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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11 18: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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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天策

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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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研究生论丛1

新闻传播学研究生论丛1试读:

卷首语

《新闻传播学研究生论丛》第1辑即将付梓。读完清样,难抑喜悦,聊缀数语,置于卷首,说明出版缘由。

2014年5月17日,第四届重庆新闻传播研究生学术论坛在重庆大学新闻学院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16所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硕士生、博士生共80余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看到新闻传播学的年轻学子从祖国各地来到重庆大学,齐聚新闻学院,作为大学教师,我深感欣慰。在开幕式上,我讲过这样一段话:

四五月间的山城重庆,天清气爽,风景如画。重庆大学虎溪校区的美丽景色,让我想起孔子和弟子畅谈理想的情景。几位弟子各有理想,也可以说各有梦想。但孔子最为赞同的,还是曾皙所说的一番话:“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沐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那是多么令人神往的事情。让我们在美丽的虎溪校园,不仅收获切磋学术的快乐,而且收获学友相聚的情谊!

重庆新闻传播研究生学术论坛最初由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董小玉院长创办,而且一连办了三届。2013年,董小玉院长说第四届交给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来办,我欣然领命。筹办过程中,我对名称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动,去掉一个“市”字,称为“重庆新闻传播研究生学术论坛”。如此,这个新闻传播研究生学术论坛既可以理解为“重庆市”的,也可以理解为“在重庆举办的”,目的是让这个论坛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空间,欢迎全国各地新闻传播院系的研究生都来参与。

征文通知发出后,全国各地的新闻传播学子踊跃投稿,共收到161篇论文。作为一个以研究生为主体的学术论坛,要让所有投稿者都来参会,规模显然过大。于是,我邀请了国内新闻传播院系具有良好学术背景而且学有所成的一批青年学者对来稿进行匿名评审,从中筛选出61篇稿件的作者作为论坛的正式代表。根据以往的做法,论坛要对参会论文评奖,所以又邀请了本地主要新闻传播院系的负责人与外地学者一起进行评审,从61篇稿件中评选出了23篇优秀论文。

论坛结束后,我再一次阅读所有的参会论文,感觉其中不少论文已达到发表水平,产生了出版论文集的想法。转念一想,国内高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学术论坛,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生提供一个专门的论文发表园地,似乎还没有,这就产生了出版《新闻传播学研究生论丛》的想法。我把这个想法提交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大家也一致赞同。随即联系重庆大学出版社,他们也认为可行。于是,我从61篇参会稿件中挑选出28篇,又让作者对稿件进行修改加工,编成《新闻传播学研究生论丛》第1辑。

万事开头难。编辑出版过程,历时数月。在此过程中,论文作者、出版社编辑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谨向论文作者与出版社编辑致以衷心的感谢!当然,还要感谢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董小玉院长,她率先创办了重庆新闻传播研究生学术论坛;还要感谢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学生会研究生分会、研究生分团委负责论坛各种事务的研究生同学,以及参与此项工作的本科生同学,他们为论坛的成功举办付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与辛勤劳动;还要感谢参与论坛匿名审稿的各位青年学者与本地主要新闻传播院系的负责人,他们为论文的评选付出了独立、公正的学术判断与学术智慧。

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新闻传播学已成显学,越来越多的年轻学子在攻读新闻传播学的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新闻传播教育与新闻传播学术日益兴旺。在此背景下,一年举办一次重庆新闻传播研究生学术论坛,一年出版一辑《新闻传播学研究生论丛》,必将有利于广大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开展学术交流,提升学术水平,必将有利于国内新闻传播院系提高办学质量,培育优秀人才。让我们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生论丛》第1辑的出版而欢欣鼓舞,为《论丛》今后若干辑的出版而共同努力!于重庆大学新闻学院2015年3月18日

新媒体与社会变迁

新媒体技术重建新的社会结构——基于“媒介决定论”探究社会结构的新变化

青年群体微信使用状况对代际交流的影响

微博语境下拟人际交往的行动策略和话语策略

半熟社会的“手机人”研究

新媒体时代品牌社群的构建与维护——以“米粉”社群为例

——基于“媒介决新媒体技术重建新的社会结构 定论”探究社会结构的新变化赵莹莹(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安徽合肥,230601)

作者简介:赵莹莹(1990—),女,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理论、媒介批评、新媒体,(E-mail)252360135@qq.com。

摘要:哈罗德·A.英尼斯早在《传播的偏向》一书中就提到,不同的媒介在时间和空间上偏向的不同,有助于产生行动和互动的不同社会环境。网络的快速发展打破了原有时间和地域的限制,空间的极度压缩,使每个人所处的现实位置已经无关紧要,地域、场景的空间真实存在消失,身体存在位置已经不是决定群体是否有共同经历的前提。进入新媒体时代,现实中人们行动与互动的方式以及现代社会的关系模式又有何新的变化?本文将侧重探讨网络传播环境中,新媒体的急剧发展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以及讨论新媒体技术下新的社会图景的几种趋向。

关键词:新媒体;新社会结构;重建一、新的社会互动形式的重组:技术媒体的互动影响

开创“媒介决定论”先河的多伦多传播学派先驱者哈罗德·A.英尼斯确定了媒介的属性:媒介在时间和空间上对社会组织产生决定性[1]的影响。英尼斯的研究给马歇尔·麦克卢汉带来了灵感:“媒介是我们的经验世界变革的动因,是我们互动关系变化的动因,也是我们如[2]何使用感知的动因——这里所谓的感知是经过媒介延伸的感知。”任何媒介施加的最强大的影响就是改变人的关系与活动,使其形态、规模和速度发生变化。不同技术媒介的配置不应仅仅看作是对以前存在的社会关系的补充,而且还对于现实社会中人们行动和互动方式产生根本的影响,正如哈罗德·A.英尼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媒介技术理论,事实上就是突出社会可以受媒体传输形式不同的影响。尽管考虑这一问题需要放在更广的社会的和体制的背景之内,但这是涉及影响程度的大小问题,从实践上看,新技术媒体已经改变传统媒体旧形式的互动模式,改变获取信息和传播的方式,为行动和互动创造新的中心和场所,使得新形式的社会互动成为可能。(一)跨越时间与空间的互动:从“类互动”到“准互动”

大众传播时代,作为商品化和可复制的象征形式的传媒产品可以与生产它们的背景脱离,并通过报纸、广播、电视技术媒体传输到时间和空间上遥远的环境。由于时空距离,技术媒体的配置把社会互动与实际地点分开,因此人们可以互动,即使不在共同的时空环境中。[3]纸质媒体传播时代,人们通过文字与远距离对象的相互交往;电子媒体时代,这种人际交往间的互动进一步把空间的扩展有效性同时间的及时性结合起来,两者的共同点为均以不同方式使人们不受共处一个领域的限制而确立、保持和发展社会互动的形式。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尤其体现在微博交往媒体中,媒介技术对社会互动的空间与时间的构成进一步改变,进而演变出一种新的媒介化互动形式。

大众传播在象征形式的生产与接收之间设定了基本的分离,这就造成跨越时空的一种特殊“类互动”(弱人际关系),在涉及个人与他人传播交往中,个人通过传统媒体方式回应他人,以建立形成互动的关系。但这仅仅是一种“类互动”,因为这种传播的流动主要是单向性的,接受信息者与传播者实现互动的方式受到严格的限制,信息接受者往往处于互动关系的被动状态,彼此之间建立的类互动性质也是脆弱的并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而新媒体技术环境下,尤其是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在人际交往中的使用与普及,则大大稳定了传媒化互动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使传统媒体中的“类互动”发展成新媒体中的“准互动”(强人际关系)成为可能。

就传统媒体而言,出现在报纸、广播、电视中的人物对大多数读者、听众及观众来说可能只是个符号,尽管电视的出现,个人被形象生动化,变成有声音、有图像、有情感表达的真实人物。但是,接受信息的大众也很难通过媒介技术与传播者实现语言的互动及情感的沟通,与传播者建立的关系是虚幻与想象中的。而在新媒体技术传播中,不仅扩展了人际交往的范围,而且也重构着传媒化的互动关系。比如:首先,微博网民可以通过加关注与他人建立互动途径;其次,通过评论、转发或私信拉近与对方的时空距离进一步稳定互动关系;最后,接受者通过回复完成与传播者互动的过程,从而实现人际传播中从“类人际关系”到“准人际关系”的转变。另外,媒介化准互动实现的可能性不仅取决于媒介技术,还包括信息的发布者、接受者的背景及所传输的象征形式的性质与内容。比如,对一个话题有着共同兴趣的网民,更容易从“类人际关系”发展成“准人际关系”。

新媒体将身处不同物理空间的人群整合进共同的虚拟场景:使得处于相同空间的人可以分离在不同的场景中,手机、iPad等移动新媒体的出现,使得“在一起”的人可以选择处于不同的场景中。新媒体对传播时效的不断追求,也使得人们的交往向即时在线转变。微博的简洁、微信的秘密和小群体性质,手机便携,加上无线上网技术的成熟,使得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进入网络获取信息并发布信息。(二)自我展示的互动构架:从“后期制作”到“现场直播”

任何语言和行动都发生在特定的互动构架中,身在其中的个人将或多或少地改变自我行动,以期与特定的互动场域相适应,以呈现与预先设定好的构架一致的自我形象,而将不适应的自我行动留在其他背景中。正如戈夫曼所说:留于相对于主要互动构架“前区”的“后[4]区”的背景。

大众传播技术媒体的配置,特别是电子媒体,伴随着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传媒化互动新形式的发展,使社会互动脱离了对共同物质场所的分享。把社会互动与物质场所分离,技术媒介的配置也影响到个人安排自我展示的方式和程度,使社会互动主要发生在“前区”中。在人际传播中,我们是依据自己对情景的定义来展示自我的,这里存[5]在着一种个人和角色的关系,这种关系要符合互动系统——框架。比如,在电话谈话中,一方可以自主选择与对方谈话的地点,排除影响交流的外界干扰因素,而被隔离的干扰环境则被视为互动构架的“后区”;报纸、广播、电视这类大众传播媒介中,由于记者、编辑、制作者等把关人的影响以及信息传播中存在特定的筛选标准,这类信息生产程序界定了一种主要的互动构架,在地域上远离读者、听众、观众,前区与后区的界限由传播者所独立决定,而信息的接收者只能在被预设好的构架中互动。而新媒体时代对传播者与潜在的传播者在处理自我展示方面不仅打破互动构架中的“前区”与“后区”的界限,而且在处理自我展示方面提供了新机会。新技术媒体的价值主要是通常会呈现在现实生活中,被传统媒体排除或认为属于后区的互动行为。自媒体时代,沟通的自由性、交互性,主体的广泛性和平等性,人人不仅是信息的接受者,同时也是信息的传播者与创造者,这种传播主体去中心化的过程打破了在互动中处理展示个体行为与形象的把关因素。今天,人们通过手机随手拍照并即时上传到微博中,跨越时空距离使信息的接受者看到一个微博人物的行动方式和情景完全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后区行为。因此,自我互动构架在新媒体技术中实现了从“后期制作”到“现场直播”的重新构建。

自我互动构架从“后台”走进“前台”,重新界定前后区行为的重要性,以及在这种互动构架内处于自我展示的重要性,这不仅为公众人物以及潜在的公众人物提供展示自我的空前机会,同时也带来巨大的风险。当下许多政府干部通过开通微博与网民互动,从自下而上的被动回应到自上而下的主动对话,扩展了自我展示的空间与平台,有助于政府真实感知到民众最迫切解决的问题,及时作出回应以避免引发冲突的可能。然而这也给公众人物在互动过程中增加了一定的风险,比如干部在微博互动中因为一些自我暴露或被别人暴露太多的后区行为频频落马的事件屡见不鲜,甚至成为近两年微博反腐的一种重要途径,今年的“悬浮照”“表叔”“房叔”就是其典型案例。

在网络的虚拟社会中,真实社会角色与身份被剥离,出现新的界定,社会阶层重新划分。现实虚拟社会网络越来越成为现实世界的延伸,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出现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相互交换。一个人可以用不同身份、角色参与到网络中,便显出多重人格,甚至借助于网络的匿名表现出极端、反常的人格特质。因而,如何取得互信,快速确定双方在交往中的角色扮演,是新媒体对社会结构提出的挑战。(三)技术媒介的回应行动:从“协同式”到“自发式”

约翰·汤普森提到,技术媒介可以使个人影响远方的他人,而技术媒介也可以作为在时间和空间上遥远的他人作出回应的个人创造新[6]机会。从面对面交往的口头传播形式,到纸质媒体时代的文字交往形式,再到电子媒介中的语音视频传播形式,直到当前网络媒介中的多媒体互动形式,现实中的人们进行着种种形式的行动或互动以回应在空间与时间上遥远的他人,而且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要多的人参与到越来越宽广和越来越全球式的传媒化公共领域中。这是由于传播的技术媒体的发展才有此可能的。

诸如报纸、广播、电视大众传播形式存在传播的单向性与反馈的滞后性因素,原则上可以使互动在公共领域里无限流通,回应的行动也应该会是多种多样的。但在实践上总在生产、传输和接受过程中受到来自政治与商业等因素的影响,掌握传播信息主动权的把关者使用各种方式对付因象征形式在传受中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素,因此接受信息者的回应行动则往往被趋同化,可以称之为“协同形式的回应[7]行动”。这种协同形式的回应在电视媒体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比如,电视媒体邀请专家和学者就热点新闻事件或受众普遍关心的社会话题,通过座谈会的形式策划一期节目,而这种集中式的讨论则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大众思维,以舆论引导的形式促成协同式回应行动的产生;再比如关于越南战争的广泛而生动的电视报道,至少部分地成就了反战运动的力量和协同性质。

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回应行动的本身脱离构成互动本身成立的因素,回应行动的真实性和范围都大大增加并较少受到限定。尤其在微博中,打破传统媒体单一性、单向性、滞后性的回应形式,通过网络使分散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人们利用各种方式回应其收到的信息,并且这种回应是打破传统组织形式的互动模式,可以称其为“自发形式的回应行动”。就微博事件而言,每个网民不仅可以看到其他网民的观点,同时也有表达自己观点的自由,这便为自发式回应行动的实现提供了前提。在浩瀚的信息浪潮中,公民个人无法处理庞大的信息量,便开始委托新人,通过意见领袖筛选信息、研判事实、进行新一轮的中心建构。在这一过程中,能够获得足够信任的新行为体,将成[8]为新的“权力中心”。随着网络舆论中心的形成,普通网民受新意见领袖的影响,自发形成互动关系的重组,比如,在“躲猫猫”“钓鱼执法”“邓玉娇案”等一起起网络热点事件中,就每个事件产生一个热点讨论的话题,以强大的公众舆论压力促使网络事件的解决。由此可见,这种由传统媒体议程设置到网络媒体议程设置的转变,便是技术媒介的回应行动从“协同式”到“自发式”成功逆袭的集中反映。

新媒体时代,网民表达渠道的扩展,带来话语力的分散和碎片化,新媒体朝着鼓励人人参与的方向发展,人们拥有了以往得不到的表达权。话语力现在不仅仅掌握在少数大众媒体和官方信息渠道手上,民众在各种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消解原有的权威话语中心,话语力从精英阶层向草根阶层下放,出现众声喧哗的局面。通过网络共享、分散资源集中,网络速率和信息利用率提高,用户的自主性和参与度得到很大的提升。二、新的社会互动形式的重构:公、私生活领域界限的消解

技术媒介的配置通过提供信息给分散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广大受众,不仅影响着他们行为互动的方式,而且也重构了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的界限。关于公、私领域的界定,主要借鉴西方社会中关于公、私领域的讨论,私人领域包括在市场经济中运作的、以盈利为目的的私有经济组织及个人与家庭关系;公共领域包括国有经济组织及国家与准国家组织。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首先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它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在这个领域中作为私人的人们聚到一起,他们在理性辩论的基础上就普遍利益问题达成共识,从[9]而对国家活动进行民主的控制。”随着媒介技术传播的发展,事件或人们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公众性不再直接与共同场合的分享相联系,即人们的私人生活通过媒介的传播可以成为公众事件,而公众事件也为在私人场合的个体所感知、体验。约翰·汤普森将这种现象描述为“传媒化公共事件”和“传媒化私人事件”。接下来本文将从两个维度论述公、私生活领域在传媒化过程中引起的新的互动形式出现的可能以及公共领域在新媒体环境下有何新的变化。(一)传媒化事件的两种接收方式:私人化接收与公共化接收

大众传播的发展,特别是电视传播媒介的普及,使发生在公共和私人领域的事件及人物一旦进入电视屏幕为生活在各个领域的大众所感知,就会瞬间成为公共性事件和公众人物,为生活在时间与空间都远离事件原先发生背景的私人家庭环境中所体验。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普及,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信息传播功能的发展,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获知发生另一个时空环境中的人和事,不但使发生在公共领域的事件在私人领域的人们的公共化过程变得更加公共化,而且也使发生在私人领域的事件在公共领域的人们的私人化过程变得更加公共化。共有媒体的出现,使得公共空间不断私人化;同时,使得私人空间也不断公共化。这就意味着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之间的界限越发含混,这是现代社会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比如,博客作为一种共有媒体而存在,它一度被认为是最好的表达“政治”意见的场所。但事实上,有很多博客都是在记录自己的隐私和生活内容,而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在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同一个博客在记录自己的隐私和生活内容时,也会在不经意间因为某一个时事而发表自己的态度与观点。这也就意味着共有媒体的公共性和个人性有很大程度的交叉,这是新媒体技术对公私边界进行的重构在公、私生活上的呈现。(二)传媒信息的两种互动阐释:漫谈式阐释与零碎式阐释

大众媒介的发展使公共性脱离共处的背景,人们不再亲身经历便能体验到更大更广范围内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事件,媒介技术又给大众参与公共和私人事件提供了新的平台。但是,这种参与仅仅是[10]一种“准参与”,因为大众传媒信息流的互动方式主要是单向的,接收者回应主要传播者的能力范围是有限度的,尽管扩展了大众的信息知情权,但信息表达权仍没有得到普遍解放。因此,约翰·B.汤普森将通过电视和其他媒体接收的信息称为“漫谈式的阐述”。随着新媒介技术逐渐进入大众传播领域,互动信息流方式的多样化,使传媒化公共性可以使更多的人以各种方式参与信息和传播领域。尤其是在微博、微信这个平台中,人仍然是主角,网民通过链接而形成的一个活跃的、有生命力的社群。在互联网中以“去中心化”的方式连接和组织起来的,接受媒介化信息的网民具有了灵活自由的回应能力,对传播过程的信息接受也有一定的创造力和控制力,真正实现大众信息知情权与表达权的双重回归。但由于微博碎片化的语言模式,弥散在网络微博中的信息、观点呈现复杂化、分散化及碎片化的特点。尽管网络意见领袖可以引导公众舆论的走向,但这种影响毕竟有限,集中式的互动模式依然很难形成,因此,传媒化信息的互动阐释又呈现出零碎化的特征。(三)新媒体技术是否敲响公共领域的丧钟

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公、私领域的界限正在消解,公共性与享有共同场所相分离。对此,有一些评论家把信息接受过程的私人化和零碎化视为现代社会中公共生活死亡的象征——技术媒介的配置以其源源不断的信息流进入私人家庭使得一度兴旺的公共领域寿终正[11]寝。然而,从公共生活在技术媒介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现状来看,这种观点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它根据的公共性概念是来自古希腊城邦的聚会,存在于近代欧洲的沙龙和咖啡馆里的对话式交流,主要是空间性和对话性的,与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然而,他们没有考虑到技术媒介配置的方式已经改变了公共性的性质,人们可以通过媒介实现跨时空的互动与交流,事件的公共性也不再局限于同享的时空环境,公共领域已变得非空间化,甚至变成脱离同在一处对话的思想符号,而这种符号的交流主体是实实在在的人,而非“无身体、无主体的”技术逻辑话语。也就是说,网络交往活动都是丰富的社会关系实践而非弥散于符号的话语实践;或者说,[12]交往者从来没有失去过对符号的控制。因此,为重构公共领域提供了真实的话语交往逻辑。

新媒体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单向的传播模式,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在互动性上大大增强,为受众提供互动交往的平台和空间,一改传统媒体在话语权上的霸权地位。从网络论坛到微博、微信,网民被赋予自由表达意见、参与公共议题讨论甚至是亲自报道公共事件的权力。在这个过程中,新媒体不仅为公众提供了参与的平台,同时也不断提高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和素养,并形成一定的公民社会组织。比如,“网络大V”王克勤在微博上发动建立的“大爱清尘”公益运动,不仅聚合了众多网民的参与,而且引起了政府部门的关注并将以立法形式保障尘肺患者的救治,这对于新媒体为公共领域建构所作的贡献无疑是最好的例证。应该说,新媒体为公共领域的建构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外部保障,因此,新技术媒介语境下的公共性不仅没有敲响公共领域的丧钟,而且还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互动形式的公共领域。三、新媒体发展中新的社会图景的几种趋向(一)新媒体的全时空性特点迫使人们时时保持待命状态

网络全方位的覆盖,使得社会交往速度越来越快,很多时候都要求人们及时甚至即时作出回应。这样一来,人们的零碎时间被最大限度地整合,新媒体侵袭着人们的时间,使社会时刻处于即时在线的紧迫感中。微博、微信、优酷等终端的使用,给我们带来瞬时间的感觉,加剧了人们对事物“即时满足的需求”,因为这种移动终端的时空使用更加便捷、紧凑、狭小,压缩、模糊了传统意义上的时间和空间。目前“微博控”“微信控”正是用户在浏览与使用移动化媒体的过程中,即刻感受时空一体化,瞬间体验时间流逝与空间流动的快感,无法从中抽离。(二)新媒体改变着人的记忆与思维方式

传统媒体借助的是信息顺序,即信息按照一定的次序呈现,而新媒体的信息呈现是非线性的、圈层的,超链接信息呈现方式重构了以往的顺序,对“终极解释”和知识权威的敬畏感被消解。网络上搜索引擎的出现,对人们思维方式带来巨大的冲击,上网搜索逐渐成为解决问题的方式,因而,记忆方式发生变化,更多的选择记忆在于重要的信息点和信息的获取路径,而不再是具体的内容。新媒体正在以多维方式不断建构并再造新的社会图景。(三)新媒体话语结构建构新的话语体系

网络新词的传播和发展依赖使用者的约定俗成,内涵丰富独特,表达方式十分贴合网络语境的氛围。一些产生很早的网络词语,起初可能有争议,但争议能够随时间的推移而被遗忘,依然为人们所使用,甚至逐渐得到专家权威的认可而流入汉语词汇正统。四、结语

新媒体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但在享受技术优势时,也要防止人的异化。人创造了新传播技术,不该被自己创造的东西所控制,要防止为物所控。另外,渠道多元与内容的短缺、信息相对过剩与优秀资源的稀缺,是目前的新问题。新媒体造就的趋向无限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也可能会将人们引向精神的泯灭。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给社会结构带来新的变化,影响着未来新的社会结构的建构,而在这建构的过程中一切都充满着矛盾与关节点,等待着我们抉择和妥善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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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芮必峰,金萍华.身体在场:网络交往研究的新视角[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5).青年群体微信使用状况对代际交流的影响孔澜静(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100000)

作者简介:孔澜静(1991—),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传播、跨文化交流、新媒体,(E-mail)cq_chloe@163.com。

摘要:本文利用问卷调查的方法研究了青年群体微信使用状况对代际交流的影响,利用SPSS对问卷结果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认为:微信重度使用的青年群体虽然过多的交流时间分给了同侪群体,但父母已经被部分接纳进入这一空间,并在这一空间与青年群体进行直接交流和间接交流。此外,青年群体所在城市、是否和父母在同一城市等因素影响到了其微信使用的频率、自我展示程度以及和各群体的交流频率。

关键词:青年群体;微信;代际交流一、研究背景

中国正处于由半工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与信息社会齐头并进的阶段。这个阶段,城市经济的大肆发展、城乡结构的变化、信息技术的发展都会影响到家庭结构的变迁。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中分别提到了工业化社会和信息社会中家庭结构的变化。第二次浪潮当中,也就是向工业社会推进的浪潮当中,家庭结构由于人员越来越富于流动性而改变,家庭成员流向有用工需求的城市,小家庭成为了工业社会的(1)标准。第三次浪潮,即信息浪潮,允许生产的非中心化和非城市化,新的生产体制将解放员工,让员工可以回归家庭,从而形成以家庭为(2)中心的社会。在中国的发展轨迹上,这两个预言中应该是递进层次的家庭结构有了中国的特征:一方面,信息技术发展,社会化媒体涌入生活,人们有了去中心化和回归家庭工作的技术条件;另一方面,城乡二元结构加剧,大量青年进入一线城市谋发展,信息技术还在服务于工业化进程,而非生产非中心化的新型工作方式。回归家庭是信息化社会发展到一定时代的预言,但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大多数青年无法回归家庭工作,信息技术更多的是创造了青年与家庭成员交流的空间,其中社会化媒体的兴起尤其会对家庭成员的关系造成影响。

社会空间形式的多层次性也与社会时间相对,人的一生从社会空间的概念来看可以属于很多层次:个人不断变动的单一生命空间、家(3)庭空间、工作空间、家族空间、地域空间和有限历史空间。青年群体涌入大城市,个人的单一生命空间和工作空间都会随之而改变,远离家庭、面对生活压力是大多数城市外来者都必须面对的情况。因此,在研究中可考量不断变动的空间在任何一个时间段中都同时对人具有意义。

中国国家统计局将15—34岁的人界定为青年,目前,中国主要的青年群体为1980年到1999年出生的这个群体,这个群体是被贴上了“80后”“90后”标签的一代。这一代出生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城市中心化是这个阶段的重要特征,许多青年进入大城市工作;另一方面,这一代也是最先接触到信息技术并进入社会化媒体的一代。这一代人有着自我独特的个性,和父母之间的交流也不同于传统形式。

在中国现有的背景下,当这一代青年的父母在社会化媒体使用扩散过程中逐步进入这一个新型交流空间时,家庭关系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形态,是值得我们探究的。二、文献综述:关于媒介对代际交流影响的研究

新兴媒介的出现对家庭关系尤其是代际交流的影响一直是学者研究的焦点问题。媒介可能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也可能转移家庭成员的注意力,导致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减少。早期有学者认为科技(4)提供了灵活的交流方式,但实际上则是弱化了家庭的纽带。但同时也有研究者称新媒介如网络视频为异地的家人提供了面对面交流的平

(5)台。新媒介是一个时代背景的反映,也是这个时代所特有的信息传播工具。每当一种媒介出现时,其产生的影响到底如何是值得探究的。

中国学者关于媒介对现代关系的影响的研究多以描述性分析为主,有学者对以手机为载体的亲密传播进行探讨,认为传播的内容如果为原创的话,能够更体现关系间的亲密度。研究中的青年受众更倾(6)向于与朋友、恋人之间的频繁交流,和家人之间的交流较少。另有学者认为电脑满足了家庭内部成员对于“个性化内容”“私人空间”的要求。电视加强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接触,为邻里之间提供了沟通的话题。电脑提供了家庭成员更为直接的面对面“视频”通信,电脑呼(7)吁一种更平等、更广泛的新型代际交流。也有学者从电视和网络的特性出发进行分析,得出两者使得家庭逐渐独立,且越来越私人化,这不仅体现在物理空间上,也体现在受众消遣的个人化上,同时也导(8)致了人们心理上及精神上的孤寂。此外有关于社会化媒体如微博对(9)亲子关系影响的探讨,这一类探讨基于对社会现象的观察,提出新媒体时代建立亲子关系的方式,但无经验性证据支撑其讨论。

国外学者关于媒介对家庭关系的影响研究颇丰,其中涉及夫妻关系、代际交流的研究,在此主要梳理媒介影响代际交流的研究。首先,在于新媒介是否能够提升家庭内部之间的交流问题上,Carmen和Steve认为家庭内部的交流并不是一个随时随地可以联系的问题,而是家庭成员能够在可用的媒介中选择最适合自身与家庭其他成员交流(10)的方式。新媒体的发展预示着一个随时随地都能联系上对方的时代,现代化的生活充满了机会、提供了手段,让人可以参与到社会化(11)交流当中。充裕的媒介并不能提升家庭内部之间的交流。

Breedveld等人针对充裕媒体并不能提升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交流的解释是,20世纪的家庭成员更愿意花时间在家中,而不是参与(12)到交往的活动中。技术在家庭的扩散让家庭成员各自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到新兴的媒体上。

此外,有学者的研究表明,青春期开始之初,家长和孩子之间相(13)处时间减少,身体亲密的机会也随之减少,更多青少年和他们父母之间的正面交流增加了。但是青少年对家庭凝聚力、亲密度的感知在下降。父母常常在外而青少年根据他们自己的时间表做事,而不情(14)愿与家人在一起。社会化媒体让人们可以轻易地和他人联系,创造了很多表面的、暂时的弱关系,这样的联系通常是单—双线性联(15)系,限制了更多亲密的表达。

从学者的研究中大致可以看出,对于每一类型的新兴媒介,探讨都是从促进或是抑制青年和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为出发点的。从国外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新兴媒介尤其是社会化媒介创造了过多的弱关系,从而未能达到促进家庭成员之间交流的目的。但正如研究背景中所分析,中国的社会结构、家庭结构都与国外有着较大的区别,因此,社会化媒体在中国青年群体的使用状况如何,是否影响到了青年群体和父母之间的沟通等问题还尚待进一步利用经验性证据进行探讨。三、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2013年是微信发展的一年,大量微博用户流入微信,微信成为社会化媒体中持续发展的一支。因此,本文选择了微信上的青年群体进行研究。微信是一个与过去所有媒介都有着差异的媒介形式,它构建了一个半封闭半开放交流空间的社会化媒体。微信所提供的不同之处在于,使用者对于进入该领域的家庭成员是可以设置权限的,部分家庭成员可以查看使用者的信息,而另一部分家庭成员不可以查看使用者的信息。这就导致出现了两个空间:一个是使用者愿意自我展示信息的空间;另一个是使用者不愿意展示信息的空间。但显而易见的是,不论使用者是否接纳家庭成员进入他们的信息展示空间,他们都已经将家庭成员接纳进入了一个可以与之直接进行信息交流的空间。“80后”“90后”的父母属于微信这一类社会化媒体使用的跟进者,他们对新型的社会化媒体的使用在时间上和子女的使用是脱节的,滞后的进入使用让他们对这一新兴的社会空间感到迷茫,技术的上手是其中的一部分难题,和子女如何在这一类媒体上进行有效的交流是另一个难题。这个空间与电话或网络视频不同,因为其不要求即时作出回答;它又与短信不同,因为可以进行语音聊天,增加了交流中的聊天感受。重点在于三个问题:一是接纳父母、长辈进入这一空间是否增进了两者之间的交流,如增进或抑制了交流;二是父母、长辈进入这一空间是否直接影响到了使用者在朋友圈的自我展露,影响到哪些信息的展露;三是青年所在城市以及与父母同城是否影响到其在微信上的交流和自我展示。

针对文献梳理和研究问题,笔者提出以下的假设。

①微信提供了交流平台,但是父母、长辈与青年一代的交流在微信中尚有限。

1—1微信中大多数青年和长辈的交流频度小于同龄人之间交流频度。

1—2微信上多数青年对父母设置了朋友圈权限,自我展露信息度较低。

1—3微信上多数青年朋友圈信息展示受到父母影响,部分内容发布受限。

②微信上青年群体的自我展示受到是否与父母同城这一因素影响。

2—1和父母居住于同一城市的青年在使用微信和家长交流频度要高于不和父母居住在同一城市的青年。

2—2和父母居住于不同城市的青年在朋友圈权限上设置更为开放。

③所在城市级别影响青年群体的微信使用频度以及和家人的交流。

3—1一线城市中的青年群体在各类人群的交流频次上都高于其他城市的人。针对这以上假设,笔者在调查问卷中设计了如下几个调查方向(详细问卷见附录)。

①青年群体微信的使用状况:使用频次、交流群体、微信中主要功能的使用。

②青年群体微信上的自我展露状况:是否自我展露、父母是否影响自我展露等。

③该群体的具体信息:所在地、性别、收入等因素。

笔者问卷设计完毕过后主要在网上进行投放,包括在新浪、微博、豆瓣、人人等社交平台进行随机投放。此次调查总共回收110份问卷,其中有87份的受众年龄符合要求且使用微信,笔者运用SPSS对此87份问卷进行分析。需要说明的是,此次问卷受数量限制,其中,很多结论尚待进一步充分的证据进行再次验证。四、微信使用与代际交流(一)被调查青年群体构成状况以及其微信使用情况

首先,在被调查者的构成上,男性48.3%,女性51.7%,男女比例基本均衡。在年龄分布上,被调查者最小为20岁,最大27岁,主要群体为本科生、刚毕业的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等。样本中63.2%的人群处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23%处于各大省会等二线城市,符合研究者要调查的群体。在55个处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青年中,有72.7%的样本成员不与父母处于同一城市;在20个处于各大省会等二线城市青年中,有55%的人不与父母处于同一城市;在三线城市及其以下乡镇的青年中,有50%的人不是与父母处于同一城市。笔者进一步探寻了是否和父母同城受到哪几个因子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是否和父母同城与受教育程度呈现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287(kendall系数);而受教育程度和所在城市呈现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254(kendall系数),体现出了前文中分析的趋势,青年群体流入大城市学习、工作,越是往大城市流入的青年,和父母同城的可能性越低。使用微信的频率与所在的城市也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381(kendall系数),也体现出了越是在大城市里的人,越是有利用微信进行交流、交友等需要。微信为他们开拓了新的空间。

在微信使用情况上,83.9%的人在一年前开始使用微信。在微信使用频率上,69%的人每天都会频繁地使用微信,只有10.4%的人微信使用频率较低。因为大多数人都属于微信的重度使用者,所以笔者分析他们的重度使用是否增进了他们和父母之间的交流。由图1可见,利用微信与父母、长辈沟通的频次还是较少。图1 利用微信与父母、长辈沟通情况

从图2可见,青年群体主要还是利用传统的通信工具,即电话和短信与父母进行交流。QQ作为一种新型聊天工具在中国发展多年,但是低于50%的青年选择其与父母进行交流。而另一新型社会化媒体微博上,只有7人与父母在此平台上进行交流。社会化媒体上父母和子女的交流明显要少于传统媒介。图2 利用其他工具与父母进行交流情况(二)青年群体与各群体交往情况对比

前部分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不同城市级别确实影响到了青年人群的流动和微信上的交流。因此,需对比不同城市使用微信者与各类人群的交流频次如何,进一步分析青年所在城市级别是否影响到了其与父母、长辈之间的交流。

1.青年同侪交流多于代际交流,一、二线城市青年群体更多使用微信与各类人群交流

表1由SPSS比较均值得出,从中可见,“北上广”一线城市中的青年使用微信与各类人群进行交流的程度和二线城市的人群比较接近,但“北上广”的微信使用者与同学、同事再与父母、长辈的交流的程度都略微高于二线城市的人群;而二线城市的人与同辈家人和陌生人群体的交流比其他城市的人多。同时,横向对比各级城市微信使用者与人群交流程度可知,不论是在哪一城市级别,和父母、长辈在微信的交流都是远远低于和同学、同事、朋友这三个人群的交流,假设1—1成立。此外,由表1可见,一、二线城市中的青年群体微信使用差异不大,三线城市开始出现各群体较大差异的交流程度,假设3—1不成立。表1 不同城市微信使用者与各类人群的交流程度均值

2.是否和父母同城未影响代际交流中对社会化媒体空间的利用

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青年群体超过70%未与父母同一城市,但这一要素并未明显提升其与父母在微信上的交流频率。笔者继而经过卡方检验检验两者关系,发现所在城市与父母、长辈交流的频率并没有显著关系,假设2—1不成立。这一部分可以看出,微信虽然为青年与父母、长辈提供了有效的交流空间,但这个交流空间还未被有效地利用,青年群体主要还是依赖传统的交流工具与父母进行交流。

虽然在一、二线城市的人利用微信与父母、长辈交流的频次数相对三线城市增加,但差距仍然较少。笔者分析其可能的原因如下:①微信的创新扩散仍处于上升期,尚有一部分父母、长辈未进入此空间;②微信的青年使用群体更倾向于和同学、朋友进行日常交流;③微信中父母的进入会影响到青年使用者的自我展露,从而影响其使用感受。

3.性别因素未影响到青年群体在社会化媒体上的代际交流

在此部分,笔者同时探究了性别是否会影响到各级城市青年和各个人群的交流。三线及其以下的城市,女性使用微信与同学和朋友交流的频率远高于男性。男性在各级城市使用微信与同事交流的频率都高于女性。这两个现象都与男女的角色预期相关。而在一线城市的女性使用微信与父母、长辈交流的频率只略高于男性;二线城市的男性使用微信与父母、长辈交流的频率高于女性。总体看来性别因素进入微信空间并未对使用者与父母、长辈的交流产生影响。(三)青年群体在间接交流空间的自我展示与互动情况

1.社会化媒体提供间接交流空间,间接交流空间的自我展示受父母影响

此部分笔者主要探寻父母进入微信空间对青年群体自我展示的影响,如图3所示,不和父母同城的青年在权限设置上更为开放,和父母同城的青年群体在权限上更为封闭,假设2—2成立。而总体上看来,不论和父母是否同城,青年群体的朋友圈对父母是相对开放的,假设1—2被拒绝。图3 是否和父母同城人群对家人权限设置情况N=87

在卡方检验当中,对家人权限和是否父母同城关系显著,Gamma相关系数显著且为-0.584,两者呈现负相关。不与父母同城的被调查者的自我暴露程度更高。这也就说明,微信虽然未增进父母、长辈的直接交流,但是一定程度上通过自我展露促进了间接交流。这种间接交流的作用对于不和父母同城的群体影响更为明显。笔者分析认为,和父母同城的群体因为日常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和父母进行交流,不愿意再次在社会化媒体空间上向父母展露更多的自我信息;而不与父母同城的群体的权限相对稍微开放,这也是基于两者间距离较远,日常生活中交流渠道较少而形成的。

2.间接空间相对开放,而家人对此空间的利用有限

从图3、图4可见,38人偶尔回复家人的朋友圈,15人经常回复家人的朋友圈;而家人对使用者朋友圈的回复相对较少,29人从未得到家人在朋友圈的回复,29人偶尔得到家人在朋友圈的回复。在相对开放的朋友圈当中,个人展露信息,给家人和个人的互动提供了间接交流的空间。从数据上可见,家人对此空间的利用较少。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家长中,尤其是父母、长辈对“回复”一类社会化媒体的功能的使用熟练程度受限;第二方面可能是家庭成员之间还未习惯这一类社会化媒体上的互动方式。此外,还有一部分人因为设置了权限或不发布朋友圈信息,因此在这一空间中与家人无交流。图4 使用者与家人的朋友圈互动情况N=70(排除家人不发布朋友圈信息者)图5 家人与使用者朋友圈互动情况N=63(排除个人不发布朋友圈信息者)

3.间接交流中自我信息展露部分因父母进入此空间而受限

即使总体上来说青年群体在权限设置上已经对父母家长较为开放,但是父母能够看到朋友圈的自我展示信息依然对他们的信息发布产生了影响。

在问卷调查中,有36个被调查者对于父母影响到自己发布的信息类型进行了填写。从其填写文本中分析可见,父母、长辈主要影响到自己发布的信息较为类似,主要分为以下几个类别:负能量信息(关于吐槽、抱怨、心情不好的信息)、个人感情信息尤其是恋爱方面的信息、大尺度信息、身体健康信息。前三类信息受影响占比最大,最后一个信息类别占比很小。这说明青年群体虽然部分接纳父母进入自我信息展露空间,但是接纳的结果是自身表达受到限制。笔者认为这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青春期是在敏感问题上与父母交谈较少的情形还尚有遗留;二是青年群体处于学业和事业的上升期,发布负面信息将引来家人过多的关注,从而产生压力,不过此部分尚待更多的经验证据证明。(四)从微信使用功能与交流群体的因子分析看青年与父母、长辈交流

为进一步分析微信的使用情况与代际交流之间的关系,作者在SPSS利用降维分析对微信的9个功能以及7个交流群体进行因子聚类,因子分析具体内容见表2。表2 微信功能使用与不同交流群体的因子分析

这一降维度过程的结果有利于进一步对微信的使用人群进行探究,笔者通过对因子的提取得出以下6个明显不同的微信使用人群,从中可以明显看出:第一个因子是同龄熟人交流,这一因子中的人群大量使用文字聊天、群聊天、朋友圈和订阅号,为用微信和周围熟悉的人进行交流的重度用户。但可以看出这一类人群主要交流的对象为同学和朋友,微信为他们提供的是维护同侪强关系的平台,对其代际交流并没有过多的影响。第二因子为同龄半熟人和家人交流,这一因子中的人群交流的对象主要是同事、老师、父母长辈以及同辈家人。但从微信各项功能的使用程度上可以看出,这一类人并不是微信的重度使用用户,微信提供了其和家人交流的空间,但是这种交流并未得到强化。第三个因子为陌生人交友,这一人群主要使用功能为“摇一摇”,主要用微信进行交友,而非进行交流。第四个因子为弱关系维护,这一类人重点使用秀出二维码和语音对讲功能,但从其沟通频率上可以看出,其并不注重和任何一个群体的沟通,因此,其主要是利用微信来进行弱关系的维护。第五因子是对微信附加功能进行利用,这一类人主要运用微信接收其他客户端的信息或者查看订阅号的信息,并不以微信作为交流的工具。第六因子是娱乐,这一类人群只用微信进行娱乐。从属于后四个因子的人群都不是主要以微信为交流空间的人。从因子分析的结果可见,青年群体在微信的使用上是有分层的,交流、交友和娱乐的人都有。

从因子分析的结果来看,重视与父母、家人进行微信交流的群体实则不是微信的重度使用群体;而重度使用微信进行交流的群体则在与父母、家人的交流上少于前一个群体。通过分析可知,前一个群体一般是刚入职场的青年,是真正需要开始承担其对父母责任的一代,也是需要听取父母意见、开始面对社会竞争的一代,因而其与父母的交流随着其步出校门而增多。还停留在学校中的青年群体,不论是否和父母同城,都更加注重和朋友、同学之间的交流,这与青少年时期的特征相似。转移到社会化媒体上来,就呈现出与父母之间的交流远远少于其他群体。五、研究总结

从假设验证的结果可得出,微信中大多数青年和长辈的交流频度小于同龄人间交流频度,微信上多数青年未对父母设置朋友圈权限,自我展露信息度一般,具体的信息发布受到父母进入该空间的影响。和父母居住于同一城市的青年在使用微信和家长交流频度要高于不和父母居住在同一城市的青年。和父母居住于不同城市的青年在朋友圈权限上设置更为开放。一、二线城市中的青年群体在各类人群的交流频次上都高于其他城市的人。

从研究的结果中可以看到,单纯地说微信有利于维护代际交流还是对代际交流维护无益有害都是片面的。微信重度使用的青年群体虽然过多的交流时间分给了同侪群体,但是父母已经部分被接纳进入这一空间,并在这一空间与青年群体进行直接交流和间接交流。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中的青年群体在各类人群的交流频次上都高于其他城市的人,而三线城市在此与一、二线城市拉开差距,这里可看出社会化媒体的使用实则是受到了使用群体所在城市的影响。笔者所说的青年群体涌入大城市,工作、学习压力增加而促使其更多的在微信上和朋友的交流是有依据的。总的来说,微信给青年群体与父母、长辈之间的交流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平台,双方都可以通过这平台与对方进行一定的交流。但微信使用群体的进一步的扩散、年老一代适应新型社会化媒体的程度对代际交流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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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Yarosh,S.,&Abowd,G.(2011).Mediated parent-child contact in work-separated families.Proceedings of the 2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附录

一、基本信息

1.您的性别是?[单选题][必答题]

1)男

2)女

2.您的年龄是[填空题][必答题]

3.你是否使用微信?[单选题][必答题]

1)是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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