？或许是基于同样的逻辑，刘邦称帝之后，非常明确提出“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是我，不是你。刘太公对政事说不上什么话，居住在栎阳（今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关庄与御宝村之间）。天下的王也拜了、侯也封了，唯独他还没有上封号，十分尴尬。

刘邦到了栎阳之后，每五天会去看望一次刘太公。太公的一个仆人对太公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皇帝虽是儿子，却是人主；老爷虽是父亲，却是人臣。怎么能让人主拜人臣！像这样的话，人主就会没有威信。”后来刘邦来看父亲，太公本来正在扫地，便拿着扫帚背向门退着走。刘邦大吃一惊，赶紧下来扶太公。太公说：“皇帝是人主，怎么能以我乱天下法！”刘邦听了非常受用，赐这个出主意的仆人黄金五百斤。五月，尊太公为太上皇。

这就是一个标志，说明君权已经制度性地凌驾于父权之上了。

未央宫建成之后，刘邦在未央宫前殿设宴，宴请家人群臣，酒酣耳热之后，刘邦醉醺醺地上前为太上皇祝寿，说：“当年您常常骂我无赖，骂我不能置办产业，比不上我二哥。那么现在请问：我置办的产业和我哥哥的谁的更多？”大殿之上，群臣大笑，只有刘太公一个人尴尬地干笑着。这就成了刘邦“不孝”的证据。

我觉得这没什么。如果说前面的烹父于前不动声色还是无情无义的谋略，那这点醉酒之后的调笑却算不上什么大过。请不要忘了前文所说刘邦定国后，定期去拜望父亲，并且时时以子礼行礼（这样才让仆人看着别扭）。《西京杂记》还讲了一个段子：“太上皇徙长安，居深宫，凄怆不乐。高祖窃因左右问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鞠，以此为欢。今皆无此，故以不乐。高祖乃作新丰，移诸故人实之，太上皇乃悦。”这说的是刘邦还把旧时的村庄整个搬回来，还找来旧人，讨好父亲、取悦父亲，处心积虑，可谓体贴。

父子两代人相处，难免有磕着碰着，不足为奇。刘邦被小农意识的父亲压抑多年，偶一调侃，亦不算过分。那些认为说一句反讽的话就坏了父子大义的人，对封建秩序伦理未免过于墨守成规了吧？相反，我受不了西汉后来那一群“百事孝为先”的皇帝们，全都把自己的老妈宠得不成样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个个都让外戚干政，为所欲为，直至祸国殃民，直至谋权篡位。流氓皇帝的侠义情怀

刘邦，这个大汉王朝的创立者，有着扑朔迷离的身世。在民间有不少人称他是流氓无赖出身，甚至在今天的一些影视剧中也时不时地提及他的流氓身世。讽刺的同时，也伴随着励志。然而，我觉得他本质上是一个游侠。

刘邦除了“宽仁爱人”、“常有大度”、善于与人交往等性格特点之外，他在年轻的时候，还有过一段当游侠的日子。据《史记·张耳列传》记载，刘邦在年轻时，曾经几次跟着外黄的张耳当游侠，“客居数月”。张耳曾是魏国信陵君的座上常客，他在傍上富有的孔雀女之后，也像信陵君一样，疏财仗义，网罗天下游侠之士。刘邦就是这个时候追随张耳的。

可惜，很快就碰到了秦国灭掉魏国，张耳也被通缉了。刘邦仅仅跟从了张耳几个月，在如此形势下不得不离开，他的游侠梦遂告破灭。

在楚汉争霸的后期，刘邦早已摆脱了自身的小农身份、游侠情结的限制，逐渐显示出他善于用人、慧眼识珠的领袖气质了。但我认为，刘邦登基后，仍有几件事体现出了他骨子里对游侠之义的敬重。

比如说，任侠季布，在做项羽的部将时，数窘刘邦，刘邦当了皇帝后悬赏重金捉拿他，后来因为他的守信，赦免了他。彭越造反（虽然只是借口），栾布收彭越的头颅哭之，本该处死，刘邦因其义气，赦免了他，并拜为都尉。汉初，田叔为赵国郎中，赵王张敖因赵相谋反牵连被捕，田叔陪同他去长安接受调查。刘邦对田叔这种忠于主子、视死如归的行为十分欣赏，于是给田叔加官进爵。

这种“重然诺”的举止，似乎在验证着刘邦早年追慕游侠的举动。

反观，项羽的下属丁公曾经放了刘邦一马，等项羽灭亡之后，又仗着昔日的“不杀之恩”向刘邦求封。刘邦冷笑，斩了丁公，称“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也”。刘邦杀丁公的理由是“不忠”，实则非也。鸿门宴项伯救他的时候也是在项羽的阵营中呢，怎么项羽死后刘邦却封项伯为射阳侯？就是因为游侠的道德里，要求是“不矜其能，羞伐其功”，而丁公主动讨封，不是游侠，而变成了没原则的小混混；而项伯，准备带张良一起逃亡，被张良感动后再去救刘邦，有游侠之气概。

这里面的确是有些微妙的平衡。

但如果细想，你就会发现，这不是平衡，而是刘邦对年少时的游侠理想的执着，对他手握处分权的一种任性。一些本来他可以杀的仇人，他不杀；一些本来他应该奖励的恩人，他杀了。在不影响大局的前提下，刘邦在行使一个皇帝快意恩仇的权力。

如果还没明白，我们再看雍齿这个例子吧。秦二世皇帝二年（前208年）十月，刘邦命令雍齿守丰，他自己引兵到薛。结果魏人周市一劝降，雍齿就降了，为魏人守丰。刘邦回过头来攻丰，反而不能下。雍齿的反叛，把他气得牙痒痒。

刘邦登基之后，诸将日夜争功。张良劝说刘邦，大家既怕有功你却不封，更怕你记恨以前的过失秋后算账，以防万一，准备造反呢。你要封一个你平生最恨的人，而且是大家都知道你很讨厌的人，他们就放心了。刘邦一下子就想起了雍齿，令人赶紧论功封赏，封雍齿为什邡侯。果然，群下欢喜，都知道刘邦不会因以前的怨恨杀他们了。

这个故事能说明的东西很多。如果和丁公的例子一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刘邦行事并没有一个恒定的标准。有时，刘邦会恩将仇报，如对待丁公；有时，刘邦会以德报怨，如对待雍齿。有时，他讲究“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如对待项伯；有时，他又禁止人家报仇，如对待被齐王所烹煮的郦生之弟郦商。总而言之，就是没有原则，游侠标准只是刘邦的无数个标准之一。

这就是我认为的君主最大的特权—任意阐释权。如论背叛，雍齿的情节比丁公严重多了吧？但君主就是有本事让臣子们拿不准自己到底是该封官还是该被斩首。刘邦时而阴狠，时而仁慈，随便怎么做，都能找到理由。这就叫作“天威不可测”。

如果我们对人心更多一些了解，也许就能理解为什么以宽厚著称的刘邦，在当上皇帝以后会着手诛杀功臣；也许我们就能理解，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的“善和恶是同一的，正如上坡路和下坡路是同一条路”这句话了。刘恒：小心翼翼，可坐天下

如今提起吕氏之乱，提起代王（即后来的汉文帝）入长安登基，几句话就可以带过。然而，作为当事人，代王刘恒不知道历史后来是怎么写的，也并不清楚命运是怎么挑选他的，他当然很迷惑。

这个概率和中头奖差不多。刘恒的父亲高祖刘邦有八个儿子；其兄惠帝刘盈，又有七个儿子；在这一连串的兄弟和侄儿当中，他的实力、受宠程度肯定是排名靠后的。诸吕作乱被诛，想必远在代国的他也略有所知，但他粒米之功也没有，倒是实力最强的齐王功劳最大。况且，还有一个在吕后身边长大的淮南王刘长，跟惠帝关系不错，应该也有点机会。刘恒当年没有被吕后折磨死，就很庆幸了，至于帝位，哎，洗洗睡吧。

然而，刘恒真的中头奖了。

本来，诸吕叛乱，最早是齐王刘襄得到消息，随即调集军队，发动西进的。太尉周勃、右丞相陈平等私下密谋策划，很快，吕氏集团就被剿灭了。周勃、陈平等大臣密议选立新帝。大臣们一致认为，代王刘恒适合即帝位。他们的理由是，现在的少帝和各位王子都不是惠帝亲生—这一点显然很不合常理，吕后怎么会无聊到一口气找七个小孩来当自己的孙子？有这必要吗？难度也太大了吧？

代王却是汉高祖的儿子，而且为人宽厚仁慈，年龄比较大，其母薄氏也很善良，不会出现拥尊自立的现象。

最后一点才是关键。

不过，代王远在代国（今山西北部），群臣在长安的心思他哪里知道，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不信，为此，他加强了防备。

第一重防备：召代国的众臣讨论。郎中令张武等人建议说，汉大臣都是高祖时候的将领，都很奸诈；以前他们还怕高祖怕吕后，现在他们杀了诸吕，喋血京师，召您回去，不足信。您该称病不去，以观其变。中尉宋昌却不同意：因为汉代江山为刘氏所定，民心所向；朝内又有刘氏的硃虚侯、东牟侯呼应，在外还有若干个刘氏的诸侯王封国，他们不敢杀代王的。况且，高祖就剩下代王和淮南王两个儿子了，您年纪大些，名声又好，大臣们顺天应人拥立您为天子也不足为奇。放心地去吧。

第二重防备：刘恒征问母亲薄氏。不过，薄氏也有疑惑。

第三重防备：占卜。卜者称“兆得大横”，即是要为天子。

即便如此，刘恒还不放心，派舅舅薄昭去见太尉周勃，周勃把迎立的具体原因都跟薄昭说了。薄昭回禀，说没有问题，刘恒这才放心了。这是第四重防备。

接着，刘恒带着宋昌和张武等六人来到长安，到了高陵（高祖的陵墓）前停下来，先派宋昌到长安打听情况。这是第五重防备。

宋昌到了渭桥之后，丞相以下的官吏都出来迎接。宋昌放心了，回报刘恒，刘恒这才来到渭桥。群臣拜谒称臣，代王刘恒回敬。太尉周勃上前进言称：“请代王进去说话。”宋昌说：“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不让代王一个人进入对方的阵营，以防不测。这句话很堂皇，也很得体。其实还有一层含义，也是怕代王遭暗算。这是第六重防备。

周勃这才跪拜，献上天子玉玺。

此时，刘恒和他的臣子们终于放下心来了。此后，刘恒一再推辞，在庙堂上，群臣跪拜，一再请求，“代王西乡（向）让者三，南乡（向）让者再”。一共推让五次。这些都不过是姿态，是礼仪，再也不是防备了。

刘恒的谨慎、细心、温文尔雅、重礼重义，在这件事上清晰可见。当然，他也绝不是一个小白兔，居然在短时间内能把一群发动宫廷政变的军人僚幕和立有大功的皇族兄弟摆平，心机不可谓不深。

在即位当天傍晚，文帝就住进未央宫，任命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负责宫城殿门的警卫。以张武为郎中令，巡察保卫宫中，负责皇帝的安全。张武实际上掌控了宫廷的军事力量。

反观，后面当了二十七天皇帝的邑昌王刘贺的冒进，简直就是找死。昭帝刚死，因为无子，昌邑王刘贺被征来典丧（其实就是立为帝）：身穿斩缞之服，却一点也不悲哀，大吃大喝，还用车装载沿途抢来的女子玩乐；到达京城即位后，他不思进取，聚众吃喝玩乐，利用手中的权力给昌邑的旧部加官进爵，纵容家人胡作非为，强令西域属国进献黄金美女，还跟昭帝的宫人淫乱—不知检点，活该。

刘贺的资质实在太差。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他不知道在他之前被推选为帝的代王刘恒是多么的小心谨慎，一路设防；也不知道，在他后面被拥立为帝的刘病已（即宣帝刘询）是多么的诚惶诚恐，战战栗栗，汗出如浆；更不知道，外藩入继大统当上皇帝，群狼环伺，是多么高危。

老狐狸们的桃子是这么好摘的吗？长点心吧！汉文帝：杀死舅舅为哪般？

在古代，作为一个政治家，你必须懂得做秀，才能让人支持你；能做好秀，并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就算是好的政治家了。那种一肚子坏都不加掩饰的，或者说得好听、做得难看的都是混蛋。

在民间故事里，汉文帝刘恒是“二十四孝”中的典范，代表事迹是“亲尝汤药”—他被封为代王的时候，曾衣不解带地陪侍在生母薄太后的病床前，给太后尝煎好的汤药，长达三年。果然道德模范。后来，朝中大臣在讨论合适的皇帝人选时，刘恒的这一举动为其大大加分，终于被迎立为天子。

不过，文帝同时还有一个“大义灭亲”的光荣事迹。诛杀的，正是薄太后的亲弟弟薄昭，也是他的亲舅舅。

在怀疑论者看来，这段史料记载之简陋，里面大有可商榷之处。薄太后之弟薄昭，在刘恒被迎进未央宫之前，曾起过关键作用，他曾奉命见周勃；通过薄昭汉文帝得到了当时手握京师兵权，有左右局势能力的太尉周勃的支持。这是大功一件。薄昭也成了薄氏中唯一封侯的。后来周勃被诬谋反，中间穿针引线，给周勃求情的人，正是薄昭。

文帝曾把周勃以造反之罪下狱。他是否怀疑二人结盟，有过利益勾结？很有可能。以文帝的心思之缜密，必然十分警惕。《史记·孝文本纪》云：“十年冬，（汉文帝）行幸甘泉。将军薄昭死。”记载太略。《资治通鉴·汉纪》载，“（汉文帝）十年冬，上行幸甘泉。将军薄昭杀汉使者。帝不忍加诛，使公卿从之饮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丧服往哭之，乃自杀。”为什么要派汉使去找薄昭，薄昭为什么会被汉使激怒，又为何杀汉使者，都是谜；汉文帝为什么要鼓励舅舅自杀，薄昭不肯，还让群臣穿丧服去薄家中逼其自杀，则更诡异。

在诛杀薄昭的事件中，薄太后并没有出面。一种可能是薄昭犯的是大过，薄太后不敢；另一种可能是，文帝早跟母亲打过招呼，这个舅舅我杀定了。不管哪种，恐怕母子俩之间必然已存在隔阂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评论这件事情说，李德裕以为：“汉文帝杀薄昭，在法律上是圣明的，在道义上却不适当。当年秦康公送晋文公返国的时候，曾发出见到舅舅就如母亲仍然在世一样的感叹。何况薄太后还健在，只有一个弟弟薄昭，汉文帝对他判罪不变，这不是告慰母亲的做法。”又引魏文帝（曹丕）说法：“对待国舅，只应当用恩泽赡养而不应当把权力交付给他，他犯了法以后，根据法律又不得不处罚他。”

司马光责怪文帝在处置此事时，不孝，不智。不过我觉得，薄昭之死，最大的原因应该是文帝防止薄氏坐大，将来难以驾驭，欲加之罪。看来在对待薄太后的孝与不孝之间，汉文帝的角色转换得很快嘛。

还有一点似乎没怎么引起史家关注。在文帝上台一年多时间里，实力很强的楚元王、齐哀王、城阳王等纷纷去世，这有不合常理之处。要知道，他们每个人去世时都正值壮年啊。

齐悼惠王刘肥有三子，对文帝威胁最大。大儿子齐哀王刘襄在平定诸吕之乱中功劳最大，本来差点被推举当皇帝的，但功败垂成，回去后很快就病死了。二儿子城阳王刘章，也有大功，文帝本来许诺要封他赵地，后来有意打压他，只给了齐的一小块地方封王，刘章也在第二年就病死了。

三儿子济北王刘兴居，也被文帝骗了，只封了一小块地，早就心存不满了。听说文帝亲临太原，他以为皇帝将亲自统兵出击匈奴，觉得有机可乘，就起兵造反。汉文帝迅速布兵，又用了釜底抽薪之计，刘兴居很快兵败自杀了。想必文帝看到济北王造反，会心中一喜吧？

我真心觉得汉文帝算是中国历史上综合水平最高的几位皇帝之一，不管是行政能力还是人品德行，都很说得过去了。但他一样也在忙着除掉异己。只不过，他除掉异己的方式，既温和，又让人服气，至少没有留下大的把柄。放宫女一条生路

宋仁宗也是我喜欢的一个皇帝。在北宋的笔记小说《邵氏闻见录》里记载这样一个故事：

宋仁宗赵祯喜欢用导引之术（肢体运动与呼吸吐纳相配合的一种健身治病的方法）来整理头发，有一位大宫女特别擅长，时人称之为梳头夫人。有一次，赵祯退朝，让梳头夫人给他梳头，妃嫔也在旁边；有人看到赵祯的袖子里有一份章疏，大家就笑着抢过来看。有位妃嫔把章疏读了出来，原来是御史台的官员请求把宫中的宫女外放出去。大家一时间安静下来，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有梳头夫人叹息说：“现在京师的有钱人还要多娶妻妾呢，哪里有外臣敢对天子的妃嫔侍女说三道四的？官家（皇帝）不如把说这话的人赶出去，就清净了。”赵祯不说话。吃了饭以后，他到后宫，命内侍拿出宫人的籍册，他自己挑选了一些人放出宫去。梳头夫人因为侍候的时间长，第一个就被外放，他也没有干预。后来有人问参知政事吴奎说：“皇帝和汉文帝比怎么样？”吴奎说：“从这件事来看，他比文帝强多了！”

虽是小说家言，但这个故事和仁宗的个性十分相符，应是真事。宋仁宗是比较适合与汉文帝相提并论的皇帝：都是守成之主，行事仁厚慈爱，从善如流，其后宫亦管束得较严，不甚滋事。《宋史》和《汉书》为这二人的盖棺定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他们为了节俭，不建新的露台御苑，行事何其相似。《宋史·仁宗本纪》说得好：“为人君，止于仁。”你再建功立业、好大喜功，树了多少政绩工程，扩了多大疆域，都抵不上一个“仁”字。

汉文帝刘恒曾经做过一件类似的事，博得赞美一片。《汉书·文帝纪》：（文帝十二年）二月，出孝惠皇帝后宫美人，令得嫁。

我们来看看，惠帝崩之后，为高后元年（前187年）；高后执政八年，崩，一番周折之后，文帝登基。就是说，文帝十二年（前168年）离惠帝崩将近二十年。惠帝执政时十七岁，已成年，后又在位了七年多。如果按惠帝崩时这些宫女二十岁来算（多数应该还不止），宫女出宫时至少也接近四十岁了。在那个四十岁女性多已当上祖母的年代里，这种善意，来得太迟了。

不过，汉文帝至少开了一个好的先例。此前，秦始皇把大量的宫女殉葬，吕后又把高祖“诸幸姬”，“皆幽之不得出宫”。在他之后，才打开了宫女出宫的门。对于那些长年不得见君王的女奴来说，也算是人道了。

汉文帝还留下遗诏，曰：“归夫人以下至少使。”如果不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可以看一下《汉书·外戚传》：“汉兴，因秦之称号，……嫡称皇后，妾皆称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之号焉。”就是说，除了皇后以外，一直到少使这一级别的姬妾，都遣“归”。归，不仅有归家之意，更有“出嫁”之意。想必，这里的“归”，应有既可让其归家，又有任其自嫁之意。史书没有记载，不知没有子嗣的文帝宠妃慎夫人是否也在遣归之列？

汉时不重贞节，饶是如此，汉文帝之举也令人啧啧称叹。比之曹操的“卖履分香”的趣味，又强过许多。

之后，遣宫女、至姬妾出宫、任其改嫁，便是家常便饭了。景帝崩时，“出宫人归其家，复终身”。武帝时，卫子夫再度得宠幸，也是在放出不用的宫人之时。成帝时，“出杜陵（宣帝陵）未尝御者，归家”。哀帝时，又有“掖庭宫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为庶人”。平帝崩，“其出媵妾，皆归家得嫁，如孝文故事”……

不仅在汉代，后世的正史和诗歌作品中也一直有放出宫人的例子（只不过把妃嫔也遣嫁的就极少），唐中宗神龙元年更有“放宫女三千人”—冗员就有三千人，那留在宫中的更不知凡几了。

放宫女出宫的原因很多，比如新皇帝即位宫中需换一批年轻的新鲜面孔；比如宫女年长色衰再无受宠可能；比如朝臣为了节省宫中经费要求裁员；比如天灾时为了顺应天时把宫女放归，令“内无怨女，外无旷夫”—虽然宫女出宫，日子未必就一定好过，不过恢复自由是第一步；能否保障她们的后半生，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汉文帝此举，不啻是“凿空”，与宋仁宗有的一比。这又是与他奉行节俭、薄葬、惠民等思想一脉相承的。这两个皇帝在历史上不算抢眼，但史家的评价却颇高。其实，坐上这个权力几乎没有制约的帝王宝座，还能成就“仁”这个字的君王，真需要有非凡的人格、强大的自制力。汉文帝已算是帝王中的表率，别的就更不值一提了。看到那些总是寄望于开明专制的臣民们，我真心觉得，还不如去买彩票呢，至少中奖概率还大些。古怪的金钱观

这几年网络上显得比较正义的时髦事，就是网友们群策群力，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发现贪腐或廉洁的官员（当然前者居多）。比如，一些被手腕上的豪表出卖、被桌上的名烟暴露，因此被送上了审判席的个别官员。然而，这种方法一旦被滥用就真够可笑的。财产观念、金钱观念与一个人的道德水平高低没有关系，一个巨贪，可能大手大脚，也可能生活节俭；一个清廉的人，可能清贫，也可能拥有来路正当的高收入。如果从一个人穿什么衣服坐什么车上就判断出清白与否、人品好坏，那么这个世界也太好混了。

基于这点，我对史书上的一些帝王将相的记载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汉文帝。

汉文帝这个人，可圈可点，虽有心计却不致阴毒，虽有能力却不致刚愎，虽温和却决非软弱，又把民生凋敝的西汉带进了“文景之治”，颇有建树。但是，对于史家的有些夸奖，特别是夸奖他如何如何节俭的，我听了就想笑。

比如，班固《汉书·文帝纪》的“赞”中说：文帝即位二十三年，都没有在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上面提高规格。他还举了个例子：文帝曾经打算建一座露台，请工匠来做了个预算，大概价值百金。文帝说：“百金，大概已经相当于中人十家之产（中等人家十户的财产）了，算了。我住着先帝的宫殿还觉得不好意思呢，什么劳什子露台，不要也罢。”

这汉文帝在“住”上面很节省，在穿衣服上面，也不怎么讲究。他“身衣弋绨”，弋绨，即黑色粗厚的丝织物。虽说汉代尚黑，皇帝的衣服多是玄色（黑中带赤的颜色），但这并不是一种很考究的服饰。连张安世身为公侯，比较有钱（食邑万户），其“身衣弋绨”，也被班固认为是十分节俭、不符合巨富身份的行为。而汉文帝所宠幸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更给天下人做了表率。

要说汉文帝节俭，这样的例子我还能举上很多。比如，汉文帝建霸陵，葬器均是瓦器，要求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而且顺着山来建，不起坟。比起有些皇帝建陵墓时的高成本（如汉成帝建昌陵），搞得土比米贵，文帝这就节省了好大的一笔钱。还有，汉文帝遣散了一批惠帝时代的老宫女，又准备把自己的一些姬妾“自美人以下”的都放归。这也可以省下好大一笔工资和花费。再有，汉文帝死前，还诏告天下：朕死以后，守孝三年改为三天，全国臣民三天后就都脱下丧服；不要禁止民间娶妻嫁女、祭祀、饮酒、吃肉—实际上他本人却是非常孝顺的，曾为母守孝三年—大大减少了丧事成本和因国丧导致的损失。

…………

可以说，这个人的爱省钱是全方位的。总的来说，也是出于公心。

客观原因是有的。因为汉文帝登基的那些年里，全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容乐观。《史记·平准书》里说，汉初的时候，天子找不到四匹同样颜色的马来拉车，将相出门，得坐牛车。文帝的穷酸，是条件有限，想阔气阔气不起来啊。不过，我觉得这还是他的品性值得点赞，众所周知，在古代即便是饿死的人数以百万，最高统治者们还是可以锦衣玉食、遍地行宫的。

但是，这篇文章并不是为了夸汉文帝的。我只想吐槽，一个这么小气的帝王，为什么另一方面手笔又大得惊人呢。比如，他对他的宠妃慎夫人如此之吝啬，对他的男宠邓通呢？动辄赏赐一座铜山，让这个船夫出身的人拥有造币权。想想看，赐谁一个央行，让他任意印钱，那是什么概念？

文帝不舍得建一个露台，但有一个叫新垣平的骗子来了，说应当建祠，文帝二话不说就建了五帝庙，而且规格很高、选址又好，揆之常情，造价肯定远远超一座露台。文帝还把这个骗子封为上大夫，光是赏赐就超过千金了。这时，怎么又不提“相当于中人百家之产”了？

而且，汉文帝还准备进行巡狩封禅，并把此事列入重要议程。众所周知，封禅是一件多么摆阔的事啊！中国几千年的帝王史，一共只有六位皇帝行过封禅大典，封禅的皇帝不仅得很有钱，还得脸皮非常厚才行。这么大的事，文帝怎么就不想着节俭了？

幸好，新垣平的骗子面目暴露，封禅才没成行，气得汉文帝夷了他的三族。

小处节俭，大处乱花，说的就是这种人。这就像是一个省吃俭用的人，为了业余爱好，倾家荡产地买各种单反一样。

回到文章的开头吧。花钱的方式与品性如何是两个概念，不可混淆。奢侈不一定是坏事，管子就鼓励适时奢侈来促进消费、促进就业；节俭不一定是好事，以小气出名的道光皇帝，裤子破了不换，而是补，用绸“数十匹”，耗资四百金，远远超过新裤子。当然，与收入不匹配的奢靡就另当别论了；一个国家一边饿殍遍野，另一边又歌舞升平的，也不在我讨论的范围里。

对了，汉文帝还有一招奇特的反腐招式：发现张武收受贿赂，文帝反而加倍地赏赐给他，以让他的心里惭愧，好改邪归正。我忧心忡忡地替古人发愁：要是别的官员都知道了，从此争相收受贿赂怎么办？汉宣帝的钓鱼执法

北宋王巩在《随手杂录》里写了一个故事：

宋初大将曹彬和潘美攻太原（当时的北汉都城），快要打下的时候，曹彬指挥部队却稍稍退却，潘美力争进兵，曹彬始终没有答应。回到京城，潘美问曹彬为什么退兵不前。曹彬慢悠悠地说：“皇上曾经御驾亲征，太原都打不下，我们要是把它攻下来了，一定很快被杀掉。”回到朝廷的时候，宋太祖问起在太原退兵这件事，曹彬回答说：“陛下神武圣智，且不能下，臣等安能必取？”

皇上听了点头称许。

—如果打下来了呢？

人的心理是一种很微妙的东西。对于统治者，谁喜欢比自己强的人，同时对自己还有恩呢？有一个专供皇帝用的词语：功高盖主。曹彬比潘美更懂得政治智慧。万一大家都觉得你比皇帝还棒，你以后想造反了怎么办？要不然，为什么立国稳定之后，多数开国皇帝第一个想到的都是诛杀功臣？

放到汉宣帝身上，还有另一层担忧：他的帝位是霍光给他捧上去的，捧得上去，也摔得下来。

当初，是霍光挑选了他，并亲自奉上皇帝玺绶的。霍光也因此食邑二万户，前后赏赐黄金七千斤，钱六千万，杂缯三万匹，并赐奴婢百七十人，马二千匹，甲第一区。昭帝时，他的一门子弟全部沾光，儿子霍禹及侄子（一作侄孙）霍云都是中郎将，霍云弟弟霍山为奉车都尉、侍中，霍光的两女婿为东西宫卫尉，昆弟诸婿外孙皆奉朝请，为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霍光临终时，宣帝亲自去看望他，听了霍光的心愿，马上拜霍禹为右将军。其葬礼，皇帝与太皇太后亲自到场，极尽哀荣。

霍光说要归政给宣帝，宣帝谦让不接，大小事情都先让人奏报霍光，然后再告诉他；霍光每次朝见，宣帝都“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这是霍光在的时候。然而，宣帝和霍光一起乘车的时候已“芒刺在背”，说明宣帝在忍。

此时，霍氏一族势力已经遍布朝廷，我们可以看看他们是怎么干的。

霍光的夫人霍显，开始修改霍光自己建造的坟茔，扩建到“北临昭灵，南出承恩”，又装潢奢侈，把良人婢妾幽禁起来守陵。霍府也大搞扩建工程，侍婢们穿得花花绿绿的，在宅第中游戏—最夸张的是，霍显还和霍光生前最喜欢的监奴冯子都淫乱。可霍夫人有特权啊，她还带着霍府的女眷经常跑到长信宫中玩呢，玩得天昏地暗，不分昼夜，因为皇后是她的嫡亲女儿。

霍禹、霍山们也一点不省心，同样在大治宅第，还在皇帝的上林苑平乐馆里斗鸡走马；霍云呢，轮到他上朝了，他还装病请假，在黄山苑中围猎，没有人敢说他。

演变到后来，霍家和御史大夫魏相家的奴仆争道，霍家的下人进入魏相府中，要踢坏魏相的门，御史向他们叩头道歉，这个下人才离开。

这些都是细节，不过在汉代，通常这些细节就足以让一位大官下狱，然后体面地自杀。可是，霍家没事。

和霍家有隙的魏相后来当上丞相，很受皇帝信任；平恩侯和侍中金安都能直接出入宫禁，官吏百姓也可以密封奏章上报，不必通过尚书霍山。可以看出，宣帝已经在剥离霍家的权力。此时，霍氏已经预知不好了。

因为霍显还干过一件更牛的事情，就是勾结医官杀了许皇后，以方便送自己的女儿当皇后。这胆子得多肥啊！

霍氏当了皇后之后，依然不识礼数。其时，后宫中有上官太皇太后，与她是一对可笑的亲戚。按亲族来论，上官氏是霍氏的外甥女，是晚辈；按夫族来论，上官氏是霍氏的叔婆，是长辈；按国家宗庙来论，上官氏的太皇太后身份又压了霍氏的皇后身份两头。可是结果呢，上官氏对霍氏“常竦体，敬而礼之”，对霍氏直身而立，尊敬有加。（日后，“霍光诸女遇太后无礼”便成了一条罪状）再加上，宣帝之前的许皇后节俭孝顺，对上官氏孝顺；霍皇后却舆驾侍从甚盛，赏赐官属以千万计：这一对比，高下就出来了。

我还没有提在霍显的授意之下，霍皇后屡次想要给太子下毒而未遂的狗血剧呢。

宣帝也是一个掌控能力很强的人，霍氏干了什么他是心里有数的。包括霍显杀死许皇后，他也早有耳闻。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对霍皇后专宠。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专宠，霍氏一家才那么放心大胆。

到底宣帝是真心喜欢霍氏，还是在下一步隐忍的棋呢？宣帝给霍光、给霍氏一族如此多的荣耀，是不是也是他想除去霍氏的计划的一部分呢？这些，你可以猜。

霍光死后三年，霍氏就因为谋反被族诛了。当然，他们一点也不冤。他们遇上了皇帝的钓鱼执法，当然不冤。

一想到朱元璋是怎样一步一步诱骗胡惟庸自蹈死路，并彻底取消宰相这个职位的，我就想起了吃虫子的猪笼草，不禁打了一个冷战。第二章荒谬绝伦的统治者由于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能够自我管理和自我控制的统治者并不多。他们或者放任情绪和喜好，随意决策；或者杀鸡取卵，不顾身后洪水滔天。帝王们既是“家天下”，天下之利受损，就等于他们自身受损。在挥霍着权力生杀予夺之时，他们也把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吕后：最毒妇人心

吕后，在正史上或许评价还可以，但是在野史上，名声却特别坏，俨然已是毒后的代名词。

故事的开头已是众所皆知。高祖崩，惠帝立，吕后为皇太后，便把戚夫人抓起来囚禁在永巷（汉代幽禁妃嫔宫女的地方），把她的头发剃了，给她穿上囚衣、戴上镣铐，让她舂米。戚夫人一边舂米一边唱歌曰：“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女（汝）？”太后闻之大怒，认为她还想倚仗儿子来翻身，是可忍孰不可忍？吕后把戚姬的幼子赵王召来了。惠帝仁慈，知道母亲要干什么，于是吃住都和赵王在一起，保护这个异母弟弟。有一天惠帝早起，回来的时候赵王已被人毒死了。须知，此时的赵王，也不过是个十岁的孩子（一说十三岁）。

然而，吕后最过分的，还是把戚夫人做成“人彘”：“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饮瘖药，使居鞠域中”，还请儿子惠帝来看。惠帝看了大哭，病了一年多都起不来，从此只是饮酒作乐，不理朝政，几年之后就崩了。因为他觉得，“此非人所为”，母亲有这种禽兽行为，儿子也没有脸面治理天下了。

这一段历史记载得很清晰。但令我纳闷的是，近来越来越多的历史随笔中，对吕后抱有深深的同情，替她翻案，觉得戚姬是自找的。我就奇怪了，连人家嫡亲的儿子都因母亲的兽行觉得愧对天下人了，我们这些没有领到吕后一丁点儿恩义的，倒还能从里面看出一朵花来？

翻案者的理由，无非就是因为吕后认为戚姬是威胁。高祖以为太子仁弱，不类己，总是想立戚姬之子如意（即后来的赵王）。戚姬经常跟着高祖去关东，“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吕后担忧，所以即位之后，需马上处理掉赵王如意和戚姬。

其实，这些描述《汉书》里有，前面还有一句：“（赵王）年十岁，高祖忧万岁之后不全也。”无非就是说，高祖太了解吕后这个人了，知道这个小孩如果不当上皇帝，分分钟会给吕后害死；戚姬的哭，也是因为她知道了自己性命堪忧。至于责怪发配到暴室里的戚夫人还敢唱哀歌，是荒唐。这种责备简直就是怪一条砧板上的鱼为什么不好好地挨宰，还害得主人要下狠手多砍几刀了。

替狼吃羊找借口，我们总是特别擅长。

戚夫人善歌，善鼓瑟击筑，善为翘袖折腰舞，多才多艺，比之刚毅强直、乡下出身的吕后，再加上年轻漂亮，自然受宠多多。即便如此，皇帝还是没有办法轻易地立嗣。《西京杂记》中说，“（侍者贾配兰）见戚夫人侍高帝同，尝以赵王如意为言，而高祖思之几半日，不言叹息，凄怆而未知其术，辄使夫人击筑，高祖歌《大风》诗以和之。”“歌毕每泣下流涟。”实在是知道爱姬死期已定啊。

不独戚姬，吕后对别的姬妾也没有善意，把她们囚禁于后宫不让出去，只有薄姬因为不受宠，才网开了一面。吕后杀了赵王如意之后，又囚禁死了赵王友，在赵王恢死后废掉他的继嗣。连亲生儿子惠帝，她也不见得对他好到哪里去，还活生生地把他吓成重病。

我猜想，后世对吕后的正面评价，更多地来自司马迁在《史记》的评论：“太史公曰：孝惠、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班固也基本上照抄了这一段。我常常怀疑司马迁是不是特别爱用春秋笔法，是不是高级黑—在《史记·高后纪》里给予了吕后这么高的评价，然而通本《史记》，凡出现吕后的地方，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事。比如说，用毒计诛韩信，杀个不见天不见地不见铁；比如说，对彭越实施醢刑，把他剁成肉酱分给诸侯；比如说，杀了儿子的姬妾，把姬妾的儿子硬是塞给年幼的小皇后养；成长为少帝之后，又把他匆匆杀掉；比如说，违了高祖的遗命，大肆分封吕氏王，结果自己尸骨未寒，吕氏就已被族灭……真没法看出哪里有一丁点儿的政治智慧了，连占便宜都没占好，歇斯底里倒还差不多。吕后最大的贡献，就是贡献了“最毒妇人心”这个成语，以及千百年来帝王们对继嗣问题的深深恐惧。

在古代，如果有天灾，一定与人祸有关。百姓受难，统治者肯定难辞其咎；但如果百姓安居乐业，还真的跟统治者没有多大关系；只要上头什么不干，天下就会风调雨顺河清海宴，蚁民们就该烧香拜佛了。再具体一点吧，吕后也许不是不想干预，可她没有办法，朝中有周勃、郦商、陈平等一众强势的军功集团，外面又有已经成年的诸侯王割据地方势力；在内廷里，她可以为所欲为，干尽坏事；可天下的事，轮不到她管。你看，都“政不出户”了，算功劳的时候，怎么又能都算在她的头上呢？

我只是奇怪，像吕后这样残暴扭曲的性格、这样低劣的政治水平，在一个现代的文明社会里本应该无情地批判；可是在畅所欲言的今天，尤其在人人都可表达自己意见的网络平台上，还有人称她为一代明主；至于干掉戚姬、杀掉韩信、剁碎彭越，在他们看来都是情有可原、理所当然的，干得好，干得妙，干得呱呱叫。

我不由掩卷长叹，难道这些人天生就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吗？赵佗：容易反水的南越王

广州番禺的岭南印象园里，有一个牌坊曾经引起我的注意。这个牌坊下面有注解称，秦始皇时，任嚣建立了番禺城，也即是今天的广州。广州的历史亦由此起。

南海尉任嚣临死前，正值乱世，他把南海尉一职交给了赵佗。赵佗眼见秦朝覆灭，便打下了桂林和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

刘邦好不容易坐稳了大汉江山，已没有精力再对付边陲小国的赵佗了，便派陆贾立赵佗为南越王。但赵佗从一介小小都尉能自立称王，又岂是善类？他故意结箕踞（叉开腿坐着，极不礼貌）来朝见陆贾。陆贾一看就明白形势了，他说：你的亲人子弟坟墓都在真定，你这么小的地方是没办法跟我们中原大国开战的；况且，我们大汉国是代表正义的一方啊，天子也体恤百姓，你不要不识抬举了，否则掘你祖宗的坟，灭你的族，派一个偏将来就能搞定你！

这番连蒙带吓，把赵佗震住了。他好言好语招待陆贾，并接受了汉朝的封王。

后来，惠帝登基；几年后，吕后称制，实际上就是未登基的皇帝。

吕后与赵佗交恶，应当与赵佗开始不把西汉朝廷放在眼中有关。吕后禁止了中原地区与南越的铁器贸易，主动翻脸。赵佗立马发难了，他说：“高皇帝立我，让南越和中原互通人和物，现在高后听谗臣，把我当成蛮夷，不把我们需要的器物卖给我们，此必长沙王计，想消灭我们。”后面那句不重要，因为谁都不能直接说是皇帝（或称制的执政者）不对，只能说是奸臣干的，这样反抗的行为才能符合当时的君臣伦理；重要的是后果：赵佗自立为南武帝，独立了，发兵攻长沙边，打下好几个县。

为什么铁器禁止交易会引起这么大的影响呢？因为铁器是农耕文明的一个标志。南越本来就是经济和技术较为落后的地区，许多地区仍是部落组成的，由于与中原文明交流和交易日益增多，他们也逐渐转变成农耕文明。而这里的冶铁业显然还无法跟中原地区相提并论，需要大量从大汉国购买铁器。吕后断了铁器的交易，就是断了他们的口粮，也是断了南越的生命线。

不同于战争时代，赵佗的挑衅并非想占领土地，并不难解决。但吕后挑了一种最笨的办法来恶化关系，派遣将军隆虑侯周灶出兵讨伐南越，另外，还派人挖掉了赵佗的祖坟！这能不把人家气得七窍生烟吗？结果，出征的中原士兵在炎热湿毒的夏天无法适应南越的气候，染上传染病，大批死亡，连南岭都过不了。

赵佗看着有机可趁，软的用财物贿赂，硬的靠兵马压境，软硬兼施，闽粤、西瓯、骆越等地都归附他了，东西达万余里。赵佗俨然与汉朝分庭抗礼。

刘邦若泉下得知，大概会恨不得把这个搞得南北分裂、“崽卖爷田不心疼”的婆娘一巴掌拍趴下。

后来，汉文帝刘恒上台了。他精得很，先派人向诸侯四夷宣告自己登基的合法性，向各方示好；又把赵佗在中原的亲人的墓地重新修葺，派人守卫，按时奉祀，又召来他的亲属子弟封官。接着，文帝派陆贾前去抚慰赵佗。先说明吕太后的政策都是她生病时吕氏族人干的，替最高统治者把责任推掉了；又说明我已把你活着的和死去的亲人都安抚好了；现在如果挑动战争的话，天下不宁，百姓遭殃；既然注定了我是好皇帝，你就顺从了我吧。

赵佗果然就顿首谢罪了，愿意奉皇帝的诏令，“长为籓臣，奉贡职”。

其实，赵佗不是个没眼色的人，他知道打是打不过汉朝的。他反抗吕后，是因为吕后让小孩当皇帝，自己称制，正当性本来就欠缺了，还不知收敛，蹬头上脸地欺负人，谁咽得下这口气啊？结果为了吕后的赌气和愚蠢，大汉赔上了一场失败的战争和一大片分裂的疆土。

而汉文帝，一把黄土、一点薄赐、一个使者，就把赵佗的心给收服了，愿意上贡献礼。成本比吕太后的低无数倍，效果却好了无数倍。当然，赵佗是个奸滑的人，他并不甘心；但至少，在汉朝一穷二白的草创期间，双方维持了安宁和颜面。这就是政治的胜利，外交的胜利。史书上失踪的皇帝《汉书》中，记录帝王的体例“纪”，只有十二卷，然而，皇帝却并非只有十二个，有一些被忽视的皇帝，不能不算。比如说，汉惠帝之后有汉少帝刘恭（史称前少帝）、恒山王刘弘（史称后少帝），都为帝，却未有章节；这段时间是吕后专政，专门给她搞了个《高后纪》，然而吕后却从未称帝。宣帝之前曾有昌邑王刘贺入朝为帝，但二十七天后被废，没有帝号。而在平帝后面，虽有孺子婴，其封号却为皇太子，王莽为摄皇帝，另有王太皇太后，并非名副其实的皇帝。

这些在太后或外戚专政之下的傀儡皇帝，也是皇帝；必也正名乎，不可不察。

吕后在惠帝崩后，陷入了恐慌：子嗣问题是一个麻烦，吕氏的权力地位问题又是另一个麻烦，如何摆平先帝留下的那么多功臣更是大麻烦，而且几方面都是缠在一起的乱麻。吕后临朝称制，先按陈平的办法，任吕氏子弟为将；不久，便议欲立吕氏为王，问丞相及群臣。左丞相陈平、绛侯周勃等称：“高皇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欲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右丞相王陵曰：“高皇帝刑白马，剖符定封，群臣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就是不同意。吕后很不高兴。

其实，吕后要掌控局面并不太难，因为惠帝皇后张嫣虽无子，其他妃子却生七子：恭为皇太子、立为少帝，强为淮阳王，不疑为常山王，弘为（后）少帝，太为昌平侯、武为壶关侯、朝为轵侯。真不愁衣钵接不下去。惠帝的皇后，是鲁元公主的女儿张嫣，是他如假包换的外甥女；当时，惠帝二十一岁，张嫣才十二岁；显然，这是吕后为了巩固自身地位的做法。张嫣的年纪小，人也单纯，据说一直到死她都是处子。不过，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因为吕后“欲其生子，万方终无子”，至少是逼迫过惠帝与之圆房的。不得已，吕后让张嫣假装怀孕，把惠帝后宫美人生的孩子恭交给张皇后抚养，封为皇太子，然后把太子生母给杀了。惠帝崩，吕后立皇太子为少帝。

过了四年，少帝长大了，知道自己不是张皇后的亲生儿子，声称长大了以后要为生母报仇。消息传到吕后耳朵里，吕后就把少帝废了，关在永巷里，诏书中称其“疾久不已，乃失惑昏乱”。不久，也就幽禁死了。

其间，穿插了常山王刘不疑卒，其弟襄成侯刘弘嗣为王这样的小插曲。吕后把新的常山王刘弘册立为帝，史称后少帝。而且，因为还是她在临朝称制，连元年都不改。

吕后对刘邦的子孙所下的杀手，不可谓不狠。刘邦的八个儿子，除了刘盈是吕后亲生的之外，赵王如意被她毒杀了；把鸩酒给齐王刘肥，刘肥设计自保逃过了；活活把赵王刘友饿死了；梁王刘恢被逼自杀了；燕王刘建死后只有一个儿子也被她派人杀掉了。连她的亲儿子惠帝刘盈都被她吓成重病了。吕后对她亲生儿子的后代，也是刻薄猜忍，基本上看不出有多少情义。

相反，她对她的吕姓娘家人，倒是好得不得了：除了追封已故的父兄之外，吕后一口气封了吕氏的四位王，外加鲁元公主的儿子为王；封侯的就更多了。重要的实权位置上，都是吕氏的宗族在掌控着。

武则天曾经非常苦恼煎熬，如果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孙子，就意味着政权重回李氏，自己的一番苦心就白费了；如果把帝位传给侄儿，倒是武氏江山了，可是谁见过有人在宗庙上拜祭的是姑母呢？侄儿哪比得上儿子亲呢？这成了武氏大周的核心政治问题。不知吕后有没有这种困惑？

吕后驾崩，吕产、吕禄准备发动政变，娶了吕禄之女的刘章得知这一消息，悄悄地告诉齐王刘襄让他出兵。再加上太尉周勃和右丞相陈平的呼应，以及大将灌婴的反戈一击，击败了吕氏。吕氏一族不论老少全部被处死。至此，吕氏集团被剿灭，统治大权又回到刘氏皇族和军功集团的手中。

周勃、陈平等大臣选了代王刘恒即帝位。《西汉会要》里称：“既诛诸吕，大臣相与阴谋，以为少帝及三弟为王者皆非孝惠子，复共诛之。”加上早崩的前少帝刘恭，就是说，惠帝的子嗣死了五个，只有两位名位低的侯未被诛。估计是年龄太小，母氏地位又低微，再也掀不起水花吧。“非孝惠子”，显然只是借口。从情理上来说，谁会这么无聊，还一口气找五个小孩来冒充儿子？但如果不把惠帝的子嗣给搞掉，那他们选出来的汉文帝屁股下的位置怎么坐得安稳？

连小孩都不放过，这些军功集团和刘氏皇族看起来颇为残忍；不过，换个角度想一下，如果吕氏谋反成功，也一定不会手下留情的。不是你杀了我，就是我杀了你；封建社会的两千年，中国的历史总是在刀光剑影、血流漂橹当中循环往复。比秦桧早一千年的“莫须有”“文景之治”是中国史书上第一个有据可查的“盛世”。历史上常把文帝和景帝连在一起提，是有原因的。景帝基本上走的就是文帝的未竟之路，不管是大政方针还是行为模式上，景帝简直就是文帝的Copycat（模仿者），不过是走得更远更极端，把其父的腹诽发展成恶毒，因此也更不可爱了。

比如同样是功高盖主的周氏父子。周勃有迎立天子之功，文帝显然对他充满戒心。有人告他谋反，文帝把他下狱，又放了他，但从此周勃就彻底被打蔫了，文帝也没有再去搞他了。

后来，周勃之子周亚夫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为侯，算是文帝给的一个恩典。

周亚夫在细柳营屯军之时，治军严整：没有将军命令，天子不得入营，不准车马奔驰，身着铠甲的将士不行拜跪礼，皆令文帝印象深刻。临死前，文帝嘱咐太子刘启（后来的景帝）说：“国家若有急难，周亚夫可以担当带兵的重任。”景帝即位后，任用周亚夫做车骑将军。

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等七国叛乱。周亚夫领兵向东进击吴楚。周亚夫对景帝说：“吴、楚勇猛，行动迅捷，我们很难同他们在面对面的作战中取胜。我想让梁国出兵拖住吴兵，再率兵断绝他们的粮道，这样就可以制伏吴、楚了。”景帝同意了这个战略建议。实际上，当年文帝为增强梁王刘参的实力，使“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得大县四十余城”，造成“梁足以扦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无山东之忧”的态势，预先做好了平定山东诸侯王叛乱的战略部署。周亚夫敏锐地发现了文帝的用心，并且利用这种局面来部署战争。

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遇到了阻碍。周亚夫调集军队在荥阳会合，这时吴国军队攻打梁国，梁国告急，每日都派使者请求援助，周亚夫却坚守营垒，不去救助。梁王向景帝上书，景帝派使臣命令太尉救援梁国。周亚夫却不执行，坚守不出，而派弓高侯韩颓当等人率领轻骑兵断绝吴、楚后方的粮道。后来吴军偷袭亚夫营西北，也未能打下。吴兵受饥忍饿，战斗力极弱，便撤退了。周亚夫于是派精兵追击，大破吴军。后来，东越人斩下了吴王刘濞的头前来报功请赏。平定吴、楚之乱历时三个月，可谓神速。

周亚夫得胜归来，五年后升任丞相。但梁孝王刘武，因亚夫不救梁，与他有了矛盾。

后来，景帝想要废掉栗太子刘荣，因刘荣没有过错，丞相周亚夫坚决反对，景帝没有听他的，还是废了刘荣；他也因此得罪了新太子和新皇后。窦太后想要封王皇后之兄王信为侯，周亚夫表示无功不能封侯是高祖遗命，结果王信就未能封侯；他又得罪了太后和皇后。匈奴王徐卢等五人降汉，景帝想要赐封他们，用来鼓励后面的匈奴人来降汉，周亚夫认为这是鼓励不忠，景帝不听，封了他们为侯；周亚夫连皇帝都得罪了。

于是，周亚夫被免掉了丞相职务。

他做错了什么吗？没有。只是据理而言，不愿做皇帝的应声虫而已。

回乡后，儿子给他买了五百件皇家殉葬用的铠甲、盾牌，因没有给搬运的人付钱，引起怨恨，于是对方上书告发亚夫的儿子。这事牵连到周亚夫。有关部门把罪行书之于册，一条条按问，周亚夫拒不答话。景帝生气了，下诏令把周亚夫交给廷尉治罪。

廷尉毫不客气，把周亚夫按造反来定罪。周亚夫反驳说：“我所买的兵器都是殉葬品，怎么可以说造反呢？”审问的官吏说：“你即使不在地上造反，也要到地下造反哩！”周亚夫极为愤怒，绝食五天，吐血而死，他的封国被撤除。

秦桧的“莫须有”算什么，景帝的“莫须有”还比他早一千年呢。

发现了吗？文帝有谋略家贾谊，景帝便有谋略家晁错；文帝有个骄横受宠的弟弟淮南王刘长，景帝便有个同样骄横受宠的弟弟梁王刘武；文帝有个迎立天子的重臣周勃，景帝便有个平定叛乱的大将周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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