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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阳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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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轲试读：

导读

回首二十七年以前（1992年），高阳过世。在当时还清晰可辨的台湾艺文圈，那是一桩人人感怀议论的大事。不过一两个月之间，以拥有文学副刊的报纸传媒以及现代文学刊物纷纷发起了带有追悼性质的学术讨论会，以及刊登纪念专辑。前后不多久的时间，我就应邀写了

三

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史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在评论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的历史小说诸作时曾这样说：过去的时代并不只是纪录、国家档案、纸上论战以及人的种种抽象形态，而是都充满活生生的人物。他们不是抽象的，也不是公式和法则。他们都穿上了常见的上衣和裤子，脸上充满了红润的血色，心里有沸腾的热情，具备了人类的面貌、活力和语言等特征。

司各特在1814年发表的《威弗里小说集》（Waverley Novels）一向被视为近代西方历史小说的鼻祖，作者往往将一些虚构出来的人物放置于一兴一逝的两个“时代”之间，毕现其所“经历”的文化冲突，并且使史实上斑斑可考的“真实人物”与这些“虚构人物”相接触，以成就作者“重塑”的企图。

如果《三国志通俗演义》最早的本子可信为明代弘治甲寅年（1494年）刊本的话，那么，早在《威弗里小说集》出版前三百

二

十

庸愚子的这段话中所谓的“士君子”，所指的自然是那些拥有“知识/权力”的文人、知识分子，他们之所以厌恶“言辞鄙谬”“失之于野”的野史评话，可以解释成对史实史料之尊重，也可以解释为对“知识/权力”这个相互喂哺的系统的捍卫。“士君子”绝然不能忍受的正是历史被非士人阶级的鄙俗大众“妄加”虚构、杜撰、发明以至于无中生有。

而罗贯中彼一“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书写工作，也正是一处于士君子阶级和鄙俗大众阶级之间夹缝的产物。然则，庸愚子以诗教赞之，亦犹如卡莱尔所称许于司各特了。

一生完成了二十七部历史小说——其中包括英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劫后英雄传》（Ivanhoe，1819年）——的司各特在1821年获得英国国王授予的爵士封号，并当选为爱丁堡皇家学会主席，且直接影响了后世英国作家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但是在司各特死后整整一百三十

四

非徒如此，高阳甚且以谦卑的口吻说：“对于历史的研究，我只是一个未窥门径的‘羊毛’。”即使当他发现了一段记载，提及明太祖第

八

个中究竟，是高阳对于“拿证据来”的考证要求心无挂碍了呢？还是他始终一本“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呢？高阳本人向未明言，他自己甚至还不止一次地在考证笔战中指责过其他的学者罔顾史料或不明典故。这样的转变可能并不只是因为高阳在某些史料考据的领域里“拥故纸而自重”，却也可能是由于高阳在写作历史小说的过程中深刻玩味出重塑历史的雄辩技术与特质。

熟悉高阳历史小说的读者大抵知道，高阳的作品并不刻意经营动作性的情节，而以较多的笔墨铺陈人物之间曲折细密的心计以及渊通博晓的对话，参厕其间的，则大多是某景某物某陈设名器或某诗文辞章的来历典源。绝大多数以连载于报端形式首度发表的作品既然是在且刊且写的情况下完成的，读者经常会“感觉”到：高阳又在“跑野马”了。

所谓“跑野马”，往往就是让小说中的人物“顾左右而言他”。所言者，可以是与故事主要情节有关的、可以引起联想的前朝事典，如《曹雪芹别传》里走镖的江湖人物冯大瑞说到漕帮造反的企图：“……芹二爷你们想想，有多少人反他（按：指雍正）？连他自己亲弟兄，不止，据说连他亲生的儿子都在反，那就不用说外人了。”这触动了曹雪芹尘封已久的记忆。

这一触动之下，曹、冯二人的对话加上曹本人的转念回忆，便岔入了雍正废皇兄、皇子的种种旧闻之中。以连载形式言之，可以“滔滔（连载）三日而不返”。

有些时候，“顾左右而言他”的内容甚至可以和故事的主要情节全无关系，如《灯火楼台》（一）中，述及胡雪岩和罗四姐（螺蛳太太）一席宴谈的情景：……作主人的当然要拣客人熟悉或感兴趣的话题，所以自然而然地谈到了“顾绣”。中国的刺绣分三派，湖南湘绣、苏州苏绣之外，上海独称“顾绣”，其中源远流长，很有一段掌故，罗四姐居然能谈得很清楚。“大家都晓得的，顾绣是从露香园顾家的一个姨太太传下来的……”

一个“顾绣”的话题“自然而然”地扯到明朝嘉靖年间顾名儒、顾名世一族中姬妾娴于针缕的次要情节上去。读者在随高阳的野马跑进顾名世的“露香园”的同时，或许并不会怪罪：这一章的主要情节——“胡雪岩这年（按：光绪

七

九

高阳之“跑野马”“走岔路”“顾左右而言他”，牵丝攀藤卷入枝蔓般所谓“次要”或“次次要”的情节是很可以被一些讲究“事件结构”的评者“严厉指斥”为“芜杂”的。但是，这样的指斥容或也只是囿于“事构”美学规律，取譬于“骨肉匀称”的胶柱鼓瑟、刻舟求剑而已。

高阳“浩浩如江河，挟泥沙而俱下”的诸多巨构，的确不免引人细思：那些“泥沙”“枝蔓”果真是“不必要”的吗？抑或高阳原本试图借由小说这种“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体制，完成某种足以包罗历代习俗、名物、世态、民风、政情、地理以及辞章等典故知识的大叙述体呢？

累积乃至于堆砌足够丰富的典故知识确乎对一个可能会被历史学者“严厉指斥”的小说家有利。高阳重塑历史的雄辩技术与特质即在于此：他不只运用全知观点的叙述者随时插叙各式各样“实属毫末”的典故细节，也化身成书中每一个可能的人物，赋予其“博览群籍、周洽世事”的能力。像《小白菜》里的帝王师翁同龢当然可以随口征引乾隆时代慧贤贵妃父兄因贪墨而遭斩决的故事，至于《状元娘子》里的烟台名妓李蔼如不明白“有德则称，无德则否”的出处，亦不妨事，因为她可以“听洪钧为她讲过《史记》”，所以也就解悟了上述八个字出自沛公正朝仪的事典及意义。

当高阳小说中的人物也犹如孙悟空身上拔下来的毫毛而成为“叙述者/作者”的化身时，典故知识能够挥洒罗织的空间也相对地增加了许多，如此一来高阳本人的角色（无论是作者或叙述者）可免炫学之讥，同时，也缔造了一种叠床架屋、层层递转的复杂叙述结构。

值得注意的却是：高阳尽可能让他小说里的人物（无论是漕帮镖头、姨太太、帝王师或者妓女）分担作者那庞大的、累积典故知识的工程，其中似乎不无向“士君子”阶级者流示威的底细。当年庸愚子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所谓“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的命意，到了高阳笔下，显然又递进到“盖欲小说中人皆得而知之”的地步。这里所谓的“知之”，正是《历史·小说·历史小说》那篇序文里一再令高阳谦称“望之却步”的“历史的研究”。

至若小说里某个聪明伶俐的侍妾或者某个参军戏的滑稽演员等“里巷鄙人”，能够信口拈出某僻典出于某僻书之类的情景，也适足构成对那些“拥学自重”的“士君子”的冷讽。

至于借角色辗转地“挟泥沙”“跑野马”“走岔路”“卷枝蔓”以缔造的复杂叙述结构，则尤应被视为高阳作品对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贡献。只不过这一点却尤其为读者、评家所忽略。

在讨论这一点之前，必须先指出的是：自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以来，论小说之叙事观点（point of view）者常以区别“观点”为探索小说意义的起点，而对许多长篇小说（由于篇幅庞大的缘故）经常采取较多不同“观点”的叙事手段概称之为“全知观点”（omniscient point of view），以为持此一立场之叙述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明了（包括感官上的种种接触和体会）故事中的一切，并随意从某些人物的外在感官世界进入其内心活动，且随意移跃至另一人物或时空，而作者亦拥有在任何时空中现身评断故事意义或说明故事主旨的特权。

高阳历史小说复杂的叙述结构却为读者建立了一个新的探索起点：“全知观点”是否为“随意”进出游移的叙述活动？无论这个问题的答案为是为否，其原因安在？

笔者于高阳生前曾多方请益，就中一回询及：“您的小说里好像吃饭喝酒的场面特别多，这是什么道理？”高阳答得老大不高兴：“谈事情嘛！不在饭桌上谈，去哪里谈？漫说古人，今人要谈个什么事情，不也要喝杯咖啡？”

这一段谈话可以视作高阳历史小说叙述上的一个枢纽。熟读其作品的读者不难发现：高阳小说里的人物大多健谈。而这个“谈”字包括了透过小说人物之纵饮浅酌所引发的对话，抑或人物个别的内心独白，抑或叙述者概略而不详尽地用广角方式（panoramic method）加以叙述式说明（narrative exposition）——也就是不细陈故事或情节之景象，仅如报告“本事”般交代资料性的背景等等。种种“谈”的交互串联、牵引、替换，目的不外唤起一种“述史”的论述氛围，并始终在小说的情节之外、情节之上浓重地敷设这个论述氛围。

在高阳的数十部历史小说中，这种以“谈”为核心，以“述史”之论述氛围为要领的表现形式不胜枚举。有很多时候，角色无可谈之人，便出之以独白。而且会将独白装点成有如对话一般热闹。

高阳运用内心独白的设计极其小心，迥异于一般擅长以同样手法表现浪漫叙述（Romantic Narrative）的作品。在《凤尾香罗》和《醉蓬莱》中，这种内心独白的设计甚至被大量用来叙述一位作家如何构思或修改其作品的过程，一任以知识性的、专业性的、技术性的趣味为鹄的。例如在《醉蓬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洪昇如何构思写作《长生殿》，并以杨贵妃影射董小宛：不好！洪昇自己否定了这个念头，因为影射董小宛太明显了。就“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来说，这个仙女非天孙织女不可。由于天孙的援引，杨玉环复归仙班，《长恨歌》中“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的描写，便有着落了。不过，复归仙班，应有一个程式，起码也有一两出戏好写，至少可以写一出“尸解”。然后再回到人间，南内凄凉的笔墨，固不可少；民间艳屑流传，少不得也有人嗟叹悼念。洪昇心想，除了“白头宫女”话天宝遗事以外，李龟年也大可出场。至于写到唐明皇改葬杨贵妃一段情节，必不可少，因为有影射董小宛祔葬孝陵的重要关目在内。费踌躇的是，既已尸解，从何改葬？

无论对白、对话或作者/叙述者的叙述，由“谈”字辐散而成的、“述史”的论述氛围中，大量的典故知识使高阳的历史小说充满非动作性、反情节性，略无景象描写的一个雄辩整体。他似乎和中国章回小说，也是历史小说的鼻祖罗贯中正走着恰恰相反的路子。

罗贯中似乎有意识地要将那些原本不属于庸俗大众所“应该拥有”的历史数据改写成足以吸引里巷黔首的演义，他所使用的浅近文言文至少令说书人不觉枯涩失味，以至于为了成功刻画出“历史舞台”上鲜活的人物，而不惜大量窜改了“正史”的文本——比方说：把斩杀华雄的一笔账从孙坚那里盗栽于关羽的名下，乃有“温酒斩华雄”的戏剧性高潮。此一努力可以称之为演义家“以曲说改正史，却释出并颠覆历史论述”的微妙运作。

然而高阳绝非这样的演义家。高阳的小说，与其说是从“正史”演（衍）出而为里巷黔首著录一“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依仰“正史”而生却始终附丽于“正史”之下的小说，毋宁以为反而是透过一看似小说的雄辩整体，搜罗各种容或不出于“正史”的典故知识来重新建筑一套可以和“正史”之经典地位等量齐观的历史论述。这也是高阳不惮辞费地在诸多原本各自独立、内容未必相干的小说中借人物之“谈”，反复申言他在李义山诗、董小宛身世生死之谜、曹雪芹家族秘辛乃至于阴阳

五

终高阳一生，可能无缘深识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的《写作的零度》（1953年）或《符号学原理》（1965年），然而，高阳积三十余年数千万字的孜矻创作，却不期然暗合于巴特的某些理论。1977年，巴特在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的就职演说中提及：说话（parler），或更严格些说发出话语（discourir），这并非像人们经常强调的那样是去交流，而是使人屈服：全部语言结构是一种普遍化的支配力量。

巴特哲学性的关切在于将语言视作一种权力的主体及实践，他视“语言”“无外”的一种“权势/奴役”的有机运作。这一运作中必然出现的两个范畴是：判断的权威性以及重复的群体性。质言之：语言之所以可以达成沟通，是由于“沟通”的双方已然先验地臣服于“语言”与“意义”之契约关系，且此一关系更透过一组又一组可以转相注释之符号合群地彼此支持（重复）而益形巩固。

对“无视于”巴特的高阳来说，他一部又一部以“谈”（巴特所谓的“说话”或乃至于“发出话语”——在小说中也就是“对话”和“叙述”）为核心的小说其实另有其和“权力”的依违辨证关系——千百个犹如前述所谓“孙悟空的毫毛”一般被高阳用来“发言”的小说人物正是透过历史论述所显现的正典化（Canonization）力量向“正史”之“语言”去侵夺权势之筹箸。

高阳自非征逐世俗权势之徒，那么，为什么笔者要强调他的小说中“谈”的“权势底蕴”呢？下面这两段文字是高阳晚年所写的两篇文字的片段，先抄录出来，再综论之：但使行有余力，我将从考据唐宋以来诗的本事，研究运典的技巧，来说明诗史的明暗两面。但愿有一天，我有足够的学养在中文系中开这样一门课。（《“诗史”的明暗两面》。按：此文收录于《高阳杂文》。）所谓“茶宴”，以茶为主，以松仁、梅花、佛手为“三清”，沃雪烹茶，称为“三清茶”，佐以内府果饵，即是现代的茶会。宴中照例联句，或者御制诗一两章，命群臣赓贺。……重华宫茶宴以才学入选，亲藩王公虽位尊而不得与，此为高宗出身微贱，但却看不起不读书的贵人的一种表示，涵义甚深。读龚定庵诗：“乾嘉朝士不相识，无故飞扬入梦多。”不觉悠然神往。（《重华宫的新年》。按：此文亦收录于《高阳杂文》，推究文义，当是为报刊所写应年景之作。）

1987年3月15日，高阳在友人为他举行的

六

而“自封野翰林”的豪语若有“明暗两面”，则明的一面已充分显示高阳未能受封为“今之翰林”的感慨。在高阳的朋辈之间，不乏常听他提及“应某校某教授之请，至某系某研究所演讲”，颇有授业上庠之概。所谓“但愿有一天，我有足够的学养在中文系开这样一门课”不只是祈许之词，亦深含反讥之意。这与高阳过世前数年时时愤言“恨当今学术界无人堪当大任”之语映对，总成一叹。

至于暗的一面，我们不要忘记：前引龚定庵诗中的嘲诮，还有龚定庵其人的遭遇、性情与怀抱。龚氏由于书法不佳而不能厕身于一二甲进士之林，深为憾怅，于是勒令家中姬妾人人勤习书法，务使墨迹娟秀严整，待“士君子”之宾客来访时，常差遣这些侍妾奴婢以笔墨书字以窘之，如此调侃居心，与高阳让故事中的边配角色显扬腹笥，其实颇称异曲同工。我就亲闻一位历史系的名教授在一场酒宴上当着高阳的面开玩笑说：“我三十年寒窗所学，还不如你笔下一个丫鬟。”这也是高阳托言赞赏清高宗“看不起不读书的贵人”的自尊与自伤。

高阳自从《李娃》（1966年）、《风尘三侠》（1966年）、《荆轲》（1968年）之后，逐渐脱离了大量杂以纯就动作性情节或情感式描述为取向的“小说家本位”，从《大将曹彬》（1969年）起，他滂沛的“野翰林”自信自许促使（或加速说明）他解悟了历史小说写作者经由典故知识的累积力量取得正典（权势之另一层次）地位的能力。于是，他的小说人物（许多于“正史”亦斑斑可考）在大量广角方法的简赅综述之下各自分担了“次叙述者”的有力发言权，他们对话，并且在对话中制造更多的对话，“谈”之又“谈”，营造了另一种历史。这不正是小说“街谈巷议”的本质吗？无论“士君子”称许与否。

谈之又谈，众妙之门，这里面还有玄机。

基于对某一种巨大又神秘的力量之好奇，高阳总会不时地想要验证：有一种驱使人生、时局和世运的巨力，不断地催迫着世界前行，无人可以抗拒，也无人得以逃脱。但是就像着迷于星象之学的人，高阳往往也出于喜好惊奇、憬慕造化的心情，对于历史的发展，高阳还有一种探索并验证其神秘巧合的悬念。他执意要以抽丝剥茧的寻绎穷究去洞察历史推移的过程，之所以如此，简单地说，也还就是为了追踪自己那“一肚皮不合时宜”的牢骚有何来历以及如何确当。

另一方面，高阳又不甘于历史书写拘牵于正统史官“立足本朝”的诠释樊笼，并因之而放逐了大量“不合时宜”却可能“信而有征”的掌故材料，于是便借着小说而大事“重塑历史”。

当然，这两方面是动辄会出现矛盾的——一个浅而易见的质疑是：既然世事皆有其来历（掌故），而这来历又提供了世事发展、存在之正当性，则牢骚又何必有之？

我曾于一次“进城喝两杯”的场合里向高阳追问这一点，他微醺而愠，道：“那就不能谈了嘛！”我唯唯应之，心想：那也确实不能谈了。

高阳所关切的本非“诠释的循环”之类“狗咬尾巴团团转”的抽象高论，他毋宁先假设自己的牢骚既有来历，又因之而诚属确当，然后再钩稽文献、搜求坟典，为他所罗织的历史“拿捏”证据，所以高阳自成一派的“索隐”“考据”遂多见“发明”，而且难以置辩。

高阳的牢骚约而论之，其实就是“不遇”二字。这“不遇”固然是屈子以下中国传统文人、知识分子乃至于失意政客所共同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美之者曰“情怀”，诋之者则曰“身段”。

然而情怀云者，身段云者，其“不遇”则一，也都和主观的意志与客观的遭际之间互无妥协的处境有关。高阳之“不遇”也可以从两个面向上加以了解。一方面如前所述，他很难在一个由他自己树布的历史知识网络上找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甚或在同一渊博基础上与之对话无碍的友朋；另一方面——也是极其残酷而现实的（这与龚定庵何其神似？），他从来没有一张正式的学者资格证书。

在历史的迷宫中纵横捭阖、挥洒出入的高阳一向讲究“证据”，但是终其一生，台湾这个素来好吹嘘“文化复兴”“文化建设”的社会却从来没有以任何“证据”认定过（哪怕是一项荣誉学位的授予）他在明清史、玉溪诗或红学等领域中浸淫钻研的功夫以及卓越成家的地位。

任何一个时代诚然少不了“怀才不遇”的人物，尽管“不遇”者众、“怀才”者寡，但是当浊世滔滔，皆以高阳为“酒徒”、为“墨客”、为“小说家者流”的时候，真正有大损失的难道不是这个社会吗？屈子投怨怼于汨罗，高阳溺幽愤于醇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揆诸一长远的历史，则今之侈言“文化活水”者流，岂非楚怀王之覆案而已哉？

1988年，我赴大陆探亲月余，返台后与高阳匆匆一饮晤。席间有几番言语，令我无时或忘。其一是我重提准备以太平天国史料为背景写一长篇小说的旧议，因为同年稍早时我赴报社任事，探亲归来，心绪浮野，正有辞去这“城里的差事”的打算，想重返龙潭索居，再也不到编辑案头，然而高阳却竭力反对。他说：“‘辞官’可以，写太平天国大可不必。”

接着他告诉我：历史小说之可贵，在于历史人物之可爱。而洪、杨之徒，“岂有可爱之处？”还说：“值得入小说的历史人物，大抵不外圣君、贤相、良将、高僧、名士、美人六者。真要是个一流作家，干吗又要伺候那些个三流人物呢？你不要中了那些‘广东派史学家’的毒！”

我非治史学者，至今犹其未明：“广东派史学家”何所指？倘若以洪、杨事按之，多年之后重温其言，我反而明白了他话里的另一层玄机：高阳对于有清一代，其实怀抱着相当“不从众”的看法。在台湾，吃国民教育奶水长大的一代（乃至于他们的父母）大致上对前朝的浮泛印象是糅合着汉族中心主义和民主主义两层色彩的。是以言及满清，必称腐败专制、丧权辱国，仿佛门户大开以降的中国在近世所遭受的种种欺凌、所经历的种种挫败，都可以简而约之地归咎于来自关外的女真族政权，甚至其中的一二名当权者。然而高阳却不肯这样想。

高阳在当世之“不遇”，很可以从其家世在前朝的煊赫之中找到对应的明证。高阳的叔曾祖许庚身是光绪十年到十九年间的军机大臣（卒谥恭慎）。高祖许乃钊亦曾任广东学政，官至江苏巡抚。先世尚有“七子登科”（四举人三翰林）、“五凤齐飞入翰林”的时誉。

然而到了高阳这一代，迭经战祸，时逢乱离，除了家学幼习，高阳的知识陶养全靠自修，偏偏到了20世纪中叶以后，台湾的教育机器又全然无视于、亦不关心一个“素人学者”为整个文化体制注入生机活力之可能。春秋时代孔夫子有“礼失而求诸野”的浩叹与慰藉；迄于民国，“翰林失而宁复不可求诸野乎？”

回首1988、1989年间，每与高阳论文议史，他总不免津津乐道着两度前往香港中文大学讲述《红楼梦》研究的情景，更不止数次提及曾应台大某系所教授之邀为学生讲授阴阳五行生克的玄理奥义。一旦问起他对台湾文化界的整体看法，高阳也笃定会摇头恨道：“一言以蔽之：学术界无人堪当大任！”

正缘于幽愤之深，乃成其兴寄之遥。

高阳“以小说治史”的“重塑”企图也就寓藏着益发“悍然其辞”“沛然莫之能御”的霸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或学者，高阳于“自封野翰林”的笑语谐趣之中，自然可以表示：“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然而作为一个文人，高阳又势必有“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的惋叹。他既深知天“不”将降学术之大任于仔肩，于独学寡友的孤子旅途之上又常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怆然之憾。而谓“过不了团体生活”云者，而谓“非脱队不可”云者，又岂是等闲自负“不过”者流所能体会的呢？

1989年，高阳应复旦大学之邀，参加了一项名为“第四届港台文学暨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的活动，并转赴浙江杭州祭祖。日后在一篇由他亲笔撰写的《横桥老屋旧址碑记》的文字中，他特别引述前清梁山舟学士书赠高阳十世祖许学范（字希六，号芋园）的联语，曰：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一生读书、一生著书、一生谈书论书的高阳在1991年初因肺疾送医急救，凡七进七出。我去探访，见他又消瘦了几分，当时他精神尚佳，犹能笔谈，我遂以其新作《水龙吟》之题名请教，询以：“与辛弃疾‘几人真是经纶手’一阕是否有关？”

但见高阳频频蹙眉，未几，即振笔疾书数行示我：“我于《联副》（指《联合报·副刊》——编者注）发表之说明汝竟未读耶？”我默然无以应。然而事后我再翻拣庋藏旧报，复向《联副》查证，其实并无彼文。日后闻知高阳出院，渡得一厄，才稍释忐忑。

然而我始终不能明白的是，为什么高阳会记得他发表了一篇其实并未发表的文字？此事直至次年三月下旬方得旁证而解：那是一张某餐馆印制的请帖，下署“高阳”之名，一望而知是寿诞的邀宴，可是日期却早在我收信的前一日已经过了。这样一个对于史事精明审慎的人，珍贵的时间感和因果论在生命的晚期居然就这样随着病痛而崩塌了。

我随手发了一张传真回复，寥语数行，敬请戒烟节酒，然而我亦深知：这是废话，一如高阳那般“圣君、贤相、良将、高僧、名士、美人”的温言善语之于我是一样的，过耳寓目，不必存心而已。

在相交的最后六年中，高阳于我如师、如友，待我如子侄又如朋辈，我何其有幸能承其教、受其责、感悟其情？而这个时代又何其不幸地逐之于前朝、弃之于酒肆、任其自封野翰林？而今逝者已矣！思之不觉涕下。我为高阳悲，亦为高阳所悲者悲。遥想杜少陵“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之句，竟不堪其悲。

序曲

月满之夜，谷底却是

一

这条狭谷也是一样。如不是身历其境，或者在山顶迫近下望，不会发现这丛山峻岭之下有一道绵亘十五里，车不得方轨，马不得并骑，虽非地狱却难见天日的隘路。它被深埋在崤山之下，所以称为“函谷”。说什么鬼斧神工？它必是崤山山神得罪了雷公，震怒之下，挥掌一劈所留下的创痕。

白昼，过午一交申时，函谷道中便断了行旅。偏有这个北风凛冽的深夜，居然出现了人迹。一行三骑，在重冈叠阜之间的一线羊肠曲径中，没命地飞奔。人，仿佛就撞在怪石嵯峨的崖壁上，都无所顾惜；而马，却未能善解人意。这里不是“驰道”，无法一骋凌云之足，而且蹄足上还包着草席，累累坠坠，好不舒服。偏偏主人不谅，还使劲地抽着鞭子，喷鼻嘶叫的抗议，毫无用处。于是其中一匹烈性子的枣红马，在差一点撞到一块凸出的崖石时，一怒跳脚，陡然直立，把它的主人掀了下来。

幸好后面的两个人，矫健机警，一见影绰绰长出一道黑影，双双下死力收住了马；嚼环勒得那两匹马痛彻心扉，唏律律一声长嘶，也都是双蹄上扬，直立了起来。亏得这一下，才没有把前面落马的那人乱蹄踩死。“大夫，大夫！”后面那两个人，滚鞍下马，赶上来问讯，“无碍否？”“不碍！”被称为大夫的那人，揉着腰站了起来，又说，“上马，赶路！”“歇一歇再走吧！反正鸡鸣之前，总可到达关前。”“不！”大夫说，“早早赶到为妙。”“还是谨慎些好。”另一个随从劝他，“反正有‘封传’在，不怕不能出关。若是心急赶路，再出了什么差池，反变得‘欲速则不达’了。”“呃！”那大夫突然有所醒悟，答非所问地说，“把马足上所包的东西取下来！无须用此。”然后他又慢吞吞地补了一句：“别忘了，我是秦国的右大夫。”

那两名随从，顿时省悟，马足上用草席包裹，是为了减低蹄声，避免他人注意。其实在这深夜的函谷中，便雷轰电驰也不妨，因为根本就无住户行人。再一层，右大夫持“封传”出关，并无遮掩行迹的必要；果尔如此，出乎常情，反倒容易引起关吏的怀疑。

于是，那两名随从，齐声应诺，把三匹马蹄上所包的草席，都取了下来。

歇得一歇，等气力略略恢复，重新上马。狭狭的幽谷中，十二块马蹄铁敲打在坚硬的石块上，响起一片极其清脆热闹的声音，恰有破倦之功。那位年方三十的秦国右大夫，怀着一种莫名的亢奋心情，领头前行。看看地势渐高，月色渐明，越发有一种临深履渊之戒。

万山丛中，双峰对峙，形成一个缺口。百二秦关，隐隐在望——天下艳称的“崤函之固”，将要为这位右大夫所突破了！

于是，猛挥一鞭，策骑沿着坡道到关前。然而那是毫无必要的。确如他的随从所说，还早得很了。“日入而闭，鸡鸣而开。”自有函谷关来，规矩便是如此；即令有“封传”在身，半夜也不能叩关。

关前有沿山而筑、错落高下的民居，大概百把户人家，形成一个市镇。欲待敲开了门乞些汤水，顺便稍作休息，却又怕惊扰了人家。那位右大夫踌躇了一会，觉得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好，因而稍一张望，便向一块凸出而平滑的崖石走去。

两名随从，一名照料马匹，一名来侍候主人。他取了块作为马鞍的褥子和干粮袋，赶在前面，拂去了崖石上的浓霜，铺好褥子，等右大夫坐好，随即自干粮袋中取出一大块麦饼，双手奉上。

他极饿，但是硬得像石头样的麦饼实在太粗粝了，使劲咬下一块，含在嘴里，咀嚼得牙根发疼，而喉头倒似有样东西横亘着，费了好大的劲，才能把口中的麦饼咽了下去。“你们吃吧！”他把多下的麦饼递给了随从。

另一名随从安顿好了马匹，跟着也到了他面前，悄声问道：“大夫！冷得厉害，可要砍些枯枝，生起堆火，为你取暖？”“不好！”他使劲地摇一摇头，同时不自觉地环目四顾，“此是极紧要的所在，半夜里出现火光，引起误会，会惹下很大的麻烦。”“是！”

两名随从相互看一眼，一左一右翼蔽着他，稍稍遮挡了西风和寒气。身上倒是比较舒服了，心里却仍不安闲。沉沉关塞，迢迢银汉，何时才得鸡鸣一声，开关出客？

忽然，他想起了孟尝君故事，信口问道：“你们会学鸡鸣不会？”“没有学过。”“我会。”另一名随从好奇地问道，“大夫，何以问这话？”“五六十年前，齐国的公子孟尝君，门下食客数千，皆是才俊之士；偏偏有鸡鸣狗盗之徒，夹在中间，大家都看不起他们。后来，孟尝君要从秦国回齐，半夜到了这函谷关前，会鸡鸣的那位食客，建了大功——他一学鸡鸣，左右民居的鸡闻声皆鸣，关吏开关，孟尝君扬长而去矣！”“这妙啊！”会鸡鸣的那随从技痒了，“咱们学一学前人的样！”说着，便要撮口相呼。

那位右大夫跳了起来，一掌击落他按在唇边的手，神色严重地斥责：“你要干什么？”但是，他忽又马上执住那只被打的手，不胜惶急歉仄地说：“噢，噢！我不该这样！我错了。你是好意，我竟辜负了，何以为人？”

那两名随从，看他如此自责，深深惶恐。主仆三人，执手无言，不知不觉间悲从中来，泪流满面，却都是无声饮泣。

一声鸡鸣，止住了他们的眼泪。侧耳细听，啼晓之声，此起彼落——关城中出现了火光。“大夫，开关了。”“检点‘封传’！”“在我这里！”会鸡鸣的那随从，小心翼翼地从身上取出块尺五长的木牌一扬，“封识完好。”“好！”右大夫就着月光，细细看了随从的脸，泪痕已无，神情欢愉，便也高高兴兴地说道：“上马走吧！”

于是都上了马，一冲而上，直到关前。关门初启，关吏却已精神抖擞地当户而立，威严地举手阻挡，示意下马受检。

秦法严峻，特重各人的权责，虽是小吏，亦不可轻侮。那位右大夫不敢忽略，亲自持了封传，徐步上前，朗声说明：“奉诏赴赵国公干。请验封传。”

关吏注意到了他的服饰，礼貌地点一点头，接过封传，招招手，唤士兵取来支明晃晃的火炬，先细验了御史的封印，然后打开封传，上面记载着出关人的姓名、身份和年龄，逐一对照，毫无疑问，便即交还封传，说一声：“放行！”

那右大夫徐徐伸手，接过封传。但完全意想不到的，他的手忽然让关吏一把捏住了。“右大夫！”关吏逼视着他问，“你的手，何以发抖？”

这一问，叫他心里发抖了！而且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噤——幸好，身后一阵劲急的西风提醒了他。“太冷了！”他吸着气说。“噢！”关吏松开了手，并且好意指点，“你可以到驿馆去歇一歇，喝碗热汤水，等日出了再走。”“王命在身，不敢耽搁。不过，我倒是要到驿馆去换马。请问，驿馆在何处？”“你看，那不是！”关吏向右一指，又问，“你是第一次出关么？”

若非第一次出关，不会不知道驿馆就在关右。他懂得问话的意思，便顺着语气答道：“是的。”“但是，你不是生长在关中的。”关吏的炯炯目光又射过来了。

他再一次省悟，由于他的燕赵口音，关吏才有如此的疑问，这不难解释。“是的。”他说，“自十年前入关以后，还是第一次出关。”“嗯，嗯。”关吏释然了，又指一指关右，“请到驿馆换马去吧！”

驿馆不过一箭之路，凭封传换马，一共三匹，倒有两匹的马股，用布帛紧紧包扎。那是驰驿的人，拿鞭子抽得太狠，受了伤的马。右大夫心有不忍，要想重换，而厩中余马，十九如此，只好仍旧骑了原来的马匹上路。

出关还是秦国的国境——函谷关以东，原为周天子的王畿，现在是秦国的“三川郡”。逐站驰驿，一出新安，地势顿形开阔，越发加紧赶路，过洛阳，到孟津，渡河折向东北，虽已到了赵国境界，却仍是秦国势力所达之地。直待过了安阳，渡了漳河，才算是真的到了赵国。

到了赵国——要紧的是脱离了秦国，这位多少天来一颗心总像悬在半空里，并且付出了太多的体力，日夜在马鞍上颠簸，浑身骨骼仿佛已抖散了似的秦国右大夫，便如绷紧的琴弦，遽尔裂断；他们舍舟登岸，才走了数步，突然腿一软，仆倒在浊流滚滚的漳河边。

两名随从赶紧俯身探视，同时惊惶失措地大喊：“太子，太子！”

他是太子，燕国的太子，名丹，不是什么秦国的右大夫——那只是贿通了秦王的宠臣蒙嘉，盗用出关的封传，临时假托的一个官衔。“我累了，太累了！”

太子丹有气无力地说了这一句，突然又一挺身坐了起来。这叫人想到剖腹刮鳞的鲤鱼，丢入釜中又一跳老高，把那两名随从吓一大跳。“这里还不是善地。走，走！”

燕太子丹使劲把助他出关的那道封传，投入漳河，换去了秦国的官服，在随从的扶掖之下，挣扎着来到邯郸。

这个地居要冲的赵国都城，车马塞于通衢，弦管响入云霄，繁华更胜于昔。微服闲行的太子丹，抚临旧游之地，勾起太多的回忆，也有太多的今昔之感。

属于邯郸的回忆，至少有二十年了。那时，他与此刻在位的秦王——嬴政，都只是七八岁的孩子。

嬴政的曾祖便是秦昭王，秦昭王的次子初封安国君。他有二十几个儿子，其中之一，名叫异人，为夏姬所生。夏姬不为安国君所宠爱，因此，她的儿子异人亦不为安国君所重视。当秦国与赵国，为了修好而互换质子时，由于秦比赵强，所以把无足重轻的异人送到邯郸，质于赵国。赵国自然也不会看得起他，饮食供应，极其菲薄。这样，秦国王孙异人，便潦倒在异乡了。

其时有个来自韩国、籍隶阳翟的大富贾，名叫吕不韦。他拿做买卖的眼光来看异人，觉得他是一票可以囤积居奇的好货色，于是刻意结交。穷途末路的异人，忽然得此推衣解食、情意殷殷的照拂，对于吕不韦的感激，是不言可知的。

秦昭王四十年，太子一病呜呼。隔了两年，异人的父亲安国君被立为太子。

这一来，异人的“行情”也看高了，更值得吕不韦投资。他亲自去了一趟咸阳，为异人，也为他自己觅得了一个好机会。

安国君成为太子以后，立他的爱姬华阳夫人为正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经过吕不韦的设计，异人对华阳夫人表现得特别孝顺，因而华阳夫人便征得安国君的同意，立异人为嫡子。

秦昭王五十六年，秦国命王龁伐赵。赵王大怒，要杀异人，亏得吕不韦以数百斤黄金，贿买了赵国的关吏，得以逃回咸阳。但是他的爱姬和长子却仍旧留在邯郸。

异人的长子，便是嬴政。嬴政的母亲，原是吕不韦的姬妾。怀孕之初，吕不韦叫她引诱异人，然后顺水推舟，割爱以赠异人，生子便是嬴政。

因此，嬴政实在是吕不韦的儿子。在他幼年，燕国太子丹，亦质于赵国，彼此住得极近，两人自然而然地成了朝夕相处的游伴。嬴政生来瘦小，而且暴睛低额、鹰鼻猴腮，加上如劈竹子那样难听的豺声，好不讨人厌！只有燕太子丹拿他当亲兄弟看待。嬉戏追逐，在那春来一样桃李芬芳的北国平原，他们曾有过太多的欢笑。

那些欢笑，此刻在燕太子丹耳际还依稀可闻，但是心中的感觉，不是怅惘，而是惊悸——他无论如何不能想象嬴政竟是这样对待一个儿时的好朋友！

嬴政在十三岁便即位为王。秦昭王在位五十六年，然后是安国君继位，是为孝文王。异人的妻子，便在这时候由赵国护送回秦。

孝文王在位仅仅三天。太子异人立，是为庄襄王，以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过了三年，庄襄王一病而亡，于是嬴政继位，尊文信侯为相国，号称仲父，掌握秦国的实权。

这时燕太子丹，已由邯郸回国。但到了嬴政即位的第十年，收回大权，免吕不韦的相职，流放到巴蜀以后，燕太子丹却又到了咸阳。

那是燕国愿向秦国修好的表示。而所以特遣太子丹为质子，即由于他与秦王是总角之交，希望获得格外的优礼，促进两国的邦交。

秦王嬴政对燕太子丹，倒确是另眼相看的。不过，那不是青眼，而是白眼。

而且他连看到嬴政的白眼的机会，也是有限的。算起来一共不过五次，每一次，嬴政都是眼高于顶，爱理不理的神气。他不相信嬴政的记忆力会坏到连儿时的旧梦都忘得一干二净；他也不相信嬴政是由于太忙的缘故，抽不出叙旧的时间——他相信，秦王嬴政是因为天性阴鸷残忍，以及他奇丑的身世和他即位以后太后淫乱不正、播于天下的丑闻，才使得他对任何人皆怀有一种莫可究诘的怨毒恨意。

然而，他虽了解到这一点，却仍旧没有办法原谅嬴政，因为他是完全无辜的，他是对嬴政有情义的，而且他是代表燕国来对秦国修好的；所以嬴政对他的寡情薄义，傲慢欺侮，是对整个燕国的蔑视。作为燕国的太子，他愧对他的父王和国人。他可以忘却个人的恩怨，却不能抛却为燕国争面子、争地位的大节，否则，他不配做燕国的太子，更不配在若干年后继位为燕王。

就是个人的恩怨，在情感上又怎能轻易抛却？特别使他难以忘怀的是三个月前，经过一再请求，方始得以相会的那一面。“启大王，外臣有不得已的请求，伏乞大王鉴纳。”“嗯。”嬴政翻着白眼，在鼻子里哼了一声。“臣父年迈多疾，许臣归省……”“什么？”嬴政的暴睛，努得更凸出了，“你在说什么？”

低声下气的燕太子丹，略略提高了声音答道：“乞大王许臣回燕省亲，期以半载，必当重入函谷。”

嬴政发出极其难听的狞笑，入耳如闻荒野中枭鸟夜啼，令人毛骨悚然；然后，他指着栖息在殿角的乌鸦，用嘶哑的豺声咆哮着：“你等着吧！等到乌头白、马生角，我放你回去！”

这是说，他此生休想再回燕国了。而现在，乌未头白，马未生角，不也脱出了樊笼？但，这不是一种境遇的结束，而是开始。“嬴政！”他凝视着西方的落日，从牙缝中迸出几句话来，“你等着，我总有一天还要回咸阳，叫你看看我是何等样的人物！”一

从怀州河内来到榆次的荆轲，已经相当狼狈了，除去一剑一马，别无长物。前路茫茫，去既不能；而囊无余资，留亦不可。这进退之间，简直没有主意可打。

但是，以他脸上的神情，怎么也看不出他这天的晚餐还没有着落。这就是养气的功夫。他颇自矜他的这份修养。自然，矜持也是在心里，从不会摆在脸上。“去吧！”他对自己说，“出去走走。越是遭遇困境，越要显得潇洒。”

他本来就够潇洒的了。跨一匹骏马，悬一柄长剑，剑鞘的尖端敲击着马镫，叮咚叮咚地直往闹市而去，看上去越发像个养尊处优的王孙公子。

走过一家锻冶铺，熊熊的炉火，乱爆的火星，和沉着洪亮的打铁声音所汇成的那份热闹劲儿，对于他萧瑟的心情，构成了无可抗拒的魅力。于是，他下了马，踩着从容的步子，走了进去，站在铁砧旁边闲看着。

打铁的汉子，只穿一条犊鼻裤，映着炉火，半身油光闪亮，臂上的肌肉，一块块在滑动，就仿佛有一群淘气的小耗子，藏在里面，不时在流窜似的。

他打的是一支三尺长的铁条，手法又重又准，一锤下去，火星横飞，随即化为铁屑，散落在地。这样从头到底，依次而下，打完一遍，铁条像去了一层皮，但依旧周身通红。那汉子用火铗夹起，随手往水盆中一抛，在“嗞嗞”的淬铁声中，他抬起手背，抹一抹汗，同时发现了荆轲。

说得实在些，他是发现了荆轲腰际所悬的剑。

那把剑漂亮得很，剑柄嵌松绿石，镶金丝，金丝盘成饕餮面的花纹，手工极细。剑柄与剑身接合之处的“璏”，是用黄金铸成的。

荆轲知道他目光所注意的是什么，行所无事地微一转身，剑鞘打着铁砧，“咣啷”一响，好听得很。“足下从何处来？”打铁的汉子问。“怀州河内。”“哦。齐人？”

荆轲心知是因为他的口音，不似卫国。他的祖先出自齐国，本姓庆，若要冒充为一直居于大国地位的齐国人，不会有人不信，但是，他不愿如此。“错了。我说齐语，并非齐人。”“是鲁国？”打铁的汉子忽然又鲁莽地改口，“好了，不管你是哪里人，只问可许我借你的剑看一看？”“怎么不许？”荆轲把他的剑解了下来，捏着剑尖，递了过去。

打铁的汉子，以满脸庄重肃穆的神色，徐徐抽出剑来，细细看着。那是把新铸的青铜剑，形制极其讲究，但只能作为装饰之用。“你的剑还未开锋。”“故意不开锋的。”“为什么？”“只为不愿杀人。”“然则有何用处？”“备而不用。”

打铁的汉子，对他的话莫测高深，只报以不明意义的一笑，然后又用手慢慢拭着剑刃，显得非常爱慕的样子。

荆轲不动声色地看着。他的剑曾为许多人鉴赏过，然而都只注意他的剑柄，像这个人那样专心一致欣赏剑身的，在他还是第一次遇见。“我替你开锋如何？”打铁的汉子又说，“家师是徐夫人。”

赵国的徐夫人，天下冶工第一，可以媲美吴越时代的莫邪。荆轲想不到这个状貌粗鲁的汉子，竟是徐夫人的门下，于是肃然改容了。“久仰令师的名声。此去邯郸，必要一见。足下尊姓？”“我叫孟苍，是家师最不成材的学生。不过眼高手低，名剑入目，还不至于错过。”孟苍把荆轲的剑半举齐胸，反复看了看，又说，“可惜，铅的分量多了些，如果多用些锡，还要锋利耐用。”“反正我也不想杀人——而且，也没有人值得我及锋而试。锡多锡少，皆无所谓。”“对了！”突然有个瓮声瓮气的声音插嘴，“反正你的剑，多用些黄金，望着好看就行了。”

对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这样恶语相向，而且涉于讥刺，是极其失礼的一件事。若逢好勇斗狠之夫，说不定就会出一场人命，因此孟苍赶紧低声相劝：“别理他！他又多喝了些酒，酒德之坏，无以复加。”

荆轲还未开口，那极难听的声音倒又响起来了：“姓孟的，你在那里胡言乱语些什么？谁喝多了酒？”

别人要息事宁人，偏那家伙不通人性，气得孟苍跳脚大骂：“简直是畜类，越扶越醉。趁早替我滚！不知替我得罪了多少客人，耽误我多少交易！”“不，不！”荆轲反过来劝他，“别动气，都是好朋友！”

说了这一句，他回过身来，看见另一面有五六个人在喝酒。其中一个，好一张赤红脸，不知是天生如此，还是喝多了酒，反正形象狞厉，特别是那生满两颊的胡楂子，和一双死鱼般的眼睛，又脏又丑，格外惹人厌。“劳驾，请把剑给我。”荆轲重又回身，对孟苍说。

孟苍不知该怎么办，他已看出荆轲深沉，但这样子的喜怒不形于颜色，却是深沉得不可测了。他怕他有着什么出人意料的动作，闹出事来，替他惹来难以料理的麻烦，因而踌躇着不肯把剑交回。“不是没有开锋吗？”

没有开锋的剑，与一块顽铁相差无几。这下，孟苍被提醒了，而且听他的口气，明是猜透了别人的心思，特意说这话叫人放心的。于是孟苍把荆轲的剑，双手奉还，却到底又补了一句：“看我的薄面！”“言重！言重！”

荆轲提着剑，向另一面走去，越走越近。那五六个人都用警戒的眼色看着他。为了松弛他们的紧张，荆轲投以友善的微笑，接着把他的剑插入皮制饰玉的剑室——剑鞘。

这时，有个年纪较长的，举起瓦缶相招：“来！喝酒。”“多谢！”荆轲接过瓦缶，双手捧着，齐眉一举，很从容地喝干，用手指拭一拭瓦缶边缘把它交了回去。“嗨！”面红如火的那人，粗鲁地向他招呼，接着问出句话，“你怎的这等狂妄？”“不敢。”荆轲平静地回答，“请明示，我是怎的狂妄了？”“剑不开锋，又说不爱杀人，仿佛只要你的剑一开锋，爱杀谁就杀谁？”说到这里，又戟指瞪眼，厉声再问，“可是这话？”

这样盘问盗贼似的神情，叫荆轲大起反感，想了一下答道：“我，自觉养气的功夫，还嫌不够，有利器在身，只怕一时气愤，出手难免伤人。足下说我狂妄，未免苛责。”

那人在鼻孔里“哼”了一下，管自己别过脸去喝酒。这轻蔑的神态，使得荆轲忍不住了，猛然转身，向孟苍高声说道：“请为我的这把青铜剑开锋！”

这话一出口，孟苍不答，旁观者又都复现紧张的神色，怕是他准备要跟那莽汉拼命了。

而那莽汉头也不回，只又在鼻孔中“哼”出声来。荆轲心中一动，觉得此人万万不可轻视。

而奇怪地，就在这时候，忽然众声皆寂。冶金打铁之处，终朝叮叮当当的声音吵死人，一下子静了下来，但见一炉红火，冒着纯青的火焰，这景象令人不安得很。

最不安的是荆轲。他发现他陷入一场极难应付的麻烦之中，光是料理那粗鲁汉子，还不算太困难，难办的是他要周遭的人佩服。

他立刻发现，这是对他平生所学的一种考验，养气的功夫，便是要用在此时此地，于是——

于是，他微笑着把剑又归宝剑鞘，顺手又举一瓦缶的酒，在空中划过半个圈子，向所有的人表达敬意，然后，他自我介绍：“某，卫国荆轲……”“啊！”最年长的那个，立刻打断了他的话，又惊又喜地说，“你就是荆卿！幸会，幸会！”

称“卿”便表示极其尊重。其余的人，虽不知荆轲是什么来头，但都受了此人的影响，改换了一副仰慕的神色。

荆轲觉得很安慰，因为他的声名已经远播，而尤其重要的是，在这尴尬局面中，获得了一份非常重要的友谊。“我唤宋意。”那年长的又说。接着宋意替他逐一介绍，荆轲一一为礼。

快轮到那粗鲁的汉子时，他不要宋意为他报名，自己大声说：“我姓盖！”“噢！”荆轲注意到了他的剑，“足下来自巴蜀？”“你听我的口音像吗？”“口音不像，近似楚音。”“然则你何以说我自巴蜀来？”“只从尊剑来猜度。”

姓盖的那口剑，此时很少有人用了！因为太简陋了！长不过两尺稍余，形似韭叶；剑身与剑柄没有区别，剑柄用两块木片包住，拿根白绳子随便缠一缠；白绳子已变成灰黑，泛出油光，那满沾着的垢腻，不用提是如何叫人恶心了！

但是，荆轲不敢轻视，凭这么一把剑，敢于目中无人到这样的地步，可知不是个好相与的人物。他——荆轲从那把不起眼的剑上，就能看出这人是个行家……“天下名剑，出于吴、越、楚。尊剑形制，为巴蜀所常见，南方罕睹，因而我猜想尊兄来自巴蜀。或者，”荆轲极其轻巧地一转，把他自己的话拉回来，“曾作巴蜀之游。”

巴蜀是流放罪犯的地方，姓盖的听了他的话，大不舒服，冷笑道：“便到过巴蜀，又待何如？”“盖兄！”宋意紧接着以责备的神态和语气说，“怎的，你说话总是与人作对？”

姓盖的不响，但显然，脸上有着愧色。

荆轲依然微笑着，徐徐喝了口酒，向宋意点点头说：“剑道深微，像盖兄这样，实在难测。”

这话表面上恭维，其实有着讥嘲之意。姓盖的甚不服气，然而无法发作，想了想，问道：“嗨，我倒听听你的，剑道怎么个深微？”

这正面的考问，荆轲不敢随便回答，细细思索一下，答道：“虽说深微，其实只一个字便可涵盖。”“哪一个字？”“无他，一个‘利’字而已！”“仅一‘利’字，可以涵盖一切吗？”宋意怀疑地问。“诚然。”荆轲断然决然地答道，“利器在手，无往而不利。”“岂有此理！”姓盖的插进来说，“照你的说法，是剑役人，非人役剑。好没意思！”“话不是这么说。剑未出手，是人役剑；一出手则是剑役人。此收发之间，凭乎一心；所以，依旧是人为主宰。”“诡辩！”“盖兄，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宋意为荆轲不平，“相与论剑，有话尽管请说，何必动意气？”“论剑？”姓盖的哈哈大笑，“我看是剑论——剑论人。只弄把玉首、金柄、皮室的好剑，便算是尽了剑道了？”

这几句话说得够刻薄，但是荆轲辩才无碍，从容答道：“正是如此！此所以古来雄主，皆求名剑，颛顼有‘画影’‘腾空’；少康铸八方铜剑；太甲有剑曰‘文光’；武丁有剑曰‘照胆’……”“好了，好了！”姓盖的大声打断了他的话，“弄这些无稽之谈来瞎扯，还论什么剑？”“好，那么谈些信而有征的事。且不说周穆王的昆吾剑，切玉如泥；请教，干将可有其人？”“自然有的。”“欧冶子呢？”“那是越国的名冶工。又何消问得？”“恕我饶舌。再请问一句：风胡子，亦有其人否？”“那是我们楚国的良匠。”座客中有人操楚音者答说。“然则，我要请教盖兄：干将、莫邪夫妇所铸的雄雌双铜剑，越王允聘欧冶子所铸的铜剑五口为‘纯钩’‘湛卢’‘豪曹’‘鱼肠’‘巨阙’，楚王命风胡子求欧冶子及干将所做的铁剑三口为‘龙渊’‘太阿’‘工市’，可是信而有征？”

姓盖的语塞，而其余的人，包括宋意在内，却都听得津津有味，一齐用羡慕的眼光看着荆轲，仿佛羡慕他对于剑的典故，竟知道得如此之多。

但姓盖的不肯放弃争辩，而且争到要紧所在来了。“我问你，你的意思，可是只求剑利，而不必讲求击刺之道？”

这句话问得很厉害，荆轲不即回答，徐徐解下剑来，端然横置在面前，然后平静地答道：“只闻干将之类的名剑，水断蛟龙、陆剸犀革；不闻持此剑者，讲求击刺之道。只闻专诸以鱼肠刺王僚，胸断臆开，贯甲达背；不闻专诸讲求击刺之道！”

他的话一完，阖座拊掌称妙。自然，姓盖的是例外，气得半晌说不出话来，那张赤红脸竟然发青了。

荆轲心里有些着慌，只表面上声色不露，慢慢地取起剑，准备告辞。“慢着！”姓盖的大喝一声，按住了他的手，“把你的剑开了锋，看看你的‘水断蛟龙、陆剸犀革’的宝剑，可能伤得了我盖聂一根毫毛？”“盖聂”两字入耳，把荆轲惊得心里一跳，而脸上的微笑，却更愉悦可人了。“干什么？干什么？”孟苍赶了过来劝架。

座中最年长的宋意，亦以微近叱责的声音命令盖聂：“放手！有话好说。”

盖聂不能不听，收回了按住荆轲的剑的手，转而握着自己的那把短剑，大拇指按着剑身与剑柄相接之处，中间三指紧握剑柄，剑柄尽处，通常称为“首”的部位，藏入掌中，以蜷曲的小指虚虚约住。这是一个最易使劲的姿势，一剑前刺，所用的力量，由身及臂，由臂及掌，而自抵着掌心的剑首贯注到剑尖。若非如此，当年专诸刺吴王僚，鱼肠剑不能贯甲穿胸，直达于背。

而现在盖聂出现了这样的姿势，意味着一动手便要判生死。于是在座的人都觉得他太过分了。

孟苍自是格外紧张。如果出了人命，他是地主，第一个脱不了干系，所以横身其间，翼护着荆轲问道：“何事相争？说出来让大家评个理。”“盖兄要与我在剑上较量一番。”荆轲笑着回答。“快去把你的剑开了锋！”盖聂再一次挑战，“难道我盖聂值不得你‘及锋而试’？”

荆轲心知惹恼了盖聂的，便是这句话，然而此时不便认错，只仍旧摇摇头说：“平生不爱杀人，素志早定，不可更改。”

语气依然似软而实硬，盖聂越发生气，但他知道，咆哮无用，便换了冷静的声音：“你放心，我不致让你给杀掉！”“就算杀不掉，至少得毁掉你的剑。”荆轲看一看他自己的剑，又说,“我这把剑，虽无切玉如泥之利，敌你的剑，却是有余。”

这便有闪避之意了。盖聂不肯饶他，接口答道：“这更不要紧了！我这把破剑，不值几何，被你削断了，正好让孟苍送我把好铁剑。而且，我也不相信你能损我分毫。谓予不信，试一试何妨？来，来！”说着，盖聂把他的剑往上一抛，翻个身落下来。他伸食中两指，一下子便捏住了剑尖。臂、腕、指和那把剑，不见些微的抖动。

荆轲的手低，眼是高的。心惊于盖聂的那份眼法、手法和定力，却不肯说破，只微微颔首，脸上表现出“孺子可教”的那种味道。“如何？”盖聂晃荡着短剑，随随便便地问。

这是真正的轻蔑。荆轲血气翻腾，突有跃然一试的冲动，但马上转念，无论如何敌不过他，何必自取其辱？而且就算胜了盖聂，又如何呢？剑是“一人敌”，胜之亦是不武，何苦来？

这一想，他是彻底想通了，因而心平气和，所有的自卑和受辱的感觉都不存在了。夷然而笑，提剑起身，用一个致敬的眼风扫过周围，接着，以极清朗的声音向宋意说道：“今日幸会，受教良多。荆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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