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联]尤里·特里丰诺夫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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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河街公寓(外国中篇小说经典)试读：
中篇小说的“合法性”——“中经典”总序
毕飞宇
在中国的当代文学里，“中篇小说”的合法性毋庸置疑。依照长、中、短这样一个长度顺序，中篇小说就是介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的一个小说体类。依照“不成文的规定”，十万字以上的小说叫长篇小说，三万字以内的小说叫短篇小说，在这样一个“不成文”的逻辑体系内，三万字至十万字的小说当然是中篇小说。
然而，一旦跳出中国的当代文学，“中篇小说”的身份却是可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常识告诉我们，尽管《阿Q正传》差不多可以看做中篇小说的发轫和模板，可是，《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的时候，中国的现代文学尚未出现“中篇小说”这个概念。
如果我们愿意，跳出汉语的世界，“中篇小说”的身份就越发可疑了。在西语里，我们很难找到与“中篇小说”相对应的概念，英语里的Long short story勉强算一个，可是，顾名思义，Long short story的着眼点依然是短篇，所谓的中篇小说，只不过比短篇小说长一些，是加长版的或加强版的短篇。
那一次在柏林，我专门请教过一位德国的文学教师，他说，说起小说，拉丁语里的Novus这个单词无法回避，它的意思是“新鲜”的，“从未出现过”的事件、人物和事态发展，基于此，Novus当然具备了“叙事”的性质。意大利语中的Novella、德语里的Novelle和英语单词Novel都是从Novus那里挪移过来的。——如果我们粗暴一点，我们完全可以把那些单词统统翻译成“讲故事”。
德国教师的这番话让我恍然大悟：传统是重要的，在西方的文学传统面前，“中篇小说”这个概念的确可以省略。姚明两米一六，是个男人；我一米七四，也是男人，绝不是“中篇男人”。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小说家需要对西方的文学传统负责任么？不需要。这个回答既可以理直气壮，也可以心平气和。
我第一次接触“中篇小说”这个概念是在遥远的“伤痕文学”时期。“伤痕文学”，我们也可以叫做“叫屈文学”或“诉苦文学”，它是激愤的。它急于表达。因为有“伤痕”，有故事，这样的表达就一定比“呐喊”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篇幅。但是，它又容不得十年磨一剑。十年磨一剑，那实在太憋屈了。还有什么比“中篇小说”更适合“叫屈”与“诉苦”呢？没有了。
我们的“中篇小说”正是在“伤痕文学”中发育并茁壮起来的，是“伤痕文学”完善了“中篇小说”的实践美学和批判美学，在今天，无论我们如何评判“伤痕文学”，它对“中篇小说”这个小说体类的贡献都不容抹杀。直白地说，“伤痕文学”让“中篇小说”成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到晚生代文学那里读到中篇佳构的逻辑依据。中国的当代文学能达到现有的水准，中篇小说功不可没。事实永远胜于雄辩，新时期得到认可的中国作家们，除了极少数，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拿得出手的好中篇。这样的文学场景放在其他国家真的不多见。——中国的文学月刊太多，大型的双月刊也多，它们需要。没有一个国家的中篇小说比中国新时期的中篇小说更繁荣、成气候，这句话我敢说。嗨，谁不敢说呢。
说中篇小说构成了中国当代小说的一个特色，这句话也不为过。
当然，我绝不会说西方的中篇小说不行，这样大胆的话我可不敢说。虽然没有明确的“中篇”概念，他们的“长短篇”或“短长篇”却是佳作迭出的。我至今记得一九八三年的秋天：《老人与海》让我领略了别样的“小说”，它的节奏与语气和长篇不一样，和短篇也不一样。——铺张，却见好就收。
所以说，“合法性”无非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它始于“非法”，因为行为人有足够的创造性和尊严感，历史和传统只能让步，自然而然地，它“合法”了。
主要人物
格列勃夫 瓦吉姆·亚历山德罗维奇，苏联文艺理论家。从小工于心计，善于捕捉机遇。家境贫寒，属于平民阶层。昵称瓦吉姆·列克山内奇，瓦吉卡，格列贝奇；外号圆面包。
波莉娅 格列勃夫的姨妈，被丈夫瓦洛佳遗弃。
克拉芙吉娅 格列勃夫的表姐，波莉娅的女儿。
列夫·舒列普尼科夫 舒列帕，廖夫卡，格列勃夫的中学同学，纨绔子弟，神通广大。本姓普罗霍罗夫-普龙格，继父是安全部门高级官员，清洗后恢复名誉。第二个继父菲维斯基或弗拉维茨基，同一部门的人。
阿琳娜·费奥多罗夫娜 列夫·舒列普尼科夫的母亲。
索妮娅·甘丘克 格列勃夫的中学女同学，一度曾为格列勃夫女友。
甘丘克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索妮娅的父亲，著名文艺评论家，上世纪二十年代让论敌闻风丧胆的人物。参加过红色骑兵军。
尤莉娅·米哈依洛夫娜 索妮娅的母亲，德国人，学院的德语教授。
瓦娴娜 索妮娅家的女佣。
库诺·伊万诺维奇 库尼克，德国人，甘丘克的助手，与甘丘克一家关系密切。
多罗德诺夫 甘丘克的论敌，想搞垮甘丘克。
德鲁嘉耶夫 教务处处长，甘丘克的论敌，搞垮甘丘克的策划者。
希列柯 尤里·谢维里扬内奇，有背景的研究生，反对甘丘克的急先锋。
阿斯特鲁格 鲍里斯·利沃维奇，甘丘克的拥护者。
明卡和塔兰卡 姓贝契克夫，杰留金胡同的小流氓。
如今这样的孩子在人世间是找不到了。他们有的阵亡，有的病故，有的不知去向。有的虽然活着，却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如果凭借魔法，让他们中的一些人，同已经消失的身穿绒布衬衫、脚踏帆布球鞋的另一些人相遇，他们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恐怕他们不会想到这是遇见了自己。嗨，随他们去吧，猜不出来算了！他们哪儿有时间啊。他们在波涛中划动双手，飞速前进，飞速向前，向前，快些更快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两岸景色不断变换，群山向后退去，森林日渐稀疏，天空日益阴沉，寒气渐渐袭来。向前赶呀，赶呀——没有力量回首留在身后的像天边一朵残云似的已经凝固了的一切。
一九七二年八月酷热的一天——这年夏天莫斯科天气炎热，烟雾腾腾，整座城市喘不过气来，可格列勃夫偏偏不得不在城里待上些日子，等待搬进公寓。他来到科普乔夫市场附近的新区家具店，离他住的地方极远。在那儿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他遇见一位多年前的老友，可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来。他到这儿来买桌子，听说桌子可以弄到，可上哪儿去弄，还不清楚，暂时是秘密。不过告诉他桌子大致的样子，是那种带椭圆形镶饰的古色古香的桌子，正好配玛琳娜一年前为新居买的红木椅子。他还听说科普乔夫市场附近的家具店里有个叫叶菲姆的帮工，知道哪里卖这种桌子。格列勃夫顶着午后的烈日来到这里，把汽车停在阴凉处，向家具店走去。家具店门前的便道上摆满刚卸下来或等待装运的橱柜、沙发以及其他涂漆的家具，地上堆满包装纸和其他废物。顾客、出租司机，以及衣衫褴褛、为三卢布什么活都肯干的人，脸色阴沉，在这里串来串去。格列勃夫向人打听叶菲姆在哪儿，有人说在后院。格列勃夫穿过空气污浊和散发着油漆味的商店，走过一扇小门来到空荡荡的后院。有个装卸工蹲在墙阴里打盹。格列勃夫向他问道：“您是叶菲姆吗？”
装卸工抬起一双浑浊的眼睛，下巴上挤出轻蔑的笑窝，大概想说不是。格列勃夫凭借这个挤出来的笑窝和某种说不清的感觉，突然发现这个被酷热和酒瘾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人，这个家具店的倒霉伙计，是他多年前的朋友。他不是用眼睛认出来的，而是凭心的一悸感觉出来的。可他很尴尬，明明认出人，却把名字忘得一干二净！他默默地站在那里，摇晃身子，凉鞋踩得咯吱咯吱响，望着这个人，拼命回想他的名字。刹那间往昔的岁月一起涌入脑海。可名字呢？一个稀奇古怪的名字，而且还是小时候的名字。他一生中遇到的独一无二的名字。想不起名字的朋友又要打盹了：他把帽檐拉到鼻梁上，脑袋向后一仰，咧开了嘴。
格列勃夫激动地走开，四处寻找叶菲姆，又从后门走进家具店，打听了半天，可连叶菲姆的人影也没找到。人家劝他等一等，可他不能等了，心里咒骂那些说话不算数的人。他又回到烈日炎炎的院子里，回到刚才舒列帕让他惊讶和尴尬的地方。当然是舒列帕！廖夫卡·舒列普尼科夫！不记得什么时候听说舒列帕潦倒了，一垮到底，谁知竟落魄到这等地步，当了家具店的装卸工。格列勃夫想同他友好地、同志式地谈一谈，问问他的近况，同时打听一下叶菲姆。“列夫……”格列勃夫贸然地叫了一声，随即向这个家具店的装卸工走过去。那人还蹲在墙阴里，还是先前的姿势，不过不再打盹，而是注视着院子那头的动静，嘴里叼着一支烟卷。格列勃夫鼓起勇气大声喊道：“舒列帕！”
那人又抬起浑浊的眼睛看了格列勃夫一眼，掉头走开了。毫无疑问，这是廖夫卡·舒列普尼科夫，只是被生活摧残得十分苍老，满面皱纹，由于纵酒无度，胡须已经灰白，完全不似当年了。只有那种流里流气、对什么事都不在乎的神气依然如故。要不要给他点酒钱呢？格列勃夫手指在裤袋里摸钱。如果他向我要，给他三四个卢布还不心疼。但装卸工根本不理睬格列勃夫，使他反而不知所措了。他想也许认错了人，这家伙根本不是舒列普尼科夫。但他马上恼火了，用平日同勤杂人员说话的口气，粗声粗气地问道：“怎么不认识我啦？廖夫卡！”
舒列普尼科夫把烟屁股一口吐在地上，站起身来，看也不看格列勃夫一眼，便趔趄着向院子里走去，到那里拆卸集装箱去了。格列勃夫有点惊愕，悻悻地走到街上。令格列勃夫感到惊愕的不是廖夫卡的面貌和他今日可怜的处境，而是廖夫卡不想认他的神情。别人可以怨恨他，可廖夫卡没有怨恨他的理由。这不是格列勃夫的过错，也不是别人的过错，而是时代的过错。那就不必理会时代好了。脑子里突然浮现出多年前的往事：贫困和愚昧，滨河街公寓，积雪的庭院，电线杆上的路灯，墙边雪堆里打架。舒列帕的生活分为若干阶段，每个阶段各不相同，但在砖墙雪堆里打得头破血流，喊“我投降”喊得嗓子嘶哑，然后坐在宽敞温馨的房间里，用精致的茶杯悠然自得地喝茶，那时大概是他走运的时光。可谁又说得准呢。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现实啊。
说实话，格列勃夫憎恨那段时光，因为那是他的童年。
傍晚，他同玛琳娜谈起白天的事，显得激动和烦躁。倒不是因为碰见不认他的童年朋友，而是不得不同叶菲姆之类不讲信用的人打交道，这些人许起愿来天花乱坠，过后却忘得一干二净，或干脆甩手不管，带椭圆形镶饰的古色古香的桌子便会落入他人之手。他们到别墅过夜。别墅里气氛紧张，尽管夜已深沉，岳父岳母还未就寝。原来玛尔格莎一清早跟托尔马切夫骑摩托车走了，一整天没给家里打过电话，直到晚上八点多钟才打电话告诉家里她在维尔纳德大街一位画家的画室里。她请家里人别担心，托尔马切夫十二点前准送她回家。格列勃夫气得不得了：“骑摩托车走了？深更半夜？你们为什么不告诉那个傻瓜别发疯，马上给我……”岳父岳母像戏剧里的滑稽老人，唠叨着不着边际的蠢话。“瓦吉姆·列克山内奇，我按时浇水，可水被掐断……应该把这问题提到管委会去……”
格列勃夫一摆手，径自到二楼书房里去了。已经很晚，闷热仍然让人窒息。阔叶树散发出的燥热从黑魆魆的花园里不断袭来。格列勃夫服过药，和衣躺在沙发上。他心里想，如果一切平安无事，女儿活着回来，今天一定要同她谈谈托尔马切夫，让她认清这个卑鄙的家伙。十二点半，门口传来摩托车声，接着楼下响起一片喧哗声。格列勃夫听见女儿的尖嗓门，松了一口气。仿佛发生奇迹，他马上平静下来，同女儿谈话的愿望随之消失。他开始在沙发上铺被子，他知道妻子和玛尔格莎将聊到深夜。
然而出乎他意料，母女俩一起冲进书房。这时灯还没熄，格列勃夫穿着针织白裤衩，一只脚踩在沙发床前的地毯上，另一只脚踩在沙发床上，正在用小剪刀剪脚趾甲。
妻子面无血色，伤心地说：“你知道吗，她要嫁给托尔马切夫。”“你说什么！”格列勃夫仿佛吓了一跳，其实并没吓着，只是玛琳娜的样子太可怜了。“什么时候结婚？”“十二天后，等他出差回来。”玛尔格莎说，加快语速，强调要发生的事不可更改。同时她微笑着，她那微微浮肿的娟秀的孩子般的面孔，小巧的鼻子，眼镜，像她母亲那样黑纽扣般的眼睛，所有这一切都闪闪放光，流露出盲目的幸福。玛尔格莎向父亲扑过去，吻了吻他。格列勃夫闻到一股葡萄酒味。他急忙钻进被单里。让成年女儿看见他穿裤衩很不雅观。让他更不舒服的是，这位成年女儿并未感到难为情，甚至仿佛没有注意到父亲不成体统的样子。其实，她现在什么也看不见。幼稚病已经发展到惊人的程度，这个小傻瓜想同男人过独立生活。确切地说，想同流氓一起生活。格列勃夫问道：“从哪儿出差回来？难道托尔马切夫有工作？”“当然有工作，在书店当售货员。”“在书店当售货员？”格列勃夫吃了一惊，从被单里伸出两只手。又在捣鬼。“我怎么头一次听你说？你一直说他是画家，还给我们看了几幅画，画的是向日葵、熨斗……”“不对，她说过他在哪儿工作。她说过，说过。”一向顶真的玛琳娜替女儿说，“但问题不在这里……”“好妈妈，我多爱你们呀！”玛尔格莎提高了嗓门，吻着母亲笑起来。“爸爸，你脸色多苍白！身体怎么样？”“未婚夫现在哪儿？”“好爸爸，我求求你，不要胡思乱想，别烦心。”“玛尔格莎，回答我，你们打算住在哪里？”
在书店当售货员。再没有比这种说法更荒谬的了。他很久没见过这样幸福的眼睛，没听到这种直率的笑声了。玛尔格莎笑着说：“难道这件事就这么重要吗？”“可我和你爸爸想知道……”“哎呀，你们想知道？你们好奇啊？”又是一阵笑声，“就住在这儿不好吗？你们不同意吗？”“你准备乘公共汽车上学？早上五点起床？”“妈妈，这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
母女俩又突然消失。格列勃夫留神听楼下传来的女人说话声，其中还夹杂着岳父岳母低沉的声音。格列勃夫预感到即将发生变化，一阵心酸，他决定服安眠药赶快入睡。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宽慰的念头：“也许，不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像往常一样，顺其自然好了。一年之后就会分手。随他们的便吧。”他开始想别的事。
大约半夜一点，电话铃响了。格列勃夫半睡半醒，非常恼火，心跳得厉害。他像年轻人一样从沙发床上一跃而起，几乎冲向桌上的电话机，抢先拿起听筒，使玛尔格莎来不及接楼下的分机，想狠狠教训这个无赖。他认为电话一定是托尔马切夫打来的。
但声音是陌生的，并带着几分狎昵。“杜妮娅1，你好，新年……怎么听不出来谁的声音来啦？”流氓嘶哑地说，“一会儿认出来了，一会又认不出来了。真是个笨蛋。几点了？才一点多钟，还早着呢。知识分子这时候还不睡觉呢。他们还在研究问题……可我同一个装卸工坐在一起……你还记得我那几把芬兰小刀吗？”“记得。”格列勃夫说。他真的想起来了，一共五六把，大小不同，最小的只有香烟大小。廖夫卡曾把刀带到学校炫耀。他还有一只带骨柄的闪闪发光的玩具钢手枪，同真的一模一样。
玛琳娜走进书房，惊讶的目光仿佛在问：“谁打来的电话？”格列勃夫对她眨眨眼，挥了挥手，表示没有正经话，随便胡扯。不知为什么舒列普尼科夫打来的电话让他高兴。“好啦，再见了，亲爱的同学，安心睡觉吧……原谅打搅了……我花了三个钟头才从问讯处打听到你的地址。听见没有？你今天走到我跟前我不想认你。我想这家伙对我有什么用？我对你讨厌极了。你明白了，瓦吉卡，真的！我坦率告诉你，我对你讨厌极了。”“为什么呢？”格列勃夫打着哈欠问。“鬼晓得为什么。你好像没做过对不起我的事。好啦，我听说你是博士、所长；都是臭狗屎，我一点兴趣也没有，与我毫不相干。我是另一部门的人。下班后干自己的事，一想，干吗得罪瓦吉卡·格列勃夫？也许他是来找旧家具的？再来的时候我就不在了……马上要派我到一个国家驻三年……”“天啊，”格列勃夫心里想，“到死都改不了……”“列夫，请明天再给我打电话吧。”“不，明天不打，偏要今天打。怎么，当部长了？明天再打！瞧，又摆臭架子了。格列勃夫，怎么能这样跟我说话？你发疯了！你怎能说出这种话？我花了三个钟头才找到你的电话，我和装卸工一起，他是从外交使团来的，一个顶呱呱的工人……我们通过外交部问讯处……瓦吉卡，你还记得我妈吗？”
格列勃夫说记得，还想说还记得廖夫卡的父亲，确切说，是他继父；说得更准确点，是他的两位继父。但听筒咔嚓一响挂了，只有嗡嗡声。
玛琳娜仍用惊讶的目光望着他。“胡扯一通。他就是我今天在家具店碰见的那家伙……”格列勃夫光着脚站在书桌旁边，若有所思地望着电话机。“还是个不争气的东西……真的，他干吗要打电话来呢？”
几乎四分之一世纪以前，那时瓦吉姆·亚历山德罗维奇·格列勃夫还没秃顶，还没胖得乳房垂下来，像女人一样，大腿还没变得如此粗大，肚皮还没挺出来，肩膀还没下溜，像现在这样，做衣服得找裁缝订做，无法买成衣，因为他穿52号上衣，可56号裤子才勉强穿得进去，有时还得买58号的裤子。那时，他嘴里上下还没装假牙，医生还没从心电图上发现他心脏有毛病，并已经发展到心绞痛的初级阶段；那时，他每天早上还没受到胃灼热、头晕、浑身无力的折磨；那时，他肝脏正常，可以吃油腻食物和不太新鲜的肉，可以滥饮葡萄酒和伏特加而不必担心后果，他还不知道一紧张、受凉或天晓得什么别的原因，就会感到腰痛；那时，他能毫无畏惧地从最宽阔的地方游过莫斯科河，能连续四小时打排球；那时，他动作矫健，身体精瘦，留着长发，戴着一副圆眼镜，像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知识分子；那时，他经常一文不名，不得不像火车站装卸工那样干活或在莫斯科河岸的小院里劈柴挣钱；那时，他时常挨饿，有次得了肺病，情况危险，被送到克里木，最后总算痊愈了；那时，父亲、波莉娅姨妈和外婆都健在，一起住在滨河街一所小房子的二楼上。这里除他们一家外，还住着别的六家人，厨房里共摆着七张桌子；那时，他喜欢同女孩子们一起唱歌；那时，大家不管他叫瓦吉姆·亚历山德罗维奇，而管他叫格列贝奇或圆面包；那时，他饱受失眠和青年人无所事事的折磨，一心向往后来到手的一切，然而到手的一切并没给他带来喜悦，因为它们消耗了他大量的精力和被称为生命的无法补偿的东西；那段时间，几乎是四分之一世纪前，有位甘丘克教授，还有索妮娅、安东和绰号叫舒列帕的廖夫卡·舒列普尼科夫，他们是瓦吉姆·亚历山德罗维奇的邻居；还有陆续消失的各式各样的其他人，还有他自己，如今面目全非，像条毛毛虫。那时玛琳娜连影儿还没有呢。
他还在不知哪里阳台上的白桦树荫下，用稚嫩的字体往缠在玻璃瓶口上的白纸上写“醋栗72”、“草莓72”。安东早已不在人世，索妮娅也不在了。甘丘克教授杳无音信，大概也不在了，即便尚在人世也等于不在了。廖夫卡·舒列普尼科夫坐在家具店后院的墙阴里打盹，背靠着墙，嘴里叼着烟卷，正在重温旧梦：宽敞的房间，高大的天花板，三十年代硕大无朋的橙黄色灯罩……
人生犹如舞台：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场，第十八场，一闪而过。人每次出场都有些不同，几十年的岁月便在换场之间流逝。舒列普尼科夫在学院里出现，已经是第二场了。他从遗忘中突然出现，这样自然，这样轻而易举，就像他前半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样——所以他一来就上三年级。同甘丘克以及其他人的纠纷是第四场和第五场的开端。舒列普尼科夫很快成为活跃分子简直不可思议。其实也可以解释：他权力无边的继父隐身其后。这一点知道的人很少，格列勃夫和索妮娅当然知道，因为廖夫卡·舒列普尼科夫对他们来说，还是原来的那个善良的舒列帕。大家把他当成办事精明的人，很快便飞黄腾达：钻进领导机关，爬进委员会里，三下两下便能钓上漂亮的姑娘。其实，他只是一株牛蒡草，再普通不过的牛蒡草，但这不是一下子就能看透的。刚一来时，他惹人讨厌。一次在走廊里，一个健壮的小伙子，叫斯梅加，哈尔科夫人，走过来对格列勃夫说：“格列勃夫，听说你是骗子科夫的中学同学？”格列勃夫回答：“是中学同学，但请不要用姓名骂人，这是一种不良的习惯。”“好吧，不用姓名骂人，我们要把他打得鼻青脸肿。”斯梅加回答道，“你告诉骗子科夫，别再追我们班上的姑娘，不然就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
几天后斯梅加走进教室，脸肿得老高，仿佛牙床发炎。廖夫卡有点吃惊地说：“这只大象在厕所里朝我扑来，喊叫道：‘我们警告过你，可你这畜生就是不听。’一派胡言，我用日本式摔跤一下子把他摔倒，他的脑袋把抽水马桶撞破了。”格列勃夫不相信廖夫卡的话，知道他是牛皮大王，结果后来发现马桶果然撞破了。于是格列勃夫不仅相信斯梅加受到奇耻大辱，还相信了舒列普尼科夫以前所说的他亲身经历过的种种奇闻。比如他说战争期间他毕业于一所秘密学校，这所学校里教授射击、投掷飞刀、徒手杀人，还教授几种外语。毕业后他被派到德国大后方做秘密工作，后来患胃溃疡病才复员回国。他的话大可怀疑，因为舒列普尼科夫的德语很糟，投掷刀子也稀松平常，兼之平时咋咋呼呼，轻率任性，在小事上吹牛撒谎，并不符合他装出来的面貌。格列勃夫判断，廖夫卡也许真上过秘密学校（继父安排的），本打算当劳伦斯上校，但不知怎么没当成。而那个跟廖夫卡挑衅、把他恨得要死的斯梅加，后来竟成了他最忠实的帮手兼食客。一年后廖夫卡的继父送给他一部缴获的宝马牌汽车，廖夫卡把那辆臭虫颜色的破车开到学院，穷学生们一见不仅嫉妒得眼红，简直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斯梅加整天跟在廖夫卡屁股后面转，替他到商店采购，把自己认识的姑娘介绍给他。
那几年是廖夫卡·舒列普尼科夫变幻莫测的命运的顶峰。别人对他的态度可以概括为两句话：或者奴才般供他驱使，或嫉妒得怒火中烧。格列勃夫是廖夫卡最老的朋友，但从不是他的奴才，在中学低年级的时候也不是。当时在中学低年级，一些男孩子对有钱有势的同学极尽巴结讨好之能事。在学院里，尽管他对廖夫卡也很羡慕，但终究也没变成将军的侍从。舒列普尼科夫周围聚集着一群酒肉朋友，过着放荡不羁的特殊生活：别墅、轿车、剧场和运动员。那时冰球刚刚兴起，人们管它叫“加拿大冰球”或者干脆就叫“加拿大”。这种嗜好很时髦，甚至可以说很高雅。女士们穿着剪羊毛皮袄，男士们穿着海龙皮大衣驱车前往运动场。舒列普尼科夫还被几个飞行名将弄得神魂颠倒。这种寻欢作乐的生活对格列勃夫可望而不可即，也显得粗野，尽管他也想尝尝其中的滋味。廖夫卡为着老交情一直邀请他，对他格外垂青，但格列勃夫还是置身其外。这不仅是他不愿充当这个团体多余角色的自尊心作怪，他谨小慎微的天性也起了作用。有时这种天性发挥作用并没有任何原因，只是出于本能。舒列普尼科夫向格列勃夫表示慷慨：“格列贝奇，有人看上你了！”这是说廖夫卡圈子里的姑娘看上格列勃夫或者听说过他了，想同他交朋友。这倒并不奇怪，按当时的说法，不少姑娘“看中他”，不过也许是廖夫卡添枝加叶，也许并没人看中他，只不过是他想叫老朋友享受一下人间欢乐罢了。廖夫卡是喜欢交游的人，可格列勃夫总想出各种理由推脱：借口索妮娅在等他，跟索妮娅约好，索妮娅生病了……其实是他开动了秘密的自卫机器，这不能不令人惊讶，因为当时谁会想到即将发生的横祸！这就是格列勃夫无法摆脱的天赋的约束力，这就是从幼年起伴随他一生的心灵深处的令人窒息的懊恼……
战胜或超越它都没成功。它仿佛是无法医治的痼疾，时好时坏，有时剧烈到难以忍受的程度。比如，为什么廖夫卡什么都有，什么都唾手可得，仿佛命中注定似的？而格列勃夫什么都要拼命谋求，弓腰驼背，费尽心血才能得到。到手后，筋骨也累断了，老茧也磨出来了。
这种痛苦可以称为气不忿。这种痛苦由来已久，不是小学五年级便是六年级，当舒列普尼科夫搬进滨河街公寓的时候就冒头了。格列勃夫一生下来便住在一座两层楼的简陋房子里，靠近一座宛如整个城市甚至整个国家的装有上千扇窗户的灰色大厦。在教堂后面，在一堆像麇集在树墩上的蘑菇似的颓垣断壁后的偏僻地方，坐落着一幢微微倾斜的楼房，楼顶几处已经下沉，楼的正面用四根短石柱支撑，这就是邻近街道居民熟悉的“杰留金客栈”。这座歪斜的建筑物所在的胡同就是杰留金胡同。那座灰色的庞然大物高耸在这条胡同之上，早晨遮住阳光，傍晚从楼上倾泻出收音机里的人语和留声机里的音乐。在这座高耸入云的大厦里的生活，与下面那些按照百年来的传统漆成杏黄色的鸽子笼似的房子里的生活迥然不同。这就是令人气不忿的地方！有些人对此熟视无睹，有些人鄙视唾弃，另一些人则认为合情合理。格列勃夫从小心里就不受用，不知是出于嫉妒还是别的原因。父亲在老式糖厂当调料师，母亲一会干干这个，一会干干那个，总之，没有专长。她没有受过教育。有时缝纫，有时到账房打杂，有时到电影院收票。她在莫斯科河附近街道上一家破旧的电影院收票的时候，给格列勃夫增添了不少光彩，使他享有特殊的优待：不用买票就能随意看电影。日场人少的时候，他还能带进一两个同学。当然，得碰上母亲心情好的时候。
这种特权是格列勃夫在班上耀武扬威的资本。他使用这一特权很有心机：邀请他想结交的男孩子，并期待他们的回报；对另一些男孩子，满口答应，却迟迟不兑现；对那几个坏蛋，则永远不恩赐。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格列勃夫的权势，或者不如说威望吧，始终是牢固的，直到廖夫卡·舒列普尼科夫的出现。廖夫卡是从郊区，也许是从另一个城市搬进公寓大厦的。他立即惹人注目。他穿的是皮裤子啊！他乍来时态度傲慢，一双蓝眼睛轻蔑地望着全班同学，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他谁也不理睬，坐在一个女孩子的位子旁边。上课的时候他把裤子弄得咯吱咯吱响，大家无法容忍，决定教训教训他，准确地说，羞辱他一顿；说得再准确一点，让他大大地丢一次脸。惩治他的行动取名为“哎呦呦”，做法是这样：把他拖到后院，大家齐声喊“哎呦呦”，然后朝他扑过去，把他那条咯吱咯吱作响的漂亮裤子扒下来。他们打算对新同学采取这样的行动。这种行动太迷人了。让他跳舞吧，叫苦吧。女孩子们趴在窗户上看这场好戏。已经跟她们打过招呼了。格列勃夫暗中怂恿惩治舒列帕，他不喜欢这个人，住在公寓里的人他都不喜欢。但最后一刻他决定不参加了。也许他有点羞怯，他从通往后院的门里张望。
下课后，他们总共五个人：狗熊、瓦夏、玛纽尼亚还有两个男孩，他们把廖夫卡叫到后院，把他围住，跟他吵起来。狗熊，班上的头号大力士，一把抓住廖夫卡的脖子，猛地一推，把他仰面朝天推倒在地，其余孩子喊着“哎呦呦”扑了上去。廖夫卡拼命挣扎，两腿乱蹬，但寡不敌众，被他们抓住手脚按在地上，一个男孩骑在他胸上。突然，啪的一声，好像汽车内胎爆炸，五个男孩四下奔逃，廖夫卡站起来，皮裤仍穿在身上，手里握着一支手枪。他又对空放了一枪，冒出一股硝烟。同学们顿时慌乱起来。格列勃夫觉得两条腿站不直了。狗熊睁圆眼睛向格列勃夫冲过来，一把推开他，连蹦带跳地跑上楼去。
后来才知道舒列普尼科夫的手枪原来是假的，一支非常漂亮的外国制造的玩具手枪，发射一种特别的子弹，声音同真子弹一模一样。这次打架的结果是舒列普尼科夫成了好汉，打他的孩子们反而丢了脸。他们想方设法同他和好，争着同漂亮手枪的所有者交朋友。凭借这种武器可以在滨河街一带称王称霸。格列勃夫与舒列帕交朋友比别人容易，因为他没跟着别人打他。舒列普尼科夫没有报复，但暗自得意，因为现在大家都讨好他，为了能放一枪，准备把自己所有的好玩意送给他。但事情并未就此了结。校长带着教务主任和一个民警突然出现，责备大家，声言对小土匪们一定要惩办。校长一反常态，大喊大叫，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事。他脸色煞白，面颊抽动，杀气腾腾。教务主任说这是明目张胆地侵犯人权。民警坐在一旁一声不响，但他的出现使大家感到紧张。
校长要求供出匪徒的姓名。舒列普尼科夫不愿意这样做，说他没看清谁动手，因为他们蒙住他的头，然后四散奔逃。校长又来过两次，没带民警。校长姓梅什科维尔，不知为何让人觉得他这奇怪的姓来自他浮肿的眼泡2。一张苍白的脸，眼下挂着两个浮肿的白眼泡。他烦躁不安，不能像别的老师那样安静地坐在椅子上，而是在黑板前不停地跑来跑去，像上了弦似的。也没有一个人喜欢外号叫喇叭的班主任，但大家可怜校长。他显得心慌意乱。“孩子们，我请求你们勇敢些……不是勇于隐瞒，而是勇于揭发……”但他苍白的面孔和吞吞吐吐的说话声都说明他并不勇敢。
尽管大家同情这个年老多病的人，但教室里仍然鸦雀无声。舒列帕一声不吭。他后来对人说，父亲要他招出打他的人，把他在浴室里关了一个晚上。浴室里黑洞洞，爬满蟑螂，可他没供出一个人。
这样廖夫卡便从一个大家要狠狠羞辱的人变成为英雄。大约从皮裤子、玩具手枪以及英雄行为开始（一个女孩子为表达对舒列帕的敬佩还写了一首诗），格列勃夫心底像落了铅块一样沉重……因为一个人不应占有一切。如果那样，造物就会提出抗议，即所谓天意不容吧。廖夫卡·舒列普尼科夫后来感受到命运的抗议，宛如龙齿在自己可怜皮肤上的啮噬。但那时，在朦胧的孩提时代，谁会想到有一天一切都会颠倒过来呢？只有格列勃夫嗅出现在仍然无法确切说出的味道，即某种令人不安的东西，仿佛梦中听见现实的低语。不，嫉妒绝非卑微的感情，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嫉妒是造物的一部分，是一颗敏感的心能捕捉到的信号。再没有被嫉妒所击倒的人更不幸了。也没有比格列勃夫在胜利顶峰时刻遭到的打击更大了。
桥那边正在上映一部老影片《蓝色快车》。影片里有血战的情节，射击和杀戮的场面。大家都发了狂似的想看这部影片，但不知为何禁止儿童入场。格列勃夫被母亲带进去过一次。影片当然好得不能再好。一个半小时，格列勃夫坐在椅子上浑身打颤，像发疟疾一样。他当然还看过几次。格列勃夫公认的称王称霸的时刻就此开始。除了通过格列勃夫，谁也别打算看这部惊险绝伦的影片。影片的梗概是这样：白军袭击载运红军的火车，残害妇女、老人和儿童，但红军最后战胜了白军。双方在车厢里、车顶上、全速开动的车轮底下射击、格斗。愚蠢的观众竟不看这部影片，日场电影院常常空空如也。
格列勃夫选择一两个最值得邀请的同学，反复挑选，下课后宣布决定，被选中的人便急急忙忙跑过桥去赶场次。母亲一次能放进四五个人，但格列勃夫从不滥带，着什么急呢。他暗暗希望舒列帕也求他，像别人那样苦苦哀求，但那位并不动心。有一次竟满不在乎地说：“我已经看过上百次了！”
当然是瞎话。格列勃夫上课的时候得意洋洋，逐个挑选请求看电影的人。有人愿意送他一套法国殖民地邮票，外加一本邮票簿；玛纽尼亚答应带他和父亲一起去看赛马；还有其他人许愿，也有人威胁。有个女孩子给他写了张字条，如果带她看电影，她答应吻他。这个字条使格列勃夫非常激动。他从未收到过女孩子的字条，也没接过吻。女孩子叫吉娜，姓卡尔梅科娃。吉娜·卡尔梅科娃外号叫灯笼，长得胖乎乎，脸蛋红扑扑的，黑眼睛，黑眉毛，并不太好看，之前从没引起过格列勃夫的注意。但他后来却一直记着她。
格列勃夫收到字条后，刹那间心里产生一阵恐惧。他一动不动，更不敢回头，吉娜就坐在他后两排的位子上。他赶紧把字条撕碎。他脑子发热了，该怎么办呢？他当然可以对她说：“好吧，我带你看电影，但接吻就不一定了。”但这样说可能得罪她。主要是她太胖，简直是胖墩，尽管跑得很快，上体育课总比别的女孩子跑得快。她平衡木走得好，爬绳也不错。她穿着一条带绉边的宽大紫红色短裤。有人管这条短裤叫灯笼裤，于是她便得了灯笼这个外号。要是斯维塔·基里洛娃或索妮娅·甘丘克递给他这样的字条，他会激动得多。斯维塔在格列勃夫眼中是个美人。她举止傲慢，体态轻盈，扎着两条深褐色发辫。她老做出一副知道谁也不知道的秘密的样子。索妮娅·甘丘克吸引格列勃夫并非因为长得好看，而是别的原因。也许因为她父亲是甘丘克教授，国内战争英雄，在他书房的墙上挂着匕首、猎枪和土耳其尖刀，索妮娅偷偷带格列勃夫到甘丘克的书房里去过一次。要是斯维塔或索妮娅答应吻他该多好！这个灯笼弄得他不知如何是好。
课间休息的时候，吉娜独自站在窗前，背对窗台，望着天花板微笑，格列勃夫利用这个机会走过去，匆忙对她说：“你要想去今天可以去。海象和西米乌斯也去……”他停顿了一下补充道，“当然，要是你想看的话……”“我想看。”吉娜盯着天花板微笑着说。“你可别磨蹭，不然就迟到了。两点半开演。马上换衣服，我们跑着去。听明白了吗？”他冷淡地说，没有任何暗示。
看电影的时候，吉娜对着格列勃夫耳朵悄悄说：“我要回家！”
格列勃夫大吃一惊。《蓝色快车》的惊险镜头还没到呢。格列勃夫还等着看第十遍呢。吉娜低声说她肚子痛。她起身走出放映厅。格列勃夫想了想也跟了出来。他不明白为何跟她出来，两人都感到不自然，一句话也不说。吉娜迈着快步，几乎在跑，格列勃夫也快步跟她并排走。他们一声不响地穿过小巷，走上渠堤。桥下河水浑黑，冒着水汽。河里还有浮冰。已经是四月了，是暖是寒，说不清楚。可格列勃夫牙齿微微打战，浑身发抖。现在他非常希望吉娜吻他。他不知道如何提醒她。他不能没看完电影就白白跑出来。幸好海象和西米乌斯留在电影院里，不然四个人一起回家就更不方便了。
他从侧面瞟了灯笼一眼，看见她绯红的脸颊、翘鼻子和从绒线雪帽下散出的一绺黑发。他注意到她因走得太快而张开两片嘴唇，大声喘气。他觉得这样看她很快活，因为他感觉到灯笼虽胖，长得也不好看，但此刻可以由他支配。这是她自己同意的！他紧握拳头，心里突突地跳。吉娜突然放慢步子，格列勃夫也放慢步子。他们经过一幢旧四层楼房，但并不是她的家。她住在波梁卡。吉娜推开笨重的大门，头也不回地走进去，格列勃夫也跟了进去。她沿着楼梯二层、三层、四层不停往上爬，他也跟着爬。四楼的楼梯台上还有一道狭窄的楼梯通往上面，吉娜又爬上这道楼梯，格列勃夫也跟了上去。上面阁楼入口处有条昏暗的过道，有股难闻的味道。
吉娜大声喘气，转过身来对他说：“好啦！”“什么？”他气喘吁吁地问道。“你可以吻我了。”“我为什么非得吻你呢？你可答应过……”“傻瓜！”吉娜说。
他们不声不响地站在那里，渐渐平静下来。她不想离开，又小声说：“唉，你可真是个傻瓜……”
他非等到答应的事到手不可。他们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大约过了三分钟，突然通往阁楼的门里传出一声猫叫，一个东西飞也似的窜过去。他们笑起来。吉娜丰满的面孔突然凑到他眼前，他感到一个湿软的东西触到自己的嘴唇。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接吻，没有特别愉快的感觉，只不过松了一口气。他们跑下楼梯，在大门口分手。她向右拐去波梁卡，他跑过桥去。
一两天后，正当格列勃夫气焰万丈的时候，大祸临头了。下课后舒列普尼科夫邀请同学到他家去。格列勃夫到公寓去过不止一次。他到过十层海象家，从他家的窗户可以俯瞰克里米亚桥和公园里的树木，夏天还能看见公园里有人荡秋千。他还到过同门九层的西米乌斯家，西米乌斯同海象在凉台上建立了“绳旗联系”。他还到过索妮娅·甘丘克家和安东家。安东住在一楼的一个小单元里，同母亲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住在一起。公寓的所有住户当中，格列勃夫真心喜欢的只有安东·奥夫琴尼科夫。格列勃夫简直把安东当成天才。很多人也这样看。安东爱好音乐，是威尔第的崇拜者，能凭记忆把歌剧《阿依达》从头到尾唱一遍。此外，他还是学校里最好的画家，古代建筑的水彩画画得特别出色，还能用墨笔勾勒音乐家的侧影。他还是考察洞穴和古迹的科幻小说的作者，对古生物学、海洋学和地理学都有兴趣，对矿物学也有一定兴趣。安东吸引格列勃夫不仅因为才华出众，还因为他为人谦虚，不吹牛，不骄傲自大，同公寓里的其他人不同，那些人多少都有一股让格列勃夫厌恶的傲气。安东生活简朴，住的是一居室住宅，摆着普通的公家家具。他没有德国皮鞋、芬兰毛衣、装在皮套子里的考究小刀，不把用白报纸包着的夹火腿或乳酪的面包带到学校来，这种面包的香味满教室都能闻到。
格列勃夫不大愿意到住在公寓里的同学家去玩，其实也不是不愿意，他很愿意，只不过有点提心吊胆，因为电梯司机总用怀疑的眼光望着他，问他找谁。一定得说出姓名、房号，有时还要打电话到里面去问，看是否真有其人。站在那儿等他盘问清楚很不是滋味。电梯司机一面打电话，一面用眼睛盯着他，生怕一不留神他钻进电梯，不经许可跑进公寓。格列勃夫觉得自己像被当场抓住的罪犯。他永远不知道里面是怎么回答的：海象家的女佣是个聋子，什么事都不明白，说不清楚；西米乌斯家的电话通常是奶奶接，这个老太婆很坏，一刻不停地监视她的孙子，有一次她对电梯司机说不要放格列勃夫进来，因为西米乌斯没做完功课。只有到安东家，格列勃夫才不用受审讯和盘问的折磨。安东住一层，电梯司机只是严厉地盯着他，看他按铃，里面给他开门。格列勃夫发现住在公寓里的同学都有点怕电梯司机，尽量赶快从他们身边溜过。
廖夫卡·舒列普尼科夫虽是新房客，但对电梯司机的态度却迥然不同。他住的那个门的电梯司机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戴着眼镜，脸上的肉耷拉着，见了舒列帕先点头，甚至从放电话机的桌子后面朝前凑，舒列帕从他身边昂然而过，旁若无人。电梯里一下挤进五个人，差点关不上门。电梯司机想阻止，但不知为何不好意思开口，只好赔着笑脸说：“小伙子们，你们不怕卡在两层楼之间吗？”廖夫卡蛮横地回答：“没关系，咱们敢冒一次险吗？”大家当然齐声喊道：“敢，敢！咱们试验一下，电梯能载几个人？”电梯徐徐上升，戴眼镜的司机神色恐惧。
廖夫卡的寓所大得让格列勃夫惊讶不已，走廊和客厅简直像博物馆里的展厅。他们在这里肆无忌惮地玩起来，玩孩子们通常玩的游戏。大家脱掉鞋，穿着袜子在擦得明光锃亮的地板上滑来滑去，你撞我，我撞你，纷纷跌倒。大家哈哈大笑，快活极了。忽然从镶着毛玻璃的一扇乳白色的门里走出一个老太婆，嘴里叼着烟卷，对他们喊道：“你们要反了吗？别胡闹了！都给我穿上鞋到儿童间去！”廖夫卡嘴里嘟囔着，但还是听从了。大家问他这是谁，是不是他母亲？他说这是阿格涅萨，教他姨妈法语，并向母亲告密。“总有一天我用砒霜毒死她，不然就强奸她。”大家听了都扑哧一声笑起来，同时也很惊讶他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他一开口就不同寻常！谁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虽然这句话的意思大家都明白，而他们说最脏的话也不脸红，但廖夫卡竟如此随意地把这句骂人话用在自己和叼烟卷的老太婆身上！格列勃夫对廖夫卡·舒列普尼科夫的特殊品质感受越深，那种仿佛刺痒似的难受感觉便越强烈，终于变成铅块压在心头。
舒列普尼科夫还不懂这句话的意思时就说惯了。儿时只把它当做一句空洞的威胁或天真的笑话，后来进入大学还重复它，那时他已经是一个吊儿郎当的成年人了。当他怪罪哪位女教师的时候，便说：“她要不给我打三分我就强奸她。”
儿童间里陈设着新奇的竹家具，地板上铺着各式地毯，墙上挂着自行车轮和一副拳击手套；房间里有个里面装灯泡的大玻璃地球仪，灯泡一亮，地球仪便不停地旋转；窗台上有架老式望远镜，为观察方便，牢牢地固定在三脚架上。廖夫卡说，晚上坐在这里能仔细观察对面的窗户，愉快地打发时间。在这间房间里，格列勃夫的脆弱权势被一扫而光。不过除格列勃夫本人外，谁也没注意这一点。廖夫卡取出放映机，往墙上挂一条被单，给大家放映电影，影片正是《蓝色快车》。放映机噼啪作响，旧胶带时常被扯断，字幕模糊不清，但大家还是兴奋得要命，只有格列勃夫突然感到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他想道，岂有此理，为什么有的人拥有一切，绝对的一切？连别人稍微骄傲和利用的东西也剥夺，把它给予拥有一切的人。后来他逐渐习惯了，对一切都习惯了，甚至对力不胜任的重负也习惯了，身强力壮的人多拉三十公斤有什么要紧，他们会适应的。
格列勃夫对遮住杰留金胡同阳光的大厦习惯了，对大厦的各个门、各门的电梯司机习惯了。廖夫卡留他喝茶，廖夫卡·舒列帕的母亲阿琳娜·费奥多罗夫娜用叉子叉开一块蛋糕说：“我看蛋糕不新鲜。”于是蛋糕便被端走了，他对这种举动也习惯了。头一次发生这种事的时候，格列勃夫暗暗吃惊，蛋糕还能不新鲜？他觉得这简直是胡闹。他们家很少见到蛋糕，有人过生日的时候才有，很快被吃光，谁也不会想到新鲜不新鲜。蛋糕永远是新鲜的，顶新鲜的，特别是那种上面有奶油玫瑰花的精致蛋糕。
格列勃夫从公寓回到自己的家，仍然习惯自己的寓所。最初，每当他仿佛从旁看着自己居住的涂着褐色泥灰的微微倾斜的旧楼房；每当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爬上有的地方踏板已经脱落的昏暗楼梯，走近仿佛一床打满补丁的旧被子似的、周围贴着无数姓名表和按铃记号的门；每当他走进总有人在煮东西（常常是煮白菜）的寓所，一股浓烈的煤烟味从四面八方向他扑来；每当他在浴室洗手（浴室现已搭满木板，每层木板上摆着各家的脸盆和澡盆，谁也不能再洗澡和洗衣服了）；每当他从廖夫卡·舒列普尼科夫或其他住在公寓里的同学家回来，看见、感觉和发现许多其他东西的时候，每当此刻，他就不知怎的有些烦闷，但渐渐也变得模糊、淡薄，不那么嫉妒了。
一次他从廖夫卡家的客厅回来，心情很不平静。他告诉家里的人舒列普尼科夫寓所饭厅的吊灯如何如何，走廊宽大得可以骑自行车，喝茶的时候吃什么糖果，让他惊讶的不是糖果本身，而是装糖果的盒子实在大得出奇，母亲和外婆好奇地问东问西。突然，父亲向格列勃夫挤挤眼睛说：“听我说，我看，你们是想搬进那座公寓了吧？”“为什么不想呢，”母亲说，“我想有自己的走廊。”“我希望不要把提盒弄得叮当响。”尼拉外婆说。对门的邻居下班很晚，每天晚上十一点左右开始进厨房，从厨房回到屋里，不知为何手里总提着提盒，并且弄得叮当响，吵她睡觉。父亲带着遗憾的神情看着母亲和外婆说道：“跟你们说什么好呢，你们头发长，见识短……”
这是他爱说的一句俏皮话，没有一点恶意。他还亲切地管母亲叫“芦花母鸡”。母亲和外婆假装生气，挥舞双手追赶他，其实母亲没真生过他的气。他碰了碰格列勃夫，眨眨眼睛说：“不，瓦吉姆，她们都是孵窝的母鸡，都是大母鸡……难道你们就不明白，咱们没有自己的走廊不是住得更宽敞吗？至于提盒叮当响，那是音乐呀！给我二十万卢布我也不往那座公寓里搬……”
父亲说话总是半开玩笑，没有一句正经话，总是嘲笑母亲、外婆和母亲的妹妹波莉娅姨妈，拿她们寻开心，吓唬她们，有时很难弄清他的话是真是假。格列勃夫当时就没看出来，他是长大成人后才明白，父亲完全不是一个轻浮的人，更不是整天嘻嘻哈哈的人。这一切都是故意安排的家庭喜剧。父亲本性中保藏着一个最核心的、强有力的品质，那就是谨慎，其他的一切都围绕着这个核心。他当做笑话说过的一句话：“我的孩子们，你们要遵守电车行驶规则，不要把头探出窗外。”这不仅是句玩笑话，更包含着智慧，他打算慢慢地，不知不觉地传授给格列勃夫。但为什么不能探出窗外呢？在他看来，“不能探出窗外”本身就很重要。也许某种往昔的、然而并未从内心根除的恐怖感使他窒息，就像心绞痛使他窒息一样。他比母亲大得多，看上去已经是老头了，一个卷发苍白的老头。其实他还不满五十岁，但这五十年是斗争、苦难、精疲力竭的五十年。他出身于杜克斯工厂一个极贫穷的办事员家庭。他的兄弟，尼古拉叔叔，是飞行员，对德战争中牺牲的第一批飞行员之一，全家都以他为傲。此外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了。尼古拉叔叔头戴军帽的相片挂在显眼的地方。廖夫卡不知为何黏上格列勃夫了，经常邀请他到家里去玩，把自己不感兴趣的书送给他。其实廖夫卡对什么书都不感兴趣；他从父亲书房里拖出的书有让人起疑的地方，因为有的书上打着蓝图章，图章上印着太阳光芒和一个手持斧子的人，还有“阿·维·舒藏书”几个字。就在同廖夫卡·舒列普尼科夫建立的牢固友谊中，在男孩子们的友谊中，格列勃夫的父亲也看出某种危险，劝告格列勃夫“不要探身窗外”，少到公寓大厦去，不要被廖夫卡的友谊迷惑住，因为“舒列普尼科夫一家有自己的生活路线，你有自己的，别搅在一起”。
不知为什么父亲认为格列勃夫很快就会让廖夫卡·舒列普尼科夫厌烦，或者更坏，让廖夫卡的父母厌烦，不愉快的事便会接踵而至。格列勃夫内心也感觉到这一点，他本心不愿意到大厦去，但只要叫他他还是每次都去，有时不叫他也去。那里不同寻常，具有诱惑力，跟安东什么没聊过呀，索妮娅·甘丘克从父亲的书橱里什么书没拿给他看过呀，舒列帕什么稀罕物没向他显摆过呀！而家里的一切都让人感到腻味，显得寒酸、乏味。
父亲从不直说什么，总用笑话暗示。格列勃夫想知道父亲对廖夫卡的真实看法。“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舒列帕什么地方让你讨厌？”
廖夫卡什么地方让格列勃夫讨厌，确切地说，廖夫卡身上什么东西让格列勃夫厌恶，感到沉重，父亲并不知道。父亲对这类问题一向回避，或用一句笑话带过，比如：“你瞧，原则上我不反对你的廖夫卡或舒列帕，你们这样叫他吧？顺便说一句，我建议去掉外号，就叫他列夫好了……问题在于他太缺乏教养。比如，他喝过茶从桌前站起来时从不道谢。”
这自然是瞎说，父亲耍心眼呢。他不喜欢廖夫卡另有原因，更为重要的原因。但廖夫卡到家里来玩的时候，父亲对他态度亲切，甚至殷勤，像对待大人似的，敬重地称他“列夫”，这让格列勃夫感到好笑。此外，廖夫卡在场的时候，父亲总是滔滔不绝，高谈阔论，还有点吹牛撒谎，这让格列勃夫反感。
有一次谈到尼古拉叔叔，父亲说他是在一次战役中接连击落三架德国飞机的第一个俄国飞行员，其中包括德国著名飞行员冯·施威林伯爵的飞机。飞机被击落，但伯爵奇迹般地生还，重新飞行。伯爵声明自己的理想是同那个俄国飞行员再次交锋，以报前仇。这段新闻在所有报纸上都登载过。
格列勃夫听着，心里很不自在，浑身难受。父亲说：“这件事连你都不知道，我从未对你说过。”
可廖夫卡·舒列普尼科夫说：“您上次说他击落了两架德国飞机。”“我说过吗？绝不可能！我不可能说两架。当时这不算纪录；两架——不算纪录。就是因为他在一次战役中击落三架飞机……”
还有一次父亲说，国内战争期间他在基洛夫指挥的高加索部队服役——确有其事——同骑兵支队一起到过波斯，在那儿见过拜火教教徒。廖夫卡·舒列普尼科夫马上吹牛，说他父亲在第比利斯亲手枪杀过一个印度魔法师。父亲说，他在印度北部亲眼见过印度魔法师当众种植一棵魔树（父亲从未到过印度，这一点确切无疑）。廖夫卡又说，他父亲一次抓住一伙印度魔法师，把他们关进地下室，准备当做间谍处决，但早上到地下室一看，一个魔法师也不见了，只有五只蛤蟆。魔法师正好五个。“应当枪毙这五只蛤蟆。”父亲说。“他们正是这样做的，”廖夫卡说，“可您知道吗，蛤蟆多难枪毙？特别是在地下室里。”
父亲笑了，狡猾地用手指威胁他，表示赞许。“列夫，我看你爱幻想！这很好，投我的脾气。笑话归笑话，可我真见过活的印度魔法师……第一次我已经说过，在印度北部，第二次在莫斯科斯特拉斯特林荫道上……”
父亲同廖夫卡有相似的地方，因此他们谈得很投机。格列勃夫不喜欢这类谈话。信口开河让他生气。不仅因为父亲吹牛，还因为他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对父亲说：“你既然不喜欢廖夫卡，干吗这样对待他？赔笑脸，跟他讲个没完，好像他是你的上司……”
父亲马上火了。父亲几乎从不生气，也不大喊大叫，可这次他大喊起来：“乳臭未干的毛孩子竟敢教训我！小无赖！”“小无赖”是他的口头禅。“我同你们讲话时面带微笑，是因为我是受过教育的人。都像你们那样，什么廖夫卡，吉姆卡！嗨呀，胡闹！竟敢教训老子——简直是无赖透顶。”父亲说。
父亲火气大极了，竟向母亲和尼拉外婆抱怨起格列勃夫来，她们也跟他一起骂格列勃夫。但晚上格列勃夫听见父母在屏风后面低声说话：“你为什么在这个小家伙面前胡说八道？”“他是无赖，竟敢教训老子！”“你不要拍马屁，像个……”“你们都是傻瓜，什么也不懂。”
父亲总算平静下来，过了一两天，他对格列勃夫心平气和地解释道：“顺便说一下，你前两天说我对待你的廖夫卡像对待大人物一样，你观察得很细致嘛！他真的是个大人物，我说的不是廖夫卡，而是他的父亲，尽管我对他一无所知，周围的一切错综复杂，互相牵连……”
这一点很快就应验了：事情彼此确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波莉娅姨妈的丈夫瓦洛佳姨夫突然遇到了麻烦。大家考虑能不能托廖夫卡的父亲老舒列普尼科夫说人情。瓦洛佳姨夫和波莉娅姨妈住在亚基曼卡，但几乎天天都往格列勃夫家跑。母亲和外婆都很喜欢波莉娅姨妈。她是家里顶漂亮、顶一帆风顺的人，工作也很理想：玩具厂的模型工。瓦洛佳姨夫是印刷厂的排字工。横祸飞来，有人告发他搞破坏活动。波莉娅姨妈哭着说：“瓦洛佳算什么破坏分子？他除了糟蹋自己外，没伤害过任何人……”瓦洛佳姨父对自己伤害得厉害，因为他是个酒鬼。父亲经常斥责他。母亲和外婆一会儿可怜波莉娅姨妈，一会儿又骂她：“糊涂虫！都是你自己的过错，把他惯坏了！你干吗给他买酒？”“我想就让他在家里灌吧，”波莉娅姨妈辩解道，“免得在街上碰见谁就跟谁灌。”
尼拉外婆和母亲对姨妈说，因为喝酒才招来大祸，但波莉娅姨妈不同意他们的说法：“他是被人陷害了。一个多么好的人啊！”姨夫确实是个好人，人很实在。但格列勃夫当时就想到，这种软性子、实心眼的人对周围所有人都是祸害。波莉娅姨妈哭哭啼啼，尼拉外婆很心疼，母亲老想着这件事，父亲气得骂街。原来说好春天给格列勃夫买自行车，母亲说现在没钱，需要帮助波琳娜。
大家忽然想到求廖夫卡的父亲帮忙……
过去大家都躲着舒列普尼科夫一家，用手指互相警告：可要离他们远一点，千万别同他们打交道。现在又要去求廖夫卡，因为贝契克夫家发生的事对大家震动很大。
贝契克夫一家是个热闹的家庭，同格列勃夫几家共住一个单元。他们像老爷一样，大家都怕他们。他们为所欲为，随便呵斥人，一到晚上便把厨房的门锁上，不让别人进去，到民警局去告也好，到哪儿说理去都行，就是不让你进去。贝契克夫老头用臭水浸皮革，在家里制作最昂贵、最时髦的靴子，其实大部分的活都分给别人做，自己不做，只管招揽主顾，采购皮革。
为晚上厨房锁门的事，多少人大哭大闹！住在他对门、每晚回来很晚的女邻居比谁都恼火。格列勃夫也很气愤，因为第一臭气熏天，第二那家人太横行霸道。
有时母亲跳出房间喊道：“我把你们……你们凭什么呀！”
贝契克夫老头发出瓮声瓮气的低沉声音，表示满不在乎。父亲不得已也跑进走廊。贝契克夫全家从“大厅”倾巢而出——“大厅”是间大房间，住着六口人，他们不知为何管它叫大厅——一齐瓮声瓮气地说话，仿佛一下子雷雨大作。打头的是坏蛋明卡和塔兰卡。塔兰卡十岁，上三年级；明卡十五岁，不上学，因为上五年级的时候两次留级，被学校开除，开除后到什么地方当过一阵学徒，又不干了。此后，他就干些不明不白的事，经常在公园台球房里鬼混，还可能同小偷勾搭上了。
明卡·贝契克夫不知为何得了大肚汉这样一个外号，是杰留金胡同一带的小霸王，并且心黑手狠。孩子们知道他身上带着家伙，都怕碰见他。
他常常放学后跑到学校审讯小学生们：“昨天谁惹了塔拉斯？谁在楼梯上抓了他一把？是不是你这个坏蛋？”
他知道是谁干的，塔兰卡已经向他告状或诬告过谁了。塔兰卡这个病秧子没人敢惹，但也有不知底细的孩子，不知道他背后有个明卡，顺手给塔兰卡一个嘴巴或照脑门上弹一下，没料到会有可怕的后果。明卡把这些牺牲品拖到院子墙边，简短而凶狠地审讯一番。“你这狗崽子胆敢欺负我兄弟？你活够了吧？”
狗熊尤尔卡是个连十年级同学都不怕的大力士，被明卡当众侮辱，又踢又踩。明卡反剪着尤尔卡的双手，尤尔卡疼得叫起来，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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