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长江主编
出版社：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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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文化(精)试读：
编委会
主 编：
韩长江
副主编：
诸雄潮 万 梅 胡 翼 史 红
撰稿人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韩长江 万 梅 诸雄潮 李 源 蒋蔓菁 刘文燕
谢 喆 崔钧洋 张宝东 郑 博 孟祥海 李 寅
刘曼斯 刘思维 褚 笑 李姝含 陈燕霞 邵丽丽
陈东明 杨春民 刘嘉维 孙洪涛 班 闯 贾 雯
程穗儿 鲁晓妍 梁卫浩 周伟琪 陈健光 邓泽宇
李智峰 王冰月 李梦云 罗 武 徐 婧 何 懿
赵婷婷 李俊楠 孔巍巍 刘 辉 朱红娜 宋 雪
徐安欣 张 蓓 孙新军 黄 倩 余玉婷 刘宇迪
张子亚 单碧波 段媛媛 董 闯 庞晓露 陈 菲
王思元 傅晓勤 毛 强 雷 鹏 周国丰 何翠峰
陈 曦 陈 笺 徐 昂 黄建伟 何 泓 张 涛
郭 瑛 莫少青 蓝立新 林小军 叶常州 李健玲
王 晞 钟嘉潞 卢广宙 吴忆冰 李文君
前 言
文化是民族传承的血脉，文化是思想沟通的桥梁。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华民族的子孙无不从中汲取营养并发扬光大。《见证文化》一书收录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制作的长篇广播特写《中华文化探源》和系列广播节目《融合》。从宏观的角度看，所有的传播都是文化的传播，而文化知识的传播才更吸引人。我们将这两部解析文化的作品展现给读者，就是想通过中华书局这个平台，再次让读者感知中华文化的魅力，我们尽量说得通俗，说得准确，多奉献一点知识，也许通过本书的字里行间，您不知不觉已经收获和快乐。《中华文化探源》用六年时间，从先秦开始至明清结束，对中国古代重要历史时期产生的思想文化精髓以及成因作了细致的阐释。它按历史时期共分六个子系列：《回望先秦》、《风云两汉》、《盛世大唐》、《静水流深》、《大哉乾元》、《依常新变》，总共撰写了35集，还创作了主题歌《中华神韵》，堪称一项浩大的文化传播工程。《融合》立足内地与港澳30年来文化的融合与发展，角度独特，立意新颖，向人们展示了内地与港澳文化的相互吸收与成长。
生活不单是为了活着，而要活得精彩，那精彩的部分就是文化。
上编 中华文化探源
回望先秦
第一集 不破不立
在中国的博物馆，几乎所有关于中国历史的讲述都会从这里开始……
讲解员：“历史馆的第一部分是先秦时代。先秦，简单地说就是秦朝之前，包括了上古时代、夏商周、春秋战国。那是中华民族充满朝气、热情和生命力的青少年时代。今天我们的民族精神、文化习俗，很多都可以追溯到那个时期，我们通常称之为华夏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周代是我国古代文明繁荣昌盛的时期，周礼的核心是礼乐，礼是规范体系，是典章制度；乐则是礼内在精神的体现，以礼乐沟通天地，强化统治，鼓舞士气，突显了礼与人内在心灵秩序的关联。概括地说就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以礼立秩序，以乐致和谐。可以说，传统的礼乐制度，以至学术文化，都奠基于这个时代。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认为周朝的礼仪制度借鉴于夏、商两代，是多么丰富多彩啊，所以他要遵从周朝的制度。周礼不仅对于孔子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乃至中国近代文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作用，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形成了中华文明的遗传基因，绵延不绝，传承至今。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
孙立群：这个“礼”啊，对于政治集团内部的上下的关系是一种稳定剂，由于“礼”是一种对人的尊敬啊、一种很文明的约束，所以它逐渐逐渐就传到了全社会。所以我觉得这个“礼”，整体上对中华文明的提升起到了促进作用。正是由于周人特别注重这个“礼”，后来，非常讲文明的、非常讲道德的这个社会就叫做“礼仪之邦”。
那么，西周礼乐制度到底妙在何处呢？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陈致揭开了其中的谜团：
陈致：周人制定的这个礼乐制度一方面是学习商人的，另一方面它要有所创新，在观念上也有所变化。商人很重视祭祀鬼神，侍鬼尚神，宗教色彩比较强。周人的关注点，就更是对天的一种敬仰，并且加入一个“德”的概念，就是有德行天才保佑你，这是周人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所以，很多人就分析，周人是一种人本主义，人本主义的根源就是从周人制定的礼乐制度开始的，从关怀上帝，到关怀现世。
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771年，正是西周时期。这个孔子认知世界里的理想国度，在经历了生龙活虎的青壮年期之后，宛若一头老态龙钟的巨兽，步履蹒跚地走向了它的灭亡。当西周王朝被自己的继承者糟蹋得面目全非，任何一点风波都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故事 周幽王废嫡立庶】
话说周武王建立了西周之后，实行的是分封制和宗法制。分封制就不用说了，大伙都明白，这宗法制的一个核心就是“嫡长子继承制”，就是只有正妻生的第一个儿子才有资格继承自己老爸的位置，正妻之外的妾生的孩子那叫庶子，庶子即便你比人家嫡长子岁数大或者你比人家功劳大，那都没戏。
到了周幽王这里，这宗法制有点管不住他了，周幽王他要打破这种制度，废嫡立庶，而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一个女人—褒姒。
周幽王本来是有王后的，历史上称为“申后”，褒姒不过是周幽王的妾。申后有个儿子叫宜臼，这就是嫡长子。而褒姒也生了个儿子叫伯服。周幽王他太宠爱这个褒姒啊，于是也顺带手地偏爱褒姒生的这个小儿子伯服，偏爱到什么程度？要把王位传给这个庶子，而不是嫡长子。
这下事儿可闹大了。大臣们都坐不住了，开始集体劝告周幽王：大王啊，这是触犯了祖上传下来的制度啊，您三思啊。可是周幽王还真就听不进去，大臣们说的话他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这主意算是打定了，废了正宫和太子，改立美人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大臣们眼见劝不动，也就不白费力气了，反正您自己家的天下，您自己折腾去吧。
什么叫内忧外患？这个时候就是。内部不消停，外面呢，还有一股少数民族势力犬戎对西周虎视眈眈，就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内鬼出现了，他就是周幽王原来的王后申后的父亲、宜臼的姥爷—申侯。
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子被废了，这让申侯非常不满，这种不满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就是一个大爆发。既然你对我不仁，休怪我无义。公元前771年，申侯起兵发难，而且这理由听上去还挺正当—维护嫡长子继承的宗法制，他还联合了缯、犬戎等少数民族势力，一举攻占了西周的王宫，然后在骊山杀了周幽王，还掳走了伯服他娘褒姒当战利品，周幽王的嫡长子宜臼被立为王，是为周平王。运转了快三百年的西周就这样轰然而塌。
每一个末代君主身上都会呈现颓败前的表象，也许是骄奢淫逸，也许是贪图美色，也许是不遵先法，然而，这只是王朝倾灭的触发点，是内部腐朽之后产生的外部表现。对于西周来说，支撑了这个王朝几百年的制度—分封制到此时也已经丧失了生命力，历史的车轮也必定会毫不留情地隆隆碾过。香港浸会大学教授陈致：
陈致：分封制，一个是同姓同盟，跟周人同姓的，像周武王的兄弟啊、武王的子孙哪，都分封在这个地方。那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异姓的，异姓的都是跟周有一种同盟关系，或者说有婚姻关系，像姜姓的国家，比如说像齐呀、申哪；还有一些任姓的国家，比如说薛国啊、谢国啊这些。西周是靠这种宗亲关系来实施它在其他地区的统治，这种统治实际上有一种困难：时间长了以后，这些诸侯国都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周王室就没办法控制，对于诸侯国的控制力就越来越弱。各诸侯国又有自己独立的行政、独立的军队等等，于是（周王室的）控制力就越来越弱，周厉王的时候败象已经出来了。
公元前770年，以周平王迁都洛邑为标志，中国历史结束了西周时期，进入到了春秋时期。
春秋战国，诸侯、学者、隐士、纵横家、游士、侠客、兵家、名将，在《左传》、《战国策》这样的历史散文当中，形象鲜活生动、饱满浓艳。原因就在于周王室衰微，群雄并起，大批下层卿士把改换门庭、权力嬗代看作寻常事，各国战事外交改革变法之频繁，刺激了志向高远的雄主辈出，使能人们有了千载难逢的广阔舞台。【故事 问鼎中原】
话说公元前606年，楚庄王把自己的队伍开拔到洛阳边境，要检阅三军，向洛阳城里的周定王显摆显摆自己有几块肌肉。这周定王一听，一下子慌了，心想这不露怯了吗？我自己知道我几斤几两啊。这时的周天子可怜巴巴的既没钱也没兵没权，好在还剩下一个得力的助手，谁啊？王孙满。用现在的眼光看这是一位能干的外交家，于是他就派大夫王孙满前去慰劳楚庄王，实际是探探形势。
这个王孙满来到了楚庄王的军营里，楚庄王见了他也没客气，上来就问他：“我在楚国听说，大禹从前铸了九鼎，三代相传，现在是你们洛阳城里的镇国之宝啊。我们楚国也有鼎，但是不知你们的鼎到底有多大，有多重呢？”好嘛，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啊，一上来居然敢问我们国家的鼎多大多重，说白了这可是窥伺国器，可是大逆不道。就像你跑到美国去，一上来就问人家总统：你们的自由女神像有多少吨啊？打算卖吗？白宫值多少钱？俩一块儿买能便宜点儿吗？行吗这个？！
王孙满听到这话，回答的滴水不漏。说我们大周朝所看中的，是德行，而不是鼎。从前，大禹的夏朝很有德，于是诸侯进贡材料，铸成九鼎，象征九州，上面有鬼神风物，保佑子民不受魑魅魍魉的迫害。到了夏朝末年，夏桀昏庸无为，就失去了这个“德”，于是鼎落到商朝手里，保佑了商朝六百年宗祀。商纣暴虐之时，鼎迁于我大周王朝。我们的国君周成王占卜得知，上天保佑我们要传三十代周王，七百年基业。现在周朝德行虽然有所衰落，但是天命未改啊。鼎的轻重，你们是不可以问的。
楚庄王一听这话，绵中带刺啊，我这不自讨没趣了么？
楚庄王问完鼎之后，没好气，带着自己的精兵强将，押着俘虏，回到了自己统治的疆土广大的楚国。这就是历史上楚庄王“饮马黄河，问鼎洛水”的典故，也是“问鼎中原”这一成语的来历。
不只是楚庄王，春秋时期先后崛起的霸主，都对更广阔的疆土产生了觊觎之心。赤裸裸的扩张野心，带来的是不可避免的残酷战争。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这是孟子在表达他的历史观和政治观：春秋时代没有合乎义的战争。那一国或许比这一国要好一点，这样的情况倒是有的。所谓征，是指上讨伐下，同等级的国家之间是不能够相互讨伐的。
其实，孟子的思想来自孔子。孔子在《论语·季氏》中已经说过：“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西周的时代，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就是春秋时代了。香港浸会大学教授陈致：
陈致：《论语》里边讲孔子到魏国去的时候见到卫灵公，卫灵公一见到孔子以后就问政于孔子，孔子就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第二天就走了。也就是说孔子对军旅之事，肯定是不支持的。战争，违背了儒家所讲的“尊尊”和“亲亲”之意。“尊尊”是儒家所拥护，所坚持的一种等级制度，社会需要等级，下对上要尊。而春秋时期发生的战争，基本上都是诸侯之间的争夺。周王室势力很弱，基本上是被裹挟着。挟天子以令诸侯啊，假借周王的名义，实际上是违背“尊尊”之意。另外诸侯之间的争夺也是违背“亲亲”之意，在儒家看来，天下这些诸侯是同族啊，同宗同族的，不是王室的子孙，就是王室的甥舅。【朗诵】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这是《诗经·国风·邶风》当中的《击鼓》。这首诗当中“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后来成为恋人们表白忠贞的常用语，其实，在春秋时，这是战士之间生死与共情谊的写照。这首诗描写兵士久戍不得还家的心情，表达渴望归家与亲人团聚的强烈愿望。战争代表着伤痛、死亡和生离死别。它是一部机器，为着诸侯的利益而开动，也无情地裹挟了普通百姓的生活。
在《山海经》当中有一个关于“鲛人泪”的故事，说美人鱼晚上望着月亮，会流下眼泪，渔夫就会上前去趁机把眼泪收起来，一滴滴眼泪就会变成一颗颗明珠。这样一个传说带有凄美的色彩，却有着高深的哲理：好与坏并非泾渭分明。诸侯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虽然导致礼乐制度崩溃瓦解，但也有其出现的客观原因，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
孙立群：“春秋无义战”是孟子说的，实际上它是指当时的战争给社会，给人民带来的破坏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春秋的战争又是社会环境所决定的，不是哪个人想发动就发动的。主要的就是这个时期的社会由于经济利益，大家都去争。而在争的过程中，如果你弱，你不行，那你就被别人灭掉。所以这种战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战争又促进了各国的改革啊，变法啊，创新啊，从这个角度讲，“春秋无义战”也有对社会促进的一面。
另一方面，时局动荡混乱，各诸侯国迫切探寻治国理政方略，也造就了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和学术的空前发展和繁荣。香港浸会大学教授陈致：
陈致：周人制度里面也有所谓教士、养士。比如说他们要教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为的是培养知识分子。但是在礼崩乐坏之后，这些士很多都变成了我们说的游士，就到处去依附啊，要把自己的一套东西，售给诸侯国，让各个诸侯国能够接纳自己的强国的主张或者是救世的主张。这些有知识的贵族，因为失去了领地，失去了地位，要有一种谋生的手段。这确实在思想上造成一种非常繁荣的局面，因为那是个社会转型时期。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发生了一种思想上的突破，哲学上的突破，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救世的主张，乱世里面才会产生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救世主张。
这些救世强国的主张来自士人阶层，体现了中国前三千年累积和爆发的精神力量。当代美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曾经对于奔走游说，兜售济世良方的中国古代士人阶层有一个著名的表述，那就是“相对自由的漂浮”，相对脱离了权力的制约，拥有独立的人格，卓然而立，遍看风云。在中华文化启蒙的混沌期，他们走了出来，造就了原始森林式的文明体系，既多元又平衡。原创性的学说与思想纷纷涌现，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圣人孔子和亚圣孟子都出现于那个时代。
多个世纪之后，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在小说《双城记》的开头写下了这样的话：“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虽然他说的不是遥远东方的先秦，但是与那个不破不立的时代竟有几分的相像！我国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曾经说过，国家本为精神的产物，每个民族在自我身份认同遭遇迷茫与彷徨的时候，追溯过去的伟大与传统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行为。我们中华民族曾经有过那样一个浓墨重彩的时代，还有过那样壮勇智慧的祖先……天地玄黄，东方曙光，文明始祖，中华炎黄。薪火相传，盛世未央，华夏各族，中原家乡……
第二集 百家争鸣
每次音乐会正式演出之前，演奏员都会抓紧时间对各种不同乐器进行试奏调音，听上去或许不是那么和谐，甚至还有些刺耳。但是，大幕拉开之后，乐队合奏出的却是打动人心的恢弘乐章。
人们常说：“音乐是流动的语言。”如果说中国历史上，也有过类似音乐会开场前后的思想碰撞和智慧交锋，那么，目光的那一端最早应该是2000多年前的百家争鸣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五个实力雄厚的诸侯国逐渐脱颖而出。后来又演变成七个强国，史称“战国七雄”。在这样的大变革中，国家的未来在哪里？又将去向何方？此时一群卓越的思想家，登上了这个历史舞台，他们以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巨大的热情和无畏的勇气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践，试图创造出一个美好的理想社会。他们倡导发起的这场文化争鸣使中国开始进入一个自觉的理性时代。
而这场思想的大辩论、大交锋，跟“士”这个特殊阶层的解放密不可分。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中“士”这个最基础的贵族，也是最高级的百姓阶层，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作了这样的解读：
孙立群：这个“士”阶层是春秋战国新的一个群体。这个新型“士”的特点就是摆脱了过去血缘的、等级的、宗法的束缚。他的人身人格获得了相应的自由。春秋战国的“士”最大的特点是平民获得了学习的机会，过去“学在官府”变成了“学在民间”。当时办私学非常盛行，孔子等都有自己的学生，学生的学费就是一串腊肉，形容门槛很低，平民获得学习的机会，他们也可以凭借技能参与社会，这完全是新生事物。
子贡曾向孔子提出“何如斯可谓之士矣”的问题。孔子回答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这句回答中，既表明了“士”的官吏身分，同时也指出了作为一名“士”的最基本条件和责任：一是要以道德上的羞耻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在才能上要能完成国君所交给的任务。前者是对士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后者则是对士的实际办事才能方面的要求。“士”具体要做些什么呢？著名文化学者易中天，以“修齐治平”四个字作了概括：
易中天：士是必须工作的，不工作就没收入，因为没有不动产嘛。所以士怎么办呢，他只能练本事，什么都没有嘛，士练好自己的本事，包括道德修养也包括知识技艺。比方说文士要掌握文化知识，武士要练武艺，这都是本事。这叫什么，修身。修好身以后怎么样呢，他出去工作，如果是帮大夫打理他的家就叫齐家，如果是协助诸侯去治国就叫治国，如果是辅助天子去管理天下就叫平天下，合起来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简称“修齐治平”，这是士的工作。“士”是当时社会的特殊阶层，而“养士”是当时社会的特殊风气。“养士”，也称“养食客”。战国时期，“养士”最著名的是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因其四人都是王公贵族，后人称之为“战国四公子”，也叫“战国四君子”。
只要是有实力有抱负的国君、权臣，无不以尽可能多地收养门客为荣，有些权贵门下都收养着数千人以上的门客，通过养士的方式大量集中人才，迅速抬高自己的政治声誉，以壮大自己的政治力量，称霸诸侯。所以上层权贵争相礼贤下士，不拘一格地网罗人才，以尽天才之大为己能，形成了“士无常君，国无定臣”的人才流动和人才竞争的局面。
这样一来，众多的士大夫都散落在各个诸侯国，彼此之间的观点碰撞和思想交锋也受到局限，无法形成大规模交流的局面。面对这一困惑，齐国的统治者做出了一个决定。山东淄博齐文化博物馆讲解员：
讲解员：战国时期，齐王在稷门外设立了一所学宫。聚集了全国很多的学者来这里讲学议论。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稷下学宫历时100多年。它在中国文化史上起到了深远的影响，被人们称为最早的社会科学院。
稷下学宫或称稷下之学形成的时间是在大约公元前4世纪60年代，它历时一百五十年左右，是我国战国时期齐国的官办大学堂。稷下学宫是以位于齐国国都临淄的稷门附近而得名。作为当时东方文化教育与学术的中心，它既弘扬了西周官学的办学形式，又综合发展了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长处，为先秦教育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对中国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对我国尊师重教传统的丰富和传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大名鼎鼎的稷下学宫是如何形成的呢？【故事 稷下学宫如何形成】
要说稷下学宫的形成，它有这么个背景：
从前，齐国名相管仲辅佐齐桓公，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治国思想，对齐国的经济制度进行了彻底改革。齐国经济迅速发展，成为有实力的大国。开放的国家就进取务实、眼界高远、胸襟广阔、兼收并蓄。到了春秋末年，齐国开始衰落，衰落归衰落，但齐国依然是个经济发达的大国。
不差钱，又有开放式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齐国君主们开始把眼光盯上了西部和南部的广袤大地。想择机称霸，重塑当年齐桓公时期的辉煌。称霸要靠什么？人才啊！这时就有人出主意了：“咱不如办个大学，把天下所有名门大派的掌门人都请来，让他们在咱这搞研究，带学生。再给他们办一个定期的论坛，让他们辩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想说什么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骂谁就骂谁，骂者无罪，闻者足戒。咱们齐国呢，就博采众长，择其善者而用之，岂不美哉？”
好主意呀！说干就干，田齐当时的君主田午下令在临淄一处叫“稷”的城门附近划拨出一块土地，大兴土木，建设学宫。齐都临淄城稷门附近，就叫“稷下”，于是，学宫也就称为“稷下学宫”。
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说：“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里曾经渴求，何时才能让中国回到少年时代。什么是少年时代呢？少年时代就是天真未凿的时代，草莽混沌的时代。而百家争鸣，稷下学宫就是中国的少年时代。没有它，各种文化也在，诸子百家也在，却无法进入一种既高度自由又高度精致的和谐状态。因为世上有很多文化，自由而不精致；又有很多文化，精致而不自由。稷下学宫以尊重为基础，把这两者统一了。 因此，经由稷下学宫，中华文化成为一种‘和而不同’的壮阔合力，进入了世界文明史上极少数最优秀的文化之列。”
在当时那种求贤若渴、从善如流的氛围下，百家争鸣迅猛发展。当时的齐国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几乎各个学派：讲究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提倡兼爱非攻的墨家，探讨名实关系的名家，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坚持无为而治的道家，研究事物规律的阴阳家，专攻军政策略的纵横家，专攻战略战术的兵家，还有农学家、医学家、天文算学家、小说家、杂家等，各家蜂拥而出，展开热烈争鸣，在其兴盛时期，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各种学术观点激烈交锋，思想争鸣蔚为壮观。虽然过去了两千多年，那百家激辩的声音犹在耳畔：
儒家：老夫主张应当以“仁”政来治理天下。重教化、轻刑罚才是使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让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教育，才会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从而建立大一统的社会，正所谓“仁者无敌”。
墨家：当今各诸侯国纷争不断，百姓生活于水火之中，这完完全全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不相爱造成的。所以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都应该“兼相爱，交相利”。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兼爱才是当今社会最好的药方！”
道家：非也，非也！治理天下最好的方式，当属无为而治！清静无为，守雌守柔，才能以柔克刚。一个国家，疆域不要太大，人口要少。靠万民的自为实现无为无不为，靠万民的自治实现无治无不治。
法家：治理社会，最万能的武器当然应当是“法”。“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法治则国治！”
纵横家：各位有所不知：“天下之士合纵相聚，方能取各自所长，形成合力！”“仁”是核心！“兼爱”是良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法”才是利器！“联合”才能制胜！
……
此时，百家争鸣迎来了它的巅峰时期。后来许多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辩论，都是在这里诞生的。这时的稷下学宫，人数之多，学派之广，规模之大，争鸣场面之热烈，都是前所未有的。正如宋代文学家司马光在《稷下赋》中所说：“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齐文化研究中心《管子学刊》主编于孔宝：
于孔宝：百家争鸣是时代的产物，是春秋变革时代形成的特殊的文化现象，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和鲜明的时代烙印。因为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伴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和诸侯势力的增强，出现了诸侯争霸、群雄并起的局面。原来是“礼乐争锋自天子出”变成了“礼乐争锋自诸侯出”。没落的奴隶主阶级摇摇欲坠，新兴的地主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深知政权来之不易，于是掀起大力发展经济，变法革新的新局面。怎样实现富国强兵是新兴地主阶级十分关心的问题。这就为不同的学说、观点、价值观提供了一个优越的大环境。
不参政，却问政，是百家争鸣时期的自由思维，常常成为向朝廷进谏或被朝廷征询的内容。朝廷对学者的态度非常谦虚，而学者也可以随时去面见君主。孟子是当时很受尊重的人物，《孟子》一书中提到他与齐宣王讨论政事就有十七处之多。热播的电视剧《大秦帝国》就再现了百家争鸣时期的一场重要辩论：
百家争鸣，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开启了秦汉文化发展之源，对秦汉以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产生了深远影响。南开大学教授孙立群：
孙立群：“百家争鸣的思想高峰在于参与人数的众多。它从人类对社会思考的各个角度为我们提供了思想的宝库。我们今天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诸子—虽然它离我们2000多年，很遥远。但是他们的许多精神，许多论述都有穿越时空的作用，是我们今天吸取和研究的重要对象，所以我认为百家争鸣的意义和作用对今天都是很大的。”
诸子百家的学说堪称中华思想文化派系的母本，它们经过碰撞、交锋、融汇，激发出绚烂多彩的智慧光芒，必将永远闪耀在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舞台上。
第三集 儒道交辉
也许此时此刻，你正在朋友圈里与刚刚结识的朋友交换着信息，但或许你并不知道，在2700多年前的中国古代西周社会，也有着非亲缘关系的熟人圈。西周时期，立法的根本原则是“亲亲尊尊”，意思是要亲近应该亲近的人，尊重应该尊重的人，这样的道德标准实际上是在维护当时的等级制度和君臣关系。
孟子曾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但是，随着西周的灭亡，传统的道德标准逐渐失去了权威性，许多臣子已经摒弃了从一而终的观念。中国孔子研究院学术交流部路则权博士：
路则权：这样的一种关系，是我们现在表达中的叫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君主尊重作为臣子的，那么臣子才会对君主效忠，如果做君主的不像君主，那么做臣子的就无须像臣子一样。
君臣关系的变化只是乱世的一个表象，由社会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是动摇政治的权威性的深层原因。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
孙立群：其实我们从周厉王的时候就看到，这个社会已经开始有了一些变化了，一方面君主要求强化自己的统治力度，另一方面，社会下层要追求更多的自由。实际我们看到了社会是向前变化的，这种社会经济的变化，导致了政治必须与之相适应，而礼乐是当时政治上的表现，到了东周以后，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礼崩乐坏，传统的礼乐制度与传统的政治已经不能维持天下的稳定了。
与此同时，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把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改造，以期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思想理论。
祭孔大典，两千多年来几乎从未间断，成为世界祭祀史、人类文化节史上的一个奇迹。它是华夏民族为了尊崇与怀念至圣先师孔子，而主要在孔庙举行的隆重祭祀典礼。众所周知，孔子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探究孔子儒家思想的形成原因，就不能不回到他的出生地鲁国。中国孔子研究院路则权分析了鲁国文化对孔子创立儒家学说的影响：
路则权：孔子的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实际上孔子是对两千多年中华文化的一个总结，具体到孔子生活的鲁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就地理文化而言，十分适宜农耕与文明，从历史文化来看，鲁国是三皇五帝，黄帝的出生地，也是殷商燕国的故都。就鲁国文化自身的发展而言，鲁国的始封之君，他是周公的儿子伯禽，鲁国在名义上是周公的封国，所以鲁国的文化是深受周文化影响的。鲁文化注重尊尊亲亲，第二个特点是，十分重视祭祀之礼，第三个呢，鲁国人十分看重德，重德的目的是为了国家的稳定、国家的统治，那么就少不了民众的支持，所以保民的思想在整个统治者阶级那里也十分重视，第四个就是重视礼乐教化传统，所以鲁国的这些文化特点，对孔子创立儒学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孔子理想中的社会是，人民生活在安定的社会，安居乐业，和平幸福。所以博学的孔子积极入世，他一直寻找着能够施展平生之所学造福天下的机会。【故事 孔子周游求官】
孔子三十五岁那年，鲁国发生了一场政变。政变中，鲁国国君鲁昭公被驱赶出鲁国，逃到了齐国，鲁国很快陷入了混乱之中。依照乱国不可留的想法，孔子也跑到了齐国。而且，很快便成了齐国贵族高昭子的家臣。
其实，孔子之志根本不在做什么家臣，他是想通过高昭子的关系来攀附上齐景公，直接向齐景公推销他的政治主张。但是，他的如意算盘被一个人给识破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晏婴。由于孔子和晏婴执政理念不同，同时也为了维护住自己的地位，晏婴极力劝谏齐景公不要任用孔子。他告诉齐景公：孔子是来恢复周礼的，而现在周室衰亡，礼崩乐衰已经很长时间了。再说了，孔子主张的那套礼仪太多、太繁琐了，我们就是搭上一辈子也不一定能够学得会，学得完。
于是，齐景公打消了任用孔子的想法。既然齐国不想留用自己，自己又何必再待在这里呢。孔子又回到鲁国。鲁定公九年，孔子五十岁。这一年，鲁国季桓子的家臣、季桓子私人封地费邑的大总管公山不狃，发动政变，背叛了季桓子。公山不狃早就听说了孔子的才华，于是便给孔子下了聘书，上面答应，一旦攻灭季氏家族，保证重封孔子，任以高官。
已年过半百的孔子，对这次邀请动了心。虽然他知道公山不狃的行为是不对的，虽然他也知道一旦加入进去，便会九死一生。但他依然想去。因为他觉得自己游说四方但天下的君主没有人赏识自己的才华，只有公山不狃了，再说自己马上就要老了，年过半百了嘛，还有多少时间留给自己施展自己的一腔抱负呢？就在他打包袱准备前去辅佐公山不狃的时候，他的学生子路拽住了他—想当官想入迷了吧老师？！什么人叫你你都去啊？！不怕留下一个坏名声啊？！你当初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啊？！在子路的极力劝说下，孔子终于放下了手里的包袱，默默地望着远方……
求官，并不是孔子积极入世、实现抱负的唯一途径，兴办私学也是他施展才华的重要作为。自西周建立以来，王室垄断着所有图书典籍，文化礼仪和典籍仅在贵族内部传承，下层百姓无缘接触，所以有“学在官府”之说。但是“乱世则学校不修”，到了西周末期，自夏朝开始三代以来所形成的教育制度走向了崩溃的边缘，贵族教育的衰落已经很明显，所授内容不合时宜，教学方式古板僵化。上海开放大学中文系教授鲍鹏山：
鲍鹏山：官方出钱办的，有他的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培养目标，还有他的教学对象。培养目标和孔子不一样，就是培养统治阶级的接班人，培养各级官员，培养官场需要的人才。教学方法也很简单，既然是培养接班人那背标准答案就行了，教材是官方钦定的，教材怎么解释也是官方钦定的，问题是官方定的，问题的答案也是官方定的，你背答案就可以了。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变革，政治权力的频繁转换，对新型的人才及文化教育的需求更为强烈。以孔子、墨子为代表的一批新型知识分子就以新的办学形式，聚徒讲学，从而成为创办私学，传播学术文化的先驱。
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论语》中记录着孔子教书时的对话，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门师徒对话的论据都是出自《诗》、《书》、《礼》等三代典籍，那么这些典籍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
孙立群：西周礼乐到了东周的时候，就已经不受人推崇了，尤其不在贵族的圈子里面流行了，当时的典籍已经流落到民间了，人们也开始学习了，所以现在我们一般说，西周是一个贵族时代，春秋战国就是一个平民时代，平民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人们掌握了文化。
文化精英的出现和典籍的散落，既冲破了“学在官府”的贵族教育藩篱，也向下层民众揭开了曾经笼罩在文化礼乐知识之上的神秘面纱。
在诸子百家思想中，儒家主张积极入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老子为代表的，主张恬淡虚无、无为出世的道家思想。周景王去世后，在他的儿子之间为争夺王位发生了一场内乱，史称王子朝之乱。这是春秋时期周王室最残酷，最漫长的一次内乱，也是有关老子出世哲学最重要的时代和政治背景。
在这场王位之争中败下阵来的王子朝投奔了楚国，还带走了周王室的所有典籍。他携带周王室典籍奔楚，是为了表明自己才是周王室的正统继承人。但老子当时担任的职务相当于周朝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典籍丢失的罪责，自然落在了老子头上。作为一个区区小官，他又怎能担得起这份罪责呢？于是，老子毅然辞官。后来也就有了老子骑着青牛，西出函谷关并留下《道德经》的传说了。
在中国哲学史上，“道”这一概念为道家首先提出。道的原始含义是指道路、坦途，以后逐渐发展为道理，用以表达事物的规律性。道家的思想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学界长久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丁一川：
丁一川：有人就说，道家是出于史官，可能是有一定的关系。史官一定是，第一，关注的是天的问题，道家的东西好多是天的问题；另外是，道是讲统治，讲帝王术，讲兴亡的，史官也是干这事儿的，古代的一切知识其实都跟史官有关，因为说中国的东西来自巫史传统，这是一个背景，从巫史文化，从人和天的关系角度。另外，还有这么一批人，他就是不跟政府合作，我宁可过穷日子，我要避乱世。还有就是现实乱世之中，他要开药方，确实要对症下药，他只不过觉得别人都是庸医，他要治本。
老子所处的时代天下大乱，他看到当时的统治者原本无德无能，却偏偏好大喜功，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他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电影《卧虎藏龙》里有句经典台词：紧握拳头什么都没有，松开你的手便拥有一切。这便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的精华—无为而治。那么老子主张的“无为”如何能够达到治国的目的呢？东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张雷对它作了这样的解读：
张雷：其实在老子看来，无为并非是无所作为，无为的本质是顺道而为。统治者只要能坚持遵守道的准则，万事万物就会自动的教化。教化之后，就会产生各种欲求和作为，如果你能够遵循无为的处事原则，遇到事情，能够处理得柔和练达，一切顺应自然，不强求功名，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老子是道家思想的奠基人，而庄子是战国中后期道家学派的继承者和代表人物，由于两人在生活年代、人生际遇等方面的种种不同，思想主张也存在着差异之处。老子提出的是“无为而治”，庄子则主张“无为不治”，他选择了弃世、游世的方式。庄子认为一切从政者治理天下的规矩和办法，都直接残害了事物的天然本性，所以他主张摒弃仁义和礼乐，取消一切束缚，让社会和事物都回到它的自然和本性上去。
总而言之，道家思想并不赞同以儒家为代表的入世观念，而是选择独身世外的方式关心时局的变化。道家学者认为，如果统治者不能认同道家的思想，自己的抱负无从施展，只是时机未到，而“有所待也”，并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等待，而是想为国家有所贡献而等待。【《道德经》片段】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或文人在“得意”时往往采取积极的“入世”态度，而在“失意”时往往采取消极的“出世”态度。“入世”与“出世”是儒道两家所提倡的不同的处世方式，它们似乎是对立的关系，而其实它们是一种互补的结果。
在以前，中国学术界主流的看法是，老子与孔子在做人、做事等各个方面都是相互对立的，但是根据史料记载，孔子问礼于老子，发生在公元前两千五百年前的周朝。越调《老子》中再现了这一情景。
老子：鲁国据此千里之遥，不知仲尼为何国事碌碌此行？
孔子：丘已罢尽国事洗脱宦身，特来拜访先生。
老子：所为何事？
孔子：叩师问礼。自幽王以来，诸侯纷争，百序颠倒，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唉，天下病入膏肓了！
老子：子以为天下所患何症？
孔子：礼崩乐坏。
老子：子可有治世良方？
孔子：克己复礼。
老子：克己复礼。
河南鹿邑老子文化研发中心副主任韩华周先生说，两个伟人之间是有感情的，多次问礼其实是一个相互切磋，相互增进的过程。而河南鹿邑老子文化研究会的王学良先生却认为，孔子与老子是师承关系。两位今天鹿邑学者的观点，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学界有关孔子问礼于老子两千多年来的看法。孔子为何问礼于老子呢？上海开放大学中文系教授鲍鹏山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鲍鹏山：我们知道，孔子这个人是一辈子都不停止自己的学习的，他只要听说哪个地方有高人，是一定要向他讨教的。同时，他特别希望在老子那个地方来印证自己的学问，当然，他也想在老子那个地方，来学一学老子的学问。
孔子问礼于老子是中国思想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大盛事，两个人的会晤，为中国思想史乃至世界思想史留下了两种伟大思想碰撞的光辉。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在《中国文脉》一书中评价道：这是两位真正站在全人类思维巅峰之上的伟大圣哲的见面，这是中华民族两个精神原创者的会合。
从古至今，中国古代社会经历了多次文化整合。而士人是一个具有文化特质的社会阶层，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因此，在乱世或每一次社会变革当中，士人阶层往往成为时代的先锋，社会与文化前进的推动者，抑或某种社会风气、时代思潮的倡导者。
春风得意时，他们笃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蓬勃；怀才不遇时，他们就会更多地追寻“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的飘逸。在春秋战国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儒家、道家的共同理想是为社会开出治疗的良方，使之恢复正常的秩序。儒道和鸣，不仅让无数士人放浪于形骸之外，游走于昊天之际，更在历史长河澎湃的波涛中激荡出恢弘雄壮的不绝回响。
第四集 变法图强
香港，中环，终审法院大楼。
每一位经过这里的人，都要抬头望一眼屹立在终审法院大楼前的正义女神雕像，这位叫做泰美斯的希腊女神一手拿着天平，一手握着宝剑。人们对它的诠释是：有宝剑而无天平，不过是暴力；有天平而无宝剑，只是有名无实的正义，二者相依相辅，法律才能完全得以实行。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与战国时期秦国的变法统一六国差不多同时代，古希腊城邦国家走完了民主政体的改革旅程，古罗马正迈步在共和国前期的政治改革阶段，它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个强有力的武器—法制。
今天香港的法制，既得益于西方的文明，更凝聚着东方的智慧。如果我们回到战国时代，也是如中环这样的闹市，在秦国国都的南门外集市，也许你会看到现实中的泰美斯，不过，他有一个中国人更为熟悉的名字—商鞅。【情景剧 《立木取信》】
商鞅：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十金。
围观者：哇……十金啊！这是真的假的？
商鞅：赏五十金！
围观者：嚯！五十金啊！这么多啊！
壮汉：我来！
商鞅：赏！
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言而有信，他的变法主张得到了有效的推行。这个故事发生在战国时期的秦国。尽管与后来统一六国的大秦帝国一脉相承，但从春秋时代开始，秦国一直是一个比较羸弱的国家，直到商鞅在这里施行了变法，秦国才逐步崛起。为什么发展相对滞后的秦国能够接受法家思想，从而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变法之路呢？这要从商鞅变法以前，秦国在列国中的地位和面临的形势说起。
陕西历史博物馆第一展厅，讲解员正在讲述商鞅变法以前，以陕西为中心的秦国的局势和经济、社会面貌：
讲解员：秦人啊，他在建国之初，因为他本身就地处偏远，因此他和其他的老牌的诸侯国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大差距的。他在文化上是稍显落后的，因为周天子当时封给秦的名义上的这块西戎之地，实际上是受游牧民族戎族的控制的，只有靠不断的战争才能站稳脚跟。所以秦人在礼乐文化上要稍显比其他老牌诸侯国要差一些的。当时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使得他没有闲暇去发展很优美的礼乐，他要在很严酷的环境当中不断的斗争才能生存下来，来开辟自己的疆土。
先秦时期主要的学术思想，如儒家、道家、墨家在当时都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影响力，但这些相对温和的思想和主张在秦国显然不能解决最为迫切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这为秦国选择法家作为治国思想基础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在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田旭东看来，秦国在列国中所处的位置，也是秦国走变法之路的原因所在：
田旭东：早期的秦，从立国以后一直想往东边发展，就一直受阻于中原地区的各大诸侯国，它过不去，所以它一直就想发愤图强，自己先强大起来。所以在秦孝公的时候开始用商鞅变法，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陕西人的生活里不能没有秦腔，生活再富足安逸，秦腔那高亢悲怆的嘶吼在他们的生命里都永不绝响。秦腔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声腔之一，关于它的起源说法不一，有一种说法就追溯到了先秦的西周时期，认为秦腔形成之初的“西秦腔”起于西周，成熟于秦。而为什么秦腔与生俱来就带着浓重的沧桑与悲凉，正是与商鞅变法以来秦军不断地开疆拓土，征战沙场，从而带来严重的伤亡不无关系。而这背后又是什么激励着秦国的军队义无反顾地冲向前线呢？
秦始皇兵马俑，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它为世人再现了秦始皇近卫军的威武形象与雄浑气势。仔细观察兵马俑，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秦俑都没有戴头盔，身上的甲胄也很简陋，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讲解员道出了这背后的缘由：
讲解员：你看电影里面啊，秦军会穿着特别厚的铠甲，戴着头盔。但是兵马俑埋进去的没有戴盔甲，是因为他们那个制度是这样子的：并不是说你是大将军，然后你的儿子也会加官晋爵的，不是这样子的，不是世袭的，是要靠实力的，你有能力的，你就可以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上升为下级军吏、中级军吏，甚至将军。所以他们打仗不仅是为了国家打，而且是为了自己打。因为盔甲很重，头盔很重，到战场上去根本就发挥不了自己的水平。所以他们秦人上战场一般都是脱了衣服，光着膀子，然后卸了头盔，拿着长刀长枪直接上战场。你看你要是他的敌人的话，你一看：啊？这么一群人，连死都不怕的，光这个士气你就被撼动了。
兵马俑不戴头盔的形象，展现了秦军所向披靡的战斗力。这一点，从田旭东教授对于商鞅变法“军功爵制”的解读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田旭东：他有一系列的奖励军功的政策。比如说它有二十级的军功爵，从低到高，全部都是由军功来体现的，就是说你在战场上杀死了几个敌人，你可以升到哪一级的爵位，授爵位的同时，还要授给你土地，授给你一定的人口，授给你房屋。
法家思想对秦国的贡献还体现在促进社会生产方面，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进一步观察兵马俑出土文物的细部特征，更为真实的历史再一次浮现在眼前。
讲解员：秦兵马俑随葬坑这个区域当中陶俑的数量达到八千件左右，这么庞大的一个军阵，而且每一个陶俑都这么精细，制作起来很严格，有一个很困难的管理的问题。怎么来管理这些数量庞大的工匠，而且还要对它们的质量有所保证。其实在这些陶俑的身上一些比较隐蔽的地方，比如说他的领口、袖口，或者衣襟的侧面，我们发现了一些名字，这些名字都是工匠的名字。在当时，秦人以法律严苛而著称，而这条法律就叫“物勒工名，以考其诚”。每一件为国家而制作的器物上，工匠都要把自己的名字标注好，这样一旦在检查的时候，或者是使用的时候，发现了质量的问题，是直接可以找到责任人的。所以这些工匠其实也是不得不更加认真和小心地去完成国家交代的任务，所以我们才能在今天看到这样大量而精美的艺术品。
法家是在诸子百家当中唯一旗帜鲜明地提出“法治”，反对“人治”的，主张时时事事都必须严格遵循既定的法令、规则，主张所有人在法律面前均须平等，不能有差别之心，不能有特殊待遇。管子云：“君臣上下贵贱皆从于法。”商君云：“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获国禁乱上制者，罪无不赦。”韩非子云：“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法家的事断于法，不讲通融，完全以客观行为进行判断的主张正是现代法治所追求的司法公正的一种体现。
百家争鸣，群星灿烂，盛况空前，各家都拿出自己对理想社会的构想。不过百家的理想要想转变为现实，必须得到封建君主的青睐，孔子周游列国却无用武之地，其他各家的境遇也无出其右。为什么唯独法家思想能够脱颖而出，成为被秦国所用的强国利器呢？【故事 商鞅见秦孝公提出霸道理论】
这是公元前359年的秦国，来自魏国的商鞅，通过秦国的管理高层、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取得了面试机会，面试老师就是秦国的大BOSS—秦孝公。
第一轮面试：考生商鞅滔滔不绝，高谈阔论，可是面试老板秦孝公数次进入睡眠状态，基本没听进去什么内容。结果秦孝公对推荐人景监大发雷霆：“瞧你推荐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啊，我们公司根本没法用他。”景监转而责备考生商鞅，商鞅同学解释：“这不怪我，我用的是‘帝道’的理论系统，就是教老板怎么能成为三皇五帝那样的牛人，是你们老板自己不开悟。”
第二轮面试：秦孝公主动要求商鞅再参加面试，这一回讲得有点味道了，至少面试官没有打盹，但还是没说到秦孝公的心坎上。推荐人景监又转而责备商鞅，商鞅说：“我这回的应试理论可是‘王道’啊，就是教老板怎么能成为汤武那样的圣明天子，看来还是不合他的胃口，要不我申请再来一次面试机会吧。”
出乎意料的是，最后一轮面试延续了好几天，但是秦孝公并不觉得很长，他甚至从面试官席位上下来，和考生促膝长谈。这次面试之后，商鞅马上就被委以重任。后来商鞅同学跟推荐人景监道出了这场面试的奥秘，他解释说：“前面几轮面试，我给老板讲的都是长远规划，讲帝道，其见效时间以百年为单位，讲王道，那也不是有生之年能够实现的，老板就很不耐烦地说：‘商鞅同学，你提出的长远规划都不符合本公司的战略企图。本公司喜欢短线操作，最好能有让我们秦国短期内做大做强的方案。’所以我就根据贵公司的愿景，改变了策略，抛出‘强国之术’，也就是霸道，老板马上就来了精神！”
在先秦诸子当中，儒家墨家道家都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他们总是想，我的理想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孔子的理想社会是西周的礼乐文明社会；墨子的理想社会是平等的社会；道家的理想社会是无为的社会。这些都离当时的社会现实太过遥远，而只有法家提出的策略切实可行。“霸道”这个词，在今天更多带有贬义，形容做事专横。但是在法家学说中，霸道是指君主凭借武力、刑法、权势等进行统治的一种铁腕手段。身处战国诸侯争霸的乱世，周天子已经丧失了对社会秩序的维护能力，各国都想在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中保存自己，强大自己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在与各诸侯国的纷争中赢得优势，并参与维护天下的秩序。这种“霸道”的治国方略，是有实力的诸侯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比较现实的选择。《史记》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发兵三十万只为得一人。秦王如此的霸气十足，正是为了图谋霸业。【故事 秦王发兵三十万只为找韩非】
公元前234年里的一天，秦国的30万大军突然直压河南中部，秦韩两国边境一带战云密布，形势岌岌可危。韩王安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一向谨小慎微，这回怎么就把秦军给招惹来了，一时无以为计，百爪挠心。正坐立不安之际，朝官忽报秦国使者到。
使者开门见山，说：“秦国与韩国世为睦邻，兵戎相见实为不忍。要使秦军退兵也不难，只要贵国一人到秦国走一趟。”韩王忙说：“区区小事何劳秦师远行，究竟敝国什么人触怒了秦王，寡人自当绑了他交给秦国。”使者摇摇头说：“我们大王可不是要拿他问罪，而是邀他做秦国的座上宾。请问贵国公子韩非何在？”
这个要求大大出乎韩王安的意料：秦人找自己这个堂兄干什么？何况这韩非还是个结巴。心中虽然疑惑但一刻也不敢怠慢，忙命令朝官找来韩非。秦使见过韩非就说：秦王看了几篇韩非写的文章，便执意要亲瞻作者风范，交流感悟。数日后，韩非即作为韩国的使者奔赴咸阳秦宫，30万秦军也班师回营。韩国的一场亡国危机，就这样暂时化解了。
时至战国末年，秦国的实力已不是商鞅变法前期可同日而语的，而此时的秦王为何不惜重兵只为得到一个韩非？法家思想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总是能够无比接近政权核心，为从政者所用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如此解读：
孙立群：战国诸子，每一派他都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有的代表了新生的小生产者，有的代表了新生的个体农民，有的代表了国君的利益。法家的特点就是一心一意地为国君勾勒一个他们理想的专制社会，他们把君主的权力奉为至上，为了维护君主的权力，我觉得他是不择手段的。他们不仅牺牲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也使得思想家个人放弃了个人的追求，只有国君，最后的结局往往是悲剧性的。所以我说他们是画地为牢，作茧自缚。
法家的最终目的是确保君主的统治地位和对社会的控制。严刑峻法处处森严，草民畏之如虎，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而法家亮出的也是一把双刃剑，荡平了天下，也刺伤了自己：法家的最重要的两个代表人物商鞅和韩非都是因坚持变法而死于非命。尽管后人多认为法家作法自毙，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严刑峻法，实为特定历史时期的非常之法。当时的秦国，民风强悍尚武，不知畏惧，欲使民畏法，轻罪重罚在当时也是一种有效的手段。
在百家争鸣的时代，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不是横空出世的。纵观先秦法家的几位代表人物，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法家过往的思想和实践，将法、术、势糅合为一，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家学说思想体系，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而韩非子本人不光是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之一荀子的学生，他的思想中还能看到老子的影子。中国孔子研究院路则权博士认为，法家的法制思想就是受到了儒家的礼制思想的影响：
路则权：孔子思想的治国理念里面一直强调的就是“德主刑辅”，也就是说他并不排斥“刑法”、“法律”。孔子的思想是分为两支向后延伸的，一个是孟子，是求“心性”的，求“德性”的，另外一个就是荀子，是从“礼”的角度进一步延伸了孔子的思想。那么“礼”当然就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制度性约束”，这样一个特点就被后来的韩非子、李斯等所继承。
不仅如此，道家对法家思想更为直接。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丁一川：
丁一川：《道德经》简单说，第一是“取天下”，他想了各种办法，怎么把天下取下来。然后是怎么“安天下”，怎么把天下坐稳。《老子》里头有大量的帝王术，大量的为君之道，都是讲天下得来之后你怎么来治理天下。只不过他讲得很虚很玄：“治大国如烹小鲜”、“无为无不为”。其实这一块所谓“安天下”、“取天下”，法家、韩非子大量的拿来用了现成的好多东西。
先秦诸子各自怀着济世主张，在争鸣中各领风骚，相互较量，但唯有法家真正从实践的高度参与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改良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家获得了成功，在百家中脱颖而出，完成了历史使命。可是法家的残暴，法家的苛政，法家那些不近人情，残忍至极的行为对当时以及后世也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可惜的是，法家的谋士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矢志不渝地坚持着心中的理想，并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在韩非子死后十二年，秦国终于一统天下，成就霸业，中国从此结束了王侯专政的王国时代，进入了君主专制的帝国时代。
第五集 纵横捭阖
这样的场景大家并不陌生：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外交家们在这里唇枪舌剑，各领风骚。用卓越超群的口才达到预期的目的，在当代外交、谈判、公关活动当中十分常见，而在古代，就已经有了以杰出的辩才劝说别人接受自己主张的人—说客。以纵横家为代表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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