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辜正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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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微讲堂：中西价值观的渊源与比较：家-国-天下试读：
正文
一、文化概念：一切文化都是合理的，但在相当的层面上也有高低优劣之别
文化主要包括价值观、生活方式、语言文字、宗教、艺术、政治体制及知识技艺等。但是文化的核心成分是价值观，尤其是道德价值观。尽管有的学者认为文化与文明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大多数学者仍然趋向于认为，文化与文明是有区别的。对这些区别的界定相当繁琐，但是其主流观点是：文化更多地指人类的精神性成果，而文明更多地指人类的物质性成果。
所有的文化都是合理的，都应该得到尊重。但是合理的文化不等于都是同等优秀的文化。文化中的有些层面并无高低优劣之别。例如就审美趣味而言，喜欢达·芬奇的画和喜欢齐白石的画这两种趣味是很难有高低优劣之分的。但是相对而言，文化的别的若干层面或其总体是有高下优劣之分的。例如从价值观层面来看，崇尚利他主义精神优于崇尚利己主义精神，这是不言而喻的。或者从器物层面来看，电子计算机技术优于古老的算盘技术，也是不言而喻的。
二、判断一个文化先进与否的标准
那么如何判断一种文化的先进性呢？注意，我这里用的“先进”，指的是相对好，“落后”指的是相对落后。“落后”不等于坏或完全负面的东西。亚军比冠军落后，但是亚军也是不错的。判断一种文化先进与否的标准有很多，这里列出的九点，主要偏重于精神性质的层面。物质性的层面更多地属于文明范畴，可以另列判断文明先进与否的标准。在此不赘。
第一，看其是否能够教化、熏陶出善良的人民。一个使民众变得狡诈（智谋）、卑鄙或好斗的文化不是好的文化；一个使民众变得朴直、诚恳、不争、谦让的文化当然是好的文化。好的文化有助于熏陶出高尚的人格。如果你在某个地方生活一段时间之后，由于那个地方文化的影响而变得狡诈了，那么这种文化能说是好的吗？倒过来说，如果一种文化能够使得民众变得谦逊，那当然是好的文化。你如果问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指标，我认为可以看一个国家国民的犯罪率，犯罪率越高说明文化的品质越低，犯罪率越低则说明文化的品质高。这里也要看看具体的情形，有的时候执法太严厉了也可能导致犯罪率很高。但同时我们也会说，你为什么量刑这么严厉呢？量刑太严厉也是不人道的啊！例如，有的国家的父母一怒之下，打了孩子的耳光，于是就有可能被邻居告发，受到监禁。尽管时间也许短，但也算是蹲监狱啊！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父母有错，应该进行谴责，但由于打了孩子一下就要坐牢，这就是量刑太严厉。犯罪率高的第二个原因也有可能是民众本来就不太善良，有太多的犯罪倾向。所以两种结论都证明这样的文化品质低下。美国的犯罪率相应说来比较高。尤其是美国某个族群的人，据说有一半都是蹲过监狱的。所以这个比例让人感到很不安，这说明这种文化中有某种增强犯罪率的机制，使得人们蹲监狱的机会增多了。因此，这样的文化不是很好的文化。
第二，看其重大师还是重大贤。只重大师而不重大贤者落后，重大贤且重大师者先进。有的学者将大学定义为“大师之学”。这只是说对了一半。大师往往指的是学术方面、学问方面或技能方面。而大贤更多的是指道德方面。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更侧重圣贤之学。什么是圣贤之学？什么是大学？《大学》一开首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这篇经典和我们说的学校意义上的大学当然不是对等的两个概念。但是在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方面，《大学》所宣扬的理念与传统大学（太学）的确在理念上是相通的。什么才是大学最重要的东西？首先是重德、重修养、重视培养出可供社会仿效的最高尚的人格；其次才是培养知识性、技能性的专家。按照这个标准，我可以说，全世界的大学都称不上是大学，现代社会已经没有真正的大学了，都只不过是培养知识性、技能性专家的专门学院。全世界所谓的大学其实都是学院，比如说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等，都是典型的专科学院综合体。那里产生出许多优秀的工程师、教授、学者。只要在那里拿到文凭，将来吃饭的问题就解决了。这些所谓的大学基本上不管你是不是会成为圣人，他们主要关心你是不是会成为专家。全世界都是这样，中国现当代的大学也这样，北京大学也是这样。大家都在嚷嚷要培养出大师，从来没有听说过要培养出圣人、贤人。大学的传统已经失落。真正的大学在古代，比如东汉时期的太学，招收人数最高时达３万人，无论是教育理念、所设置的教学科目及教学规模，都是全世界第一！简而言之，大学培养的应该是圣贤式的大师、德才兼备。所以一种文化如果推崇这样一种教育理念的话，它一定是好的文化。
第三，看其重义还是重利。只重利而不重义者落后，既重利更重义者先进。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对于义利之辩方面做了很多论述。所谓重利还是重义，不是说利就不该重，也是可以重的，但是二者有主次关系。在一般情况下，义比利更重要。在特殊情况下，比如在经济特别落后的某个时期，可以适当地强调利的重要性。但是总的说来，只重利者落后，既重利又重义者先进。这是很容易判断的。
第四，看其法律的繁琐程度。繁琐过分而重利者，文化落后；繁简适中者，文化适中，也挺好的；但如果简括而又高度重德，则其文化就称得上是很先进。因为法律条文太多了，老百姓就容易受到蒙蔽。法典一出来几万条规则，就成了那些法学专家的饭碗了，谁也记不住。平时生活时，人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犯罪没有，生活过得不踏实。本来自己的良知、良心就是善恶、好坏的裁判，但是现在由于法令太多、太繁琐，在判断善恶好坏时，良心已经难以为凭。法律条文过多对于老百姓来说，其可操作性就降低了。越往古代走，法令越简单，甚至简单到没有法律。越是德行高的地方，法律的作用就递减。在人际关系真正和睦的地方，是用不上刻板的法律的。例如在家庭里，家庭成员之间就比较谅解，亏一点或占点便宜，对所有成员而言，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家庭里约法三章的现象相对说来就少得多。法律最盛行的地方，往往是矛盾最多的地方。社会上的许多矛盾就比家庭成员间的矛盾要尖锐、复杂得多，所以必须有一定的法律规范。一般说来，特别重法律的国家肯定是比较重利的国家，好斗的国家，或人与人之间斤斤计较的国家。比如说罗马，典型的好斗国家，法律体系就非常完备，这其实不一定是文化发达的表现，倒不如说是文化落后的表现。在我国尧舜禹时代根本就不需要繁琐的法律。那时的法律很简单，据说连监狱都不要，画地为牢。罪犯自觉地蹲在地上一个画好的圈子里，在规定的惩罚时间内不许出圈儿。因为那时的人德行通常都比较高。《旧唐书》《新唐书》上都记载着这样的一件事。唐太宗不顾大臣的反对，主张行仁政，将300多个死囚犯放回去把家里面的事情处理好了，来年秋天再来京城受死。结果，第二年秋天，这些死囚居然一个不拉下地全部自动回来。有感于死囚的守信义，唐太宗赦免了这些囚犯。这件事在历史上曾引起过争论，有的学者并不赞同太宗皇帝的这种做法。例如欧阳修就写了《纵囚论》，表达了不同观点。观点谁是谁非，此不论，但是，我们就此知道唐朝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古代人能够守法到这种程度，现代人就很难了。别说是纵囚一年，三天都不行。你不放他，他自己还要千方百计地越狱呢！
第五，看其尚武精神的强弱及相应的军事工业的发达与否。强者落后，弱者先进。尚武者落后，尚文者先进。罗素说过，西方的工业发展是以军事工业技术作为火车头带动的。如果一个国家竭尽全力发展军事工业，相对说来肯定是文化落后的表现。这有点像有的人在家里不读书、不学习，成天磨刀。请想想，你老磨刀干什么？刀磨快了，你不就是想让它派上点用场？没有用武之地，你难受，结果就很可能干出坏事甚至伤天害理的事情。前两天的《参考消息》上报道说，英国一个学童用枪杀了23个学生。别人问他为什么杀人，他说，好玩，并且说还打算再去一所学校多杀几个人。如果连学童都有这么强的好斗倾向，喜欢看到残忍的场面，他生活于其中的那种文化怎么可能是先进的呢？所以，同理，一个国家特别注重军事工业，就意味着它的文化的进步因素被抵消掉了相当的成分。有同学质疑，你说中国的文化先进，那么为什么鸦片战争一下子就把你中国打败了呢？他们认为在军事上被打败了就是落后。我说你现在打我吧，我肯定被你打倒在地。因为我现在的角色是老师，你用武力来解决我，作为老师的我肯定退让啊。君子动口不动手。这喜欢动武力的才是没有文化。这儿的没有文化不是说你没有知识，而是说你的德行没有上去。鸦片战争时，西方人是用军事武装征服中国，并非用的是文化。文斗和武斗的区别如此巨大，而一般人竟然分不出来，老是把武斗因素算作文斗因素。文斗是讲道理，讲德行，讲公理和正义。武斗则是用刀枪炮火，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是极为残暴的行为。又有人会说，武器的制造过程里有知识啊，战争过程中有人的组织能力等因素啊，这些因素是不是文化因素？当然也算文化因素。但是文化里内蕴着一个核心的价值系统，这就是道德价值系统，它表征着人的德行。德行必须统帅其他的文化因素。如果没有德行，一个人的知识和技能不但不能行善，反倒更有助于作恶。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之所以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主要在于其文化太先进。换句话说，那时的中华民族作为人类来说，进化得太充分，仁义礼智信之类的价值观念太完美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太文了，真正的文质彬彬。而文质彬彬同时意味着霸悍性格的缺失，意味着这个民族变得太文弱了。相对于西方人来说，它缺乏强悍的兽性。试想一个两千多年来一直推崇“不争”、“处柔”、“和睦”、“礼让”等价值观的民族，怎么可能和推崇竞争、崇尚勇敢乃至于认为“战争是神圣的”（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语）这样的民族进行武力对峙和抗争？像中华民族这样道德高尚的民族手里即使有尖端武器，使用起来的杀人效率也很难和那些生性就崇尚好勇斗狠精神的民族相比。中华民族当然也可以最终打败自己在军事上的敌人，其条件就是降低自己的文化的道德先进性，增加民族的兽性，培养起面对强敌的大无畏的抗争精神。但那样一来，中国文化的道德先进性就势所必然地会有所降低、甚至大大降低。在特定的时期，这种降低是必要的。当对手是狼时，我们就要变为狼。当对手是羊时，我们就恢复为羊。但是切忌当狼当久了之后，就久假而不归，以至于豺狼成性，那就有违初衷了。何为久假不归？五四时代的鲁迅、陈独秀等人对于中国人抱有一种“怒其不争”的怨愤，呼吁中国要变成野兽，因为那个时候对手就是野兽，所以中国人必须退化成为野兽。我们对付扩张成性的列强可以这样，但是不能弄假成真，久假不归。刘备到孙权那里娶了孙权的妹妹，实际上是诸葛亮的统战政策，通过联姻联吴抗曹。但是刘备居然沉溺于爱河，久假不归，连帝业也忘了，差点坏了大事。清末民初的许多中国学者也有点类似刘备，忘了借鉴西方只是临时性的，目的是为了以夷制夷，借西方的一张狼皮，把我们自己扮成狼和西方进行同类抗争。但是我们不能够披狼皮披久了，回到家里也不愿意脱下狼皮，还是习惯于好战性斗争精神，把这种斗争的精神一直延伸到整个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斗啊、斗啊，那就不好。
尚武精神往往与好战精神是关联的。因此，进一步说，文化的先进与否也可以看其是爱好和平还是爱好战争，前者先进，后者落后。当然发动战争的人总是能够找到一些理由说明发动战争的必要性的。但是战争夺取人的性命。天地之间人为贵。战争夺取这么多宝贵的东西，当然是犯罪，犯的是弥天大罪。战争当然也有正义与邪恶的区别，但是在大多数的场合，多半是借口而已。因此，在一个好的文化状态中，反战、非攻、博爱、和平，是极为突出的价值观。
第六，看其重自由还是重对他人的义务。重自由轻义务者落后，重义务而不舍自由者先进。我不是说自由不重要，而是说义务更加重要。实际上自由是非常空虚的一个概念。全世界的人都在叫喊着要自由，尤其是青年人，糊里糊涂地需要自由。他们并不一定知道什么是自由。那个术语本身意义不大。自由应该是一个更加具体的东西啊。如果你真想获得自由，你应该非常明确地界定你要实现的具体目标究竟是什么？比如说，你想获得跳舞的自由。那么，在你确认这种行为是正当的、无害于社会和他人之后，你就可以执著地要求获得这种具体的自由。倒退30多年，那时在家里举办一个舞会，都会成为一个新闻。有关方面当时进行限制，甚至出动警力进行监控。这可以理解。民众的正当需求和行政管理方面的理解有一个互动互构互相理解的过程。行政方面的限制是一定社会条件，尤其是特定文化环境制约下的产物，也并非毫无道理。但是大家还是坚持不懈地争取。经过一段时间的互动，理解沟通了，跳舞行为获得认同，人们的努力终于成功了。此外还应该注意到，自由是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当中才会体现出来的，没有某种限制，你根本就感觉不到自由。比如你到了太空当中什么都没有了，孤零零地就你自己，你似乎可以为所欲为了。其实你没有自由，随便什么太空垃圾或一个什么星体撞了你一下，你就永远朝某个方向运动。你没有着力的地方，你找不到约束你的东西。只有有了一个着力点，你的自由才能够发挥出来。
第七，看其重利己还是重利人。前者落后，后者先进。看其严于律己还是严于律人。前者先进，后者落后。利己难道比利人还好吗？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还是认为律己利人比律人利己更应该受到尊重。那些鼓吹自私自利是好品德的人，无论怎么辩护都难以自圆其说。尽管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为了适应开放的需要，尤其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中国知识界中的一部分人曾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张扬过西方式的个人主义，嘲弄过极左思潮下的所谓大公无私精神，这种做法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战略要求，可以理解和接受，但是，如果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居然真的以为自私自利的德性要比大公无私的德性更好，他就无异于是在鼓吹中国人必须重新变成禽兽。
第八，看其重善还是重真。重善且重真者先进，重真而不重善者落后。这个标准有点容易引起争议。重善肯定是好的，但是真呢？真就不该注重吗？当然该注重。其实许多文化都是把真放在前面的，往往排列成真、善、美这个顺序。然而求真就无可置疑的好么？我看未必。有的真好，有的真不好。蛆虫、大便、艾滋病，也很真，好不好？我们这个世界有太多的真东西或真理，当然也有很多假东西和假道理。反对假东西或假道理（歪理邪说），大家好像没意见，但是说真东西和真理也有应该反对的，有的人就不能同意了。其实，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真东西或真理是坏东西，至少是需要被漠视或巧妙掩盖起来的。例如原子弹制造技术原理就是应该加以掩盖或消灭的东西。由于爱因斯坦的E=MC2这个著名公式，物质和能量之间的关系搞清楚了。这本来是好事，可是根据这种原理，原子弹造出来了。爱因斯坦对自己的知识居然会在另外的条件下造成如此巨大的毁灭性后果十分后悔。所以，有些真理是有很大的潜在性破坏作用的。它们的好处和坏处，有时相互抵消，还不如没有的好。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古代中国人在传授精妙技术的时候，往往极为谨慎，在择徒授艺时要考察再三。凡是德行不高的徒弟，绝不能传授。当然这样做有时又过头了，造成相当的科学技术成果后继无人。传统中国人把善排在第一位，在重善重德的前提下来重真。在善与真两者的关系和比重方面，把握得十分到位，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但是我们现在的很多人，都是片面宣传要追求真理，把真理看得高于一切。有的时候这种宣传也很好，正面效果大，但是有些时候则适得其反，甚至让人变成兽。当代世界实际上有太多的真理垃圾，很多技术实际上有极为巨大的潜在的破坏性。尤其是生物技术、核技术、网络技术、机器人技术……它们正被日新月异地不加控制地发展。人类在最终灭亡时究竟是亡于天灾还是人祸，很难预料。有的学者认为人类能够控制技术带来的负面效应，这是一种假设，但愿如此。但是你真能够控制吗？如果可以的话就不会有两次世界大战了。两世界大战死了那么多人。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写了一本书叫做《大失控与大混乱》，说两次世界大战因为科技杀死的人数超过了历史上所有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战争凭借的是什么？就是技术。技术杀人，科技杀人。在别的场合别的时代，例如在古代，要想夺去一个人的生命，相对比较困难些。两个人拿着大刀砍来砍去，砍了几十个回合，都不分胜负。当然那时的一场大战也会夺去很多人的生命，可是其杀人效率跟现在比，简直原始得让人发笑。现在的战争一打，将帅都不用亲自抡刀上阵了，躲在地下室里特别安全的地方，按按电钮就可以夺去千人、万人的性命。由于杀人者无须和被杀者面对面交锋，死亡的残酷性被淡化，激起杀人者同情心的因素大大减少，因此，现代战争很容易使人变成麻木的、纯粹的杀人机器。
第九，看其重人多势众者还是重德高望重者。前者落后，后者先进。现在西方重视人多势众。人多势众者可以推选自己的头领做总统，英文叫做Democracy，来自古希腊语的Democratia，在汉语中被误译成了“民主”。汉字里面的民主指的是人民当家作主，这个没有人反对。但是Democracy的实际意义是“没钱没势的大多数人选举他们的头领执政”，不是所有的人都来做主，主只有一个。和专制寡头政权相比，人多势众者说了算毕竟要好一些。但是和另外一种政体，例如由德高望重者、圣人、贤人执政，所谓的“民主”制相比就显得很落后了。在“民主”制度下，绝大多数人由于切身利益关系，都会选举对自己最有利的人或至少跟自己的利害冲突最少的人作领导。他们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地拉帮结派，搞阴谋诡计，以便把自己利益的代表推上政治舞台。有德者一般都比较清高，往往对选民敬而远之，缺乏种种故意讨好选民的伎俩，因此他们被选举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国家大事有些是可以靠普通人民来决策的，比如说可不可以在天安门前建一个摩天大楼这种具体的事情，就可以由人民来投票，因为这样大的建筑物的实际欣赏者、应用者是人民，而绝不是个别专家、工程师。但是另外更多、更复杂的国家大事，包括外交方案、军事对策、经济整体策划等，就需要一些有德性、有智慧的人来进行决定。这不是人数多就可以做主的。传统中国为了获得这样的有德行、有智慧的人进入统治集团，采用了科举取士的办法。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遴选官员的办法。总之，一个国家最好由德高望重者当政。德高望重者当政优于人多势众者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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