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巴金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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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忏悔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之忏悔／巴金著．—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7.8（巴金别集）
ISBN 978-7-5473-1163-9
Ⅰ．①生… Ⅱ．①巴… Ⅲ．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Ⅳ．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79401号生之忏悔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345号电 话：（021）62417400邮政编码：200336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印 刷：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开 本：787×1092毫米 1/32字 数：91千字印 张：7.25版 次：2017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ISBN 978-7-5473-1163-9定 价：28.00元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021）52069798(1)前记(2)
这本小册子应当是我的忏悔录的一部分罢。
我常常想，我第一次拿起笔写文章，那就是我的不幸的开端，从那时起我开始走入迷途了。以后一误再误，愈陷愈深，终至于不可收拾。于是呻吟，呼号，自白，自剖都由我的笔端泄了出来。发泄以后便继之以沉默，这其间我很想挽回以前的错误。
几年来我编印了好几本小说和随笔。但拿杂文来说，这却是第一部。其实我所写的杂文原不只此，但是有一些我自己也已无法见到了，即使见到我也未必完全同意当时的论调。现在将这里的一部分杂文集起来付印，也无非希望一些厚爱我的读者由这小书多了解我一点。
这本小书虽然出于一个无学者的手笔，但决非我一个人“闭门造车”的结果。它也可以代表一部分年轻人的思想，我和他们在一起生活过，而且至今还没有脱离他们的圈子。让他们来判断我和我的书罢，我诚恳地把它献给他们。巴金 1934年11月在上海。(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水星》第一卷第一期。发表时题为《生之忏悔•题记》。(2)这本小书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搁了一年半，才印出来。全书分五部，共收散文、评论、序跋等二十六篇，其中有两篇已经作为序文印在小说集里面了。现在编印《文集》，我又删去评论、序跋等十二篇，只保留了十二篇散文、序文和类似小说的东西。（一九六一年注）(1)我的心
近来不知道什么缘故这颗心痛得更厉害了。
我要向我的母亲说：“妈妈，请你把我这颗心收回去罢，我不要它了。记得你当初把这颗心交给我的时候，你对我说过：‘你的爸爸一辈子拿了它待人，爱人，他和平安宁地过了一生。他临死把这颗心交给我，要我将来在你长成的时候交给你，他说：“承受这颗心的人将永远正直，幸福，而且和平安宁地度过他的一生。”现在你长成了，那么你就承受了这颗心，带着我的祝福。到广大的世界中去罢。’这几年来我怀着这颗心走遍了世界，走遍了人心的沙漠，所得到的只是痛苦，痛苦的创痕。正直在哪里？幸福在哪里？和平在哪里？这一切可怕的景象，哪一天才会看不见？这一切可怕的声音，哪一天才会听不到？这样的悲剧，哪一天才不会再演？一切都像箭一般地射到我的心上。我的心上已经布满了痛苦的创痕。因此我的心痛得更厉害了。“我不要这颗心了。有了它，我不能够闭目为盲；有了它，我不能够塞耳为聋；有了它，我不能吞炭为哑；有了它，我不能够在人群的痛苦中找寻我的幸福；有了它，我不能够和平地生活在这个世界；有了它，我再也不能够生活下去了。妈妈，请你饶了我罢，这颗心我实在不要，不能够要了。“我夜夜在哭，因为我的心实在痛得忍受不住了。它看不得人间的惨剧，听不得人间的哀号，受不得人间的凌辱。它每一次跟着我游历了人心的沙漠，带了遍体的伤痕归来，我就用我的眼泪洗净了它的血迹。然而它的伤痕刚刚好一点，新的创痕又来了。有一次似乎它也向我要求了：‘你放我走罢，我实在不愿意活了。请你放了我，让我把自己炸毁，世间再没有比看见别人的痛苦而不能帮助的事更痛苦的了。你既然爱我，为何又要苦苦地留着我？留着我来受这种刺心刻骨的痛苦？’我要放走它，我决心让它走。然而它却被你的祝福拴在我的胸膛内了。“我多时以来就下决心放弃一切。让人们去竞争，去残杀；让人们来虐待我，凌辱我。我只愿有一时的安息。可是我的心不肯这样，它要使我看，听，说：看我所怕看的，听我所怕听的，说人所不愿听的。于是我又向它要求道：‘心啊，你去罢，不要苦苦地恋着我了。有了你，无论如何我不能够活在这样的世界上了。请你为了我的幸福的缘故，撇开我罢。’它没有回答。因为它如今知道，既然它已被你的祝福系在我的胸膛上，那么也只能由你的诅咒而分开。妈妈，请你诅咒我罢，请你允许我放走这颗心去罢，让它去毁灭罢，因为它不能活在这样的世界上，而有了它，我也不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了。“我有了这颗心以来，我追求光明，追求人间的爱，追求我理想中的英雄。到而今我的爱被人出卖，我的幻想完全破灭，剩下来的依然是黑暗和孤独。受惯了人们的凌辱，看惯了人间的惨剧。现在，一切都受够了。可是这一切总不能毁坏我的心，弄掉我的心，因为没有得到母亲的诅咒，这颗心是不会离开我的。所以为了你的孩子的幸福的缘故，请你诅咒我罢，请你收回这颗心罢。“在这样大的血泪的海中，一个人一颗心算得什么？能做什么？妈妈，请你诅咒我罢，请你收回这颗心罢。我不要它了。”
可是我的母亲已经死了多年了。1929年春在上海。(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平等月刊》第二卷第三期。署名P.K.。(1)《灭亡》作者底自白一 我底思想与杜大心
谭正璧君在他底《中国文学进化史》里说我是新写实主义一派，另外一位先生在《新文艺月刊》上却说：“巴金思想的立场是安那其主义的。”而《现代小说》的刚果伦君又说：“这是虚无主义的个人主义者的创作。”毛一波君在《真美善》上则说杜大心“似乎是克鲁泡特金的安那其主义，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和阿志跋绥夫的虚无主义的人格化”。从这些批评家的文章看来，我连自己底思想究竟是什么似乎也不能确定了。其实问题很简单。这部创作里面的主人公并不是上述的几种主义中某一种主义之人格化。这是很显然的：杜大心底思想近于安那其，但严格说来他不是安那其主义者；他底思想近于虚无主义，但他不是个虚无主义者，因为他不是唯物论者，不是实在论者；他底思想近于个人主义，但他不是个人主义者。杜大心底思想里面含得有不少的矛盾，而且这个矛盾一直存在下去，崔皎君说得好：“等到这矛盾止了的时候便是杜大心毁灭的时候。”我承认，我底过去某一个时期的思想确实是那样，而且也矛盾得很厉害。但是现在我底主张就和杜大心底主张不同了。我写杜大心底思想时完全采取客观的态度，我并不曾把我自己底思想完全放进去。我虽然并不是杜大心底信徒，但是我爱他。我自信我对他的态度是公平的，我写出他底好处，同时我也写出他底弱点。不过像刚果伦君底批评却有点不公道。他说杜大心“参加革命的动机是不正确的，他是以工作抑止自己的苦闷，以革命发挥个人的理想”。我承认杜大心“是一个罗曼谛克的革命家”，而且他还是一个病态的革命家。但要说他参加革命的动机不正确，就未免太冤枉他了。他之所以为罗曼谛克的革命家，他之所以憎恶人类，一是由于他底环境，二是因为他底肺病。最重要的就是他那不停地在发展的肺病。他参加革命是一件事，他以工作抑制自己底苦闷又是一件事。他并不是为了抑制自己的苦闷才来参加革命的。人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的东西，而有肺病的人更是多感的。杜大心参加革命之后，他不能就变成一部机器。他底环境依然使他苦闷，但是他并不幻灭，并不放弃一切，当然只有拿工作来抑制自己的苦闷了。我当时也曾得到一个国内朋友底信，他说他很痛苦，日来“以忙为醉”。这不也是和杜大心一样吗？至于杜大心底死亡，我以为这是必然的，刚果伦君说：“仅止因着一个朋友的被杀去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报仇，……不是革命党人应有的态度。”这是不错的。不过他如果再深思一下，他一定会明白杜大心底面前只有死这一条路。一个憎恶人类、憎恶自己的人，结果不是杀人被杀，就是自杀，并没第三条路可走。何况杜大心又有肺病呢？复仇还是小事，最重要的是他底第二期的肺病使“他开始觉得这长久不息的苦斗应该停止了。他想休息，他想永久地休息”。而事实上在他，也只有“死才能够使他享着安静的幸福”。俄国政治家拉吉穴夫在青年时期中有一个同学得了不治之症，那个人叫拉吉穴夫拿毒药把他毒死，拉吉穴夫不答应，却在自己底日记上写道：“不能忍受的生活应该用暴力毁掉。”他自己后来也自杀了。杜大心“知道他自己在向着死之路上走去，而且分明感到死是一天一天地逼近”，当然会采取用暴力毁掉生命的这一条路。我自己是反对他采取这条路的，但我无法阻止他，我只有为他底死而哭。二 第二十一章以后《中学生》底读者黄叶君“有个朋友看完《灭亡》后，说‘第二十一章以后就不好了’”。事实上第二十二章在本书内是非常重要的。我把我自己底希望寄托在这一章上面。在前面的二十一章里，我根据自己底一些痛苦经验抹杀了群众底力量（这个弱点连刚果伦君也未指出）。固然看杀头叫好（这与迷信有关）的事实，我没法否认，然而我自己依然觉得中国民众是可爱的、有望的，他们底无知，不能说是他们底错，而且这也是可以补救的。所以为了对于中国民众保持公平的态度起见，我在第二十二章里留下了希望，说到四年后的胜利，同时给我的三部曲中的《新生》和《黎明》开了端（《新生》是李冷底日记，《黎明》是李静淑底历史）。三 总而言之
总而言之，我活了二十几年。我生活过，奋斗过，挣扎过，哭过，笑过。我在生活里面得到了一点东西，我便把它写下来。我并不是事先打定主意要写一种什么主义的作品。我要怎样写就怎样写。而且在我是非怎样写不可的。我写的时候，自己和书中人物一同生活，他哭我也哭，他笑我也笑。我不是因为想做文人而写小说。我是为了自己（正如我在“序言”中所说是写给我底哥哥读的），为了倾诉自己底悲哀而写小说。所以读者底赞许与责骂，我并不在乎。不过我希望批评家多少了解我一点。1929年在上海。(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六月《开明》月刊第二十二期。(1)我的自剖——给《现代》编者的信
你批评《复仇》集的文章我读了两遍。我佩服你的批评的态度，但是我觉得你并不了解我。有些地方你的确说出了我的弱点，譬如你说我避难就易地在手法上取巧，常用第一身讲述故事的形式，这是我没法否认的。我的确“取了巧”，但这并不是故意的。我写文章，尤其是写短篇小说的时候，我只感到一种热情要发泄出来，一种悲哀要倾吐出来。我没有时间想到我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形式。我是为了申诉，为了纪念才拿笔写小说的。《复仇》集中的十五篇小说里，差不多每篇都有一个我的朋友，都保留着我过去生活里的一个纪念。今天我翻读这本书，还会产生一种温情，一种激动或者一种忘我的境界。这样我就决不能够承认你所说的“中国作家写外国题材……只能说是因袭”和“凭书本，凭想象，凭皮毛的见闻”的话了。
我觉得当你说“《复仇》里所表现的‘人类共有的悲哀’……却偏偏是中国人所万万不会有的悲哀”时，你并不了解我在《复仇》集自序中写的那段话的意义。我明白地说过，人类所追求的都是同样的东西——青春，生命，活动，爱情，不仅为他们自己，而且也为别的人。……失去了这一切以后所产生的悲哀，乃是人类共有的悲哀。这对于中国人无论如何决不会是例外的。而且现在的中国人与欧美人比起来，他们失掉青春，生命，活动，爱情的机会只有更多。就譬如(2)你以为“坡格隆”和“亡命”很难为中国人所理解。而实际上我的许多朋友却正被那样的悲哀所苦恼着。并且你如果离开编辑室到租界(3)上去走走，或者最好能到这里的租界上来看看，你就会明白在今天的中国，的确有不少人感到坡格隆时代犹太人所感到过的悲哀了。他们感到了悲哀，或者盼望着有一天日子会变过来，但是他们的思想阴暗，找不到出路。我得承认，我的小说也没有给人指一个出路，虽然席瓦次巴德（在《复仇》里我却改成福尔恭席太因这个假姓）在巴黎刺杀“坡格隆”的一个主持者白俄将军彼特留拉是事实，那经过情形正如我在另一篇小说《海的梦》里所描写的那样。至于其它十几篇小说，不但题材对中国人并不怎么生疏，而且有几篇小说的真实主人公还是中国人呢！
我的短篇小说的另一个缺点应该是：结局常常很阴暗，没有给读者指示一条出路。有几个朋友常常因此责备我。我承认这个过失。但是我也想在这里分辩一下。我虽然有信仰，但我并不是说教者，我不愿意在每篇文章的结尾都加上一个光明的尾巴。而且实际上那些真实的故事往往结束得很阴暗，我不能叫已死的朋友活起来，喊着口号前进。我只是把一个垂死的制度的牺牲者摆在人们的面前，指给他们看：“这儿是伤痕，这儿是血，你们看！”也许有些人会憎厌地跑开，但是聪明的读者就不会从这些伤痕遍体的尸首上看出来一个合理的制度的新生么？
我的短篇小说除了上面的两个缺点外，自然还有别的。我并不想替自己掩饰。但是我得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些缺点，又为什么不能够避免它们。而且我也不能如你所期望，“把对于量的重视转移到质一方面去”。因为我和你不同，我不是一个艺术家，同时也不想做一个艺术家。我也爱读你的《将军的头》，而且也为里面某一些奇丽的图画所感动，但是我写不出它们，同时也不想写它们。我太热情了，并且还有一种比艺术更有力的东西吸引着我，它随时都会把我拉去使我完全抛弃文学的制作。我时时刻刻都在和它战斗，但时时刻刻都准备对它屈服。我的生活就是在这种矛盾中度过的。我有时候拼命写作，有时候又感到果戈理焚毁《死魂灵》原稿时的心情。结果我并没有焚毁什么原稿，却反而更努力地写作，为的是害怕明天我会抛弃艺术，害怕明天我会亲手割断自己的文学的生命。这就是我近年来“多量生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但是我还要指出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我缺乏一个艺术家的素质，我不能把小说当作一件艺术品来制作。我写文章的时候常常忘记了自己，我简直变成了一个工具，我自己几乎没有选择题材和形式的余裕和余地。正如我在《光明》集序里所说：这时候我自己不复存在了。我的眼前出现了黑影。这黑影逐渐扩大，终于变成了许多悲惨的图画。我的心好像受了鞭打，很厉害地跳动起来，我的手也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纸上动。许多许多人都借我的笔来倾诉他们的痛苦了。朋友，假若你能够看见我对着那张堆满书报和破纸的方桌，时而蹲在椅子上，时而坐下去，接着又站起来，或者蜷伏在沙发上那样激动地写作的情形，你想我会有希望写出像你的《将军的头》那样细致、华美的作品么？你想我还能注意形式、布局、焦点等等么？我自己差不多是不能够自主的。一种力量驱使着我，使我在“多量生产”上得到满足。我没有方法抗拒它，这在我已经成为习惯了。在艺术家的你们看来，这也许是可悲的事情。便是我自己有时也为这个惋惜，然而我也没有办法。我这一生就是被矛盾的网掩盖着的，而且就是在矛盾中挣扎下去的。一个朋友最近对我说“像你现在这样写下去是没有几年的功夫好写的”，这就是说我的文学的生命不会长久。他好像为我惋惜。我自己也明白这个，而且也不能不感觉歉然。但是我仔细一想，我又反而高兴起来了。因为要这样我才可以下决心抛弃艺术，而没有牵挂。在艺术方面失了生命，在另一方面我就会得到新生了。我知道另外一些朋友是这样在替我祈祷的，他们很早就不赞成我写小说。
但是那些爱好文学的朋友却并不了解我的苦闷。他们常常逼着我把那些艺术上不成熟、但里面却充满着我的热情的作品交给他们发表。那些朋友是属于各方面的，甚至不同的党派的，所以我的作品就常常在各种刊物上出现了，终于到了多得使人讨厌的地步。但是我又有什么好办法呢？都是我的朋友，给这个朋友的杂志写文章而不给那个朋友的刊物写，是不行的。为了这个得罪朋友也有些不值得（其实我已经这样得罪过一两个朋友了）。所以我最后的决定还是：尽量地写罢，趁着我还有精力和机会的时候。也许我的作品会跟着我消灭，也许它们甚至比我先消灭，这对于我都是没有关系的。灭亡于艺术，也许就会新生于别方面，或者会应验塞翁失马的谚语也未可知。我的努力写作也许就正是趋向于在艺术方面灭亡的一条路。不过可悲的是将来会(4)有人把我列入×××先生之流，以为我是在开什么著作公司，或者想从小说方面发财。“多产作家”这几个字已经使人够受了。况且连你的批评文章里对于每月写四五万字的我，也用了“生产的多量和迅速”这些使人难堪的字眼！这些字眼常常使读者嗅到钱的气味，他们也许不会知道为了友情没有稿费也会写文章的事情。现在不是已经有什么小报在说我为各杂志写小说是在贪图巨额的稿费么？……1932年秋在天津。(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月一日《现代》第一卷第六期。发表时题为《作者的自剖》。(2)“坡格隆”：对犹太人的有组织的屠杀。(3)这里：指天津。(4)×××：指张资平（1893—1959），后来做了汉奸。(1)我的呼号——给我的哥哥
你的车七点钟开，我不到六点三刻就离开了月台，我并不是害怕赶不上轮渡，小火轮要到七点二十分才离开浦口。你也许注意到了罢，临行我只和你松松地握了握手，淡淡地笑了笑就转身走了，我不曾回(2)头再看你一眼。可是出了车站我却不肯走向江边，我和惠生一起在长廊上慢慢地走着，我们往返地走了好几次。我们彼此都不说话。突然，火车的放汽声尖锐地冲进了我的耳朵，车轮驶动的声音接着响了起来。我知道你开始往北方走了。我的眼前模糊地现出了你的瘦脸，我的心隐隐地痛起来。我没有流泪，但是我的声音有些哑了。“走罢。”惠生在催促，他的声音也和我的一样。我们就这样地离开了浦口。于是这十天来的生活完全消失了，我仿佛从一个长梦中醒了过来。
你回到天津去了。你还没有上车的时候，别人都说那个地方有些危险，劝你不要回到那里去，我却没有说一句劝阻的话。并不是我不知道这几天来所谓抗敌军事的变化，并不是我不顾念到你的安全。但是我更知道一件事情：你和我一样，你也是一个注定了在困苦中挣扎的人，你也没有偷安的机会和权利。生活的担子压在你的年轻的肩上，八十元一月的薪水就买去了你的全部光阴。你没有思想的自由，你更没有行动的自由。从这十天来的谈话中我已经了解你的平淡而痛苦的生活的全部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你带笑地说出来的这句话里一定含得有悲哀。当你想到上面那些事情的时候，你的心会因悲愤而痛苦罢。但是你如果再一思索，想到在那一带地方还有千千万万的人民在枪炮、炸弹下面呻吟挣扎，你也许会觉得你自己的命运倒不是怎样可悲的了，你也许还会舍弃你的平淡的、痛苦的生活而投身在他们中间为他们做一些事情罢。我想你会这样做的，因为我看出来，在谈到那千千万万的人民在铁蹄下面呻吟挣扎的时候，你的被艰苦生活摧毁了的面容忽然发了光，你的疲倦的身体忽然充满了生气。我知道如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鼓动你的心。但是我怕，我怕再一个大的打击就会把你整个地打碎了。
你回到北方去了。这八年来我们聚在一起总共不上一个月。如今我要开始我的漂泊的生活。在我的想象中似乎就再没有我们安静地聚在一起的时间。昨天晚上在一个朋友的家里我曾经对你说过：我要找一个机会把我这年轻的生命拿来作孤注一掷。我想做一件痛快的事情，甚至就毁掉我的整个生活也不顾惜。当时你没有说什么，你不过微微一笑。
这情形你也许不会了解罢。“为什么应该舍弃写作的生活呢？”在你的思想里这个问题是得不着解答的。但是事实上你知道我整整三个月不曾动笔写什么了。我宁愿把时间花费在马路上、火车中，和朋友的家里来消磨我的年轻的生命。但是我所希望的机会终于连影子也不见，而外面却有人放暗箭似地在文章上说，我已经在自叹我的笔快要写完了。
自然，你是不会相信这种谣言的。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将近二十年的生活，你知道我是以一颗怎样的心经历过这一切的。我的信仰和我的为人你都知道得很详细。我从没有写完过我所想写的东西，我也从没有一个时候让雾迷了我的眼睛。我到现在还活着，不曾躺下来。然而人家却拿种种的谣言来掩埋我了。对于这些谣言，我并不曾发出一声抗议。我只有苦笑，我只有呻吟。
这呻吟，这苦笑，在我的肩上堆积着，两年来它们就堆积了这么高，如今在我的身后就留下那么长的阴影。我渐渐地憎恨起我的名字来。起初我说我爱我的文章。然而现在在我的文章被人糟蹋够了以后，我也就憎恨我的文章了。如今我依旧在黑暗里挣扎，眼睛望着前面达不到的远处的光明，而我的文章差不多窒息了我的呼吸，我的名字差不多毁灭了我的信仰和我的为人。今天我不能够再苦笑了；我不能够再呻吟了。我说，这一切都应该终止了。
当初我献身写作的时候，我充满了信仰和希望。我把写作当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以忠实的态度走我在写作中所走的道路。我抱定决心：不做一个文人。你知道我素来就憎厌文人。我们常常说将来不要做一个文人，因为文人不是直接做掠夺者，就是做掠夺者的工具。在做小孩的时候我们就见惯了文人的丑态了。谁知道残酷的命运竟然使我自己今天也给人当作文人看待，而且把我们所憎厌的一切都加到我的身上了。造谣、利用、攻击、捧场，这两年来它们包围着我，把我包围得那么紧，使我不能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气。有一个时候我甚至疑惑我马上就要进坟墓了。(3)
在这种情形下面，我写出了我的《灵魂的呼号》。那篇文章是去年秋天我们在天津相会时，我在你的同事的那间小屋里写成的。它在上海某杂志上发表以后，一个未见面的朋友读着竟然流下了怜悯的眼泪，他说料不到我的生活竟是如此地痛苦。
在那篇文章里我说过我要把文学生活结束了。可是我从北方回来，我的生活就陷落在更多的造谣、利用、攻击、捧场里面。这些侮辱伴着病把我压得不能够动弹。我在病床上躺了好几天，我想到我未写小说以前的生活，我想到我在生活里所私淑的几位先生，我的心就被悔恨折磨着。一个声音在我的耳边响起来：“你不能够再像这样生活下去了。你应该站起来做一个勇敢的人！”
不错，我太懦弱了！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我确实是太懦弱了！这两年来我让一切侮辱加到我的身上，我从不曾发出过一声抗议。我苦笑、呻吟的次数确实是太多了。我怀着一颗孩子似的幼稚的心旅行了所谓中国的文坛，我相信着一切的人，我爱着一切的朋友。于是种种使我苦笑、呻吟的事情就发生了。
我说了我没有说过的话，我做了我没有做过的事。而那些话和那些事都是和我的思想相违背的。有些人在小报上捏造了种种奇怪的我的生平。有些人在《访问记》《印象记》等等文章里面使我变成他们那样的人，说他们心里的话。
你不知道我如今怎样地憎恨我的名字啊！有几次在不眠的夜里，我用力抓我的头发，我用力打我的胸膛。强烈的憎恨刺痛我的心，无边的黑暗包围着我。那时候我真希望能有一种力量来把我毁灭。我实在不能够忍受这种生活了。我分明爱自己的文章，然而现在我的文章却被糟蹋得使我不得不憎恨它们了。这情形就像一个母亲看见她的孩子被人摧残得失了人形。那痛苦你也应该了解罢。
现在无论如何我应该把过去的生活结束了。为了做一个真实勇敢的人，为了忠于我自己的信仰，为了使我不致有亲手割断我的生命的一天，我应该远离开那些文人，我应该投身在实际生活里面，在行动中去找力量，如我在《灵魂的呼号》中所希望的。这就是我所说的“拿生命来作孤注一掷”的意义了。
我究竟还有没有冲出重围而得到新生的那一天，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然而我如今是在呼号了。你是我的唯一的哥哥，我希望你在危险和困苦中时时记着我，给我帮助。1933年春在南京。(1)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日《申报•自由谈》。发表时题为《苦笑呻吟与呼号——给我的哥哥》。(2)惠生是我们的表弟。我的哥哥李尧林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请假来上海看我。我陪他游了杭州的西湖，然后送他到南京浦口，搭津浦车回天津。(3)《灵魂的呼号》：后来用作《电椅》集代序。(1)我的梦
我不喜欢夜。我的夜里永远没有月亮，没有星，有的就是寂寞。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有了一个朋友。
我的心上常常起了轻微的敲声。我知道那个朋友来了，他轻轻地推开了心的门，进到我的心里面，他就昂然坐了下来。和平常一样我就只看见他的黑影子。“你放下笔！”他命令说。
我顺从地放下了笔。“你今天又写了几千字了！”他嘲笑地说。
我默默地看我手边的原稿纸，一共有十三张，全是今天写的。“这有什么用处？谁要读你的文章？”他继续说下去。“几千字，几万字，几十万字，几百万字，你不过浪费了你自己的生命。你本来可以用你这年轻的生命做别的有用的事情，你却白白地把它糟蹋了！”
我沉默着。“你整天整夜地乱涂着，你的文章在吸吮你自己的血，吸吮排字工人的血，吸吮那些年轻读者的血。你真是在做梦啊！你以为你的文章可以感动成千成万的新的灵魂吗？你这个蠢人！他们需要的全不是这一类的东西。“你不记得一个青年写过信给你，说他爱你他又恨你吗？他爱你因为你使他看见了一线的光明；他恨你，因为你使他看见更多的黑暗，他要走去接触光明，却被更多的黑暗绊住了脚。你单单指了光明给他看，你却让他永远在黑暗的深渊里挣扎。你带给他的只有苦恼。你这个骗子，你真该诅咒啊。“你不记得一个青年写过信给你，说他愿意跟你去死吗？你拿了什么给他呢？家庭束缚他，教育麻醉他，社会宰割他。你把他唤醒了。你让他瞥见了一个幸福的幻景，但你又把它拿走了。那个幻景引诱着他的心。他不能够再闭上眼睛躺下去，他愿意跟着你去追求那个幸福的幻景，一直到死。然而你却撇弃他不管了！你，你这懦夫，你真该诅咒啊！“你不记得许多许多的青年曾经怀着痛苦的心求助于你吗？他们是年轻的，纯洁的，天真的。他们到你这里来，是因为周围的血快淹没了他们，周围的黑暗快窒息了他们。他们像遭难的船要把你这里当作一个避风的港口。然而你拿了什么给他们呢？你说：‘你们应该忍耐！永远忍耐。’本来在同样的环境里面丹东曾经对法国青年说过：‘大胆，大胆，永远大胆！’你却拿忍耐封锁了你的港口，把那些破船全赶走了，让它们漂流在无边的海洋上，受狂风暴雨的吹打。你，你这残酷的人，你真该诅咒啊！“你说你那些文章使人家看见了光明，看见了爱，看见了自由，看见了幸福，甚至看见了一个值得献身的目标。然而你自己呢？当一些人正为着光明、爱、自由、幸福，为着那个目标奋斗、受苦以至于死亡的时候，你却躲在你自己写成的书堆里，让原稿纸消耗你的生命，吸吮你的青年的血。你抛弃了光明，抛弃了爱，抛弃了自由，抛弃了幸福，甚至抛弃了那个目标。你永远把你的行为和你的思想隔开，你永远任你的感情和你的理智冲突，你永远拿矛盾的网掩盖你的身子！你，你这个伪善者，你真该诅咒啊！“文章和话语有什么用处？自从有人类社会一直到现在，所说过的话，所写过的文章倘若都能够遗留下来，堆在一起也可以淹没了世界。然而到现在人类还被囚在一个圈子里面互相残杀。流血、争斗、黑暗、压迫依旧包围着这个世界，似乎永远就没有终结。文章粉饰了太平，文章掩盖了罪恶，文章麻醉了人心。那些呼声至今还是响亮的，它们响得那么高，就压倒了你的轻微的呼号。你不久就会过去了，然而那些青年的灵魂是要活下去的。你说你唤醒了他们，你却又抛弃他们走开了，让他们留在黑暗的圈子里面梦想那些光明、爱、自由、幸福的幻景。你完全忘记了他们，让各种打击破碎了他们的肢体。你，你这个制造书本的人，你真该诅咒啊！“我恨你，我诅咒你，我愿意我永远不再看见你！我愿意我能够毁掉你的那些原稿纸！我愿意我能够毁掉所有你写的书！我愿意我能够毁掉你的身子！”
那个朋友站起来，向门口走去。他气愤地关上我的心的门。他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在寂寞里。在我的手边无力地躺着那十三页原稿纸。
我记起来一件事情，这是那个朋友忘记了说的。半年前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写信给我，说：“有人告诉我说，你将来会自杀，我希望你能够明白自杀是一件愚蠢的举动。”同时另一个女孩子却带着同情来信说：“我怜悯你，因为我知道你的心实在太苦了。”
这些天真的、幼稚的、纯白的心越过了那许多栏栅到我的身边来了。他们大量地拿安慰来萦绕我的梦魂。我不是一个忘恩的人，我也知道感激的意义。但是我不禁绝望地问：“我果然需要人来怜悯么？”“我究竟做过了什么举动会使人相信我要自杀呢？难道我是一个至死不悟的人么？”
欺骗的，懦弱的，残酷的，伪善的，说教的，值得怜悯的，至死不悟的……这些形容词渐渐地一齐逼过来，压在我的心上，把心的门给我堵塞了。
我不能够再打开心的门，看见我自己的心。我不能够回答我自己的问话。
但是我并没有哭，因为我知道眼泪是愚蠢的。
我抛下笔，我把原稿纸全掷到地上。我说，以后不再写文章了。于是我默默地取了一本书，翻开来，看见上面有这样的一些字：
我驱走了一切的回忆；我把它们全埋在一座坟墓里面。十年来我埋葬了它们，十年来我努力忘记了一切。……悲哀死了，爱也死了，雪落下来，用它的白色的大氅覆盖了过去的一切。我呢，我还活着，(2)我还很好。
我希望我能够懂得这些字的意义。1933年冬在北平。(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发表时题为《无题——一个自白》。署名余七。(2)引自俄国民粹派女革命家薇娜•妃格念尔的《回忆录》。(1)我的自辩
最近在“粉饰，歪曲，铁一般的事实”这题目下，我的两篇作品被列在第三种人的创作之林，而身受了左翼批评家的解剖刀。
对于这个，我并不愤怒，因为那解剖者似乎没有恶意，而且他并不像别的一些批评家那样从一篇作品里面引出了几句对话，就拿来代表作者的思想而加以攻击。
但这样我也并不承认这批评就是正确的。因为这批评是来自一个政党的立场，而我的政治主张和这政党的主张就不是一致。在这种情形下面，我当然可以得着“用政治上的术语讲，是错误；用艺术上的术语讲，是失败”这个罪名，而且被加上“人道主义，安那其主义”这头衔。
对于这个，我也不抱怨，但可惜的是那批评者没有指出我的作品中“所发挥的人道主义、安那其主义的观点”是什么。诚然我不必否认我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虽然我觉得我还不配），可是我的作品的立场常常不一定就与安那其主义相合，《海的梦》里的确只表现了“对于自由、正义以及一切的合理的东西的渴望。”《罪与罚》里暴露了司法制度下面的种种丑态，给法律一个致命的打击。这自然不能说是纯正安那其主义的立场，并且在表现方面我常常无意地流露了小资产阶级的意识。这是我的缺点。我觉得是应该克服的，但这克服却和左翼批评家所说的不同，因为我并不相信辩证法的唯物论。(2)
谷非先生将人道主义与安那其主义并列，把二者同时加在我的作品上，而且还有一些左翼批评家也拿人道主义，虚无主义，安那其主义来解释我的作品。然而他却没有说明这人道主义究竟是十九世纪(3)社会运动中的Humanitarisme（十九世纪中西欧许多卓越的社会主义者都常被人称为人道主义者），抑或是近年来左翼理论家笔下的人道主义；如是后者，则它与安那其主义或我的作品都无关系。（同样虚无主义无论是巧尔里雪夫斯基、毕沙列夫所提倡的虚无主义，或司特普尼克所实行的恐怖主义，也都与左翼批评家所加于我的虚无主义不同。）他们因为断定人道主义（他们所解释的），虚无主义（他们所解释的）和安那其主义是同样的东西。同时又从别的地方知道（或者猜想）一个作者是安那其主义者，于是就把这作者的一切作品冠上那三个头衔，就如他们先拿出一个政治纲领的模子，然后把一切被批评的作品拿来试放在这模子里面，看是否相合。全合的自然就是全好，合一部分或不合的就该遭他们摈弃，对于构成一个作品的艺术上的诸条件，他们是一点也不会顾念到的：这是他们的一贯的态度。
这样，谷非先生就把我的两篇作品放在那个模子里面了。结果当然是不合，因为他已经预先断定了我的政治主张是不同于他们的。不合的作品当然应该摈弃。于是在批评《罪与罚》时，他就说我“向刑事法庭要求公道”。
事实上我的忠实的读者会知道我根本反对在“公道”的假面下的阶级的裁判。《罪与罚》这题目是很显明的，并且那事实的确是一件“铁一般的事实”，这“一个断片的现象”，就可以暗示出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存在。而谷非先生却完全主观地说它是“……心理描写”，又说作者多少受了主观的歪曲。《海的梦》是一个寓言，写的时候正是我的心情陷于绝望的时期，所以带了深的忧郁性，但是结尾却被一个显明的希望掩盖了。我自己当时的挣扎也是很苦痛的。
没有悲哀，没有回忆，我只有快乐，我只有希望。
过去的阴影死了，一切的苦难都跟着死了。我还活着，活着来翻开我的生活的新的一页，来达到那最后的胜利！
这是沉闷的悲观情调么？
自然在《海的梦》里我也犯了一些错误。譬如谷非先生说我“把女主人公写成了一个救苦救难的基督，把她的杨写成了一个基督的基督”，这虽然是他“过甚其辞”，但我也得承认一半。这原因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是我在表现方面常常无意地流露了小资产阶级的意识。
这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克服，当然是必要的，但也不是容易的事，因为我常常会为我的小资产阶级的生活环境所限制。这一点我不否认。
最后谷非先生劝我“和新兴阶级的主观能够有比现在较好的接近”，这好意的劝告似乎是应该接受的，但是我也应该问一句：这所谓新兴阶级是单指在一党独裁制（或者如他们所说一阶级独裁制）下面卓绝地完成了五年计划的苏联的工农阶级呢，抑还是并指在C.N.T.指导下面与玛西亚专制勇敢地斗争的西班牙一百三十多万的无产阶级(4)和在F.O.R.A.指导下面与白色恐怖艰苦地战斗的阿根廷无产阶级。或者和前者所要求的政治纲领似乎是两样的。如果谷非先生是单指前者而摈弃后者，那么对于他的好意的劝告，我就只得恭敬地璧谢了。因为我不妨明显地说我的政治纲领是和后者的一致的。(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现代》第二卷第五期。(2)谷非：即胡风同志。(3)Humanitarisme（英语）：人道主义者。(4)F.O.R.A.：我无法在这里加上注释，因为这个组织早就不存在了。（一九八八年注）(1)新年试笔
在一九三二年的元旦日，我曾经写了下面的一段话，作为我的新年试笔：
黑暗，恐怖，孤独，——在寂寞的沙漠里我又度过一年了。
心啊，不要只是这般地痛罢。给我以安静，那片刻的安静也可以安舒我的满是伤痕的心。
不要战抖，不要绝望，不要害怕孤独，把一切都放在信仰上面。我的路是不会错的。拿出更大的勇气来向着它走去。不要因为达不到那目的地而悲伤。不要把自己的命运看得太重，应该把它连系在群体的命运上面，在人类的繁荣里看出你的前途来。
我还年轻，我要活下去。给我力量，给我力量来活下去，来忍受痛苦，继续挣扎。现在还不是应该放弃一切的时候。我还没有写尽我所要写的，我还要继续写下去。
要强健起来，勇敢起来，应该忍受一切苦难而存在，不要让苦痛埋葬了我。
这是为我自己写的，没有第二个人读过这悲痛的自白。
现在却又轮到我来写一九三四年的“新年试笔”了。
一个人对自己是没有欺骗没有宽恕的。让我再来打开我的灵魂的一隅罢。在夜里，我常常躺在床上不能够闭眼睛，没有别的声音和景象来缠绕我。一切人世间的荣辱毁誉都远远地消去了。那时候我就来做我自己的裁判官，严刻地批判我的过去的生活。
我的确犯过许多错误了。许久以来我就过着两重人格的生活。在白天我忙碌，我挣扎，我像一个战士那样摇着旗帜呐喊前进，我诅咒敌人，我攻击敌人，我像一个武器，所以有人批评我做一副机械。在夜里我却躺下来，打开了我的灵魂的一隅，抚着我的伤痕哀伤地哭了，我绝望，我就像一个弱者。我的心为了许多事情痛楚着，就因为我不是一副机械。“为什么老是想着那憎恨呢？你应该在爱字上多用点力量。”一个熟识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响起来了。
在过去我曾被视为憎恶人类的人，我曾宣传过憎恨的福音，因此被一些人把种种错误的头衔加到我的身上。为了那恨，我曾求过凡宰特的宽恕，因为他教过我爱；为了那恨，我曾侮辱了克鲁泡特金，因为我使人误解了他的学说。那憎恨所带给我的苦痛确实是太多太多了。“你为什么就不抛弃掉那憎恨呢？”我也常常拿这话来问我自己。但是我永远得着同样的强硬的回答：“我不能！在这样的社会里我是不能爱人的。”我说这些话也费了很大的力量。那挣扎是很苦痛的。我知道为了这恨，我还要继续把苦痛当作糖果般一粒一粒地吞进肚里。
许多人指摘过我的错误了。有人说世界是应该用爱来拯救的。又有人说可憎的只是制度，不是个人。更有些人拿了种种社会科学的术语来批评我的作品。他们说我不懂历史，不懂革命。他们说这一切只是没落的小资产阶级的悲哀，他们说我不能够体验实生活。
我也曾将这些批评仔细考察过。并且我早已用事实来回答了他们：我写过十三四万字的书来表示我的社会思想，来指明革命的道路，我在许多古旧的书本里同着法俄两国人民经历过那两次大革命的艰苦的斗争，我更以一颗诚实的心去体验了那种种多变化的生活。我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坚强的信仰。从十五岁起直到现在我就让那信仰指引着我。
我是浅薄的，我是直率的，我是愚蠢的，这我都承认。然而我却是忠实的，我从不曾让雾迷了我的眼睛，我从不曾让激情昏了我的头脑。在生活里我的探索是无休息的，无终结的。我不掩护我的弱点，但我不放松它，我极力和它挣扎，结果就引起了一场的斗争，这斗争是激烈的，为了它我往往熬尽了心血。我的矛盾也就从这里产生了。
我的生活里是充满了矛盾的，感情与理智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爱与憎的冲突，这些就组成了一个网把我盖在里面，把我抛掷在憎恨的深渊里，让那些狂涛不时来冲击我的身体。我没有一个时候停止过挣扎，我时时都想从那里面爬出来，然而我不能够弄破那矛盾的网，那网把我束缚得太紧了。
黑暗，恐怖，孤独——在我的灵魂的一隅里永远就只有这些东西。在那长期的探索中，我永远走着那寂寞的大沙漠。没有人能够了解我，因为我就不肯让人了解；但正因为没有人了解，我又把我的苦痛增大了。人只看见过我的笑，却没有人知道我是整天拿苦痛来养活我自己。
我的憎恨是盲目的，是强烈的，是普遍的。我常常把我所憎恨的对象描写成一个可憎的面目，我常常把我所憎恨的制度加以人格化，使它变成了怎样可恨的人，我常常把我的爱极力摧毁，使它变成憎恨。
这一切在别的人看来也许全是不必需的，他们也许会以为我是被雾迷了我的眼睛。其实这全不是。我很知道我不过是一个过渡时代的牺牲者。我不能够免掉这一切，完全是由于我的生活的态度，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青年，我忠实地生活在这黑暗的混乱时代里。因为忠实，忠实地探索，忠实地体验，就产生了种种的矛盾，而我又不能够消灭掉它们。我固然有一个坚强的信仰，但我却不是像克鲁泡特金那样纯洁完全的人，或像奈其亚叶夫那样意志坚强的人；我只是一个极其平凡的青年。
我的一生也许就是一个悲剧，但这是由性格上来的（我自小就带了忧郁性），我的性格毁坏了我一生的幸福，使我在苦痛中得到满足。有人说过革命者是生来寻求痛苦的人。我不配做一个革命者，但我却做了一个寻求痛苦的人。我的孤独，我的黑暗，我的恐怖都是我自己找寻来的。对于这我不能够有什么抱怨。
我承认我不是健全的，我不是强项的，我承认我已经犯过许多错误。但这全不是我的思想，我的信仰的罪过。那责任应该由我的性格，我的感情来负担。也许我会为这些过错而受惩罚。我也决不逃避。自己种的苦果就应该自己来吃。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命运。做了这过渡时代的牺牲者的并不是我一个人。我甚至在像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柏洛夫斯加亚，妃格念尔这般人中间发见和这类似的悲哀，虽然他们的成就是我所不敢想望的。
然而不管这些错误，我依旧要活下去，我还要受苦，挣扎，以至于灭亡。
那么在这新年的开始就让我借一个朋友的话来激励自己罢：
你应该把你的生命之船驶行在悲剧里（奋斗中所受的苦痛，我这样解释悲剧），在悲剧中振发你的活力，完成你的创造。只要你不为中途所遇的灾变而覆船，则尽力为光明的前途（即目的地）而以此身抵挡一切苦痛，串演无数悲剧，这才算是一个人类的战士。(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文学》第二卷第一号。署名比金。(1)我与文学
沉默，这半年来的沉默差不多闷得我说不出话来了。我很高兴还有机会在这里饶舌。
我生在一个封建的大家庭里，有将近二十个长辈，有三十个以上的兄弟姊妹，有三四十个男女仆人。但是我从小就爱和所谓“下人”在一起。我是在“下人”中间长大的。在鸦片烟灯旁边我听过不少从轿夫、听差的口中讲出来的故事。在柴灶前面我曾帮忙过轿夫们烧火煮饭。在这一群没有知识、缺乏教养的人中间我得到了我的生活态度，我得到了那个近于原始的正义的信仰，我得到了直爽的性格。书本所告诉我的，教师所传授我的，都早被时间的流水冲洗干净了。只有那生活态度，那信仰，那性格还留下来，成为跟我不能分离的东西。我彻头彻尾是一个粗野的人。
我缺乏教养，我没有知识；我不曾登过艺术的宫殿，我也没有入过学府的堂奥。虽然也曾跟在文豪学士的后面喊过几声，但也只是喊而已。我从不敢妄想跟着文豪学士高视阔步地走进文坛。我根本就是一个不学无文的人。这个原形无论如何是没法遮掩的。
文学是什么？我不知道，而且我始终就不曾想知道过。大学里种种有关于文学的课程，书店里有种种关于文学的书籍。然而这一切在轿夫、仆人中间是不存在的。他们梦想不到会有许多人靠着文学吃饭。他们也决不会想到我也靠稿费维持生活。
我写过一些小说，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然而这些小说是不会被列入文学之林的，因为我自己就没有读过一本关于文学的书。我写文章不过是消耗自己的年轻的生命，浪费自己的活力。我的文章吸吮我的血液，我自己也知道。然而社会现象像一根鞭子在后面鞭策我，要我拿起笔。
但是我那生活态度，那信仰，那性格使我不甘心。我要挣扎。我常常绝望地自问：难道我是注定了跟在文豪学士后面呐喊的么？难道我就不能做一件更有用的事情？我是从“下人”中间出来的，我应该回到他们里面去。
现在我的笔暂时放下了。虽然沉默也使人痛苦，但是我希望我能够坚持着不再把我的笔提起来。巴金 1934年6月。(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生活书店版《我与文学》（《文学》一周年纪念特刊）。发表时题为《我希望能够不再提笔》；后收入《生之忏悔》时，改题为《我与文学》，后又作为《将军》集的《序二》。现根据《巴金全集》本收入本书。(1)灵魂的呼号××：
我把我的第三本短篇小说集献给你，同时，请你听听我这个孤寂
的灵魂的呼号罢。
在南京一个朋友的温暖的房间里我想到你，在青岛的静寂的山居中我想到你，在济南的一个简陋的小客栈中我想到你，在津浦车上不眠的夜里我想到你，在天津一个学校的宿舍里我想到你，在北平一个黑暗小巷的公寓中我想到你。想到你，我就仿佛看见你那一对关切的大眼睛，我就仿佛听见你那些温柔、关切的话，我就感到心的激荡，我就抱怨我自己，抱怨我自己的长久的沉默。我觉得我应该给你写这封信。
今天和两个朋友在东安市场一家广东酒楼上喝了几杯白玫瑰出来，坐在洋车上，让车夫把我颠簸地拖过旧都的阴暗、泥泞的街道。我的心像火一般地燃烧起来，我的身体激动得发战。我不能够再保持沉默。我觉得我要是再不说一句话，我的身体也许就会被那心火烧成了灰烬。近来因为工作过度损害了健康。我常常想到死。一些经历使我觉得死并不是难事，譬如十天前在胶济路上就几乎因为火车出轨而遭难。倘使我明天死去，那么我就永远没有机会让你了解我了。所以我回到公寓以后，就在一张小条桌前面坐下来，给你写这封信，让我的灵魂的呼号有机会送到你的耳边，因为你是唯一可以倾听我的灵魂的呼号的人。
我开始应该向你说些什么话呢？你想想看。你也许不会想到的。我说让我在你的面前痛痛快快地哭一次罢。××，你不要惊奇。因为我已经吞下不少的眼泪了。我应该找一个机会，找一个地方把它们倾吐出来。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手边还有两封索稿的信，在那些信里，编辑先生们称我为“第一流的作家”；还有一封远方的不认识的青年的来信，在信里他说了许多敬慕的话；我的手边还放了几本新出的杂志，上面都登载了我的文章。但是它们对我都变成陌生的了，不仅是陌生的，而且还是些反面的讥笑。在我的心痛得最厉害的时候，人们却写了钦慕赞美的信函来。这些信函只有增加我的心痛，使我更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孤独。
××，你是知道的，我把全部精力贡献在写作上，那是去年三四月间的事情，到现在算起来不过一年半的时间。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我写了十本长短篇小说（我说十本是可以的，因为有一本长篇是烧毁后重写起来的）。我这样不吝惜我的精力和健康，我甚至慷慨地用我日后的几年的生命来换这八十多万字。我每写完一本书，总要抚摩自己的膀子，我明知道这本书又吞食了我一些血和肉，我明知道它会使我更逼近坟墓，虽然说是慷慨，但我也不能没有悲戚。我默默地望着面前写成的稿子，想到过去和现在有一些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怎样过着充实的生活的事情，我的眼睛就润湿了。但是我并没有哭，我却把眼睛掉开，看别的东西，一直到我的眼睛干了，我才以另一种心情来重读我的稿子。这就是一个所谓作家的生活了。
××，这情形不但是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便是你，恐怕也不知道罢。日也写，夜也写，牺牲了休息，牺牲了睡眠，我是在怎样的一种情形下面糟蹋我的年轻的生命，这种可悲的情形也只有我自己知道。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地方我们偶然遇见了，你诚恳地劝我：“文章可以少写一点，健康是要紧的，不要贪图目前而忘了未来。你的身体本来不好，我读到你的许多文章就仿佛看见你吐出多量的血。”那些温柔的话至今还留在我的耳边，像美丽的乐曲，使我的心激荡。又一次你来信说：“你近来发表的文章真是太多，差不多什么杂志上都有你的稿子。我爱惜你，所以不得不劝你：像你这样浪费地写下去是不行的，不仅会妨害你的健康，还会妨害你的令名。你简直在糟蹋你的文章。”我没有回你的信，痛苦和感激使我沉默，直到这次把这本小说集献给你的时候，我才写信给你。我担心你接到我的小说，甚至会说：“我不要接受你的小说，你自己这样糟蹋你的文章，你自己一定不爱惜它们。”
××，怎么连你，连聪明而又关心我的你，也不了解我呢！怎么连你也像一般人那样拿误解来折磨我呢！但是我没有抱怨你的心思。我知道你说那些话全是为我好。不幸的是我不能够照你的话做。那是超乎我的能力以上的。
××，我的这几句话并不是一种遁辞。我告诉你，我也跟一般人一样需要休息，需要快乐，需要活动。在这样轻的年纪就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头俯在书桌上，让纸笔做了自己的伴侣，这完全不是愉快的事情。这种所谓作家的生活是极其可悲的生活。不知道有多少次在不眠的夜里我睁起疲倦的眼睛，用了最后的努力在纸上工作，在我的周围是一个睡眠的世界，那时候我真羡慕那些能够放心地闭着眼睛躺在床上的人啊！我常常想：难道我的生命就应该这样零碎地消耗吗？
我没有自由，我没有快乐，一根鞭子永远在后面鞭打我，我不能够躺下来休息。这根鞭子就是大多数人的受苦和我的受苦。这种受苦是没有终局的。我一直被它鞭打了这许多年，被它赶着走了许多路程。即使前面站着死亡，我也只得向前走去，哪里还顾得健康和名誉？××，你不知道，当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的时候，我那颗心，我那颗快要炸裂的心是无处安放的，我非得拿起笔写点东西不可。那时候我自己已经不存在了，许多惨痛的图画包围着我，它们使我的手颤动，它们使我的心颤动，你想我怎么能够爱惜我的精力和健康呢？我一点也不能够节制，我只有尽量地写作，即使明知道在这种情形下面写出来的东西会得到不好的命运，而且没有永久存在的价值，我也只得让它去。因为我不是一个文学家，也不想把小说当作名山盛业。我只是把写小说当作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在写作中所走的路与我在生活中所走的路是相同的。无论对于自己或者别人，我的态度都是忠实的。因此也就产生了种种的矛盾，我自己又没有力量来消除这些矛盾。爱与憎的冲突，思想和行为的冲突，理智和感情的冲突，理想和现实的冲突，……这些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生活是痛苦的挣扎，我的作品也是的。我时常说我的作品里混合了我的血和泪，这不是一句谎话。我完全不是一个艺术家，因为我不能够在生活以外看见艺术，我不能够冷静地像一个细心的工匠那样用珠宝来装饰我的作品。我只是一个在暗夜里呼号的人。所以节制对于我没有一点用处。即使花费十年功夫写一部作品，我也只会写出现在的这个样子，何况我的生命是短促的，我也没有从容下笔的时间。
××，接受我这本小说集罢。我告诉你，我确实爱自己的文章，因为每一篇小说里都混合了我的血和泪，每一篇小说都给我唤醒了一段痛苦的回忆，每一篇小说都给我叫出了一声追求光明的呼号。光明，这就是许多年来我在暗夜里叫喊的目标。它带来一幅美丽的图画在前面引诱我，同时受苦的、惨痛的景象又像一根鞭子那样在后面鞭打我。我在任何时候都只有向前走的一条路。我的小说就是我在这个旅程中沿途丢下的东西。我为什么不爱它们呢？我又怎敢拿我不爱的东西献给我所敬爱的你呢？
但是，××，我没法强辩，我不能驳倒你所说的糟蹋文章的话。××，你是严厉的裁判官，在你面前我只有低头。我的确拼命糟蹋文章，我把文章当作应酬朋友的东西，一份杂志，即使那上面载满了我见了就头痛的名字和作品，我也让人家把我的文章在那里发表。我的文章被列在各种各类人的大作之林，我的名字甚至在包花生米的纸上也可以常常看见，使得一部分人讨厌，另一部分人羡慕。……我的名字成了一个招牌，一个箭垛，一面盾。我的名字掩盖了我的思想，我的信仰，我的为人。一些人看见这个名字就生气，以为我是一个怎样不可救药的人。把我当作攻击的目标；另一些人却把这个名字当作“百龄机”的广告，以为有意想不到的效力。于是关于这个名字的谣言就起来了。我做了许多自己完全不知道的事情，我认识了许多自己完全不知道的朋友，我甚至变成了两三个人，同时住在两三个地方。其结果我因为这些更被人讨厌或者羡慕，而我自己依旧完全不知道。拿文章来应酬，到后来就是拿名字来应酬；自己糟蹋文章，糟蹋名字，到后来就是文章和名字被人糟蹋。我从来没有发出过一声痛苦的呼号，我像一个硬汉似地忍受这一切。××，你以为我自己对这些就没有一点爱惜么？啊，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话来表示我怎样爱惜我的作品啊！你也许会以为这又是我的一个不可理解的矛盾罢，因为我知道你决不会像某些人那样以为我贪图巨额的稿费。××，我的为人你是知道的，我所写的文章就很少得过巨额的稿费，有些甚至一文稿费也没有得到。只有你知道：把我当做想钱的人，是怎样地冤枉了我。××，在这方面我的痛苦永远没有人了解。
××，我不是一个艺术家。人说生命是短促的，艺术是长久的。我却以为还有一个比艺术更长久的东西。那个东西迷住了我，为了它我甘愿舍弃艺术。艺术算得什么？假若它不能够给多数人带来光明，(2)假若它不能够打击黑暗。整个庞贝城都会被埋在地下，难道将来不(3)会有一把火烧毁艺术的宝藏，巴黎的鲁佛尔宫？假若人们把艺术永远跟多数人隔离，像现在遗老遗少们鉴赏古董那样，谁又能保得住在大愤怒爆发的时候，一切艺术的宝藏还会保存它们的骄傲的地位？老实说，我最近在北平游过故宫和三殿，我看过了那些令人惊叹的所谓不朽的宝藏。我当时有这样一个思想：即使没有它们，中国决不会变得更坏一点。然而另一些艺术家却诚惶诚恐地说失掉它们中国就不会存在。大多数人民的痛苦和希望，在他们看来倒是极小极小的事情。
我的文章是直接诉于读者的，我愿意它们广泛地被人阅读，引起人对光明爱惜，对黑暗憎恨。我不愿意我的文章被少数人珍藏鉴赏。我愿意我的文章完成了它们的使命过一个时期就消灭到无踪无影，我不愿意它们永久孤寂地躺卧在名人的书架上。所以我毫不抱怨地拿文章来应酬朋友，让它们出现在各种刊物上面。我的文章是写给多数人读的。我永远说着我自己想说的话，我永远尽我在暗夜里呼号的人的职责。但是没有一个人了解我。误解，永远是误解，我一生所得到的永远是误解。如今连你也误解了我。
××，我得向你承认，我的朋友是很多的，他们都爱护我，虽然他们的思想跟我的差得远，他们是各党各派的人。他们过分地看重我，期望我，甚至帮助我，这是我应该感激的。但是可悲的是他们并不了解我，环境和教育在我跟他们中间划了一道鸿沟。我感激他们，但是我无法报答他们，于是拿文章来应酬，其结果就到了糟蹋文章的地步。然而我也应该感激他们把我的文章散布到广大的中国的各处。因为这许多文章我认识了更多的新朋友，因为他们我又发表了更多的新文章。这种情形现在还会继续下去。我虽然得到了更多的误解和痛苦，但是我只有把痛苦忍在心里，把眼泪吞在肚里。我不能够抱怨他们。这就是我这两年来的痛苦生活的由来了。
××，我现在准备把我的写作生活结束了。我的痛苦，我的希望都要我放弃文学生活，不再从文字上却从行为上找力量，不知道我究竟有没有毅然放弃它的勇气。我在这方面也是充满了矛盾的。我对文学生活也不能毫无留恋，虽然我时常不满意它，虽然它给我带来那么多的误解和痛苦。我随时都准备着结束写作生活，同时我又拼命写作，唯恐这样的生活早一天完结。像这样生活下去，我担心我的生命不会长久，我害怕到死我还陷在文学生活里面。这种情形的确是值得人怜悯的。
××，这样我把我的心完全剖给你看了。你看我是多么无力，多么可怜。我要求你帮助我。我现在已经没有一点力量了。
请你接受我这个礼物罢。这里面有我的痛苦的生活，有我的需要着你帮助的心。你是能够帮助我的。
我祝福你！你的朋友巴金 1932年10月。(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一日《大陆》第一卷第五期，后用作《电椅》集的《代序》。现根据《巴金全集》本《电椅》集《代序》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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