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必胜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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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中国最佳散文试读：
散文何为
王必胜编了多年的散文年选，新的年度选本有了大概的眉目后，心里总有些不一样的感觉。每在年末应约做这件卒，悉数检读各类报刊上的散文随笔，那些熟悉的名字和精彩的文字，细品浏览，是一种莫大享受，也弥补了平素阅读之不足。编年选，用得一句俗话“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或者，可以把后一句改为“岁岁年年选不同”。
说起来，还是老话，也有些伤感。这几年的文坛，在总态势上是平淡，没有多大的反响，过去那种文学一时间成为轰动效应，主角似的风光不再，那种国人争相宠爱、盛宴式的文学时光不再。不过，文坛总少不了热闹，有人爱兴风作浪，搞些动静。有些媒体也爱玩点喊头。文坛中人，也不乏作秀者，搞点自恋自吹式的花活。这也难怪，侍弄文学的人说起来在全国为数不少，还有那么多的单位支撑着， 国家级的地方的，形成了庞大的阵势，这还不包括业余的痴情人，他们如果不发出点声音，这碗饭大概没了滋味，所以，这年头，文学每每遭人垢病，或不满或不敬，但是，文坛还不时在那里热闹着，总还有人时常弄点声响，证明这个行当的存在。面对文学日益边缘化的状态， 日益在市场化的角逐里被冷落的景象，有人抱怨愤恨，有人忧虑心焦，有人平和以待，看成是正常的复归……无论如何，文学热闹与沉寂都不是正常；负载沉重，担当经国大业之道，或受关注如“超女”抢眼，都不是好事。文学， 当是精神世界里的高蹈者，不屑于与经济、政治，甚至于影视、服饰、旅游等等时尚文化的新宠们争锋的。文学抚慰人心，抚摩精神，揭示灵魂，为人生旅途产勤的劳作者送上一丝慰藉，或一股精神助力。文学本质上是内敛的，是寂寞者宰业。鲁迅也说过，文学不是战斗。与其让文学成为前台的勇士，风风火火地有如街市上的杂耍，盛装游行，‘不如当做围炉团聚时夜话，静闲时暇的咖啡，仁两友朋聚会时的一杯龙井。在这个流行文化、大众文化与商品文化， 日益成为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宠幸之时，让文学守护清静，坚守自持，也许是对文学最为实际的爱护。
当然，从一个时期的文化生态发展而言，从文学发展趋向和变化规律而言，文学的严肃与大众，传统与流行，时尚与精英，等等，都是这个文化多元时期，所要经历的过程与步骤。问题是，在众多浅薄的通俗文化，特别是所谓的视觉文化、网络文化、拇指文化，大肆张扬日益泛滥之时，打着大众的旗号，对文化进行肆意的解析，对严肃的文化精神进行嘲讽，戏谑化，快餐化，那么，文学唯一要做的是，坚守精神，耐得寂静， 守住自己。
所以， 当我们把目光放在一年一度的散文创作时，我们关注那些从文化品位上、思想精神上，关注现实，揭示生活，幕写人生的散文随笔。在流行的大众文化高唱着享乐主义、欲望人生的低俗之调时，时代的精神性、理想主义，难得在文学领域里还有执著的坚守者。这就是我们在选本中举荐的一大批作品。我固执地认为，在文学中，最能快速而有效地抵制大众文化的浮躁和浅薄，消解流俗文化的低俗和快餐化，提升普罗文化的精神层次， 当是这些谈天说地、不拘一格、追古抚今的散文随笔，是这些阐释生命的意义和理想的崇高，思考人生、思考社会的文字： 即使是怀人、纪事、写史、品书、游历等等，看似平常随手拈来的文字，也能从精神层面上参与对时代文化，有或隐或显，或多或少的反映，或者说它们涵咏的文化内蕴，折射了时代文化最为重要的内容，描述了时代精神的荤荤大端、万千气象。再大一点说，如果我们希冀文学能够参与这个时代文化精神重构的话，那就是，我们需要真诚地直面人生，深刻地反思历史， 即使是人生体味、生命观照、 自然体悟、友情的交流，等等大众情感，也要让文学发出自己应有的声音，要有一批思想文化的精神守望者。而眼前的这些作品，虽然多是侧面地切入，或许视点单一，比如写文化老人的精神执著，写人生危难中的生命情怀，写旅途者的文化乡愁，写阅读历史后的现实感悟……但其品性和精神， 与时代文化精神相契合，有着厚重的分量。如果说，影视文化、传媒文化、消闲文化，表示了一个时期文化的多样丰富的话，而文学特别是我们所看到的这类把理想主义与现实精神结合的散文随笔，则是铸就了一个时代文化精神的高地，所以，我觉得，不必担忧文学过多地去负载社会内容，承担一些社会文化的角色，丧失了本性， 当流俗和平庸的文化泡沫汹涌而至的时候， 当精神传统成为稀薄的短缺货品时，我们提倡精神性和文化品性的作品，孜孜地寻找和推举文学中的“重金属”，不能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也许在这样的一个文化多元时期，挑战与机遇并存，也成就了文学的声誉。尤其是对于说理与写实，抒怀与阐述交融，虚实结合，人文相谐，这样一种便捷而灵动的文学样式，散文是大有可为的，散文的声名将会得到传扬。这里不是要扩张文学的社会功用， 与前面所说的文学的休闲性、娱乐性相悖离，散文如果从当前低迷的文学状态下，发展得久远，寻找自己更大的活动空间，我以为， 它要从精神层面上，涵纳文化，体悟人生，执著理想，有史家气象，写生命感悟，这样才会有自己的位置，至少在眼下是这样。伤 逝黄 裳
一悼念巴金老人
10月17日晚饭后，我正在电视机前观看神舟六号飞船胜利返回的新闻。电话传来了巴老逝世的消息。我没有吃惊，依旧平静地看完电视。可是上床休息却一夜无眠，60.年来与巴老往还的往事，纷至沓来，次第上心，不能自已。真是没有法子。想想只有将这些如尘的记忆片断，捉到纸面上来，作为对老人的纪念，才能获得心的平静。
我最早见到巴金，是1942年冬，在重庆。当时我只身人蜀，举目无亲，只带了他的三哥、我的老师李林的一纸便条，把我介绍给他。便条上什么都不敢写，只报告平安而已。巴金的话不多，但却热情地接待了我。记得曾介绍我去吴朗西在沙坪坝开的一家寄售商行，卖去了一件大衣，作为生活费。他还将我所写的旅行记事散文，介绍给“旅行杂志”。得到在重庆的第一笔稿费。
我们见面不多，不过两三次。谈话也简短。这以后，我就走到军中，当一名翻2译官。在昆明、贵阳、印度都曾收到他的来信，都是商量把我发表过的散文收集起来的事。他也真不怕麻烦，为一个年轻人做这些琐碎的事。最后编辑成书，就是由他以编委身份，收人中华书局的“中华文艺丛刊”的《锦帆集》，时在1946年。这是我的第一本书。没有他，我不会走上文坛。
这以后，就是编入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丛刊”的《锦帆集外》，他是出版社的总编辑。取回原稿一看，着实令我吃惊而脸红。那些零乱的底稿，一一都由他用红笔改定，连标点也不放过。例如我喜欢写的“里”字，也一一改成“裹”字。从此我才懂得做编辑工作的责任与辛苦。当时他已是名作家，却肯埋头做这些“小事”。想来从他身上受到的教育、影响又何只此一端。他是大作家，又是伟大的组织者，从他手中推荐了多少新人，为文坛添加了如许新生力量，这许多，都是在默默无言中完成的。
1946年后，他定居上海卢湾区的淮海坊59号。这时我已成为他家的常客。因工作忙碌，我不常回家吃饭，经常在他家晚餐，几如家人。饭后聊天，往往至夜深。女主人萧珊好客，59号简直成了一处沙龙。文艺界的朋友络绎不断，在他家可以遇到五湖四海不同流派、不同地域的作家，作为小字辈，我认识了不少前辈作家。所谓“小字辈”，是指策珊西南联大的一群同学，如穆且、汪曾棋、刘北祀等。巴金工作忙，总躲在三楼卧室里译作，只在饭时才由萧珊叫他下来。我们当面都称他为“李先生”或“巴先生”，背后则叫他“老巴”。“小字辈”们有时请萧珊出去看电影、坐DD' S，靳以就说我们是萧珊的卫星。我还曾约他们全家到嘉兴、苏州去玩过，巴金高兴地参加。1956年我重访重庆，在米亭子书摊上买得巴金祖父的木刻本诗集，回沪后送给他，他十分高兴。巴金是喜欢旅游的，不只是对杭州情有独钟。
巴金也喜欢坐咖啡馆，随意聊天。没有什么郑重的话题。他没有宣传过什么“主义”，对文学批评也并不看重，虽然他和李健吾有深挚的友谊。他也偶尔对某些作品作些评价。我问过他，最出色的译本是哪一部，他脱口而出地答道，“誉迅译的《死魂灵》”。他还说过胡适的白话文写得好，一清如水。他对徐愚庸是有意见的，但从未听他背后的议论。
巴金也有激动的时候。一次他和吴朗西、朱洗等在家里讨论什么问题，大概是有关文化生活出版社，大声争论，我枯坐一旁，听不懂也无从插嘴。
他还关心过我的恋爱生活，出谋划策。后来先室之丧，在告别仪式上，我发现有一只署名“老友巴金”的花圈，着实令我感动，其时他住在医院已好几年了。
为李林墓碑设计，我曾提出请马夷初写墓碑，被他立即否决了。后来是请钱君甸设计的。
他喜欢买书，也喜欢赠书。我陪他走过不少西文旧书店，店黔都和他熟识，有好书都留给他。他的版税收人，大半都花在买书上。他喜欢将新出的书送给朋友，不论是自著还是别人的作品。因为经常见面．所以得到他签赠的书很多，有些是新刊的小册子，后来很难搜全了。至于大部头如“全集”“选集”，更是高兴地持赠，仿佛是夸示自己新生的孩子似地递过来。他的译文集曾有香港三联版。印得很精致。后来又出了台湾版，大本精装一叠，又欢喜地取来相赠。最后是“人文”本的译文全集。他实在又是一位出色的、成果累累的大翻译家。我最喜读的是他译的赫尔岑的《一个家庭的戏剧》，是一部难得的译品。我喜欢搜集亲近师友的著作，力求其全。不知何以不为某些人理解，加以讥嘲，真不可解。他迁居武康路宅时，我曾帮他搬过书，一束束洋书，搬上二楼他的书房，吃力得很。他真是位大藏书家，浩如烟海的卷册，生前多已捐赠各大图书馆。他还有个遗愿，想完成一座“尧林图书馆”，纪念三哥。我多次看到新华书店按时给他送来新出的图书，一次就是几十百册。可见他爱书的豪情。
有人认为，巴金当了好几届政协副主席，又当了多年作家协会主席，就认为他当了官。其实我觉得他对当官毫无兴趣。虽然在医院病房门口总有几位战士在卫护，出游时有车队，浩浩荡荡，对这些他都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平常闲谈，也从不涉及官场。在我的记忆中，只记得他曾提起周扬曾劝他人党，也就是闲谈中的一句话，没有深论。他多次去北京，也会见过高端政要，他都没有细说，只有胡耀邦请他吃饭，他说得较详，也有兴趣。
他喜欢西湖，晚年曾多次到杭州休养。1983年秋，还从杭州到鲁迅的故乡绍兴去过一次，我与内人陪同前去，黄河清（源）也同行。他的兴致好得很，虽腿脚不便，也还到了禹陵；在三味书屋坐进鲁迅当年读书桌的小凳子，顽态可掬。在百草园照了相，是他晚年最从容、最健康也照得最好的一帧。
一次单位搞个人鉴定，我请他给我提意见，他指出我“拼命要钱”是大缺点。这批评是确切的。因为买旧书，钱总是不够用。于是预支版税算稿费，编书也要编辑费（如（新时代文丛》），无所不用其极。为了买书，一次还向萧珊借过三百元， 自然没几天就还了。可见他对我的批评也是说真话的。大型文学刊物（收获》一直是他主持着，80年代我给（收获》写稿，没有一次退稿。但有两次小事可以看出他的处事风格。我有一篇“过去的足迹”，是写吴晗的。篇末有许多文字被他一刀砍掉了。还有一篇当中有对老友不敬的话，也被他删去了。两次都没有同我商量，只是由编辑转告，对第二篇的处理，说明将来编集时可以补人。我非常佩服他这种处事风格。觉得有如在大树密荫之下安坐，是一种幸福。
他总是劝朋友多写，多留下些东西。他苦口婆心地劝曹禺完成剧本《桥》，在病房里也是如此。他对我也总是勉励，每次见面几乎都希望我多写。回思往事，至今不敢懈怠。
他晚年完成的巨作《随想录》，在香港《大公报》的副刊 “大公园”连载，曾引起一些流言蜚语。我也在“大公园”上写了一篇读后感（收人《愉下说书》），他曾当面称赞我说得好。这是少见的夸奖。不是说文章写得如何好，只是可见一时舆论风气而已。《随想录》陆续发表，不同意见也层出不穷。一时风云雷雨，作者的感受就像在太空飞行的航空员一般。但我在闲谈中从未见他有任何表露，沉着得可惊。所有细节我都是从侧面了解的。
写到这里，来了一位记者，问起许多古怪的问题，小故事，关于巴金的“小故事”，我回答不出，手足无措。好容易送走了客人，拿起一本《随想录》来读，随手一翻，翻到一篇 “大镜子”，读罢身心通泰，写得好，是上好的散文，也是上好的杂文。文章中有这样几句话，“我不需要悼词，我都不愿意听别人对着我的骨灰盒讲好话”。好像正像两天前他讲的话。我记起他曾对我说，《随想录》就是当做遗嘱来写的。当时着实吃了一惊，觉得刺耳，也手足无措过。现在想来，他并不曾说谎。（随想录》就是一本讲真话的书，虽然有的人读了不舒服，但它要存在下去，直到谎言绝迹那一天为止，它也就自然灭亡了。“文革”后期我陪黄永玉到武康路访间过一次巴金，这是睽隔了十多年后第一次相见，使我吃惊的是，他的头发全白了。永玉是带了沈从文的间候来的。他一家都住在楼下的客厅里，别的房间全封了。萧珊不久前过世，他的神情落寞得很，话更少了。我们坐了一会儿就告辞了。得以从容访问长谈则是80年代初期前后。
巴老逝世，是中国文学界的大损失，损失了一位领军的人物。他享年一百零一岁，但依然站在时代前面。记得过去谈天时，我曾对新出现的作者文字不讲究，不够洗练、不够纯熟而不满，他立即反驳，为新生力量辩护，像老母鸡保护鸡雏似的。他是新生者的保护者，是前进道路上的领路人。他的两项遗愿，一是现代文学馆的建立，现在已初步建成， 日益壮大；另一项是“‘文革’博物馆”的实现，虽然八字还没有一撇，但倡议确已得到广泛的拥护、认同。应可无憾。匆匆急就，写此小文，以为巴老纪念。掷笔惘然。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10月28日重读胡乔木从维熙
―文海钩沉
记得在年轻的时候，在林木中我非常喜欢乔木类树丛，而讨厌扬花似雪的杨树柳树之类。不是说我没有文学的浪漫情慷，而是那些飞絮迷人耳目过于轻飘。乔木类树丛挺拔敦厚，不畏冬日和风雪。也许是出于“爱屋及乌”的本能，在新中国成立后，在老一辈革命人当中，我觉得胡乔木这个名字起得很好。这仅仅是自己的一点认知而已，而别无其他。
到了1984年春初，有一天我正在家中笔耕，市作协秘书王淑珍同志，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是有一封在信口上烫着 “密”字的牛皮纸口袋，是乔木同志秘书邱德新同志特意送到作协，要面交给你的。你不在单位，那封烫着“密”字的信函放在了她那儿，待我去开封。接此电话后，我着实吃了一惊，这不仅仅因为我与乔木同志不仅素无往来，而且文化中人谁都知道那棵树太大太高；我生平中又没有攀龙附凤之念，乔木有什么事会找到我头上呢？是不是王淑珍搞错了人，乱点了鸳鸯谱？
她说她没弄错，信皮上是写着我的名字。由于是头号文化首长来鸿，她不敢耽搁，让我马上去作协，并强调这是党委的指示。我至今也记不起当天我正给哪家刊物写小说了，但我记得小说正好写到了收尾，写小说的人都知道，即将完成作品的最后几笔，是最难以割舍的。于是我和王淑珍商量道：“我能不能明天去作协，我手头这篇东西就剩下一哆嗦了！”
她说：“那可不太合适，你考虑一下吧！”“这么办吧。”我想出一条折衷的方案，“你要是真没张冠李戴，你现在就打开它，给我念念信中内容如何？”
她开始说不合适。但我说没有什么不合适的。是批评我虚心接受，我不怕公开亮丑。几经磨合，她终于按我的意见办了。她告诉我，她粗粗地翻看了一遍，不是批判你的文字；是乔木老人读了你的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之后，写来的阅读感受；但是这封信写得太长了，密麻麻的小字，写满了五页信纸，里边还有涂抹之处，因而无法读给我听，还是等我去作协之后， 自己来解读这封长信吧。
电话挂了。我心里悬着的石头落了地。之所以如此，多少年来我犹如一只惊弓之鸟，1979年刚刚飞回京城老巢，因为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问世。又受了一场虚惊，出于精神触觉的感知，我觉得胡乔木这封信，不是对我的小说进行批判的。正好，第二天是作协开会的日子，我去了作协，便与友人刘绍棠一块恭读了乔木同志的来鸿。信文如下：
维熙同志：
好久没有看过小说了。近来因为身体欠佳，偶然翻看到在刊载小说选刊第二期你的中篇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这多少也是由于顾嚷同志的评介），竟然一口气读完了。你的作品给了我关于“右派分子”劳改生活的许多知识，你对小说中两个主角的刻画和在他们故事中所赋予的崇高意义，都很使我受益。你很有叙享本领，你的文字也很讲究。不过文中仍有些细微的疵点。 由于积习，我边看边作了一些记号。现在依次写给你，一来供你参考，二来也算是读者对作者的一点报答……
以下，乔木同志按页码顺序，像老师批改学生作业那般认真，写下了若干条文字、标点和语法上的失准。因其批改之处很多，笔者在这里只摘引少许几条，以管窥一斑：
83页：难道奔腾着泥沙……这里显然漏了个“的”。
84页：撩人思情应为撩人情思。
87页：垂直线，这是一个重要的错误。只有与一水平直线垂直相接的（即两侧交角＝90度的）线，才能称为垂直线或垂线，这是国’王也不改变的（疑为改变不了的―笔者）几何学定义。
95页：这天也毫无例外，毫字没有意义。
108页：尽在无言中，似应为尽在不言中。
123页：沾染了世俗，下应加习气。
127页：汇成了黄河的身影，织成了黄河的年轮，铸成了黄河的精灵。这三句话都没有说好，使人费解腻味。雪花如何汇成黄河的身影？又如何织成了黄河的年轮？……
维熙同志！我以礼貌开始的信件，竟以如此冒昧结束（况且我们并没有相识），真是太不近情了。
但愿它能多少有所助益。
敬礼，祝好。
胡乔木 二月十六日
读罢来信，我和刘绍棠都笑了起来。无论如何我们也想象不到，乔木同志在养病时会拿出这么多时间，为这篇小说的文字号脉。始自历史新时期，老人担任着理论上清理“文革”思想流毒的拨乱反正的工作，其工作之忙可想而知。可是老人居然能花这么多的时间，读一篇与他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长达六万多字的小说，并写来这么长的一封来信。我俩估算了一下，不算阅读作品时的圈圈点点，仅仅这封匡正我小说文字的信函，怕是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真是令我们后来人感动不已。
绍棠问我：“你觉得这位大秀才，给你开出的‘药方’怎么样？”
我回答说：“有的一矢中的，有的我还得好好消化一下。”
绍棠率真地说：“老人可能根本没有想到过，中国语言也不是静止不动的湖水，而是不断流动的大河，它也在时代变革中变化和发展。比如，你对黄河的几句描写，是诗化了的意象描述，老人却把它按具象文字来要求了……不管怎么说，老人这么大力气，给你写来这封长信，说明一个问题，小说感动了他。”
我说：“老人是在养病中写来的，我只有感谢老人的分儿，我要尽快给乔木写一封回信。”
没有想到的是，我的复信还没有写出，第三天下午我又接到作协的电话，说是乔木的秘书又送来一封信，让我及时到作协来一下。这次我没理由耽搁，因为一篇不成样子的中篇小说。已然让老人花费不少的心思了，老人再次来信，我理应立刻去拆封老人的手书。记得，赶到作协时已近下班时间，作协秘书长宋讥正要下班，他把信递给我后对我开玩笑说：“看样子，意识形态口的旗手胡乔木，是盯上你了，三天内两封手书，算是开了文坛之先河。”我说：“老宋，万一小说引发了什么麻烦，你这秘书长还得替我扛着点。”他为解疑地说：“你真是傻瓜，要是找麻烦的话，老人会把信直接写给你吗，那会自上而下地交市委宣传部，再由宣传部下达到北京作协来的。这个书信程序，就说明乔木老人对你的文学创作关爱有加！
信拆开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除了几句简短的文字之外，老人竟然用笔画来两幅凌乱的几何图形。乔木老人信的开头是这么写的：
维熙同志：
昨信发后，想到信中对垂直线的解释仍不正确， 因为一条直线（或平面）相交成直角时，这条直线就是另一条直线（或平面）的垂线和垂直线（见现代汉语辞典152页垂直线），这另一条垂直线并不需要是水平线……
信的中间部分，是乔木老人用笔绘下的两幅垂直线的几何图形（笔者从略），信尾直白了他写此信的用意：
……我的信和你的小说， 同样接受了这种不正确的设想， 因而对垂直线作违反几何学定义和错误的解释。特此更正。
胡乔木 二月十八日
看完此信后，我顿时明白了乔木老人的用心。但老宋却像是坠人十里迷雾之中。他说：“不是评你的小说吗，怎么论证开垂直线了？”我告诉他，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中的一个人物引发的。小说中有个劳改右派名叫范汉儒，他是个屈原类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劳改生活中，对一切都一丝不苟，因为在困境中活得依然挺拔，因而得了个“六点钟”的绰号。因为六点钟时，时针与分针成一条垂直线。乔木同志就是为我小说这个人物绰号，画来的几何图形，似在证明六点钟时针与分针上下垂直为“1 ” ，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垂直。
老宋哈哈大笑：“我还是第一次领略老人的认真。”
我说，“我回家得赶快给老人写封复信，不然真的对不起人家一片心了。”
我复信是2月22日写完后寄出的。这封复信我很花心思，因为面对当时的文学艺术，我有话要说，而乔木同志又是意识形态口的主管人之一，对他说说我的文艺观，也许比与中宣部长对话还要直截了当。记得，我在信中主要阐述的主题是，我们文艺界的领导，太偏重文艺的宣传作用，因而很少涉猎文艺自身的生命价值；由于太看重歌颂胜利的功利作用，而很少在作品中描写失败，有损于历史的真实。我在信中列举了苏联的小说《这儿的黎明静悄悄》（当时电视台在播放这部电影），之所以流传至今并在播放它时让北京万人空巷，更大程度上在于它自身的艺术张力和作品的血色真实。而我们的文艺导向太热衷于歌舞升平的作品，这虽然能满足于一时之需，却难以流传于永久。我在信里列举了红四方面军女战士在大西北的一路悲歌，没有任何作品触及这一令人震撼的生活领域，是中国文学的月蚀……记得，我这封信写得很长，其用心在于让文学艺术从单一的颂歌中走出来，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全貌―包括对建国之后的反右―直到血色斑斑的“文革”，都应在文艺的视野之内，以利于民族自识自省。当我把信函投人信箱的瞬间，曾产生过片刻的犹豫，我生怕这样一封复信，刺伤了老人的心。但我自问无愧于心，最后还是将信投进了邮箱。归来之后，我又感觉只有这封抒怀的信函，还不上老人为我付出的时间和心血，过了几天我又匆匆包扎好我新出版的两本书（长篇小说《北国草》和劳改队纪事《燃烧的记忆》），再次去邮局，寄交给了乔木同志。
两三个月过去了，没接到乔木同志的信函，我认为我们之间的书信缘分到此为止了。第一，他是个大忙人，用日理万机来形容他，似并不过分；第二，我那封复信写得非常直率，也有可能引起老人的不快，。谁知道呢？直到该年的六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作协派司机给我送来印有乔木办公室字样的信函。打开看来，信是其秘书邱德的手书。全文如下：
维熙同志：
我是胡乔木同志的秘书，今天乔木同志让我来看看你，祝贺你的新作问世， 同时让我谢谢你送给他的书。
你说到前次已经给乔木同志写过回信，但我们没有收到，现在正在查找，估计能找到。你如能把发信的时间告诉我们更好。送来中央广播电台关于听众对《北国草》广播的反映，乔木同志特告穆之、文涛同志读。一并转告。
祝你取得更大的成绩！（附乔木办公室电话号码）
邱德新
6月22日上午11时
至此，我才明白乔木只收到了我的赠书，而没收到我的复言。我立刻按照信上乔木办公室的电话号码，给邱德新同志打绘了电话，告知其我回复乔木同志信的准确日期。事后，从乔帐的来信中得知，我那封复信他还是没有收到。老人于同年的月中旬，又将一信送至作协，同时还附有我赠他的长篇小说《北国草》：
维熙同志：
非常遗憾，你给我的回信被秘书丢失了，不知混在什么文件里，现在还没找出来。
承赠《燃烧的记忆》和《北国草》二书，谢谢。《北国草》 已看完，我在看时对文字的错误和毛病，仍随手作了记号或改正，这些不一定都对，现暂送还供你再版时的修改参考，你看后仍寄还我。这是一部激动人心的书，所以它的广播能得到那样广泛热烈的反应。我和很多听众一样，希望它能拍成电视剧和电影（听众反映已转到文化部和广播电视部），使它能在教育这一代青年发挥作用。对于整部小说，我现在还不可能作出更多的评价， 因为没有充分的思考。我手头还有做不完的一些困难工作，所以虽很想找个时间同你相见，暂时却不容易找到这个机会―这个机会当然会有的。
祝你在创作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和进步！
胡乔木 七月十五日
读过乔木信后，我打开老人读过的《北国草》。许多书页折着边角，凡是折角的地方，必有乔木的圈圈点点，其中有些地方，还留下他改过的文字。我当真为老人一丝不苟的严谨精神感动了。这是一部四十万言的长篇，他要花多大的力气，读完并校订完这部长卷？此时乔木己是年近八十高龄的古稀老人了，还能为一部小说字斟句酌地圈圈点点，真是够难为老人的了。想到这些，我真是后悔不该把一部冗长的小说赠给乔木了。但是一个作家，当时何以回报乔木同志对《雪落黄河静无声》投人的精力呢？只有赠书是最真挚的感情回报；但是此举却招致老人再一次地时间和精力的投人，让我心里更加不安了。再看看他的手书中。那些歪歪斜斜的字体，说明老人写字时的手在颤抖。据乔木同志秘书邱德新同志在电话中告诉我，老人是医院养病时读完的《北国草》，那书上留下的圈点的文字和那封来信，也是在医院病榻前完成的。一部描写北京青年去北大荒开荒的小说，竟然给乔木同志带去这么多的麻烦，我的心当真失去平衡了。怎么办？我曾产生主动去看望一下老人的意念，只要和其秘书通个电话约个时间，此心愿就能了却；但多年劳改生活，养成我惧见上层的习惯，最后还是决定将对感谢老人之情，深埋进了我的心底。直到1985年的初春3月，乔木再一次派秘书给我送来一信，信是3月1日落墨的，老人在信中告诉我一个喜讯，他已然找到了我的那封复信，是秘书将其压在文件堆中，后来将其锁人保险柜中了。老人说他已经读了我一年前的复信，但不能现在就给我答复，因为他刚刚结束了三个月的南方之行，回京后有一堆事情等待他处理。信尾老人特意附上了他家的地址：南长街x x x号，有信让我直接寄到他夫人谷羽处，以防再次发生耽搁。
此时，我已离开了北京作协，到了中国协工作了。虽然我工作很忙，但老人圈点我作品的这份情意，我始终牢记于心。当时间到了1986年的秋天，作协在西苑宾馆召开理事会的晚宴上，我第一次与乔木同志见面了。当时老人坐在主桌上，我与李国文、邓友梅两个同辈友人，端着酒杯去为乔木敬酒。至此，我才算有机会表达了我对乔木的敬意。我说：“您给我的五六封信，我都很好地保留起来了。您这么大的年纪，工作又那么忙，还抽出时间为我不及格的小说号脉订正文字，为我的创出作加薪助燃，我感激良深。过去没有机会见到您，今天让我敬一杯酒吧！”乔木喝酒了没有，今天我已无准确记忆；但我准确地记住了，他盈满双眼的泪水；还有我们握手时．，他那只不断倾抖的手……
乔木老人在1992年9月18日他八十一岁时，走完他人生之路的全程。王蒙写了《不成样子的怀念》一文，悼念这位世纪人物。我在拿起来准备行文之际，发现自己思绪比较紊乱―特别是那些书信，不是一篇短文能够说清楚的，而不说这些书信往来，祭文又会失之空泛，因而迟迟没有动笔。时至今年初春，在整理书房时重见乔木的几封手书，不禁为之勃然情动，便有了这篇忆旧的文章出炉。
由于与乔木同志没有接触，我无法写出一个完整的胡乔木，更无能判断文化界对胡乔木的多种褒贬之词的是与非；我只想从这几封手书落墨，勾勒一下新时期以来他与作家的关系。据笔者所知，历史的新时期前夜的1987年，胡乔木亲自去上海，把工人作家宗福先的话剧《于无声处》，引领到北京给正待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代表演出。作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的文字起草人，会前会后其工作繁忙程度可想而知，但老人还是让代表们在会前“于无声处听惊雷”，这充分表现了他关注文化的细心和开创历史新时期全新局面的睿智。到了历史新时期之初的1982年，文坛曾有人要批判王蒙以意识流手法写出的小，在“兵临城下”的时候，是胡乔木为之解危的。
如果说以上的文字追述，都是流水般平静的话，乔木关注中国文学之举，也有过不平静的遭遇：有一次，他在去南方考察工作时，竟然想去见见厦门鼓浪屿新生代的女诗人舒婷。这是老人礼贤下士之举，但天性坦荡的舒婷，当时并不想与这位意识形态口的总管在家里叙谈。无奈之际，舒婷拿出了主动出击的姿态，她到乔木下榻住之地，主动去看望了胡乔木老人。但是让她没有料到的是，第二天胡乔木还是到她家里来了。当天，她和他的先生―厦门大学教授，在与乔木交谈学术问题时，因有些意见不同，而发生了一些争执。按说，在学术范畴内这是属于正常的，但因其争执的声音很高，惊动了担任乔木瞥卫的当地公安局长，因而其交谈结局无果而终。据舒婷事后告诉我，她对老人的印象是：老人是懂文学的，但由于多年为官沉积于心的那个罗盘指针，总是在惯性中运动，因而交谈无果而终是她意料之中的事情。她这番话，让我想起了乔木老人，对我给他的回信中提及的问题，始终没有片言的回复一样―属于他难于回答的问题。虽然如此，还是让舒婷感悟到 “老人姿态很高，并没有因为发生冲撞的火花，而像有的文化官员那样，找作家创作上的麻烦”。这是胡乔木晚年生活中，不能忽略去的一笔。
胡乔木何许入也？他当过毛泽东的秘书，中央政治局秘书，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在与作家相处中，还是显示出来一定程度的宽容。不能小看了这个人文细节，因为许多才疏学浅的文化官员，对有异议的文化人，轻者进行开导训斥，重者进行整肃。在这一点上，乔木老人是不是接受了过去的历史教训？他在鼓浪屿与舒婷会见留下的这段往事，给后人留下了思索的话题。他一生的命运也曾几度沉浮，也曾留下身不由己时的一些人文缺憾，但其关注中华文化的兴衰始终如一，这又是留给后人的一段文史佳话。
以此为尺，丈量一下时下一些文官的长短，便能知其“胖瘦”了。君不见时下一些胸无多少墨汁亦不读作品、只靠听下层汇报、便颐指气使他对作品进行褒奖和封杀的文官吗？对比之下，乔木可以算是一面供文官自照的明镜了！岁首春初，写此文海钩沉的忆旧文章，既是对辞世十三年乔木之魂一纸迟到的祭文，也可以视为一个文人，对今天文苑清风的期待……
原载《天津日报》2005年3月24日刘白羽先生琐记钱 钢
我称他刘老。刘老走了。
我是在1987年，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前苏联时认识他的，他是我们团长。在机场候机时，翻译南正云老师的先生把我拉到外面，轻声叮嘱，到了国外，别忘了常提醒他的夫人，说话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千万别“走火”。“听说刘白羽很左啊。”而我们那位是归侨、又是少数民族的女翻译，是个性格率真的人。
那是个敏感的年代，“改革派”和“保守派”，“左”和 “右”……这些话语弥漫在空气里。其实我也需要自我提醒。我和刘白羽是两代作家，他长期担任文化战线负责人，思想正统；而我正处于“蝉蜕时期”（用那时文学界的时髦说法），离经叛道的念头不少。那时的刘白羽，银发，西服，混合着文人的清高和高官的威严。我们还有军界的上下级关系。我在他面前，礼貌而拘束。
机场安全检查出了小问题。检查人员要开箱，刘白羽却把箱锁的钥匙忘在家里。这个意外，让我毫无准备地突然看到了另一个刘白羽。他忽然变得像孩子，张皇失措。“怎么办？怎么办？”他要他的司机回家取，又怕时间无多。我说，我试试。胡乱地拿出自己的钥匙串，一把一把地瞎捣鼓。真没有想到，瞪，锁开了。刘白羽如同获救一般，连声说谢谢，继而，又用尴尬的目光看着我，像是解嘲（但又一点不像玩笑）地说，怎么？你学过这个？……
几天之后，轮到我的箱子发生意外了。那是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克兰的首府基辅，在火车站，我从莫斯科随车托运来的行李不翼而飞。箱子里有我的西服，还有一点外汇。
到了宾馆，看见刘白羽和代表团中的另一位老作家峻青在沙发上低声交谈，表情严肃。过了一会儿，刘白羽把我叫过去，郑重地说：“我和峻青同志商量了，准备用代表团的公款给你补助，你可以去买套西装，还有箱子……”那一刻，我非常地感激。虽然最终是虚惊一场，我的箱子被送错了地方，两小时后失而复得。
一系列“小概率事件”发生，我们间的距离不期然地被拉近了。
在苏联，我们代表团外出时，我手里常拎着一只开水瓶。出行前中国作协的官员交代，国外没有开水，要帮白羽同志备点水。我从大使馆借了水瓶，到哪里参观都提着。我还有“热得快”（一种简易的电加温煮水器）。那“热得快”帮过我们大忙。那天刘白羽想在他的住处款待苏联派来的翻译尤拉，我用它煮水，泡了方便面，佐以涪陵榨菜，大家美餐一顿，也满足了刘老对中餐的思念。
那是在列宁格勒（现在的圣彼得堡）的列宁格勒大饭店。主人似乎刻意为刘白羽选择了一个套间。客厅内有宽大的办公桌，凭窗眺望，可见美丽的涅瓦河；特别是，不远的岸边就停泊着著名的阿芙乐尔巡洋舰。我们曾在一个夜晚去拜访前苏联纪实文学家、《围困记事》的作者格拉宁。格拉宁送别时，特意把我们带到阿芙乐尔巡洋舰旁边。涅瓦河上的一阵阵夜风，吹拂着刘白羽的银发。在这打响“十月革命”第一炮，给中国 “送来马克思主义”的战舰旁，他很激动，让我给他照相。可惜，闪光灯没有亮，摄影失败了。这是很遗憾的事。他不甘心，第二天，又请我在房间里，以远处的阿芙乐尔为背景，为他拍照。刘白羽端坐在办公桌旁，还特意拿了一本书，做阅读状。这张照片照得很成功。回国后，我到图片社制成布纹效果的大图，装了镜框，送给他。他爱不释手，悬之书房。仰望着这张酷似油画的他和阿芙乐尔的“合影”，他说：“我是马列主义者。”
许多年后这话听来有点突兀，而在彼时，顺理成章。
他的“主义”是不含混的。应刘白羽的要求，主人安排我们去新圣母公墓，到著名作家西蒙诺夫的墓前献花。西蒙诺夫是刘的老朋友，1949年，刘曾陪同“西蒙诺夫摄影队”，在中国拍摄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墓前，刘白羽眼含泪光，念念有词。记得那天我们还见到了王明和赫鲁晓夫的墓。刘白羽从王明墓前匆匆而过。我不记得他是否去看了赫鲁晓夫那黑白两色的大理石墓。总之当我们对赫鲁晓夫的功过得失议论纷纷时，他严肃无语。
其实无须我多加“提醒”，翻译南老师在“马列主义者”团长面前说话郭已十分小心。但是发生了一件事情，之后，南老师在刘白羽面前说话就不再那么谨小慎微（乃至结结巴巴）了。有一天，去苏联作家协会和他们的领导正式会见。大家分乘几辆轿车，刘白羽和南正云在同一辆。到达后，他们两人迟迟没有下车。我们等在路边，有些纳闷。少顷，他们的车门开了。刘白羽和南正云走下来，两人的眼圈都是红红的，像是刚刚哭过。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很久都不知道。后来还是南老师告诉我。他们俩在车上说话，说着说着说起了“文革”。他们竟然有完全相同的遭遇―都有一个孩子，在运动中死亡。
现在想来，那次出访中的一些事情不可思议。那个年代，我们的纪律很严，禁忌很多。例如，代表团团员通常应该“集体活动”。可是我却得到刘白羽的批准，有三次“自由活动”的机会。一次是去列宁格勒著名的海军博物馆。一次是去苏联翻译家尤拉的同居女友家。还有一次，是去访问一份大胆敢言的报纸―《莫斯科新闻》周报。
那时代表团的行程即将结束。我隐约感到，一路上听苏联人激动地说“改革，改革”、“公开性”、“透明度”，刘白羽也似乎受到感染。当我请他批准我的私人拜访―这应当算是“出格”行为了―时，他竟然同意。《莫斯科新闻》周报当时被称为“改革的旗舰”，在版面上直率评论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政策，而我的职业又是中国党报记者（我当时是 《解放军报》记者处负责人）。我顺利访问了这家报纸的副总编，回国后还写了访问刊登在广州的《现代人报》。
感谢刘老，没有他的许可，就不会有这个难得的机会。 《莫斯科新闻》报给我的印象深刻，很多年后，我在参与办 《南方周末》时，还会常想起那个难忘的镜头：在《莫斯科新闻》周报社门口的阅报栏前，人头攒动，许多人，包括提购物袋的主妇和穿制服的军人，围成一堆在看一篇新刊出的文章 《戈尔巴乔夫同志的三个危机》。
刘老走了。
除了那次出访，我不曾近距离和他共事。对他的了解，以前限于他的战地报告文学和中学课本中他的散文（长江三日）对于他在1950年代担任中国作家协会负责人时的情形，也是后来读到一些史料才略知一二。我知道，许多受过政治运动伤害的人，很难原谅他。但我们得承认，“左”，是一个标签，一个容易令活生生的生命僵死的标签。同样是“左”，有不同品格性情的人；同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也会让你看到异样的侧影。
回国后，刘白羽向我借过一本书，是茨威格、罗曼罗兰和高尔基的《三人书简》。他特别喜欢这本书，还给我时，已经用画报页包上了“书皮”。
他也赞赏我妻子于劲的长篇纪实文学《厄运》。他有一天的日记（曾被刊登在《解放军报》），专门记述阅读《厄运）的感想。他感慨地提到，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他也曾接触过志愿军战俘，并十分想写这个悲剧题材。但是周恩来劝阻了他，周说，现在还不是写的时候。
出国归来后我和他的来往不多，偶尔通一个电话从一天， 《解放军报》社的传达室通知我，大门口有人找我。下丢一看，停着刘白羽的轿车。他的司机兼警卫员给我送来一封信。司机刚开车送刘白羽去机场，刘要去美国访问。信是刘老在机场候机时写的，他说，在机场，忽然想到我们一起出访苏联的日子，转眼一年过去了！他说他看了我的报告文学（刊登在 《报告文学》杂志的《改革：1987年秋在苏联》），勾起许多温馨的回忆。他说。他有点孤独，想念我……
再次见到刘白羽，是在一个春天，我和纪录片“长城”（后来叫《望长城》）的几位撰稿人到王府井附近他家看望。我们告诉他许多外面的消息，例如老百姓“反官倒”的呼声。他说，他正在参加全国政协的一个会议。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叠稿纸，“我在写一个议案”，说是关于反对腐败的。和他略显激动和兴奋的神情形成对照，他的老伴，一位党报老记者，却是一脸的冷峻。她听着窗外的喧嚷，嘟峨着什么，大致是在严厉地批评不远处街上的年轻人。
随后《报告文学》杂志休刊，在最后一次编委会暨告别会上，我和刘白羽见了最后的一面。说来这已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我心情沉重，向他倾诉个人的境遇。我说，有人又开始整人，1搞阶级斗争，像“文革”。“但是，”他严肃的目光盯着我，说，“那些年轻人的举动，不是更像’文革’吗？”
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我们天各一方。
刘老走了。
原载《南方周末》2005年9月15日悼蓝翎袁鹰
蓝翎走了，实在意外。刚到七十四岁，按说还不算老，虽然五六年来为顽疾困扰，缠绵床褥，但近年病情并未显著恶化。二月初遇到他夫人，我还请她转告，气候转暖后还是下楼走走为好，朋友们都盼他握过严冬，到春暖花开时节会逐渐好转，哪会料到他竟在春节前夕就碎然辞世呢？
50年往事历历在目，我们第一次相识于1954年10月。他和山东大学时代同窗好友李希凡合作写了两篇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评论，向前辈专家的观点挑战，很有一股当时难得见到的锐气，被毛泽东主席赏识，誉为敢于向权威认真开火的 “小人物”，一夜之间声名大震。很快，从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学调来人民日报社，那年他才二十三岁，是我们文艺部最年轻的编辑。李希凡当时还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调他来报社要经过吴玉章校长批准，所以迟了一些时候。两位 “小人物”一时间成为万人瞩目的名人，披着满身光彩步入文坛。紧接着风起云涌，一场本来是学术性的讨论竟然产生那么大影响，并且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气势，短时期内竟然演变成全国规模、惊心动魄的反胡风政治运动，实在是许多人包括他们本人在内始料不及。
蓝翎调来报社， 自然就不能专攻《红楼梦》和古典文学研究。一年多以后，《人民日报》改版，恢复文艺性副刊，副刊的特色之一，是每天版面头条位置必定是一篇加花边的杂文，这是中国现代进步报纸副刊的传统。蓝翎就是杂文编辑之一。他对这项工作有很浓厚的兴趣，抱着极大的热忱进人角色，认真研习鲁迅和三四十年代名家杂文，向各方面专家广泛约稿。他思想敏捷，文笔犀利，无论编来稿和自己写，都显露这方面的才华。那一个时期，杂文大大兴旺，老作家纷纷拿起笔，茅盾（署名玄珠），叶圣陶（署名秉垂）、周建人、夏衍（署名任晦）、巴金（署名余一）、巴人、秦似、徐慈庸等几位带头，一大批中青年杂文家群起响应，蓬蓬勃勃，此呼彼应，确实有点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景象。中老年读者有久别重逢的喜悦，青年读者更感到耳目一新。据蓝翎后来统计：从1956年7月1日到1957年6月6日（“反右派斗争”开始）不到一年期间，仅《人民日报》副刊大小杂文共发表500篇左右，作者200余人，各地报刊上发表得更多。他后来追叙说：“篇目之多，作者之众，影响之大，实属空前，说它对杂文的‘复兴’起了带头的作用并不过分。”（《中国杂文大观》第三卷序言，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3月出版）蓝翎对这个应该载人现代杂文史的“复兴”是有功绩的。他本人也从一个古典文学研究者转换为年轻的杂文家，他出手很快，文笔犀利，抓住合适的题材，立刻就能拿出一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高低贵贱论》和《笔下有冤魂》等篇，当时都产生较大影响。
然而好景不长，一年后就遭逢那场让知识分子、文化界人士受到重创的“丁酉之难”，许多正直的杂文家几乎都无例外地被打人“另册”，包括蓝翎在内的不少报刊杂文编辑，也几乎统统“扩大”入异类，坎坷蹉跎20年。杂文也随之沉沦，很少再看到有声有色、令人长久不忘的佳作。以后几年，充斥在报刊版面上的，要么是连篇累犊地驳斥“右派”或“右倾”言论，要么是洋洋洒洒地狂热歌颂“三面红旗”，假大空满天飞，形而上学、强词夺理形成恶劣的文风，笔者本人也曾经不遗余力加人这类鼓噪，当时还沽沽自喜，至今想起来犹觉汗颜，实在愧对读者，也愧对蓝翎。
劫后归来，他回到报社文艺部，仍然负责文艺评论，更多的却是以杂文家的姿态来到读者面前，积极投人思想领域拨乱反正的战斗，面对多年来被搅乱得黑白难辨忠奸不分的局面，需要将长期被颠倒的是非再颠倒过来，还历史和事实以本来面目。杂文家们肩负历史的资任，需要坚定的立场和坚强的斗志。也需要胆识和智慧。蓝翎成为新时期杂文界一员勇士，比起50年代，他的杂文题材更广，思想更有深度，文笔也更老练，连续结集为《断续集》《金台集》《风中观草》《了了录》《龙卷风》。新时期的杂文和杂文家经历了10年摧残，从炼狱的烈火中得到升华。上世纪70年代后和80年代前期，杂文确实出现又一次新的“复兴”，“它以其思想深邃，优国优民，爱僧分明，针贬时弊而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有人说杂文是新时期启蒙运动的号角，是时代的良心。”（见《中国杂文大观）第四卷牧惠作序言。）不论对社会的影响和杂文本身的进程，这次 “复兴”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超过50年代中那一次。
蓝翎从1987年起担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主持报社文艺宣传，他还担任过报社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两年多以后离任，宏图未展，就继续写和编杂文，也算是收之桑榆吧。他坚持原则，刚正不阿，严于律己，生活简朴，很少沾染上文坛上某些为读者所鄙夷的歪风邪气，也很少会在那种酒酣耳热，高谈阔论的场面见到他。他走后，报社许多同志都哀伤不已，纷纷到他家在灵前表达哀思。有一副比他年轻的才子所献挽联：“蓝衫布履，书生本色。剑胆翎光，侠客心肠。”生动地画出生活中的蓝翎形象，也写出他的气质和精神，他的老家是山东单县，鲁西南历来多出仗义疏财、济贫行善的侠义之士。这副挽联贴切工整，很能代表许多同辈和后辈的敬佩和哀痛情怀。
牧惠才走不久，蓝翎又走了，我们现在仍然多么需要扶正法邪、激浊扬清、针贬时弊、振奋人心的好杂文，怎能不兴“闻攀鼓而思将帅”的慨叹！
原载《祈民晚报》2005年3月27日文夫与茶李国文
烟，酒，茶，人生三趣，陆文夫全有了。
那一年，到宜兴，适逢新茶上市，我们便到茶场去品茗。
时值仲春，茶事已进人盛期，车载着我们，穿过散布在坡间谷地的茶园，一片郁郁葱葱。江南三月，草长莺飞，布谷远啼，煦日当顶，不免有些季节不饶人的遗憾，想喝上好的雨前或明前的新茶，应该说是来晚了一点。
虽然茶场例行的规矩，要沏出新茶招待，但此时节多用大路货来支应造访者。因为当地友人关照过的缘故，对我们破了例，那一盏凝碧，该是这个茶场里今春的上品了，饮来果然不错。
于是想起唐代卢同的诗：“天子欲饮阳羡茶，百花不敢先开花。”看来，言之有理。古阳羡，即今宜兴。此地的茶， 自古以来享有盛名。在座的其他同行，喝了，也就喝了，说猪八戒吃人参果，全不知滋味，未免糟蹋诸公。但值不值得花费如许价钱，来买这种据称是上品的茶，却不大有把握。值否？不值？几个人都把眼睛瞅着文夫，看他如何说？如何办？
因为，他家住苏州，近一点的，有太湖的碧螺春，远一点的，有西湖的龙井，应该说，不会舍近求远，但他呷了几口阳羡茶以后，当时就放下钱，要了三斤新茶。或者还可能多一些，事隔多年，我记不得了，要不然不会留下这个印象。反正，他买了很多，令人侧目。因为茶叶不耐储存，当年是宝，隔年为草。文夫认定可以，于是，别人也就或多或少地买了起来。
从那次阳羡沽茶，我晓得他与我同道，好茶。
然后，转而到一家紫砂厂买茶壶，这是到宜兴的人不可缺少的一项节目。但壶之高下，有天壤之别，好者，爱不释手，沮价码烫手；弄者，粗俗不堪，白给也不想要。挑来挑去，各人也就选了一两件差强人意，在造型上说得过去的小手壶，留作纪念。文夫却拎了一具粗拙可爱、古朴敦实的大紫砂壶，我不禁笑了，这不就是儿时所见村旁地头边，豆棚瓜架下的农家用物嘛？他很为自己的这种选择而怡然自得。
有人喝茶，十分注重茶外的情调，所谓功夫在诗外是也。我属于现实主义者，容易直奔主题，这也是至今难以奉陪新进的落伍原因。只是看重茶在口中的滋味，至于水，至于器皿，至于其他繁文缉节，雅则雅矣，但我本不雅，何必装雅，所以，就一概略去。因此， 日本人来表演茶道，我敬佩，从不热衷。
看文夫这只茶壶，我也很欣欣然，至少在饮茶的方式上，我晓得他与我观念趋同。
那年在宜兴，我记得，他既抽烟，又吃酒，还饮茶，样样都来得的。近两年，他到北京，我发现，他烟似乎压根不抽了，酒大概吃得很少了，只有饮茶如故。
我问他：如何？
他答曰：还行！
一个人，该有的，都曾经有过，当然，是幸福。或者，有过，后来又放弃了，那也没有什么；或者，压根儿就付之阂如，又怎么样呢，那也未必不是幸福。不仅仅是烟酒茶，一切一切的物质，和一切一切能起到物质作用的精神，都可以算在内。有或没有，得或不得，想开了，求一个自然，然后得大自在，最好。
无妨说，想得开时想开，想不开时也想开， 自然而然而自在，无为而为求通脱，这就是我认识多年的陆文夫。
他原来，烟曾经抽得凶，甚至电脑照打；酒曾经吃得凶，而且醉态可掬。不过，现在，烟和酒，从他个人的生活场景中，渐渐淡出。守自己的方针，写自己的东西，一台电脑一杯茶；或索性什么也不写，品茶听门前流水，举盏看窗外浮云。诚如王蒙所言，写是一种快乐，不写也是一种快乐，有，固然好，但有也会产生有的烦恼；无，未必不好，但无的同时，那种清净，那种安宁，那种无欲无求的自得自足，获得的没准是更大更多的自由，何乐不为？
人的一生，前半辈子是加法，播种，耕耘，奋斗，收获。后半辈子便是减法，一直减到两手空空离开这个世界。在这个减法的过程中，渐渐地就兴味薄了，情致淡了，追求少了，欲望低了，这是一个迟早会出现的状态。慢慢地，好像也是势所必然的趋向，喜好的东西不再那么热衷了，渴望的东西不再那么急需了，放不下的东西也不那么十分在意了，包括生活习惯，包括饮食胃口，也不那么坚持必须如何如何地，有也可，无也可地将就了。
我发现，到了七老八十这样年纪的人，只剩下茶，为最后一个知己。
好多人终于把烟戒了，把酒戒了，从来没听说谁戒茶的。看来，能够全程陪同到底的乐趣，数来数去，唯有茶。茶之能成最后的朋友，是由于它不近不远，不浓不淡，不即不离，不亲不疏。如果人之于人，也是这样的话，那友情，说不定倒更长久些。君子之交淡若水，所以说，茶者，君子也。
文夫，从我认识他那天起，就总保持着这种淡淡的君子风度。
试想一想茶，你对它无动于衷的时候，如此；你对它情有独钟的时候，仍如此。色，淡淡的，香，浅浅的，味，涩涩的，不特别亲热，也不格外疏远，感情从不会太过强烈，但余韵却可能延续很长很长。如果，懂得了茶的性格，也就了解文夫一半。
我这样看的。
记得有一年到苏州，文夫照例陪我去看那些他认为值得我看的地方。
我这个人是属于那种点到为止的游客，没有什么太振作的趣味，实在使东道主很败兴的。但我却愿意在走累了的时候，找一个喝茶的地方，坐下来，这才是极惬意的赏心乐事。被导游领着，像一群傻羊似的鱼贯而人，像一群呆鸟似的立聆讲解，像一群托儿所娃娃仿佛得到大满足似的雀跃而去，这样游法，任凭是瑶琳仙境，也索然无味。我记不得那是苏州的一处什么名胜，他见我懒得拾级而上，便倡议在山脚下找个地方喝茶。
找来找去，只有很普通的一个茶摊，坐在摇晃的竹椅上，端着不甚干净的大碗，喝着浑浊粗析的茶汤，也算是小憩一番。但这绝不是一个喝茶的环境，一边是大排档的锅碗飘盆，小商贩的放肆叫卖，一边是过往行人的拥挤堵塞，手扶拖拉机的招摇过市，往山上走的善男信女，无不香烛纸马，一脸虔诚，下山来的时髦青年，悉皆勾肩搭背，燕燕莺莺。说实在的，这一切均令我头大，但我很佩服文夫那份平常心，坦然，泰然，怡然地面对这一派市声与尘嚣。
在茶水升腾起来的佩氛里，我发现他似乎更关注天空里那白云苍弯的变幻，这种通脱于物外的悟解，更多可以在他的作品中看到，茶境中的无躁，是时下那班捐急文人的一颗按捺不住的心所不能体味的。此刻，夕阳西下，晚风徐来，捧着手中的茶，茶虽粗，却有野香，水不佳，但系山泉。顿时间，我也把眼前的纷扰、混乱、喧嚣、嘈杂的一切，置之脑后，在归林的鸦噪声中，竟生出“天凉好个秋”的快感。
茶这个东西，使人清心，沉静，安详，通悟。如果细细品床这八个字，似乎可以把握一点文夫的性格。
所以，我以为，饮茶时的文夫，更像江南秀士一些。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5年3月16日没有讲完的童话周明
但我的心是柔和的，
不久前我还看见了归来的燕子。
真正的人正在多起来。
他们具有仁慈而宽恕的心，他们有眼泪，
但不为自已哭。
我仍在路上，不会感到孤单。
我也不会失落，
因为再也没有地方可以容我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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