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述卓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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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中的文艺研究与边界拓展：暨南大学文艺学研究与教学文集(2006—2015)试读：
暨南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教师简介
饶芃子，女，1935年生，广东潮州人。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5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曾任暨南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暨南大学副校长、学校学位委员会主席。1981年协助肖殷先生创立暨南大学文艺学硕士点，1983年被遴选为文艺学硕士生导师。1993年以“比较文艺学”为创点方向，领衔成功申报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点，同时获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为博士生导师。曾任暨南大学“比较诗学与比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思想文综》主编，现为“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是中共广东省委第六届候补委员，广东省第八届人大常委，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三、四届副主席，广东省作家协会第四、五届副主席，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第一届副主席。曾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文学批评理论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世界华文文学联会副会长。是国家教委高校人文、社科“八五”“九五”规划项目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九五”“十五”“十一五”规划项目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
59年来，饶芃子教授在文艺学、比较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突出成就。著有《文学批评与比较文学》《艺术的心镜》《心影》《中西小说比较》《中西文学戏剧比较论文集》（英文版，谭时霖等译）《本土以外——论边缘的现代汉语文学》《中西比较文艺学》《戴平万研究》《比较诗学》《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边缘的解读：澳门文学论稿》《比较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世界文坛的奇葩》《饶芃子自选集》等学术著作16部（含合著）。主编教材《中西戏剧比较教程》《海外华文文学教程》，参与主编《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辞典》，主编论著《比较文学与比较美学》《中国文学在东南亚》《比较文艺学论集》《流散与回望》等6部，主编《思想文综》（10辑）和学术丛书《传统文学与当代意识丛书》《万叶文丛·学术书系》《比较文艺学丛书》《比较诗学丛书》《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丛书》（共36本）。先后主持完成国家和省部级社科规划项目10个，现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首席专家。迄今培养硕士数十人，博士56人，博士后2人。科研和教学成果13次获国家和省部级奖励。
1982年被广东省政府评为“广东省先进工作者”（即省级劳动模范）；1992年起获国务院颁发“突出贡献专家”政府特殊津贴；2005年被《人民画报》选为“中国20世纪125个有影响的女性”之一；2007年被推选为“当代岭南文化名人五十家”之一；2011年被评为首届“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2015年获“中国比较文学终身成就奖”。
蒋述卓，男，1955年生，广西灌阳人。文学博士，师从著名文艺理论家王元化教授。现为暨南大学中文系二级教授、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文艺学学科带头人，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海外华文文学与汉语传媒研究中心”主任，暨南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主任，文学院文化产业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曾任《暨南学报》主编、文学院院长、学校副校长、党委书记。学术兼职有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中国文学学会会长、广东省文化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等。《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外审专家、《文学评论》《中国比较文学》等杂志编委。主要从事文艺学基本问题、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批评学术史；佛教与中国文学、宗教与艺术关系；文化诗学、文学与文化关系；中国当代流行文艺、城市诗学和文化产业诸领域。出版《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佛教与中国文艺美学》《宗教艺术论》《宗教文艺与审美创造》《在文化的观照下》《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诗词小札》等著作20余种。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广东省社科规划、广东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广东省委宣传部项目多项，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项、国家社科重大基金子项目一项，是广东省高等学校质量工程项目“文艺学教学团队”负责人。曾获中国首届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二等奖，教育部第四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论文类特等奖、广东省第八届鲁迅文学艺术奖，全国第四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国家级教学名师）奖，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称号，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刘绍瑾，男，1962年生，湖北监利人，1979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83年考入武汉大学研究生院，师从王文生教授研习中国文学批评史，1986年获硕士学位，后分配到暨南大学中文系任教至今。其间于1995年至1998年在职攻读本校文艺学专业博士学位，导师为饶芃子教授。1998年晋升教授，2001年遴选为博士生导师。在近三十年的学术研究和十多年的研究生教学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中国古代文论、文艺美学为中心的研究方向，旁及比较诗学，并对当下审美文化亦有关注。主要著作有《庄子与中国美学》（1989年初版、1993年重印、2007年修订版）、《复古与复元古》（2001）、《古今对话中的中国古典文艺美学》（2012，合作）、《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2005，合作）、《宋代文艺理论集成》（2000，合编）、《先秦文艺思想史》（2012，副主编）、《中国山水诗史》（1992，合作）、《中国山水文化》（1995年初版、1998年重印，合作）等。与蒋述卓教授合作主编《儒道佛与中国古典文艺美学》丛书、《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现代价值研究》丛书两种。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文史哲》《学术研究》等全国二十多家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八十多篇，其中被转印、转摘的近二十篇。独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复古文学思想研究”（2003）、“道家的艺术精神与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2013）两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国文论的阐发与研究”（2011）。主持教育部重点基地重大研究项目子课题3项，参与项目多种。是教育部“马工程”重点教材《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专家组成员（该教材已于2016年8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初版），广东省精品课程《文学概论》负责人。学术兼职有首届全国青年美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中外文论学会理事、广东省古代文论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广东省美学学会常务理事等。《庄子与中国美学》先后5次获得国家教委（教育部的前身）、广东省委宣传部、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等单位授予的优秀学术著作奖、优秀图书奖；《先秦文艺思想史》获教育部2015年人文社科成果奖著作类二等奖；《中国山水诗史》《中国山水文化》也分别于1995年、1998年被广东省高等教育厅授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苏桂宁，男，文学博士，1990年获暨南大学文艺学专业文学硕士学位，1995年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师从钱谷融先生，1998年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曾任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文艺美学、文艺与文化、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独立出版有学术著作《艺术人格论》《宗法伦理精神与中国诗学》《在文化转折的十字路口》《消费时代中国文艺的价值演变》《20世纪中国市民形象与市民文化》等，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社科项目和广东省社科规划年度项目、广东省教育厅社会科学项目多项。
傅莹，女，1964年生，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士；暨南大学文艺学硕士与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后，威斯康星大学访问学者。现为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学专业硕士生及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艺学、文化产业与管理等。出版《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生史》（专著）、《多重视域中的文艺学》（副主编）等著作，曾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当代电影》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委托项目“中国当代视听文本的文艺文化研究”；主持广东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海外华文文学银幕史”；主持广东省社会科学年度项目“全球化语境下华文文学与华语电影的跨界研究”；主持完成国务院侨办项目“文学概论课程教学体系改革”等。参加“深圳‘十一五’规划文化产业项目”横向课题；参加广东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创新团队项目“世界华语电影诗学”等。曾指导大学本科生完成省级及国家级“挑战杯”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大学生创新计划项目多项。
闫月珍，女，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人。先后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获得文学学士、硕士学位，后入暨南大学跟随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蒋述卓教授攻读文艺学博士学位，又入浙江大学跟随张节末教授从事博士后研究，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现为暨南大学教授、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暨南学报》副主编。兼任中国古代文论学会理事、《文心雕龙》学会理事、广东省中国古代文论学会副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比较诗学和海外汉学。出版了《叶维廉与中国诗学》（专著）、《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民国时期国学教材（李兆民卷）》（主编）等著作多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文学遗产》《中国比较文学》《民族文学研究》发表论文多篇。论文《器物之喻与中国文学批评》获广东省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朱巧云，女，宁夏中卫人。1993年获宁夏大学历史教育学士学位，1998年获宁夏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学位。2001年考入暨南大学中文系，师从饶芃子教授，攻读文艺学专业博士学位，2004年获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暨南大学中文系工作。现为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系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艺学，专注于海外华人诗学家、海外华人古体诗词等领域的研究。广东省高等学校“千百十人才培养工程”第六批校级培养对象。2012年7至2013年8月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出版专著《跨文化视野中的叶嘉莹诗学研究》，参与撰写著作、教材4部。在《文艺理论研究》《江苏社会科学》《甘肃社会科学》《暨南学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等科研项目5项，参加国家级、省部级等项目9项。为本科生、硕士研究生讲授《文学概论》《艺术概论》《比较文学专题》《文艺心理学》《文艺学专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等课程，发表教学论文4篇，主持省级、校级教改项目各1项。
郑焕钊，男，1984年，广东潮州人。2003至2007年在暨南大学中文系获得学士学位，后于2007年至2012年师从蒋述卓教授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暨南大学中文系讲师，硕士生导师，文学理论教研室主任。学术兼职有《网络文学评论》专家顾问、暨南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电影评论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从事梁启超与近代文学思想、海外汉学、网络文艺、影视文化和文化产业的教学和研究。在《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当代电影》《暨南学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和文艺评论20多篇。独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广东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和广州市社科基金各一项，并参与国家和省部级项目多项。指导大学生课外“挑战杯”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大学生创新计划项目多项。曾获得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排名第三）、暨南大学首届新任教师教学比赛优秀奖、暨南大学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指导教师”等。是广东省高等学校“千百十人才培养工程”第八批校级培养对象。
刘惠明，女，1974年生，湖南汉寿人。2011年获中山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师从王宾教授，2012年获法国让·穆兰里昂第三大学（Université Jean Moulin Lyon－3）跨文化研究博士学位，师从利大英（Gregory B．LEE）教授。现任职于暨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研究方向为当代西方文学/文化批评、跨文化研究，尤为关注利科哲学诠释学思想研究。主讲课程有：20世纪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西方文论专题、文艺学专题、中国人文经典选读、文学概论、电影美学等，出版学术专著《作为中介的叙事：保罗·利科叙事理论研究》。曾在欧美以及中东地区任教，任教学校包括：科威特海湾科技大学（Gulf University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人文学院（2008），美国代顿大学（University of Dayton）人文学院（2009—2010学年），法国让·穆兰里昂第三大学人文学院（2012—2013学年）。
第一辑 比较文艺学
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
饶芃子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国门开放，中外文化、文学交流日渐增多。在现代精神观照下，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我国的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文学研究出现了两个在当时令人注目、在今天看来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学术领域：比较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后者几经拓展和正名，成了今天国内外许多华人作家、学者积极参与的世界华文文学。有一些文学现象，在其初兴之时，看来似乎只是具体局部的现象，但将其放在文学的整体发展中，就成了有全局性影响和意义的问题。事实上，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海外华文文学的兴起，以及后来这一领域的发展，人们已逐渐认识到，其对世界性汉语文学的研究、世界汉语文学史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华文化向外移动与外族文化相互影响的研究，都有广泛和深刻的意义。本文主要从它与相关学科互动的角度，论述海外华文文学的兴起对比较文学领域的拓展和意义。
中国比较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一样，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迅速发展起来的。在中国本土，它们是共生共进的两个新兴学术领域，都具有世界性、开放性的特点，彼此有着很深的学术关联。
如果以举办全国性学术会议作为一个标志，海外华文文学首次研讨会的召开是在1982年（广州）[1]，比较文学首次研讨会的召开是在1983年（天津）[2]。此后，海外华文文学每两年召开一次全国性/国际性学术研讨会，比较文学每三年召开一次学术年会暨国际研讨会。现在，海外华文文学和比较文学已各自拥有一个相当大的学术队伍，还先后成立了全国性学会[3]，出版了学会主办的全国性学术刊物《中国比较文学》和《华文文学》，并且进入了高等学校课堂。
海外华文文学和比较文学不但诞生的文化背景相同，其所经历的途径也十分相似，都是走由“上”而“下”而不是传统学科所走的由“下”而“上”的道路。我国以往各传统学科的确立，基本的途径都是先有教材或相关教科书，在本科专业开课，然后才慢慢成熟起来，成为本科专业中一门稳定的课程；经长期教学实践，有一定的学科基础之后，才建立硕士点，直至有高层次、前沿性的学术成果和影响；再建立博士点，培养该领域的高学位人才。与此同时，成立各种相关的研究机构，主办国内外学术会议，逐渐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圈子。这是过去许多老学科所走的路。但是，这两个学科发展的途径不是这样的，它们是先由高层学者倡导，在国内召开全国性、国际性学术讨论会，举办学术研讨班和讲习班，培训人才，在国内外形成较大影响；然后依托相关学科招收高学位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直至学科各方面条件相当成熟，为了适应教学的需要，才编写出各种不同层次的教材。这种由“上”而“下”的学科发展道路颇具特殊性。
但从两个学科发展的具体情况看，由于学术知识背景不同，发展的进程和所达到的学术高度并不完全一样。比较文学在国际上是一个老学科，有近百年的历史，而且早就成为一门“显学”。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20世纪初传入中国之后，比较文学并没有发展起来。20世纪20—30年代，比较文学虽曾受到学界的关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对中国文学和其他国家文学进行比较的论文与文章，清华大学还先后给学生开出《比较文学》《中西诗之比较》《中国文学中的印度故事的研究》等课程[4]，但抗战以后因社会的变动就静寂了。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获得学术生机，蓬勃发展起来，因为这一学科已有一定的学术积淀和历史基础。20世纪80年代，在其复兴之时，国内学界已有一批这方面学养很深的学者，他们学贯中西，虽然年龄较大，但学术造诣深，在学界有号召力，并且身体力行地开展学术交流和对话，所以学术活动和成果很快就与国际接轨，学科迅速走向成熟。现在这一领域的许多成果，已进入世界比较文学的视野，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自1985年在深圳大学成立至今，已有整整20年的历史，召开过八届学术年会暨国际研讨会，还在香港承办过“第十七次国际比较文学研讨会”，现在这个学科已无人不知，也有了本科专业和若干硕士点、博士点。
海外华文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初才出现的全新学术领域，而且是以台港澳文学作为“引桥”而逐渐拓展开来的。虽然其起点与比较文学同时，但国际上没有关于这方面经验的借鉴，所以是早期的先行者一步一步拓展开来的。20多年来，海外华文文学已发展成为一支相当庞大的学术队伍，有数以百计的学术著作和难以计算的学术论文，召开过十三届学术年会暨国际研讨会，培养了不少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但由于这一领域的参与者横跨世界各国，直至2002年5月才在暨南大学成立全国性学会。尽管如此，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性的新的学术领域，它已受到国内外华人学者、作家的认同，也逐渐与国际上的移民文学、离散文学接轨，形成一个极具东方特色的文化、文学“圈”。但海外华文文学要作为一个有经典意义的成熟的学科，还要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推进，不断深入，这关系到学科发展的前景，以及在相关学术领域的影响。现在我们还缺少有理论体系能构成学科依托的权威著作，这是近期学者们正在努力去做的一件大事。此外，由于语言的局限，这个领域的许多作品和研究成果还没有引起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主流学术圈的关注。为此，应倡导和支持国外有双语写作能力的华人作家进行双语创作；还要推动这方面的翻译工作。在学术研究上，应将华人的汉语文学和华人的非母语文学打通研究，与具有国际性和多种语言优势的比较文学联姻，寻找更广泛意义上的华人文学的内在规律以及其蕴含的世界性乃至全球性特征。
由于海外华文文学和比较文学在它们发展的过程中有相同与相似的背景和路径，所以这两个领域的根部和肌体，有它们之间不寻常的天生的学术联系。由于彼此之间有若干学术上的交叉地带，因而在研究的视野和方法上，有许多可以互通和相互跨越的学术空间与视点。
海外华文文学和比较文学在中国学界，均属于文学研究新辟疆域，在开阔文学研究新视野、新思路、新方法上，均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两个领域的确立，为中国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新的阐释内容与角度，并由此引起了对传统思维模式的反思，而它们之间，也是互动共进的。关于比较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的互动，我在《海外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一文中已有所论述[5]。这里我要进一步阐明的是：在海外华文文学的学科内涵和研究成果中存在着若干可供比较文学拓展的新视点。
首先，海外华文文学的兴起为比较文学提供一个极富创造性的探讨对象和新的学术空间。比较文学的学科精神、学科个性在于跨越。通过跨文化、跨学科等的文学研究，开展与世界各民族文化对话，促进互识、互证、互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特别是对东、西方异质文化的沟通对话。所以，开放交流、沟通对话，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与生俱来、贯穿始终的本质所在。
海外华文文学是中国本土文化在世界各国的延伸和发展，形成一个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这个“世界”，是华族文化向外移动，与各种“异”文化接触、对话、融合之后形成的。所以这个领域所面对的是多种不同中外“混合”文化主体之间的多元化对话。这种对话，既不是一个民族内部不同地域的“对话”，也不是同一民族的过去视域与今日视域的“对话”，而是一个民族向世界各方移动以后形成的种种不同视域的“会谈”。由于向外移动以后所接触的国家、民族的文化可能完全不同。作为创作主体的个人对各种“异”文化所持的态度也各种各样，兼之各个国家、民族的主流文化对外来文化采取的政策也不相同，所以这种“对话”或“会谈”是多重复杂的。
为了探索、研究各国华文文学在与异质文化交汇以后形成的新形态、新特点，就必须有比较文学的开放意识和跨文化视野，而不能只是以单一文化眼光审视问题。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多两个文化圈之间的相互交叉点，如果只了解“自己”，不了解“他者”，就难以解释这种复杂的“混血”文学现象，不利于认识其中丰富、复杂的文化内涵。早期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成果往往是求“同”多于探“异”，事实上，“异”的文化质素更值得我们的关注。正是有了各种各样“异”的介入，才构成这个多姿多彩的文学世界。
海外华文文学是处在中外文化相遇、碰撞的最前沿，当中有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矛盾，但从大的方面看，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原先本民族文化和居住国主流文化的差距、间隔形成的紧张关系与矛盾；二是居住国各种非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并由此而引发的华族文化与其他边缘文化的矛盾。而这些都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反映在华文作家所写的文学作品中。华人移居海外的原因十分复杂，各移居国的文化生活环境也不一样，生活方式千差万别，生存的状态各不相同。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故事，每个海外华人的经历，都是炎黄子孙在地球上延伸的轨迹，各种坎坷曲折，是喜是悲，都是中华儿女的传奇。海外华文作家从自身的体验出发，结合在域外的所见所闻，以文学的形式表现这些家在别处的华人，在双重文化背景中的各种生存状态和情感世界，这是他们感受文化差异之后的艺术结晶。尽管写的是华人，说的是华人的故事，但当中有他们在与其他文化交遇之后所获得的新的感受和认识，具有跨文化的特色。海外华文文学既有别于中国本土文学，也不同于居住国的主流文学，是一种新的文学类型、一种有特殊文化载体的文学，对其作解读和文化诠释，也是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所以，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实践，拓宽了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和内涵，其新意在于可以将它们作为民族文化向多方面移动的一个依据来研究。
其次，海外华文文学为比较文学的国别、地域比较，特别是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和内容。
在传统比较文学的跨国别、跨学科和比较诗学研究范式中，未见有关于海外华文文学或海内外华文文学的阐释。但是，事物在不断发展，学科的内涵也是如此。应该说，所有的学科都是一种“活的存在”，是一种从过去延续至今，又从现在走向未来的“动”的过程。这是一个不断变化、扬弃、丰富发展的过程。20多年来，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展，正好说明了这一点。特别是在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上，我们从来就没有执着于某一时空条件下的“成说”，其中接纳海外华文文学为比较文学的一个论题，在学会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上设立这方面的圆桌就是一个实例。
海外华文文学的兴起，有可能为比较文学提供一系列新的视域、新的对话模式、新的融合和超越的机缘。海外华文文学在各国“旅行”“居住”，开花结果。由于生成、发育、发展的条件、土壤很不一样，对它在各个国家和地域的起点、传播、中介、影响、融合、变形等的追问，就极具比较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现在，国内学坛对海外华文作家、学者在推动中华文化文学走向世界的作用还未有关注。事实上，海外华文作家作品中呈现出来的那种文化的“混杂性”，在客观上已成为当前世界文学进程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全球化语境下出现的文化文学的多样性。因为这些作品是介于两种文化之间的，有母体文化的特征，也有“异”的文化质素；可与本土文化文学对话，也融合有某些世界性的“话语”，有可能跻身于世界移民文学的大潮中，有助于中华文化文学走向世界。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已出现了不少海外华文文学的优秀作品，这就为文学研究提供一批可以进行新的理论阐释的文本。比较文学的学者，如能通过海外华文文学色彩多样的文本，研究其在不同文化相互认识中对待彼此关系的态度，如何在互相参照中反观“自己”，发现“自己”，甚至再造“自己”的内涵，应是一个有创造性和理论意义的角度。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理论问题是：①华族文化向外移动后创造性转化和重建的问题；②探讨其在向外移动后某些文学共相和特殊规律；③进一步发现和阐释海外华文文学的世界意义问题，重点是它为世界文学提供了哪些新的文学形态和美学经验。
再次，海外华文文学中表现出来的纵横交错的文化“边界”，有助于比较文学去发现、建立新的学科“边界”。为比较文学的学科“边界”研究提供了新的视点，使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在本领域有可能获得新的突破。
当代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的特点，就是学科和方法的多元发展，已经到了可以相互融合、综合的时候，因而学科发展的途径也应是多元、互融的。正如巴赫金所说，“每个学科都处在边界上”，事实上，每一个学术领域也都在边界上，文化疆域没有固定的内域和截然分界线。文化上的“边界”，不是国土意义上的分界，“而是一种关系走向，指不同文化圈之间的分隔和关联”[6]，所以承认“边界”，并不妨碍彼此的交流和沟通。学科也是一样，各个学科有自己的对象、规范、模式，也有相对的空间，有彼此相关的交叉点，可以进行“间性”对话。这些空间和间隔，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从而出现审视问题的盲点，所以要通过对话，关注学科之间的“间性”，拓展这些“间性”领域，在两个相关学科的交叉地带培育出学术的新思路，提出新理论，寻找新的超越的可能性。海外华文文学应是汉语文学与比较文学的一个“间性”学科，就海外华文文学的世界性而言，也可以是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一个“间性”学科。为了拓展比较文学的疆界，自中国比较文学第五届年会暨国际研讨会以来，连续几届研讨会都给予相当的关注，因其有深远的比较文学价值和意义，在这方面如能投入更多的力量，有可能为世界比较文学研究做出新的有突破性的贡献。【原载于《深圳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1]1982年6月，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台湾香港文学研究会发起，与厦门大学、福建社会科学院、福建人民出版社和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联合在暨南大学举办首届“台港文学讨论会”。
[2]1983年6月，由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外国语学院和天津市外国文学会共同发起，在天津召开第一次全国性的“比较文学讨论会”。
[3]1985年10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深圳大学成立。2002年5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在暨南大学成立。
[4]杨周翰、乐黛云主编：《中国比较文学年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
[5]饶芃子：《海外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暨南学报》2000年第1期。
[6]王宾、阿让·热·比松主编：《狮在华厦——文化双向认识的策略问题》，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海外华文文学在中国学界的兴起及其意义
饶芃子海外华文文学，是指中国以外其他国家、地区用汉语进行写作的文学，是中华文化外传以后，在世界与各种民族文化相遇、交汇开出的文学奇葩。它在大陆学界的兴起和命名，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从台港文学这一“引桥”引发出来的；后来作为一个新的文学领域，进入学界的研究视野。
海外华文文学命名之初，人们只是把它看作一个与本土文学有区别的新的研究对象，并没有认识到它的世界性和独立学科价值，若干研究成果也未能突破对传统中国文学的理解和诠释。海外华文文学学科意识的萌发，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更具体地说，是在1993年6月暨南大学中文系和香港岭南学院现代文学研究中心联合召开的“华文文学研究机构联席会议”上提出来的。那次会议在广州暨南大学召开，共有中国大陆和台港地区20个研究机构的学术带头人参加。与会代表在总结、交流经验的基础上，一致认为在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应积极努力促使其成为富有文学性独立价值的学科之一。之后，才有了学科理念的萌生，有了学科建设的自觉。
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它在世界各国的诞生和发展，都与我国“五四”新文学运动有不同程度的关系，且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本文所讲的不是海外华文文学的发生史，而是它在中国学坛被关注和对其进行研究的历史与意义。
一、海外华文文学在中国学界的兴起
我国学者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关注和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在我们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首先关注这一领域的是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的学者，他们早期侧重的是中国大陆以外的台港文学，海外华文文学则是在台港文学“热”中引发出来的。之所以把海外华文文学在学界的兴起定位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是以下列标志性的事例为依据的：一是1979年广州《花城》杂志创刊号，刊登了曾敏之先生撰写的《港澳与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1]，这是中国大陆文学界发表的第一篇介绍、倡导关注本土以外汉语文学的文章；二是1979年2月，北京大型文学杂志《当代》刊登了白先勇的短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2]，这是国内文学杂志早期发表的美华作家写的小说，被喻为“一只报春的燕子”，引起热烈反响。该作品语言精练、意蕴丰富，且运用了反讽、象征、意象等多种艺术手法，成功塑造了一个从大陆到台湾的名交际花尹雪艳。那是一个与历史上的名妓、交际花完全不同的带有魔性的美丽女人，通过她和她芬芳、雅致的“尹公馆”，展现台湾社会的“众生相”——一群在历史转弯时堕落在人生泥沼中徒然打滚的人。通过他们围绕着尹雪艳这个“总是不老”的“美丽死神”，自娱、挣扎，走向衰败和死亡，展现出一个与中国内地完全不同的特殊的文学空间。
白先勇是台湾旅美作家，小说《永远的尹雪艳》的题材也是取自台湾社会的生活，这部作品首先刊登在1965年台湾的《现代文学》第24期上。虽然这篇小说写于1965年，是白先勇到美国以后创作的[3]，应属于美华文学，或旅美留学生文学，但因当时“海外华文文学”尚未命名，学界同仁均把它当台湾文学看，并由此发端引出了对“台湾文学”“香港文学”的关注。特别是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感到以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台港文学”的“缺席”，为填补这一“空白”，学界很快掀起台港文学的评介、研究热潮，而且于1981年3月，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就成立了分支机构“台港文学研究会”。
为推动此项研究，1982年6月，由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台港香港文学研究会、厦门大学台湾香港研究所、福建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福建人民出版社和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中文系等多个单位，在暨南大学联合举办首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1984年，继续在厦门大学举办第二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这两次会议的讨论对象都是香港文学和台湾文学，虽有个别海外的学者和作家参加，但未见有提交海外华文文学方面的论文，先后出版的两本会议论文集，也都命名为《台湾香港文学论文选》[4]。
1986年，由深圳大学牵头，联合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国内多所大学，在深圳举办了第三届“台港文学学术讨论会”。海外与会作家较多，如美国的陈若曦、於梨华、非马和东南亚的一些诗人与作家，还有少数学者，如当时在美国加州大学任教的陈幼石教授等。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中有15篇是研究海外华文作家作品的[5]，因此陈幼石教授对研讨会原来的名称提出质疑，会议更名为“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从此，“海外华文文学”得以在研讨会上命名。但由于历史原因和地区的特殊性，中国的台港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确有若干黏连和切不断之处。因台港两地的作家经常进出国门，和各国华文作家关系密切；且海外华文作家中有不少是从台港移民出去的，与这两个地区的文化、文学有割不断的联系，文学形态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兼之原先会议的讨论对象是台港文学，所以更改后研讨会的名称依然是台港文学为“主”，海外华文文学为“宾”。尽管如此，第三届研讨会名称的变更，“海外华文文学”的正式命名，学术上的意义不可低估，其创意在于：学界的关注点已从台港文学扩展到海外各国的华文文学；并且在思想上认识到台港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的差异性。此后，海外华文文学逐步进入大陆文学研究者的视域。
1988年在上海复旦大学举办了同名的第四届研讨会。紧接着，1991年7月，继香港作联、《香港文学》、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岭南学院等单位在香港召开“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之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在广东中山市举办第五届研讨会。由于有澳门笔会理事长陶里先生带领的五位澳门文学界的代表参加，并提交有关澳门文学的论文，于是会议又更名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至此，大陆本土以外过去被忽略的华文文学“空间”都清晰地显现出来，成为大陆学者的研究对象。
从海外华文文学学科意识的孕育、萌发、形成历史看，第五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有值得注意之处：一是该次研讨会是紧接着香港“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召开的，有多个国家、地区的海外华文作家、学者参加，在研讨中，海外华文文学的问题成了讨论的一个“热点”，如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的生存与发展、中华文化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关系等问题，就备受关注；二是在第五届会议所提交的论文中，出现了三篇以“世界华文文学”为题的论文，它们分别是广东许翼心的《世界华文文学的历史发展与多元格局》、赖伯疆的《世界华文文学的同质性和异质性》和新加坡王润华的《从中国文学传统到海外本土文学传统——论世界华文文学的形成》[6]。这三篇论文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如何从总体上认识、把握世界华文文学问题。
之后，1993年8月，在江西庐山召开的第六届研讨会上，学者们有感于世界范围内的“华文热”正在升温，汉语文学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它同英语文学、法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阿拉伯语文学一样，在世界上已形成一个体系，是一种跨国别的语种文学，许多国家也已先后成立了华文文学的机构。于是经过酝酿，大家一致同意将研讨会名称更改为“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并成立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筹委会”。
研讨会名字的更改和“筹委会”的成立，意味着一种新的学术观念在汉语学界出现，即人们认识到汉语文学不只是中国的文学，而是世界性的语种文学之一，应建立世界华文文学的整体观。也就是说，无论是研究海外文学还是中国文学，都要从人类文化、世界文学的基点和世界汉语文学总体背景来考察。尽管此前在香港召开的“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就已启用“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概念，研讨会的主题就是“世界华文文学与华文文学世界”。会议主持人刘以鬯先生在会上明确提出：华文文学发展到今天，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世界华文文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应该加强这一“世界”内部的凝聚力，把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推动。但当时内地学界对此尚未有明确的认识，所以第六届研讨会的收获和创意在于：通过讨论，学者们已认识到在华文文学研究中应有一种更为博大的世界华文文学整体观，这是认识上的提升，也标志着这一领域新的学术理念的形成。
在这之后，又分别在云南玉溪、江苏南京、北京、福建泉州、广东汕头、上海浦东、山东威海、吉林长春、广西南宁召开了第七至十五届国际研讨会，有关学科建设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不断被提出来加以讨论。就大的学术论题而言，经历了海外华文文学“空间”的界定，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华文文学历史状态与区域性特色的探索，从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关系探源到海外华文文学的整合研究，从文学史的撰写到从文化上、美学上对这一领域各种特殊理论问题以及相关文学母题的研究等，成果丰硕，显示出这一新兴学科的学术生机和创造力。
除此以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八年的艰苦努力，2002年5月，作为国家一级学术团体的“世界华文文学学会”获民政部批准，并在暨南大学召开成立大会，从此结束了学会的“史前史”阶段。学会的成立，不仅有助于加强自身的凝聚力，吸引更多学人参与，特别是吸引对这方面有兴趣的年轻学者进入这一领域；而且对促进世界范围内华文文学的交流、互动，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学会成立以后，2003年11月在江苏徐州召开了“世界华文文学教学研讨会”，是这一领域首次全国性的教学研讨会，着重探讨如何保证教学质量和加强教材建设问题，与此相联系的还讨论了学科的命名、释名问题。在会上，有学者提出海外华文文学与海外华人文学的联系和区别问题，与会代表普遍认为：“海外华文文学”是指海外华人作家用汉语写作的文学；“海外华人文学”应包括海外华人作家用汉语和非母语写作的文学。此外，有个别学者提出：可否以“世界华文文学”来为学科命名？与会代表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不少学者同意这样一种看法：世界华文文学应包括中国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而海外华文文学不等同于中国文学，是指中国以外世界其他国家的华文文学。以海外华文文学命名，虽然有只从地域上去认定这个学科的局限，未能显现这一新兴文学领域的内涵和精神特质，但在更富有历史感和学术深度的命名没有出现之前，现阶段这样认定有助于进入具体操作层面。而“世界华文文学”，如前所说，它是一种新的学术理念，是所有华文文学研究者都应有的一种世界性华文文学整体观。这个会议的召开，一方面是引起这一领域的学界同仁对各层次课堂教学，特别是本科教学问题的重视；另一方面是对学科命名内涵的进一步关注。
以上是海外华文文学在中国学界兴起的历史进程。从中不难看出，学界同仁在学科建设与方法论的选择等问题的研讨上已有一种可贵的学术自觉，这种自觉正在逐步化为系统的、有深度的学术成果，为这一领域的学科建设奠基。
二、海外华文文学兴起的学科意义
学术史上许多学科在形成过程中的经验说明，学术研究如没有终极目标，就很难探得其本真的意义。因此，把握海外华文文学这一特殊文学空间的根性和特性，探讨这一领域的显现给人们提供了何种新的学术思维，是关系到它是否能够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科学性问题。也就是说，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作为一门新的文学学科，它从哪些方面表现了人类生存的独特方式？有哪些是别的学科所不能取代的？它对原有各文学学科有何补充、推动和影响？
2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种具有世界性和民族性的汉语文学领域，其学术特色和学科意义已日益为人们所认识。
1．海外华文文学的兴起，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特殊的汉语文学空间
作为一个汉语文学空间，海外华文文学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它的世界性、边缘性和跨文化性。
首先，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迄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虽然引起人们关注和研究的历史只有30年，由于海外华文作家都处在世界各地，在“他种”民族文化包围下写作，是在不同时空复杂背景下流动的、富有情感与思想的作家群体或个体，其以华文为文心的情缘、墨缘，以及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各个国家、地区华人独特的生存方式，不同民族文化的重叠与交融，具有与中国本土文学不同的研究内涵和文学审美形态，是一个具有世界性和民族性的汉语文学领域，有它自身的活力和张力。
其次，海外华文文学作家是在中国本土以外用民族语言书写情志，以文学的形式生长在异国他乡，这无论是从居住国或祖居国的角度，都是处在边缘的地位。在他们的作品里，充满异域感、陌生化、放逐和漂泊的无奈，“我是谁？我的根在哪里？”成为他们作品中的一个普遍的主题。因为从文化上他们不属于生存的地方，也不属于故乡故土，自身就是一种双重边缘性的存在，所以海外华文文学具有明显的边缘特征。由于海外华文作家绝大多数是从中国移居海外的华人，而他们移居的国家、地区又是各不相同的，但他们都是生活在异族文化包围的环境里，所以在文学中的文化诉说和表现也就十分复杂与多样，总是这样或那样地表现出中外文化复合的跨文化特色。这也是它区别于中国本土文学的最基本的特点。
2．海外华文文学的兴起，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中国文学现有各学科的发展
第一，海外华文文学的兴起，整合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拓展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视野。20世纪80年代以前，台港澳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是“缺席”的，因而这个文学史的“版图”是不完整的。近30年来，作为海外华文文学“引桥”的台港澳文学的研究成果，已不同程度地被运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教学和教材之中，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具有了完整的形态。另一方面，海外华文文学的早期发展，受到中国“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和激发，有些国家海外华文文学的拓荒者，就是移居海外的中国现代作家，所以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间，常常有一些共同或相似的命题、话语和主题，在其早期，甚至有彼此呼应和同步的现象。20世纪下半叶，随着世界的发展和多元文化的崛起，在新的语境下，海外华文文学有着更加广阔的空间，文学母题的演进、更新，艺术模式的多样化，文学中文化内涵的丰富性等，都体现出自己鲜明的文学特点。这些年来，不少中国现当代文学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已通过有效的学术研究，探索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外传及其影响；同时，他们还吸取不同语境下不同国家华文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经验，互动互惠，拓展了自身的研究视野，为营造该学科新的学术语境做出了突出的成绩。第二，海外华文文学的兴起为文艺学提供了一些新的命题，如语言与文化、文化与文学、中心与边缘、世界性与民族性等理论问题的探索，以及这一领域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无根意识、怀乡情结和漂泊心态等带有某种母题性质问题的阐释。近几年来，海外诗学家、批评家也成为理论界新的研究对象。学者们对他们著作中的一些新的文学观念、文学研究方法已有所关注，并将其作为更新本学科理论话语时的参照和借鉴。第三，海外华文文学的兴起间接地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学学者对中外汉语文学关系史、世界汉语文学史以及域外汉学的研究。此外，由于海外华文文学在学界的兴起与发展，对英美文学等专业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主要是引起对世界华裔与亚裔英语文学的关注和研究，而且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果。
3．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已备受关注
由于海外华文文学和比较文学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迅速发展起来的，它们发展的过程有相同与相似的背景和路径，有一种不寻常的天生的学术联系，在研究的视野与方法上也有许多可以互通和相互跨越的学术空间与视点。
首先，海外华文文学的兴起为比较文学提供了一个极富创造性的探讨对象和新的学术空间。开放交流、沟通对话，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与生俱来、贯穿始终的本质所在。海外华文文学是中华文化在世界各国的传播过程，与各种“异”文化接触、对话之后，形成的一个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这中间有许多两个文化圈之间的相互交叉点，这是海外华文作家从自身的体验出发，以文学的形式，表现这些“家在别处”的华人，在双重文化背景中的各种生存状态和情感世界，是他们感受文化差异之后的艺术结晶，极具跨文化特色，对其作解读和文化诠释，是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其次，海外华文文学的兴起，还为比较文学提供了一系列新的视阈、新的对话模式、新的融合和超越的机缘。海外华文文学在各国“旅行”“居住”、开花结果。由于其生成、发育、发展的条件和土壤很不一样，对它在各个国家和地域的起点、传播、中介、影响、融合、变形等的追问，就极具比较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再次，海外华文文学为比较文学的国别、地域比较，特别是理论研究和拓展学科“边界”，提供了新的内容和视点。在传统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跨国别、跨学科和比较诗学研究范式中，未见有关海外华文文学或海内外华人文学的阐释。海外华文文学的兴起，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纵横交错的文化“边界”，有助于比较文学去发现和拓展新的学科“边界”，使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在本领域有可能获得新的突破。
事实上，早在1996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教授就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暨国际研讨会的总结发言中指出：“海外华文文学是比较文学即将要去拓展的领域。”1999、2002、2005和2008年，在中国比较文学第六、七、八、九届年会暨国际研讨会上，海外华人文学的研讨均成为会议的一个“热点”。2004年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在中国香港召开的第十七届年会暨国际研讨会上，乐黛云教授代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大会上作题为“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国视野”的学术报告中，谈到中国比较文学20年来的开拓和创获时，也特别推介“海外华文文学与离散文学的研究”，她认为：“这种研究从理论上将海外华文文学视为不同文化相遇、碰撞和融合的文学想象，进一步展开异国文化的对话和不同文化的相互诠释”“已汇入世界性离散文学的研究潮流”[7]。
以上是笔者个人的一些认识，希望能让朋友们对海外华文文学这一新兴领域产生兴趣，有更多的人前来参与，通过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使其成为一个有自己独特研究内涵的学科。【原载于《华文文学》2008年第3期】
[1]曾敏之：《港澳与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花城》1979年创刊号。
[2]白先勇：《永远的尹雪艳》，《当代》1979年第1期。另据资料统计，1979年最早发表海外华文作家作品的，除《当代》外，还有《上海文学》《长江》《清风》《新苑》《收获》《安徽文学》等杂志，刊登了聂华苓、白先勇、於梨华、李黎共14篇小说。1979年被称为海外华文作品的“登陆年”。
[3]白先勇于1963年赴美。
[4]第一届会议论文集《台湾香港文学论文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二届会议论文集《台湾香港文学论文选》，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5]第三届会议论文集《台湾香港暨海外华文文学论文选》，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6]第五届台湾香港澳门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香港澳门暨海外华文文学论文选》，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7]乐黛云：《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国视野》，《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1期。
从学术史角度看王元化的意义
蒋述卓元化先生驾鹤西行了，学术界又少了一位巨人。他留给学界的思想文化财富极其丰富，他所走过的学术道路也给我们以巨大的启发。学界公认他是学者兼思想家，他也是从一个地下文艺工作者走到文艺理论家进而切入思想反思成为思想家的。他提倡“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也因此成为学界的标识。本人无意就元化先生对思想界、学术界的贡献作全面的评价，况且许纪霖等人对他在思想界的影响也已作过系统而高度的评论了，我只想从学术史的角度谈一谈元化先生对于学界的意义和启示。
一、“根底无易其固”：扎实的学术功底
翻阅一下中国当代著名社会科学家辞典，我们会发现，有大学问且为著名社会科学家的，大多都是在国内有深厚的国学修养（或有家学渊源），并且后来又出过国留过洋的，此一类人如冯友兰、唐君毅等。像元化先生有家学渊源但并未完成大学学业也未出洋留学过，却能成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是极其特例的。从元化先生的知识结构看，他具有国学的、西学的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三方面的知识功力，这才使得他具有全方位的知识视野、融会贯通的思维以及深刻精辟的思想见解。
从国学方面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龙创作论》是最见功力的。他在对刘勰的创作论进行阐发时，首先强调“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揭示它原有的意蕴，弄清它的本来面目”[1]，为达此目标他做了许多坚实可靠的训诂与考辨工作。如释“心物交融”说中的“物”字，释“虚静”说的含义，释《比兴》篇中的“兴”的含义等，都根据古典文献作了文字的训诂并梳理了它们的意义流变。尤其在弄清刘勰的家世问题以及刘勰的主导思想时，元化先生根据史学、佛学、玄学的历史材料进行了挖掘和分析，考订刘勰出身于庶族，并确定了他一生的经历决定其思想倾向乃是由儒而佛并最终与玄佛合流的。元化先生对六朝时玄佛合流的文化现象了解甚深，他在指导我做博士学位论文《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时就专门指出这一点，并提醒我在分析其中的文学理论术语与文学现象时要结合玄佛合流的状况去进行研究。元化先生强调在清理并阐明中国古代文论时，必须重视考据训诂之学，他指出：“近几年学术界已开始认识到清人的考据训诂之学的重要性。很难想象倘使抛弃前人在考据训诂方面做出的成果，我们在古籍研究方面将会碰到怎样的障碍。……目前有些运用新的文学理论去研究古代文论的人，时常会有望文生解、生搬硬套的毛病，就是没有继承前人在考据训诂上的成果而发生的。”[2]他认为，清末以来王国维、梁启超等人之所以在学术上取得大成就，就是因为他们一方面吸取了前人的考据训诂之学；另一方面也超过了前人，在研究方法上有了新的开拓。20世纪60年代，元化先生因胡风一案的牵连而被开除党籍和降低级别，被安排到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工作，他即开始着手《文心雕龙》的研究。1962年，当他将部分研究文章拿给当时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郭绍虞先生看时，就得到了郭先生的高度评价，称其“所论甚有新见”，要推荐这些文章予以发表，并相信如果将来汇集出书，“其价值绝不在黄季刚《文心雕龙札记》之下”[3]。郭绍虞先生为著名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家，功力深厚，他对王元化的赏识是有来由的，即相信他的研究承接了国学传统，其成果的价值可以与黄侃等国学大师相媲美。
元化先生的父亲王维周先生是清华大学的英文教授，故他虽未留过洋，但自小就得到家庭的熏染，英语水平达到了相当精熟的程度。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在隔离结束且患上心因性精神病症康复之后，即在家从事了西方莎士比亚戏剧评论的工作，这些翻译后来连同师母张可先生翻译的泰纳的《莎士比亚论》一起汇集成《莎剧解读》，终于于1998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同在20世纪50年代，元化先生和他的父亲还一起翻译了英人呤唎所著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只是因他当时被审查尚未有结论，出版时只能署他父亲一人的名字。元化先生的西学好，并不止在翻译，而是将翻译与研究工作结合起来，让翻译来拓展他的研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在研究《文心雕龙》时，为了弄清刘勰关于“体性”的含义以及讨论“体性”涉及现代文艺理论术语“风格”的意义时，他专门翻译了四篇文章，即歌德的《自然的单纯模仿·作风·风格》、威克纳格的《诗学·修辞学·风格论》、柯勒律治的《关于风格》以及德·昆西的《风格随笔》。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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