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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11 12: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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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文波

出版社: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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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规划理论与方法

城市社区规划理论与方法试读:

出版说明

近年来,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加快,国民收入稳步增长,经济结构转型提速。同时,中国进入了一个高风险的经济社会大转型、大发展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其中,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等问题表现得尤为明显。此外,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地区争端增多和多边贸易中的利益纠葛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都急需在政策层面给予回应。

事实上,当前中国面临的诸多“疑难杂症”并非中国独有,如行政效率的提高、公共资源的分配与监督,城市化进程中的建设与治理、多元文化的社会融合与社会和谐、新技术新传媒给政治生活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国际组织与国际条约体系对国内的多重影响等问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发展中国家被这些问题困扰,发达国家也没有完全解决这些问题。所以,问题的普遍性或世界性,使得当代执政者在面临和解决这些问题时,必须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观念,而不能拘泥于既有的执政经验和套路,也不应囿于一地一国的有限资源。

面对这种种挑战,我国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应具有较强的应对问题、开拓局面、保持稳定、推动发展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应不断地主动拓宽理论和知识视野,积极跟踪世界范围内最新而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政治实践模式,谨慎探索和总结中国现实中的成功经验。同时,也更需要知识阶层积极研究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新形势、新问题,为应对挑战、解决问题提供智力支持。“政治前沿新知识文库”是基于上述设想而产生的。这套文库以“资政”为目的,以世界眼光和创新视角聚焦公共政策与治理、社会建设与发展、政党与政治权威、政府与新技术、经济发展与金融战略、国际问题与国际战略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将多学科研究的前沿知识与“国家治理”实践中的重要政治、政策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打通理论、政策和实践的边界,让理论和政策更好地源于实践、关怀实践。

本文库致力于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参考、世界经验和丰富案例,以中高级党政领导干部、公务员、政策研究与制定者为主要读者对象,致力于更新其理论视野,提升其执政能力,努力打造影响深远的出版工程。

应该说,本文库是国内知识界在政治前沿问题研究上的一次较为全面的展示,是力图将学术科研界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政治实践的有益尝试。这套丛书在编写过程中摒弃了传统的体系性的学科知识介绍,而以针对性研究问题的方式出现,看似没什么章法,实则切中肯綮。它既是实践的探索,也是实践的总结;既是经验的浓缩,也是经验的拓展;既是理论的创新,也是理论的积淀。我们认为,不论最终效果如何,这种尝试对于中国转型期许多问题的深入研究,将提供一种新的解决问题的思路。

尝试诚可贵,然纰漏难免。我们也希望能够得到各方面的批评和建议,帮助我们完善这个文库,为读者提供更优质服务,为实现“中国梦”多出一份力。政治前沿新知识文库编委会2013年5月第一章导论一、城市社区及其规划的概念界定(一)社区的基本概念

1.社区基本概念

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发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区别了社区和社会的概念。“社区”概念进入学科领域。此后,中外学者广泛运用人类学、生物学、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种族主义、女性主义等哲学社会学思潮对社区进行探究,产生了形形色色的100多个社区定义。学者们有的从社会群体、过程的角度去界定社区;有的从社会系统、社会功能的角度去界定社区;有的从地理区划(自然的与人文的)去界定社区;还有人从归属感、认同感及社区参与的角度来界定社区。英国社会学家安布罗斯·金和K.Y.钱从理论和实践的可操作性上认为社区有三个分析尺度:第一是物质尺度,社区是一个有明确边界的地理区域;第二是社会尺度,在该区域内生活的居民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沟通和互动;第三是心理尺度,即这些居民有心理上的共存感、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社区的认识取得较为广泛的赞同。简言之,社区可以定义为聚集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有共同观念和一套共识的行为规范结合而成的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同时,社会尺度、心理尺度是社区的精神实质。只有在二者的基础上,社区才会具有作为共同体的社会功能。如对共同的生活环境、社区资源进行重建和整合,社区自治等。社区虽然对应于一定地域范围,但是,社区的地域影响力是建立在上述社区精神的基础上,社区的空间范围更多的应由居民的感知,而非强行划分来确定。

2.社区与社会的区别

从滕尼斯对“社区”和“社会”这两个社会学概念的建构看来,社区是由自然意志形成的,以熟悉、同情、信任、相互依赖和社会粘着为特征的社会共同体组织;而社会则是由理性意志形成的,以陌生、反感、不信任、独立和社会连接为特征的社会结合体组织。按照滕尼斯的两分法,农村即是“社区”,城市便是“社会”。关于现代社会生活方式是否会削弱城市社区成员的凝聚力,城市社区的规模是否会对社区居民的归属感产生影响,一直是社会学研究和争论的问题。从研究角度一般可以认为社区是社会的缩影、基础和前沿,是社会的有机构成部分。

社区和社会这两个概念十分相近,因此极易相互混淆。周晓虹认为,能够称之为社会的人群共同体有这样四大基本条件:(1)具有自己特定的生活区域;(2)能够自给自足;(3)能够自我繁衍;(4)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即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系统。从这样的标准来看,社会并非比社区大(原始社会中的一个部落比我们今天的北京、上海要小得多,但它却是道道地地的一个社会)。显然,在社会的四大基本条件中,一般的现代社区只具备第一个条件,它既不能完全自给自足,也不能完全自我繁衍,它所具备的文化也只是和社会的主流文化基本一致但有自己特点的社区亚文化。然而,自给自足、自我繁衍、独特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是社区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动力。

3.社区的类型、要素和特性(1)社区类型

社会学家们在研究邻里社区的过程中,以邻里的非物质性内涵或物质性内涵的不同为分类原则来归纳邻里的类型。A.布洛尔斯(Blows,1973)在其创建的“邻里”类型学按照邻里之间的职能作用和邻里的整合程度将社区类型分为“随机邻里、自然邻里、同质邻里、职能性邻里、社区邻里等五种类型”;Hojnacki(1979)依据居民之间的交往程度,将邻里分为紧密交往型邻里、传统交往型邻里、松散交往型邻里等三种类型;Warren(1997)则从邻里的归属感和邻里互动同外界接触程度的强弱出发,认为邻里具有从高度融合的到杂乱的等六种类型;Weening(1990)等人则将社区意识与社区内邻里意识的强弱为划分依据,归纳出四种邻里类型。本书据研究目的将我国社区的类型(详见第4章)根据社区形成的机制和年代分为:传统型社区、单位制(住房分配型)社区、商品型社区、边缘社区。(2)社区的要素

从宽泛的意义上讲,社区一般由5种要素构成:社区成员、区位地域、社会结构、制度和社会心理。①社区成员:按一定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关系组织起来的人口;②区位地域:在城市区域某一时空坐落,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城市空间地域范围;③社会结构:社区成员构成,以及这些成员在社区变迁过程中会出现分离、整合、替换形成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差异的群体;④制度:社区组织管理方式;⑤社会心理:在情感上有沟通、相对互动频率较高,在心理上有认同和归宿感的群体。根据美国规划学家凯文·林奇的《城市意向》一书的理论,社区的物质纬度由五个空间意向要素构成,即边界、区域、路径、节点和地标。(3)社区的特性

从社区含义来看,社区一般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维系社会和社会成员之间相互支持的家庭之外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网络;二是在同一地点的居住区;三是凝聚力、情感与公共活动。这三个方面又可以概括为社会和空间两大因素。社会因素由“社会成员”及其“联系网络”、“凝聚力、情感”和“公共活动”构成。空间因素则由“同一地点的居住区”构成。而社会因素中的“联系网络”和“公共活动”本身就是与空间因素分不开的。显然,社区是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的结合。

我们至少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社区的本质性:一是它的地域性,即具有一定边界(通常以居民能经常地进行直接互动,从而能相互熟识为限)的时空坐落;二是它的社会性,即人们在共同生活中存在和形成的功能上的、组织上的、心理情感上的联系。

综上所述,社区既具有社会性,又具有空间性,社区是社会与空间的统一体。正因如此,社区研究及其规划必须从社会与空间,以及社会与空间的关系等方面去考虑问题。另一方面,社区作为城市社会空间统一体的微观地域社会共同体,具有微观可操作性,因此,社区规划可以通过物质空间规划促进社会目标的实现。(二)城市社区“城市社区”顾名思义就是城市中的社区。从社区与城市的空间关系看,城市社区是城市居住社会空间子系统,是微观社会生活、空间单位。从系统论的角度,社区是人居环境开放系统中的微观、局部。社区首先是一个空间实体,在这个层面传统的城市居住生活空间单位,或称居住区、小区等都可称为城市社区。然而,构成城市社区空间实体的本质是其社会互动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实体。社会实体形成是以空间中的日常生活关系为基础的,所以从规划角度上,城市社区作为一个研究单元,应当将居民日常生活需求、行为动机、空间功能要素、社会要素都纳入社区空间视域内。在城市社区研究和规划中,只有从社会纬度对社区空间纬度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对空间做出分析和安排,才能使规划成果体现社区精神,使社区的定义具有可操作性。

根据社区的基本要义和以上分析并结合本研究的目的,笔者将城市社区定义为:城市开放空间系统中一定的物质空间基本单位,居民在社区中的日常生活关系能够促进居民良好的社会互动,其成员有着各种稳定的社会和心理联系的地域生活基本单位。(以下如无特指,城市社区均界定为具有居民良好社会互动的城市地域生活基本单位范畴内)(三)社区规划

目前对社区规划并无确切定义。从国外的文献研究上可见:对建成社区的规划称为社区发展规划(community development),也可称作社区规划(community planning);新建社区的规划称为社区规划设计(community planning and design)。西方还有社区更新的概念,从内容上,社区更新似乎更关注物质更新(社区复兴)。在我国,习惯上新建社区的规划称为“居住区规划”、“住区规划”。建成社区的规划也称为社区发展规划,或社区建设。但是,这几个概念究竟如何分别,与我国规划界的术语如何对应,学术界并无定论。笔者通过把社区规划的概念与相关社区概念进行辨析,以明确社区规划的概念。

1.社区生命周期与社区规划

社区的空间产生到社区的培育变迁乃至消亡过程是社区的生命周期。如果从社区生命时序上对当下学术界的社区规划研究加以考查的话,笔者认为广义的社区规划贯穿社区整个生命周期的全程,包括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规划等许多相互关联的学术词语的内容。

本书研究关注的中心问题是与社区精神和社会建构相应的社区空间规划。所以,本书所论及的是狭义的社区规划,是新建社区的规划设计,即新社区空间产生的过程。社区空间产生阶段的社区规划如同剧场舞台的设计建造,社区规划的目标是产生一个适宜的空间为社区主体(居民)及社区组织和管理者的使用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适应并为社区未来的建设和发展留有余地。

社区生命周期:新社区空间的产生建成社区的成长、衰落与更新

广义社区规划:狭义社区规划社区建设和发展规划

2.社区规划与住居区规划

从社区规划与住居区规划关系上看,随着社区理念引入,一般来讲,传统上我们称之为居住区、小区规划都是社区规划的部分内容。社区规划与住居区规划的区别在于传统的住区规划的重点在于安排满足居民生活的物质空间设施;而社区规划的重点是通过物质规划手段达成社会目标。

3.社区规划与城市规划

有关社区规划与城市规划的关系,有些专家认为社区规划与城市规划并列,有的却认为社区规划是城市规划的一部分。从国外的一些文献上来看,城市规划偏重于物质、经济、整体和宏观;社区规划偏重社会、经济、局部和微观。

笔者认为:从规划内容上,社区规划是针对微观地域社会、经济、空间的综合规划;城市规划是城市经济、物质空间、社会规划,其关注的重点是物质、空间和经济。从空间范围上,城市规划关注城市总体及其与城市区域关系。社区规划关注地域微观社会、空间、经济,与城市规划的内容和空间范围有交叉。社区规划针对城市空间总体的有机构成部分和城市人居空间环境子系统的运作必然受到城市规划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规划成为影响社区建构的外部动力因素。

4.社区规划与社区建设、社区发展规划

我国社区建设中的社区指“法定社区”中的城市基层社区,即与居委会街道办事处城区所管辖的特定地域对应的城市居住社区。所谓社区建设是对社区工作的总体概括,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提高社区成员的生活质量,建设环境优美、治安良好、生活便利、人际关系和谐的新型社区,促进社区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协调、健康发展的过程,也是社区资源和社区力量的整合过程。归纳起来,其中最具共性的、最基本的社区建设内容主要有六个方面:社区组织、社区服务、社区治安、社区环境、社区卫生、社区文化。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规划的含义基本上是一致的。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规划从国内外的研究来看更多地偏重于建成社区的后续发展和社会策动,内容涉及物质复兴、社会工程、经济发展、社区参与和社区自治管理等等。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咨询调查和居民参与等工作寻找社区居民的价值观发现社区的变化及其动因,并通过规划促进社区向目标方向的变化。从国外的研究来看社区发展规划就是以社区居民为主体、规划师及政府、非政府组织多方参与的社区建设过程,这一过程贯穿社区整个生命周期,通过社区行动发现和引导居民价值取向,促进价值共同体,扶植社区力量,促进自治,其实质是社会规划。可见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规划主要是指建成社区建构地域社会的社会工作,即使有物质空间规划,也是以局部调整为主。与其相比,本书指称的社区规划是以社会建构为目标的物质空间规划。

社区规划虽然也强调社会、经济因素,但是它们更多是空间规划的一种外部的结构框架或者是动力机制。相比而言,社会因素在社区建设和发展规划中则是主要工作对象,或者是社区发展和建设的资源或目标,大到社会整合,小到社区的居民代沟问题都是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而社会网络和居民参与又是社区发展建设的重要资源。社区建设与发展规划或许也有物质设施建设的内容,但它是以调整和适应社区现状为主,而社区规划则是社区形成的物质准备,是新社区形成的开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区建设、发展规划的问题都应是社区规划阶段围绕社区感和社区培育为中心的社区空间营造必须考虑的因素。社区规划和社区发展规划在物质规划意义上是物质准备和物质调整的关系。

当然,社区规划过程受到来自社会、经济、自然等诸因素的影响,而且产生的空间是面向未来的,其主体与社区建设和发展规划相比带有某种不确定性。从这一意义上讲,社区建设和发展规划研究对社区空间规划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5.社区本质和内涵

从社区本质和内涵来看,社区可理解为某社会群体对于特定地域空间产生依附感、归属感的场所,其类型并非仅限于居住生活空间单位。工作和学习等场所如办公楼和学校,甚至是休闲场所同样以某种方式培育了社区精神。由此,城市社区研究拓展为由一种基于微观理念的、以建构社区和地域微观社会为目的的城市社会空间系统研究。社区规划则是在社会原则下的社会空间宏观、微观综合调控机制。这种对于社区精神培养机制的在空间类型上的广泛考察的研究,必然会对社区精神的要素、机制的变迁有更为深入的认识。二、城市社区规划研究背景(一)城市社区规划国内外研究现状

20世纪70年代初,来自“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的报告为人类敲响了警钟。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居住环境及其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21世纪的首要命题。1976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住区会议正式揭开城市生活空间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序幕,会议上阐述了“人类住区”的社会生态观,强调住区是涵盖人类定居生活的一个过程,并通过与维系这一过程的社会系统之间的有机结合来实现其生态持续发展。

1977年的《马丘比丘宪章》认为,以往的住居规划建设“没有考虑到城市居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深信“人的相互作用与交往是城市存在的基本依据”。由此,引发对人类社会及现代城市生活空间的主体和客体关系的新思考,形成以“社会规划”为目的的社区规划理论。即:按照物质秩序、社会秩序和空间秩序三者相辅相成的精神,本着物质、社会、生态、持续发展的四大原则,建立“理想的社会空间”,把城市居住生活空间系统的组织结构提高到除具有优良的物质生活质量和空间景观外,还能够在精神文明“启迪”居民,促使其具有新的邻里精神和市民意识的生活凝聚力,促进社会健康持续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进入成熟期,但仍受到不断发生的社会问题的困扰。所以,他们在关注自然资源、能源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的同时,逐步转向社会整合的空间模式与环境、经济综合可持续发展的多元化探索。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已经从关注人类生存、发展的环境因素,到关注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关系研究,进而转入环境、经济、社会的综合协调发展的阶段。

1996年联合国第二次人类住区会议把城市生活空间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推向了高潮。会议通过了《人居环境议程》,把“人人享有适当的住房”和“城市化进程中人类住区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两个具有全球性重要意义的主题。在传统住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中,要求在改善居住环境和增强社区活力的同时,努力实现“邻里结构的保持”、“城市生活多样性的保护”、“传统特色的延续”、“新旧建筑的整体协调”等一系列社会、文化、环境目标。在这次会议的推动下,到目前为止,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把城市生活空间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看作是相关学科的热点问题。

随着人文主义思想的深入,第21届“创造宜人的城市”(Making Cities Livable)国际会议于1998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卡梅尔市(Camel by the Sea)召开,其中一个主题是“新型都市邻里关系创造人的领域”,显示以人的行为需求为中心的规划思想,进一步确立了人文行为社区理论的定位。1993年,新城市主义大会制定了针对社区规划的新城市主义宪章。欧洲的“21世纪议程”也探索人类社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目前,在建立较为完善的理论后,世界范围内的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转入向各个国家、地域的适宜性模式与途径研究。

社区空间规划模式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如英国的“Urban Villages Forum”、欧洲的“European Sustainable Cities Campaign”、美国的传统邻里(TUD)和交通导向模式(PP或TOD)都是对建立阶层平等同处的城市居住空间的新探索。

然而,西方的社区空间规划是以邻里为微观原型发展而来的,社区理论也因其技术导向和微观视角而导致社会使命失败和遭受非议。

从邻里单位、新城理论、新城市主义及城市村庄等社区空间模式的沿革来看,社区规划开始超越微观视角的困境,重新将视角转向对城市合理形式和城市生活的本质理性思考,以及从城市视角审视微观地域生活整体的组织上来。社区规划也表现出微观理念与城市空间观念、城市设计理论整合的发展方向。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社区规划可以说没有良好的社会学传统。社区理念引入之前,城市社区规划一直沿用形成于建国初期的居住区规划理论。社区规划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可以说我国社区规划目前还处在观念引入阶段(高朋,2000)。因此,许多专家认为我国目前基本上没有完全意义上的社区规划实践。相应的,我国传统住区规划理论经过50年的历程并未有实质性的发展。此外,其分学科的、中观层面的研究也使得研究结果缺乏深度和远见卓识。在我国,从社区规划入手注重社会与空间整合的多学科系统研究并不多见(本书研究的是社会学与建筑学交叉的应用基础研究),而真正提出社区规划的社会原则并对其进行系统研究的尚属空白。(二)城市社区规划研究意义与目的

1.研究背景

从社区建设角度看,社区发展走的是从社区迈向社会的道路,这是人类在现代化道路上所做出的第一次选择;而社区建设走的则是从社会返回社区的道路,这是人类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做出的第二次选择;社会发展与社区发展的整合是第三个人类发展阶段。

目前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加速期。大规模、快速的城市建设本身就隐藏着社会、环境等一系列“建设性破坏”。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转型,我国出现了社会阶层化、社会矛盾激化、社区空间异化等一系列新问题亟待解决。另外,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按国际惯例GDP在1000—3000美元之间是社会过渡期,这一阶段最易出现社会危机,对此我国政府已经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

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从西方社会城市的发展历程来看,由于社会、空间分异造成社会问题的解决比单纯的物质复兴和环境建设要难得多。然而,在市场机制下,与社区规划社会原则相背离的现象普遍存在。体制上的、空间策略和具体空间模式上的,特别是对于社区规划的社会性认识不到位、政府监管的“缺位、错位、越位”以及相互交错等因素,都造成目前利益驱使下的我国社区空间营造方略阻碍了人文社会建构的进程。社区正在逐渐的销蚀,与我们的本意渐渐远离。鉴于社区对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和社区的现状,本文认为展开通过物质空间促进社会发展的社区规划理论与方法研究十分必要。

2.研究目的

我们的社区规划已经逐渐转向人文社会探索,新建社区的物质环境也在迅速改善,然而社区却在渐渐离我们而去。这种现象使我们必须从认识上的源头去重新探寻社区规划的症结,并寻求根本的解决之道。在新的国情下如何认识社区规划的本质、内容、目标,又应采用怎样的空间模式和策略调控以达到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综合上述我国社区建设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国内外研究现状,笔者认为提高对社区规划社会原则的认识,探索符合国情的社区空间调控策略、适宜的空间模式和实施框架是社区规划研究的十分紧迫的任务。所以,本书将认识社区规划的社会性,即剖析空间建构之于社会建构的意义,以及探索社会建构的社区空间策略、机制和新的空间形态模式作为主要研究内容。

3.研究意义

本书立足我国市场经济、城市化加速、社会转型的国情现状,面向现实问题,以量大面广的城市居住社区为着眼点,从具有可操作性的社区基本单位入手展开研究,其意义如下:(1)建筑规划学科的研究前沿

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一直是建筑规划领域的主要课题,城市社区建设水平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注重社会原则和人文关怀的社区规划理论与空间模式的研究,在我国刚刚起步,是规划与建筑学科的重要前沿,反映了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总趋势。以往我国的社区研究以物质视角、空间视角为主。然而社区的培育并非只有物质或空间使然,这就引起笔者对以建立社区精神为中心的社区主体和客体影响因素的整体考察。

笔者认为,城市社区研究是一种基于微观观念城市人居环境系统研究。市民的城市生活是在工作、居住、交通、休闲整个过程和城市时空结构中连续的整体。社区空间单位的确立以及空间建构对于建立场所、培育社区精神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社区规划必然是以社区培育为目的、注重微观地域社会建构,以及与此相关的社区宏观、微观综合调控机制研究。在这种理论前提下,本书对我国的城市社区空间形态之于精神建立基本原理和方法的探索也属规划建筑学科的前沿研究。(2)研究视角的定位与方法论意义

我国幅员辽阔,地域条件差异大,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选择不同地域社区进行对比研究,利于发现城市居住社区动力机制和发展方向;运用系统的方法,从多学科、多层面、多方位透视社区空间与社区精神也不同于传统居住区规划单一的、局部的物质视角。转换不同的角度和运用行为主义、人文主义、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理念和研究方法,更利于透视“社区精神”的社会成因,寻求人居环境建设方略的实质性进展。人居环境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系统。本书以建立“社会原则”为指导,选取分别代表中国城市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地域的社会经济、文化特征、不同类型社区为研究对象,以具有独特地域特征的城市“微观社会空间系统”的基本单位为聚焦点,研究对象具体、操作性强,研究成果面向解决实际问题。(3)现实指导意义

随着我国的城市住宅商品化及住房制度的改革深化,从“单位办社会”到“社区办社会”的转化,旧有的单位制社区逐步向城市社区过渡,社区概念和模式都处在探索阶段。以往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居住区建设模式,单纯考虑物质和形体,已难与市场经济下以社区为主导的城市社会发展趋势相适应,所以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指导下,结合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建立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框架,特别是探索社区空间模式背后的社会学内涵,挖掘社区空间结构形态背后的社会成因,对于拓展社区规划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本书将给居住区规划由物质规划转向以社会规划原则为指导、使社会因素成为形体规划重要动因的理念转变提供一个基点,对社区规划社会原则研究基础上的城市居住社区适宜模式研究,可以对指导如火如荼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三、本书内容与篇章结构(一)研究目标

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人居环境建设的总目标。本研究作为其组成部分,选择对中国人居环境建设所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地域特征的城市居住社区为研究对象。

1.从社会学角度,审视我国传统居住区规划的经验和教训,剖析社区精神的社会经济空间成因,探索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区规划新理念及社会空间形态模式。

2.初步建立社区规划的理念和方法论框架。

3.为管理部门综合调控人居环境建设提供新的思路和政策建议。(二)研究内容

本书提出社区规划社会原则,重点研究空间之于人文关怀和社会整合的社会意义。一方面,从社会原则的宏观背景透视社区的意义和社会成因,反过来,社区规划角度如何体现并与社会原则相统一。

本书论及的社区规划的社会原则体现在两个方面:社区精神和社会整合。社区规划如何以建立地域社区精神为宗旨,建立适居的、与地域社会适配的物质空间形态;同时,又当如何发挥社区作为更大区域要素的角色和功能,强调社区对于社会整体和谐的意义,对此问题的回答构成本书的研究内核。

1.社区规划的理论与方法

只有提高了认识才会引起规划师、政府等对社会原则的重视,才会找到利用社区空间规划进行社会整合的途径方法。本书全文都贯穿对问题的认识分析,如城市地域化生活空间、社区空间要素的社会性、社区设施的属地化认识等等,为社区规划的空间、政策调控奠定理论基础。

2.社区培育的机理(社区动力学)研究(核心内容一)

社区精神的培育不仅仅与物质、空间有关,社区作为城市宏观社会空间系统的有机构成单位,必然受城市社会、经济及地域自然等综合因素的制约,它们构成社区规划与发展的外部动力机制。在多因素作用下社区主体和客体发生什么变化,又如何通过社会综合调控达到社区规划与社会原则的统一?

笔者综合社会学、地理学、建筑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从社区动力学角度,把“社区”置于人居环境综合系统的宏观、中观、微观多个层面,综合考虑人、时间、空间、距离等多维因素,从社会、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建立社区规划的概念框架。

从宏观层面,将社区置于全球化背景与国内政治经济体制变革、多元文化与技术进步的大背景下分析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揭示其对社区主体、客体的变化的深层影响,展示当下城市居住生活的宏观图景。

从微观层面,综合分析“社区精神”的影响因素(基本构成),在此基础上,透视人与人、人与社区地域空间等要素关系,寻求社区培养的新机制和生长点,提取符合社区精神和社会整合的“社区培育因子”。这为总体把握建立社区精神的空间机理,寻求社区空间规划与社会原则的统一建立基础平台和着眼点。

3.社区的社会空间形态模式研究(核心内容二)

笔者认为社区地域生活的离散导致社会关系的离散,从而造成社区的消蚀。本书从日常生活的人本主义视角反思城市空间质量和社区生活的本质,重新思考社区地域空间单位与社区生活本体间的必然联系,在对我国社区发展历程出现的各类型模式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寻求符合理想模型的“社区原型”;并将“社区原型”与建立“社区精神”的培育机理整合,提出以人文价值理性重塑城市和社区形态结构的策略。

此外,从社区微观层面,以社区精神为要旨重新审视社区规划的空间要素,如规模、边界、中心等物质空间设计策略,探索了社区精神与社会整合原则统一的社区空间模式。

4.社区规划的实证研究(实践应用)与政策调控研究

本书从现状政策、规划模式及其结果的关系入手,选择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和通过实践验证理论模型的可操作性,探索物质层面规划与社会整合、社区精神相协调的综合调控机制。(三)篇章结构

第1章为导论,介绍社区基本概念,研究目的、意义和研究内容、创新点等。

第2章提出问题。

本章分析国内外社区规划研究现状,重点述评了规划建筑学科在社会原则下的社区空间规划现状、存在的问题,展望了研究趋势和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社区规划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及社会空间、时间空间与日常生活结合的理论视角。

第3章可称之为社区及其规划的认识论。

本章内容从社区的多维含义入手,借鉴西方社会学界最新、最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分析社区作为地域生活共同体在社会系统整体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对社会整合和人文关怀的意义,并将社区规划的社会原则归结为社区精神和社会整合。

从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形成对社区及社区规划的动力机制的整体认识:

1.从城市系统角度,结合社会学、行为学、规划学科的研究成果,自上而下的俯瞰城市社区的结构和秩序,分析了社区的社会空间、时间空间结构,揭示了城市宏观系统与社区日常生活微观系统的非秩序和自发性的冲突和张力,从整体上认识社区培育、发展变迁的动力机制。此外,讨论了社区规划作为空间产生的致使框架规划师、消费者、政府、开发商对达成社区规划社会目标的张力。

2.多维视角重新认识社区规划的奠基石社区归属感产生的微观动

力学。

本章对于社区及其规划的俯瞰式分析是以探询社区的意义和空间产生的动力机制为线索,首先认识社区规划的社会维度,在此基础上,社会规划的目标与原则、内容也得以澄清。

第4章,社会原则下的社区宏观空间调控研究。

从城市宏观层面,从个体生活行为、时间与空间结合的角度分析社区地

域生活对社会原则的重要意义,并根据国情提出地域社区理念和达成的策略。笔者从社区居民日常生活与城市社区空间系统的关系(城市时空系统和个体的时间结构、社区生活行为之间的关系)入手,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建立日常生活时空系统的分析框架,分析了社区地域生活之于社区回归和建立人文社会的意义,深化了社区地域时空建构社会意义的认识。

接着,从我国社区规划的历史类型中探索城市社区空间单位原型。回顾了对“单位制”社区的批评,并从社区的内涵出发,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城市学的角度,探讨了单位制社区的作为城市生活时间空间整合的意义;对比国外的城市社区单位理念,分析单位制社区作为城市社区社会空间基本单位的可持续发展意义,寻求社区空间基本单位的原型。

最后,本书对单位制社区进行“扬弃”,提出了“0交通静态社区”的理念,初步探索了在市场机制下达成静态社区的多种形式的空间调控策略,并对城市生活与城市社区时空结构的社会性和“0交通静态社区”模式进行了实证研究。

第5章,以社区精神为目标的社区空间要素规划设计研究。

本章以社区精神培育为目标,阐述了微观空间规划的5个原则目标:①提高社区生活的满意度;②促进交往行为,建立社会网络;③社区场所特性的营造;④营造特定的社会环境因素;⑤空间环境的功能性与社会性整合。

接着,本书将社区微观物质空间规划归纳为社区的规模结构、公共配套设施、社区交通、公共空间、建筑空间形态5大部分,在大量社区调研基础上,针对每一规划要素,分析其促进社区精神的机理,揭示了我国现状社区空间要素规划存在的问题,并从空间形态、物质配置、规划管理等方面,提出了针对问题的解决思路。

第6章,社会原则回归与社区微观空间重构。

本章回顾学术界对社区微观理念与空间模式的批评,分析了我国社区空间建构过程中与社会原则的背离现象,并提出与城市和社会学研究相统一的社区空间策略。本章针对以下社区空间问题和相应对策进行了探讨:

1.辨析了封闭社区与开放社区的优劣,在对社区边界再认识的基础上,探讨了走向开放社区的空间布局和策略。

2.指出“画地为牢”式的社区培育与社会原则的背离,并进一步提出建立社区精神与社会规划原则统一的混合社区规划理念和实现混合社区的“同质社区异质化”及“异质社区同质化”的理论模式,并探索了相应的混合社区空间形态结构。

3.面向中国国情现状,进一步探讨了社会空间调控策略。

第7章是本书研究结论。四、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一)研究方法

第一,以居民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为标准,既注重定性的研究,更注重调查研究和利用科学的统计方法,揭示居民生活价值观的共性与差别,力求获取居民共性与需求特性的真实。

第二,以空间对社区精神、社会整合的促进为导向,注重对不同文化背景、历史时期的建成环境进行对比分析与预测,以建构符合国情民意且适宜居住的社区空间模式。

第三,注重多学科的研究成果、方法、技术的综合运用,对我国社区进行纵向发展脉络研究,同时对国际社区规划的经验进行横向对比研究。(二)技术路线五、本研究的创新点(一)社区规划的社会原则目标研究

城市社区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居住生活地域空间,而是能够促进居民良好社会互动的城市地域日常生活基本单位,明晰了社区规划的社会原则目标社会整合与社区精神,并将“社区精神”归纳为5个渐进的尺度。(二)社区精神的形成动力机制研究

本书从社会空间、时间空间以及影响社区规划的社会关系等方面分析了社区形成的宏观动力;同时,从人际关系、人本主义、群体互动以及空间、场所等多方面分析了社区感产生的微观动力机制。社区动力机制研究为全面认识、评价和进行社区规划奠定理论基础,也初步建立了社区规划的理论体系。(三)城市社区空间的社会性以及与社会原则相符的空间规划与调控策略研究

第一,城市与社区关系层面。认识了社区地域空间的社会性,重新解析了“单位制社区”的社会意义,对单位制社区进行“扬弃”,提出了“0交通静态社区”理念,并针对我国的现实国情、资源探索了回归社区地域生活的城市空间肌理和调控策略。

第二,社区微观层面。以社区精神为目标,分析了社区空间要素的社会性以及目前规划设计所存在的问题,并从社区结构、交通、公共空间、设施配置、空间形态五个方面提出了规划对策。

第三,回归社会原则的社区空间重构与整合。针对传统社区微观物质空间建构在市场主导下与社会目标的背离现象,提出了开放社区和混合社区的解决之道;进一步探索了开放社区和混合社区空间形态,提出了混合社区的“同质社区异质化”及“异质社区同质化”理论模式,探索了“双轴心”混合社区空间形态和相应的调控策略。第二章研究背景与现状、问题与视角一、我国社区规划的社会背景(一)社会转型

1.社会转型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改革前的中国社会,国家各级政府几乎控制和掌握了所有的资源。政府派生出了两个社会系统,即工作单位和地区组织。这是两个不同的社会系统,同时起着代表政府实行其社会分配和社会管理的载体职能。随着改革的深化,虽然单位制将在一段时间内持续,但是社区的社会功能已大大增强。经济发展的内部驱动催化着一场静悄悄的社会革命,改造着中国的社会结构。

与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我国城镇住房改革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经历了试点探索(19791985年)、全面实施(19861993年)、深化改革(19941998年)和实物分房的终结四个阶段。以199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为标志,我国的城镇住房已逐步实现了住房供应的货币化,形成了目前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三个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城镇住房改革是城市社区重组最直接的外部动力。所以,自1980年以来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住房分配市场化和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是促进社会空间变化,推动单位社区向社会化社区转型变迁最根本的内部动力。

2.社会阶层化

杨东平认为我国城市群体的构成上出现具有一定影响的社会阶层有:私营企业主、城市白领、城市农民工。2002年,以陆学艺为组长的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推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鲜明提出中国社会已经由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分化成十大社会阶层(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标志着中国现代社会结构雏形基本形成。2004年他又推出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显示:中国工人、农民的经济、社会地位在下降,中国社会正在逐步走向一个开放的、阶层化社会。社会阶层化及其发展趋势,带来了新的社会空间问题,也给我国社区规划提出新的要求。

3.市场化和住房私有化

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建国后的实物分房制度经过实物货币化的过渡逐渐走向商品化、市场化。随着福利分房的中止,城市居民个人购房的比重大幅度提升。从上海的数字来看,在现有的购房者中,私有购房占94%,单位购房仅占6%。土地供给方式也由国家无偿划拨转变为有偿使用的市场供给方式。住区建设者由国家单位变为以追求利润为主要目标的房地产开发商,不同的开发商有不同的市场定位,并形成竞争。开发商协同策划者、规划设计者创造着新的居住文化,引导着居住消费时尚。市场的种种游戏规则形成了政府、购房者和开发者之间新的张力。住房私有化使得社区居民的个人财产直接与地域社区关联,有益于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增强社区成员的命运共同感,对于促进社区共同体的发育、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成为社区在现代城市社会中的生长点。(二)社区社会构成的变化

我国许多学者认为社区居民的联系纽带摆脱了行政力量的束缚,从“单位人”回归“社会人”,而市场“门槛”和个人选择将不同阶层的人群从原来均质社区中“过滤”出来,相同经济背景和价值观的相似人口在一定的空间地域自愿内聚集,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区的阶层化。从而,以共同利益和特定亚文化为联系纽带的城市居民生活共同体同质社区逐

步形成。

但是,根据我国学者对北京社区的研究发现:目前我国居民社会阶层间的认同性不高,不同收入阶层间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指向,除了职业差别外,没有形成西方社会阶层内强烈的阶层意识和归属。笔者在西安明德门社区(异质社区)的个案研究中发现不同收入阶层居民间的对立并不明显。这也就造成了我国社区从单位制转向社区社会化、同质化的同时,社区内部的社会构成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出现了新的异质化倾向。社区虽然依据价格门槛,将处于同一层次收入水平的城市居民在社区空间集聚起来,但与传统体制下形成的社区相比,社区内部具有更大的异质性。如在市场体制作用下形成的社区,人们除了具有接近的住房支付水平,或接近的收入水平外,在职业、文化程度、生活方式、思想价值观上很难找到更多的相似之处。现代社区中异质性的加强,需要人们探索建立团结和睦的社区人际关系的新思路。(三)生活方式与人际关系

1.生活方式

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及其引发的人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意识的变化,也带来了全新的生活方式,从而对社区的公共配套设施配置和布局产生影响。家庭观念和结构也在变化,家庭呈现小型化趋势。家庭小型化了,但人均居住面积却不断增长。这使得同样原为十几公顷用地规模的小区,人口规模从一万人左右减少到五六千人。因此,与人口规模相关的配套生活服务设施也要随之进行调整。

此外,人们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家庭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带来对生活环境的新需求,成为住宅设计、住区规划建设必须面对的问题,例如,集中购物代替分散的就近购物。原小区规划中必须设置的粮店、菜店、副食店、杂货店已被仓储式超市、大型购物中心等具有市场竞争力和较高服务质量的集约化商业设施代替。另外,小汽车逐渐进入普通家庭,在改变人们出行方式的同时,直接影响住区交通系统的安排。住区规划布局也不得不为“私家车”的停放做出合理安排。不断推进的商业化、信息化进程,也使人类的交往方式呈现出短暂性、功利性和“有限”介入的特征。总之,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任何变化,都需要有与之对应的生活空间的变化。

2.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可以简单分为情感关系和工具性关系。当前人际关系将面临一场新的变革,人际关系的走向呈现出工具性与情感性相结合,本土化与时代先进文化的整合,网络在人际交往中的作用逐步增大及双向互动的特征,增加明显。

一方面,现代电子传播媒介的广泛运用与快速交通工具的发明则在其间起了催化剂的功用。世世代代在人们的交往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的距离逐步变得无足轻重,人们可以利用先进的交通工具和快速的电子媒体进行交流。

由此,社会生活内在的时空关系改变了。在场的实体空间不再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唯一中介。当大量的社会活动越来越依赖于人们“不在场”的状况下进行时,人们面对面、亲密无间的直接交往一天天减少,人际关系的疏远一天天加剧,传统的社会联系纽带一天天松弛,现代社会生活特有的人情冷漠和灰色状态四处蔓延,尽管便捷的交通为相距甚远的人们之间的交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与机会(王宏图,2003)。

另一方面,现在市场经济下的人际关系也呈现出经济化、功利化、人性化、庸俗化特点。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变化,必然对于社区的人际交往观念产生影响。当代社会人际关系趋于功利化,加之现代社会个体来自安全焦虑、生存压力、信任危机和“心理超载”等诸因素都使得传统人际关系异化,冷漠成为现代社会的时代病症。

社区是以人际情感、认同为特征,可以说现代社区的回归就是人际关系的回归,而如何应对现代社会和信息时代人际关系的变化是社区规划必须面对的问题。二、我国社区规划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城市社区的发展大致出现和经历了传统合院式、街巷式、里弄式、单位大院(家属大院)、城中村以及城市商品型住区等几类主要形式和过程。某种程度上,新的社区类型和城市空间变化左右了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也对交往的质和量产生很大冲击,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社会网络的离散

我国在城市化过程中,某些不恰当的城市社区的空间策略、建设方式破坏了旧有社区的社会网络,也使得新社区的社会网络难以建立,导致社会网络在城市空间中离散化,表现在下述四个方面。

第一,旧城改造中的“大拆、大建”和城市中老城区逐渐为商业取代,老城区人口外迁破坏了原有社区居民的社会网络。

第二,对原有社区的更新没有足够的重视,老社区中由于十分恶劣的住房条件和设施不完善没有得到及时更新,导致有住房购买能力的人口外迁,也使社区社会网络因分散而破坏。同时,也使许多70、80年代的老社区正在逐渐老龄化和失去活力。

第三,从单位制社区转向市场化后,由此带来单位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城市中分散,原有人际关系因时空距离而松散。

第四,新建的社区物质空间形态没能对社区人际关系的重建做出贡献,导致良好社会关系网络并未在新社区中建立。近年来,开发商为了增加卖点,“社区”一词被热炒,随之,原来不被人们重视的居住空间环境开始受到普遍关注。为了适应“小康”和“后小康”人们对空间环境的需求,新建社区往往有着花园式的景观和供人们休息和娱乐的公共空间。但仍然存在的问题是:以地缘聚集的社区居民,并没有因此而关系密切、频繁互动。总体上看,由于城市越来越大,集居越来越密,城市化使得人们失去了如四合院、胡同等较小规模、有限领域空间。空间无可控性导致日常住户之间公共居住生活自我管理、约束消失,原来居住的基层居住生活社会组织结构逐渐消失。

总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过程中进行的大规模旧区更新和新区建设,在被拆除的传统居住空间,不仅具有研究价值和特色的建筑,而且还承载着发达的社会网络。原有居民的搬迁,使得社会网络被破坏殆尽。新建的社区一般都缺少有吸引力的公共空间场所,人们远离了自己生活多年的居住环境和交往伙伴,新环境又没有他们交往、休憩的场所。尤其是住高层的老人受身体条件的限制,只能蜗居屋内,带来生理、心理上严重的不良影响。而有些少年儿童也因找不到适合他们玩耍的地方,无法结识同龄伙伴,性格变得内向、封闭或沉溺于电子游戏,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成长(司敏,2004)。新建社区虽然物质环境得到大大改善,但是,从社会学意义上看,社区社会网络和归属感并未真正建立起来。(二)人文关怀的缺位

社区空间营造中人文关怀缺位,可归结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宏观上,城市社区生活时空结构的变迁和个体生活的无谓奔波。随着大规模、迅速的城市开发,城市生活的地域时空结构,从单位制的工作和居住地结合的状态,转向职居生活时空的分离,由此也带来生活的无谓奔波和城市交通的日益拥堵。

第二,从社区微观空间上,建筑挤占绿地。绿化率与人均活动场地、绿地在规划建设中未加区分控制,导致城市过度开发,影响总体社区社会生活的展开。

第三,经济空间挤占社会空间。市场机制下,空间的过度商业化、注重效益、经济利益的同时,许多公益性空间设施商业化或者缺失严重。过分地依赖市场,使开发商经济行为替代了政府的社会行为(特别是大型社区或“大盘”),已经造成新建住区配套的影剧院、文化站等大型文化娱乐设施用地被挤占的现象,居民在获得良好室内外居住环境的同时,又面临文化的贫乏,影响社区培育和违背空间人性化和社会原则。

第四,住区环境建设“美化”、矫情化有余而人性化不足。笔者在杭州及西安等地的许多社区调研发现:尽管住区环境铺装十分考究,但仍缺少真实、亲切的生活设施。如室外缺少儿童游玩、青年活动、老人聊天的空间或设施。

第五,人性关怀下的弱势群体在社区环境建构整个过程中被忽视。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环境设施建设并未给予与新建社区物质环境提高得到应有的重视(相关的研究也十分不足)。就儿童和青少年设施而言,新建社区儿童生活、游戏设施甚至还不及旧有的老社区。表现为:社区儿童游戏场所缺乏(图2-4);某种程度的标准化和内容形式的空洞;没有根据不同年龄儿童的成长心理特征,设置多元化的设施并进行科学组合等。

以上种种问题,使得新建社区往往看起来漂亮了,然而真正生活在其中却不比老社区亲切、温馨。(三)空间异化和社会隔离

在社会阶层化趋势下,我国许多学者实证研究表明,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居住空间分层和隔离成为中国城市社区变迁的趋势。现实的城市居住社区呈现出一种“多元化”格局,居住社区的地域空间分层日益明显。从笔者的社区调研中发现,以前倍受批评的单位制大院造成的社会隔离问题并未在市场化的住区建设中解决,反而有加剧的趋势。新建住区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大院“门栏社区”,只不过由原来的砖砌变成美观的“铁艺”制品而已。(四)有失社会公正

第一,从体制上讲,过度依赖市场,使一部分先富起来人的居住环境得到了改善。虽然国家已实行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政策,但要真正使得“居者有其屋”、最大限度地为广大人民提供住房,则必须在住房市场化供应的同时加大社会住房的有效供给。

第二,社区空间营造过程中社会公正的缺失也表现在宏观上的城市社会空间隔离和城市空间的不均衡发展,以及城市设施,如公园、广场分布不均衡等等诸多方面。

由上可见,目前我国体制上的、空间策略和具体的空间模式上的,特别是对于社区规划的社会性认识不到位、政府监管的“缺位、错位、越位”以及相互交错的等等因素都造成了在市场机制下社区空间营造阻碍了建构人文社会的进程。三、国内外社区规划研究现状(一)国外社区规划研究现状述评

本书重点是从社会视角探讨社区空间规划,社会学的社区研究对社区规划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所以,在回顾规划建筑学科的研究成果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社会学对社区研究的现状。

21世纪以来,社区研究沿着两条非常清晰的脉络发展。一是随着社会学学科的分化,社区研究越来越专业化,形成了不同的社区理论,如以帕克为代表的人文区位、社区行动等理论;二是社区理论与社区规划建设实践相结合,适用性的不断加强,其研究成果直接应用于开展社区建设、社区发展规划、社区可持续发展研究。社会学的社区研究对社区空间规划产生积极推动作用。

20世纪60、70年代,旧城衰落以及各种城市社会问题的出现促使人们对城市综合整治和管理的意识形态本质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人文主义和行为主义对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行为体系的研究和社区参与成为城市发展重要的社会内容。在此基础上,社会学对于城市整治参与意识加强的微观理念下的社区空间的社会目标,形成两种认识,一方面它可能加强了社区内部的凝聚力,另一方面也在社区之间产生了新的空间排斥。

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来临,新一代的社会学家开始怀疑以帕克为代表的城市社区理论。当代城市社会学着重于研究邻里变迁与居民居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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