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杰里米·布莱克 (Jeremy Black)(作者), 廖文静(译者)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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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简史试读：
前言
作为世界历史中的大国，英国在历史上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世界上其他国家。不仅如此，随着现代社会的频繁变化，人们不断涌现出关于历史的新观点，而英国的历史总是带给我们全新的认识。2013-2014年，在我写作期间，英国政府面临着可能分崩离析的形势，因为在2014年9月的公投期间，苏格兰可能会投票表决是否要脱离英国独立。不管这一事件是否发生，英国政府出现分崩离析的可能性反映了当今社会形势明显不同于过去的大环境，哪怕仅仅是20年前的整体形势。实际上，帮助筹办这次公投的苏格兰议会也仅成立于1997年，那时工党在英国大选取胜后进行了一次公投。1999年苏格兰议会进行第一次投票表决苏格兰的地位。在这次公投中，苏格兰独立被驳回。我非常清楚那些在发展变化着的历史观，因为变化的过程不仅解释了为什么新历史观的出现势不可挡，也解释了为什么个别历史学家需要重新评估他们个人的观点、重新调整他们的研究方向。对国家历史，人们尤其需要变化发展的历史观。如果没有对过去的理解，我们就不能够鉴别我们的现状、考虑我们的未来。历史赋予国家和民族特别的身份，同时也展现了其个性和社会凝聚力，因为集体记忆也是公共教育的关键。历史不仅是事件，更是一种过程，它不仅仅是过去一定数量的事件的集合，更是今夫我们对过去发生的事件之问如何联系、为什么发生、怎样发生飞结果如何飞又发生了什么变化等问题的理解。理解了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才有可能看清历史作为一个过程是怎样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是怎样在漫长岁月中发生改变的。
另外，历史不仅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样对决策有参考意义。1215年，英国贵族迫使约翰王签订的协议是以亨利一世加冕时所颁布的《自由宪章》为根据的，亨利一世承诺不再像前任国王威廉二世（1087-1100年在位）一样滥用王权。随后，约翰王不得不同意接受1215年的《大宪章》。17世纪早期，詹姆士一世(1603-1625年在位）以及查尔斯一世（1625-1649年在位）统治期间，《大宪章》成为限制王权、反对皇室特权的声明和制定法案的宪法依据。历史的参考作用延续着。查尔斯，第十一世诺福克公爵（1746-1815），坚定的辉格党人，在他的封地阿伦德尔城堡，意图建一座八角大楼来纪念《大宪章》订立 600周年。这座大楼旨在献给 “英国贵族在约翰王统治下获得的自由 ”。
历史是关于时间的，而时间又包裹着其间的环境背景和时代变化。这种关系可以从结构和事态两个方面，或者说环境和事件两个方面大致简化。这种划分对复杂的动态变化并不公平，但也只能如此。毕竟这就像我们通过语言表达自己，却也因为语言而使得表达受到限制一样。
英国历史的关键结构要素在某种程度上是区域性和整体性的统一。前者，很显然，岛屿脱离邻近大陆的海岸，全国大多数地区都接近海洋和港口。温和的气候贯穿整个英国人类史，这里有充足的雨水以及一年内极少数低于冰点的气温。这样的气候使得英国的农业不受限于人工灌溉，全年的渔业、航运业同样也很发达。此外，英国还拥有丰富的建筑和能源资源，包括木材、石料、砖块以及煤矿。
英国历史上的综合要素也是其独特的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的产物。其发展是复杂而曲折的，关于其发展的探讨涉及国家性质和文化的认可，同时也要经受国家特例论的质疑。然而，法律的性质和典型角色，财产飞权利飞家庭结构以及政治自由这些要素对英国社会和政治文化都至关重要。同样，无论在实践中受到怎样的条件限制，追寻自由对英国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这些综合要素明显出现在比较语境中。英国带来的许多不幸，如果不算是罪恶的话，如帝国主义和奴隶贸易，事实上并不是英国独有的，对它的批评大多数是没有站在历史的角度，而更多的是从现代社会议题的角度。实际上，在这些特例中，英国政府有限的职权很大程度地影响了英国帝国主义特质的形成，尤其但不仅限于殖民地接收了大量英国移民的情况。另外，很多被帝国主义侵占的国家，尤其是印度，已经被占领的土地仍然频繁地被其他帝国征服。英国或多或少引进了帝国主义的危害，用大英帝国取代了原有的另一个帝国。18世纪，英国可耻地成为大西洋奴隶贸易的领头军，但其在随后结束奴隶贸易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19世纪，英国皇家舰队在大西洋和印度洋一直扮演着监管整顿的角色。
然而随后的英国带头反对暴政和侵略，包括反对热衷于战争、贪得无厌的法国扩张者和独裁者拿破仑（1799-1815年在位），以及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英国在 “二战”中为反对纳粹飞捍卫自由所投入的能量和资源达到了巅峰，这可以说是正义，甚至是英国的使命。无论修正主义的过去和进展多么受人忽视，但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个人和社会团结一致共同面对这些困难和挑战，不仅拯救了自己的国家，更多的是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这些都是值得铭记的。虽然20世纪60年代，激进的社会文化巨变使得前几代人的信仰受到挑战。事实证明，这种集体的信仰对1945年之后的英国公共文化是至关重要的。
聚焦英国社会和政治文化的特质，要同时考虑、多种因素，尤其是：这种政治文化是如何形成、保持并得以发展的？为什么这种文化成为英国的？这种文化对英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有什么意义？辉格党的必胜观认为发展是必然的，发展也是过分简单化的。然而要想在一本薄薄的书里如何才能最合时宜而不受到辉格党必胜观的影响，完整地呈现这些事件，这的确是个挑战。这一方法论的存在本身就是英国历史的一部分，事实上，辉格党的必胜观对 18世纪和19世纪的评论员观点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此外，谈论英国的历史，必须要强调各部分历史和不列颠整体间关系的复杂性。来到不列颠的移民人群，甚至是航海去远方组成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美国人口的人群，在历史中应被理解为不列颠的居民而不是种族群体。迁移人口间的互动，在上述的综合因素中应予以重视。
我今天在本书分享的观点是由本人受邀在伦敦博物馆、查尔克谷文学节、玛丽华盛顿大学演讲的演讲词中发展而来的。我也受益于约翰·布莱尔、比尔·吉布森、鲍勃·海厄姆、默里·皮托克飞奈杰尔 拉姆塞飞奈杰尔 索尔飞理查德 托伊以及两位匿名读者关于全部或部分初期稿件的意见的来信。我还要感谢迈克莫斯巴彻允许我使用由社会事务部门发表的材料。我很高兴能将这本书送给我最贴心的朋友珍妮福布斯。第一章 总论
历史总是和人们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认同、价值问题紧密相连。随着人们对两者认知分歧的增多，公众史的性质也成了争议话题。这种情况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很常见。近年来民族认同日渐淡化，或在一些人眼中看来，暧昧不清，上述争议再度尖锐起来，英国社会（像其他地方一样）产生了是否动用公共手段来确保公民保持民族身份认同的争论。一方面，这些手段管控人身、剥夺人权。在 21世纪的头十年里，英国有过通过身份证明管理民众、强化移民管控的提案，也曾施压对民众实行各种测试，以此作为获得公民身份的条件。
另一方面，争论本身又不口民族身份认同的探索相关，身份认同的探索会引发公众追溯本民族的共同记忆和习惯假设。历史意识和这一过程有着密切联系，它既提供了民众共同信仰和习惯假设的框架，也是民众历史意识的表达渠道，人们只有具备这种历史意识，才能保持自己对民族身份的认同。
在此背景下，本书的探讨力求不偏离当前争议的焦点，以免让简述国家历史成为不切实际、罔顾后果的行为。为此，在叙述历史时，许多敏感的论题需要斟酌。对英国来说，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关联着过去的史实。例如，《BBC历史杂志》在2006年6月的刊物上报道了它进行的一份民意调查。 i亥调查给出十个日期作为选I页，以你“认为史上哪一天该成为英国人的节日”为题，让被调查者做出选捧。得票最高的是 “大宪章曰 ”，即 6月 1 5日。《大宪章》是约翰王受反对派贵族施压在1215年签署的协议。该协议以书面形式限制了王权，因此也被视作自由宪章。《大宪章》反响久远，有着持续的影响力。正因如此，2014年的3月14日，万维网创始人蒂姆·伯纳斯－李才在BBC第4频道呼吁以 “大宪章式权利 ”来维护人们在互联网上的权利。事实上虽然1215年的《大宪章》批判了约翰王的统治，确立了与此前不同的行政标准，但这一历史事件只影响到英格兰地区，并未波及苏格兰或威尔士。约翰王统治英格兰、部分威尔士地区、小部分爱尔兰地区，以及不断减少的法国领地，但他从未统治过苏格兰飞完整的威尔士或完整的爱尔兰地区。
本书中涉及的一些论题之所以敏感，是因为它们涉及平衡各部分内容的问题。该用多少篇幅讲述苏格兰或威尔士的历史？移民们在过去两个世纪的英国史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如何叙述更广阔的关联背景（尤其是与欧洲大陆有关的内容）？偏颇的历史叙述及不当的平衡方式总是有被批评的风险。因为偏颇的历史叙述会相应地产生不客观的观点。比如，人们没有给予英格兰历史足够的关注，没有对它进行独立研究，而往往错误地用 “四个国家”分类法来研究整个不列颠历史，即把全不列颠分为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四个部分。
人们常犯的另一个错误，是只将注意为投注在英格兰的各个地点及各大区域上。事实上，各地区的历史角色转变及产生重要变化的个别地带也需得到这种关注。例如，在18世纪晚期，煤炭行业出现以前，英国北部、西米德兰兹君队苏格兰中部以及威尔士南部，与它们之后的历史地位相比，并没有那么重要（相对而言人口也不密集）。反而英格兰南部地区在当时占据重要地位。该地区不仅拥有肥沃的农田，而且多数行政机构、海军基地、英国各大高等学府及英国法律飞出版中心均落址于此。
在讨论时，如何恰当地划分地理区域也是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不管采用何种合理的划分方式，当人们把注意力放在局部地区时，都会相应减弱对整休的关注，分散了人们集中在全英，或确切地说，全不列颠的民族认同和经验维度上的注意力。此外，人们意识到本地和区域的自然环境因人类活动发生了变化，这种意识不仅让人们获得了重要的人生体验，也促使人们对国家范围内产生的环境变更展开讨论。例如，W·斯坦利 ·赛克斯在他多次再版的《失踪的放贷人》（1931）中提到一个虚构的英国制造业小镇巴哈文，在那里，19世纪快速无序的增长留下以下场景：
肮脏的房屋拥挤不堪，相互紧邻着延伸至死胡同里。大街小巷充斥着难以置信的丑陋景象，全然不顾对光和空气造成的影响。工厂散发着烟熏和其他难闻的气味，随机地散布在镇上的居住区中一一整个城镇一直笼罩在各式烟囱迷宫排出的浓烟中。
人们不顾一切，花费昂贵成本改正过去五十年持续犯下的错，而20世纪的钟摆已摆向复仇的另一端……对现代交通而言，狭窄的街道是死亡陷阱。它们正被人们用出奇高的费用进行扩建。
被开发的自然环境，和人们受自然环境影响建成的入造环境一样，反映着过去和现在。环境的压力、经济机会和管理的推动力，这些都影响着生活和工作在那里的人们的体验。
长久以来，人们普遍以辉格党看待历史的方式对不列颠的国家历史进行解读，该历史观以英国政党（辉格党）党名命名，渗透着十八十九世纪主要的政治和思想倾向，强调不列颠国家人民应是新教教徒的身份，尊重产权，认为法律和议会的统治是巩固自由的方式。该历史观融合了提倡民族唯一性的爱国情感以及对外来族群的长期排斥及鄙视。辉格党历史观认为历史是朝着某种必然方向前进的，并且是稳定提升的，简言之就是有目的性的进步论。
举例来说，多产作家约翰·洛克曼在《新英格兰历史》（1760)第14版的献词中写道：“要致力于使全民族沉浸在光芒中，用对纯洁宗教的、对自由的挚爱来鼓舞读者，同时，要激起读者憎恨罗马天主教及其伴生的奴隶制度。”这位不列颠评论家提到的对奴隶制的憎恨仅指在不列颠岛内，而并不是在整个大英帝国。简言之，帝国通过政治控制，而不是劳动力的使用来实现经济自的。洛克曼的言论在意识形态的框架内对民族意识进行了定义，这种意识的激发大部分源于当时的外在的宗教威胁，这些威胁影响着大众对民族身份的认同和政府政策的制定。
辉格党的历史观内含着进步观念，这些观念书皮同时代人加以应用，随后，人们在这些进步观念指导下，在十八十九世纪实现了不列颠的现代化，由此进入到破除迷信、现代化产品层出不穷的时代，这个时代由 “光荣革命”飞宗教自由、 “理性时代 ”、“工业革命”、 “公共领域 的”象征一一报纸和咖啡馆的崛起，以及对民主的渴望等一系列特征组成，它还包括了一系列变化——一如更通畅的交通（隧道、收费公路及邮政服务），这些变化使得人们的生活节奏、新闻的传播变得更为快速。
辉格党的历史观挑战着早期的历史观点，造成了诸多分歧。分歧的背后实际涵盖了广泛的政治背景。例如，《埃克塞特周报》1828年11月8日曾发表一篇社论：
火药阴谋
11月5日的回归唤起了全国各地新教对天主教偏执的诅咒，他们以国家救助纪念日作为借口来激起过去对天主教的偏见，以此传播其主张，加剧教派问源自古代的仇恨。偏执的新教徒认为天主教偏狭，并用猛烈抨击来代替历史真相，甚至在自由党中，也鲜有人窥见这起阴谋的真面目，更罔论平民百姓中，又有谁会了解火药叛乱其实是来自更甚于天主教的新教的阴谋？
在1828年所发起的关于天主教解放、对天主教徒法律障碍的清除的辩论中，这篇关于1605年炸毁议会的新教阴谋文章被提及，事实上，这是辉格党用以分化竞争对手反对党的策略。天主教解放法案子1829年通过。
辉格党党义在其支持者的眼中，是不带专制的或民主的进步主义。然而，随着公民权（选举权）的广泛推广，民主和民粹政治抬头，辉格党党义不再是现实的选择。《1832年改革法案》改变了这种选择，随后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即1867、1884和1918年，法案的继承者们将其发扬光大。此外，两次世界大战几乎完全摧毁了旧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另一方面，大众购买力的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消费压力同时也促使改革的发生。
这些变化影响了辉格党历史观的内容。辉格党历史观下的历史叙述发生了变化，早期那些鲁莽的历史叙述被淡化，尽管辉格党历史观的重要元素到20世纪后期，甚至今天依然留存。另一个重大转变是辉格党历史观和曰的性的进步论在历史叙述中越来越远离解释宪法、政治和帝国的主题，而转向社会进步和赋权的解读，它似乎更适合用在致力于社会福利的民主社会主题的解读上。然而这些解读使得在宪法和政治维度下的公共历史变得模糊不清，这也是作为整体的公共史引发争议的原因之一。
在讨论英国历史的时候，辉格党历史观的解释方法和意识形态并不是人们需要面对的唯一问题。用专业术语来说，历史应该讨论的内容和采用何种历史时期的划分方法，取决于各因素的构成，如史实叙述的多少、因果关系的分析。国家历史往往偏重史实叙述。此外，历史需覆盖庞杂主题的压力也会使个别时期的篇章被相对简化。
当然，这种相对简化会带来问题，人们可以有各种方式去解读史实、解释变化，而不是只需要一个简化单一的答案。正如本书前言所述，本书不做简化单一的叙述，而是要提醒读者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并试图做出解释。
目前公众关注着因国家历史引起争议的事件一－2013年政府修订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学校教授的国家历史课程一一因为两地的早前历史存在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不列颠的国家历史充满了这种地区差异和争议，也会导致历史的主题和基调的变化。基本上，热议话题都呼应了当时最紧迫的问题。
例如，16世纪建立起来的新教教会，其历史性和合法性曾成为新教和天主教之间激烈争议的话题。为了削弱教皇的作用，信仰新教的马太帕克（1559-1575年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在其《英国教会古迹》（1572）一书中强调了英国教堂的古物，相比之下，天主教徒则强调了圣奥古斯丁（公元597年，他被罗马教皇格里高里从罗马遣送到英格兰，他改变了肯特国王埃塞尔伯特（约公元583-616年在位）的王国，埃塞尔伯特王迅速转变为天主教徒，并支持奥古斯丁建立起三个主教辖区：坎特伯雷、伦敦和罗切斯特）。
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在他的剧本《亨利八世》（1613)中使用了一种诗性维度来展现历史性的变革，在该剧的首演期间，茅草被道具炮点燃引发大火，环球剧院被烧毁。这使得观众之一的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麦无法称颂那位在1533年出生的婴儿（后来的伊丽莎白一世），他曾在《詹姆士一世》（公元 1603-1625年）中预言她的美德将像凤凰一样得以重生，并在适宜的时候登上王座：
他将蓬勃兴旺，
就好像山野雪松把它的分校向所有平原伸展而出。
由此上演的历史台本充满了对未来辉煌的期许，认可当前形势并承认女王强有力的统治合乎法律。
历史叙述往往难逃对各时代的典型人物进行描述，这种历史叙述末仅用于为历史人物辩护，更是让人们于历史背景中思考当前的情况。例如，19世纪早期给议会和其他改革施压的辉格党很有可能把乔治三世（公元1760-1820年在位）和乔治四世（公元1820-1830年在位）描绘成反派人物，两位国王都是改革的反对者，也是后来斯图亚特王室的翻版。在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中，辉格党把清除詹姆士二世（和苏格兰詹姆士七世）看作辉格党历史上关键的、具有开创性的历史章节。
辉格党人也从他们的先辈中发掘了一批英雄人物，位于沃本的贝德福德公爵六世的开放性豪华古宅里，人们可以看到辉格党领袖一一查尔斯.J.福克斯的胸像和弗兰西斯公爵五世（1765-1802）和六世（1766-1839）以及布鲁图斯这样的古罗马正直入物展示在一起，这些都是对英雄美德的一种纪念。约翰 斐拉克曼
在其绘制自由的山形墙饰土和理查·维斯马科特绘制的横幅图画上都诠释了英雄美德。由此，自由被嫁接到辉格党的家族谱系上，成为其标志。此外，时下，英雄也被包装为历史神话，正如1806年，福克斯刚过世，就获得了标志性的英雄地位一一从洗礼名字和年度晚宴上均可窥见这一事实。
和英雄被包装成历史神话不同，辉格党一直受到严厉的批评。对激进派和保守派而言，辉格党是寡头政治的代表人物。并且，对保守派而言，辉格党是激进主义的盟友，尽管事实上，辉格党几乎没有给激进主义留下多少空间。
对历史的描绘不仅仅代表着对国家政治的不同看法，同时也代表着各方利益的角逐，如贵族家庭飞镇议会和个体家庭植根的利益。有些历史描绘是有争议的，例如，在陶顿镇，5月11日是1645年英国内战期问议会被固困的纪念日，从厉史结果来看，它是反对保皇党的一次伟大的拯救行动。庆祝活动兴起于18世纪20年代，并于18世纪70年代演变为每年一度的庆典。在政治上而言，这是对保守党（镇政府）灵活激进的反抗，虽然这些地方的政治氛围由紧张变缓和，但是历史分歧始终存在。
从政治谱系的另一个角度看，18世纪，以查尔斯二世为代表，要求举行庆祝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庆典，这是为王朝正统化造势，并要求二次复辟——即拥护被放逐的斯图亚特家族继承人登上王位，由此在1714年到1837年间引发了民众对汉诺威王朝的批判。
系谱学是英国目前最为流行的一种历史研究方式。英国国家档案馆子1901年进行在线人口普查时，因系统压力过大几乎崩溃。然而，系谱并不是不变的，社会观念转变的一个有益迹象是，截至2000年，大多数人即使发现了他们的祖先是未婚父母或非法居民，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罪犯，他们也并术介意。这一态度和传统观念中想通过找出社会地位尊崇的祖先来提高家族地位的血统论调大相径庭。
关于家庭史这一点，它与处于危急关头的历史中更普遍的问题是相关的。然而，直到最近，由历代统治者和武将掌匪的传统万神殿又有了更多样化的重点。1999年，英国皇家邮局用48张邮票一一分为12组“故事 ”：“发明者”“旅行者”“患者”“居民 ”“工人” “艺人”“公民”“科学家”“农民 ”“士兵 ”“基督徒 ”和“艺术家 ”——来庆祝千禧年。五年后，英国以印刷邮票的方式参加了克里米亚半岛战争（1854-1856）的150周年庆祝活动，这些邮票并非以战役或将军为特征，而是以土兵为特征，这些图片来自战争中获取的照片。
同样，在电视真人秀节目中，The 1900 House(l999）即通过一个真实家庭所拍摄的日常视频日志来让人们了解过去的年代，然而，在实践中，他们的回应则告诉了我们更多他们对目前现状的看法和动态，历史是无法重复的。
国家历史的艺术表现也发生了变化。现在，以内战片——如《鼓》（1938）末日《四根白羽》（1939）——来看待帝国的需求是没有可比性的。《四根白羽》根据英国文豪马森（A.E.W.Mason）于1902年发表的著名小说改编，影片描述了（并非首次）苏丹帝国反抗英国所做的最后努力（英国最终于1898-1899年征服了苏丹），并把它定义为一种男性气概和英雄主义。此外，理查 ·维斯马科特1839年创作的浮花雕饰中，“殉夫的废除”（寡妇要被焚烧殉葬）针对的原型是孟加拉总督（1827-1835年在任）和印度第一任总督班特宁爵士。
在电影的世界中，激进的声音很少得到支持，例如，在为数不多的历史专题片中，曾获得资深历史家认可的影片之一是凯文和安得烈·莫罗布朗洛所导演的《温斯坦利》（1975）。这部关于杰拉德·温斯坦利（17世纪中期淘金运动的激进派领袖）的低成本独立电影，虽然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的举荐，但它也只是在电影俱乐部进行有限的放映。相反，在成功的音乐和电影中——例如《多可爱的战争》——对大英帝国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质的批判所提供的内容和基调在早期是不被大众接受的。
在公众的记忆中，淘金者仅能唤起些许共鸣，而相比之下，无论是1381年的农民起义，还是1834年的托尔普德尔殉难者，却不断被提及，同样被广为记载的，还有20世纪初的左翼民谣歌手罗伊·贝利和左翼政治家托尼·本恩。
除了对问题的解读过去的知识并不是恒定不变的，这一点在过去如是，现在也如是。印刷和阅读能力显然对知识的转变起到明显的重要作用，但也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对国家的视觉理解同样也发生了变化，这也促进了知识的转变。“来，这就是地图，我们应该把权利分割。”在威廉·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四世》（1597)第一幕中，欧文 ·格兰道尔对他的同谋这样说。而在现实中，当1403年的阴谋发生时，他们却并没有这样做，地图没有被广泛使用，它在质量上的欠缺是三个同谋者未使用它的详实原因。尽管如此，对16世纪晚期的观众而言，由于印刷技术的进步（这有助于解决视觉图像问题，如地图），以及对伊丽莎白时代地图大量使用的反映，剧本中这三个同谋者参照地图这一点是完全可信的。亨利·哈特斯王自对特伦特河的路线影响到他的份额非常生气。
我想你们分给我的伯顿以北这一块土地，论起大小来是比不上你们那两份的。
到1900年，因为大众教育，英国的地理知识也更加普及，这也为大众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空间维度认识国家的历史。然而，这种认识由于近几十年来自然地理的变化而被侵蚀，其影响也被减弱。例如，通过建造M40高速公路，将山脉间打通，从此，奇特恩斯山再无任何阻碍。
大众兴趣和认识的变化影响着过去以及现在对历史观点进行把握和表达的背景环境。历史飞地理和文化的参考框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都将影响着大众对历史的认知和阐述。同时，历史让人着迷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它告诉了我们一个不断变化的存在。第二章 公元1400年前的不列颠
研究不列颠历史时，人们通常以公元1400年为界，认为不列颠国家的基础直到公元1400年才真正得以奠定。不列颠地区的民众此前长期地认定共同的地缘飞政治和宪法等观点，这些认同基础属于当时已形成的英格兰王国（包括威尔士），它是独立于苏格兰的国家。而不论英格兰王国还是苏格兰，王室和政府的权力都受到了限制。在英格兰，议会在形成过程中产生了成熟的代议制度，人们在遵守普通法的基础上可以得到自由。这种治国方法强调重视起源，关注早期发展，暗合了早期美国共和党人，特别是美国历史上开国元勋们的治国理念。然而最近出现了新的叙事方法，集中探讨关于移民、民权及过去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为旧式方式带来了挑战。
虽然时间标准、内容及时代语境不同，依然出现了和不列颠传统史学观点大相径庭的新看法，这是一种挑战，在往后时期将持续受到关注。挑战始于从17世纪后期发展起来的组织机构中，这些机构热衷于民族认同感的建立。尤其是发生了1688-1689年光荣革命和1707年英格兰（包括威尔士）及苏格兰议会联合事件，更促进了那个时期的民族认同感。帝国扩张、产业转型，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和政治变革，都是研究这个时段至关重要的历史因素。而更晚些时期的挑战始于19世纪末期的大众民主时代，并伴随着当时社会的发展。
我们要意识到这个时段（1400年之前）的重要性。人们往往关注1688年后或1884年后的不列颠历史，而低估了之前世纪的重要性。此外，对19世纪，或更旱些时候的苏格兰和英格兰来说，谈论历史的意义不大。事实上，在19世纪，人们强烈地觉得早期历史不过是不列颠为自由而战的部分原因，和不列颠各个国家的融合高度相关。不列颠在很大程度上被理解为英国，但不包括独立的苏格兰。阿尔弗雷德，韦塞克斯国王（公元871-899年在位），还有亚瑟王都是英格兰历史上杰出的祖先，是英勇和自由的象征；1066年英格兰遭受诺曼征服后，英格兰人被迫上缴诺曼税金。《大宪章》（1215）在经济复苏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个时期的固件，如丹尼尔麦克利斯《阿尔弗雷德大帝在丹麦人的营地》（1852）反映了英国民族的历史需要英雄和楷模，并将他们的事迹和身影重现在画布上。这种需求也可以从他宏大的壁画中看到。《威灵顿和布吕歇尔在滑铁卢》（1861）末日《纳尔逊之死》(1864）描绘了新威斯敏斯特宫。这座宫殿建于议会因1834年的意外事故被烧之后。1873年，一匹白马的雕像被安放在韦斯特伯里附近的一座山坡上。这座雕像是用来纪念阿尔弗吉德大帝在878年战胜丹麦而造的。现在仍然可以看到这座雕像。往来伦敦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大西部铁路乘客可以透过车窗看到雕像正在翻新。威廉华莱士（1305年左右）和罗伯特布鲁斯（1274-1329)是苏格兰中世纪的独立斗争的领导人，都是著名的英雄，被视为能让英格兰和苏格兰两个独立国家实现联盟的人。
庆祝民族英雄人物的活动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存在。15世纪中期，亨利六世（1422-1461年、1470-1471年在位）为了颂扬阿尔弗吉德的伟大，为了证明英格兰王权永远昌盛，曾举办过庆祝活动。此外，在18世纪，尤其是30年代后期，从入们对乔治二世(1714年来到英格兰为王）这位来自德国汉诺威王朝的成员的批评可以发现，阿尔弗雷德已成为捍卫王权价值的典范人物。
历史是否需要强调政治和战争、独立和自由竞争，这个议题从5世纪到17世纪一直是有争议的。而在过去三个世纪中，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弄清这个议题也是必要的。在叙述不列颠历史时，还要考虑长期以来人类艰难适应环境的可能性和存在的环境问题。在和自然、社会的斗争中，不列颠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获得了发展。这是个适当的开始。罗马入到来之前的不列颠
人类在不列颠岛上的活动可以追溯到9万年前。2013年，人们在诺福克郡的海滩上首次发现了距今约9万年的不列颠旱期人类足迹（几周后被潮沙冲刷填平）。这些原始人类并不持续迁徙，他们的活动有一定的周期。研究认为原始人类的迁徙周期和极地冰川的消融有关。当冰雪融化飞气候转暖时，原始人类便从欧洲｜南部迁徙到北部，他们的活动范围甚至到达了北极冻原。英格兰南部的斯托克纽因顿等地都曾发现早期原始入使用的各式工具。2014年，人们宣布在伦敦的乌克斯豪尔又有了石器时代的新发现，发掘出的遗物包括鱼栅、人工挖掘过的坑飞砍砸器飞动物骨灰等。地面留存的燃烧瘾迹显示当时的人类已经开始使用篝火。研究普遍认为，泰晤士河流域的浅滩及各个砾石小岛都曾是当时原始人类的迁徙营地。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35000年－12000年），晚期智入，即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取代了原先活动在不列颠的早期智人。这个时期不列颠的社会组织和石器加工技术都得到了发展。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地球进入最后的冰河时代结束期。气候逐渐转暖，森林也随之繁茂起来。橡树、榆树飞水曲柳和欧根等树种开始出现在不列颠北部地区，野生动物的活动区域开始向北扩展。这个时期的动植物不仅在数量上得到增长，种类也更加丰富。和之前相比，人类更容易通过采集和猝猎获得食物。
随着冰雪消融，海平面也在升高，正如现代全球变暖导致的结果一样。约在公元前6500年，原先在北海南部连接英格兰和欧洲大陆的陆桥被海水淹没，不列颠和欧洲大陆从此分离。这个地理变化意义重大，它奠定了不列颠的历史基础。不列颠脱离欧洲大陆成为孤悬海外的群岛，这种地理位置使它不易被外敌入侵，海上贸易也由此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特征。
公元前5世纪，巴驯化的农作物通过引种在不列颠扎根。约在公元前4200年，原始人类更多地以农业种植为生活中心，从游牧转为定居。由此，人们通过农业种植收获的食物比采集猝猎收获的食物多。在定居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下，早期物质文化和原始贸易得到了极大发展。人类开始广泛地利用驯养的动物（牛、草飞猪、马）。在这之后，轮式交通工具也扩大了应用范围。随着人口增长，原始人类的定居点也在增多，道路建设因此得以发展。现今萨默塞特平原上还留有公元前3800年建成的斯威特小道。公元
前2世纪，转向农耕生活的人类大范围地开垦林地 c尽管如此，当时的林地资源还很丰富。人类将砍伐的木材用作燃料，也用作建筑材料。2013年，人们在利德尼的迪恩森林里发现了一组小金手铺。据推测，这些手锡很可能是当地酋长的孩子们所佩戴的。这反映了在公元前1500年一前1100年间，原始社会已经出现等级的划分。
这个时期的著名历史遗迹是巨石阵，巨石阵是分不同阶段建成的仪式中心。据估计，在公元前1550年建造这种巨石阵要花费约200万个工时。石阵使用的蓝砂岩石材，产地远至威尔士，令人不禁惊叹完成这项工程所需的组织过程和当时人类付出的努力。现在还不清楚和巨石阵相关的宗教信仰的本质是什么，但可以肯定它和天文观测有关。最近的考古证据显示巨石阵有两个中心区，其中一个用作死者的墓地，另一个则由生者使用。考古学家们在生者使用的中心区发现了大量宴饮的遗迹。当代的人们若是在A303国道遇上交通堵塞，可以先不急着赶路，透过车窗欣赏下国道旁的巨石阵，想必会有沧海桑田的感触。
金属的冶炼方法在公元前3世纪由欧洲大陆传入英格兰南部，使不列颠得以共享欧洲大陆的先进技术。随着青铜的应用，不列颠在公元前2300年进入青铜时代并在公元前700年进入铁器时代。铁制器具，如锄头和钉子，为农业和建筑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同时也促进了原始贸易的发展。
铁器时代的不列颠和罗马帝国不同，虽然不列颠也有典型的城镇，就像罗马的欧匹达姆一样，但还没有已发展成熟的城市文明；当时的不列颠也出现了一些国家，但没有形成成熟的行政体系。此外，不列颠没有书写文化，语言也多种多样，没有形成统一的用语。尽管如此，不列颠已取得了极大的发展。人们开垦了大量的林地，尤其是英格兰南部的森林。农业的发展已经可以支持人口的增长，不列颠形成了以农耕为基础、部落精英为贵族统治者的稳定社会，甚至还开始铸造金属货币。
然而，在这个典型的部落社会内，没有迹象表明出现了大不列颠、英格兰、苏格兰，或威尔士这种地域身份认同，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联盟和上述地区相连，部落社会和今日的这些地区的现状也没有什么先后一致性。但是当前证据也不能否认以上的可能性。加固领土边界的概念在当时完全无用。留存下来的堡垒、墙堤末日沟渠表明当时都落问冲突频繁，个人生命处在危险之中。大屠杀的遗址，芬括（约公元前400年）和丹纳伯里（约公元前100年）两座山丘堡垒的发现可以说明当时的冲突有多频繁。
如果没有罗马的征服，人们不清楚英格兰地区将以何种形式发展。没被罗马征服的爱尔兰、德意志飞苏格兰地区自发形成了数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小王国，这些小王国也开展贸易活动。在罗马的征服来｜｜奋之前，不列颠南部通过商业活动已经和临近的大陆建立了联系。事实上，除了基督教，公元7世纪的罗马不列颠行省和铁器时代的不列颠极为相似。罗马统治下的不列颠：不列颠尼亚
人们认为不列颠大部分地区的发展是在公元 43-83年这段时间，罗马帝国征服了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南部。此前，迅速征服高卢（现今法国地区）的尤利乌斯·皑撒把征服的目光投向不列颠，他声称不列颠支援了高卢仍在持续的抗争，同时出于争得战争荣誉并保持军队战斗力的目的，在公元前 55年末日前 54年，皑撒趁不列颠内部权力斗争之际，率远征军登陆不列颠。他的入侵遭到始料未及的激烈抵抗。公元前 54年，皑撒的军队渡过泰晤士河，占领了在威桑普斯特德附近的首府，俘获了该地区的部落领袖一一卡西维芳努斯。
然而，惶撒的远征军没能立即实现对木列颠的征服。部分原因是罗马帝国陷入了内战，而后还要抵御帝国的敌人在莱茵河前线的扩张。反而，罗马和不列颠的贸易联系随着政治关系的变化发展起来。
真正实现对不列颠的征服是公元 43年的罗马皇帝克劳狄。他远没有凯撒那么大的影响力，他征服不列颠是为了取得军事上的威信，强化自己的地位，同时也因为罗马对其扶植起来的英格兰南部统治者失去了撞制力。先是英格兰东南部在公元43年脱离了罗马的控制，很快，南部和中部也随之响应。然而，对罗马来说，严重的挑战发生在公元60牢，来自今天的东安格利亚，艾西尼人部落的布狄卡女王因不堪罗马的虐待，起兵反抗，罗马在不列颠建立的几个主要据点，科尔切斯特、圣奥尔本斯和伦敦被毁，居民被屠杀。布狄卡最后被罗马派驻不列颠的总督盖乌斯·苏维托尼乌斯·鲍利努斯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很可能是英格兰中部地区）打败了。
罗马人奋力征服英格兰南部并入侵苏格兰，尽管他们只是短暂地征服了苏格兰南部。反倒是罗马建起的哈德良长城成为罗马帝国的北方边境线。哈德良长城各段均设有堡垒，从索尔威湾延伸至北海，接近纽卡斯尔。有很长一段时间，哈德良长城成为不列颠岛的分割线。然而，哈德良长城最后也失效了，因为罗马人的统治在英格兰也终结了。
罗马帝国的文化、消费方式，包括基督教信仰的影响仅限于不列颠占领区的城镇内。城镇是罗马统治的中心。不列颠尼亚没有像法国和西班牙那样完全拉丁化。殖民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叠加在植根于当地土地制度的社会上，当地社会缺乏罗马式的城镇结构，导致长期以来，罗马的政治和文化对不列颠的渗透没有其他殖民地强。
不列颠在罗马帝国统治下得到了更大的发展，部分反映在贸易商机的增多，矿产开采和农业也得到了发展。考古发现，大量罗马时期的现存文物勾勒出一个比铁器时代生产和贸易更为发达的社会。道路交通进步、城市尤其是伦底纽姆（现在的伦敦）这座约建于公元50年的要塞对补给的需求、不列颠的贸易网络为经济活动的分工专业化带来可能性。这些贸易网络为大伦敦地区所特有。农村腹地起到为伦敦输送食物和其他物资的作用，小型城镇通过道路网络被组织起来为大城市提供给养，比如斯泰恩斯、布伦特福德和尤厄尔。伦敦是罗马各行省的海外贸易中心。不列颠出口的主要货物有谷物、羊毛产品、猎犬。进口的消费品主要有酒、玻璃、陶器、大理石、橄榄油和罗马饮食中重要的调味品掩鱼酱。
基督教的传入和发展使不列颠大陆在文化类型和机构上与欧陆保持联系。不列颠在罗马统治下认可了基督教之前的早期信仰，尤其是奥林匹斯诸神和密特拉神。神殿、庙宇飞教堂在各个城市都有建立。多种宗教并存是不列颠城市在罗马帝国时期的重要特征。
公元4世纪，日益严重的蛮族入侵者对罗马帝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不列颠也被这种危机影响，尤其在公元342-343年、360年和367-368年。在不列颠南部，来自德意志西北部的撒克逊人发起了进攻。为了抵御蛮族进攻，不列颠在公元3世纪修建了一系列沿海堡垒。此外，伦敦的城墙也被加固了。考古记录显示不列颠的城市在这一时期经历了衰败。例如，公元4世纪晚期，和此前早些时期伦敦的货币情况相比，货币数量比预期的要少。此外，从近期发现的伦敦罗马时代遗迹的分布情况来看，伦敦西部的大半堡垒差不多都被丢弃了。
罗马时代的秩序崩溃后，不列颠又成为罗马帝国的敌人，回归到暴力社会。这一时期的考古成果只有少量陶器或钱币。回归到暴力社会的不列颠在物质文化方面受到罗马的影响，尤其依赖木材。使用木材不是原始社会的标志，但却使得这一时期的建筑遗迹只有少量得以留存。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人们把发掘木结构建筑遗迹作为一个严肃课题对待。此外，城市中留存的遗迹也被后来的建筑影响，这些木结构遗迹还经历了持续数世纪窑藏的破坏。
然而，对埃塞克斯和伦敦等城市的这个时期的考古记录进行实例调查，有明确的证据表明罗马对不列颠殖民的中断。部分原因大概是不列颠内部的冲突，而不是外敌人侵。公元5世纪的动荡的一个主要原因也许是丘陵地区的不列颠原住民不像罗马入那样有文明意识，他们更多地保有武力解决一切的传统方式。因此，他们一旦发现罗马帝国的军力撤退，就很容易侵扰原先己罗马化的不列颠低地地区。
这些低地地区的居民可能己被罗马认可为帝国的公民，居民在这些区域成为罗马的边疆行政区和主教区的基础上，由一套政治体系组织起来；或者这一身份认同和组织过程并没有持续性。现在还不清楚不列颠社会到底被罗马影响到何种程度。
未罗马化的蛮族入侵是不列颠更为严重的危机，对蛮族而言却是一次成功的挑战。从丹麦和德国到来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侵者支配了英格兰：盎格鲁人占据北部（诺森伯兰）、中部（麦西亚）末日东安格利亚；撒克逊入占据了南部。朱特人在肯特殖民。面对异教入侵者，基督教的地盘虽然在萎缩，但是教徒们勉强保住了个别地区，有效地保证了基督教的延续。公元500年左右，不列颠人在一个可能名为阿托利斯（亚瑟）的勇士领导下取得了蒙斯－贝多尼克斯大捷，尽管如此，不列颠人还是逐渐退居威尔士、坎布里亚和康沃尔地区。不列颠人四下逃散，幸存下来的沦为在军事上占优势的入侵精英征服者们的奴隶和农民。
起初，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定居地区恢复为罗马统治以前数个世纪的状况。他们和欧洲大陆的关系很紧张，彼此经常争斗。商品贸易远没有罗马统治时那般重要。盎格鲁－撒克逊人不仅重视农业，他们的生活大部分也自给自足。盎格鲁一撒克逊的统治者开始并不住在罗马的城墙内。
源于爱尔兰的苏格兰人，DNA证据表明他们长期活跃在不列颠北部海峡的两岸。他们在苏格兰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公元8世纪晚期，苏格兰的皮克特人成功抵抗罗马人的入侵，并占据了福斯湾北面的土地。
不列颠的入侵者，不论罗马人还是非罗马人，都面临着局部或全面的反抗。康沃尔仅在公元838年被撒克逊人征服，威尔士王国则从来没被征服过，尽管来自麦西亚的压力限制了威尔士王国的疆域。
这个时候的社会慢慢地回复到此前罗马统治下不列颠末日后罗马时代的状态。事实上，现代考古学的进步，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考古研究发现，填补了这段时间文字记录的空白。以伦敦为例，研究表明当时的社会活动比现今人们想象的多。
此外，公元7世纪，源自罗马和爱尔兰的修道士成功地使蛮族改信基督教。这使得不列颠在文化上和欧洲大陆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传教活动分别得到肯特和话森伯兰数代王室财富和行动上的支持。术列颠和欧洲、快陆在文化上保持的联结主要基于肯特和东安格利亚王国。
基督教还意味着教育和文化的传播、成文法的开始。该法律用以表明对土地的权利。不口公元五六世纪相比，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正慢慢地变得制度化。城镇生活重新恢复或是变得更加活跃。地名和其他证据显示了蛮族定居的扩张和耕作的情况。城镇旁边则是市场一一贸易交换的中心。
约在公元590年，“基督教化 ”成为这段时间的重要变化，可以看作此前和此后生活的分水岭。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出现了一系列豪华的墓葬和厅堂，著名的如萨顿胡和耶韦灵。墓葬和厅堂的特点是显示了当时的财富聚集情况和社会阶层的形成。考古记录表明财富和生产资料在短期内大量而迅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种变化可以联系到经济变化上，尤其是对欧洲大陆的出口在增加，相应地，商业移民也增多了。羊毛织物＂ ta末日奴隶都是对外出口的货物。现存的法兰克帝国在公元6世纪末所用的拜占庭金币是用来购买英国产品的。因此，黄金流入英格兰并在萨顿胡的墓葬品中被发现。
豪华的墓葬和厅堂展示的只是这个迅速富裕、竞争力强的社会的一个方面。公元 6 00年以后的大多数墓已不再有墓葬品，那时的掌权者和此前不同。掌权者之间展示和比较的另一方面是对罗马文明的兴趣，这种兴趣意味着基督教文明。盎格鲁－撒克逊掌权者对传教活动的积极反应表明了他们对基督教文明的兴趣，与公元五六世纪相比，那时的社会无序、杂乱、高度分裂，对来自罗马的传教活动毫无兴趣。
大量财富来自英国大规模出口的羊毛制品。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广泛的金属探测发现表明公元8世纪早期芙格兰东部和南部的货币数量巨大。公元720年左右，大约有3000万货币在英格兰流通，这些货币在乡村分布广泛。这些货币并不由精英阶层控制，它广泛参与到当地和不列颠海峡对岸及北海的贸易中。
伦敦飞伊普斯威奇、肯特的桑德威奇和南安普敦在公元七八世纪发展成贸易口岸。21世纪初，在科文特花园挖掘发现的遗迹属于公元6世纪末或7世纪的撒克逊早期时代，但大多数属于公元650年之后及8世纪初的全盛期。一位话森伯兰的修士——比德，在著作里把8世纪30年代的伦敦描绘成 “满是人群的集市 ”。而早在公元7世纪70年代，伦敦在一份契约中就已经被描述为 “到处是船的地方 ”。这种扩张与金银的供求及贸易链的改变相关。由于欧洲大陆政治力量的变化和贸易路径的改变，原先可获得的黄金资源在公元7世纪末枯竭了。借由现今德国哈茨山脉的白银矿脉，此地的白银经济发展起来，通过和低地国家的贸易，欧洲中部的莱茵兰玫瑰出现在不列颠岛上，贸易口岸在一个以商业为中心的时代里得到发展。
靠近北海的南部地区在公元7世纪晚期起到统一的作用。这和英格兰内部的隔阂相关。东部地区和北海经济困紧密地连在一起，而西部地区，尽管在政治上是英格兰化，但被盎格鲁－撒克逊君主统治，所以在很多方面依然保有不列颠的传统，社会依旧沿袭过去罗马统治时期不列颠的习俗。
在公元8世纪，主要的商业发展与殖民定居者、农业实践相关。后者包括一系列重要革新的传播，尤其是更密集的除草和施肥，使用谷物烘干器械和水磨。
交通问题使得不列颠岛上的国家和今天大为不同。不列颠的各山谷容易出现洪涝，而委占土的质感委占重，不易排干水分，人们也很难在其上走动。相反，大部分陆路试图沿着山脊铺设，因为那里的土质更丰燥。架桥的地方比如伦敦，以及渡口在交通系统中扮演核心角色。桥梁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从公元8世纪40年代起，有关架桥和桥梁的修理维护工作都变成宪章里很重要的规定。陆路交通的困难，尤其是满载的货车需要拉重物的牲畜牵引，更使得人们重视水运，而水路和陆路交汇的地方显得尤为重要。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运送羊毛的一条重要水路就是沿着泰晤士河水系从科茨沃尔德到东南部。
在英格兰飞威尔士和苏格兰，很多小王国合并了，初步形成了以蛮族兵团为基础的较大王国。这种合并与制度发展、社会地位更高的移民者出现相关。尤其在公元700年后，统治家族，比如西撒克逊王国的韦塞克斯，以汉普郡末日西南部各郡为基础，逐渐和土地所有者区别开来，王室司法和亲属、世仇、担保区别开来，司法也和强权区别开来。
起初，肯特和东安格利亚王国是最重要的地区性王国。肯特王国的影响力使得它的首都坎特伯雷成为早期改信基督教的重要地区。因此，坎特伯雷而非伦敦被视为不列颠的大主教。然而，随着盎格鲁－撒克逊王国间的等级制和统治引发了战争，政治形势的改变使得王国各自的地位也在变化，肯特最终衰落了。
诺森伯兰的国王，曾统治不列颠东部亨伯河和福斯河之间的土地，以及西部默西河和埃尔之间的土地，他在公元7世纪被认为是统治领土最广大的国王，有时英格兰和苏格兰其他的统治者也认同他是首领。然而在公元685年，皮克特人在纳彻特斯梅尔(Nech tansmere，可能在今天苏格兰的斯特拉斯佩）打败并杀死了诺森伯兰的埃克弗里思国王，对未来建立的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的关系来说，这是个关键的重大事件。
诺森伯兰的领导权被中部地区的麦西亚王国取代，尤其在国王奥法统治时期（公元757-796年），通过在王国与威尔士的边界建立防御工事奥法堤（784-796年）保障了王国的安全。这个土木工程巩固了原有的工事，并增加了新的内容。碳素测定结果表明部分土木工程的时间可以追溯至公元430-652年之间，即在奥法统治之前。英语威尔士 “wales”来源于古英语中罗马的叫法 “weal es”，即陌生人、异乡人的意思。这个名字逐渐被用于描述麦西亚西部的不列颠土地，这些土地成为不列颠各王国的最大的联合集团。
奥法的统治延伸到了英格兰东南，伦敦地区的方言，比如牛津地区和米德兰南部地区的方言都源于麦西亚武英语。伦敦的地位也因为麦西亚的活力受到了影响。麦西亚的中心地区在米德兰的东北，该地区不是一个以货币为基础的商业社会。但因这个地区通向伦敦，使得它掌控了拥有大量财富的地区。奥法的权力被他的继任者森伍尔夫继承（公元796-821年在位），他在公元798年镇压了肯特的叛乱，从伦敦发布了多份宪章，暂停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尔弗吉德的职务。然而，麦西亚此后面临着崛起的韦塞克斯王国的挑战。公元825年，韦塞克斯国王在爱灵顿（Ellandun）之战打败麦西亚之后，征服了英格兰东南部。
与此同时，教会鼓励使用统一的英国整体概念。公元 672年，哈特福德宗教会议宣称其颁布的经文正典应该用于 “全体英国人 ”的所有教堂。诺森伯兰的修道士比德，在公元 731年撰写了《英国教会史》。他将 “英国人 表”述为信仰基督教的一个民众整体。后来的教会史作者采用了这种说法，这种观念在抵抗异教徒维京人入侵的斗争中得到强化，维京人通常会洗劫修道院，那里是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中心。
以现代的标准来看， “英国化 也”被用来指一种共同身份。这种身份将包括不列颠入、罗马入、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入的不列颠多元民族社会融合起来。这些民族形成一个整体，民族的起源远没有在英格兰共同的生活经历重要。在盎格鲁－撒克逊统治下的英格兰，不列颠人不再拥有与众不同的独特身份：除了和盎格鲁撒克逊人通婚的不列颠人，剩下的都成了农民。虽然这种比较要冒不顾史实的风险，但有趣的是，人类第一个千年的民族融合和今天的情形对比，尽管有重要的附带条件，即曾经信仰基督教已成为准则，宗教问题显然不像今天那样对民族融合造成挑战。公元800-1066年
奥法国王在位末期，斯堪的纳维亚的维京人入侵不列颠。起初只是小股入侵，不久就给不列颠带来了严峻挑战，严重程度更甚于公元5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入侵。维京人征服了不列颠岛。
来自挪威的维京人占据苏格兰的北部和西部海岸。而来自丹麦的维京人则在英格兰肆虐。他们征服了东安格利亚王国（公元865年）飞约克郡（公元 866-867年）、麦西亚（公元 877年）。直到公元878年，韦塞克斯的国王阿尔弗雷德在威尔特郡的埃丁顿打败他们。这次胜利以公元879年双方缔结合约结束。丹麦人的军队撤出并前往欧洲大陆寻求新的机会。紧接着阿尔弗吉德通过战争征服了英格兰东南部，占领了伦敦。
阿尔弗雷德和他出色的继任者们，尤其是长者爱德华（公元899-924年在位）、阿瑟尔斯坦（公元924-939年在位），对 “英国人”这个整休民族意识的发展很重要。他们驱逐了丹麦人，征服了米德兰和难度更大的英格兰北部地区。因此，伊德吉德（公元946-955年在位）可以被认为是英国的第一位国王。公元 973年，埃德加（公元959-975年在位）成为第一位被加冕的英国国王。此前被丹麦人撞毁的其他王国统治者接受阿尔弗吉德及他的继任者作为英国国王，而不仅仅是西撒克逊王国的国王。尽管麦西亚和英格兰北部还被韦塞克斯王国占领着。
阿尔弗吉德是宫廷文化的活跃赞助者，这种文化颂扬他的功绩，把他作为基督教的悍卫者和盎格鲁－撒克逊人抗击丹麦异教徒的勇士。他是使新的政治格局和新型王国，即古英语王国形成的关键性人物。这个国家不需要精确的民族和地理边界。麦西亚和韦塞克斯之间的差异在王国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消失。而距离韦塞克斯这个权力中心较远的话森伯兰则维持着较多的不同。
这种扩张过程在国家内部也在发展着，阿尔弗雷德和他的继任者一直在全力推动这个过程。最明显的是，以乡村和君行为单位的管理体系得到巩固，公共法庭将统治者和自由民联系起来，这是一种有效评估税收和兵役的方式。阿尔弗吉德和他的继任者不仅把要塞、堡垒和城墙作为军事基础，同时也把它们你为巩固王室权威和促进经济活动的城镇。要塞的所在地及其发展和交通系统的发展相关。比如，选撂在牛津建立要塞就和在泰晤士河上建一座桥梁有关。城市的活跃度显著增强。到1066年，有10%的英国人口居住在城镇，和乡村地区相比，他们受到王权直接管辖。
铸币业得到了发展，阿尔弗吉德为便士的铸造制定了标准，表明铸币不再被武士群休支配，而政府掌握了相当复杂的技术。同时，在古不列颠地区的国家内部有自然崇拜飞权力之争等大量危害国家稳定的矛盾存在。有一种说法认为现代英国起源于古不列颠地区的国家，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英国的制度源于这个古代王国公共法庭的参与机制。然而，这两个观点都可以被质疑，尤其值得质疑的是，这个英格兰北部的古国到底有多强的统治力，它的影响力能达到何种程度，而不能仅看到各种矛盾的趋势。
这个古不列颠地区国家的状态可以狭义地定义为一个领土广大、基本上囊括现今英格兰地区的王国，但依然不清楚这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有 “英国化”的概念和是否出现与此国家边界相称的“英语民族”。这个古国的政治语言来自国内不同民族背景的人们，他们原先在不同的统治者统治下生活。反映民族情感的语言可以从纪念公元991年抗击丹麦人的摩尔登之战（一次光荣的失败）的诗中窥见，一些圣徒也被认为是有凝聚力的全国性人物；但还不清楚这些观念在何种程度上被广泛认同。同时，相悖的是，那时候并未产生无条件的民族或国家认同思想。以（那个）时代的标准来看，这个古国的君主政体统治者缔造了一个高效和强大的国家。因此，英国现今的政治、宪政（体制）和政府的历史都要追溯到公元9世纪。有效的王室法庭和法律体系结合起来，这在当时和很长一段时阐内对英国法律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还有一个相关的讨论是军事力量的实质构成，尤其重要的是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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