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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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试读：
序言
在宁静无知的山谷里，人们生活得很惬意。永恒的山脉向东西南北各个方向蜿蜒绵亘。知识的小溪顺着深邃破败的溪谷缓缓地淌过。它起源于往日的荒山。它消失在未来的沼泽。这条小溪不及江河那般波澜壮阔，可是对于需求微薄的村民而言，已经绰绰有余了。夜幕降临了，当村民们灌满木桶，饮完牲口之后，他们便称心如意地坐了下来，享受天伦之乐。人们把守旧的老人们搀扶出来，他们整个白天都在阴凉的角落里度过，对着一本神秘的古书苦思苦想。他们给儿孙们叨唠着稀奇古怪的字眼，然而孩子们却更热衷于玩耍从远方捎回的漂亮小石子。那些字句的含意时常模糊不清。可是，它们是一个已不为人知的部族于一千年前写下的，因而神圣且不可亵渎。在无知山谷里，古老的东西往往受到人们的尊重。谁要是否认祖先的智慧，谁便会遭受正人君子的冷落。因而，大家都相处得很和睦。恐惧总是和人们如影相随。假如不能得到园中果实中应得的份额，他们又该如何是好呢？夜里，人们在小镇的狭窄街巷内低声述说着情节模糊的往事，讲述那些敢于提出问题的男男女女。他们后来走了，从此不再回来。还有些人曾经试图攀登遮住太阳的悬崖峭壁。可是石崖脚下，白骨累累。时光荏苒，年复一年。在宁静无知的山谷里，人们生活得很惬意。在漆黑的夜里，一个人正在爬行。他手上的指甲已被磨破。他的脚上裹着破布，长途跋涉留下的鲜血被浸透在那块破布上。他摇摇晃晃地来到周边的一间草房门口，敲了敲门。一会儿，他便昏了过去。借着颤动的烛火，他被抬至一张吊床上。隔天早晨，全村的人都知道：“他回来了。”街坊们站在他的身边，摇着头。他们明白，这样的结局早已注定。对于那些敢于离开山脚的人来说，等待他们的是屈服和挫败。在村子的一个角落，老人们摇着头，低声论述着恶狠狠的言语。他们并非天生残忍，可律法毕竟是律法。他违背了老人们的意愿，罪无可恕。一旦他的伤治愈了，就必须接受审判。先知老人本想宽大为怀。他们从未忘记那个人母亲的那双奇异闪亮的双眸，也回想起三十年前他父亲在沙漠里失踪的悲剧。可是，律法毕竟是律法，不能不遵守。先知老人是它的执行者。他们把漫游者抬到集市区，大家毕恭毕敬地站在周围，鸦雀无声。由于饥渴，漫游者身体还很衰弱，老者让他坐下。他拒绝了。他们让他闭嘴。可他偏要说话。他转身背向老者，搜寻不久之前还同他志同道合的人。“听我说，”他恳求地说道，“听我说，都高兴起来吧！我才从山的那边过来，我的脚踏上了新奇的土地，我的手感觉到了别的民族的抚摸，我的双目看到了美妙的景观。“小的时候，我的世界仅仅是父亲的花园。“早在创世之初，花园四面八方的疆界就定下来了。“只要我问疆界那头的世界是怎样的，大家就不停地摇头，一片嘘声。但我非要寻根问底，所以我被他们带到这块岩石上，让我看那些竟敢蔑视上帝的人的嶙嶙白骨。“‘谎言！上帝喜爱勇敢的人！’我大声喊道。于是，老人们走过来，对我读他们的圣书。他们认为世间万物的命运都是上帝的旨意。山谷是我们的，由我们支配，野兽与花朵，果实和鱼虾，都是我们的，依照我们的旨意办事。可山是上帝的，对山那边的事物我们应毫无知晓，直至世界末日。“那是谎言。他们欺骗我，正如欺骗了你们一般。“山的那边有牧场，牧草一样肥沃，男男女女有相同的血肉，城市因一千年的细心雕琢而熠熠生辉。“我已找到一条通往更美好的家园的道路，我看到了更为幸福的生活的曙光。跟我走吧，我引领你们奔向那儿。上帝的微笑不单单在这儿，也在别的地方。”他停了下来，人群里发出恐怖的叫声。“亵渎，这是对上帝的亵渎。”老人们大声喊道，“给他罪行该有的惩罚吧！他已失去理智，居然嘲弄一千年前便定下来的律法。他罪该万死！”人们举起了沉甸甸的石头。这个漫游者被人们杀死了。他的尸体被大家扔到山崖脚下，用来警告胆敢怀疑祖先智慧的人，杀一儆百。过了不多久，一场特大干旱爆发了。潺潺的知识小溪干涸了，牲畜也干渴得死掉了，庄稼也因天干而在田野里枯萎，无知山谷里饥声一片。可是，先知老人们并未因此而灰心。他们预言，所有的一切都会转危为安的，那些圣书里最神圣的篇章是这样写的。何况，他们已很老了，只需一点点食物就可以了。冬天到了。村庄里人烟稀少，显得十分空荡。半数以上的人因为饥寒交迫已离开人世。山脉那边是活着的人唯一希望。可是律法说，“不可以！”必须遵守律法。某天夜里叛乱爆发了。绝望赋予那些因恐惧而逆来顺受的人们以勇气。先知老人们无力地抗争着。老人们被推到一边，他们抱怨自己的命运不公，咒骂孩子们的忘恩负义。然而，当最后一辆马车驶出村庄的时候，他们把车夫拦住了，强迫他带走他们。如此，一场投靠未知世界的旅程开始了。离那个漫游者回来的时间很多年了，因此要找到他开辟的道路不是很容易的。数以万计的人死了，踏着他们的尸骨，人们才找到第一座用石块堆砌而成的路标。以后，旅程中不再有那么多的磨难了。那位细心的先驱者已经在丛林与无际的荒野乱石中标记出了一条宽阔大道。它一步一步把大家引领到新家园的绿色牧场。大家相对无言。“到底他是对了，”大家说，“他是对的，先知老人错了。”“他说的是实话，守旧老人欺骗了我们……“他的尸体仍在山崖下腐败，然而先知老人却在我们的车里坐着，哼那些老掉牙的歌曲。“他把我们救了，我们反而杀了他。”“关于这件事我们确实很内疚，可是，倘若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的话，当然就……”随后，人们将马与牛的套具解下，赶牛羊到牧场，建起自己的家园，规划自己的土地。以后很长时间里，人们又开始生活得很幸福。几年之后，人们建造了新的一座大厦，把它作为智慧老人的住所，并打算将勇敢先驱者的遗骸埋在那里。一支肃静的队伍回到了现今荒废的山谷。可是，山脚下找不见他们寻找的东西，先驱者的遗骸荡然无存。遗骸早已被饥饿的豺狗拖进了自己的洞穴。他们将一小块石头放到先驱者足迹的尽头（现今那已经是一条广阔的大道），碑上刻有先驱者的名字，一个起初向未知世界的黑暗与恐怖作战的人的姓名，他指引大家走向新的自由。碑上还写着，这是那些来感恩的后代所建造的。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过去，也发生在如今，不过在以后（我们希望）这样的事不再发生。一、无知的暴虐
五二七年，弗雷维厄斯·阿尼西厄斯·查士丁尼成了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者。这样一个塞尔维亚的农夫，他觉得书本知识毫无用处。古雅典的哲学学派因他的命令被最后镇压下去。也正是他的命令，唯一一座埃及寺庙被关闭了，这座庙宇在信仰新基督教的僧人侵入尼罗河谷以后已有好几百年的香火了。这座寺庙坐落于一个名为菲莱的小岛上，邻近尼罗河的第一个大瀑布，从人类有记忆那个时候开始，这里就是朝拜爱西斯的圣地，不知是何原因，非洲、希腊以及罗马诸神早已惨淡地销声匿迹，单单这个女神还幸存。直至六世纪，这儿一直都是唯一理解神圣古老的象形文字的场所，寥寥几个教士继续从事着在别的地方早已被忘却的工作。如今，由于一个被称为“皇帝陛下”的文盲农夫的命令，庙宇和毗邻的学校被归纳为国家的财产，神像与塑像送到了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馆里，教士与象形字书法家被送进监牢。当其中的最后一人由于饥寒交迫死去后，有着悠久历史的象形文字工艺就成为了绝代失传的艺术。好可惜呀。倘若查士丁尼（这该死的家伙）稍微斩草除根，几名老象形文字专家被抢救到类似于“诺亚方舟”这样的地方，那历史学家的工作便会容易很多。我们即使能再拼凑出古怪的埃及词汇（这全都是商博良的天才的功劳），却依然无法理解他们传给后代的内在意义。在古社会的各民族中，这类事情有很多。蓄着怪异大胡子的巴比伦人留给我们一座座刻满宗教文字的造砖场，在他们曾经虔诚地大呼“将来有谁可以理解天国中上帝的规劝”时，他们的想法是怎样的呢？他们不停祈求圣灵的庇佑，试图解释圣灵的律法，圣灵的旨意被他们刻在最神圣的花岗岩石柱上，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些圣灵的？他们要么鼓励教士对天空进行研究，探索海洋和陆地，要么又变成残酷的刽子手，只要人们稍稍忽略了现今已被人遗忘的宗教礼仪，便会受到可怕的惩罚，这是为何？到目前我们都还没搞清楚。我们指派探险队去尼尼韦，在西奈的沙漠上发掘，解译的楔形文字书版长几英里。我们在美索不达尼亚与埃及的各个地方竭力寻找那把打开神秘的智慧宝库之门的钥匙。忽然，完全出于偶然，宝库的后门被我们找到了，它一直都开着，人们随时进去都可以。不过，这扇便利的小门并非坐落于阿卡达或孟菲斯周边。它在丛林的深处隐蔽着。异教徒寺庙的木柱差点完完全全遮挡了它。在寻找易于掠抢的对象时，我们的祖先接触过他们乐于称为“野蛮人”的人。那次相遇不是很愉快。那些可怜的人们误会了白人的用心，举着长矛与弓箭欢迎他们的到来。来访者却回敬给他们大口径短枪。从此以后，不带偏见、心平气和的思想交流变得相当困难。野蛮人往往被描写成崇尚鳄鱼与枯树的废物，肮脏且懒惰。对于他们来说，什么灾难都是罪有应得。直至十八世纪此种情况才有了转机。让·雅克·卢梭最先透过朦胧的伤心泪水察看世界。和他同时代的人被其思想打动，也不禁掏出手绢潸然泪下。愚昧的野蛮人是他们最爱谈的话题，他们觉得（即便他们从未见过野蛮人），野蛮人是环境的不幸牺牲品，是人类诸多美德的完美体现，人类的这些美德已被三千年的腐败文明制度剥夺得消失殆尽。现在，至少在特定的研究领域，我们了解得更周全了。研究原始人就像在研究比较高级的家禽一般，二者区别不大。总的来说，我们的努力可以得到收获。事实上野蛮人是我们在恶劣环境之下的自我体现，他们只不过没有得到上帝的感化而已。经过仔细研究野蛮人，我们开始对尼罗河谷和美索不达尼亚半岛的早期社会有所了解；对野蛮人深入的认识让我们管中窥豹，探究在最近五千年来人类形成的诸多奇怪的天性，而这些天性却埋藏于一层薄薄的习惯与礼仪的外壳之下。同野蛮人的邂逅并不能给我们的自豪感增光添色。不过这令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已摆脱掉的恶劣环境，对我们已经完成的许多业绩加以欣赏，这仅能让我们用新的勇气对待工作，倘若还要有别的，那就是更加宽容地对待落伍的异族兄弟们。这本书并非人类学手册。这是本奉献给宽容的书。可是宽容的命题是很大的。偏离主题的诱惑会很大，倘若我们离开大道，只有天知道将在哪里歇脚。既然这样，我还是用半页的篇幅，恰如其分地解释我所讲的宽容吧。语言是人类最具欺骗性的发明之一，全部的定义都很武断。因而无名小辈的学生应该拜读一本威性已经被大多数能看懂该书的人接受了的书籍。我所指的就是《大英百科全书》。该书第二十六卷一○五二页这样写“宽容（来源于拉丁文字tolerare）：允许别人有行动与判断的自由，对有别于自己或普遍的见地要耐心公正地包容”。可能还有别的定义，可是对于这本书的目的，我将用《大英百科全书》的话作为引线。既然我已经多少有了某个明确的方针，我还是从野蛮人身上告诉你从已有记载的最早期社会形态中我发现的怎样的宽容。人们一般觉得，原始社会十分简单，原始的语言仅仅是几声简单的咕噜，原始人拥有的自由是在社会变得“复杂”之后才失去的。最近五十年，在中非、北极地区以及波里尼西亚，探险家、传教士和医生进行调查，得出了恰恰相反的结论。原始社会相当复杂，原始语言的变格和时态比俄语和阿拉伯语还要多得多，原始人不但是现实的奴隶，同样是过去和未来的奴隶；总而言之，他们是凄凉悲惨的生灵，伴随着恐惧而生，在战栗中死去。通常人们对野蛮人的想象是一群红肤色的人悠闲地在大草原里漫步，追寻野牛及战利品，而我所叙述的却好像和这种想象相差甚远，可是这与事实更贴近。事情为何会是另外的样子呢？我读了很多介绍奇迹的书籍。然而它们缺少某种奇迹：人类能够生存的奇迹。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哺乳动物竟然防御细菌、柱牙象、冰霜和燥热的侵袭，最终主宰万物，他们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在这儿我就不多说了。但是能够肯定一点，这并非一个人所能独自完成的。那时的人为了成功，必须把自己的个性融入复杂的部落生活中去。至高无上的求生欲望是统治原始社会的唯一信条。这无疑困难重重。因而一切其他欲望都必须服从于最高要求——存活下去。个人的利益相对于集体来说无足轻重。部落是遨游的堡垒，它自成一体，凭借群力，为自己获得利益。只有对外来一切的东西进行排斥，才能获得安全。但是问题并非我刚才说的那么简单，对于有形的世界我的话可能很适用，可是在人类发展的初期阶段，有形的世界相较于无形的世界来说，简直微不足道。要想充分理解，我们应该记往，原始人与我们大不一样。他们无法理解因果法则。要是我坐在有毒的常青藤上，我就会指责自己的大意，让人去请医生，并叫我的孩子把那些东西赶快弄走。辨明因果的理解能力告诉我，有毒的常青藤会引发皮疹，医生会给我开止痒的药，清走毒藤能够避免痛苦的事情再次发生。真正的野蛮人的反应却迥然相异。他没法把皮疹同毒藤联系在一起。他生活的世界中，过去、现在以及将来都纠结在一起。死去的首领成为了上帝，死去的邻居成为了精灵，依旧是家族中看不见的成员，寸步不离地陪着活着的人。他们和死人依然同吃同睡，一起看守大门。是设法同他们亲近还是博取他们的友情？这样的问题是活着的人应考虑的，要不然便会马上遭受惩罚。因为活人没法知道如何取悦精灵，所以总是怕上帝报复自己将不幸降临在自己头上。所以，他没有把异常事情归因于起先的原因，而是归因于看不见的精灵的干涉。当他发现臂上起皮疹时，不会说：“该死的毒藤！”而是小声嘀咕：“我把上帝得罪了，他来惩罚我。”他去找医生，并非去讨要消藤毒的膏药，而是要一张符咒，还要比愤怒的上帝（不是毒藤）扔给他的那张符咒灵验百倍才可以。至于引起他遭罪的毒藤他却毫不理睬，照样让它像往常一般生长。倘若恰好有个白人带来一桶煤油把毒藤烧了，他还会骂他没事找事。所以，在一个社会里，要是所有的事情都归结于由看不见的生灵所控制的，那么这个社会要维持下去，就不得不完全服从能让上帝怒火平息的律法了。依据野蛮人的说法，律法的确是存在的。祖先制定了律法，把它传授下去，他最神圣的职责便是让它原封不动、完好无损地传递给下一代子孙。在我们看来这肯定荒诞无稽，我们确信的是进步、发展以及持续不断的改进。可是，“进步”是近年来才形成的概念，然而低级社会形态的特点却是，人们觉得现状已经很好了，不需要再进行什么改进，原因在于对于别的世界他们一无所知。假如上面所讲的都是真的，那如何才可以防御律法和既定的社会形式有所更变呢？答案非常简单。就是立即给拒不把公共条例当成是上天旨意具体体现的那些人以惩罚，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依赖僵化的专横制度。要是我因此说野蛮人在人类中最不宽容，这也并非侮辱他们，因为我还要补充一句，在他们生存的那个氛围里，专横跋扈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倘若他们执意容忍，作为保护他们人身安全、头脑单纯以及部落生活的许多律条遭人践踏，便会有无妄之灾，这样的罪过可是最大的。可是（这个问题值得提问），极少数人又是如何保护一整套靠口口相传的法律的呢？现如今我们有数以万计的警察，成千上万的军队，可依然感觉到连推行一些普通法律的困难都挺大。答案同样非常简单。野蛮人相对于我们聪明得多，他们精明地计算出了依靠武力无法推行的东西。他们发明了“忌讳”（塔布）的观念。可能“发明”这个词和文意有些不符，此类东西极少是一时灵感的产物。它们是日积月累与实践的结果。无论如何，非洲和波里尼西亚的野蛮人提出了“忌讳”这个概念，因此省了不少麻烦。“忌讳”这个词起源地是澳大利亚。我们多少都明白它的含义。现今的世界里忌讳随处可见，即不可以做的事或不能说的话，比方说在吃饭时谈论之前刚做完的一次手术或是将小勺放在咖啡杯里不拿出来。可是我们的忌讳意义都不大，仅仅是一些礼节，对生活的幸福毫无影响。对于原始人来说，忌讳就很是重要了。它表明着超脱于这个世界的人或无生命的物体，（用希伯莱语）是“神圣”的东西，人们一定不会冒着马上死去的痛苦或经受永久性的磨难作为代价谈论或涉及。对于竟敢违背祖先意志的人能够大声辱骂，并不值得人怜惜。到底是教士发明的忌讳，还是为了维护忌讳才有了教士，这个问题尚待解决，因为传统较之宗教更加源远流长，所以早在男巫师与女巫婆问世之前忌讳就存在了的可能性很大。然而巫师在世上一露面，便作为忌讳观念的顽固支持者，巧妙地大肆盗用此种概念，忌讳便成为史前的“禁物”象征物了。我们第一次耳闻巴比伦与埃及的名字的时候，禁忌还处于分量很重的发展时期。原始粗糙的忌讳和后来在新西兰发现的有很大的区别，是带有“汝不能……”这种字眼的戒律。它们是约束人类行为最为严肃且不可变更的行为准绳，正如我们熟知的基督教“十诫”中的第六条一般。不用说，在早期的那些国度的历史中，宽容的概念人们毫不知晓。我们有时把无知引起的漠不关心误以为是宽容。我们从未发现国王与教士会有一丝诚意（即便是不足挂齿的）赞同别人履行“行动或判断的自由”，或是“对有别于自己或普遍都认可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可现如今这已成为我们社会的理想。这样说来，本书的兴趣并非是研究史前的历史，或是研究按通常所讲的“古代历史”。为宽容所作的斗争直至个性发现之后才开始。在现今最伟大的新发现里，个性发现的荣誉非希腊人莫属。二、希腊人
在地中海的一个无人问津的角落，有一个很小的岩石半岛，在近两个世纪里它为现今世界的生活打下了完整的基础，这其中包括政治、文学、戏剧、雕塑、化学、物理（上帝晓得还有什么），这所有的一切是如何实现的呢？多少世纪以来，大家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在哲学家们的一生里也多少要花费一些时间来找寻答案。盛气逼人的历史学家同化学、物理、天文以及医学上的专家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往往以某种居心不良的蔑视态度看待所有想发现“历史规律”的努力。在研究蝌蚪、细菌以及流星时的可行的办法，在研究人类领域中却完全没有用武之地。可能是我错了，不过我觉得这种法则仍旧存在。目前我们的收获甚微，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过，我们下的功夫还不够。我们总是忙着积累事实，却腾不出时间把它们煮一煮，让它们溶解、升华，然后从中淬炼出凤毛麟角的智慧结晶，或许对于我们这类特殊的哺乳动物，这些智慧还真有点价值。涉足这个新的研究领域，难免有点诚惶诚恐。这儿我借用科学家的一段名言，献上下面的历史定律。依据现代科学家的最新成果，当全部物理与化学的成分都到达形成第一个细胞的理想比例的时候，生命（有别于无生物的有生物）就出现了。将上面这段话翻译为历史学的概念，便是：“只有一切种族、气候、经济以及政治因素达到或接近于某种理想比例的时候，高级形式文明才会突发其然地、看似自动地产生。”我将举几个反面事例来详尽论述这样的观点。当智商还处在穴居人水平的种族是没法繁荣昌盛的，就算在天堂里也不会。倘若是出生在爱斯基摩人的圆顶冰屋里，从早到晚就是盯着冰上的捕海豹洞，这样伦勃朗就画不出图画，巴赫就没法谱出受难曲，伯拉克西特列斯也塑不出雕像来。假使达尔文必须在兰开夏郡的工厂中干活谋生，在生物学上他就不能作出贡献，要是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是一个自身难保的奴隶，居住在罗曼诺夫庄园的某个偏僻村庄里，那他也发明不了电话。埃及被誉为第一个高级文明的发祥地，那儿气候宜人，可土著居民的体质却不算健壮，进取心也不是很强，经济和政治条件也糟糕极了。巴比伦与阿西利亚同样是这样。已迁移到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的闪米特族却身材高大，精力旺盛，气候也没问题，可是政治与经济的环境依然差得很远。巴勒斯坦的气候无任何能够炫耀的地方，农业生产力落后，在横穿国土沟通亚洲与非洲的大道之外的地区，商业屈指可数。何况，巴勒斯坦的政治完全掌握在耶路撒冷神庙的教士手中，这当然不利于个人积极性的发展。腓尼基的气候倒是不错，并且身强体壮，经济条件也很好，不过，这个国家却经受了严重经济不平衡的悲剧。一小部分船主积聚了所有的财富，还创建了森严的商业垄断。如此一来，早期泰雅与西顿的政权成了大富豪们的囊中之物。穷苦百姓连起码的努力干活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他们变得非常冷淡、淡薄，后来，腓尼基重蹈迦太基的复辙，因为统治者的短浅目光与自私自利而化为乌有。不管怎么说，在早期所有的文明的中心，成功必要的因素往往欠缺。公元五世纪时在希腊终于产生了完美平衡的奇迹，它维持的时间十分短暂，并且奇怪的是，竟然连这也不是在本土发生的，而是发生在爱琴海彼岸的殖民地上。在另外一本书中我也描述了闻名的岛屿桥梁，它们将亚洲大陆与欧洲大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早在还没有文字记载的时期，埃及、巴比伦以及克里特商人就经由这些岛屿前往欧洲。他们的着陆不但通了商，而且还将亚洲的思想带到了欧洲，他们的足迹留在了小亚细亚西岸的一个名叫以沃尼亚的狭长地带上。当时离特洛伊战争还差几个世纪，希腊大陆的某些部落将这块长九十英里、宽仅数英里的疆域征服了，先后创建了殖民城市，其中最为闻名的是以弗所、福赛、艾丽斯莱以及米莱图斯。在这些城市附近，最终成功的条件以完美的比例臻于成熟，让文明发展到了很多后世的文明最多偶尔能够与之并驾齐驱，却从未超过它们的水平的地步。首先，殖民城市住着的是来自十多个民族的最活跃、最有上进心的人。其次，这儿拥有新旧世界间与欧亚大陆间彼此通商贸易所得的财富。再次，完全代表殖民主利益的政府给了广大自由者机会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我不提气候是有原因的，对于只经商的国家来说，气候的关系并不大。不管是下雨天还是晴天，船只一样能够建造，货物都能够装卸，只要没有冷得港口结冰，只要雨水没有淹没城镇，居民便不会对每天的天气预报产生兴趣。以沃尼亚的天气对知识阶层的发展还是相当有利的，在图书与图书馆问世以前，知识是凭借人们口口传承下来的，城里的水泵四周变成了最早期的社会活动的中心，而且是最原始的大学所在地。他们之中有记载的第一人——现今科学的真正创始人，是一个背景让人怀疑的人物。这并非是说他抢劫银行或是杀死家人，并因此而从毫不知名的地方逃往米莱图斯来。没有人知道他的祖先是哪一个，他到底是比奥夏人还是腓尼基人？（用学识渊博的人类学专家的话来说）是北欧游牧人还是闪米特人？这说明，在当时这样一个明麦安德尔山口的区区古城是一个具有多么显赫地位的世界的中心。它的人民来自五湖四海（正如现今的纽约一样），所以人们只从表面印象接受自己的邻居，从不太过深入地注意他的家底。这本书并非数学史与哲学手册，所以不必为阐明泰勒斯的思想而大动笔墨。只需提及一下，对新思想他倾向于采取宽容的态度。这样的风气曾在以沃尼亚风靡一时，当时罗马还仅仅是远方一条不知名的泥泞河边的小商镇，犹大人照样是阿西利亚人的俘虏，欧洲的北部和西部还是一片荒芜的贫瘠之地。为了弄清这样的发展成为可能的原因，我们必须了解自从希腊头目们渡过爱琴海、洗劫特洛伊城堡中的财富以来希腊所产生的变化，在当时那些远近驰名的英雄不过是最原始文明的产物，他们就像四肢太过发达的孩子，在他们眼中生命不过是一场漫长而且光荣的搏杀，里面充斥着刺激、搏斗、赛跑还有一切诸如此类的竞技，可假如我们现在的人不是为了面包与香蕉而不得不从事日常工作，倒也很愿意从事这样的活动。这些血气方刚的侠客对待他们信仰的神的态度坦率直白，如同是对待日常生活中一切严肃问题一般。在公元前十世纪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曾干预过希腊人的一切，不过他们都有着真真切切的人的形象，与地球上的人差异不大。地球上的人是何时何地、如何同他们的上帝背道而驰的，里面的详情从来都是个谜，一直没有人搞清楚过。然而，九霄云外的上帝对匍匐在地面的人民所拥有的情谊一直都没有间断过，总是带着亲切的个性色彩，它使得希腊宗教表现出了独有的魅力。得到过良好教育的孩子应该都会明白，宙斯是十分强大的统治者，留着长长的胡子，时不时狂暴地闹起闪电霹雳的时候，世界就像末日来临了一般。在摇篮里孩子们就听人家讲起有关神灵的故事，可当他们稍微长大一点，能自己读古老的传说时，就开始研究起那些可怕神灵的弱点。这时他们看到的神灵是在愉悦的家庭派对的灯光下出现的化装的人们——他们互相不厌其烦地恶作剧，参与平凡人们的政治讨论，因为各支持一方而彼此激烈争吵，所以，每次希腊尘世发生争论，一场轩然大波便在天国诸神之间展开。不过，宙斯即便有人类的弱点，可仍旧是十分伟大的上帝与强大无比的统治者，安全起见，最好不要冒犯他。但是，他很“通情达理”，现在华盛顿议会中专门进行院外游说活动的说客们对这个词的含义知道得清清楚楚，宙斯也的确很通情达理，要是掌握的火候恰如其分，还能够疏通他。具有幽默感则是最主要的，他本人以及他的天国其实他看得不太重。可能这种评价对于宙斯来说并不是最好的，不过该点的好处却显而易见，古希腊一直都没有条例森严的教条，规定凡人应如何把真理和谬误区分开来。因为无现代概念中的“信条”和冷酷的教理以及凭借绞刑架推广教理的职业教士，全国上下都能够依照自己的好恶来修订宗教思想与天国的定义。居住在奥林匹斯山周边的塞萨利人对其可敬的邻居奥林匹斯诸神的崇拜程度，远不及居住在很远的拉科尼亚湾小村庄里的阿索庇人。雅典人误以为有守护神雅典娜的庇佑，就能够对她的父亲宙斯放肆，而住在离通商要道很远的山谷里的阿卡迪亚人的信仰却更为淳朴，以轻浮的态度对待宗教这样严肃的事情最让他们恼怒。福西斯的居民是以人们对德尔法的朝圣来谋生的，因而他们确信，阿波罗（这样一个在有利可图的地方接受朝拜的天神）是一切天神中最伟大的一个，那些不远千里而来的人们，但凡是口袋里还有一两个德拉克马，就应为阿波罗去进香。因为犹太人只信奉一个上帝，这令他们有别于其他民族，当时的犹太人聚在一个城市，势力日益扩大，最后一切与之匹敌的朝圣地都被他们击败了，这样一来，对宗教的垄断维持了近千年，否则让人们只信奉一个上帝没有可能。这种条件在希腊却不具备。雅典人与斯巴达人都希望他们的城市成为全希腊公认的首都，但都没有成功。他们的努力只引发了徒劳枉然的长年内战。有这么强个性的民族必定给独立思考精神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有时《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被称作是“希腊人的圣经”。然而它们同《圣经》八竿子打不着，仅仅是普通读物。从未跨进“圣书”的范畴。这两本书所讲的是英雄们叱咤风云的冒险经历，他们总被人们习惯的认作是当时希腊人的上一辈祖先。这两本书提及很多宗教知识，由于天神们都无一例外地同凡人的相互争夺中各支持一方，把正经事忘得一干二净，只是纵情地欣赏在自己领地上展开的亘古罕见的大博杀。希腊人从未考虑过荷马的著作是否是直接或间接地在米纳瓦与阿波罗的启示下才完成的。在文学史上荷马史诗是极具光辉的一页，长夜漫漫的冬日里，它是陪伴人们的良好读物，还能够增加孩子们的民族自豪感。这就是全部的全部。这座城市到处都弥漫着知识与精神自由的气息，散发着从来自五湖四海的船只上发出的呛人味道，还装点着华丽的东方绸缎，弥漫着饱食终日的人们的笑语欢颜，这儿是泰勒斯的诞生地，他在这里学习、工作，直至离开人世。假如他摸索出的结论有悖于其他人的见解，那么请记住，他的思想的影响很具有局限性，通常米莱图斯人都知道泰勒斯，正如纽约人往往对爱因斯坦的大名都早有耳闻一样。假使问纽约人爱因斯坦是谁，他会告诉你，爱因斯坦是蓄着长发、叼着烟斗、拉小提琴的家伙，他还写有一篇一个人从火车这端走到那端的故事，曾在一份星期日的报纸上刊登过。这个叼着烟斗、拉小提琴的怪人抓住了瞬间的真理之光，最后把六十个世纪以来形成的科学结论推翻了（至少是极大改变了）。然而，千百万懒散随和的纽约人并未重视过这点，仅仅在自己喜爱的击球手试图推翻万有引力的时候，才想到数学这门学科。一般古代历史教科书避开这个难题，只印上“米莱图斯的泰勒斯，现代科学奠基人”来搪塞敷衍。甚至我们能够想象到当时《米莱图斯报》上登出如此的大字标语：“当地毕业生发现了真正科学的秘密”。泰勒斯究竟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如何超越前人走过的旧路，独自开辟新道路的，我也不得而知，但是能够肯定一点，他并非生活在没有知识的真空世界中，他的智慧也并非凭空捏造出来的。在公元前七世纪，在探索许多新的科学领域，人们已经有大量数学、物理学以及天文学的资料，提供给学者作为参考。巴比伦的星球观察家已在探索天空了。通过精确的计算，埃及建筑师将两块重百万吨的花岗石放于金字塔内墓室的顶部。尼罗河谷的数学家们通过仔细研究太阳的运动，预计出旱季和雨季，给农民提供了日历，让农业劳动变得有规律可循。不过，给这些实际问题作答的人们，还是认为自然的力量是上帝意志的直接体现——季节、星球以及海潮都被上帝掌管着，正如总统内阁议员掌控着农业部、邮电部、财政部一般。泰勒斯对这种看法持反对意见。然而他同当时大部分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样，不愿参加公开场合的讨论。倘若海边的水果贩子遭遇日食时，被这可怕的景象吓得匍匐在地，嘴上叨念着宙斯的名字，那是他的事，泰勒斯不会去告诉他们说，只要是了解天体运行知识的小学生都会预计出公元前五八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会有日食发生，在几分钟内米莱图斯城会陷入相对的黑暗。在发生此次著名日食的下午，波斯人与利迪亚人在战场上展开了厮杀搏斗。大家觉得，光线不足是他们这次相互残杀停止的缘故。这是利迪亚诸神效仿前几年在阿迦隆山谷战役中发生的先例，开创了奇迹——使天国的光芒瞬时熄灭，好让受他们宠爱的一方能稳操胜券。对于这样的说法，泰勒斯是不会相信的。泰勒斯达到了如此般的境界（这便是他的伟大之所在），他敢于将所有自然现象看做受永恒法则的支配，是永恒意志的体现，并非人们所想象的天神随意支配的产物。他认为，就算那天下午仅有以弗所大街上的狗打架，或是哈利奇进行一次婚礼筵席，没有更重大的事发生，日食依然会发生。经过泰勒斯科学的观察，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产生了。万物的产生都被他归结于一条普通必然之法则，且作出了这样的推测（某种程度来说他的推测是对的）：世间万物之源都取决于水，水从四面八方把世界包围住，从创世纪之初就与世共存了。令人遗憾的是，泰勒斯的任何亲笔文稿都没有被遗留下来，也许他曾用文字表达过自己的思想（希腊人已从腓尼基人那学会了字母），可现今他的文稿荡然无存，对他的了解我们全都是从他同时代人的著作中提供的只言片语里获得的，如此才对泰勒斯的个人生活有一定的了解。泰勒斯的身份是商人，同地中海诸多角落的人都有过接触，还要提一下，大部分的早期哲学家都是商人，这也成为那个时候的一大特点。哲学家被看做是“智慧的恋人”。然而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是从不忽视的，即生灵之中蕴涵着生活的秘密。他们觉得，“为智慧而寻找智慧”的观点，就如同“为艺术而艺术”、“为食物而吃饭”的谬论一般，后患无穷。他们眼中，世界上存在着各种个性的人，好的、坏的以及不好不坏的，这是衡量一切生灵的最高标准。所以，在闲暇时他们耐心地钻研这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动物，并且依照人的真实面目去研究，不会按照先入为主的主观意识臆造从事。这可以使他们同其他人和平共处，从而极大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这相较于不厌其烦地说教、指点人们通往大千世界的捷径更为有效一些。他们很少用清规戒律限制人们的活动准则。不过，他们以身作则地向人们表明，倘若理解了自然力，灵魂深处必然会寄托着所有幸福的安宁。当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获取了身边人的好感之后，哲学家便能够有充分的自由去钻研、探索以及调查，甚至能够深入到只有上帝才可以干预的领域里去冒险。作为新福音的先驱者，泰勒斯为这项有益的事业将才华横溢的一生都奉献了出去。即便他对希腊人眼里的世界进行了深入地分解，分别考查了各个微细部分，并公开的对自古以来大部分人一直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提出质疑，但人们仍然允许他躺在床上寿终正寝。就算当时有人要求他对自已的异端邪说作出阐释，至今我们也无从查考。一经泰勒斯指明了道路，就出现了蜂拥而至的追随者。比方说阿那克萨哥拉，他三十六岁时从小亚细亚来到雅典，此后一直作为“诡辩家”，在希腊几座城市里还当过私人教师。他对天文学很有研究。在讲课时他指出，太阳并非大家普遍公认的是某名天神驾驭的一辆马车，而是一个又红又滚烫的火球，比整个希腊还要大千万倍。这个理论并未给他招惹是非，老天也没有因他胆大妄为而劈死他。因而他把自己的理论又推进了一步，大胆指出，在月球表面上覆盖着山脉与山谷，后来他还暗示说，有一种“种子”，是万物的起源和终端，从创世纪时就已存在。可是，阿那克萨哥拉涉及到了一个危险的地带，他所提的都是人们熟知的事情，以后的许多科学家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太阳与月亮相隔地球千里，哲学家通常并不在乎如何称呼它们。然而这位教书先生说世间万物都是从一个叫做“种子”的不明物中成长的，这未免大过分了。他的断言和天神的故事恰恰相反——是天神在洪水之后将小石子变成无数男女，这样世界才会重新人口兴旺。在孩提时代希腊所有的孩子就听过这样的故事，因而对它的无比庄重严肃的真实性加以否定会让现存社会的安宁受害无穷，也会让孩子们对长辈的智慧提出质疑，万万不可。所以，阿那克萨哥拉变成了雅典父母同盟大肆攻击的靶子。倘若当时是君主制与共和制初期，城邦的统治者还依然有足够力量对一名宣扬不受欢迎的教理的老师进行保护，让他免遭大字不识的古雅典农民的愚蠢仇视的迫害。可当时的雅典，民主制已经发展到了巅峰时刻，个性自由早已今时不同往日了。何况，当时深受大部分人鄙视的伯里克利恰好是这位天文学家的得意门生，这又为法庭打开了方便的治罪之门，致使人们用以掀起一场反对古老独裁统治的政治风暴。有位名叫奥菲特斯的教士，在某一人口最密集的郊区做行政长官，他提出的一项法律被通过了。这项法律规定，“对全部不相信现今宗教者与对所有神明持不同看法者，要马上治罪”。因此，阿那克萨哥拉被投进监狱。可是最后城市中的开明势力占了上风。阿那克萨哥拉只缴纳了一笔很小的罚款便获释了。他移居到小亚细亚，在那儿安享晚年，名如皓月，到公元前四二八年才离开人世。这一案件说明，官方要压制科学理论的发展确实是枉费心机。尽管阿那克萨哥拉被迫离开雅典，不过他的思想却留给了后世。两百年之后，一个名叫亚里士多德的人注意到他的思想，并将其作为自己科学假设的基石。经历一千年的黑暗时期之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又让人欢心地直接传授给了伊本·路西德（一般称阿威罗伊），一个杰出的阿拉伯医学家，他于西班牙南部摩尔大学的学生中间大力宣传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将理论与自己的观察结合在一起，写下了大量著作。这些书被及时地运往庇里牛斯山，送至巴黎与布伦大学，且翻译成拉丁文、法文以及英文。西欧人与北欧人全盘接受了书中的看法，而今它们已成了科学启蒙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们觉得它们就像乘法口诀表一样无害。现在我们回到阿那克萨哥拉的话题上来。在他受审之后几乎一代人的时间里，希腊科学家有幸承蒙恩准，能够教授和民间迷信有偏差的学说。到公元前五世纪末年，第二件事又发生了。这次受迫害的是一个名叫普罗塔哥拉的流浪教师，他来自希腊北部以沃尼亚殖民地的阿布戴拉村。这个地方因是德谟克利特的出生所在地而名声不好。德谟克利特是拥有创见的“微笑哲学家”，他提出一条定论：“只有可以给绝大部分人提供最大幸福与最小痛苦的社会，才是最有价值的。”后来他被看成激进分子，要被置于保安系统的严密监视之下。普罗塔哥拉深受这一思想的熏陶。他前往雅典，经过几年的刻苦研究，向人们宣称说，人是衡量一切世间万物的尺度；生命犹如昙花一现般短暂，因而不要将宝贵的时间花在原本就让人怀疑的上帝的存在当中，所有精力应该致力于让生活更美好愉快。这一观点无疑是切中了要害，绝对会比曾经一切文字或谈话都更加能够动摇人们的信仰。并且，这个理论产生之时，恰逢雅典与斯巴达间的战役胜败攸关的紧要关头，人们深受失败与瘟疫的毒害，已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很显然，这时对上帝的超凡的神力提出质疑，激怒上帝，确实不是时候。普罗塔哥拉被指控是无神论者，斥令一定要改变理论，服从法庭的管制。本来伯里克利能够保护他，可这时他已经过世了。虽然普罗塔哥拉是科学家，却对殉道一点兴趣也没有。他跑了。可悲的是，在驶向西西里的旅程中，他的船触礁了。他很可能当场溺水而死，因为至此之后再也没有听到有关他的任何消息。惨遭雅典人恶毒迫害的另一个人是戴阿哥拉斯。事实上他并不是哲学家，而是一位青年作家。在一次官司中他没有得到上帝的眷顾，于是将个人的怨恨全部宣泄到上帝身上。在很长一段时期，他为自己的苦情郁郁寡欢，导致思想产生了很大变化。他到处奔走，用亵渎神灵的语言诽谤希腊北部人尊敬的“神圣玄机”。他的胆大让他被判处死刑。然而在临刑前夕，这个可怜的家伙得到了逃跑的机会。他来到科林斯，照样诅咒奥林匹斯的天神，后来最终因肝火太旺而寿终正寝。最后希腊人不易说的偏见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法庭对苏格拉底臭名昭著的死亡宣判。对这我们在此有详尽的记载。只要一提及世界依然如故，说到古代雅典人心胸狭隘的程度不亚于后人的话，人们就必定举出苏格拉底的事例，看成希腊人顽固不化的强有力佐证。然而现今我们通过详尽的考察以后，对情况有更为清楚地了解了。这位街头演说家的毕生都很平凡，他才华卓越，却让人讨厌，他给公元前五世纪盛行于古希腊的思想自由精神作出了最直接的贡献。那个时候的人们依然相信有天神存在，于是苏格拉底将自已说成代表上帝的预言家，尽管雅典人没法完全理解他所讲的“精灵”（也就是在内心深处告诉他应如何说如何做的声音）代表着什么，却完全能够领会这一事实：对身边的人们供奉神明的东西持否定态度，也不屑于传统的习俗。最后，当政者把这位老人杀死了，可他的神学观点（虽然官方为了说服大家而牵强地作为欲加之罪）事实上与审判的结果几乎没有关联。苏格拉底是一位石匠的儿子。他的父亲子女很多，钱财很少。他没有钱上正规大学，这是因为那时的哲学家都讲究实惠，教一门学科的报酬是两千块钱。何况，对苏格拉底来说，追求纯粹的真理、研究无用的科学现象完全是浪费时间与精力。他觉得，只要一个人善于培养自己的信念，有无几何学的知识也无关紧要，对于拯救灵魂来说，了解彗星和行星的自然现象毫无用处。这个塌鼻梁、衣冠不整的朴实小个子，白天在街头和无业游民争论，晚上则毕恭毕敬听妻子的唠叨（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人，他的妻子必须在家里给别人洗衣服，可她的丈夫却将谋生当成是生存中最不应注意的细节）。他曾多次参加战争与远征，是个令人尊敬的老兵；他身为雅典参议院的前议员，在当时众多的教师中被挑选出来，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接受惩罚。为了详尽地了解事情的始末，我们应当明白在苏格拉底为人类的知识以及进步作出痛苦而有用的努力的时候，雅典的政治面貌怎样。在苏格拉底的一生中（他被处以死刑时已年过七十），他试图告诫人们，他们正在浪费青春，生活毫无意义可言，花费了过多的时间在空洞的快乐与虚无缥缈的胜利之上，一直挥霍伟大的上帝赐给的诸多恩典，哪怕使自己的虚荣心与野心得到几小时的满足都是好的。他绝对相信人的命运是崇高的，所以旧哲学界设置的所有框框和禁区他都打破了，甚至走得比普罗塔哥拉还远。普罗塔哥拉教悔人们：“人是衡量一切生灵的尺度。”苏格拉底则说：“人的无形意识是（或应该是）万物的最后尺度；改变命运的不是上帝，而应该是我们自已。”在法官面前苏格拉底的演讲（确切地说，法庭上总共是五百名法官，他们都是苏格拉底的政敌刻意挑选的，其中的有些人还会读书写字），对所有听众来说，无论他们是否持同情的态度，都是最鼓动人心的通俗浅显的道理。这位哲学家争辩说道：“世上谁都没有权力命令别人信仰什么，或夺取别人随意思考的权利。”他说，“只要人们有自己的道德与信念，就算没有朋友的赞同，没有金钱、妻子以及家庭，也都是可以成功。可倘若不完全研究问题的前因后果，谁都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所以必须有讨论一切问题的充分自由，完全不受官方的干涉才行。”可惜的是，该被告是在错的时间阐明了错的论断。且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以后，雅典富人和穷人、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之中，苏格拉底是“温和派”——一个既看到双方利弊，又试图找到折中方案以满足所有有理智人士的自由主义者，这自然而然哪一方的好感都得不到，不过那时双方势力相当，没有时间来对付他。到公元前四○三年，那些绝对的民主派彻底控制了王国，赶跑了贵族，苏格拉底也便在劫难逃了。他的朋友知道这一切后，劝告苏格拉底早点离开这座城市，这是相当明智的。苏格拉底的敌人不一定比他的朋友少。在大半个世纪中，他总是扮演“口头评论家”的角色，作为一个聪明绝顶的大忙人，将那些自我标榜为雅典社会支柱的人的假面具以及思想骗术在光天化日之下揭露出来当成一种乐趣。慢慢的时间长了，在希腊他的名字家喻户晓。上午他谈到的趣事，到晚上全城老老少少便都知晓了。有人专门为他排演了戏剧。在他入狱的时候，关于他一生中的大大小小的琐事全希腊人都了如指掌。那些在审判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们（比方说那个不会读写、只因通晓上帝旨意而在起诉中最卖力的粮贩子）对他们审讯苏格拉底是在为社会尽职尽忠，为城市除掉一个所谓“知识界”中的最危险分子深信不疑，他们认为苏格拉底是一个只会教给奴隶懒惰、犯罪以及不满的人。十分有趣的是，尽管在这样的环境里，苏格拉底依旧用精湛的口才为自己辩护，并且这让陪审团的绝大部分人倾向于释放他。他们提议，只要苏格拉底摒弃争吵、辩论、说教那些可怕陋习，对别人所偏爱的东西不再加以干涉，不再用无休止的疑问去纠缠他们，就能够被赦免。可是苏格拉底不接受这些。“这肯定办不到！”他喊，“只要我的良心以及我微弱的心声还在引导我继续向前，把通往理智的真正道路指引给人们，我就要继续拉住我所见到的每一个人，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们，毫不顾虑后果。”这样的话，除了判处这个囚犯死刑以外，法庭没有其他办法。苏格拉底被缓刑三十天。一年一度去戴洛斯朝圣的船只还没有返航，依据雅典法律，在此期间是不可以行刑的。整整一个月，这位老人安详地待在监狱里，研究怎样改进他的逻辑体系。他有多次逃跑的机会，但都被他拒绝了。他觉得自己已不虚此生，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疲惫了，打算离开人世。直到行刑时，他仍在同朋友们谈话，用自己坚持的真理劝解他们，告诫他们少花点心思在物质世界上，而要注重精神世界。随后，他饮下那杯毒鸩，躺在床上，至此以后，所有争论都伴随着他的长眠而尘埃落定。势不可当的公众愤怒曾一度让苏格拉底的门徒吓破了胆，认为还是离开过去的住处一段时间比较好。等一切都平息了下来。他们便又回来，重操旧业，公开讲学。当这位老哲学家死后的十多年内，他的思想传播得比以前更广泛了。同时，这座城市经历了十分困难的时期。夺取希腊半岛领导权的战争已结束五年了，雅典人在这次战争中败下阵来，斯巴达人取得了最后胜利。这是一场体力与智力对抗获胜的战役。不用说，这种状况持续的时间不长。斯巴达人从未写过一句值得记下的话，对人类的知识也未作出过一点的贡献（除一些军事战术以外，今日的足球比赛里已经沿用到了这样的战术）。斯巴达人觉得，对手的城墙被推倒了，雅典的舰队也剩余没多少，便已大功告成。然而，雅典人的思想却未因这而丧失敏捷的天赋。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结束后的十年，古老的比雷埃夫斯港就又聚集了世界各个地方的船只，雅典的海军将领又一次身先士卒，统领了希腊联合舰队。何况，尽管伯里克利的努力并未得到同代人的注意，却让雅典变成了世界文化的中心，正如公元前四世纪的巴黎一般。罗马、西班牙以及非洲的有钱人家都希望孩子得到时髦的教育，即便孩子只被允许参观一下卫城周边的任意一所学校，家长也会觉得是无上的光荣。要正确理解古代社会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是相当困难的，在古代社会，生存被看得尤为重要。在早期基督教的影响下——那个时候的基督教是所有异教文明的公敌——希腊人和罗马人被人们看成是天良尽失的家伙。他们总是崇拜那些不伦不类的天神，其余的时间便用来大吃大喝，饮整罐整罐的萨莱诺酒，听埃及舞女的细语缠绵，偶尔还奔赴战场，把屠杀作为乐趣，残忍的杀害无辜的日耳曼人、法兰克人与达西雅人。不容置疑，不管在希腊还是在罗马，有特别多的商人和战争贩子，可能在罗马更多一些。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精辟阐述的伦理道德被他们抛到九霄云外，积累起万贯家私。正由于这些人十分富有，人们才必须对他们忍气吞声。不过，在社会中这些人一点威信都没有，所以无法推崇他们为当时文化的代表人物。埃帕菲罗迪特的公寓被我们发掘了，这家伙和尼禄大肆掠夺罗马及其殖民，谋取数以百万计的家财。望着这个老投机倒把商用不义之财造起来的有着四十间房屋的宫殿的废墟，我们不禁摇头叹息：“好腐败啊。”随后，我们坐下来品读爱比克泰德的书籍。曾经爱比克泰德当过埃帕菲罗迪特这个老坏蛋的奴仆。可是读他的书后，我们却深刻感受到自己是同与一位古今少有的高尚的灵魂为伍。我明白，人们喜欢关在家里随意对自己的邻居或邻国说三道四，可是要记得，哲学家爱比克泰德当之无愧的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真正的代表，正如朝廷中的势利小人埃罗菲罗迪特也拥有他的代表性一般。二十个世纪之前的人们对尽善尽美的生活的追求欲望也不亚于现今的人们。毋庸置疑，当时的尽善尽美和现在的尽善尽美在概念上差异性是很大的，这一点无可厚非。那个时候的尽善尽美是某个深深欧化了的产物，同东方社会没有任何干系。可是，那些有着自己的见解、将其当做生活中追求的最崇高目的的所谓“野蛮人”，恰恰是我们的祖先，他们缓缓地发展了某种生活哲理，广为人们所认可。倘若我们觉得良心纯正，生活简朴，外加身体健康以及收入适足就是知足常乐的最好证明，那这样的哲理我们也应该给予认可。灵魂的归宿并没有引发那些“野蛮人”的极大兴趣。他们不过是将自己当做是有知识的哺乳动物，高踞在地球别的生物之上，假如说他们经常谈到上帝，不过那仅仅是我们现今常用的词汇“原子”、“电子”、“乙醚”一样。他们觉得，万物的起源应该有个名称，因而爱比克泰德提及宙斯时，那仅仅是全部还未得出答案的难题的代号而已，正如欧几里德在解题时用X和Y一样，含义或大或小。那时人们对生活最感兴趣，可仅次于生活的，就是艺术。他们研究千姿百态的生活，而且依据苏格拉底开创推广的分析方法，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他们有时为了寻求完美精神世界的热情，而走到荒诞的极端，这确实让人遗憾。可是人人都会犯错，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在古代众多理论家中柏拉图却是唯一一个出于对完美精神世界的热爱而鼓吹不宽容学说的人。人们都知道，这位年轻的雅典人是苏格拉底的心爱学生，是苏格拉底文字的执笔人。他把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或想过的一切都收集起来，编成对话，这能够当之无愧地成为《苏格拉底福音书》。在他完成这项工作之后，对他老师的理论中的一些晦涩难解之处他便开始进行详尽的解释，写了一系列文采飞扬的文章。后来他开设了许多课，让雅典人公正与正义的主张越过希腊国界，流传到四面八方去。在一切活动之中，他所表现出来的忘我精神简直能够同圣徒保罗相媲美。可是，圣徒保罗的一生都很惊险，他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将上帝的福音传递到地中海的各个角落，可是柏拉图却从来没有离开过他舒适花园的坐椅，都是世界各地的人来拜见他的。显赫的家世以及能够让他自立的财产让他能够这么做。首先，他身为雅典人，他母亲的血统能够追溯到索伦。再者，他到法定年龄便得到了一笔足以维持富裕生活的财产。最后，他有着出众的口才，所有获准听他在柏拉图大学授课的人们，即便仅仅听过很少几次课，都愿意跋山涉水来到爱琴海。至于别的方面，柏拉图拥有很多当时青年人的特质。他入过伍，但对军事毫无兴趣。他酷爱户外运动，是一个摔跤和赛跑的高手，但从未榜上提名。他与那个时候的青年一样，也花很多时间在国外旅行上，曾经跨越爱琴海，在埃及北部暂短停留过，再次走过了他大名鼎鼎的祖父索伦曾走过的历程。可是他回国后就没再外出了，在雅典郊区赛菲萨斯河畔一座风景秀丽的花园的阴凉角落里讲授他的学说达五十年之久，“柏拉图学园”也因此闻名于世。最初的柏拉图是数学家，后来慢慢转向政治，在这个领域，他给现代政治机构奠定了理论基石。他是一个坚定的乐观主义者，相信人类正在不断地进行进化，他觉得，人的生命是从低级往高级一点点上升的，世界经美好的实体发展至美好的制度，再经美好的制度产生美好的思想。这一想法被他写在羊皮纸上倒是有极强的吸引力，可是当他试图将想法转变成一些具体原则、为他的理想的共和国奠立理论基础之时，他追求公正与正义的热情就变得十分的强烈，以至于对任何考虑置之不理。那些纸上谈兵的乌托邦建设者们一直将他主张的共和国视为人类完美的最高境界。不论是在以前还是从现在来看，这个奇特的共和国组织都涵盖着许多偏见，那是某些退伍上校们独有的偏见，这些人有着富足的个人收入，生活舒适，可喜欢同政界周旋，并对下层社会的人相当鄙视，以此来突出自己的“地位”，分享那些只有“上流社会”才有的特权。可悲的是，在西欧中世纪学者中柏拉图的书颇受推崇。在这些学者手中，闻名的共和国成为了向宽容精神作战的可怕武器。这些才华横溢的学者故意忘记，柏拉图所得出结论的背景是同他们生活的十二、十三世纪的情况是很有区别的。比如，依照基督教的教义，柏拉图根本不能称之为一个虔诚的人。他对祖先们崇仰的神明十分蔑视，将它们看做是马其顿的乡巴佬，庸俗至极。他曾为特洛伊战争纪年表中记载的关于神明的丑恶行径而深恶痛绝。可随着他年纪大了，年复一年地坐在小橡树园中，对家乡每一小城邦间愚昧的争吵也越来越义愤填膺。他看到旧民主理想的完全失败，慢慢相信，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宗教信仰很有必要，否则他想象中的共和国便会马上陷入混乱。因而他坚持认为，他的理想社会的立法框架应该出台限制全体居民行动的明文规定，不管是自由人或是奴隶，都必须完全服从于它，要不然就判处死刑或监禁或是流放。看上去，该主张完全背弃了苏格拉底在不久前曾为之英勇奋斗的宽容精神以及宗教信仰自由，事实上这也是柏拉图理论的本意。要想找这个世界观改变的原因并不难。苏格拉底生活在民众之中，而柏拉图却对生活非常惧怕。为了逃离丑陋的世界，躲到自己幻想的王国之中。他当然知道自己的梦想——根本无法实现。各自小城邦并存的时代，无论是想象中的还是现实存在的，都已不复存在。已开始了集权统治的时代，日后整个希腊半岛很快并入广阔的马其顿帝国，经马里查河一直向印度河畔扩张。不过，在这个古老的希腊半岛上桀骜不驯的所有民主城邦还没落入征服者囊中时，一位傲立于群雄之上的最伟大的思想家出现了，他的出现让整个世界都怀念那代已经灭迹了的希腊民族。我指的当然是亚里士多德，来自斯塔吉拉的一位神童。在那个时代他已了解了很多鲜为人知的事情，人们的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