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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向阳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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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中国试读：

一

一九六八年，我出生在浙江玉环楚门，王向阳出生在浙江浦江郑宅。

一九八六年，素不相识的我们各自离开家乡，来到杭州，进了同一所大学——杭州大学。他读中文系，我读政治系。

在异乡的第一个夜晚，是我记忆中最漫长的。白天，母亲的身影消失在校园招待所的梧桐树后，我便开始流泪，一直到晚上，泪滴在枕头上的声音，在耳朵里回响了整整一夜。黎明时分，我在半梦半醒中想象母亲已经坐上回家乡的长途汽车，整整十二小时的漫漫长路。

那些日子，我常常在地图上抚摸湖墅南路上红色的长途汽车站标记，就像抚摸家乡的一场雨和雨后依然香浓的文旦花香。

那是生命中最漫长的秋天。寒假来临之前，我读到了余光中的《乡愁》，“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在静默无声的冬天里，我常常望着南方发呆。

当时我并不知道，在我孤独想家的日子里，和我同岁的王向阳，在同一所校园里和我一样默默吞饮着想家的滋味。后来，他从树人文学社的杂志上知道了我的名字，而我并不知道他。

二

一九九○年，我们各自毕业，都留在了杭州。随着年岁的增长，想家的滋味不再令人落泪，而是变成了一种如影随形的乡愁。

这种滋味穿过岁月，来到了二○一二年。一部书稿和一个质朴憨厚的中年男子——身兼媒体人的身份，跟在我的一位好友身后，来到杭州莫干山路我上班的地方。他叫王向阳，他说：“我在校时是你的粉丝，现在还是你的粉丝，想请你给我的散文集写一篇序。”

其时，他已经出版了好几本文化散文集，却如此自谦。

我连连摇头，断然拒绝。为他的书写序，我何德何能啊！

不久以后，一本崭新的《最喜小儿无赖》和它的作者王向阳又一次来到我面前。细读才发现，它的文字很朴素，它的情怀很浓郁，它引起的共鸣波涛汹涌，它的分量很重。他说，整整改了十八稿。“我的写作，有点像地下党，偷偷摸摸。”王向阳说。“巧了，我的写作，就像散兵。看来，咱们是散兵遇见地下党了。”

他说，写《戏剧的钟摆》的时候，他正好参加省里下派的工作组，在湖州宾馆住了三个月，白天跟着领导跑企业，晚上写材料，十点以后在电脑上看戏，十二点以后写作，有时写到早上七点，第二天吃了早饭，又去跑企业。他还说，曾经钻研过郁达夫和徐志摩这一对杭州高级中学的同班同学的作品，人家才情高，像水桶里的水，是自然溢出来的；他才情低，是使劲摇晃才溅出来的，靠的是“认真”二字。媒体人，自然忙，他是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在人家打扑克、搓麻将和玩游戏的时候写作，现在，真正把看戏、看书和写作当作娱乐了。

二○一五年春，王向阳发来《乡愁中国》书稿，并附上了一封长信，再次恳请我为他写序。这一次，我说：“好。”

三

此刻，有请《乡愁中国》里那些迷人的文字。

文字是有气质的，甚至是有魔力的。王向阳的文字，朴素、真诚，如同他憨厚的面相，却不动声色地带你缓缓进入一个充满魅力的旧世界、土世界。文字像一只有魔力的手，在你面前画了一幅幅画，画面里的故景、故人栩栩如生。最奇妙的是，画面渐渐模糊，他的故乡、他的故人、他的往事、那些苦难与快乐慢慢幻变成你自己的故乡、你自己的往事，你会听见时光叩响你老家的门环，里面传来你逝去的爷爷或奶奶的一声咳嗽，将你在城市里已然麻木的乡愁瞬间唤醒，在午后发呆或者落泪。

这是一本如此接地气的书，这是一本如此贴心的书，像春天从地里刚挖出来的新鲜土豆。好好说话，好好讲故事，却让人看到心里去。文艺作品最高的水准，不就是心灵的谐振吗？

然而，不仅仅是怀旧，更有反思。《乡愁中国》分行当、游乐、风俗、劳作、器物、饮食六个篇章，原原本本地记录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江南乡村的生活方式。其中，王向阳写到了水车。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一直像水车一样缓缓而行，而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生活方式发生剧变，一日千里，水车突然变成抽水机。亲历这场巨变，我们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回得去的是今日的家乡，回不去的是童年的故乡。这既是他个人的乡愁，也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甚至所有中国人的乡愁的一个缩影！

王向阳的《乡愁中国》，不仅是一次记录、一种怀旧，更是一份中国知识分子的道义、责任与担当。

四“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此刻，二○一五年初夏，端午将至，在异乡捧一叠《乡愁中国》书稿，仿佛捧一杯穿越时光的雄黄酒，滋味醇厚而悠远。我想，菖蒲菜场里是有的，香袋药店里也是有的，诗歌朗诵会电视里大概也是有的，杭州人端午必吃的“五黄”也是有的。那么，孩子们在那一天会不会有空过端午节？会不会有我们童年时疯了般的快乐？

乡愁到底是什么？是味蕾？是故土？是根基？是对一条大河未来走向的迷茫么？

是为序。行当篇

学会一门手艺，抵过三石田地。——家乡俗谚木匠

从前，有个财主请木匠上门干活，供应一日三餐，每餐都有一碗冬瓜，上面只放一片肉。每天吃晚饭时，师傅先动手，夹了上面的那片肉，徒弟只能夹下面的冬瓜。徒弟心里有气，干活不出力。

师傅看到徒弟磨洋工，破口大骂：“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财主每天请你吃肉，你还不肯出力！”

徒弟受了委屈，忍不住回嘴：“哪里有肉，是冬瓜！”

师傅心想徒弟明明吃肉，还说冬瓜，不由勃然大怒，狠狠打了他一个耳光。

徒弟无故挨打，心里更加委屈：“明天晚饭我不吃肉了，你一个人吃好了！”

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师傅先夹了一片，是肉，又夹了一片，却是冬瓜，才知道上了财主的当。于是，师傅和徒弟合计捉弄财主。

师傅故意吹灭油灯，高声叫骂：“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财主每天请你吃肉，你还不肯出力！”边骂徒弟边敲八仙桌的脚，敲得梆梆响。“哎哟喂！哎哟喂！哎哟喂！”徒弟躲到八仙桌下面，故意高声叫喊。

财主闻讯，以为师傅在打徒弟，赶忙过来劝架：“好了好了，木匠师傅，哪里能这样打徒弟呢！”

这时，师傅趁黑劈头盖脸地往财主身上打，边打边骂：“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财主每天请你吃肉，你还不肯出力！”

挨了一顿好打的财主，到这时候才知道是师徒俩合谋，设计报复自己。

小时候，当我听做木匠的爹说起这个木匠打东家的故事，差点把肚肠筋给笑断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出生在浙江省浦江县郑宅公社相连宅村。浦江是浙江中部的一个小县，面积不过九百二十平方千米。一半山区，称为山里；一半盆地，称为外乡。郑宅地处盆地的东端，是个千年古镇，以九世同居的孝义文化著称，号称“江南第一家”。相连宅是郑宅西侧的一个小乡村，只有几十户人家，两三百个人。我家世代务农，到了上一代，兄弟四人，三伯伯大学毕业，大伯伯、二伯伯和爹都做木匠，后来四个堂哥也加入木匠队伍，堪称木匠人家。从小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我对木匠的行规略知一二。

东家请木匠上门干活，一日三餐都要有一碗肉；木匠早饭、中饭不能吃肉，到晚饭才能吃一片；夹菜的时候，只能夹面前够得着的菜，不能站起来夹；吃饭的时候，徒弟要比师傅后动筷、先吃完；干活的时候，徒弟要比师傅先开工，后收工；师傅骂了，徒弟不能回嘴，师傅打了，徒弟不能还手。

爹常年在外面做东家活，常常在一个村庄干上十天半月，甚至一个月，再转到下一个村庄。转场的当晚，爹带着徒弟回家一趟，半夜来，五更走，披星戴月。我看爹回家的时候肩上扛一把斧头，手里提一根六尺杆——这是木匠的行规，加上墨斗，传说中这三样工具可以辟邪。徒弟挑的担子，一头挂锯子和鲁班尺，另一头装凿子、刨子、墨斗和角尺等工具。

有一年冬天，爹带着舅舅在深山冷坞做木匠。一天下午回家，半路下起鹅毛大雪，积雪有三四十厘米深。他们一个扛着斧头，一个挑着担子，师徒俩深一脚浅一脚地翻过十里山岭，还要走又湿又滑的四十里山路，直到深夜才到家。在睡梦中，我被妈妈叫醒，看到爹和舅舅穿的雨鞋外面，裹了一层防滑的草绳，沾满冻雪。【这是爹以前做木匠时用的工具桶，如今空空如也，寂寞地躺在屋角。（王向阳 摄）】

做东家活，难免吃苦受累。爹养成天未亮就出家门、天刚亮就到东家的习惯，早早摆开作场，开始干活，直到傍晚才能收工。那时候，家里买不起闹钟，更买不起手表，时间只能毛估估。

有一次，爹去十五里路外的一个村庄干活。他半夜出门，走了一半路程，天还是黑乎乎的，才知道去得太早了，就在路边的草地上睡了一个回笼觉。还有一次，他一觉醒来，发现天已大亮，慌忙穿衣下床，出了门，才发现白晃晃的不是日头，而是月光。

辛苦劳累倒也罢了，造房子的时候，木匠师傅爬上爬下，一不小心栽下来，非死即伤。

爹做了一辈子的木匠，出过几次小事故，幸无大碍；而二伯伯家，父子俩相隔三十多年先后从楼房上栽下来，酿成了一死一伤的惨剧。

一九五七年春天，爹跟二伯伯到一户人家去铺楼板。当时，二伯伯穿着高筒雨鞋，站在二楼的阁栅上，弯下腰去，谁知屁股撞上身后的橱子，一个反冲，人站立不稳，从二楼栽下来，头部着地，脑部溢血。

爹急忙叫人将二伯伯抬回家里。第二天，又将他抬到县人民医院。医生看了束手无策，建议转院到杭州的浙江省中医院。一个星期以后，二伯伯脸色发黑，不治而亡。

二伯伯走了，二伯母等肚里的遗腹子出生以后，就带着孩子改嫁到邻县诸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从小随母改嫁的堂哥已经成家立业，带着老婆和女儿回到老家，住在我家。九十年代初，堂哥在上海的一个建筑工地做木工，叫爹也去干活。爹兴冲冲地从老家赶到上海，还没有到建筑工地报到，就接到一个噩耗：堂哥不慎从三楼的脚手架上栽了下来，腰部撞到一位工人的肩膀上，导致脾脏破裂，昏迷不醒，正在华山医院抢救。

爹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含着眼泪，直奔医院，照料堂哥。四天四夜以后，堂哥才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对我爹说的第一句话是：“小叔，我将来会来养你的！”我爹说：“我是你叔叔，照料你是应该的。”

在医院的两个月时间里，爹用饱含深情的笔墨，给家乡的亲属写过一封信，大意是：可叹的是，历史是多么的相似！三十多年前的一幕，如今又在眼皮底下重演了，以前摔下来的是哥哥，这次摔下来的是侄儿。可喜的是，结果又是多么的不同！三十多年前，哥哥从二楼摔下来，虽经抢救，还是不治而亡；三十多年后，侄儿从三楼摔下来，经过治疗，总算保住性命。桶匠

小时候，我喜欢看越剧《九斤姑娘》（又叫《箍桶记》）。聪明伶俐的九斤姑娘与她爹张箍桶之间，有一段幽默诙谐的对唱：

张箍桶：天亮要箍天亮桶，

九斤姑娘：就是那清早起来的洗面桶。

张箍桶：还有那晏昼要箍午时桶，

九斤姑娘：就是侬阿爹的老饭桶。

张箍桶：还有日落西山黄昏桶，

九斤姑娘：长工短工都要用，田畈回来洗脚桶。

张箍桶：还有半夜三更要紧桶，

九斤姑娘：阿囡房里的红漆桶。

张箍桶：要箍有盖无底桶，要箍有底无盖桶，

九斤姑娘：有盖无底是锅盖，有底无盖豆腐桶。

张箍桶：要箍无底无盖桶，

九斤姑娘：无底无盖是蒸桶。

张箍桶：还有恩恩爱爱夫妻桶，

九斤姑娘：夫妻桶，总成对，就是早间挑水桶。

农家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各种各样的木桶。以前，殷实人家会在姑娘出嫁之前，专门请箍桶匠上门做几天活，把日常所需的各种木桶做齐全，作为嫁妆。【这只圆形的米桶，由同乡陈良材的高祖父陈会月置办，桶盖上写着“光绪乙未”（一八九五年）的字样，历经一百二十多年，流传五代。（陈良材 摄）】

箍桶匠的工具与木匠的大多大同小异，只有刨子大异其趣。木匠的刨子小巧，按在木料上推刨；而箍桶匠的刨子硕大，像一条长凳，一头高来一头低，刨面朝天，把木板放在朝天的刨面上面推动，蛮省力。

以前箍桶不用胶水，为什么能做到滴水不漏呢？箍桶匠先用毛竹销将一块块木板串起来，做得严丝合缝；再在外面扎一两个牢固的箍，有铁的、竹篾的、杉木的；最后在底与墙的接缝处撒些锯末，用塞刀对准缝隙，“笃笃笃”塞进去，锯末遇水膨胀，就把缝隙堵住了。

小时候听爹说，我家隔壁有一个年轻的箍桶匠，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被抓壮丁，一九四九年随国民党军队从浙江舟山定海逃到台湾。一九八八年，他从台湾回家探亲，结果上演了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当时，箍桶匠带着一干人马“衣锦还乡”，给每位健在的堂兄弟送了一百美元见面礼，有点阔佬的派头。

这下子，他的本家炸开了锅，分到美元的喜笑颜开，没分到的骂骂咧咧。有一个不事生产的远房侄儿，讨要不成，恼羞成怒，破口大骂。箍桶匠的外甥从小习武，有两下功夫，这时正好在场，一把扭住远房侄儿的衣领，差点打架。

箍桶匠措手不及，预算透支，只好倾囊相予。最后连回台湾的路费都没了，他只得向亲属借钱，乘兴而来，扫兴而回。

后来，箍桶匠几次回乡。自从第一次吃了哑巴亏后，他就学乖了，再也不敢充阔佬了。打了一辈子光棍的他，晚年在大陆娶了一个三十几岁的姑娘，生了一个女儿。几年后，箍桶匠去世了，留下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解匠“千匠万匠，不要学解板匠。晴来解在山头上，雨来解在埂沿上。站起来像吊煞相，眠倒来像活和尚。”在家乡，锯板俗称解板，锯板匠俗称解板匠或解匠。这首民谣道出了解匠生涯的艰辛。

在同乡江东放所在的浦江县石宅公社派顶村，出过一位身手不凡的解匠，人称明元师。他在四邻八乡很有名气，知道的人没有一个不竖大拇指的。

明元师个子只有一米六，其貌不扬，父辈兄弟三人全是吃解板这碗饭的。他从小跟着他爹在山间摸爬滚打，练就了一身好手艺。他还会一点武功，攀爬民居的墙头，手脚并用，轻轻松松。

有一次，明元师与一位小伙子上山砍树。他俩合作，锯啊锯，锯到树干两截分离，其中一截滚向小伙子。小伙子连忙伸出一只手去推挡，结果手被压在下面，动弹不得，狂呼救命。这时候，明元师如果回村叫人救援，往返七八里路，只怕小伙子性命难保。情急之下，他抡起大斧，用力朝压在小伙子手上的树干劈去，一斧又一斧，越到后面，越是高举轻放，以免误伤。过了半个钟头，他才把小伙子解救出来，累得躺在地上喘粗气。后来，小伙子逢人便讲：“我的这条命是明元师搭救的，即使进入阴曹地府，也忘不了他的大恩大德!”[1]

有一次，邻近的建德县有一家林场砍伐树木，有一段十来米长的木材，要从头到脚劈削取料。明元师举起利斧，一气呵成，劈下的木片连成长条，没有断裂，劈好的木料像用刨子刨过一样光滑。当时，场长叫人把这段十来米长的木材抬起来，让在场干活的几十人观看，大家都啧啧赞叹。为此，林场特地送他一把雨伞，作为奖励。从此，明元师声名大振，“斧可代刨”的绝活更是远近闻名。

还有一次，邻村有户人家造新房，请明元师上山去取木料。中午，东家送饭上山，只见所有的树木分成几堆，一段木料也未取，而明元师躺在树堆上，闭着双眼，“吧嗒吧嗒”抽旱烟。东家看到这个场景，很不高兴，碍于情面，不好吱声，只得耐着性子，等他吃完饭。明元师酒足饭饱，再抽上一袋烟，才开始动手，半天工夫，就劈好十八根阁栅，真是鬼斧神工，让东家惊叹不已。按行规，一天能劈十二根阁栅，就算好手艺了。

另一个村庄的一户人家，祖坟后面有棵大树，已经空心，摇摇欲坠。为了防灾，主人想把大树砍倒，最好在倒下的时候，让它从坟后跳过坟背，弹到坟前，省得搬动，但又不能砸坏坟墓。可谁有这等挪移的本事？正在困惑之间，朋友推荐了明元师。明元师应邀来到现场，仔细目测大树的高度、树围，坟前坟后的间距、朝向后，答应了下来。

几天后的一个晴天，明元师来到现场，拜过山神，叫徒弟爬上树顶，缚好绳索，他动手砍树。他运用力学原理，结合自己几十年来的经验，在大树快要倒下的时刻，用力砍了几斧头，凭借树身猛烈的自冲力，整棵大树从坟后弹到坟前，没有碰到坟背，真是神了！

明元师只读过几年小学，粗识文字，但凭着聪颖和勤奋，练就了一门高超的手艺，因时因地制宜，运用自如，印证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道理。篾匠“篾匠要学会，鸡屎食三坨；篾匠要学精，鸡屎食三斤。”家乡流传的这句谚语，道出了篾匠生涯的无奈。

小时候，经常看到篾匠一手掐篾，一手持刀，用牙齿咬住其中的一层篾片，把它慢慢地拉开来，一直拖到地下。那时家家户户都养鸡，鸡屎遍地，难免沾到篾片上，被篾匠咬到嘴巴里，这就是“食鸡屎”的来由。

一年到头跟锋利的竹篾打交道，篾匠的两只手被划得伤痕累累，格外粗糙。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一个叫朱学顺的老篾匠，手指头不慎被篾片刺了一下，当时也没在意。不久，他的手指头越来越胀，越来越痛，弄得他吃不香、睡不好。他几次拿出篾刀，想把手指剁下来，都被家人劝止，盼着有朝一日脓透了，挤掉就好了。有一天，村里来了个过路郎中，看了篾匠肿胀的手指，说能治好，要两块钱，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死马当作活马医，篾匠同意了郎中的条件。随后，郎中用布条把篾匠的眼睛蒙上，叫村里的几个壮汉把篾匠的手脚按住，自己用小刀在篾匠肿胀的手指上猛然一刺，再用嘴巴从伤口中吸出脓水，吸一次吐一次，足足盛了一小碗，再在伤口上敷药末，包扎好。经过一番折腾，篾匠痛得撕心裂肺，死去活来，连帮忙的几个壮汉都累得汗流浃背。后来，老篾匠的手指头慢慢地好起来了。

小时候，每到冬闲季节，生产队里都要请老篾匠小毛师来修补方箩，做十天半月的活，工钱是每天一元一角。

小毛师有一件挺好玩的工具——篾舌，是一条长约十五厘米、宽约一厘米的扁铁条，一头平一头尖，尖的一头镂条小沟。小东西派大用场，修补旧洞全靠它。他左手把篾舌穿过密实的编打层，右手把进补的篾片从篾舌上面的口上插入，然后左手抽出篾舌，把进补的篾片乖乖地带过来。

听小毛师说，做他们这行，有一套自己的行话：吃饭叫兴夯，早饭叫早夯，中饭叫午夯，夜饭叫夜夯；吃肉叫兴胃，豆腐叫白塌，面条叫长纱；老太婆叫尺佬，小孩叫小毛头，老头叫老毛头，小姑娘叫红花佬；干活叫操摊；篾席叫横三二，畚箕叫阔口，大麻篮叫大四角，小麻篮叫小四角，床叫横山。在外行听来，真如天书一般。【我家这只用了五十多年的小团箩，是篾匠的精品。爷爷生前在上面认认真真地写上了自己的名讳“王思后”。（王向阳 摄）】

当年小毛师年纪五十有余，笑容可掬，只是瘌痢头上毛发稀少，曾对着镜子自言自语：“小毛师啊小毛师，你这个人长得还不错，就差这个瘌痢头！”他能说会道，说自己跟老婆吵架之后，又死皮赖脸地凑上去，说了一句俏皮话：“小毛嫂嫂，笑一笑！”

小毛师有一儿一女，正好我的堂伯伯也有一儿一女，年纪般配。热心的社员主动为他们做媒，相互调换姑娘做媳妇，俗称换亲，戏称馄饨换面条。

如今，农家箩筐的需求量大为减少，篾席多被麻编凉席所取代，很少再见篾匠上门了。铁匠

小时候，每到秋收之后，从村里台门口的临时打铁铺里就会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那是浙江永康的打铁匠在为农家加工修理农具。

铁匠先要对烧火炉的木炭进行处理：在泥地里挖一个坑，灌进清水，倒入红壤，搅拌成稀泥浆，然后把木炭倒进去，搅拌木炭。过一会儿用一个铁丝大笊篱把木炭捞出来，装在槽箩里，随时添用。为什么木炭吸饱了湿漉漉的红壤泥浆，能够烧得更旺更久呢？我是一头雾水。

俗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若要刀具锋利，须在刀口加钢。钢和铁都是死硬分子，要把它们揉在一起，谈何容易！先将铁料烧红，放在铁砧上，在刀口上錾出一条小沟，在沟内加进一条钢；放进火炉再次烧红，然后放在铁墩上锻打；反复几次后，铁和钢混在一起，水乳交融。当烧到血红的时候，师傅就拿长长的铁钳子把铁器钳出来，放到水里淬火。

俗话说“打铁离不开火星过”，铁匠受伤是家常便饭。有一次，我看见师傅和徒弟对打的时候，火红的铁料突然从铁墩上掉下来，落在徒弟的脚背上，当即起泡。没有治疗，也没有休息，徒弟依然天天干活。后来，徒弟的整个脚背溃烂了，惨不忍睹。村里的好心人看徒弟实在可怜，送给他一支红霉素药膏，涂在伤口上，用布包好。过了一段时间，徒弟的烫伤就痊愈了。

在农家，专门用来割稻割麦的镰刀，刀刃是锯齿，俗称杀锲。修理锯齿变钝的杀锲，使其锋利，俗称利杀锲。“利杀锲哦，利杀锲哦……”每到夏收、秋收前，村里会来利杀锲的外地人。他们先找个闲置的祠堂或庙宇驻扎下来，生炭炉，架风箱，摆开作场。

第一天，徒弟背起竹篮，走街串巷，使劲吆喝，兜揽生意，提醒农户赶快检查一下自家的杀锲，是不是需要“利”一下。收足一篮，背回驻地，师徒一起“利”杀锲。第二天，徒弟把“利”好的杀锲送回农家，同时兜揽新生意。

杀锲数量众多，模样相似，容易混淆。徒弟真有本事，不管地盘有多大，不管户头有几户，不管杀锲有多少，都不会搞混。原来，他们用一种俗称土码子的符号做了记号。记号是用杀锲齿画的，画在杀锲柄上，然后用粉笔在这家的墙上做相同的记号。今天拿走钝杀锲，明天定然送来泛着蓝光、锋利如初的新杀锲，绝无半点差池。

师徒分工合作，一天能“利”一两百把杀锲。以每把八分的加工费计算，一天的收入能达到八元至十六元。辛苦是辛苦，这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确实是一份高薪！镴匠·铜匠“打壶瓶——打镴哦——”随着一声长长的吆喝，村里来了一个挑着担子的镴匠或铜匠。小时候，农家喝的米酒和白酒，装在敞口、细颈、大肚的酒壶中，俗称壶瓶。这是镴器的代表。

只要有生意，镴匠不在乎工钱多少。羊毛出在羊身上，“奥妙”全在于一个字——偷，民间有“打镴的十个有十一个偷”的说法。有两种偷法：第一种，农家拿了优质镴来加工，镴匠暗地里把它换成预先备好的劣质镴；第二种，烊镴的时候，把烊罐内的一部分镴当作杂质，拨到炉子的炭火里。东家即使站在边上，瞪大眼睛，也很难看出镴匠的破绽。

老手也有失手的时候。有一次，一个镴匠因为偷镴被东家发现，吵得很凶，相持不下，最后闹到公社里。镴匠说：“你说我偷镴，没错。我出门在外，站要钱，坐要钱，总要有点收入。我说两块钱帮你做，你还我一块钱，够饭钱吗？”一天之中，他们去了公社三趟，最后公社干部生气地说：“如果他半夜三更到你家来偷，那好办。但这是手艺，明对明，你自己站在那里看，工钱又杀得这么狠，也难怪他了。”【铜匠手拿模具，正在铸锅铲。（来源：浦江论坛）】

早前，学生到学校去读书，用铜罐煮饭；殷实人家到了冬天，用铜火熜取暖。铜器无处不在。但我小时候，煮饭改用铝制的洋锅，火熜也改用白铁皮了，铜器只剩下锅铲、瓢之类。

记得经常到我村干活的一个铜匠，长得精干巴瘦，一脸黝黑，加上满头大汗，在炉火的照耀下，脸上油亮油亮的。他讲他的土话，我们讲我们的土话，通过比画手势，能听懂对方的大致意思。他的脸上永远挂着一副憨厚的傻笑。

打镴也好，打铜也罢，手艺人出门在外，风餐露宿，失饥伤饱，十分不易。一九八〇年的双抢季节，天下大雨，山里发大水。一个年轻的打铜人挑着一副担子，想要过江。江上没有桥梁，只有磴步。他刚踏上磴步的时候，江水还没有漫上来，等他走到江心时，江水已漫过磴步。他不敢往前，也不敢退后，被困在江心，大声呼救。等到村人发现他时，江水已经暴涨。村人叫他抛掉肩上的担子，那样才能把他救上岸。那个打铜人惊慌失措，居然挑着担子跳入江中，被水冲走，连尸体也没捞到。补缸“补缸哦——补甏哦——”小时候，补缸匠进村，小孩子都赶来凑热闹。

补缸匠不慌不忙，一副慢悠悠的样子，我的心却悬在半空中。缸是“琉璃货”，铁锤敲轻了，錾不出孔来；敲重了，容易开裂，甚至碎下一块。补一条长裂缝要用八个十个钢钳，看上去活像一条多脚蜈蚣。每装一个钢钳，都要忙上一阵；等全部装好，总得半天一天。

大许公社金宅村的补缸匠叫谢永吉，十八岁就拜师学手艺。我看他补裂缝的时候，左手捏一把小錾，右手握一把小铁锤，“笃笃笃”地敲打缝隙，錾出一条浅槽，然后在浅槽两侧敲打出几对小孔眼，装上钢钳，再在浅槽上填上用盐卤拌的铁砂。他说，过了六七天，铁砂生锈，凝结成块，就牢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谢永吉在白马公社嵩溪大队看到一只破缸，半边碎成七十五块。主人说只要把缸补好，时间长短无所谓，还提供伙食和住宿。谢永吉把缸放在麦秆上，把碎片一块接一块补上去，从第一天下午补到第二天上午，一共用了八十来个钢钳，收了十三块工钱。补好以后，在嵩溪石灰厂上班的工人都赶来观看，啧啧赞叹。【补缸师傅正在修补清朝末年置办的老缸。（王国光 摄）】

说起补缸的艰辛，谢永吉说经常爬山过岭，白天无处吃饭，晚上无处投宿，有时实在没办法，只能睡在人家的门口。

补缸是一门精细的技术活，难在堵漏。有的师傅把缸补好了，依然漏水，没法向东家交代，只好一走了之。同乡陈良材说，村里的潮爷爷家有只特大号的缸，有了裂缝，便把下半截埋在土里，积了些雨水，生了些浮萍。有一年，村里来了个补缸匠，看到大缸，想把它补好，谈好用二十二个钢钳，按时价两块半钱，先付一块半钱，剩下一块钱，等试缸不漏水后再付，并管一天的住宿。潮爷爷叫人把缸从泥土里挖出来，倒放在稻草上，清洗干净。补缸匠开始修补，忙前忙后，忙了一天半。吃了晚饭，潮爷爷按约定付给他一块半钱。许是手艺不过关，心里发虚，次日一早，补缸匠借上厕所之机，不辞而别。

如今，农家腌菜揉面仍离不开大缸、陶缸、钵头，破了不再补，买个新的，花不了多少钱，补缸的手艺几近失传了。錾字

小时候，农家遇红白喜事，要办酒席，自家碗盏不够，就向本家或邻居借用。各家的碗盏大小和形状大同小异，混合使用，分不清楚，需要在碗底錾上户主的名字。

我爷爷四兄弟分别叫王思育、王思先、王思后、王思孝，其中王是姓，思是字辈，育、先、后、孝是名，各家碗盏底下就分别錾个育、先、后、孝字。

妈妈每次到供销社的生活资料门市部购置新餐具，看到錾字师傅守在门口，总是请他在碗底錾上爹的名字，以免混淆。

同学郑可青的爹郑定荣就是錾字师傅。谈起学錾字的机缘，郑定荣说，那是有一次，写得一手好字的他到妹妹家里玩，看着人家錾字，手痒痒的，回家后开始自学。到了农闲或者雨天，他出门錾字，兜揽生意。

錾字这个行当，本小利薄，也有竞争。客户有三看：一看书法，字錾得好不好看；二看态度，师傅的嘴巴甜不甜；三看价格，收费便宜不便宜。錾字的价格，师傅也有三看：一看碗盏的大小，大的贵，小的便宜；二看碗盏的价值，价值高的贵，价值低的便宜；三看碗盏的数量，少的不能优惠，多的适当优惠。别看錾一个字只要一两分钱，积少成多，生意好的时候，一天可做十多块钱生意呢！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郑定荣的装备改善了。每次出门錾字，他随身携带一个包，里面装着工具：一架电动錾字机、一把錾子和一个锤子，有电的时候用电动錾字机錾字，停电的时候就用锤子和錾子錾字；一支墨，字錾好以后，蘸点清水或者涂点口水，在字上涂一涂；两个砂轮，錾子头上的金刚钻粗了，要用砂轮磨一磨；一块毛巾，把残留在字上的墨渍擦得干干净净，还把整个碗盏擦得清清爽爽；一块围裙，系在身上，保持衣裤清洁，还能托底，防止怀里的碗盏掉到地上。

在雪白晶莹的碗盏底部錾上黑乎乎的字，郑定荣觉得有碍观瞻。后来，他灵机一动，把碗盏翻过来，把字錾在背面，难度大一点，可好看多了。

同乡陈良材的爹陈生顺，经常为乡亲义务錾字。有一年正月初三，陈良材在外婆家拜年，看爹趁午饭前的空闲，为新碗錾字。陈良材发现碗上錾的字与他家里的一样，就问是不是自家的，他爹笑而不答。这下子他犯糊涂了：如果是自家的碗，可以带回家里呀！为什么在外婆家錾字呢？他去问外婆，外婆也不吭声。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外公的名字叫朱学顺，他爹的名字叫陈生顺，他家与外婆家相隔二十里，不可能互借碗盏，所以碗里都是錾“顺”字。

陈良材家里有一只青花小盘，錾了四个字：月、元、正、顺，看起来不知什么意思。原来，他的高祖叫会月，就在小盘上錾个“月”字；会月生四子：际松、际干、际元、际亮，小盘传给际元，再錾个“元”字；小盘后又传给际元的侄子、际松的儿子兴正，也就是他爷爷，再錾个“正”字；兴正生二子：逢生、生顺，小盘传给生顺，就是他爹，再錾个“顺”字。这只盘子传到他手里，已经五代，成为古董。

如今，农家办宴席一般都聘请厨师上门，餐具、桌椅全由厨师带来，农家再也不用邻居互借碗盏了，也不用錾字了。修钢笔

小时候，家乡流行一种说法：插一支钢笔的是中学生，插两支钢笔的是大学生，插三支以上钢笔的是修钢笔的师傅。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读初中，放学路上经常看到一位修钢笔的老师傅。他在自行车的后座上装了一只箱子，里面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工具，成为一个流动的钢笔修理摊。

有一天，爹告诉我，这位修钢笔的老师傅是我的表伯伯，名叫张世椿。此后，我就开始留意他，从长辈断断续续的叙述中，得知了他的身世。

从一九五〇年起，张世椿就开始修理钢笔。当时，全县只有城里有一家钢笔修理铺，是江苏扬州人开的。他到现场观摩两次，弄清其中的奥妙，就自筹资金，到上海工具零件批发部邮购零件，然后关在家中，琢磨两天，开始设摊经营。【如今，张世椿早已不修钢笔了，但家里还有很多配件。（王向阳 摄）】

张世椿是一个经营好手，老早就有广告意识。他曾在桐庐县城挂出广告招牌，白布上画了英雄钢笔、蘸笔，写着“上海英雄金笔厂特约修理”。当地的行政执法人员看了，不由赞叹：“老师傅，你真聪明，我们县里还没有哩。”

一招鲜，吃遍天。经营修理钢笔虽然是一门小本生意，也需要绝活，吸引顾客。张世椿的绝活就是你要什么配件，我有什么配件。当时，有的名牌钢笔上市以后，厂家为了促进销售，短期内不供应零件。张世椿想出高招，到批发部去购买全新的钢笔，拆解开来，作为零件。有的顾客跑到杭州、上海，就是找不到钢笔的配件，想不到在他这里配到了，感慨万千。

张世椿常说，修钢笔要价格公道，货真价实，作为一名商人，除了赚钱，还要尽社会责任，尽量给贫困学生免费修理。这一义举为他带来了良好的口碑。

有一次，一个高中生对他说：“师傅，你给我配个差点的钢笔头。”

他问：“你已经读高中了，为什么还要配差点的钢笔头？”

高中生回答：“我家里生活困难。”

他爽快地说：“我给你免费修理，直到高中毕业。”

这一辈子，张世椿骑单车，带行装，跋山涉水，走南闯北，跑遍全省六个地区三十八个县市的大中学校，为师生修理钢笔。许多学生读初中、高中、大学时，都在他的铺子修钢笔。有的学校负责人常常通过广播通知学生：“浦江修钢笔的师傅来了，你们抓紧时间。”

张世椿在乡下的各个集市设固定的修钢笔摊位，后来还担任过浦江县玄鹿区工商管理所的摊贩主任。有时，他也挑着担子，到邻县去做生意，期间有艰辛，也有欢乐。

一次，张世椿去邻近的桐庐县修钢笔。路上，听说一条载满人的渡船刚刚在桐庐七里泷摆渡时翻了，人家提醒他先到庙里去拜一拜，菩萨会保佑的。听了这话，他的心里直打鼓，还要不要摆渡呢？犹豫再三，还是决定摆渡。第二天一早，他挑着担子，登上渡船，发现江面很宽，船体离水面约半尺，浪头激来，啪啪作响，有点害怕。不过，他自信凭自己的水性，即使船体侧翻，也能在水上漂流一两个小时，不至丧命。还好，他最后顺利渡江。

渡过富春江，在炎炎烈日下，张世椿肩挑行担，一路跋涉，一路修理。有一天，他发现大树底下有一把凉伞，伞下遮着一个女人和一个婴儿，预感不妙。他放下担子，跑了过去，拨开伞一看，吓了一跳：女子朝天躺着，脸色铁青，呼吸急促，衣襟大开，小孩还在吃奶，分明是中暑了。他在女子的脖子上捏了几把，她开始呻吟；又叫来附近的人把她扶起来，在后背大筋处扭了几把，她的脸色才慢慢好转；再让她吃了一些解暑药，她终于转危为安。这时，他挑起担子，向人们告别，感觉脚步比以前更轻快了。

后来，人们爱用一次性的签字笔，写了就扔，加上电脑打字，无纸化办公，使用钢笔的机会越来越少。到八十五岁那年，张世椿结束了五六十年的修钢笔生涯，回家颐养天年。钉秤

小时候，国家早已统一计量标准，十两为一斤，但乡村里的木杆秤是混用的，有十两制的，有二十两制的，还有十六两制的，让我懂得半斤八两的含义。

传说中，秤的计量单位是鲁班根据北斗七星和南斗六星制定的，十三颗星为十三两，作为一斤。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制度，在十三颗星作为一斤的基础上，又加上人间的“福、禄、寿”三星，共有十六颗星，十六两为一斤。小贩若缺斤少两，少一两要损福，少二两要伤禄，少三两要折寿。

邻居有一杆十六两制的秤。那时，隔壁大嫂每天用自家的大豆跟卖豆腐的大妈换豆腐， 一斤大豆换两斤半豆腐。如果豆是整斤的，计算还算方便；如果有零头，那就复杂了。譬如一斤半豆，十两制的秤，折合成一斤五两，换三斤七两半豆腐；二十两制的秤，折合成一斤十两，换三斤十五两；十六两制的秤，折合成一斤八两，换三斤十二两。卖豆腐的既不会打算盘，也不会笔算，只能口算，一会儿要对付十两制的秤，一会儿要对付二十两制的秤，一会儿要对付十六两制的秤，算来算去，常常算得糊里糊涂。

当时的钉秤匠，有的开店摆摊，坐地经营；有的挑着担子，走家串户，一头是秤锤，一头是秤杆。计量准确，是钉秤匠的良心。不过，有的无良商家有“特殊需求”，同时备有两杆秤，分量轻重不一，买进卖出，分别使用。

旧时，家乡各集市所用的秤不同。譬如，现行市秤一百六十斤，合城里肉秤一百斤，傅宅市秤一百四十八斤，岩头陈市秤一百四十五斤，郑宅市秤一百五十三斤，黄宅、潘宅市秤一百五十斤。村民大多没有文化，不会换算，算来算去算不清楚，叫苦不迭，而专门吃这碗饭的店家小贩趁机浑水摸鱼，从中牟利。

在家乡，木杆秤不仅是计量工具，还是民俗礼器。以前，在洞房花烛夜，新郎用它掀起新娘的盖头，成为幸福的使者；建房上梁的时候，悬挂秤锤，寓意称心如意；居新屋的时候，首先搬入木杆秤，有道是“有秤当家，家财兴发”。此外，木杆秤还衍生出丰富多彩的文化。“秤不离砣，公不离婆”，形容夫妻恩爱；“秤砣虽小压千斤”，比喻外表不引人注目，实际很有用处；“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老鼠爬秤钩——自己称自己”等歇后语，耐人寻味。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十六两制的秤率先被淘汰，二十两制的秤随后也被淘汰了，剩下十两制的秤。到了九十年代，市制的杆秤都改成了公制的公斤秤。如今，城乡普遍使用电子秤，既称重量，又算价钱，方便极了，钉木杆秤的工匠越来越少了。【每到双抢季节，供销社的职工送货下乡，用盘秤秤重。（张文晖 摄）】烧砖瓦“嗨哟，嗨哟，嗨哟……”社员们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拉着夯锤，夯实砖瓦窑上的泥土。一九七七年，大队里兴办砖瓦厂，这是我亲眼看见过的打夯场面。

当时没有压土机，只能用夯锤。夯锤是一块四方形的厚石板，四侧各装一个铁环，每个铁环上系一根麻绳。四人拉着麻绳，同时用力，夯锤离地跃起；同时放松，夯锤自然落下，压实泥土。当时我才十岁，喜欢凑热闹，有时也去拉几下夯锤，虽然力气小，可号子喊得比大人还要响。

那时没有挖土机，就用肩挑土。社员们从附近的田里挑来泥土，堆在窑上。妈妈去工地里挑土，挑一担得到一根竹签，最后折算成工分。

众人拾柴火焰高，砖瓦窑不久就砌好了。从此，大人忙生产，小孩忙游戏，我的童年时代又多了一个游乐场，碰到了许多好玩的事。

烧砖瓦的泥土，是田地下层的黏土。这种黏土韧性好，不易开裂，给我们小孩做游戏用的手枪正合适。挖得多了，本来是平整的稻田或者突兀的旱地，变成了下陷的池塘。我们曾经在里面捉过鱼，真有点沧海桑田的味道。

工人把黏土摊成一个高约尺余的圆饼，泼上水，牵来一头水牛，让它在上面转圈踩踏，一圈、两圈、三圈……直到脚下的黏土熟透为止。我经常对着转圈的水牛傻看，兴味盎然。

从钢模子里压出来的瓦片和砖头的湿毛坯，一排一排垒得整整齐齐，晒干装窑。可老天爷喜怒无常，阴晴不定，刚才还是晴空万里，一会儿就下起瓢泼大雨。千辛万苦做出来的毛坯如果被雨淋了，就变成一堆烂泥。每当乌云四合的时候，工人们就停下手中的活，飞奔而来，急忙把草袋盖在砖瓦的毛坯上挡雨。

砖瓦的毛坯晒干以后，装窑点火，两个工人轮流值班，昼夜不停，把整捆松枝或麦秆扔进窑口，燃起熊熊大火。持续燃烧六昼夜后，烧火师傅看到窑内整体通红，好像金属完全熔化的状态，就叫工人用砖泥封闭窑口，在窑顶的出烟孔上覆盖水泥板，围好泥土，筑成“天池”，放进冷水，加速冷却，产生的水蒸气渗入窑内，使砖瓦发生变化，呈现青黑色。【窑厂工人正在晾晒土瓦的泥坯。（照片来源：《品读浦江·老照片》）】

那些天，“天池”上热气腾腾。小孩纷纷上前围观，既好奇，又害怕。有一次，烧火师傅喝醉了酒，爬上“天池”察看的时候，不慎掉了进去，幸好被人拉起，烫坏一大片皮肤。

在砖瓦窑的斜坡上，修了一条盘旋而上的小路，小孩子跑上跑下，你追我赶，比谁跑得快。窑身和四周种植了密密麻麻的白杨树，长得又高又直。摘下叶子，扯去叶面，剩下叶柄和主筋，在汤罐里面浸上半天一天，捞出以后，柔韧无比。两个小孩用两根筋对拉，比谁的筋韧度强，拉断的一方为输。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浙江萧山一带喜欢用洋瓦盖房子，既不怕风，也不怕漏，尤其翻漏时，人从瓦上踩过去，哪片破了换哪片，不会碎掉。到了八十年代，农村开始建平顶的钢筋水泥房，洋瓦无用武之地，销路渐渐差下去了。过了几年，大队里的砖瓦厂倒闭了；又过了几年，废弃的砖瓦窑也倒塌了；再过了几年，农村里搞土地整理，砖瓦窑被铲平了，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弹棉絮“弹棉花啊弹棉花，半斤棉弹成八两八哟。旧棉花弹成了新棉花哟，弹好了棉被那个姑娘要出嫁。”这是在电影《鬼子来了》里面，弹匠唱的一曲弹棉歌。小学音乐教师出身的日本少佐把弹棉絮的弹弓误认成乐器，让弹匠弹奏。

小时候，在我们小孩眼里，弹棉絮是件挺好玩的事。雪白的棉絮，像冬天里一层厚厚的积雪，让人忍不住去摸一摸；光滑的弹槌，看起来像一个手榴弹，让人忍不住去玩一会；圆圆的磨盘，比锅盖小一点，让人忍不住去拎一拎；弯弯的木弓，根据弓弦在棉絮里的深浅不同，弹出来的声音高低错落，悦耳动听，仿佛是一曲叮叮咚咚的民乐，让人忍不住去弹一弹；怪异的弹匠，戴着帽子和口罩，眉毛胡子被刷白了，像一个白发老头，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

同学郑继生的叔叔郑寿廷是一位弹棉匠，弹了四十五年的棉絮。他说，弹棉絮的时候，先将皮棉堆放在木板上，然后系好腰带，把篾片做的吊杆下端插在腰带背后，顶端的麻绳垂下，吊在大木弓上，用牛筋或者羊肠线做弓弦，左手握木弓，轻轻下压，右手执弹槌，敲击弓弦，发出“嘭嘭啪啪”的声音。那条颤动的弓弦，像有什么魔法似的，只要粘上皮棉，就会弹开，成为絮状。

人们对弹棉花这门手艺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檀木榔头，杉木梢，金鸡叫，雪花飘。”榔头就是弹槌，是用檀木做的，木弓是杉木梢做的，弹出来的声音像是“金鸡叫”，漫天飞舞的棉絮像是“雪花飘”。【年迈的弹匠一手握住弓背，一手拿着木槌，不停敲打弓弦，发出“嘭嘭啪啪”的声音。（朱钊年 摄）】

郑寿廷说，棉絮弹好以后，压上一层纵横交错的棉纱线，一般是白色，只有用作嫁妆的棉絮，才配以红绿两色线纱。讲究的人家，还要装饰“囍”和“百年好合”之类的吉利语，再配上花纹图案。最后，用厚重的圆木盘磨压平实，制成柔软蓬松的棉胎。

按照行规，弹匠半夜三更就要起床，连夜赶路，到东家门前等天亮。有时候，山路两旁的灌木茂密，影影绰绰，单独行走慌兮兮的；假如遇见坟堆，心里就更紧张了。有一次，郑寿廷在邻近的诸暨县（今诸暨市）干活，身边的纱线用完了，吃好晚饭，翻山越岭，走了三十里山路，连夜赶回家里，叫老婆纺好纱线，再赶回诸暨，天已快亮了。

弹匠最怕弹旧棉絮：先要除掉表面的旧纱，然后卷成捆，用双手握住，在满布钉头的铲头上撕碎，再用弹弓弹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弹一床新棉絮是一工，弹一床旧棉絮也是一工，但多加五角工钱。为了赶时间，只得晚上加班。给嫁女儿的人家弹棉絮，东家额外给弹匠烧一双鸡蛋，送一个红包，少则两角，多则五角。

家乡流传着一句谚语：“千匠万匠，宁可学弹匠，住格大厅堂，陪格大姑娘。”因为弹棉絮都在室内，不怕刮风下雨。不过，弹匠也有别人没有的痛苦。弹棉絮最怕风，一旦起风，满天飞絮。在夏天，不能开窗，又闷又热，大汗淋漓，只能用手掌捋一捋，甩一甩，或用搭在肩上的毛巾擦一擦，收工以后才能洗澡。

即使戴着口罩，弹匠的鼻子里仍会吸进飞絮，天长日久，容易伤肺，成为职业病。郑寿廷弹了一辈子棉絮，无灾无难，有一个预防的土方，就是多吃猪血。猪血具有清肺的功效。

如今，商店里销售化纤多孔被、羽绒被、丝绵被，品种繁多，蓬松柔软，轻便舒适，保暖性好，传统的棉被越来越少，弹棉匠也快绝迹了。纺织“远看梧桐树不高，近看梧桐生仙桃。开花结果不稀奇，结果开花更稀奇。”小时候，曾经听妈妈讲这个谜语，谜底就是棉花。棉花植株的外形酷似梧桐树，但要矮得多，枝叶间挂着像桃子一样的棉桃。棉花植株长大以后，开花结子——棉桃；成熟以后，棉桃绽开，吐出雪白的棉花，结子开花，稀奇稀奇真稀奇！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半自给自足的家乡，家家户户种植棉花。但要真正变成布匹，得经过纷繁复杂的工序，印象最深的是轧花、纺纱和织布。

听说，早前的轧籽机用人力，一只脚踏一根轴，一只手摇动一根轴，另一只手将棉花从两根轴之间递进去，落下棉籽，吐出皮棉。我小时候看到的轧籽机已经改为电动，加工者坐在后面，把棉花均匀地递进去，发出“杠、杠、杠”的声音。【姑娘们坐在电动轧籽机后面，这头把棉花递进去，那头吐出皮棉。（张文晖 摄）】

轧好的皮棉，搓成棉条，用来纺纱。当年，我看奶奶坐在纺车前，右手转动纺轮，带动纱锭子转动，左手捏着狗尾巴一样的棉条，接向纱锭子的线头。棉条随着线锭子快速转动，自动加捻成纱，缠在纱锭上。左手顺势向后拉，纺出的纱越来越长。手不断由前向后，由后向前，纱丝丝缕缕绵延而出，一层层缠绕在线锭子上，越积越多，逐渐成为一柱。奶奶就这样循环往复地劳作，纺车不停地欢唱着，发出“嗡嗡嗡”的声响，纱锭子不停地长大，直到体态丰满为止。家乡有一个谜语，谜面是“婆婆的家里有个白白老鼠，不牵不大，牵牵会大”，谜底就是纱团。

【家庭妇女织土布已经成为家乡的一个特色产业。（王向阳 摄）】

待奶奶年迈体衰，织布就要靠妈妈了。看妈妈坐在布机前，手脚并用，右手投梭，穿过经线，交给左手；右手拉动筘子，撞打一次纬线，这时脚踩踏板一次。然后，左手把梭子穿过经线，交回右手，左手再拉动筘子，拍打一次纬线。那光溜溜的梭子在纱线之间不停地穿梭，那梭“肚”下拉出长长细细的纱线，如同精灵一样在妈妈灵巧的双手里来回窜动，棉布逐渐变长，成为一匹，有白布，也有花布，包括格子花和八卦花。家乡也有个织布的谜语：“又像凉亭又像殿，观音娘娘坐后殿。跌子鲤鱼过横滩，十个喽啰两边拦。”织布的妇女坐在布机后面，像个观音娘娘；纬线从梭里透出来，像鲤鱼下子；妇女的十个指头拦在布匹两边，就像十个喽啰。

那时候，纺纱织布大多是从秋末开始到春节之前。奶奶和妈妈每天从早忙到晚，直至深夜。那时没有电灯，只有煤油灯；没法取暖，只能挨冻；没有饭吃，只能挨饿。

寒冬腊月，我经常在深夜里被“哐当、哐当、哐当”的声音吵醒，那是妈妈正在熬夜织布。染布“染布哦，染布！布染不染？”小时候，每到秋冬季节，村里常常传来这样的吆喝声。这时，染匠挑着两只竹筐上门，一只竹筐里装着已经染好的青布、黑布，送到农家，另一只竹筐里装着刚从农家收来的白布，挑回染坊。

家住朱宅村的同学陈玉标说起染布，有一肚子故事，因为他爹陈书斌就是一个染匠。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他村里有一个染坊。三间平房：一间当门有个大柜子，用来记账，后半间堆放白布、棉纱；一间有两只大锅、两个灶头，大灶烧水染布，小灶熬制豆腐，后半间堆放柴草；还有一间小房，专门存放染料和石灰。门前有一个小小的洗布池塘，还有一排高高的晾布架子。

他村里的染匠叫作木根，模样好像刚从染缸里染出来：脸庞黧黑，头发和胡子灰白而蜷曲，双颊和嘴角间挂着整齐的皱纹，说话声音单调。无论春夏秋冬，他都身穿蓝黑色的土布衣服，脚穿黝黑发亮的长筒雨鞋，走起路来，“咯吱咯吱”作响。

染布的时候，木根用烈火猛烧两大锅水，等到水温升到五六十度，就把颜料倒入锅中，继续加温，即成染液；他将染液一勺一勺地舀入染缸，把白布小心翼翼地浸入，用木棍均匀而有节奏地搅拌；捞起大缸里的布匹，和伙计们一起绞干染液，扔进箩筐，挑到边上的小池塘，清洗干净，挂在布架上晾晒。

当时，家家都有象征吉祥、温暖、幸福、美好的荷花夹被，是女儿婚嫁的必备用品，深受农家喜爱。印荷花夹被，先用厚油纸刻出花板，图案有鸳鸯荷花、鲤鱼跃龙门、麒麟送子、金鱼满堂、牡丹蝴蝶或者梅兰竹菊。把花板蒙在白布上，用石灰或者豆腐调出厚浆，在油纸板上刻印；晾干后，用靛青染色，再挂在架子上晾干，刮去粉浆，即成蓝底白花的花布，再做成荷花夹被。

染布要掌握三点技巧。一是颜料和水的配比，颜料太少，染成的布色泽无光；颜料过多，染成的布颜色过深，成本又高。二是水温和浸泡时间，水温过低，浸泡时间过短，容易褪色；水温过高，浸泡时间过长，容易煮坏。三是搅拌要快速，着色才均匀。【深受农家喜爱的荷花夹被。（照片来源：《月泉流痕》）】

一九七六年，乡村掀起批判“四人帮”的热潮。村里几个年轻人因地制宜，从染缸里舀起一桶染布的剩液，手握毛刷，在各家各户的墙壁上刷批判标语，诸如“打倒四人帮”、“打倒四人帮爪牙某某某”、“打倒反革命分子某某某”之类，白墙黑字，格外醒目。年轻人行动迅速传到公社里，领导第一时间赶到村里察看，然后在广播里通报表扬。于是，邻村纷纷效仿，或邀请他们去刷写标语，或派人来学习取经，临走还不忘带一桶免费的染布剩液。

说起朱宅的这个染坊，很有来头。清朝咸丰年间，有一户朱姓人家因染布致富，造起新屋。一天上午，两个“流寇”窜入村里，看到染坊前晾晒着一匹匹青布，上前抢夺。村民见状，纷纷拿起木棍铁镐，奋起抵抗。一人见势不妙，落荒而逃；一人被生擒，投入染缸，染成黑色，五花大绑，游街示众。

当天下午，一群“流寇”进村找人。为首者长得五大三粗，看见屋里有一个美貌的小姑娘正在理布，顿起歹心。小姑娘的爹见势不妙，赶忙紧闭大门，拄上木棍。“流寇”从染坊里抱来柴草，点柴烧房，想把父女两个引出门。不想刮起大风，火势熊熊，一排房屋顷刻间化为灰烬。傍晚时分，大火熄了，“流寇”走了，人们听到从废墟里传来微弱的喊声，循声寻找，发现一只染布烧水的大锅，锅底朝天，覆置于地。揭开大锅，村人发现那个小姑娘蜷伏在地，气息微弱。原来她爹把大锅盖在女儿身上，逃过一劫，自己却葬身火海。

到了民国，染坊易主。一九四五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忙碌了一整天的染坊伙计林某和几个村民正在伙房里闲聊，忽从远处大狗家传来一阵阵沉闷的呼喊声，还有急匆匆的脚步声。林某从柴房顺手操起一根木棍，循声而去，刚到门口，只见一匪徒正要奸淫大狗的妻子。他怒不可遏，大喝一声，声起棍落，匪徒落荒而逃。

第二天向晚时分，匪首石有锡带着人马，直奔染坊，将正在理布的林某一顿毒打，捆绑架走，押至山里，用老鹰飞、老虎凳等酷刑肆意折磨，还割断他的脚筋。

第二年正月里的一天，石匪又带领一干人马，拖着气息奄奄的林某来到染坊前。他一脚踩在林某的身上，一手指着他的头，边踩边骂，凌辱取乐。此时的林某双脚溃烂，挣扎爬行，突然一手使劲撑起，一手抓起一把石灰，撒向石匪。石匪躲避不及，左眼中招，顿觉天旋地转，如同火烧，痛得哇哇直叫，拔出手枪，闭眼射杀林某。原来林某抓起的石灰，正是染坊里用来印染荷花夹被的辅料。从此以后，石匪左眼失明，家乡流传着“浦江石匪一只眼，杀人放火百姓殃”的顺口溜。

改革开放以后，朱宅村的染坊承包给染匠木根经营。尽管他染出的布匹品质一流，但受到邻近的义乌县私人染坊的冲击，门庭冷落，以致郁郁寡欢，卧病不起。有一天，同村的陈书斌去探访卧病在床的木根。只见他气息微弱，幽幽地诉说自己心中的愿望：“希望你回来，和我儿子孝子一起办好染坊。”因为陈书斌在大集体时代以上门收布为主，又能拓印图案精美的荷花夹被，手头积累了大量客户。后来，陈书斌和孝子撑起了朱宅村的染坊。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邻近出现两家现代化的印染企业，手工拓印、土法印染的荷花夹被逐步被机器印染的被面所代替。陈书斌一直坚守染坊，八十岁那年把最后一床荷花夹被送到客户手里后，关门歇业。打扇

小时候，家家户户打麦秆扇，这成为家乡的一项重要副业。很多人家男女老少齐上阵，赚了不少钱，过上了滋润的日子。邻村王金法家有两个女儿，全家一起打麦秆扇，月收入高达两三百元，这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堪称天文数字。

村里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托郑宅工艺厂的福。一九七一年，冷水大队党支部书记郑修牛接到公社的通知，要他赤手空拳创办郑宅工艺厂。创业伊始，他就寻思：竹子能做工艺品，麦秆能不能做呢？当时农家的大麦秆堆积如山，作为柴火，如果能做成工艺品，那是就地取材、变废为宝啊！

恰在这时，郑修牛听到白马公社有一户人家会用麦秆打串扇，轻便实用。于是，他派人登门拜访，学会打扇的技术：先是缚柄，包柄；再使柄端的麦秆敞开，用绣花针及细线串成数圈，剪成圆形、桃形、孔雀尾形等，外沿用细篾丝夹牢；再用麦秆包边，遮住篾丝，又经硫黄烟熏、漂白等工序，制成轻盈、美观的串扇。同时，他请来专业的工艺美术师张咸镇，成立由张咸镇、郑珠仙、蒋秀花、郑小莲等人组成的创新组。由张咸镇领衔设计新花样，由其他成员打出样品，再由厂里的女工普及推广。张咸镇还把麦秆产品的链条延伸到盘、篮、碟、盒以及小挂件，甚至做成麦秆贴，包括《南京长江大桥》、《三潭印月》、《平湖秋月》等作品。在小小的麦秆扇上，张咸镇找到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麦秆系列产品制成后，卖到哪里去呢？郑修牛“异想天开”，想到去大上海“攀高亲”，申请做上海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定点厂家。【女工们正在做麦秆盒。（张文晖 摄）】

从郑宅工艺厂到上海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关口重重，谈何容易！当时，闯关的通行证就是介绍信，从下到上一级级地开，直至上海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

可由谁来给郑宅工艺厂开介绍信呢？作为一家社办企业，名义上销售由县商业局代管，但像管又不像管，不是亲生子，而是干儿子。

郑修牛带着麦秆工艺品找到县计委，请求开介绍信。县计委领导表示支持，但郑宅工艺厂不是全民企业，无法开具。于是，他直接闯进县府大院，找到县委书记李玉山，寻求支持。李玉山觉得这是件造福百姓的大好事，指示县计委负责人开介绍信。他拿着县计委开的介绍信，来到省进出口公司，再由省进出口公司开介绍信，来到上海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好歹把门找到了。

当时正值“文革”时期，企业实行军管。驻上海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军代表郑兆庆是老乡，把郑修牛介绍给一位业务主管。业务主管不看企业身份，只看产品质量，说从来没有看见过麦秆串扇，看好它的前景，给郑宅工艺厂下达第一个生产任务：一万八千把麦秆扇，打好以后送到上海，每把四角钱。从此以后，工艺厂接连不断地设计开发新产品，及时送到上海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样品室陈列展览，赢得国外客商的青睐，订单源源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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