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众反拨与媒介变局：党报群众工作的理论与实践(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春林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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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众反拨与媒介变局：党报群众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试读：

前言

党报群众工作研究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话题，说古老，是因为自无产阶级报纸产生以来，就一直有群众工作，也一直有关于党报群众工作的论述；说年轻，是因为至今尚未有一本系统研究党报群众工作的学术专著。

对于一个从业界转战学界的学术新手而言，要研究党报群众工作这一宏大的题目，的确有很大的困难。不过，我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决心。在多年的报纸工作实践，特别是供职《四川日报》从事党报群众工作的实践，为本课题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感性和理性认识，也搭建了宝贵的人脉资源。

早在2003年11月武汉召开的全国省级党报第12届群众工作年会上，我就结识了全国省级党报群众工作领域的朋友，并在跟他们的交流中对党报群众工作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2004年从业界转战学界后，我一直跟不少党报界的老朋友保持联系。2006年本课题获准立项，这些老朋友都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大力支持。

为全面把握当前党报群众工作的发展状况，我历时一年多的时间对全国60多家党报的群众工作进行了调研，这些党报包括中央级党报、省级党报、城市党报、地市级党报和县级党报。在深度调研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湖南、上海、浙江、江苏、内蒙古等9省（市、区）18家党报群众工作的基础上，我参加了2007年10月在长沙举行的全国省级党报第16届群众工作年会、2007年11月在温州举行的全国城市党报第23届群众工作年会、2008年7月在呼和浩特举行的全国城市党报第24届群众工作年会和2008年4月在重庆酉阳举行的中国县市报研究会第四届第四次常务理事（扩大）会，了解各家党报群众工作情况，并向党报界朋友请教群众工作方面的问题。与此同时，我还借调研之机，了解了2007年9月在河北承德召开的中国地市报群工研究会四届四次会议暨十六次年会的情况，以及地市级党报群众工作发展状况。在长沙会议期间，我还向一直关注全国地市级党报群众工作发展的《人民日报》群工部原主任李有存老师请教地市级党报群众工作方面的问题。由点到面，本课题对全国党报群众工作发展状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掌握。

为全面把握党报群众工作的研究状况，我全面搜集整理了与党报群众工作相关的研究文献。这些研究文献的内容涉及党报群众工作、报纸群众工作、新闻群众工作、党的群众工作、受众研究、党报发展、政策法规等方面，从报纸、期刊、书籍到网络，从历史到现实，尽可能做到全面。

在全面把握党报群众工作发展状况和研究状况的基础上，从分析搞好党报群众工作和研究党报群众工作的重要意义入手，本课题对党报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发展状况及改进思路，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论述。研究成果近30万字，包括引论、上篇、中篇、下篇和结论几个部分。

引论 群众工作——党报工作的重要内容重点分析了党报群众工作要廓清的几组基本关系、党报群众工作研究状况、当前搞好党报群众工作的重要意义等内容。

上篇 党报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包括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既全面分析了党报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又深入阐释了这些历史经验的现实意义；着力寻找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让历史经验为今天的党报群众工作服务。

中篇 党报群众工作的发展状况包括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在对全国党报群众工作进行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探究了党报群众工作的现实问题，归纳了部分党报群众工作的有益探索，分析了党报群众工作的发展背景；既对党报群众工作的发展状况进行全面把握，又为如何改进党报群众工作提供现实依据。其现实问题主要有：群工部门纷纷变脸、舆论监督职能弱化、服务职能有待细化、信访接待处境尴尬、通联工作面临挑战、内参职能有待加强、发行错位渠道不畅、内容单调阅读隐忧、热衷受众冷淡群众等9个方面，其有益探索主要有：与党政部门合作共赢、用科学调查了解群众、开发利用新媒体平台、协作联动显整体威力、等客上门到主动出击、品牌栏目出长期效应、用内参推进舆论监督等7个方面。

下篇 党报群众工作的改进思路包括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在上篇分析“党报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和中篇分析“党报群众工作的发展状况”的基础上，系统深入地论述了党报群众工作的改进思路，这些思路包括：锻造党报群工主体的特殊素质、突出党报群众工作的内容重点、分清党报群众工作服务对象主次、创新党报群众工作的工作方法、改进党报群众工作的运行机制、畅通党报群众工作的传播渠道、优化党报群众工作的运行环境等。

结论 坚持·重视·创新——党报群众工作的必由之路认为党报群众工作作为党的群众工作的媒介表达，其重要性和紧迫性不言而喻，必须不懈坚持、高度重视并全面创新。

尽管本课题研究历时两年多，但肯定存在不足之处，希望业界和学界朋友不吝赐教，好让我在下一步研究中弥补其中的不足。

引论：群众工作——党报工作的重要内容

要研究党报群众工作，只有弄清研究对象，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什么是党报？什么是群众？什么是群众工作？这些概念都至关重要。要研究党报群众工作，只有了解既有研究状况，才能做到言之有理。同时在把握研究状况的基础上，寻找本课题理论创新的基点。研究党报群众工作的必要性在哪里，除学术意义外，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只有从现实出发才能增强课题研究的针对性。因此，在对党报群众工作进行系统研究前，本课题先对这些问题进行简要论述。

一、党报群众工作要廓清的几组基本关系

无论是要搞好党报群众工作，还是对党报群众工作进行研究，都非常有必要对党报群众工作这一概念的边界做一些划分。什么是党报，什么是群众工作，这似乎没什么好说的。可是，当非党报也要享受党报优惠政策进而对党报不利时，当有人用受众工作思路来搞群众工作并将二者混为一谈时，当党报群众工作与党的群众工作出现分歧时，如何界定党报群众工作就显得十分必要了。这里，我们从党报与非党报、群众与受众、群众工作与受众工作、党报群众工作与党的群众工作等几组基本关系的分析中，来认识党报群众工作。

（一）党报与非党报

要对党报的群众工作进行研究，就必须对党报这一概念进行界定。尽管党报这一概念在许多场合被广泛使用，但是人们所表达的意义是不完全一致的，而且学术界对这个概念也缺乏准确的界定。1.党报的含义《现代汉语词典》对“党报”的解释是“政党的机关报，是政党[1]的纲领、路线和政策的宣传工具。”而《新华汉语词典》则解释为[2]“党报：执政党的报纸，是政党的舆论宣传工具。”这两个解释看起来差不多，都是所代表党派的“宣传工具”，但实际上是有很大差别的：其一是“政党”和“执政党”的差别，在像中国这样一党执政的国家，执政党报纸和政党报纸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多党执政的国家来说，二者差别就大了，没执政的政党，它们的报纸算不算党报呢？其二是“机关报”和一般报纸的差别，并非政党创办的每一份报纸都是机关报，而且机关报与普通报纸在人事任免、运作机制等很多方面都是有差别的。

除了词典解释中的差异外，在现有研究文献中很难找到对于党报概念明确的界定，比较趋于一致的看法是“党报指党的各级组织的机关报”。可以说，理论研究中概念界定不明确副作用还不明显。可在每年的报纸发行大战中，不少报纸攀附党报的优惠政策“搭便车”而加重群众负担的事实说明，界定这一概念也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而对党报进行概念界定，又必然涉及到政党报纸、无产阶级政党报纸、中国共产党中央及各有关部门创办的报纸、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的机关报纸等几个相关概念，因此，我们这里从对几个概念的分析比较中来确认党报的具体内含。2.政党报纸

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党报和政党报纸的指涉对象是有很大差别的。不过，党报跟政党报在字面意义上没有什么差别。我们可以从汉语中党报对应的英语单词见其一斑：《英汉人文社会科学词典》中把[3]“Party newspaper”翻译成“党报”；《文汇汉英大众传播词库》中[4]“党报”对应的英语单词是“Party organ”；《汉字英释大辞典》中“党报”对应的英语单词有“Party newspaper”和“Organ of the [5]party”。可见，党报和政党报，在字面意义上是一致的。

尽管中国语境中的党报就是指中国共产党报纸，但是我们一般不用政党报纸这个词而代之以党报这个说法，国内许多学者在言及政党报纸时，大多指涉资产阶级政党报纸，而非共产党报纸。

本课题研究中之所以要提及政党报纸，在于中国共产党报纸本身就是新闻传播史上政党报纸的一种，和其他的政党报纸有某些相似性，它们的经验教训也值得我们吸取。

政党报纸的产生依赖于政党的产生，政党不是从来就有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中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政党是资产阶级政党，第一类政党报纸是资产阶级政党报纸。

最早出现的资产阶级政党产生在17世纪70年代的英国，辉格党代表当时的革新派，后来改为自由党；托利党代表当时的保守派，后来改为保守党。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资本主义各国都经历了一个政党报纸为主的时期，资产阶级政党报纸的主要特点有：政治上有党派性，经济上依赖政党，内容重时政言论，读者为上层社会。

可以说，除了“读者为上层社会”这一点之外，其他三点跟我国新闻史中的党报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政治上的党派性”和“内容重时政言论”自不待言，就是“经济上依赖于政党”这点，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党报对财政拨款的依赖才慢慢减少的。就是今天，我们的很多党报都还不能靠自身求生存，小报养大报、发行靠发文等现象依然十分严重。

与资产阶级政党报纸“读者为上层社会”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党报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中国共产党报纸在群众办报、群众路线、群众工作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资产阶级政党报纸之所以影响越来越小并逐步被商业性的大众化报纸取代，除了大众化报纸兴起并由此带来报业环境改变等方面的原因之外，其自身特点特别是读者定位也是重要原因。纵览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报业，影响巨大的英国《泰晤士报》、《金融时报》，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日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都不是政党报纸。

梳理资产阶级政党报纸的兴衰史，我们不禁发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以及报业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共产党的党报也面临当初资产阶级政党报纸类似的生存考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我国实行封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报业结构比较单一，党报一家独大的优势非常明显。以1953年为例，当时完成了对私营报纸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国专区以上的报纸258家，其中共产党的机关报就有151[6]家，占58.5%。“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批报纸停刊，保留下来的基本上都是党报。改革开放到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前，我国实行“计划体制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大量行业报的涌现，使报纸结构得到了改变，党报的比重有所下降。以1985年为例，当年全国有共产党机关报367种，占全国报纸的比重为20.7%。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逐步完善，为普通市民服务的市场类报纸大量出现，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都市类报纸的兴起，不仅直接改变了报业结构，而且对党报的发行和创收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发行量下滑、经济收入下跌、影响力下降，已成为当前我国不少党报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党报如果继续以老面孔示人，就必然是死路一条，因此党报必须转型，克服资产阶级政党报纸“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致命毛病，继承和发扬无产阶级党报的光荣传统，面向读者，面向市场。3.无产阶级政党报纸

继资产阶级政党报纸之后的第二类政党报纸是无产阶级政党报纸，我们今天说的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即属无产阶级政党报纸的范畴。这里之所以用无产阶级政党报纸的说法而不用共产党报纸，在于很多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不叫共产党，而叫其他名字。

在研究今天我国党报群众工作的时候之所以要谈及无产阶级政党报纸，那是因为无产阶级政党在过去的报纸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创造性地继承。特别是苏联时期党报的运作模式，不仅直接为建国后我国的党报所套用，而且不少成功经验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世界上最早的无产阶级政党是1847年6月在英国伦敦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恩格斯是该同盟的重要发起人，并起草了同盟纲领《共产党宣言》，同盟是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际无产阶级政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纲领性文献。为了贯彻共产主义同盟在德国的政治纲领，马克思、恩格斯决定在德国创办大型日报。1848年6月1日《新莱茵报》在德国科伦创刊，这是世界上第一份马克思主义的日报，也是第一份无产阶级政治报纸。世界上第一个一国范围内的无产阶级政党是1869年德国无产阶级建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其机关报是《人民国家报》。

一般来讲，无产阶级报纸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工人报纸阶段、无产阶级政治报纸阶段、无产阶级政党报纸阶段。以无产阶级报纸发展形态最完整的俄国为例，随着19世纪七八十年代工人运动的兴起，早期工人报纸开始诞生，1880年的《工人曙光报》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工人秘密刊物。1900年12月24日，第一期《火星报》在德国莱比锡出版，列宁是《火星报》实际上的主编和领导者，这是全俄无产阶级的第一份政治报。后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现分裂，布尔什维克成为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于1905年在日内瓦创办了《前进报》，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第一份机关报。

无产阶级政党报纸，作为无产阶级报纸的高级形态，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虽然苏联已经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发生剧变纷纷倒向资本主义，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否定无产阶级政党报纸的历史功劳和成功经验，而且更应该好好总结这些经验，并将其合理运用到我们的党报工作中去。4.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报纸

中国共产党一直非常重视报纸工作，无论是党创立过程中，还是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都创办了大量的报纸。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先行者们就积累了丰富的报刊工作经验，代表性刊物有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1915年9月15日创刊）、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1919年7月14日创刊）、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1919年7月21日创刊）等。

1920年8月，中共最早组织在上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同年9月从第8卷1号起改组成中共上海组织的理论机关刊物。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新青年》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机关刊物。在改组《新青年》的同时，中共上海党组织还创办了另一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1920年11月7日创刊）。

跟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报刊的发展一样，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也经历了一个工人报刊阶段。1920年下半年，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后，随即领导并创办了《劳动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8月15日创办）、《劳动者》（广州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10月3日创办）、《劳动音》（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11月7日创办）等刊物，这是中国第一批以工人为对象的通俗报刊。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先后创办了中共中央的第一份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1922年9月13日在上海创刊）和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1925年6月4日在上海创刊）。与此同时，中共各地区委机关报也相继创刊，代表性的有《政治生活》（1924年4月27日在北京创刊）、《战士》（1925年12月在长沙创刊）、《人民周刊》（1926年2月7日在广州创刊）、《群众周刊》（1926年10月在武汉创刊）等。

除了党的机关报刊之外，中国共产党还组织领导创办了大批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报刊和群众性报刊，前者如《先驱》（1922年1月在北京创刊）、《中国青年》（1923年10月20日在上海创刊），后者如《中国工人》（1924年10月在上海创刊）、《中国学生》（1924年在上海创刊）、《妇女声》（1921年12月13日创刊）。

党的机关报刊、青年团报刊和群众性报刊，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办报刊的基本格局。无论是后来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三类报刊都是我国无产阶级报刊的核心构成。因此，我们在研究党报的历史经验时，特别是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报的时候，应当把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报刊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5.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

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刊，按级别来分，有中共中央机关报刊和地方党委机关报刊两类；按刊物形态来分，可以分为机关报和机关刊两类。经过建党以来80多年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刊的体系已经形成。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没有中央机关报刊的说法，只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报刊。继1920年9月改组《新青年》之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年11月创办《共产党》月刊，这两个刊物是上海党组织的最早理论机关刊物，也是中共党组织最早的机关刊。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青年》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机关刊物，这是中共中央的第一份机关刊。1922年9月13日创办的《向导》周报，是中共中央的第一份机关报，1925年6月4日创刊的《热血日报》是中共中央的第一份机关日报。与此同时，中共各地区委机关报相继创办，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地方党委机关报刊的两级格局。

大革命失败后，国统区的中国共产党报刊开始重建。1927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出版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并要求它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机关和战斗机关。该报于当月24日在上海创办。1928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又创办了一个机关报《红旗》。1930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将《红旗》与《上海报》（1929年创办的通俗报纸）合并，出版《红旗日报》，该报当月15日创刊，报上署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字样。除中央机关报外，国统区的湖北、广东等地的党组织还秘密创办机关报。在革命根据地，1931年12月11日创办的《红色中华》报，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央根据地办的机关报，其他根据地党委也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刊。分为国统区和根据地两大板块，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构成的基本格局，这种二元格局一直维持到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新华日报》（1938年1月11日创刊）和《群众》周刊（1937年12月11日），是中国共产党办的全国性党报党刊。《新华日报》归中共中央长江局直接领导，是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第一张大型日报。一报一刊在艰苦环境中的办报经验，是中共新闻史上一笔难得的财富。在抗日根据地，鉴于国统区创办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压制，加之抗日的政治中心延安又没有中共中央机关报，1939年2月7日，中共中央将《新中华报》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报。1941年5月15日，《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新华社办）合并为《解放日报》，《解放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出版的第一份大型中央机关报。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各分局和各地党委也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代表性的有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机关报《抗战日报》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等收复区开展办报活动，在出版《新华日报》南京版和上海版受到国民党当局阻挠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将《群众》杂志迁上海出版，由它担负起中央机关报的任务。抗战胜利后，解放区中共机关报刊基本形成了中央有《解放日报》，各大区和省、区有对开或四开日报，各分区（地委）有铅印四开报，各县有铅印（或油印、或石印）小报的四级办报网络。194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毛泽东主席批准的《新华社、解放日报暂时管理原则》中规定，《解放日报》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最高党委（当时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机关报，隶属中共中央宣传部，在重大问题上受中共中央书记处指挥。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各地方党委恢复了抗日战争时期停办的一些机关报刊，并创办了《东北日报》等机关报。全面内战爆发后，解放区报刊收缩，延安《解放日报》于1947年3月27日出版最后一期后停办。自从《解放日报》停办以后，有两年多的时间，中共中央没有办机关报，却加强了新华社的工作；它担负新闻报道任务的同时，兼任党报的评论工作；这个时期的新华社，可以说是“三位一体”，即合通讯社、广播电台、报纸工作于一身，发挥了重要的[7]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对旧中国新闻事业的清理整顿和对私营报纸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国形成了以《人民日报》为首并以共产党机关报为核心的，多种报纸并存的报业结构，这时候的共产党机关报共计151家，约占全国报纸总数的59%，这些党报分为中央级、大行政区[8]级、省（市）级和省辖市及专区级报纸。194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北平改组成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建国初期，全国六大行政区除华北区已有《人民日报》外，其余五大区均有区党委机关报。不过，随着1954年中央对全国六大行政区的撤销，除华北区的《人民日报》外，其余五大区的区委机关报都纷纷停刊：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1954年8月31日停办，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群众日报》1954年10月16日改名《陕西日报》（陕西省委机关报），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1952年12月31日停办），中共中央华东局兼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1954年12月1日改为上海市委机关报），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9]《新华日报》（1954年8月31日停办）。实际上，到1954年底，党报队伍里面，已经没有了大区党委机关报这一说法。而新中国成立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纷纷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到1952年，中共[10]省（市）、自治区一级党委机关报有30家（含《解放日报》）。

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这十年间，党委机关报刊发展主要有四大变化：一是1961年1月，中共中央中南局对报刊工作作出规定，许多省城的市委机关报或同省报合并，或改出晚报。如《广州日报》2月停办，并入《羊城晚报》；《长沙日报》改为《长沙晚报》；《南宁日报》改为《南宁晚报》；《长江日报》改为《武汉晚报》；《郑州日报》改为《郑州晚报》；《西安日报》改为《西安晚报》；《沈阳日报》改为《沈阳晚报》；《成都日报》改为《成都晚报》；《合肥日报》改为《合肥晚报》；《南昌日[11]报》改为《南昌晚报》等。由于没有同一级的日报，这些晚报仍然兼负市委机关报的功能。二是创办了大量时事政治期刊。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红旗》杂志，于1958年6月1日在北京创刊，是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出版的中央政治理论刊物。与此同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也相继创办了各自的理论刊物，如中共北京市委的《前线》等。三是许多少数民族文字版的党委机关报创办，如《黑龙江日报》（朝鲜文版）、《西藏日报》（藏文版）等。四是一些省、自治区委在1958年办起了自己的机关报，不过1960年后纷纷停办。可以说，这一阶段党委机关刊与党委机关报相对应的格局基本形成，汉文机关报刊与少数民族文字机关报刊向对应的格局基本形成，中央级、省级、地级、县级等四级办党报党刊的格局基本形成。“文化大革命”期间，党报党刊被迫沦为发动和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工具，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煽动极左思潮、鼓吹个人崇拜、篡党夺权的舆论工具。“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一统中国舆论，谈不上群众工作的成功经验，其反面教训倒是十分深刻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各级机关报有了很大的发展。从1980年到1985年3月，新创办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有103家，占当时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总数367家的28%。这时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包括中共中央、省（市、自治区）、计划单列市、[12]地（市、州）、县（市）等各级党委机关报。虽然党报的数量在增多，但是随着整个报刊业的迅猛发展，党报的比重有所下降。到1990年底，由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全国刊号的报纸共1442家，中[13]国共产党各级机关报406家，占28.2%。可以说，四级办党报的格局已完全形成。

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的90年代中后期，我国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特别是以都市报为标志的大量市场类报刊的创办，给党报的发展带来了挑战，不少党报党刊出现了发行量下滑、广告收入下降的情况。

针对报刊发展散滥现象，为确保党报党刊的发行，自1996年以来，中央先后三次对报刊结构进行调整。1996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出《关于加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业管理的通知》（中办厅字〔1996〕37号），明确指出：“整顿报刊发行，严禁摊派等不正之风。做好党报党刊的发行工作。”这次整顿报刊的重点是转化内部报刊，压缩行业报刊。到1997年底，全国大部分省（区、市）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了转化内部报纸、压缩行业报纸的任务，共计压缩公开发行报纸227种，占全国报纸总量的10.4%；转化[14]内部报纸4356种，占原有内部报纸总数的67.5%。

由于1996年这次整顿效果并不理想，1999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门下发《关于调整中央国家机关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厅局报刊结构的通知》（中办发〔1999〕30号），《通知》指出：“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原则上不办机关报。对现有的报纸，要本着精简、划转的原则，将一些内容重复或发行量少的，予以合并或撤销；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将一些报纸划归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党报报社或报业集团；各司、局所办报纸一律撤销或划转。”“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可保留一种指导工作的期刊，各司局不办刊。其余期刊可由出版部门接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厅局及地（市）以下的局、部、委、办不办报。原有的报纸可划归当地党报主管、主办。党报吸纳不了的要撤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厅局保留一份指导工作的期刊，其余的划归当地出版社或党报来办。党报、出版社吸纳不了的要撤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部门保留一份指导工作的期刊，其余的划归当地出版社或党报来办。党报、出版社吸纳不了的要撤销。”2000年6月底基本完成了各省的厅局级报刊结构调整，10月中央单位的报纸划转工作结束。这次调整共压缩报纸24种，期刊14种，划转厅局级报纸550种，厅局级期刊[15]299种，中央单位的报纸有32家划转，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

2003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中办发〔2003〕19号），《通知》要求“中央党政部门与所办报刊实行管办分离。”“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统一办好一份党报和一份党刊，政府办好一份免费赠阅的政府公报。个别省、自治区党委没有办党刊的，可将党委有关部门所办刊物合并为一份党刊。”“市（地、州、盟）除保留一份党报外，其他党政部门所办报刊一律停办。确因指导工作需要保留的，可转为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免费赠阅。县（市、旗）和城市区不再办报刊，已办的要停办。对个别影响大、有一定规模的县市报，可由省级党报或地市级党报进行有偿兼并，或改办为地市级党报的县市版。”从2004年8月18日中央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呈交给党中央、国务院的《关于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工作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显示，纳入2003年这次治理范围的中央和地方党政部门报刊共1452种，其中，已停办709种，划转（即由党政部门主办划转到非党政部门主办）325种，实行管办分离310种，改为免费赠阅62种，保留了46种涉及老年、民族、农林工作的报刊。通过停办和划转，省及省以下的党政部门不再办报刊。

经过2003年的报刊整顿，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的格局已经十分明朗：中央级党报党刊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人民日报》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求是》杂志之外，人们通常把《经济日报》和《光明日报》也纳入中央党报的范畴；不过，本课题的研究对象仅限党的机关报，不包括后面这两种报纸；省级党报党刊仅限中共各级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机关报和机关刊物，每个（省、市、区）1报1刊，共计62家；地（市、州、盟）级只有党委机关报1家，没有党刊，共计376家。由于县（市、旗）和城市区办的党委机关报大部分已经停办，就是保留下来的少数影响大、有一定规模的县市报，由省级党报或地市级党报有偿兼并，或改办为地市级党报县市版之后，实际上，单纯的县级党报已经很少了。三级办党报、两级办党刊，是我国当前党报党刊的基本格局。

本课题研究中指涉的党报，如果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党报，仅限于各级党委机关报。除深圳市委机关报《深圳特区报》等个别报纸外，各级党委机关报通常以“日报”命名，也有以“晚报”命名的，如《长沙晚报》、《银川晚报》、《合肥晚报》、《海口晚报》、《泉州晚报》等，当地没有同级“日报”，晚报承担了党委机关报的职能。本课题研究党报群众工作，在谈及党报群众工作存在的现实问题及解决办法时，指当前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机关报；在谈及党报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时，既包括中国共产党过去创办的报刊特别是革命战争年代的报刊，也包括无产阶级政党报刊特别是苏联共产党报刊。

之所以要进行党报与非党报的区分，是为了凸现党报群众工作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并不是说其他报纸就不需要搞群众工作。在社会主义中国，所有报纸都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都应从自身定位出发，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努力搞好群众工作。鉴于其他报纸的群众工作不是本课题研究对象，在此不作过多论述。

（二）认清群众与研究群众

要搞好党报的群众工作，首先必须明确对象是谁，即哪些人是我们指涉的群众。只有明白了群众的内含，并深入细致地研究了群众，党报群众工作才能有的放矢并产生良好效果。1.群众的含义

与对党报的概念界定不同的是，汉语词典里面对群众的解释比较倾向一致。《新华汉语词典》的解释是：“群众：①指人民大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②没有入党、团的人。③不担任领导职务[16]的人。”《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群众：1.泛指人民大众：～大会/深入～/听取～意见。2.指没有加入共产党、共青团组织的人。[17]3.指不担任领导职务的人。”

显然，党报群众工作所指的群众应该是第一层含义，即人民大众。而英语词典对群众解释却各有不同，《英汉人文社会科学词典》把[18]“multitude”解释为“群众，大众；多数。”《汉字英释大辞典》则把“群众”解释为“the masses；general public；the common [19]people”。与汉语意义相对照，我们认为“the common people”一词比较能反映“群众”作为“人民大众”的意义。

而人民在《新华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人民：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在不同国家和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20]的内含。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一解释，较好地说明了“人民”这个概念的政治性和历史性。

在很多场合，我们不是说“人民大众”而是说“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百科要览》对“人民群众”的解释是——人民群众相对于个别人物而言，是指顺应社会历史潮流、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历史的进步的一切社会力量。人民群众是一个历史范畴，它的内容是变化发展的。在阶级社会里，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由于阶级结构、社会发展的具体进程以及具体的历史任务不同，人民群众所包括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亦各不相同。在历史上，处于革命时期的新兴的剥削阶级，和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剥削阶级中站在抗击外敌、保卫祖国行列中的某些阶层、社会集团和个人，也属于人民群众的范围。不能把人民群众和劳动群众完全等同起来，但不论何时何地，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总是人民群众的主体，他们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群众包括奋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条战线的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其他阶层以及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一般地说，人民群众的范围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而日益扩大。到了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人民群众[21]这一概念将与社会全体成员的概念趋于重合。

可见，这里的人民群众的概念跟人民之间没什么差别。其实，在很多时候“人民”和“群众”在语义上是趋同的。只不过，通常情况下“人民”的说法显得比较刚性，因为“人民”一般是与“敌人”相对的，政治色彩很浓，而“群众”的说法则显得柔性一些。

而且，人民通常是一个集合概念，即语法上说的复数，而群众在很多时候都可用于单数。譬如我们说“张三的工作是接待人民群众来信来访”，是人民群众合用，也可以分开只用人民或只用群众，意义不会发生改变。如果问张三现在在干什么，回答是“张三正在办公室接待一位来自革命老区的上访群众”，这里的群众是不能用人民来代替的。

都作为集合概念的时候，人民和群众在日常生活语境中有细微的区别。一般来说，我们说的群众，是指人民中占绝大多数的普通分子，人民群众的说法中，人民通常是作为群众的限制词来使用的。不过，我们这里不做这种区分，而是把人民当作群众的同义词看待。

因此，本课题研究中所涉及的人民、人民群众、人民大众都是群众的同义词，我们都可以用群众这个词语来替换。2.群众范畴的历史演进

那么，群众范畴在当代中国是如何演进的呢？《哲学大辞典》在对人民这一概念做解释时说，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属于人民范畴的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凡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以及一切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都包括在人民范围之内。将来阶级彻底消灭，[22]在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制度中，人民就是社会的全体成员。

尽管我们可以用这样简洁的语言来描述人民群众范畴历史演进的这一过程，但实际的过程则要复杂得多。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阶级阶层结构十分复杂，既有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也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六大阶级并存的局面一直持续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前。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虽然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大阶级在经济上都整体性地消失了，但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他们及其后代的这种历史出身，往往成为历次政治运动中斗争、批判的依据。这些人，按当时的政策是不能划入人民群众范畴的。新华社记者郭超人1979年作过一个调查：四川省双流县新兴公社党委所在地的一条街道，名叫新店子。在1979年的时候，这条街有130户，18岁以上成年人117人。其中，“专政对象”17人，“审查对象”70人，二者加起来占总[23]人数的74%。像这样的“专政对象”和“审查对象”，按当时的政策是不能划入人民群众范畴的。

不过，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整个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历史遗留的许多人为化的政治因素得到了简化、淡化甚至是消解，人民群众的范畴得到了进一步明确。一是对冤假错案的平反。到1982年底，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中央和全国各地有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数以千万计的因与这些干部有亲属关系或工作关系而受到株连的干部[24]和群众也由此得到解脱。二是从1983年11月开始到1987年5月基本结束的整党过程中，通过全党党员登记和组织处理，对一批有严重问[25]题和不合格党员进行处理。三是1979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给地主、富农分子“摘掉帽子”，他们本人的成分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其子女的家庭出身一律定为社员，不应再作地[26]主、富农出身。四是在城市，从1979年11月起，开始把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分出来。到1981年，原86万工商业者中的70万人恢复了劳动者身份。接着又明文规定，原工商业[27]者已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其成分一律改为干部或工人。这样一来，原本已简单化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又被人为复杂化的阶级阶层结构又变得简单明了，经济上和政治上同时具备的农民—工人的二元单一阶层结构完全形成。值得注意的是，1979年以后我国改变了过去对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定性，把知识分子正式归入工人阶级的行列。

单一阶层结构在20世纪80年代初形成之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又开始出现原有阶层的分化和新阶层的形成，如农民阶层分化出了农民、农民工、乡镇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等阶层，工人阶层分化出下岗职工、失业人员等城市困难群体，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大量形成。

特别是对于非公有制从业人员阶层属性的认定，经历了一个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重要性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之前是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而存在的，在十五大报告中被当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被肯定，并于1999年3月的宪法修正案中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定。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地位的这种变化，也是对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地位的一种肯定。在2001年7月1日中共建党80周年讲话中，江泽民就明确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从业者“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并主张把其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在2002年11月8日的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进一步明确他们“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护”；并指出“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实际上，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共十六大对党章进行了修改，把原来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改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28]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从“一个先锋队”、“一个代表”、“一个核心”到“一个核心”、“两个先锋队”、“三个代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包容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相关研究人员勾画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形态，认为它由十个社会阶层构成。这十个社会阶层分别是：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29]

可见，当前我国人民群众的阶层结构已向多样化、多元化、复杂化方向发展。原来“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划分方法，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我们应该从跳出以前的思维窠臼，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认识群众，研究群众，做好群众工作。3.当前我国群众的基本构成及特点

党报要做好群众工作，就必须研究群众。尽管我们可以把当前我国各族人民群众分成十个阶层，甚至更多的阶层，但是这些阶层的变化都有两大特点，一是原有阶层内部结构的衍生与分化，二是新阶层的产生。因此，我们从原有阶层的分化和新阶层的产生两个角度来看看当前我国群众的基本构成及特点。

首先我们来看看工人阶级队伍的变化。当代中国工人阶级队伍出现了三次大的变化：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工人阶级队伍结构出现了第一次变化，开始分为全民所有制工人和集体所有制工人。1979年到1989年，即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头十年，随着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正确“界定”，工人阶级队伍结构中出现了第二次变化，宏观上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即国有企业工人、集体企业工人和知识分子。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现在，我国工人阶级队[30]伍又出现了第三次变化，而且是最大的一次变化。

当前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变化主要呈现三大特点：一是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一大批国有企业工人下岗，他们或自主创业成为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或在其他行业重新就业，或长期失业成为城市困难群体。据新华网报道，到2005年末，我国国有企业的下[31]岗人员实有61万，比2004年末减少92万。

二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一大批在个体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就业的新型工人队伍形成。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显示，2007年末城镇就业人员中在私营企业就业的4581万人、港澳台商投资单位680万人、外商投资单位903万人、个体3310万人，乡村就业[32]人员中在私营企业就业的2672万人、个体2187万人。2007年底，全国城乡合计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就业人员为14333万人。

三是随着1998年以来全国大中专院校招生规模的逐步扩大，一个数量庞大的城镇知识分子群正在形成。据国家统计局年度统计公报显示，2000－2008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累计毕业生达2403.2万人，[33]其中2008年512.0万人，当年在校生为2021.0万人。可以说，国有企业工人、城镇知识分子群体、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新型工人群体，是当前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基本构成。

相对于工人阶级队伍的剧烈变化而言，当代中国农民阶级队伍的分化要早一些。上世纪80年代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阶层开始循着“离土不离乡”和“离土离乡”的路子向多阶层分化。有学者把农村人口（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分为八个阶层：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劳动的农业劳动者阶层，常年或大部分时间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劳动但户口仍然在农村的农民工阶层，受雇于私营企业或个体工商户的雇工阶层，在农村从事教育、科技、医药、文化、艺术等智力型职业的农民知识分子阶层，在农村拥有某项专长和从事工、商、服务行业的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担任基层干部的农村管[34]理者阶层。

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农业产业化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以及户籍制度改革，出现了新一轮的农民阶层分化，集中表现为两点：一是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成为各行业的农民工。据有关资料表明，目前全国有1.2亿农民在农村和城镇之间“流动性就业”，每年从城市拿到工资6000[35]多亿元人民币，回到农村的工资款大约在2300～2800亿元之间。二是不少农民在城镇购买商品房，搬到城里居住，靠从事其他行业为生，成为市民。

随着阶层分化节奏的加快，当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困难群体大量存在。城镇困难企业部分职工特别是“4050”（女性40岁以上、男性50岁以上的下岗失业人员）人员下岗后，要再就业非常困难。这些家庭往往“上有老下有小”，在子女上学、老人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出现了困难。这些家庭，是城镇困难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有关资料表明，这类困难群体全国大约在2000～[36]2500万人左右。

二是城乡就业矛盾异常突出。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化和下岗职工再就业本来就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也越来越突出。1995～1999年，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一直稳定在80万到85万之间，依次为80.5万、83.9万、82.9万、83万、84.8万、512.0万，下一年较上一年的增长额度为3.4万、-1万、0.1万、1.8万。可是从2000年开始这一数额逐年增加，且增长幅度越来越大。2000～2008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依次为95万、103.6万、133.7万、187.7万、239.1万、306.8万、377.5万、447.8万、512.0万，下一年较上一年的增长额度为8.6万、30.1万、54万、51.4万、67.7万、70.7万、70.3万、[37]64.2万。应届毕业生人数在增加，往届毕业生中未就业积累的人数也不少，这样大学毕业生就业矛盾就越来越突出。

三是农民工社会问题。每年1.2亿的农民工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流动性就业，其社会问题也非常多，除了他们自身工作难找的就业问题外，其他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就业中遇到的拖欠工资、工伤赔偿等权益保障问题，随带子女和留守儿童的入学和家庭教育问题，留守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青壮年劳力进城后农村的土地荒芜问题等等。

四是社会热点、焦点问题矛盾尖锐。目前热点、焦点问题比较多，具有代表性的是城市旧城改造中的房屋拆迁安置问题和农村土地征用中的补偿问题。一些地方房屋拆迁安置问题表现为评估机构随意压价、拆迁补偿标准偏低、拆迁安置房和周转房落实情况不理想等，农村土地征用中的补偿问题表现为补偿标准偏低、集体经济组织与个人之间补偿费分配不合理、失地农民生活无保障等。这些问题涉及面宽，极易诱发群体性事件。

五是社会无业人员所滋生的社会问题多。虽然近年来我国登记失业率一直保持在4%左右，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登记失业人口的总量也不小，2002～2007年的登记失业人口依次为770万、800万、827[38]万、839万、847万、830万。加上尚未登记的失业人口，可以说我国社会无业人员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社会群体。这一社会群体大多数人成天无事可做，滋生了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行为，是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

（三）党报群众工作与党的群众工作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群众工作是党开展各项工作的基础性工作。党报作为各级党委的机关报，是党的耳目喉舌，那么党报群众工作和党的群众工作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要搞好党报群众工作，就必须弄清楚这层关系，如果把二者混同起来，就容易使党报的角色发生移位，党报群众工作部门代行党政机关信访部门的职责，既不利于党报群众工作的开展，也会给党政机关的群众工作带来诸多不便。1.党报群众工作与党的群众工作的共性

在通常语境中，群众工作都是指党政机关的群众工作，以及在这个范畴内其他组织的群众工作。

群众工作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党和政府所进行的一切工作，说到底，都是在做群众工作。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党正是坚持了群众路线，开展了群众工作，发动和领导群众，帮助和教育群众，使群众认识真理，并为真理而奋斗，从而使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使中国人民从苦难走向幸福。从狭义上讲，群众工作主要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为了解群众的意愿、集中群众的智慧、接受群众的监督、解决群众的疾苦所进行的具体工作，并相应设立为进行这一工作[39]的部门或机构。这里对群众工作的界定，实际上是对党政机关群众工作的界定。本课题研究中所指的群众工作主要是从狭义的角度来讲的。

我国现行的所有党报都是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的机关报，是党和人民群众的耳目喉舌，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党报的群众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媒介表达，两者在服务宗旨上是一致的，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隶属关系来看，党报群众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群众工作通过党报来完成的那部分，党报群众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这个全集下面的一个子集。因此，党报群众工作具有党的群众工作的共性。

具体而言，党报群众工作与党的群众工作的共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群众工作的目的。了解群众的意愿、集中群众的智慧、接受群众的监督、解决群众的疾苦，是党政机关群众工作的直接目的。其根本目的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早就说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40]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江泽民也指出，中国共产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就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41]系，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当然，党报的群众工作也毫无疑问要贯彻执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

二是群众工作的内容。群众工作究竟要干些什么，有学者概括为培训群众、教育群众、帮助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引导和支持[42]群众当家做主等六个方面。我们认为，这六个方面较好地说明了党政机关群众工作的基本内容，每个部门都应该把这些内容细化到自己的工作中，党报也不例外。只不过，党报作为新闻媒体，主要在于充分发挥自身的信息传播优势。

三是群众工作的机构。群众工作应该有专门的机构，党政部门都有专门接受和处理群众来信、来访、来电等工作的部门，有的叫信访办，有的叫群众工作部，也有叫其他名称的。无论名称如何，这些部门的工作职责都非常明确。党报也大多有专门接受和处理群众来信、来电、来访的部门，有的叫通信联络部，有的叫群众工作部，有的叫读者工作部，有的叫热线工作室。不过，随着近年来报业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些党报开始对这个部门进行了撤销或合并。譬如有的党报用社会新闻部来取代群众工作部，部门工作职责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公检法等部门的动态新闻、法制新闻、一般社会新闻和突发事件报道占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版面，而涉及群众来信、来电、来访方面内容的比重则大幅下降。这种情况，亟待引起负责党报群众工作的领导和编辑记者的重视。

四是群众工作的渠道。来信、来访、来电，是党政机关群众工作的常规渠道，也是党报群众工作的常规渠道。不过，这一状况在近年来有所改观，一些地方的党政机关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掌握群众工作的主动权，认真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学习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43]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毫无疑问，党报群众工作者也要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学习和贯彻科学发展观，改变被动等待群众来信、来电、来访的局面，从新闻策划的角度主动介入群众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提高群众工作的质量。

正是因为党报群众工作跟党的群众工作具备这几个方面的共性，就为相互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基础。党报和党政部门应该在此基础上加强合作，实现良性互动，凸现群众工作的整体优势，形成群众工作的合力。2.党报群众工作的个性

当然，党报作为一种新闻媒体，其群众工作除了有党的群众工作的共性外，还有其自身的个性。有学者在分析新闻群众工作与党政机关群众工作的区别时，认为新闻群众工作的自身特点有：新闻性、广泛性、时效性、复杂性等四大特点，新闻群众工作除了有为群众服务的任务、为密切党和政府同广大群众联系的任务之外，还有为版面服[44]务的任务。

党报作为新闻媒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群众工作同样具有这四大特点和三大任务。不过，党报的群众工作应该比其他报刊的群众工作力度更大、效果更强，特别应当在权威性、政策性、指导性方面做足文章。

与党的群众工作相比，党报群众工作的个性集中体现在其具体内容上。一般来讲，党报群众工作包括信访工作、通联工作、内参工作、报道工作等几大板块。

就信访工作而言，虽然党的群众工作也包括信访接待，但党政部门的信访工作一般是就事论事，协助解决来访群众的实际问题即可。而党报信访工作则不一样，来访群众的实际问题固然要解决，更要从信访情况中发现有新闻价值的、典型意义的线索，以便于做新闻报道，为党报群工部所负责的版面服务。党政部门信访工作机构既有单设的信访办，也有职能部门下设的信访接待室等，由于直接同职能部门联系，因此党政部门信访工作通常采用督促、协商等方式来解决问题。虽说党报是党委机关报，但它毕竟不是党政职能部门，一般不能直接解决问题，不过可以通过新闻报道来促成问题的解决；对于不能做新闻报道的，只能转有关职能部门处理。

就通联工作而言，党的群众工作机构也经常跟相关部门有通讯联络，一般是就群众所反映问题的处理进行沟通，这和党报的通联工作不是一回事。党报通联工作是为了贯彻党报的“群众办报”传统而开展的，通常由党报群工部定点联系若干通讯员，并对通讯员进行培训和指导；通讯员身在基层，深入基层，为党报撰写新闻稿，并获得一定报酬；通讯员拓展了党报记者的接触面，延伸了党报记者的基层触角，成为除记者之外党报新闻报道的生力军。

就内参工作而言，党的群众工作没有内参之说，群众工作中的重要情况需要向主要领导汇报，得遵循层层上报的组织原则，而党报内参一般能够直接送达同级党委主要领导。党报新闻报道中不宜公开报道的内容，才会转发内参，而这些内容往往又是十分重要的，甚至影响党和政府的决策。因此，党报内参是党和政府的重要耳目。虽然内参不及公开报道的影响面广，但由于是直送主要领导，促进问题解决的力度往往比公开报道大。

就报道工作而言，这是党报作为新闻媒体在群众工作领域的版面体现。党报一般都有群众工作方面的相关版面，其内容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舆论监督，二是信息服务。虽然党报舆论监督和党委纪检监督的主要对象是一致的，都是对权力的监督，但是党报舆论监督离不开党政部门的支持：一方面，只有当地党政主要领导重视舆论监督，为舆论监督营造宽松的外部环境，党报才能搞好舆论监督；另一方面，党报舆论监督所披露的问题，需要有关职能部门积极配合才能得以解决。党报舆论监督如何赢得党政部门的支持，既是舆论监督的需要，又是党政部门改进工作的需要。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那么，党报舆论监督就要善于跟党委的纪检监督联动，凸现联合监督优势，形成监督合力。如果说舆论监督一般是刚性的话，那么党报群众工作中的信息服务则是柔性的，通过政策法规咨询、实用信息发布等方式来为群众提供信息服务。舆论监督和信息服务刚柔相济，党报群众工作报道才能有声有色。

（四）群众工作与受众工作

当我们谈及党报群众工作的时候，有一个词很容易被我们联想到，那就是受众工作，对于报纸来说就是读者工作。那么，群众工作跟受众工作是什么关系呢？可不可以认为受众工作就是群众工作？能不能用受众工作的方法来搞群众工作？显然，要搞好党报群众工作，就非常有必要弄清这些问题。1.受众与群众

在弄清群众工作与受众工作之间的关系前，我们先来看看受众与群众这两个概念的差别。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者一般认为，我们所谓的受众是从英语Audience翻译过来的。在《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中，对Audience有4个解释，其中前3个都与我们今天所谓的受众[45]相关。其注释1：gathering of persons for the purpose of hearing a speaker，singer，etc：（集合在一起的）听众；观众。注释2：persons within hearing，whether they are together or not：在听得见的范围内的人（无论是否结合在一起）。注释3：（of a book）readers：（书的）读者。从注释1和注释3来看，电视的观众、广播的听众、报纸的读者都可以称之为受众，并对应英语中的Audience这个词。鉴于目前互联网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大众传媒，我们把互联网的用户（Users）或称网民也归入受众范畴。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定义，网民（互联网用户）是指半年内使用过互联网的[46]6周岁及以上中国居民。可见，受众是指能够接受传媒信息的人，对于党报来说，就是指读者。

与群众概念的含义相比，受众这个概念通常没有阶级性和政治性，是一个中性词语，而群众则是一个政治性和阶级性十分强烈的概念。在很多时候，属于受众范畴的人，但不一定属于群众范畴。譬如革命战争年代，国民党反动派也要看中国共产党的党报《新华日报》，目的是为了了解中共的活动状况、掌控舆论导向，他们属于《新华日报》的受众（读者），但并不是我们所说的群众。

当然，属于群众概念范畴的人，很多时候也不一定属于受众。譬如那些偏远山区的农民，是我们所说的群众，但由于他们常年看不到报纸、听不到广播、看不到电视，也没法上互联网，因此，他们不属于受众，自然也就不是党报的读者。

实际上，受众和群众之间有一个交集，我国媒体受众中的绝大部分都属于群众，群众的绝大部分也都是受众。对象的基本一致性，是受众工作与群众工作的联系所在。2.受众工作与群众工作

正是由于受众和群众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别，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受众工作来取代群众工作。那么，受众工作与群众工作有什么区别呢？

一是目的不一样。正如前文提到的，党报群众工作最直接的目的是了解群众的意愿、集中群众的智慧、接受群众的监督、解决群众的疾苦，最根本的目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是党报群众工作的终极关怀。而受众工作则不一样，尽管我们通常也提倡受众本位，但是对受众的考虑是要服从传媒自身利益这个大前提的。也就是说，传媒自身利益才是受众工作的终极关怀，而受众不是。

根据约翰·费斯克的“两种经济”理论，任何传媒商品或者文化商品在流通过程中都被两次出售，第一次出售是在文化经济流程中，传媒信息被出售给受众，受众消费传媒信息之后生产出意义/快感，换言之就是受众对媒体的注意力；第二次销售是在金融经济的流程中，广告商通过给媒体支付广告费的形式在媒体刊播广告，实际上购[47]买的是受众的注意力。实质上，在赚取受众注意力之后，又将其出售给广告商，才是传媒运作的真谛所在。如果某一方面的受众注意不能给传媒带来客观的广告回报，即使这方面的受众注意非常强烈，传媒也不会理会。近年来，我国报业兴起的有效发行理论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按理说，报纸的发行量越大越好，因为受众面越广，影响力也就越大。但是在经济效益的考量中，增加部分发行量是不能给报社带来相应广告增量的，因此很多报社采取了压缩发行量的举措。可以说，有效发行理论与党报的群众工作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

二是手段不一样。为确保报纸的有效发行量，负责受众工作的部门往往要对受众进行这样那样的调查，而且还要协同发行部门搞各种各样的促销，如提前订报享受优惠，订报送保险，订报中大奖，订报送厚礼等等。而群众工作不需要这种促销，它需要的是人民群众能够方便快捷地看到报纸，报纸能够准确及时地反映群众的呼声，帮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疑难问题、热点问题、冰点问题。党报的群众工作也要采取一些方便群众的措施，如报纸的就近订阅，版面栏目设置，内容题材的拟订，朴实文风的追求等等。虽然受众工作也讲究在报纸内容方面做文章，但往往采取的是一种追求轰动效果的“爆猛料”、“吊胃口”笔法，不像群众工作那样实在。

三是性质不一样。受众工作一般都是商业性，且不说央视索福瑞、AC尼尔森等调查公司本身就是地地道道的企业，也不说它们把调查数据卖给媒体，媒体又依靠这些数据去吸引广告商并换取广告回报，就是媒体在受众注意捕捉中的一个基本原则——购买力原则，足可说明一切。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传媒总是把目光锁定那些高购买力的人群，这些人往往身居中心城市，有稳定可观的经济收入，也是广告商青睐的目标消费者。一旦报纸的受众集中在高购买力人群，广告商又在这样的报纸上投放广告，就意味着这些高购买力的受众有可能转化成广告商品的现实消费者。因此，许多报纸对高购买力人群关爱有加，以至于当前我国传媒的都市化、富人化倾向十分严重。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以都市报繁荣兴盛为标志的传媒都市化浪潮，在当前可谓愈演愈烈，具体表现在：目标受众定位上，报纸在主城区猛打价格战而全然不顾农村读者的需求；版面内容上，围绕都市人的生活做文章，而较少关注农村群众的生产生活。富人化表现在：过多关注名人、明星、老板、领导，而对困难企业职工、农民、城市低保人群等普通群众关注不够；宣传报道内容的富人化，推介别墅豪宅、打造富人区、追捧流行时尚、喧嚣美女经济等内容充斥版面，而关注普通群众喜怒哀乐的却少之又少；目标定位的富人化，标榜主流似乎成为传媒的流行病，许多媒体都把自己的目标受众定位为白领丽人、商界精英、地产大鳄之类的上层人士，而很少有把农民工、失业人员当成自己目标受众的。归结起来，都市化和富人化的根子在于传媒一味“向钱看”，只看重经济利益，而忽视广大农村群众和城市困难群众的信息需求。

可以说，都市化和富人化与党报的群众工作是相悖的。与受众工作的商业性不同的是，党报的群众工作则强调公益性。不管你购买力强不强，也不管这项工作能不能赚钱，只要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报都责无旁贷要搞好，即使是赔钱，也不应该有怨言。与都市化和富人化不同的是，党报的群众工作更应该关注广大困难群众，为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难题。

四是评价标准不一样。群众工作的首要评价指标是社会效益，这个指标由群众的满意度来决定，党报的群众工作质量如何，不是从事群众工作的编辑记者说了算，也不是分管群众工作的报社领导说了算，更不是上级有关部门领导说了算，而是要看群众的口碑。群众一般不会为了讨好报社而做出有违真心的评价，更看重党报群众工作对他们生产生活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果。而这种效果也正是党报群众工作所追求的，也是客观公正的，因此，群众的满意度是党报群众工作评价体系中的首要指标。而受众工作则不然，发行量、收（听）视率是媒体追求的目标，只要这个数字上去了就行，至于受众满意度如何，通常是不予考虑的。难怪很多读者对报纸上虚假新闻、明星绯闻、暴力新闻充斥版面很有意见，很多观众对电视里低俗娱乐节目、凶杀血腥镜头拥塞荧屏叫骂不迭，而报社和电视台又置若罔闻。就是广大观众对黄金时段大量播放警匪片怨声载道，也不是靠电视台听取观众意见之后自律所能解决的，还得凭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一纸禁令方能完事。

正是由于受众工作和群众工作有这几个方面的区别，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受众工作的思路来搞群众工作，党报更要克服传媒受众工作中的一些弊端，尽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党报群众工作的满意度。

二、党报群众工作研究状况述评

为什么要研究党报群众工作，从学术意义的角度来说，是因为党报群众工作研究还不充分，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因此，我们要对党报群众工作的研究状况进行必要的了解，以此作为本课题立论的一个基础。

（一）研究文献的整体梳理

关于党报群众工作研究的书籍，目前国内图书馆能够查询到的有两本，一本是苏联学者葛烈勃涅夫等编著的《报纸编辑部的群众工

[48]作》，另一本是原《河南日报》群工处编辑王秉亭著《党报群众工[49]作四十年》。《报纸编辑部的群众工作》1950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是目前能查询到的关于党报群众工作研究的最早的书籍，也是唯一一部外国人关于党报群众工作论述的书籍。虽然该书的题目中没有出现党报的字样，但是文中提到的报刊都是苏联时期的党报党刊，与我们今天说的党报党刊在性质上是一样的，该书实质上是在对党报党刊的群众工作进行研究。

严格意义上来说，苏联人的这本书并不是一本专著，而是一本论文集。全书共包括5篇论文，分别是《报纸编辑部的群众工作》（葛烈勃涅夫）、《报纸编辑部怎样处理劳动者的来信？》（别卡索夫）、《作者积极分子——报刊的基石》（真理报）、《工农通讯员问题》（包里索夫）、《慎重对待劳动者的来信》。每篇论文自成体系，运用正反两个方面的实例，融入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关于党报党刊群众工作的有关思想，对党报党刊群众工作中要注意的具体问题进行了论述。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每篇论文都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如怎样处理读者来信、怎样联系通讯员等方面都有具体的程序，对于从事党报党刊群众工作的广大编辑记者而言有一定的实用性。《党报群众工作四十年》1996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是目前能查询到的中国人写的关于党报群众工作研究最早的书籍。作者王秉亭曾经在《河南日报》从事读者来信工作多年，该书是他多年新闻工作的经验总结。全书近20万字，分为“读者来信工作”、“通联工作”、“新闻写作与探讨”、“会议与怀念”、“附录”等五个部分，每个部分由若干篇文章组成，可以说是作者的个人文集。该书的特点在于作者实践经验丰富，不少问题谈得比较深入，不足之处在于论述不够系统，缺乏专著应当具有的逻辑主线。

关于党报群众工作研究的论文，在中国期刊网CNKI数字图书馆里面，输入关键词“党报群众工作”查询论文标题，在1994年到2008年这15年间，一共有14篇关于党报群众工作方面的文章，其中3篇是本课题阶段性成果论文。除本课题的阶段性成果外，这些文章中有代表性有3篇，第一篇是《党报群众工作——一个值得研究的课

[50]题》，该文认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党报群众工作发生了四大变化：变化之一，由“等米下锅”或“你不告，我不管”变为寻找线索，主动出击；变化之二，由单纯统计回音率变为注重整个社会效应；变化之三，由单纯批评型向多功能服务型转化；变化之四，在对通讯员队伍的管理上，由以往的粗放式转化为条理式。第二[51]篇是《以创新精神做好新时期党报群众工作》，该文论述了党报群众工作的特性和传统工作任务；转型和改版，要坚持团结、稳定、鼓劲和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做活政务新闻，打造信息平台；以人为本，[52]关注困难群众等问题。第三篇是《新时期党报群众工作的着力点》，该文论述了新时期党报群众工作面临的挑战，如何做好新时期党报的群众工作等问题。

通过“百度”等在互联网上搜索，查询到关于党报群众工作研究的文章也不多，剔除与期刊网重复的文章，具有代表性的有1篇，即[53]《党报群众工作的基本任务和特色》，该文认为，认真编辑群众来稿，充分刊发群众稿件是党报群众工作最重要的一环；受理群众来信来访，是党报群众工作的一项特殊任务；培养和建设通讯员队伍是党报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联系和建立专家型作者队伍是党报群众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开展有关社会服务工作，是打造党报形象不可忽视的一项任务；举办各种群众性活动，是党报密切联系群众不能缺少的环节。

另外，通过相关项的搜索，输入关键词“报纸群众工作”和“新闻群众工作”，能够查询到的文章也不多。代表性的有两篇。一篇是[54]《报纸群众工作在新时期的六个作用》，该文认为这六个作用是：第一，正确引导热点，消除疑点，化解矛盾，赢得群众对党报的信任；第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法规的贯彻落实当好群众的“法官”；第三，建立联系基点，保持党报的“主销区”；第四，积极提倡多项服务，善于开展个别服务；第五，组织来稿，反馈报道效果，为新闻宣传提供全程服务；第六，组织社会公关活动，提高党报的知名度和[55]影响力。另一篇是《“新闻群众工作学”简论》，该文从力图构建新闻群众工作学学科的角度，论述了新闻群众工作的特点、新闻群众工作与新闻采访工作之异同、新闻群众工作的任务、新闻群众工作学研究的相关论题等问题。

（二）研究成果的简要评价

通过对党报群众工作研究成果的梳理，当前的研究文献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一是研究成果整体偏少。1994年到2008年这15年间，在中国期刊网能收录的文章中，关于党报群众工作的文章仅有14篇，平均每年不到1篇。就是这14篇文章中，还有一篇《全国党报群众工作研究会在福建召开》是一般的会议新闻不能算论文；而同期关于党报的文章则有2002篇，关于党报群众工作方面的文章占关于党报文章的比重为0.549%。50多年来，我国关于党报党刊群众工作研究的书籍也只有一部，是一本个人工作经验文集，严格意义上来说，算不上党报群众工作的专著。而这么多年来，我国关于新闻群众工作方面的专著也没有。

二是研究文献比较陈旧。在中国期刊网收录的11篇文章中，有4篇是1996年的，2篇是1999年的，1篇是2000年的，2篇是2001年的，2篇是2006年的，4篇2007年和2008年发表的论文中有3篇均为本课题阶段性成果。而能够查询到的两本书籍，《报纸编辑部的群众工作》是三联书店1950年出版的，距今已经快60年了，而苏联人写这些文章肯定在我们出书之前好几年；《党报群众工作四十年》也是1996年出版的，距今也有10来年的时间。

三是研究思路不够系统。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有从新闻援助角度论述的，也有从新闻热线角度和工作经验角度论述的，还有从地市党报等角度论述的，研究思路显得比较分散。这些研究成果中，很少有论文对党报群众工作进行系统研究的。

四是理论深度比较欠缺。现有研究成果大多是党报群众工作业界的编辑记者撰写，很少有学界专家对党报群众工作这一命题进行研究。因此，现有研究成果多是党报群众工作方面的业务探讨，就事论事总结经验教训的多，而较少从社会转型、民主政治、传媒发展、党报改革等宏观视角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研究，理论深度比较欠缺。

（三）党报群众工作的研究思路

那么，如何研究党报群众工作呢？针对党报群众工作研究状况存在的不足，我们不妨从三个方面去下工夫。1.现实研究的思路

尽管党报群众工作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宝贵的资源优势，但是当前党报群众工作的整体状况并不令人满意，而且不少党报在群众工作方面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党报群众工作的不少问题跟党报发展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从制约党报群众工作的角度来看，目前党报发展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发行量下滑。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都市类报刊的勃兴，党报受到严峻的挑战，发行量逐年下滑已是不争的事实。发行量下滑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报社的收入下降，读者面狭窄，影响力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党报群众工作搞得再好，也缺乏足够的接受对象。二是传播渠道不畅通。与发行量下滑相对应的是，不少党报在传播渠道上也不畅通。在以行政发行为主渠道的党报发行体制中，很多机关事业单位订阅了大量的党报，而不少党报被大量积压在资料室、图书馆、办公室，有的甚至还没有阅读就被当成废纸卖掉。“零阅读”现象，是党报传播渠道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而与此对应的是，一些基层群众希望看到党报，可是由于公款订阅党报的经费不足，或者由于订阅单位党报流转渠道不畅，使得许多基层群众看不到党报。这种“阅读盲区”，也是党报群众工作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三是内容远离普通群众。按理说，党报要搞好群众工作，必须要有相当分量反映群众生产生活的内容，即使不是群众题材的也要符合群众的阅读口味，这样才能吸引广大群众来阅读党报。可是，当前不少党报整天围着上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活动转，会议简报、文件摘编、资料堆砌是家常便饭，官腔、专业术语、冷僻字词屡见不鲜，这样的后果是广大普通群众越来越远离党报。没看头，是许多普通群众对党报内容的基本评价。四是报社重视力度不够。群众工作在党报的新闻宣传中占有重要地位，一般来讲，报社应当设立专门的部门，配备专门的人员，划分专门的版面。可是，当前不少党报对群众工作这块重视力度不够，有的报社群众工作部几经调整形同虚设；有的报社群众工作任务一会儿归这个部门一会儿归那个部门，到后来哪个部门都没搞好；有的报社没有专门刊发群众工作稿件的版面，即使有也常常因为时政宣传、组织策划、广告调版等原因挤占群众工作稿件的版面。这些问题，是当前党报普遍存在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搞好党报的群众工作。

现实研究既要分析问题，又要总结经验。就分析问题而言，党报群众工作存在不少现实问题：近年来许多党报纷纷撤销群工部，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目的，对党报群众工作有没有负面影响；舆论监督是党报的强项，缘何一度低迷，除了体制和机制层面的因素外，在操作层面该注意些什么；除监督外，服务也是党报群众工作在版面上的重要体现，怎样才能为群众提供更实在的服务；新闻线人的迅速发展使传统的通讯员队伍面临挑战，党报如何改进通联工作；与都市报热线红火相比，党报接待室多了几分冷清，党报如何改进信访接待工作等等。如果这些现实问题不解决，党报群众工作就很难打开新局面。

就总结经验而言，尽管当前党报群众工作普遍不理想，但不少党报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一些城市党报推出了24小时新闻热线，全天候受理群众投诉和新闻报料；有的党报实行报网互动，把网络拓展成党报群众工作的重要平台；有的党报推出了QQ等新型的沟通渠道，记者编辑随时在线跟群众互动；有的党报与高等院校联手搞社会调查，更全面、准确地掌握群众需求；一些城市党报群工部门结成联盟，搞群众异地接访活动；有的党报与政府部门合作办栏目，借助行政权力推动舆论监督；有的党报与电台、电视台合作，搞媒体联动，扩大党报群众工作的社会影响等等。像这些成功的经验，需要好好总结，并大力推广。2.历史研究的思路

我们说党报一直非常重视群众工作，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是毋庸置疑的。若要进一步问，党报群众工作积累了哪些成功经验，这些经验对今天的党报有什么借鉴意义，恐怕要给出个全面准确的回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们对党报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缺乏必要的总结传承。

在上文对党报群众工作研究的文献梳理过程中可以看到，我们对于党报群众工作历史经验的总结传承是相当不足的。如果以1848年在德国科伦创刊的《新莱茵报》算起，无产阶级政党报刊的历史已经有160年。如果以1869年创刊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机关报《人民国家报》算起，无产阶级政党机关报的历史已有140年。如果以1912年创刊《真理报》算起，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央机关报的历史也有近百年。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新青年》改组成中共中央的理论机关刊物，同时创办了中共中央的第一份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的历史至今也有近90年。显然，对于党报100多年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需要好好总结。

那么，如何总结传承党报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呢？我们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从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经典文献和报刊实践中总结国外党报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具体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精辟论述，重点是苏联时期党报群众工作的成功经验；二是总结我国革命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时期党报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具体包括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精辟论述，重点是革命战争年代党报群众工作的成功经验；三是结合当前党报群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阐释历史经验的当下意义。3.学科建设的思路

在前面的文献梳理中看到，目前关于党报群众工作的系统研究还比较少见。“新闻群众工作学”的概念虽已提出八年，但其最终研究成果迟迟未面世。至于“党报群众工作学”的概念，还很少有人提及。鉴于党报群众工作的重要地位，因此，对其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很有必要。当然，本课题不可能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对党报群众工作进行研究，不过这种系统思维会贯穿课题研究始终。

三、当前搞好党报群众工作的重大意义

除了学术意义外，当前搞好党报群众工作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党报群众工作与和谐社会构建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路线，与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群众工作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实践证明，群众工作搞得好，对其他各项工作都有促进作用，而且群众工作本身就与其他各项工作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56]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虽然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其中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中国社会科学院2008年9月发布的《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认为，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冲突是我国社会和谐稳定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只有16.3%的人认为“我国各个社会群体间没有冲突”，67.9%的人认为有冲突，其中有44.9%的人谨慎地认为有一点冲突。这说明，原本可能潜在的群体利益矛盾正在逐渐显化，成为被意识到的社会利益矛盾。在贫富关系、劳资关系、干群关系、城乡关系、脑体关系等一系列基本社会关系中，在“群体差异”方面50.68%的人认为贫富关系差距最大，但在“群体冲突”方面有28.26%的人认为干群之间最容易出现矛盾和冲突，是最容易出现冲突的社会关系。报告认为，我国现阶段和谐稳定面临的另一大挑战来自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此次调查中发现，对社会稳定有重要影响的十大社会问题依次为“看病难、看病贵”、“就业失业问题”、“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问题”、“贪污腐败问题”、“养老保障问题”、“教育收费问题”、“住房价格过高”、“社会治安问题”、“城乡／地区差距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报告认为，这些含盖民生、发展、社会安全、社会差距的问题都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最容易引发具有普遍性的社会不满[57]情绪。以上数据表明，我国当前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还比较多，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还很艰巨。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中，《决定》明确指出，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如果那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解决不好，势必影响到其他问题的解决，进而影响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整体目标的实现。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制度层面、政策层面等方面的因素外，群众工作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遵循的原则中，“以人为本”是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既是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也是对群众工作的基本要求。

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正确的舆论导向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而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问题上，新闻媒体的地位和作用又尤其重要。《决定》明确提出，“新闻媒体要增强社会责任感，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这实质上是对新闻媒体群众工作的具体要求。

党报作为我国新闻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在群众工作中扮演其他媒体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这是由党报的性质和当前的传媒环境决定的。党报是各级党委的机关报，是党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群众的喉舌，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这种性质要求党报既要及时准确地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又要及时正确地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如何使党的政策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如何使人民群众的情况成为党和政府决策的依据，这里面除了看宣传艺术方面的功底外，更要看群众工作的功底。

群众工作做得好不好，不仅关系到宣传质量高低和宣传效果的优劣，而且直接关系到党报的生存发展。如果群众工作做不好，党报也就会失去群众基础，缺乏群众支持，群众远离党报，党报的新闻宣传就成了孤芳自赏，自然也就谈不上对群众产生积极的影响。如果党报群众工作做不好，而其他报纸，甚至其他媒体的群众工作做得好，对于本来就在报业改革中面临困难的党报来说，读者的批量流失，势必给党报的生存带来威胁。

相对于非党报和其他类别的媒体来说，党报搞群众工作有自身的资源优势。一是权威性优势。机关报的身份决定了党报比其他报刊在信息发布、政策诠释、舆论监督等方面更具有权威性，而这些又是与群众工作密切相关的。群众评判党报群众工作的一个重要参数是看党报说话算不算数，有多大作用，而党报比非党报对群众来说在很多方面都更有效，这是群众信赖党报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公信力优势。与市场类媒体有偿新闻、虚假新闻、凶杀新闻、明星绯闻泛滥成灾不同的是，党报在新闻内容方面一直比较纯洁，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有较高的公信度，可信是人民群众对党报的基本评价。三是人才资源优势。与市场类媒体编辑记者流动性强不同的是，党报有一批政治素质过硬、政策水平高、业务能力强、实践经验丰富的新闻人才，这些人才无论对于搞群众工作还是其他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四是群众工作经验优势。与市场类媒体一味抢新闻、找卖点、寻轰动不同的是，党报一直比较重视群众工作，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积累了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很多历史经验在今天仍然有现实价值。

而当前的媒介生态中，党报搞好群众工作又具有责无旁贷的特殊意义。虽然我们一直强调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二位，可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很多报纸为了经济效益不惜牺牲社会效益，更别说把精力放在“费力不赚钱”的群众工作上。市场类报纸如此，商业网站更是如此，而电台、电视台搞群众工作又不具有党报的优势，加上广播的实际收听率很低，电视稍纵即逝的信息传播特点不利于保存收藏，因此，党报的群众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党报群众工作与民主政治建设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管理国家的政治制度。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在谈到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时说，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胡锦涛从六个方面谈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措施，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他说，“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人财物管理使用、关键岗位的监督，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58]监督合力和实效”。把舆论监督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联系起来，这是对舆论监督地位和作用的充分肯定。

而舆论监督又是党报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党报作为各级党委机关报，其权威性、政策性、指导性比其他报纸强，党报搞舆论监督更有优势。结合十七大精神，党报舆论监督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调整思路。

其一，要实现从事无巨细、平均用力向重点突出、主次分明转变，舆论监督要突出对权力监督这个重点。十七大报告指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社会发展到今天，建立科学有效的反腐倡廉舆论监督体制，是全面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践行“三个代表”，有效遏制腐败[59]和努力把反腐败关口前移的一项重要工作。“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再一次明确了舆论监督的对象是“一切权力机关和组织”。十七大报告中专门有一段提到反腐败的问题，党和政府对廉政建设很重视，舆论监督在廉政建设中要发挥积极的作用。

其二，要实现从事后监督向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的转变，强化对过程的监督。十七大报告指出的“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就是让政府的信息公开化，也就是让舆论监督参与到决策和权力执行过程中来。以往的舆论监督常常是事后监督，收效已经不是很大。根据十七大报[60]告的精神，改变以往传媒监督的运行规制，应当提上议事日程了。另外《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也使得舆论监督能够师出有名，[61]便于从源头上遏制和预防腐败。随着政府信息的公开，舆论监督的观念也需要跟着转变。政府信息的公开，让舆论监督不再是事后监督，舆论监督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这给了舆论监督发挥重要作用的更多空间。

其三，要实现从个别媒体单打独斗向多部门、多媒体联合作战的转变，积极开展联合监督形成监督合力。十七大报告强调“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那么舆论监督就要同其他形式的监督密切配合，开展联合监督。其他形式的监督包括纪检监察机关牵头的党政监督、人大牵头的法律和工作监督、政协和统战部门牵头的民主和民主党派监督、信访部门牵头的群众监督等；前三项监督都有权力背景，舆论监督在配合这些部门监督工作的同时，要善于借助这些部门的力量，促进舆论监督所涉及问题的解决；对于群众监督，十七大报告明确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那么舆论监督就要善于听取群众意见，让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除跟其他形式监督配合开展联合监督外，党报舆论监督还应重视媒体间的合作，以此来增大舆论监督的威力。

其四，要实现从等客上门向主动出击的转变，打好舆论监督的主动仗。过去我们习惯从群众来信、来电、来访所反映的情况中寻找新闻线索来搞舆论监督，线索情况对党报舆论监督的数量和质量起决定作用。随着媒体种类和数量的增多，群众反映情况的渠道多了，舆论监督的线索也分流了，一些党报的舆论监督呈现弱化趋势。要改变这种情况，党报就不能再一味等客上门，而是要主动出击。而十七大后《突发事件应对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政策法规的施行，又为舆论监督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党报群工部的编辑记者应认真学习这些政策法规，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去发掘新闻线索，搞好舆论监督。

当然，我们说党报舆论监督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重要，并不是说党报群众工作就只能从这个方面来为民主政治建设服务。同样，信息服务作为党报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党报也可以从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等进行政策法规方面的服务性宣传。不过，从党报群众工作跟民主政治建设的结合点来看，还是要突出舆论监督这个重点。

（三）党报群众工作与国际舆论斗争

在国际新闻传播中，政治舆论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由于新闻具有地缘中心性和民族中心性，西方国家记者无疑带有民族和国家的偏见。由于存在意识形态对峙和国家利益冲突，无论中国怎么抗议、公关，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媒体和记者对中国的偏见、不友好和对[62]抗是很难改变的。西藏问题、台湾问题、人权问题、中国“威胁”论等，一直是近年来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国际舆论斗争的焦点。特别是随着网络媒体快速发展，全球范围内的信息流动加速，国际舆论斗争形势变得更加严峻。

党报作为我国新闻舆论宣传的主力军、主阵地和主渠道，理应在国际舆论斗争中扮演重要角色。可是，党报群众工作如何跟国际舆论斗争发生联系呢？主要联系有两个方面：

一是国外媒体的歪曲报道不仅误导世界民众对中国的看法，而且有可能影响我国群众对事件真相的认知。世界各地有不少华人华侨，他们的主要信息来源是西方媒体，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影响他们对祖国的某些看法，这些看法又通过各种渠道传递给他们在国内的亲戚朋友；如果这些有海外背景的国内民众不辨是非，对西方媒体歪曲报道的错误舆论进行大范围传播，势必影响正确舆论导向，危害社会稳定。这是国际舆论斗争中错误信息的传播渠道之一。就是没有海外背景的中国民众，他们也越来越关注海外媒体对中国的看法，许多外语基础比较好的人通常都要浏览不少国外新闻网站，而且国外不少新闻网站也开通了中文版，普通中国民众也能无障碍浏览。如果国外媒体歪曲报道的错误舆论通过无鉴别能力的中国民众进行广泛传播，对我国舆论导向的负面影响是十分突出的。这是国际舆论斗争中错误信息的传播渠道之二。如果说在国际舆论斗争中向海外民众传达正确信息主要通过外宣报道来完成，那么对国内民众如何抵制错误舆论的不良影响，则要靠对内报道来完成。各级党报的主要报道任务是对内报道，而对内报道中公众舆论引导又是党报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

二是国际舆论斗争往往都有国内根源。以2008年西方媒体关于西藏拉萨“3.14”骚乱事件的歪曲报道为例，不少西方知名媒体都卷入其中，让人瞠目结舌。3月17日，英国广播公司（BBC）在网站上刊登题为“藏人描述持续骚乱”的报道，所用配图是西藏当地公安武警协助医护人员将骚乱受伤人员送进救护车的场景。然而BBC给出的图片说明却写道：“在拉萨有很多军队”，似乎完全没有看到救护车上大大的“急救”二字。在《泰晤士报》等媒体的报道当中，“军事镇压”、“武力管制”、“藏人被杀数百人”等文字随处可见，全然不顾事件的骚乱本质和事实真相。同样在17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法新社在各自网站上使用了一张描述一辆车正向两名平民驶来的图片，虽然CNN网站的图片说明写的是“藏人向军车投掷石块”，但图中却看不见类似场景。事实上，当时军车旁有约10名暴徒在向军车投掷石块，只是CNN和法新社未选取这种客观描述暴徒恶行的照片。类似的“张冠李戴”还有不少。德国《柏林晨报》网站18日将一张西藏公安武警解救被袭汉族人的照片硬说成是在抓捕藏人；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网站刊登图片称，中国军人将藏人抗议者拉上卡车，可图片中明明是印度警察。德国NTV电视台也在报道中将尼泊[63]尔警察抓捕藏人抗议者说成是“发生在西藏的新事件”。其实，国外反华势力一直都在支持藏独分子，之所以在拉萨事件报道上不惜牺牲自身公信力大做文章，就是想借此制造混乱，破坏北京奥运会。这个事例说明，每逢中国举办重大活动之时，都是一些西方媒体炮制反华舆论的高发期，我们要有应对国际舆论斗争的充分准备。就“3.14”拉萨事件而言，骚乱前后群众情绪的引导与抚慰，歪曲报道出现后的真相澄清，都是在做群众工作。群众工作做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危机事件处置的最终效果。党报作为权威性、公信力强的媒体，理应在化解危机中担当重任。

正是由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党报群众工作也应承担应对国际舆论斗争的重要职责。那么，党报群众工作如何应对国际舆论斗争呢？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论述这个问题。

首先，在常态环境中注重社会舆论的疏导和群众矛盾的化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周永康2008年12月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在源头治理、妥善处置上下工夫，依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最大限度地减少矛盾和群体性事件的诱[64]因，最大限度地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其实，最大限度地减少矛盾和群体性事件的诱因，既是党政机关的职责，也是新闻媒体的职责。特别是各级党报，更要做好常态环境中社会舆论的疏导和群众矛盾的化解。媒体有环境监测的功能，对于党报群众工作而言，就是要密且关注社会舆论环境的变化，发现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诱因，既要正面疏导，又要及时向有关部门汇报，采取必要的处理措施。对于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党报群众工作者要本着化解矛盾的目的促成问题解决。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那种以为把什么事情都搞大就能促成问题解决的想法是错误的。党报群众工作任何时候都要把握一个尺度，只能化解矛盾，不能激化矛盾，更不能把矛盾扩大化。

其次，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要做好公众情绪抚慰和社会舆论引导工作。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公众的信息需求异常活跃，如果媒体传播渠道不畅或者信息不对路，人际传播必然盛行，谣言四起，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可能诱发群体性事件。这个时候，作为权威媒体的党报应该在第一时间发出正确的声音，引导社会舆论。如果说党报时政要闻主要从政府层面及时传达信息引导舆论的话，那么党报群众工作则应该着眼于从群众层面及时了解群众的意见、传达群众的声音、抚慰群众的情绪，架起政府与群众信息沟通的桥梁。危机事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危机我们不知所措，如何化解危机，对于党报群众工作而言，同样有很多事情要做。

最后，国际舆论斗争来临时要积极应对。尽管我们在常态环境中注重了社会舆论的疏导和群众矛盾的化解，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也做好了公众情绪抚慰和社会舆论引导，但是国际舆论斗争还是有可能发生，因为国际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总要千方百计挑起事端、歪曲事实、编造谣言，损毁我党、政府和国家的形象。国际舆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当国际舆论斗争来临时，作为主流媒体的各级党报应积极应对，要第一时间澄清事实真相，遏制谣言传播。

（四）党报群众工作与新兴媒体传播

被誉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和被誉为“第五媒体”的手机等新兴媒体的迅猛发展，不仅改变了既有的媒体传播格局，使传统媒体面临巨大的挑战，而且也改变了陈旧的传播观念，为媒介融合带来了新的机遇。据2009年7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3.38亿，网民规模跃居世界第一位，互联网普及率达25.5%；中国网民规模继续呈现持续快速发展的趋势，比上年同期增长了8500万人，同比增长36.60%，在2009年上半年，中国网民数量净增量为4000万人；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网民中的45.9%在过去半年曾经使用手机上过网，手机网民规模达到1.55亿人。[65]据工业与信息化部2009年9月2日发布的7月份我国通信业运行情况显示，前7月我国移动电话用户累计增长6140.6万户，移动电话用户[66]已达到7.03亿户。

面对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作为传统媒体的党报，其群众工作不仅不能无视新媒体的存在，反而要正视新媒体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不断创新党报群众工作。在新媒体语境中，党报群众工作至少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其一，新媒体传播平台的运用。党报群众工作传统的信息来源渠道主要有群众来信、来电、来访等，可是随着互联网和手机普及率的不断提高，人们已经不习惯用原有的方式向党报反映情况，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在线聊天、网络论坛等方式越来越被推崇。为了扩大党报群众工作的信息来源，除信访接待和热线电话外，还应该推出手机短信、电子邮箱、QQ及MS N、BBS等信息接收渠道。党报群众工作传统的信息发布渠道是群工部负责的版面，可是由于受到版面容量、发稿时限、出版滞后等因素的影响，很多信息很难及时有效地满足群众需求。而互联网有海量容纳信息的优势，手机也已经成为新闻传播的重要接收终端，党报群众工作完全应该把网络和手机当成重要的信息发布平台，来弥补其自身不足。

其二，新媒体传播优势的嫁接。新媒体具有传播速度快、影响面广、互动性强等优势，对于前两个优势，党报群众工作可以通过新媒体传播平台来整合。而要嫁接新媒体互动性强的优势，就要求我们革新党报群众工作新闻的采写方式。党报群众工作新闻的传统采写方式是：群众反映→记者调查→有关部门答复→问题得到解决，尽管这种方式也帮群众解决了许多问题，但对各方意见的反映往往是不充分的，更谈不上对其他人意见的反映；而且这种方式采写的党报群众工作新闻，在快捷的新媒体面前没有优势可言，再说不少新闻网站的群众工作也很有起色，对党报群众工作已经构成竞争。党报群众工作新闻应该充分嫁接新媒体互动性强的优势，从新闻的深度和观点的提炼上下功夫。其采写方式可转变为：群众反映（信息上网）→网友对反映情况的看法→记者调查→有关部门答复→记者采访初稿（稿件上网）→网友对记者初稿涉及问题发表看法→记者综合各方意见完成定稿→发表党报群工部版面。这样，党报群众工作新闻的可读性就大大增强了。

其三，对新媒体传播舆论的引导。我们说党报是社会主义舆论宣传的主渠道、主力军、主阵地，既包括时政要闻、经济新闻等“规定动作”的宣传，又包括群众工作等“自选动作”的宣传。就规定动作宣传而言，党报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可是，自选动作宣传就不一定了，且不说都市类报纸红火的热线新闻分流了党报群众工作的相当一部分信息来源，就是网络舆论中的大量内容也是党报群众工作没有涉及的。不对网络舆论引导产生作用，很难说党报群众工作在舆论引导中起到了主导作用。何况，网络媒体中BBS、博客等内容往往由于把关不严，存在舆论导向偏差。如果放任错误舆论广泛传播，势必对社会主义舆论宣传造成不良影响。手机媒体除作为新闻信息接收终端外，更多是一种人际传播工具，一些信息借助手机通过人际传播必然变形，难免出现舆论导向偏差。因此，无论网络传播还是手机传播，都非常有必要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而党报群众工作切入新媒体传播舆论引导，刚好可以弥补自身信息来源的不足。在加强对新媒体传播舆论监测的基础上，我们可把其中的重要信息作为党报群众工作选题进行策划，以达到引导舆论的效果。

（五）党报群众工作与党报发展转型

改革开放30年来，从报业经营的角度来看，党报发展经历了三次转型。

第一次转型是从“财政依赖型”转换成“自主探索型”。改革开放前，党报发展完全依靠财政拨款，尽管上世纪50年代初期报业也进行了市场化实践，但是由于整个国家经济体制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广告份额非常有限，因此这次市场化持续时间不长，影响也不大。改革开放初期，报业又开始市场化实践。1978年末，《人民日报》等首都数家新闻单位联合给财政部打报告，要求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经营方针，希望通过适度的自主经营获得一些经济收入，以弥补财政补贴之不足。1979年1月28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率先刊登了“文革”后的第一则广告。报业的这次市场化探索比较成功，不少党报实现了财政“断奶”。据1994年的统计，全国绝大部分省级以上的党委和政府机关报以及二分之一左右的地市一级党委和政府机关报均结束了吃“皇粮”的历史，走上了“独立核算，盈余[67]留用”的自我发展道路。

第二次转型是从“自主探索型”转换成“子报供养型”。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许多党报都创办了都市类报纸。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商品流通越来越活跃，市场广告份额日益增大，一大批都市类报纸完全靠市场求生存求发展，成为这一时期报业发展的一道景观。与此同时，许多党报的发行量和广告收入都在大幅下滑，亏损面也在逐步扩大，党报收入亏空大都靠子报经营收入贴补。“子报养党报”、“集团养党报”，依然是当前不少党报的生存模式。

第三次转型是从“子报供养型”转换成“分类管理型”。随着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媒体种类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自2005年以来，我国报业经济处于整体下滑态势。特别是受到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不少行业增速放缓，广告投放量大幅下降。尤其是报业广告投放大户房地产行业受金融危机波及更为明显，势必制约报业广告收入的增长。何况，“子报供养型”模式既不利于党报挖掘自身潜力谋发展，又会加重子报负担，降低党报集团（报社）的整体抗风险能力。离开了子报的经济支持，既不能简单地把党报推向市场，更不能把党报还原到“财政依赖型”，那么，就应该对党报实行分类管理，在享受国家关于党报发展优惠政策的基础上，为党报制定单独的考核指标，这一指标既包括社会效益指标，又包括经济效益指标。而且，从我国现行文化体制改革政策来看，也主张对党报进行分类管理。因此，“分类管理型”将是党报发展的大趋势。

那么，三次转型跟党报群众工作有什么关系呢？在“财政依赖型”时期，单纯强调党报的社会效益，而群众工作又是党报“自选动作”新闻宣传中最能凸现社会效益的部分，因此这个时期党报群众工作普遍都搞得不错。在“自主探索型”时期，虽然经济效益成为党报发展的重要指标，但是这个时期报业竞争不充分，党报赢利前景看好，以凸现社会效益为主的群众工作未受大的影响。在“子报供养型”时期，党报大面积亏损，在盲目市场化观念的诱导下，一些党报卸下了群众工作这一“重负”，以期成功走向市场；殊不知，市场化道路上成功的党报寥寥无几，而党报群众工作则受到严重影响。

党报发展步入“分类管理型”时期，党报群众工作应该回归重要地位。原因在于，党报群众工作不仅能够凸现良好的社会效益，而且还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在分类管理背景下，党报承担的规定动作宣传任务很重，就这部分内容而言，党报自主创新空间比较有限。而群众工作则属于自选动作宣传任务，只要不违背宣传纪律和新闻规律，党报完全可以充分挖掘创新潜力，取得两个效益的双丰收。《四川日报》群工新闻版面“服务热线”在强化舆论监督的同时，深化、细化政策法规服务，不仅稿件多次得到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批示，深受广大群众的好评，而且还吸引了泸州老窖等知名企业前来做题花广告、赞助头条新闻大赛，为报社赢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以及反腐败力度的加大，舆论监督必然越来越受到重视，党报舆论监督的作用和地位将越来越突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都市类报纸走俏市场，其拳头产品就是舆论监督和民生新闻，而这两方面内容刚好属于群众工作范畴。党报舆论监督的权威性非都市类报纸能及，党报服务性群工新闻的政策性和指导性也具备其他报纸不可替代的优势。因此，党报完全能够凭借自身优势切实搞好群众工作，在激烈的报业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72页。[2] 新华汉语词典编委会：《新华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48页。[3] 苗力田、邬沧萍：《英汉人文社会科学词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30页。[4] 柳闻：《文汇汉英大众传播词库》，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5] 吴光华：《汉字英释大辞典》，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页。[6] 陈业劭：《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7] 宁树藩：《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1页。[8] 陈业劭：《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9] 同②，第5～6页。[10] 同②，第7页。[11] 陈业劭：《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页。[12] 同上，第505～506页。[13] 同上，第501页。[14]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中国新闻年鉴》1998年卷，中国新闻年鉴社1998年版，第28页。[15]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中国新闻年鉴》2001年卷，中国新闻年鉴社2001年版，第50页。[16] 《新华汉语词典》编委会：《新华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030页。[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137页。[18] 苗力田、邬沧萍：《英汉人文社会科学词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19] 吴光华：《汉字英释大辞典》，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87页。[20] 同①，第1038页。[21] 《人民群众是一个历史范畴》，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网，http：//myy.cass.cn/file/200512123025.html[22] 金炳华：《哲学大辞典》下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7页。[23] 杨继绳：《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报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24] 靳德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29页。[25] 同②，第544页。[26] 沈冲等：《十年来的理论、政策、实践》第1册，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00页。[27]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99页。[28]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29]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30] 张希贤：《群众工作》（新时期党的基层组织工作实务丛书），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31] 《中国积极就业政策着力解决转轨时期历史遗留问题》，来源：中国网，http：//big5.china.com.cn/city/zhuanti/zjy/txt/2006-10/04/content_7213221.htm[32] 《中国统计年鉴》（2008），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8/indexch.htm[3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34]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173页。[35] 张希贤：《群众工作》（新时期党的基层组织工作实务丛书），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36] 张希贤：《群众工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37]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38]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年鉴》（2008），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39] 王明国：《“新闻群众工作学”简论》，《新闻记者》2001年第12期。[40]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页。[41]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42] 张希贤：《群众工作》（新时期党的基层组织工作实务丛书），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53－170页。[43] 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四川日报》2003年7月2日第1～2版。[44] 王明国：《“新闻群众工作学”简论》，《新闻记者》2001年第12期。[45] 张芳杰：《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84年版，第69页。[46]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2009/7），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网站， http：//www.cnnic.net.cn/[47] 〔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8页。[48] 葛烈勃涅夫等：《报纸编辑部的群众工作》，三联书店1950年版。[49] 王秉亭：《党报群众工作四十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50] 宋廷亮：《党报群众工作——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新闻采编》1996年第1期。[51] 倪同永、凌坚：《以创新精神做好新时期党报群众工作》，《新闻战线》2006年第1期。[52] 童勤：《新时期党报群众工作的着力点》，《新闻实践》2006年第6期。[53] 葛诗畅：《党报群众工作的基本任务和特色》，《新闻窗》2006年第3期。[54] 李明建：《报纸群众工作在新时期的六个作用》，《新闻战线》1995年第2期。[55] 王明国：《“新闻群众工作学”简论》，《新闻记者》2001年第12期。[56]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57] 滕兴才：《我国社会和谐稳定面临两大挑战》，《中国青年报》2008年9月12日第6版。[58]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59] 《当今反腐倡廉舆论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读十七大报告“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取得实效”有感》，来源：人民网强国论坛，http：//bbs.people.com.cn/postDetail.do?id=84023205.[60] 陈力丹、李冠礁：《党的十七大报告 关于新闻和宣传工作的新思维》，《今传媒》2007年第12期。[61] 曹鹏：《〈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新闻传播业的意义》，《新闻记者》2007年第6期。[62] 匡文波：《网络传播中的国际舆论斗争》，《中国记者》2001年第3期。[63] 林中洋、蔡雄山等：《部分西方媒体炮制不实西藏报道》，来源：新浪网据环球网，http：//news.sina.com.cn/c/2008-03-21/232315198898.shtml.[64] 周永康：《要最大限度减少群体性事件诱因》，来源：新浪网据中国新闻网，http：//news.sina.com.cn/c/2008-12-17/174316867306.shtml.[65]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报告》（2009年7月），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网站，http：//www.cnnic.net.cn[66] 《我国手机用户突破7亿》，来源：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67] 唐绪军：《报业经济与报业经营》，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页。

上篇 党报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

第一章 关于党报群众工作的经典论述

一、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论党报群众工作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不仅是党报理论的奠基者，而且是党报实践的亲历者。在党报群众工作的历史上，他们的重要论述和相关做法，不仅在当时对发展党报起到了积极作用，就是在今天也依然有现实意义。（一）马克思与党报群众工作

当我们谈到党报群众工作的时候，一般把理论渊源追溯到列宁那里，因为他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了党报群众工作的概念，并对如何搞好党报群众工作进行了深入的论述。诚然，马克思、恩格斯对此问题论述比较分散，也没有直接说报刊的群众工作，但是也可以从有关文献中看出其对党报群众工作的看法。具体而言，马克思关于党报群众工作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在理论上，马克思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在报刊工作中的重要地位，集中体现为他提出的“人民报刊”思想“人民报刊”是马克思使用的一个概念，在专制制度下，它主要指与官方、半官方相对应的民主主义民营报刊；在资本主义商业社会，[1]它主要指与上层人士创办的报刊相对应的工人创办的报刊。1842年4月到1843年3月，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上的《〈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等一系列文章中提出了“人民报刊”思想。尽管这个时候马克思还没有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其思想影响了后来的党报。

1842年4月，马克思撰写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首次使用了“人民报刊”这个概念，明确提出人民报刊是[2]“历史的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的公开形式”，认为“真正的报刊即人民的报刊”，“是‘人民（确实按人民的方式思想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公开的‘表达者’”，报刊“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3]诚地同情人民的一切希望与忧患、热爱与憎恨、欢乐与痛苦。”

在《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进一步强调：“报纸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4]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报刊的义务正是在[5]于为它周围最近的被压迫者辩护。”

虽然马克思所说的“人民报刊”不能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党报党刊，但是其人民报刊思想对党报的影响是深远的，特别是报刊植根于人民群众当中，真切地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一核心观念一直是党报的行动准则。2.在实践中，马克思非常重视报刊的群众工作，尤以其创办《新莱茵报》最为突出《新莱茵报》采取了两个方面的措施来推进报纸的群众工作，一是广泛建立通讯员网，并加强通讯员培训。《新莱茵报》在国内外几十个城市都设有固定的通讯员，而在莱茵省通讯员网几乎遍布所有城镇，这些通讯员包括各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普通的工人群众等。为提高通讯员的政治水平和写作能力，马克思通过经常通信，在国内旅行期间的会见，参加会议等各种形式保持与通讯员的联系，并给他们以具体的工作指导。对通讯员的来信来稿马克思则认真给予修改，一些重要的稿件、信件还加上按语和短评一同发表。二是大量刊发读者来信。《新莱茵报》十分重视读者来信，从中获取社会信息，了解群众情绪，据以撰写报道和述评。每期报纸要刊发十几封读者来信，直接反映群众的呼声。这些来信的读者有工人、农民、大学生、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也有对政府不满的官吏和士兵，还有国外侨民及欧洲各国的民主主义者。编辑部对这些来信都认真进行处理，尽可能给予发表或答复。特别是对一些工农来信，更是给予特别的重视，甚至刊登在第一版，还加上按语说明，在刊登这些来信时大都不作改动，尽量保持原作者朴实、纯真的思想和[6]语言风格。

可以说，《新莱茵报》在通讯员网建设和处理读者来信方面的做法，对今天的党报也有借鉴意义。（二）恩格斯与党报群众工作

在过去的研究成果中，我们通常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在一起论述，一方面是出于两位革命导师不可分割的革命情谊，另一方面是因为很多时候他们一起活动一起著书立说，某些观点很难分清彼此。不过，本课题研究中发现，他们关于党报发展方面都有各自的较为完善的论述，因此我们分开论述两人的观点。

与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非常重视人民群众在党报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1847年恩格斯写的《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一文中，谈到党报党刊的任务时，他认为“人民只要不掌握政权就不可能改善自己的处境”，党报党刊“应当说明，无产者、小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因为德国，构成‘人民’的正是这些人）为什么受官员、贵[7]族和资产阶级的压迫。”

在《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中，恩格斯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和《新莱茵报》的群众工作，他认为“没有一家德文报纸——无论以前或以后——像《新莱茵报》这样有威力和有影响，这样善于鼓[8]舞无产阶级群众。”

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中，恩格斯充分肯定了群众对党报的支持，“如果说资产阶级读者在1848年前夕只是在极其少有的情况下才出钱支持自己被禁止的刊物，那么工人却在十二年[9]的过程中都非常认真地出钱维持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人报》。”

在《〈新莱茵报〉审判案》一文中，恩格斯就报刊如何履行“保护公民不受官员逞凶肆虐之害”职责，在法庭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10]恩格斯还多次告诫《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要代表广大党员和群[11]众的意志，他指出：“群众比几乎所有的领袖都要强得多。”

与此同时，恩格斯还针对党报的群众工作提出具体的建议。1894年12月至1895年3月，恩格斯多次通过书信对奥地利《工人报》[12]提出建议，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日报建立自己的通讯员网，他建议：“需要在每个城市设立一个组织完备的机构，其中一名首席通[13]讯员专门为你们工作。”

至于党报群众工作的实践方面，1848年《新莱茵报》创刊，马克思任主编，恩格斯为编辑之一，马克思不在时恩格斯代理主编职务。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新莱茵报》在群众工作方面的成功经验，也有恩格斯的心血。（三）列宁与党报群众工作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党报群众工作的思想，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中关于党报群众工作论述最系统的一位，他最大的希望和幻想得最多的就是能够为工人写作。在他的革命活动中，创办、领导和编辑过约40种报纸和杂志。列宁创办和编辑的党的报刊多数在国外出版，为了及时而准确地了解国内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他特别关注党报的群众工作，注意与国内的广大报刊通讯员建立联系。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后，他依然十分关注党和苏维埃报刊的群众工作，经常要求各报提供这方面的工作情况和具体的读者来信，通过这条途径了解基层的情绪。

列宁不仅有丰富的党报群众工作实践，而且在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党报群众工作思想。具体而言，列宁对党报群众工作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强调人民群众在党报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列宁强调党[14]报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在《工人和〈真理报〉》一文中，他高度评价了工人群众对办好党报所起的积极作用，认为，正是由于工人积极捐款、提供材料、参与讨论、为报纸宣传，报纸才得以生存，因此报纸应进一步反映工人生活，关注工人关心的话题，发表工人的言论。最好“让工人们有更多的机会给我们写稿，可以写各种各样的问题，尽量多写自己的日常生活、感兴趣的问题和工作情况，没有这种材料，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就一文不值，我们也不配称社会民主党的机[15]关报。”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列宁认为，党的报刊要把争取最大多数的读者作为努力奋斗的目标。他在1913年《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一封信中谈到，“现在主要的是不要忘记，我们应当为争取达到10万读者而奋斗。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危险是失去广大读者，失去争取读者的[16]阵地。”

二是注重通讯员队伍建设。列宁认为，党报需要几千个非专门著作家的工作人员，即通讯员和推销代办员，通过这些人同广大读者建立密切的联系，这是报纸工作的基础。他在一封《给同志们的信（关于党内多数派机关报的出版）》中写到：“要把机关报办得生动活泼，生气勃勃，有5个负责领导和经常写作的著作家，就需要500个、5000个非著作家撰稿人。”列宁还提出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主张，他要求“所有社会民主党人都应该为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工作。[17]我们要求所有的人，特别是工人，给我们写通信稿。”

他十分重视通讯员的培养，在创办《火星报》期间，他曾用近一年时间在国内挑选优秀工人做通讯员，并对他们进行政治和业务训[18]练。他主办的报纸上，1/3以上的文章是通讯员写的。他对通讯员的作用和地位给予充分肯定，在悼念《火星报》通讯员巴布什金的文章中，列宁写到：“在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被捕以前，《火星报》从来没有感觉到纯粹工人通讯稿稿源的不足。”并评价伊万·瓦西里耶维奇[19]·巴布什金是《火星报》“最热心的通讯员和最热烈的拥护者”。

列宁主张正确处理通讯员和编辑部之间的关系。通讯员与编辑部之间不是简单的写稿和采用的关系，通讯员和党务工作者要与报刊编辑交流思想，反映人们的情绪和平常的生活，反映他们对运动的不满、疑虑、需求。在《无产者报》第20号的一则编者按中，他指出：“没有这种同实际工作者的交换意见，国外报纸的编辑部就永远不可能真[20]正代表全党的呼声。”

为了能够了解到真实情况，他要求各级党组织让通讯员直接同编[21]辑部通信。在《给〈经济生活报〉编辑部的信》中，列宁建议建立地方通讯员网、吸收党员和非党员参与报纸工作、多刊登来自基层的通讯、出版重大经济问题的分析专刊。1921年以后，列宁把建立党的和非党的地方通讯员网，规定为社会主义报纸群众工作的一项基本[22]内容。

列宁认为，编辑部要认真对待通讯员的来稿，在1912年《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中，他谈到了对通讯员来稿的反馈问题：“一般来说，对没有采用的文章通知一下，也是应该的吧。这个要求一点也不过分。‘为字纸篓’写稿，就是说，写了文章被扔掉，是非[23]常令人不愉快的。未采用的文章应该退还。”在稿件编辑处理过程中，重要观点应该征求作者意见，在给通讯员梁赞诺夫的信中，列宁写到：“说到删节，那是我们做的。当然，对于作者的实质性的重要[24]观点，事前如不征得他的同意，我们并不认为有权做任何改动。”

通讯员写稿是要给报酬的。在《致高尔基》的信中，列宁写到：“如果所有替工人报纸工作的人都开始多少得到一些报酬，那有什么[25]坏处呢？”为了保持与通讯员的密切联系，编辑部应当及时地而不是拖延地付给撰稿人稿酬。在1913年《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中，列宁为一位叫尤·加的通讯员得不到稿费准备不再写稿而批评了《真理报》编辑部，他说：“他那篇有关阿列克先科的文章好极了。这位作者无疑能够经常提供这样的文章。可是你们不付稿酬给他，这太不像话！！失去撰稿人，无论对《真理报》还是《启蒙》杂志都寸步难行。因此，我坚决地主张，你们立即作出决定，每月付给尤·加[26]75卢布。对报纸和杂志的固定撰稿人来说，这是最起码的。”为了吸引通讯员来稿，列宁主张提高稿费标准，在《致〈涅瓦明星报〉编辑部》的信中，他写到：“每行字2戈比的稿费是找不到通讯员的”[27]。

在谈及通讯员的职责时，列宁认为通讯员能够实现对不良风气的有效监督。十月革命后，列宁特别重视通过报刊通讯员揭露党和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各种怠工、腐败现象，即通过通讯员一定程度[28]上实现群众监督。他认为这是通讯员的一项重要的监督工作。

为了有利于通讯员正常开展工作，列宁要求党的地方组织不得干预通讯员与报刊编辑部的直接联系和所形成的特殊关系。通讯员所在的党组织（这是指没有取得政权前）和所工作的单位（这是指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干预通讯员与报刊编辑部通信，逐渐形成传统。他在《给同志们的信》中指出：“我们想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不要让通信工作只是由委员会和只是由秘书掌管。没有比这种垄断更有害的了。在行动、决策方面统一是十分必要的，但在一般互通消息和通信方面[29]统一却是非常不正确的。”

三是重视读者来信的处理。列宁在报刊活动中用大量时间阅读和回复读者来信，一些来信经常反复读，有的刊登在报纸上。在给《贫苦农民报》副主编卡尔宾斯基的一封信里，他要求卡尔宾斯基简单回答如下问题：“《贫苦农民报》接到多少封农民来信？在这些信中有什么重要的（特别重要的）和新鲜的东西？情绪如何？迫切问题是什么？能否每两个月给我写一封这样的信（下一次是1922年3月15[30]日）？”从此，分析读者来信，成为社会主义报纸群众工作的又一[31]项基本内容。

四是重视报纸对广大群众的组织和引导作用。在《从何着手》一文中，列宁写到：“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32]是集体的组织者。”为了更好地鼓动和引导读者，列宁主张报刊的语言要通俗而不是庸俗，在《评〈自由〉杂志》一文中，他写到：“庸俗化和哗众取宠绝非通俗化。通俗作家应该引导读者去深入地思考、深入地研究，他们从最简单、众所周知的材料出发，用简单的推论和恰当的例子来说明这些材料的主要结论”，而庸俗作家“不是引导读者去了解严肃的科学的初步原理，而是通过一种畸形简化的充满玩笑和俏皮话的形式，把某一学说的全部结论‘现成地’奉献给读[33]者。”

五是讲究党报群众工作的艺术。列宁认为，党报群众工作要取得好的效果，必须讲究工作艺术。一方面，党报编辑、记者要善于同群众交朋友。当《火星报》在伦敦出版时，他特别注意在报纸上寻找工人区举行集会的启事，到那里参加工人的活动。每当有通讯员来到编辑部，他经常留他们住几天，同他们进行长谈。他与许多报纸通讯员成为非常知心的朋友。列宁还要求党的宣传工作者了解自己的宣传对象。1920年他指出：必须学会特别耐心地慎重地对待群众，以便了解每个阶层、行业群众的心理特点。另一方面，为了使报纸能够与群众打成一片，他要求报纸改变作风，少谈些空论，多接近些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建设新事物。十月革命后，他多次写介绍信，把一批又一批来自最基层的群众介绍到《消息报》或[34]《真理报》，从而把群众工作直接送到了报纸编辑部。

二、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论党报群众工作

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新闻传播思想的指导下，特别是对苏联党报成功经验的借鉴与发挥，中国共产党党报在过去80多年的历史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一）毛泽东与党报群众工作

虽然毛泽东一生主办的报刊不多，而且像《湘江评论》（湖南学生联合会机关报）、《新湖南》（湖南湘雅医学院周刊）、《新时代》（湖南自修大学刊物）等都是学生刊物，但是长期处于党的领导岗位，他指导了一系列党报的工作，如延安《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等，因此也形成了系统的党报思想。关于党报群众工作的论述，更是其中的一个亮点。具体而言，毛泽东关于党报群众工作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党报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毛泽东一直非常重视报刊在人民群众中的作用，认为党报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在论述红军的宣传工作时，他说：“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于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他还分析了红军宣传中存在的不足：“忽视群众日常斗争的宣传与鼓动”，“忽视城市贫民之取得”，“忽视对妇女群众的宣传”

[35]等。可见，毛泽东非常重视人民群众在党的宣传中的重要地位。怎么通过宣传完成争取广大群众的任务呢？毛泽东认为“出版一个党内[36]的刊物”“是必要的”。因为“报纸发出去就可以省得开许多会”[37]；“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是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38]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正是由于党报的这种优势，毛泽东把党报的群众工作看得非常重要。他说：“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39]大原则意义的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已经把党报群众工作当成党的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关于群众办报。毛泽东非常重视人民群众对党报工作的参与，在谈到报社工作也要走群众路线时，他说：“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是只靠少数人关起门[40]来办。”怎么让群众来办报呢？毛泽东举了一个靠群众一起来消灭报纸上错别字的例子，没有进行系统的论述。群众办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除了毛泽东这里的论述外，还见于党的重要文件。陈力丹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中谈到，“群众办报”一般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1）在观念上，要意识到党的报纸也是人民事业的一部分，因而群众的积极参与和关注是立足之本。（2）要动员和鼓励群众参与报纸的工作，从指出错别字到纠正报纸可能的偏差。通过专业人员和群众结合，保证报纸能够反映群众和指导群众。（3）组织通讯员是群众办报的一个主要项目，通过他们与群众建立广泛的联系。（4）编辑部要有常设的群众工作部门，处理群众[41]来信，解答问题，听取各种意见和帮助反映问题。

三是重视报刊内容的接近性。要搞好党报的群众工作，报纸的内容必须贴近群众。毛泽东认为，报纸内容的接近性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1）增加本地新闻的比重，讲究新闻的编排技巧，要求按本地群众视角对外地和国际新闻进行改写。1931年，在谈到苏区的《时事简报》时，毛泽东指出：“登消息的次序，本乡的，本区的，本县[42]的，本省的，本国的，外国的，由近及远，看得很有味道。”而且要保障本地新闻的版面，“要紧的是本县、邻县这两部分新闻，因为它是群众欢迎的。”如果全省、全国和国际新闻多了，“一来占去篇幅，把本地近地的重要消息篇幅缩小；二来这些消息缺乏兴味，群众[43]不易了解。”所以，他主张严格控制国内国际新闻的比重，“红军编的《时事简报》，它的内容国内国际消息要少，只占十分之三；本[44]军、本地、近地消息要多，要占十分之七。”1944年，在谈到晋绥边区的党报《抗战日报》时，他再次指出：“本地消息，至少占两个版多至三版。排新闻的时候，应以本地新闻为主，国内次之，国际又次之。对于外地与国际消息，应加以改造。对新华社的文章不能全登，有些应摘要，有些应印成小册子。不是给新华社办报，而是给晋绥边区人民办报，应根据当地人民的需要（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否[45]则便是脱离群众，失掉地方性的指导意义。”（2）新闻题材要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时事简报》的新闻，特别是本地的和近地的新闻，一定要是与群众生活紧密地关联着的。凡属不关紧急的[46]事不登载。”（3）改进文风吸引人民群众阅读。毛泽东一直反对“八股”文风，主张报纸上的文章要短小精悍，言之有物。他认为，“报纸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47]入胜，这就很好。板起面孔办报不好。”

四是重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党报要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如果群众不知道，或者知道得不完整，就不利于群众工作的开展。对此，毛泽东认为，“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或[48]者刊物上进行宣传。”报刊让人民群众知道的，应该是真实的，他经常告诫全党，“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49]使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这个真实情况不只是对党和人民有利的一面，对于不利的一面，毛泽东也主张向群众公开说明，[50]也就是所谓的“倒宣传”。

五是正确处理党报工作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如果党报工作者不能摆正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就不能搞好群众工作。毛泽东对此有三点主张：（1）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和群众打成一片，跟群众交朋友。在谈到如何让人民群众讲真话时，他说，“主要的一点是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要在谈话过程中和做朋友过程中，[51]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然后才能调查出真实情况来。”毛泽东强调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他说：“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52]者的姿态出现。”（2）爱护群众，善意对待人民群众的缺点。人民群众有缺点，需要批评，但是要讲究批评的方法。毛泽东说：“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地站在人民的立场，用保[53]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3）向群众学习，提高群众工作的水平。在1942年，在谈到反对“党八股”时，毛泽东就[54]提到“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在1943年，毛泽东又提出：“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例的道理和方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55]际行动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1948年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怎么向群众学习呢？他认为：“报社的同志应当轮流出去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在没有出去参加群众工作的时候，也应当多听多看关于群众运动的材料，并且下工夫研究这些材料。报社的同志也要经常向下边反映上来的材料学习，慢慢地使自己的实际知识丰富起来，使自己成为有经验的人。”[56]

六是重视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毛泽东一直十分重视对人民群众来信的处理，1951年他还专门向全党和各级政府发出指示，要求“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或秘书能够处理，则不要另设专人。”[57]这些关于群众工作的具体意见，对于后来党和政府以及党报群众工作的开展，都有指导意义。

七是重视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毛泽东非常重视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1942年他就指出：“任何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对我党和我党党员及干部都有批评的权利。”不仅如此，他还主张党报吸收党外人士发表文章以及参加办报。毛泽东说：“《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报纸刊物，应吸收广大党外人士发表言论，并尽可能吸收党外人员参加编辑委员会，使报纸刊物办得更好。党报工作者必须学会善于吸引党外人员在党报上写文章、写通讯的方式和方[58]法。”（二）刘少奇与党报群众工作

刘少奇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党的宣传家之一，他主办、关心和指导过的报刊有多家。1922－1923年他领导安源工人罢工时，就参加和领导了《安源旬刊》的工作，同时还是华北《工人周刊》的特约通讯员。1928年他领导了顺直省委的机关刊物《出路》。参加长征后，他到华北，在北方局机关刊物《火线》上发表了系列评论。1936年，他两次致信邹韬奋创办《生活日报》。1939年起，他从中原到华中，领导了一系列党的报刊工作，先是《抗敌报》，接着是《江淮日报》（他兼任该报社长，并为报纸题写了报头）、《江淮》杂志、《盐阜报》等等。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上，《人民日报》的许多文章和社论，都是经过他审阅、修改后发表的。在多年的报刊实践和领导工作中，刘少奇积累了丰富的党报经验，其中关于群众工作的经验集中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等文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充分肯定党报在党的群众工作中的作用，创造性地提出了“桥梁”的观点。在引用列宁的话“党要通过千百条线索和群众联系起来”之后，他说：“千座桥，万条线，主要的一个就是报纸。报纸工作如果做不好，就是最厉害的脱离群众，就会发生很危险的情况。”而且，他认为党报这座桥梁是双向的，一方面中央依靠党报“联系群众，指导人民，指导各地党委和政府的工作”；另一方面人民群众依[59]靠党报向中央“有所反映，有所要求，有所呼吁。”实际上，刘少奇已经创造性地将党报过去的“党→党报→人民群众”的单向传播变为了“党党报人民群众”的双向传播。

二是强调党报为读者服务的“读者本位”意识。他曾经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向记者们提出：“你们写东西是为了给人家看的，你们是为读者服务的。看报的人说好，你们的工作就是做好了。看报的人从你们那里得到材料，得到经验，得到教训，得到指导，你们的工作[60]就做好了。”同时，他还强调读者对党报工作评价的重要性。他说：“你们的任务是写给读者看，读者就是你们的主人，他说你们的工作[61]没做好，那就等于上级说的，你们没有话讲。”

三是强调党报工作者要勇于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敢于为人民说话，当好人民的喉舌。“如果能够真实、全面、深刻地把群众情绪反映出来，作用就很大。人民的呼声，人民不敢说的、不能说的、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你们说出来了。如果能够经常作这样的反映，马克[62]思主义的记者就真正上路了。”

四是重视对读者进行调查研究。在1956年谈到新华社的稿件问题时，他说：“要很好地研究报纸的需要……要能适合报纸，自然最后是要适合读者的需要。你们要调查报纸的读者对象，究竟某一家报[63]纸的读者是些什么人，他的要求是什么。”在党的高级领导人中，刘少奇是最早提到调查报纸读者问题的，虽然他这里说的是新华社，但对于党报来说同样有指导意义。（三）邓小平与党报群众工作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一生中曾两次参加党的报刊工作，一次是1922－1924年在法国参加中共旅欧支部的团刊《少年》和党刊《赤光》的编辑出版工作。另一次是1933－1934年主编红军的机关报《红星报》。1950年，他主持西南地区工作时，发表了《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针对宣传思想战线中存在的问题发表了重要的讲话。具体而言，邓小平关于党报群众工作的论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把“联系群众”作为办好党报的必要条件。1950年他就指出：“办好报纸有三个条件：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64]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邓小平认为，办好党报党刊也必须坚持。

二是报纸的内容要贴近群众。邓小平认为办好地方报纸，是党报贴近群众的重要方法。地方报如何贴近群众呢？他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报纸要登中央发的一般消息，但作为地方报纸，新华社总社的广播稿不一定全用，要适当选择、改编、压缩、提炼，要考虑对象，能[65]不能看那么多，看了懂不懂。”

三是党委和政府领导要支持通讯员写批评稿。他认为，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大大发扬，“领导上，党委和政府，要全力支持通讯员写批评稿，现在敢说真话的人太少，要鼓励说话。对有些与事实不符的批[66]评，必要时也要提醒和说明。”

四是重视研究读者来信。他说，“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党和政府听不到的，报纸能听到，它能摸到社会的脉搏。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67]什么，把读者来信加以综合研究，常常就能看出来。”

五是丰富了党报党性原则的群众性内含。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或群众性），曾经一度引起争论。1942年4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改版社论《致读者》中说：“党报所必须具备的品[68]质：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自此，便有党报“四性”说。邓小平1979年指出：“党性也包括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实事求[69]是等等”。把党性与群众性有机地结合起来。

六是重视党报对人民群众的作用。“任何政策如果只同干部见面，不同群众见面，是不能发生效果的。出报纸、办广播、出刊物和小册子，而又能做到密切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心任务，这在贯彻实[70]现领导意图上，就比其他方法更有效、更广泛，作用大得多。”正因为党报作用很大，所以邓小平非常强调以正确的舆论教育和引导人民，“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71]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四）江泽民与党报群众工作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同志非常重视新闻宣传工作。自1989年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到2001年，他每年都要对新闻、宣传、思想教育工作发表重要讲话，亲自参加当年的全国宣传部长工作会议或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他曾先后视察《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重要媒体，并作出重要指示。在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关于新闻宣传工作思想的基础上，江泽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与党报群众工作相关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充分肯定党报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早在1989年，他就指出：“我们国家的报纸、广播、电视等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它作为现代化的传播手段，能够最迅速、最广泛地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去，并变为群众的实际行动；能够广泛地反映群众的意见、呼声、愿望；能够及时地传播国内国际的各种信息，直接影响群众的思想、行动和政治方向，引导、激励、动[72]员、组织群众为认识和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喉舌”、“反映群众”、“传播信息”等论断，我们可以看出江泽民的看法更全面，也更具有现实意义。

二是把坚持新闻宣传的党性原则与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结合起来，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号召广大新闻工作者向群众学习。在谈到新闻宣传的党性原则时，他说：“坚持党性原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必须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广泛最深刻的联系，从群众的实践中吸取智慧和力量。”他鼓励新闻工作者“到生活中去，到群众中去”，并认为，“归根到底，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群众，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群众。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是新闻作品写作的原料、灵感、思想和艺术技巧的无尽源泉。我们的新闻工作者要老老实实地向群众学习，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宝贵经验、丰富知识、生动语言，努力成为深受群众欢迎的新闻工作者。”[73]

三是强调党的新闻工作与党的群众工作的一致性，把“群众观点根底”作为新闻工作者必须具备的五大根底之一。1996年在视察《人民日报》时，江泽民指出：“新闻工作、党报工作，说到底，也是群众工作，是我们党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密切联系群众，是新闻[74]工作者的必修课和基本功。”

四是强调新闻媒体要用正确的舆论来引导人民群众。在1994年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指出：“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75]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1996年视察人民日报社时，他进一步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76]祸。”

五是强调新闻媒体对社会舆论和群众思想的调查研究。江泽民同志非常重视调查研究，1993年在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会议上，他就提出了“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决策权”的论断，指出“坚持做好调查研究这篇文章，是我们的谋事之基、成事之[77]道。”在1994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就指出：“要重视对社会舆论情况和群众思想情况的调查研究，积极地反映广大群众[78]的意见和建议，加强舆论监督。”（五）胡锦涛与党报群众工作

胡锦涛同志自1992～2002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后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党的高级领导岗位10多年的时间里，他参加过多次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或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也视察过党的重要媒体，并发表过重要讲话。胡锦涛同志的新闻宣传思想集中表现为对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这“三贴近”原则的丰富和发展，其中不乏涉及党报群众工作的内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强调新闻宣传工作“为人民服务”和“对人民负责”的宗旨，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三民”要求。2003年7月，在“三个代表”研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要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各项工作各个环节都细心研究群众的利益，关心群众疾苦，体察群众情绪，努力运用说服教育、示范引导和提供服务等方法，做好新形势下[79]的群众工作，团结带领群众不断前进。”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三民”要求，既是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各项工作的要求，也是对新闻宣传工作的要求。

二是强调新闻宣传工作要“以人为本”的工作方针。2003年12月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时，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思想政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既要坚持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鞭策人，又要做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多办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好事实事，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群[80]众心坎上。”可以说，这一讲话精神把“以人为本”解释得更全面，也更具体。

三是强调新闻宣传工作要全方位、多角度地为群众服务。2000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强调要重视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他说：“在搞好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宣传的同时，一定要针对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做好解疑释惑、提高认识的工作，引导群众正确认识形势，看到光明前景，积极参与和支持改革，自觉维护社会稳定。”“把教育引导群众与切实服务群众结合起来，[81]诚心诚意为群众排忧解难。”2002年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胡锦涛强调要重视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他说：“要牢固树立党的群众观点，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观念的宣传教育的一致性，与社会不同群体的特点和要求的多样性统一起来；努力把理想信念和道德观念的宣传教育的理论性，与人民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实践性统一起来，使宣传教育工作做到形式多样，生动活泼，为群众[82]所乐于接受，能够回答群众中存在的思想认识问题。”2003年在“三个代表”研讨会上，胡锦涛进一步强调“群众利益无小事”。他指出：“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要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对群众生产生活面临的这样那样的困难，特别是对下岗职工、农村贫困人口和城市贫困居民等困难群众遇到的实际问题，一定要带着深厚的感情帮助解决，切实把中央为他们脱贫解困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四是强调在新闻宣传中减少领导报道的比重，增加反映人民群众的内容。2003年3月28日，胡锦涛同志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会议指出，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对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促进和带动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改进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闻单位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大力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多报道对工作有指导意义、群众关心的内容，力求准确、鲜明、生动，努力使新闻报道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和[83]国家工作大局服务。

三、中共有关党报群众工作的重要文件

中国共产党一直非常重视党报的群众工作，除了体现在党的高级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中，还体现在以中央和各级党组织名义发布的重要文件中。下面，我们就中共中央有关党报群众工作的重要文件进行简单的梳理。（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前夕

早在1925年1月，中共中央决议案中就指出：“各地方不应忽略[84]利用每个群众集会，实行我们广大的宣传和鼓动工作。”同年10月，中央常委决议明确指出：即将出版的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应当做工农群众革命行动的前锋”，并把“读者之声”作为其重要栏目。[85]

1926年9月的中央决议案中专门谈及工农通讯问题，并指出：“组织工农通讯员的方法，大约有四种：（甲）宣传部在工人中挑选能够写普通信的人，使他们写自己的生活情形、工作条件以及家庭情况，说说自己的感想和对于政治问题的认识等等；（乙）宣传部挑选几个学生同志派到工人区或农村中去，笔录工人农民的谈话；（丙）宣传部委托工委农委在群众工农区域的负责人，请他们用种种方法找这种工农通信；（丁）罢工抗租抗税等事件之后，宣传部特别派人到工农区域去，或委托工委农委负责人，用上述方法找群众对当时事件[86]发表意见感想及通信。”

1930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正式发布《中共中央党报[87]通讯员条例》，这是中共中央第一个专门就通讯员工作发的文件。该《条例》对通讯员的设置与管理、通讯员工作职责、工作流程等方面都作了具体规定。

1931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发布，该《决议》指出：“党报必须成为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的领导者”，“建立中央党报的通信网，指定各地同志负责通信，写文章督促发行，及建立工农通讯员及读报班。”同时还要建立“党的及其他革命刊物的[88]全国完备发行网。”对发行工作的重视，也是从渠道环节进一步推进了党报党刊的群众工作。同年3月5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报领导作用的决议》，再次强调党报的通讯网建设，要求“各级党部必[89]须立刻担负起给中央日报建立通讯网的责任。”

1938年4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党报问题给地方党的指示》，[90]明确各地党部可以通过“帮助推销和发行”、“帮助建立通讯工作”、“帮助建立读者会”等措施，来加强党报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次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新中华报〉的边区通讯网问题的通知》，更是对通讯员设置作了量化处理，要求延安党、政、军、民、学“机关人员在30人以内者，指定一个通讯员，在50人以内者，指定两个通讯员，在60至100人以上者指定三个至五个通讯员，学校以队或班为单位，按每班每队人数之多少，指定两个至五个通讯员等。”[91]对通讯员配备数额如此量化处理，足见中央对党报党刊群众工作的重视程度和认真程度。

1941年7月，《中宣部关于抗日根据地报纸杂志的指示》中指出：“一切报纸必须有自己普通的通讯网，足够的通讯员和特约记者”；“建立发行网及同读者有联系的发行工作，废止非党内刊物的赠送制度，克服发行工作中与读者脱离及迟缓、不经常的现象”；[92]“建立党外读者会和党内读报制度。”对发行质量和党外读者的重视，可以看出党报党刊群众工作又进了一层。

1942年3月16日，《中宣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不仅强调党报要“反映群众生活”，“要有与党的生活与群众生活密切联系的通讯员或特约撰稿员”，还要改进党报的文风，要求“各地党报的文字，应力求通俗简洁，不仅使一般干部容易看懂，而且使稍有文化的群众也可以看。通俗简洁的标准，就是要使那些识字不多而稍有政治知识的人[93]们听别人读报后，也能懂得其意思。”从直接读者到间接读者，从一次阅读到多次阅读，这样就有效拓宽了党报党刊群众工作的面。

1948年，《中宣部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指出，办城市党报要注意：“我们的报纸，主要地是为工人和农民服务的”；“报纸的主要消息，应来自农村和工厂，其次是来自市场、学校等其他地方”；[94]“副刊的原则，应是深入浅出地对读者作教育工作。”（二）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

1950年4月，《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指出：“工农通讯员的工作，除由报纸领导外，并应由所属生产单位的党组织加以协助。工农通讯员的活动状况，应列为检查报纸工作和各生产单位党的工作的项目之一。任何人不得滥用权力压制[95]工农通讯员在报纸刊物上的批评，或加以报复。”可以说，这一文件的出台，为广大通讯员开展正常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同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96]指出：“地方的报纸应力求适应本地人民群众的需要。除了重要的国内外大事，一般电讯在省级或省级以下地方报纸上可以采取摘要和加以通俗解释的办法。无论是中央的、大行政区的或省以下的报纸，都应当减少关于会议、机关活动、负责人员的不重要的言论行动，没有广泛重要性的文告文电的篇幅。对于重要的会议和文告应当力求用适当的新闻通信和评论加以生动而通俗的解释，以便人民群众所了解。”像这样具体地对报纸业务做规定，在中央文献里面是比较少见的。《决定》同时强调：“报纸应当把建立和领导通讯员网和读报组的工作当作重要的政治任务”，足见中央对党报党刊群众工作的高度重视。关于处理读者来信，《决定》指出：“报纸应当用很大的注意来发表和答复读者来信，特别是关于政府工作、经济建设事业和其他社会生活的批评、建议和询问的信件。这些信件中最重要的可以编入新闻版，其他的可以编入副刊，作为一般报纸副刊的主要内容。”对读者来信处理做这样具体的规定，也是中央其他文件中少见的。[97]

1954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指出：“必须加强报纸的群众工作，认真处理和充分利用读者的来稿来信，在提升质量、克服形式主义的基础上认真地有计划地开展工农通讯员运动，认真地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和作家来参加报纸工作。中央一级的报纸和各省（市）委的机关报应当根据需要逐步在各地设立常驻记者或记者站，在当地党委的指导下，深入了解各地党的生活、人民生活及实际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并组织作者积极分子，领导工农通讯员，来共同完成加强地方生活报道的任务。”这里完整地提出了报纸群众工作这一概念，在中央文件里面是较早的。（三）改革开放以来

198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指出：“近年来，许多报纸刊物重视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呼声，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增强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也提高了报[98]刊和党的声誉。今后还要坚持这样做。”可见，中央对当时党报的群众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1987年7月18日，《中央宣传部、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新华通讯社关于改进新闻报道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新闻机构作为党、政府、人民的喉舌，既是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与传播各种信息的工具，又是每日每时直接同国内外读者、听众、观众对话的一条重要渠道。”[99]实际上，这个文件已经把新闻媒体群众工作的对象延展到国外。

1990年3月12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100]决定》，是中共党史上第一个专门谈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文件。《决定》对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充分肯定，指出：“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并对如何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作出了具体的要求。《决定》特别强调党报在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过程中的作用，指出：“对于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违反国家法律的行为，对于严重侵犯群众利益的现象，党委要支持舆论机关按照有关规定予以揭露和批评。党报要及时准确地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同时还强调要增加对人民群众的报道，减少对领导干部的报道，“电视、广播、报刊要多宣传群众，充分反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解放军指战员的创造性劳动、先进思想和模范事迹。领导同志的一般性活动和一般性工作会议，不作公开报道。”

1996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101]要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党报、党刊、国家通讯社和电台、电视台要发挥主导作用。要加强热点问题引导和舆论监督，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增强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信心和热情。”主导作用的认定，说明党报不能完全用非党报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要深感自己肩上责任重大。

2001年12月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102]精简会议和文件的意见》，从改进领导干部同人民群众关系的角度对会议报道做出了具体规定。《意见》指出：“中央领导同志出席部门举办的会议活动，原则上不作新闻报道；需要报道的，须报经参加该会议活动的领导同志同意。中央领导同志观看一般性的文艺演出，不作新闻报道。由中央组织或经中央批准举行的有重大影响的会议活动，中央领导同志下基层考察工作、调查研究等活动，新闻报道应从实际工作需要出发，内容要准确、鲜明、生动，播报时间、篇幅要尽量简短，力戒空泛和一般化。不要把中央领导同志是否出席作为报道与否或报道规格的标准。地方领导同志出席会议活动的新闻报道，也要参照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会议活动的新闻报道原则严格掌握。”

200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103]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从“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要求出发，对“关于会议新闻报道”、“关于改进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关于改进领导同志外事活动的新闻报道”、“关于改进新闻报道的采编播发”、“关于改进地方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和活动的新闻报道”等作出了具体规定。

第二章 中共重要党报群众工作的实践经验

中国共产党党报在群众工作方面的成功经验，不仅体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中和中共中央的有关重要文献中，而且体现在重要党报党刊的具体实践中。可以说，中共重要党报在自身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

一、中共早期报刊群众工作经验

中国共产党一直非常重视党报工作，无论是成立前夕还是成立之初，都创办了大量的报刊。尽管这些报刊在型态上还不是很成熟，但是在群众工作方面都很重视，而且积累了不少经验。具体而言，中共早期报刊在群众工作方面的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强调党报与群众的特殊关系

早期中共党报自创办之初就强调党报与人民群众的特殊关系，认为党报既是党的喉舌，也是人民群众的喉舌。《先驱》的发刊词中说：“本刊的任务是努力唤醒国民的自觉，打破因袭、奴性、偷懒和依赖的习惯而代以反抗的创新的精神，使将来各种事业，都受着这种精神[104]的支配而改变。”《向导》的发刊词中说：“本报同人依据全国真正的民意及政治经济的事实所要求，谨以统一、和平、自由、独立四[105]个标语呼号于国民之前！”《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说：“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106]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红旗日报》宣言中说：“本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同时是中国广[107]大工农劳苦群众之唯一的言论机关。”为了更好地反映群众的呼声，除在版面上重视报道群众生产生活和革命斗争内容外，党报党刊工作者还深入群众，并积极投入到群众斗争中去。《劳动周刊》当时有七位编辑，平时每天留一人在编辑部，其余六人深入到基层，参加[108]群众斗争。（二）鼓励群众积极参与党报工作《劳动界》在第2、3期用大字刊登《本报欢迎工人投稿》启事，从第3期起建立《读者投稿》专栏，到第19期时已刊登工人来稿30余

[109]篇。《布尔塞维克》设有“读者之声”专栏，而《红色中华》的《读者通讯》专栏则是专门发表读者对报纸的批评建议，该报文艺副[110]刊《赤焰》是应读者来信要求而设置的。（三）重视群众性的通讯网建设《上海报》创刊初期，它是公开的，有公开的通信地址，每日收到读者来稿来信50件以上。几个月后，它不能公开活动了，但仍然坚持在工人中发展通讯员。从1929年4月到12月，它有通讯员62名，其中工厂53名，农村1名，学校8名。到1930年4月，增至76名，其中工厂61名，农村1名，学校13名，新闻记者2名。它给通讯员发过一个《采访须知》，这个材料长达4800多字，对于什么是新闻、本报需要什么新闻、采访需要做哪些准备、怎样采访突发事件、怎样记叙、怎样处理新闻材料等，作了详细的解释。《上海报》还在上海市的各区派有特派员，他们的任务是联系通讯员、帮助通讯员写稿和收集通讯员提供的稿件和材料。此外，工会和其他革命团体，还帮助《上海[111]报》发展通讯员，并提供稿件。《红色中华》通过加强群众性通讯网建设，使通讯员从200多人增加到400多人。还聘有特约通讯员。红色中华社设有通讯部，负责联系通讯员。在报纸上开设《写给通讯员》、《通信生活》等专栏，指导业务，交流经验；还组织通讯员来报社进行通讯、校对、采编、编辑等实习，由报社提供膳宿纸笔书籍。《红星报》编辑部只有三五人，却拥有一支500多人的通讯员队[112]伍，报上辟有《通讯员》专栏。（四）尽力让普通工农群众看懂

除了创办一批专门以普通群众为对象的报刊外，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机关报刊也非常重视内容的通俗化。针对农村根据地文化落后，文盲众多的情况，《红色中华》、《工农日报》等把通俗化作为办报的一条指导方针，尽力做到工农群众能看能懂。各地还普遍组织读报小组，夜校识字班，部队、工厂、乡村俱乐部（列宁室）把读报作为一项经[113]常性活动。（五）多渠道发行保证群众及时看报

在不能公开发行的时候，《布尔塞维克》、《红旗周报》等曾用伪装封面的办法销售一部分，后来很多党报都建立了自己的发行网，秘密发行。1929年《上海报》在公开发行受到国民党政府打压之后，被迫转为秘密发行，建立自己的发行网，雇专人送报。同时，在各区设立代派处，以便及时送报。《上海报》自办发行网在报纸派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据有关资料表明，以1929年12月为例，最高销量为3600份。其中：外埠650份；本市通过自己的发行网秘密发行950[114]份，马路上公开或半公开（夹在其他报纸中）售出2000份。1930年5月10日，《红旗》第100期发表《党员对党报的责任》一文，提出党员必须担负起工农通讯员、发行工作、阅读党报三种责任，文章指出：“每个党员必须认真推销党报，尤其帮助建立全国全省发行交通网，是自己的一种天职。要使党报经过发行交通网的传递，达到支部中去，更推销到群众中去，不仅是负发行工作的责任，而且是每个党[115]员的责任。”1931年中共中央成立出版部，领导报刊、书籍、小册子及其他宣传品的出版与发行工作。同年3月5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建立全国发行工作决议案》，《决议案》中“中央常委特别唤起各省委及一切地方党部的注意，必须立即成立发行部或发行员。自省[116]委直到群众建立整个发行网。”

二、延安《解放日报》群众工作经验

延安《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于1941年5月16日在延安创刊。由《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并而来，日出对开一大张。1942年8月起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1947年3月14日随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到陕西子长县史家村继续出版，当月27日停刊。虽然延安《解放日报》只存在了6年，但是其留下的办报经验是非常丰富的，特别是在群众工作方面。具体来说，延安《解放日报》群众工作方面的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强调“群众性”是党报的重要属性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改版，并在《致读者》的社论中指出“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是党报的四大特性。如何实现党报的群众性呢？社论指出：党报要“密切地与群众联系，反映群众的情绪、生活需求和要求，记载他们的可歌可泣的英勇奋斗的事迹，反映他们身受的苦难和惨痛，宣达他们的意见和呼声。报纸的任务：不仅要充实群众的知识，扩大他们的眼界，启发他们的觉悟，教导他们，组织他们，而且要成为他们的反映者、喉舌，与他们共患难的朋[117]友。”（二）重视并系统论述党报通讯员工作

1942年8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展开通讯员工作》的社论。当时《解放日报》虽有400多位通讯员，供给报纸二分之一的消息和部分通讯，但地方消息、机关通讯依然十分匮乏，通讯工作仍不令人满意。所以社论开篇便提出通讯员对于党报的意义：如果没有广泛的通讯员，没有参加实际工作的、生活在群众中间的党与非党的通讯员，报纸是不可能办好的。做通讯员工作是边区每个党员和实际工作的同志的义务。《解放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群众的报纸，需要有生活在广大人民中间的、参加在各项实际工作里面的群众通讯员。各方面要给通讯员以指导和帮助。为党报写稿，做通讯员，关心与帮助通讯员的工作，不仅是报社对于每个同志、每个工作机关的希望与要求，同时也是每个同志、每个工作机关的责任与义务。社论最后号召：“展开通讯员工作，让我们共同努力，在普遍的、健全的通讯网上建立党报的支柱。”这篇社论在中国共产党党报史上较早系统地论[118]述了通讯员的工作。在基层党组织的协助下，《解放日报》向陕甘宁边区和延安市派驻特派记者，地委设立了报社通讯处。特派记者除担负报道任务外，还要培训通讯员，做工农兵稿件的“理发员”。经过两年的努力，《解放日报》建立了广大的通讯网，到1944年1月，边区有通讯员近2000人，其中工农兵通讯员占1100多人，形成了“主力”（记者）、“民兵”（基干通讯员）和“自卫队”（通讯员）三位一体的党报工作队伍，使党报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得到了切实的贯

[119]彻。（三）多渠道广泛征求群众意见

在1942年改版期间，从2月至4月，围绕改版这一中心议题，《解放日报》在报纸第三版“信箱”专栏连续发表读者的批评和建议。记者莫艾采写了题为《本报革新前夜访询各界意见》的调查报告，发表[120]了25种类型读者（包括听者）对报纸的看法。在版面上增加了很多互动性的栏目，譬如第四版的《问答》、《大众习作》、《编辑室》、《来稿摘辑》、《读者往来》等栏目，有利于作者、编者、读者之间的交流。在1944年1月11日创刊六周年社论中说：“我们的报纸和人民和读者是相连的，我们是不能离开人民而生存的。我们的缺点还很多，愿在这里感谢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在这纪念本报六周年的时候，写给我们很多宝贵的意见。我们将竭尽自己的力量，从工作上来[121]回答读者诸君的厚爱，并希望时时给我们批评和帮助！”

三、重庆《新华日报》群众工作经验

作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创办的大型机关报，《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刊，日出对开一大张，同年10月25日迁重庆出版。1946年春改为中共四川省委领导，1947年2月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至此该报共办3231期，历时9年零1个月。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重庆《新华日报》积累了特殊的办报经验，就群众工作经验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系统阐述党报群众观点[122]

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部在1947年1月的《读者意见总结》中在谈到《新华日报》的方针时说：“《新华日报》的立场和任务既然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新华日报》的方针是‘与实际结合，与群众结合’。所谓与实际和群众结合，就是从实际和群众中来，而又到实际和群众中去，也就是在编辑业务和发行业务上建立群众的观点。”那么，如何建立群众的观点呢？《总结》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论述：第一种群众观点是“视报纸为人民的武器并交给人民使用的认识”。《新华日报》“应该首先是中国人民与反动派进行全国范围内宣传斗争的武器，是帮助全国人民每天了解世界动态、国内动态、解放区动态的最重要的武器。交给人民来使用，这就是说，所宣传的应该是人民心里想的，口里说的，手里做的。也就是说，替人民讲话，讲人民的话。”第二种群众观点是“坚持以前进分子为骨干而又团结广大中间落后分子的认识”。《新华日报》“应该以全体人民为对象，反映全体人民的情况和情绪，所谓人民的全体，就是少数反人民的集团以外的一切阶层的人民，而不是仅仅以前进分子为对象。”第三种群众观点是“坚持以提高指导下的普及为主而又在普及基础上提高的认识”，“提高的指导就是建立舆论权威，在政治思想上起教育和领导作用，因此，所谓提高，就是在思想意识上向无产阶级的水平提高；普及的基础是人人能够读，人人读得懂，因此，所谓普及，就是在文化水准上向广大工农群众的文化程度降低。这在形式（语言文字）和内容（思想感情）上都要兼顾。”第四种群众观点是“坚持以政治为中心而又能多方面为人民服务的认识”。《新华日报》“必须严格服从政治的任务，必须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提出明确的政治主张，来提高人民的政治认识，在人民中进行基本的政治教育，以求得全国人民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团结一致。但是，人民群众的生活是多方面的，是丰富的，复杂的。人民群众这种多方面的生活虽然都要服从政治，但并不等于政治。因此，报纸的形式和内容必须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多方面的生活，甚至政治以外的生活。适应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要，即使是枝节的琐屑的需要。”对党报群众观点进行系统论述，这是之前的报纸少见的。可以说，重庆《新华日报》的群众工作已经实现了从实践到理论的升华。（二）重视调查并善于接受批评

为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重视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新华日报》辟有《大众信箱》（后改称《读者信箱》）专栏，并在报上刊载“读[123]者意见表”，还组织读者会。不仅如此，《新华日报》每逢创刊周年之前，都要集中进行征求读者意见的活动，不断改进报纸工作。1942年1月，在征求读者意见时，对读者成分进行了调查。原来估计读者中知识阶层的人占多数，但调查结果表明，工人占读者的70%，其次是青年学生，占第三位的是国民党机关中的下层公教人员和职员。报馆及时向南方局作了汇报，编辑部的同志则依据这一情况和读[124]者意见，开始研究改进报纸工作的问题。为了更广泛听取读者的批评意见，《新华日报》曾经在报纸上发表社论恳请读者批评。1942年5月23日就发表重要社论《敬告本报读者——请予本报以全面的批评》，诚恳表示：要“倾听各党友人、各界先进和广大读者的批评”[125]以改进报纸工作。（三）切实反映群众呼声《新华日报》一直坚持“人民的报纸”的办报方针，还发过一篇《人民的报纸》的社论，说“一定要继续不断的进步，真正成为属于[126]人民，为了人民的报纸。”《新华日报》切实反映群众的呼声，国统区的人民群众都亲切地称《新华日报》为“我们的报纸”。一位苦力曾这样自豪地说：“《新华日报》替工人说话，谁要欺侮工人，咯[127]老子就在《新华日报》登他一报，评价道理。”（四）坦诚自身不足勇于改进工作

在创刊三周年社论中，《新华日报》同人“深深惭愧”，“我们未能充分表达自己的立场。我们未能‘果敢地尽其报急的警钟的功用’[128]（《本报发刊词》）。我们未能满足读者对本报的希望和要求。”在1943年《记者节谈记者作风》的社论中，《新华日报》也承认“讲到[129]直笔，讲到忠于真理，忠于人民，就未免有些汗颜。”在1947年的《读者意见总结》中，“前言”之后紧接着的内容就是“自我检讨”，承认“《新华日报》的缺点，就在于它还和实际与群众联系不足，还没建立充分的群众观点”；“《新华日报》的缺点，不在它歌颂光明太过分而在它歌颂不足，不在它暴露黑暗太过分而在它暴露不足，还没[130]有做到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人来和法西斯反动集团斗争。”可以说，重庆《新华日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是值得今天的广大媒体组织特别是党报学习的。

四、《人民日报》群众工作经验

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的《人民日报》，1948年6月15日创刊于河北省平山县，初为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1949年8月1日，在北平改组成中共中央机关报。在60余年的风雨历程中，《人民日报》积累了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对其他党报的群众工作起到了良好的带头示范作用。具体而言，《人民日报》群众工作的成功经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一贯重视职责完善职能强化

在党报群众工作普遍比较低迷的情况下，《人民日报》群众工作职能不但没有弱化，反而得到加强。

第一，日常工作井井有条。与一些党报群众工作部门设置经常变化，相关职能经常调整不同的是，《人民日报》群众工作保持了良好的稳定性。群众工作部是《人民日报》联系广大读者、联系人民群众的一个窗口，该部门自1950年成立以来，就一直是报社的重要采编部门。群众工作部的主要职能有这样几项：一是接待群众来访。就是每天有一些读者和人民群众来《人民日报》上访，群工部要接待、处理。来人、来访、来电，群工部都有专人负责接待。群工部目前在《人民日报》南门设有读者接待室，每天有两个同志在上午接待。同时群工部还开通了热线传真：010－65368744，增设了电子邮箱：dzlx@peopledaily.com.cn，另外读者还可以通过手机短信等方式联系。二是处理读者和群众给《人民日报》写的一些信件或者反映的问题和建议、要求，同时还有一些给《人民日报》的投稿。三是承担《人民日报》的版面编辑工作。群工部现在有读者来信版、观察版，还有一个《读者来信内参》，对群众反映的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通过内参的形式报到中央或者有关部门，以促进问题的解决。四是舆论监督工作。除了在部门负责的《读者来信》版上刊登以外，群工部还要给[131]《人民日报》五版视点新闻的监督栏目提供稿件。

第二，发稿版面保证，发稿渠道多样。与一些党报群工新闻发稿版面不固定，经常因广告、重要策划等原因冲抵、占用群工新闻发稿版面不同的是，《人民日报》不仅充分保证了群工新闻的发稿版面，而且发稿渠道多样。《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最初为一个专栏，从1952年起，就把专栏扩大成专版，一直保持至今。目前的“读者来信”专版为每周四第11版，是群工部的主要发稿版面。此外，群工部还可以向其他版面的一些栏目发稿。1998年10月，《人民日报》在要闻版推出“社会观察”专栏，该栏目见报版面为每周四第4版，以刊登批评性稿件为主。2003年，在新推出的视点新闻版辟出“热点解读”栏目，以很大比重进行舆论监督，抢占舆论制高点。“社会观察”和“热点解读”也是群工部重要的发稿渠道。除公开见报稿件外，《读者来信内参》也是群工部的重要发稿渠道。以2003年为例，当年就发了《内参》329期，据不完全统计，中央领导批示的就有73期。

第三，注重读者来信价值的多重发掘，读者来信稿件公开见报比例高。与不少党报群众来信数量少，处理不及时，通讯员稿件见报难不同的是，《人民日报》则非常重视对读者来信的采用。《人民日报》每天处理读者来信200件左右，这些信件有反映问题的，包括自己的一些亲身遭遇，还有一些建议、要求，还有一些是稿件。稿件就直接给编辑部相关部门。对于涉及到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如说自己遇到什么困难、现在有什么要求，群工部通常采取以下几种方式处理：第一，把信转到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的主管部门。第二，从中选一些问题比较严重、需要向上级领导报告的信件，编成《读者来信内参》，报到中央。第三，从来信来稿中选择一部分稿件和信件，刊登到“读者来信版”和“社会观察版”。第四，从来信中选一些有新闻价值和典型性的，老百姓比较关注的，而又能够做调查的信件作为线索，派记者下去调查，然后把调查形成的稿件在《人民日报》刊登。读者来信成为《人民日报》“读者来信”专版的主要稿源。以2003年为例，当年读者来信版共出版48块，刊登稿件453篇，其中读者来稿360多篇，占稿件总数的80％以上。其中揭露性栏目：“监督哨”栏目刊登读者来信47篇，“观察台”栏目刊登14篇；言论类栏目：“读者论坛”共刊登读者撰写的言论稿件39篇，“街谈巷议”刊登11篇；呼吁建议类栏目：“建议与要求”共刊登读者来稿25篇，“呼吁”刊登读者来稿19篇；图片栏目：“耳闻目睹”共刊读者来稿45张[132]（组）。2005年，读者来信版共编发41期，刊登来信650篇，平均[133]每期超过15篇。贴近读者，已成为《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版的突出特点。

第四，报网互动的尝试。当互联网渐次覆盖我们的生活之时，《人民日报》极为敏锐地抢抓先机，于1995年9月在全国报纸家族中率先将《人民日报》搬上互联网。199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网络版正式诞生（2000年更名为人民网），很快就体现出令人惊异的优势——信息量大、权威性高、调阅速度快。在这种背景下，《人民日报》也就率先在全国党报中通过网络来传播群众工作。目前，人民网主页上有《人民日报》“读者来信”专版的超文本链接（http：//society.people.com.cn/GB/79855/index.html），里面有读者来信版的电子邮箱、联系电话等联系方式，也有“读者来信”图形版的链接及查询。应该说，《人民日报》群众工作的报网互动还不充分，还停留在通过网络展示群众工作版面的阶段。相比之下，人民网的群众工作栏目“人民热线”的内容要丰富得多。如果两者能够更好地互动和融合，对搞好党报群众工作或许更好。（二）舆论监督特色鲜明策略巧妙

在党报舆论监督普遍比较难的情况下，《人民日报》的舆论监督则办出了自己的特色，体现了自身的优势，起到社会瞭望哨的功能。1953年1月23日一版社论《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道出了《人民日报》舆论监督的底气与力量。半个多世纪以后，2004年2月18日，在同样的版面，又一篇社论《从严治党的重大举措》，再次发出掷地有声的承诺：“在党内形成积极倡导监督、大胆实施监督、热情支持和保护监督的浓厚氛围。要把强化党组织的监督、党的专门机关的监督与加强党员的民主监督、舆论监督以及党外监督结合起来，形成监督合力。”《人民日报》的舆论监督有自己的特色：其一，以新闻评论作为舆论监督利器。《人民日报》重要评论从事舆论监督，常常不拘泥于一地一事，而就现实存在的突出问题或现象，进行理性的剖析与观念的纠偏，发人深省，甚至引发一些全国性的深层次变革或对全局性的工作有积极的推动。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的帷幕徐徐拉开，《人民日报》的一系列社论、本报评论员文章、特约评论员文章，振臂一呼，析事明理，直指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重重阻力。还有一些“短平快”的评论，随时随地进行舆论监督。始于1980年的“今日谈”，高居头版，区区三四百字，遴选“小事细故”，抨击时弊，往往一针见血。其二，抓住集中反映时弊的典型事件，一追到底，促进事态向积极方面转化。1980年，曝光山西省昔阳县“西水东调”成劳民伤财水害工程，矛头直指某些领导干部的“封建家长式统治”，引发全国震动。1992年，《人民日报》发起“中国质量万里行”系列报道，引发对产品质量问题的全国性反思。2001年，《人民日报》记者揭露南丹特大矿难，使严重瞒报灾难的责任人受到严肃查处，直接促进了国家安全生产法的立法进程。《“水洗文物”背后——曲阜“三孔”文物受损的报道和思考》、《阜阳：患儿仍服伪劣奶粉》、《“黑砖窑事件”追问基层政府》……一篇篇舆论监督报道，奋力鞭挞假丑恶，让我们的社会肌体更加健康。其三，推出专栏、专版，加大舆论监督力度。新世纪以来，《人民日报》舆论监督氛围更趋浓厚。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出现了以舆论监督为重点的名牌栏目及相对固定的版面。1998年10月，《人民日报》在要闻版推出“社会观察”专栏，以刊登《人民日报》记者采写的批评性稿件为主。仅2001年前半年就推出15篇文字82幅图片，其中批评性稿件占60％以上。2003年，在新推出的视点新闻版辟出“热点解读”栏目，以很大比重进行舆论监督，抢占舆论制高点。对群众普遍关注的“北京烟花爆竹禁改限”、“圆明园湖底铺防渗膜”、“牙防组认证事件”、“小产权房”等社会热点事件的报道，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2005年新辟栏目“人民时评”，突出评论时效，突出舆论监督，对重大新闻事件及时发言，如对“华南虎照”、“西丰刑拘记者”等事件的及时评点，视野开阔，主题厚重，立意新颖，评说到位，成为引导社会热点、承担社会责任[134]的媒体窗口。《人民日报》舆论监督之所以成效显著、特色鲜明，这与其重视舆论监督策略是密不可分的。群众工作部主任吕明军在谈到《人民日报》舆论监督策略时归纳了几点：第一，抓重大的题材，把重点放在事关党的方针政策、廉政建设、人民群众关心的一些问题上。也就是说首先要领导关注、老百姓关心又符合现在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同时还有一条，就是《人民日报》能够做的。所以，要把新闻性、典型性和可操作性结合起来。第二，筛繁就简，直取要害。因为好多问题是复杂的，在复杂的问题中就要筛繁就简，找出其中的要害问题，而且是能够调查和取证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披露又对整个问题的解决起到揭盖的作用，所以就需要筛繁就简，一般情况下不会就一个问题从头到尾或者有一个漫长的调查，因为新闻记者就是一个记者，他/她不是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没有强制性的权力，只能通过自己的智慧，通过自己的正义，通过自己对工作的热情来解决一些问题。所以，这就需要我们有一些策略，有一些方法。另外，要集中火力、见好就收。第三，要抓新闻事实，不要在陈年旧账中周旋。因为很多读者来信反映的问题都是多年、长期、复杂的问题，如果是很好解决的问题，就在当地解决了，就因为一些媒体和政府解决不了，才到《人民日报》来，这样问题就更加复杂了。所以，在复杂问题上，就要抓新闻事实，而不能在陈年旧账上周旋。另外，还要有效突破。第四，还要把握时机。把握时机很重要，我们所强调的舆论监督很重要的是重在结果，而这个重在结果与力度、与频率、与时机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就是说有些报道实际上做得很好，但是发表的时机如果选择不好的话，它可能不能达到预期的影响，如果一个舆论监督的稿件做得比较好，发表的时机把握得也好，它的效果就会更好，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五，有的时候要充分利用一些当地的知情人。过去说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但是至少你到外地采访，当地人人熟、地熟、事熟，他提供的各种信息有利于调查。另一个情况就是一般要抓事件性，事件性虽然主要是以事为主，但是事和人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事件性当中就必然出现事，也必然联系到人，虽然有的时候是对事不对人，但是事必然是人做的，说到事就必然说到人，而人又是比较复杂的。所以，有的时候说到一些批评报道，事和人掺杂在一起，就有跌宕起伏的感觉。最后一点，重点抓批评报道的反馈。通过来信报道，几乎每期都会在右上角有个反馈的栏目，就是把各地的反馈意见及时地登出去。只有这样，舆论监督才能够在有[135]些小环境不太好的情况下达到预想的效果。（三）组织领导全国党报群众工作

除带头示范作用外，《人民日报》还对全国各级党报群众工作起到了组织领导作用。这一作用是通过《人民日报》群众工作部牵头的全国省级党报群众工作记者协会来体现的。

1992年，由《人民日报》群众工作部牵头的全国党报群众工作协会成立。1995年，该协会正式成为全国记协的一个二级协会，全称叫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党报群众工作分会，《人民日报》是会长单位。目前，该协会下辖三个党报群众工作分协会，即全国省级党报群众工作协会、全国城市党报群众工作协会、中国地市报群工研究会。全国省级党报群众工作协会成立于1992年，会员包括省级党报和部分副省级城市党报，除个别省级党报外，经常参会的会员党报有30余家。全国城市党报群众工作协会成立于1984年，经常参会的会员党报有20余家。中国地市报群工研究会成立于1991年，现拥有156家会员报社，是三个党报群工协会中会员单位最多的一家。

每个党报群众工作协会每年都要举办年会。截至2008年底，全国省级党报群众工作年会已举办了16次，原定《甘肃日报》承办的第17次年会因2008年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等因素取消；全国城市党报群众工作年会已举办了24次；中国地市报群工研究会年会已举办了17次。每次党报群众工作年会都有《人民日报》群众工作部的领导出席，会议主要议题有评选全国党报群众工作好新闻、优秀论文、优秀群工干部，交流党报群众工作经验，探讨党报群众工作存在的问题等。应该说，通过各层面的党报群众工作年会，把全国党报群众工作战线的领导和编辑记者有机地联系到一起，为搞好党报群众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三章 党报群众工作历史经验的现实意义

通过前文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还是中国共产历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党报群众工作，而且在报刊实践和领导工作中都积累了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新闻群众观已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内容。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新闻群众观的指导下，许多党报在群众工作方面作了自身的贡献。党报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不仅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路线，与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群众工作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实践证明，群众工作搞得好，对其他各项工作都有促进作用，而且群众工作本身就与其他各项工作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党报作为各级党委的机关报，理应传承历史经验，不懈开拓创新，在群众工作中扮演重要角色。

一、党报群众工作历史经验的现实延伸

我们说党报群众工作历史经验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那么，哪些历史经验有现实意义？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呢？这里，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一）党报群众工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马克思把表达人民思想和感情的人民报刊称为“真正的报刊”，列宁认为如果社会民主党机关报没有工人写稿和反映工人生活的材料就“一文不值”，毛泽东把争取群众为目的的宣传工作当成“红军第一重大工作”，刘少奇把党报当作党同群众联系的千座桥万条线中“主要的一个”，邓小平把“联系群众”作为办好党报党刊的三个必要条件之一，江泽民认为党报工作说到底就是群众工作。可见，党报群众工作在党的工作和党报工作中是何等重要。

在本课题引论部分，我们从党报群众工作与和谐社会构建、党报群众工作与民主政治建设、党报群众工作与国际舆论斗争、党报群众工作与新兴媒体传播、党报群众工作与党报发展转型等方面，论述了当前搞好党报群众工作的重要意义。

而这种理论上的重要性，同时也具有现实紧迫性。想想看，如果现实社会中一些不和谐因素不能通过有效的群众工作得到化解和消除，就有可能越来越严重，不仅破坏社会稳定，而且直接影响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而作为党报群众工作重要内容的舆论监督又是一种重要的监督手段。如果以党报为主体的新闻舆论监督乏力，就不利于形成监督合力产生监督实效，会影响民主政治建设的全面推进和政治文明目标的最终实现。由于意识形态差异和国家利益区别，国外反华势力挑起的国际舆论斗争从未停息，如果作为社会主义新闻舆论宣传主渠道、主阵地和主力军的各级党报在国际舆论斗争中不能对错误舆论进行有效澄清，并对人民群众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那么错误舆论就有可能损毁我们党、政府和国家的良好形象。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势头强劲，新媒体传播大量夹杂着人际传播，速度快捷和即时互动等优势又加大了舆论引导的难度，一旦出现舆论导向偏差就会影响十分恶劣。如果作为传统媒体的党报无视新媒体的存在，不重视新媒体平台的运用和新媒体传播舆论的引导，就不算是尽职尽责。不能把党报完全推向市场，也不能让党报完全脱离市场，面向市场是党报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作为自选动作新闻宣传的群众工作，特别是舆论监督，又是党报面向市场的拳头产品。在时政新闻等规定动作新闻宣传自主创新难度加大的情况下，如果党报群众工作搞不好，就不能实现党报发展的成功转型。

因此，搞好党报群众工作是党报发展的重要议程，是当务之急。（二）通讯员队伍建设与信息触角延伸

通讯员是党报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力量，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期间就广泛建立通讯员网，并加强通讯员的培训；恩格斯曾多次指示《工人报》“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建立“自己的通讯员网”；列宁就选拔通讯员的范围、通讯员的培养、通讯员和编辑部的关系、对通讯员的管理、通讯员来稿处理、通讯员的报酬、通讯员的职责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论述；邓小平要求党委和政府要“全力支持通讯员写批评稿”。实际上，加强通讯员队伍建设已成为党报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具体而言，党报在通讯员队伍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注重通讯员的广泛性和代表性。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在国内外几十个城市都设有固定通讯员，而在莱茵省的通讯员网络几乎遍布所有城镇，这些通讯员除了共产主义同盟的盟员和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之外，更有广大的普通工人群众。列宁主张让广大工人群众给报刊写稿，他从优秀工人中发展通讯员，要求“有5个负责领导和经常写作的著作家，就需要500个、5000个非著作家撰稿人”，可见通讯员的范围如何之广。中共中央曾多次发文就通讯员数量问题作出决定，1939年3月就《新中华报》通讯网问题，要求延安党、政、军、民、学各机关“机关人员在30人以内者，指定一个通讯员，在50人以内者，指定两个通讯员，在60至100人以上者指定三个至五个通讯员，学校以队或班为单位，按每班每队人数之多少，指定两个至五个通讯员等。”中共早期报刊也重视广泛吸收通讯员，《红星报》编辑部只有三五人，却拥有一支500多人的通讯员队伍。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1月边区通讯员近2000人，其中工农通讯员占1100多人。《人民日报》1952年5月统计，该报通讯员队伍的构成状况是：工人占6.7%，农民占1.3%，士兵占4.7%，知识分子4.8%，干部和机关工[136]作人员占82.5%。

二是多渠道开展对通讯员的培训。马克思通过书信、旅行会见、参加会议等渠道，对通讯员进行指导。列宁通过大量修改并刊发通讯员的稿件，来对通讯员进行指导。《上海报》给通讯员发《采访须知》，对于什么是新闻、本报需要什么新闻、采访需要做哪些准备、怎样采访突发事件、怎样记叙、怎样处理新闻材料等，作了详细的解释。《红色中华》设有通讯部，负责联系通讯员，并在报纸上开设《写给通讯员》、《通信生活》等专栏，对通讯员进行业务指导。延安《解放日报》通过特派记者培训通讯员，做工农兵稿件的“理发员”。《人民日报》编辑出版了内部刊物《人民日报通讯》，作为培养通讯员的园地。

三是保障通讯员发稿渠道的畅通。可以说，稿件见报是对通讯员积极性的最大奖励。列宁主张编辑部要认真对待通讯员来稿，未采用的稿件要退还，稿件修改要征求通讯员的意见，他主办的报纸上，三分之一以上的文章是通讯员写的。中国早期报刊专门开辟专栏刊登通讯员来稿，如《红星报》的“通讯员”、《布尔塞维克》的“读者之声”、《红色中华》的“读者通讯”、延安《解放日报》的“来稿摘辑”、“大众习作”、“读者往来”等。

四是为通讯员正常开展工作排除干扰。为了能够了解真实情况，列宁要求各级党组织让通讯员直接同编辑部通讯；他要求党的地方组织不得干预通讯员与报刊编辑部的直接联系和所形成的特殊关系，特别指出“不要让通信工作只是由委员会和只是由秘书掌管”；通讯员所在的党组织（这是指没有取得政权前）和所工作的单位（这是指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干预通讯员与报刊编辑部通信，逐渐形成传统。邓小平主张：“领导上，党委和政府，要全力支持通讯员写批评稿。”有了组织保障，通讯员开展工作就更顺利了。

五是通讯员的报酬给付。列宁主张通讯员写稿都应该得到一定的报酬，否则报社就会失去通讯员；编辑部应及时地而不是拖延地付给通讯员报酬；为了吸引通讯员来稿，他还主张提高稿费标准。虽然稿酬对调动通讯员的积极性很重要，但遗憾的是列宁之后很少有人论述这一问题，党报群众工作中也很少谈及这一问题。其实，不仅仅是稿酬，通讯员为报刊社做的一切工作都应该得到相应的报酬，因为报酬本身就是对通讯员工作的一种肯定。

对比党报通讯员队伍建设的历史经验，我们发现当前党报在这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有的报社撤销了通联部，放松了对通讯员的联系和培养；有的报社削减了通讯员发稿的版面，通讯员稿件很难见报；有的报社记者随意在通讯员稿件前面加上自己的名字，或者据为己有，严重挫伤了通讯员的积极性；有的报社刊登一个“人力有限，未采用来稿恕不退还”的启事，就把大量来稿扔进废纸篓；有的报社对通讯员稿件既不寄送样报，也不发稿费等等。可以说，近年来通讯员工作的松懈，严重影响了党报群众工作的质量。当前党报群众工作的重要一环是尽快恢复和完善通讯员网络，由点到面，形成一支扎根基层、快速反应的业余报道队伍；规范通讯员的选拔、使用和管理，使通讯员成为不逊于“正规军”的重要力量；加强通讯员队伍的培训和指导，提高其业务能力和工作水平；确立通讯员采访条件、发稿渠道、相关待遇等方面的保障机制，激发通讯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三）机构专设人员专配与组织人力保障

专设的部门和专职的人员，是党报搞好群众工作的组织保障和人力保障。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里，没有提到这一点。毛泽东1950年在谈到处理群众来信时，专门指出：“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或秘书能够处理，则不要另设专人。”可以说，这一意见为党报设立专门的群众工作部，并配备专门的人员来搞群众工作有启示意义。

1950年新闻总署《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指出，要改变现有的妨碍联系实际的编辑采访通讯联络等项工作各自为政的状态，建立编辑部门统一集中的领导，并应按照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实行适当[137]的分组。按照这一要求，人民日报社和省、市委党报编辑部设立了以下各部（组）：国内政治、工商（或财经、工业）、农村、文[138]教、文艺、国际新闻、理论、群众工作等。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群众工作部正式成为各级党报的一个部门，群众工作得到了空前发展。1951年，《人民日报》通讯员由原来的200多人迅速发展到万人以上。《广州日报》1952年11月创刊号问世之前，就建立了一支通讯员队伍。1953年底，通讯员人数为2168人，以后大体维持在2000人左右。

可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一些党报为了市场化的需要，纷纷将群众工作部改名，有的叫社会新闻部，有的叫热线工作室，有的叫新闻热线。不管怎么叫，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单一的群众工作部没有了，传统的群众工作服务群众这一职能减弱了，而追求可读性的新闻价值关怀加强了。以《四川日报》为例，群众工作部在2000年4月撤销之后把舆论监督职能归并到了理论评论部，把通联职能归并到记者部；2002年5月部门调整时又将舆论监督职能归并到新成立的新闻专刊部，下设热线工作室；2003年11月报纸改版，又撤销新闻专刊部及下设的热线工作室，把舆论监督职能归并到新成立的社会新闻部；2006年报纸改版，又把舆论监督职能划归社会·体育部。这样几经周折，不仅群众工作方面的版面少了，而且群众工作的职能也削弱了。其实，一家报社群众工作职责像这样变化不定的还不少。看来，当前要加强党报群众工作，首先应该强化专设群众工作部和专职群众工作人员，为群众工作提供组织和人力保障。（四）读者来信处理与信息综合加工

读者来信是通讯手段不发达时期党报了解群众情况和读者对报刊发表看法的主要渠道，马克思对读者来信认真处理，尽可能给予发表或答复，还把其中的一些内容作为撰写报道和述评的素材；列宁除了自己花大量时间阅读和回复读者来信外，他还要求报刊社负责人分析读者来信，对读者来信的数量、读者来信中的新事物、新动向和存在的问题全面了解，并写出分析报告向上级领导汇报；毛泽东强调专门机构或专门人员处理读者来信；邓小平主张对读者来信进行“综合研究”，以“摸到社会的脉搏”。

根据1950年《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各报逐渐扩大了刊登读者来信的篇幅。一般报纸都设有读者来信版或专栏，一些报纸的副刊把读者来信作为主要内容，注意发掘来信中生动丰富的材料。许多报纸还把一些比较重要的读者来信突出地编发在一版或新闻版上。《人民日报》1952年起把《读者来信》专栏扩大为专版；1953年上半年，该报逐月在报纸上公布“读者来信来访处理情况”，详细列出每月读者来信来访的件数、人次以及来信刊用件数和其中内容的分类统计数字；还规定了处理读者来信的期限、催询处理结果的制度，要求对于每件来信来访都有答复；对于那些没被发表的大部分信稿也受到编辑部的重视，成为撰写言论、文章的依据和材料，甚至为党和政府[139]制定政策提供参考材料。

应该说，党报在处理读者来信方面已经规范化、制度化，很多成功经验值得继承和发扬，可是近年来一些党报在处理读者来信方面有所懈怠，具体表现为：来信登记制度缺位，信件从邮局到收发室之后，尚未登记就分发给各部门，或者一摞儿交给群众工作部门，接收信件的部门也通常不对来信进行登记；处理信件不及时，大量积压信件长期得不到处理；信件回复率低，对于不能采做新闻的信件读者很难收到回复；对于问题突出而又没法见报的信件，在向有关部门转发之后，往往是一转了之，并未催促处理；缺乏分析研究，注意了单封读者来信是否具有新闻价值的一次性效果，而对于阶段性读者来信中存在的问题缺乏分析研究，没有达到把握社会脉搏的目的。

随着现代通讯手段的多样化和大众化，传统读者来信的数量肯定会下降，而读者来电（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短信）肯定会大幅增加。处理读者来信中的“信”，将从简单的“信件”变成“信息”。当前要搞好党报的群众工作，必须重新审视读者来信的处理。对于读者来信中反映的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党报应该重点关注，必要时可以在版面上组织策划；对于群众反映的一般政策性问题，具有普遍意义的能见报的就见报，不能见报的要么及时回复群众，要么转有关部门并催促解决；对于通过媒体监督和协调有关部门不能解决的突出问题，可通过内参的形式向有关领导专题汇报；经常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撰写舆情报告，定期或不定期向领导和有关部门报告；大力拓展服务群众的网络渠道，实行报网互动，把报纸刊登不了又适合公开发表的稿件在网络上刊发，在论坛、记者博客、热线邮箱等开设记者答疑专栏。（五）群众办报艺术与构建参与平台

让群众参与到党报工作中来，是党报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列宁1904年就曾要求“所有社会民主党人都应该为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工作。我们要求所有的人，特别是工人，给我们写通信稿。”这可以看做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上关于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的最早论述。毛泽东1948年提出：“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是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

那么，党报如何更好地实现让群众参与办报办刊呢？

第一，党报工作者要摆正与群众的关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提高服务群众的水平。列宁经常深入工人群众，在同群众交朋友的过程中了解真实情况，还多次介绍基层群众到《消息报》、《真理报》工作。毛泽东主张党报工作者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群众中，跟群众交谈和做朋友；爱护群众，批评群众的缺点要站在群众的立场；向群众学习，既要学习群众的语言，又要把群众的经验综合起来再告诉群众变为群众的实践，每个人都要轮流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江泽民号召广大新闻工作者老老实实地向群众学习，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宝贵经验、丰富知识、生动语言。而今天的一些党报记者，整天待在办公室，目光锁定大都市，串稿、抄稿之风日盛，哪还谈得上深入群众。党报群众工作要搞好，需要广大记者扎根基层、扎根群众，到群众身边去了解群众、关心群众、帮助群众，把帮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作为自觉的价值追求。

第二，深入细致地研究群众，增强党报服务群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列宁主张从分析读者来信中了解群众生活的新鲜东西和重要问题，了解群众的情绪。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主张射箭看靶子，弹琴看对象。刘少奇要求对报纸的读者进行研究，弄清他们是些什么人，要求是什么。邓小平要求对读者来信综合研究，摸出社会的脉搏。江泽民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要求重视对社会舆论情况和群众思想情况的调查研究。早期的中共党报党刊也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劳动界》、《布尔塞维克》、《红色中华》等有专栏征求读者意见，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前夕的调查得出25种类型读者对报纸的看法，重庆《新华日报》通过读者调查发现实际情况与预计情况有较大出入。可是，近年来党报对群众的调查研究明显减少，甚至有家党报5年之内3次改版，就没有进行过一次读者调查，其主观性可见一斑。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出现了很多新变化，群众阶级阶层构成和分化呈现新特点，群众生产生活有各种新需求，这些都需要进行调查研究。党报要在对群众的调查研究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把群众工作落到实处。

第三，构建群众广泛参与党报工作的平台。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群众以写稿的方式参与党报工作；列宁除了发动群众写稿之外还把基层群众介绍到党报工作；毛泽东认为大家一起纠正错别字是群众参与报刊工作的一种好形式，他还主张吸收党外人士进报社编委会。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等早期中共党报，专门在报纸上开辟专栏欢迎读者批评。群众参与党报工作，关键是要反映群众的呼声，让群众的意见在报刊上有所反映。可是当前一些党报，领导活动、会议报道、公文材料占据大量篇幅，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很难见报；反映群众呼声的版面本来就少，还经常由于活动、广告等原因被占用。这种脱离群众的结果是群众疏远党报，不少党报市场发行打不开局面，自费订阅量严重下滑。各级党报应该在充分保障群众报道版面的基础上，深入挖掘群众报道内含，摒弃“唯上论”的错误观点，把新闻价值高、社会影响好的群众报道安排在重要版面和显著位置。此外，除了来信来电来访等渠道外，报社还应该开通网络、短信等新媒体平台，拓展群众办报的面。（六）善于总结经验与不懈创新理论

党报的群众工作，不仅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需要进行理论创新。列宁就非常善于总结经验，对党报的群众工作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苏联时期的党报工作者，也非常重视对群众工作的理论创新，[140]在《报纸编辑部的群众工作》一书中，葛烈勃涅夫等人分别就报纸编辑部的群众工作、报纸编辑部怎样处理劳动者来信、作者积极分子——报刊的柱石、工农通讯员问题、慎重对待劳动者的来信等问题进行论述。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在群众工作的理论创新方面也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解放日报》多次就群众工作发表社论，1942年4月1日《致读者》社论中确立了党报的四大特性，即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在同年8月25日《展开通讯员工作》的社论中，系统阐述了党报的通讯员队伍建设。《新华日报》在1947年1月的《读者意见总结》中，从四个方面系统阐述了党报的群众观点。应该说，这两家党报对群众工作的理论创新对其他党报群众工作的开展都有指导意义。

而近年来，我们对党报群众工作方面的理论创新是明显不足的。不要说至今没有这方面的研究专著，就是有关的论文也总量偏少。特别是报业面临新媒体等其他媒体种类激烈竞争的背景下，党报如何开展群众工作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这方面更需要理论支撑。

二、和平时期党报群众工作的理念创新

党报群众工作历史经验跟当时特殊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可如今，时代背景发生了变化，党报群众工作既不能无视历史经验，又不能照搬历史经验，应该在历史与现实的关联点上寻求理念创新。具体而言，和平时期党报群众工作理念创新可以遵循以下几个维度。（一）从在野党机关报到执政党机关报

从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28年革命战争岁月里，中共党报经历了从在野党机关报到执政党机关报的身份转换。而与这种身份转换相伴的是，党报办报环境的变化，以及由之而来的党报群众工作理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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