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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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研究(二)试读：
五 鲁迅早期思想里的矛盾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现实在鲁迅作品的反映
1读鲁迅早期的作品，对今天的青年说，需要有一枚钥匙，才能好好地打开库藏。我们现在在这个题目之下就试着做这件事，从鲁迅早期的作品里找出普遍存在的东西来。
我们归纳为下面的三点。
一、如《“草鞋脚”小引》里面所说，“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大约十年之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这就是鲁迅自己的思想的线索。“人性的解放”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范畴，而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性质，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期，过了时的欧洲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国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在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势力之下，它是显得非常空洞的。我们读《华盖集》里的《忽然想到》（六）：
现在，外国的考古学者们便联翩而至了。
他们活有余力，则以考古，但考古尚可，帮同保古就更可怕了。有些外人，很希望中国永是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这虽然可恶，却还不奇，因为他们究竟是外人。而中国竟也有自己还不够，并且要率领了少年、赤子，共成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者，则真不知是生着怎样的心肝。
中国废止读经了，教会学校不是还请腐儒做先生，教学生读“四书”么？民国废去跪拜了，犹太学校不是偏请遗老做先生，要学生磕头拜寿么？外国人办给中国人看的报纸，不是最反对五四以来的小改革么？而外国总主笔治下的中国小主笔，则倒是崇拜道学，保存国粹的！
这是鲁迅早期作品的第一个特点：民主主义思想，而反映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现实。
二、鲁迅早期反封建是反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因为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不能了解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以及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思想这一规律，所以在他反封建的范围里也包括中国的农民。如《狂人日记》借狂人的口说：“前几天，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对我大哥说，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壮壮胆子。我插了一句嘴，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大哥是地主阶级，当然是代表礼教吃人的，而鲁迅把佃户同地主阶级相提并论。这是观点上的问题，缺乏分析。但我们最要注意，鲁迅的文章在写出两个阶级对立的时候，总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如狂人对大哥——也就是鲁迅站在佃户的立场上对地主阶级说的话：“……说是不能！大哥，我相（信）你能说，前天佃户要减租，你说过不能。”这说明鲁迅早期作品的又一个特点：他在观点上缺乏阶级分析，而他的立场总是同人民站在一个立场上。
三、鲁迅自己是小资产阶级，因此他常常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说话。他笔下的“国民”、“百姓”，每每是指小资产阶级和一般的市民。他有“国民性”的观念，但他所谓“国民性”，按其实质主要地是指中国统治阶级的阶级性，也包括小资产阶级及一般的市民。他不曾具体地考虑到占绝对大多数人口的中国农民，更不用说他当时没有想到现代中国还有“新兴的无产者”。我们读《华盖集》里面的一篇《通讯》，他说：“我现在住在一条小胡同里，这里有所谓土车者，每月收几吊钱，将煤灰之类搬出去。搬出去怎么办呢？就堆在街道上，这街就每日增高。有几所老房子，只有一半露出在街上的，就正在豫告着别的房屋的将来。我不知道什么缘故，见了这些人家，就像看见了中国人的历史。
姓名我忘记了，总之是一个明末的遗民，他曾将自己的书斋题作‘活埋庵’。谁料现在的北京的人家，都在建造‘活埋庵’，还要自己拿出建造费。看看报章上的论坛，‘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强聒不舍’，也许是一个药方罢，但据我所见，则有些人们——甚至于竟是青年——的论调，简直和‘戊戌政变’时候的反对改革者的论调一模一样。你想，二十七年了，还是这样，岂不可怕。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持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这里是都市居民对每月出几吊钱搬运煤灰的事引起的感慨。所谓“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显然不是大多数的国民，是鲁迅他自己这一阶层的人。就在这《通讯》前面的一篇《忽然想到》（四）里，有“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于改变的么”的话，其下文所引的“国民性”的具体事例是：
其实这些人是一类，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国虽完，自己的精神是不会苦的，——因为都能变出合式的态度来。倘有不信，请看清朝的汉人所做的颂扬武功的文章去，开口“大兵”，闭口“我军”，你能料得到被这“大兵”、“我军”所败的就是汉人的么？你将以为汉人带了兵将别的一种什么野蛮腐败民族歼灭了。
然而这一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久存在。在中国，惟他们最适于生存，而他们生存着的时候，中国便永远免不掉反覆着先前的运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用了这许多好材料，难道竟不过老是演一出轮回把戏而已么？
这所说的是做颂扬清朝武功的文章的汉奸的阶级性，不是“国民性”，与“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并没有关系。鲁迅笔下的“国民性”，都要作阶级性看，这是我们读鲁迅早期作品必须注意的第三点。2
我们分析《灯下漫笔》，作为怎样读鲁迅早期的杂文举例。灯下漫笔一
有一时，就是民国二三年时候，北京的几个国家银行的钞票，信用日见其好了，真所谓蒸蒸日上。听说连一向执迷于现银的乡下人，也知道这既便当，又可靠，很乐意收受，行使了。至于稍明事理的人，则不必是“特殊知识阶级”，也早不将沉重累坠的银元装在怀中，来自讨无谓的苦吃。想来，除了多少对于银子有特别嗜好和爱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钞票了罢，而且多是本国的。但可惜后来忽然受了一个不小的打击。
就是袁世凯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去起义。这边所受的影响之一，是中国和交通银行的停止兑现。虽然停止兑现，政府勒令商民照旧行用的威力却还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领，不说不要，却道找不出零钱。假如拿几十几百的钞票去买东西，我不知道怎样，但倘使只要买一枝笔，一盒烟卷呢，难道就付给一元钞票么？不但不甘心，也没有这许多票。那么，换铜元，少换几个罢，又都说没有铜元。那么，到亲戚朋友那里借现钱去罢，怎么会有？于是降格以求，不讲爱国了，要外国银行的钞票。但外国银行的钞票这时就等于现银，他如果借给你这钞票，也就借给你真的银元了。
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以上是在一九二五年北洋军阀时代一个“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的人发的感慨，换句话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鲁迅从他自己的阶级的利益发的感慨。鲁迅特别憎恶反动的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所以任何时候都要讽刺他们一下，就是所谓“特殊智识阶级”，这篇文章里也就有这个名词。鲁迅所说的“乡下人”，也是“一向执迷于现银的乡下人”，他们也乐意收受银行的钞票，行使钞票，这些人当然不是贫雇农，这一点也是我们要注意的。因为北洋政府的中、交银行钞票停止兑现，于是人们“降格以求，不讲爱国了，要外国银行的钞票”，在当时中国有英美等外国银行，这反映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当中、交钞票“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这就是《写在〈坟〉后面》里面说的“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的〔地〕解剖我自己”的实例。这种解剖，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批评。
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
我们不必恭读《钦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审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读的《鉴略》，——还嫌烦重，则看《历代纪元编》，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国古”的中华，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个小玩艺。但在新近编纂的所谓“历史教科书”一流东西里，却不大看得明白了，只仿佛说：咱们向来就很好的。
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可惜的是往往暂时没有谁能定。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黄巢的时候，五代时候，宋末元末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时日曷丧，余及汝偕亡！”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那些作乱人物，从后日的“臣民”看来，是给“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说：“为圣天子驱除云尔。”
以上是鲁迅概括过去中国的历史。用科学的话来说，鲁迅所概括的历史情况是阶级斗争史。鲁迅的这篇文章是一九二五年写的，鲁迅的思想里还没有一九二六年写的《学界的三魂》里所表现出的“农民革命军”的思想，也就是说在《灯下漫笔》里鲁迅还没有很好地认识阶级斗争。虽没有很好地认识阶级斗争，但鲁迅最反对复古派以及“特殊智识阶级”一齐鼓吹的中国的“精神文明”——封建文化，所以在这文章里也就说了“我们不必恭读《钦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审察精神文明的高超”的讽刺的话。总之鲁迅没有明确的阶级斗争的观点，而他所反映的是阶级斗争的事实。鲁迅自己是小资产阶级，所以他认为在历史上“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不属于“强盗”，也不属于“官”。因之他对于黄巢、张献忠的论述就不能不有偏见。他说：“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这些话就表现鲁迅缺乏阶级分析，至少我们要分析“敌他的”是什么人？分明是地主阶级。“降他的”是不是就是先前“敌他的”呢？也可以说是很分明的。“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鲁迅当然不是拥护“奴隶规则”的，是主张粉碎的，但鲁迅在这里的态度还是“中立的”。(“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正是农民起义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就是农民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改朝换代的时代。鲁迅的划分时代的语气也还缺乏积极乐观的精神，也就是不完全符合科学的分析。科学的分析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五九五页）
现在入了那一时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的热心复古，可见于现状都已不满了。然而我们究竟正向着那一条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战争，稍富的迁进租界，妇孺则避入教堂里去了，因为那些地方都比较的“稳”，暂不至于想做奴隶而不得。总而言之，复古的，避难的，无智愚贤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了。
但我们也就都像古人一样，永久满足于“古已有之”的时代么？都像复古家一样，不满于现在，就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么？
自然，也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鲁迅说他也不了然“现在入了那一时代”，不完全是反话，他是不了然。“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应该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这种感情，在鲁迅的笔下常有，《故乡》里“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话也就是的。我们现在受了党的教育，知道社会发展规律就是道路。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走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中国近百年史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现实在鲁迅的这段文章里就反映了：“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战争，稍富的迁进租界，妇孺则避入教堂里去了，因为那些地方都比较的‘稳’”。“莫名其妙的战争”指当时的军阀混战，是外国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军人在中国搞势力范围因而打起来的。内战而“租界”和“教堂”比较的“稳”，这就因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很显然，现代的“奴隶（的）时代”如果“做稳”了，那就不是什么“暂时”不“暂时”的话，也不是什么“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而是中国由半殖民地变为殖民地。所以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鲁迅在写《灯下漫笔》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朦胧地把希望寄托于“现在的青年”，到了《二心集》时便完全觉悟了，“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我们在这里又应该注意鲁迅笔下的“百姓”指的是什么人，“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战争，稍富的迁进租界，妇孺则避入教堂里去了”，很显然，这“百姓”是小资产阶级以上的人。二
但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们多起来了，加之以外国人。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
鹤见祐辅氏在《北京的魅力》中，记一个白人将到中国，预定的暂住时候是一年，但五年之后，还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有一天，他们两人一同吃晚饭——“在圆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献着山海的珍味，谈话就从古董、画、政治这些开头。电灯上罩着支那式的灯罩，淡淡的光洋溢于古物罗列的屋子中。什么无产阶级呀，Proletariat呀那些事，就像不过在什么地方刮风。“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气中，一面深思着对于外人有着‘魅力’的这东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满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现在西洋人也一样，嘴里虽然说着democracy呀，什么什么呀，而却被魅于支那人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一经住过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风时候的万丈的沙尘，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游戏，都不能抹去这支那生活的魅力。”
这些话我现在还无力否认他。我们的古圣先贤既给与我们保古守旧的格言，但同时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中国人的耐劳，中国人的多子，都就是办酒的材料，到现在还为我们的爱国者所自诩的。西洋人初入中国时，被称为蛮夷，自不免个个蹙额，但是，现在则时机已至，到了我们将曾经献于北魏、献于金、献于元、献于清的盛宴，来献给他们的时候了。出则汽车，行则保护：虽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虽或被劫，然而必得赔偿的；孙美瑶掳去他们站在军前，还使官兵不敢开火。何况在华屋中享用盛宴呢？待到享受盛宴的时候，自然也就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时候；但是我们的有些乐观的爱国者，也许反而欣然色喜，以为他们将要开始被中国同化了罢。古人曾以女人作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亲”，今人还用子女玉帛为作奴的贽敬，又美其名曰“同化”。所以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以上就是半殖民地中国现实的反映。“一个白人将到中国，预定的暂住的时候是一年，但五年之后，还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西洋人“却被魅于支那人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中国的军阀混战从住在中国的白人看来当然等于看把戏，所以“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游戏，都不能抹去这支那生活的魅力”。当时的军阀同皇帝一样出门要清道，不许行人通过，而洋人地位在封建势力之上，所以“虽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虽或被劫，然而必得赔偿的；孙美瑶掳去他们站在军前，还使官兵不敢开火。”这是洋人在中国也不怕绑票，绑票的孙美瑶还借他们的光。虽然他们受了虚惊，他们在中国的土匪手下，其地位是如泰山之安的。“何况在华屋中享用盛宴呢？”殖民主义者怎么会“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呢？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翻了身，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帝国主义从中国滚出去了，到了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像初升的太阳一样，在亚洲东部的广大的地平线上出现了，杜勒斯之流就死不甘心地诅咒新中国。所以杜勒斯就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
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虽然那是古事，昭公七年离现在也太辽远了，但“复古家”尽可不必悲观的。太平的景象还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谁听到大叫唤么？打的打，革的革，可有处士来横议么？对国民如何专横，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犹是差等的遗风么？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只有满人已经退席，和先前稍不同。
因此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傍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莩；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见《现代评论》二十一期）。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外国人中，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养尊处优，因此受了蛊惑，昧却灵性而赞叹者，也还可恕的。可是还有两种，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都可憎恶。至于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别有意思罢。但是，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
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是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这些话就十分明显地表现了鲁迅的立场和他的观点。鲁迅总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说话，这是决定鲁迅最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因素。“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这就是鲁迅的根本精神，他站在轿夫的立场反抗坐轿的人，这是最明显不过的。但鲁迅的观点还摆脱不了旧民主主义的思想，“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他不是否认“共和”二字，是说“共和”在中国没有实现。“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是封建主义，封建主义“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是旧民主主义在中国行不通，中国革命必须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否则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中国状况就不能改变，这是鲁迅思想所不能及的。然而鲁迅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给我们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现实，即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因此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旁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莩；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还有我们在上文所引的“现在则时机已至，到了我们将曾经献于北魏、献于金、献于元、献于清的盛宴，来献给他们（西洋人）的时候了”等等。鲁迅的清醒的现实主义是从他的伟大的立场来的，所以鲁迅从未表现过改良主义的气氛，他要“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当初他认为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后来他觉悟了，就是阶级觉悟，“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我们分析鲁迅早期的思想，又必须注意鲁迅早期常常把人性解放的要求同阶级斗争混淆起来，这也正是他的民主思想的表现。如他在这里引了《左传》“人有十等”的话，诚如瞿秋白所说的，“他渐渐的了解到封建的等级制度和中国社会的层层压榨”，但说到最下一层“仆臣台”的“台”鲁迅并不休止，他更说：“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思想上偏于要求人性的解放，就对妇女与儿童问题注意得多，在明明是讲阶级斗争的时候，把问题分散了，因之不能解决问题。这是鲁迅的局限性。
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很明白地摆出了鲁迅早期思想里的矛盾，这个矛盾，就是民主主义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现实的矛盾在鲁迅思想里的反映，而鲁迅的作品正反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现实。
六 鲁迅重视思想改造
如大家所熟知的，鲁迅在很早的时候（一九二〇年）从一个正直的普通的人力车夫受了很大的教育，他因而写了《一件小事》。《一件小事》也就是鲁迅的自我解剖，“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一个知识分子，同一个人力车夫比起来，是渺小的。鲁迅在这个小故事里说了“催我自新”的话，说了“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的话。这个小故事是有说服力的，是能感动人的，因为它真实，因为它的情节都摆出来了，没有不完全的地方。
然而鲁迅的有些重要的话对青年人来说就不免隔膜。如《二心集》序言里说的：“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这是鲁迅积一生的经验说的一句极其深刻的话，我们必须把鲁迅的全部著作、整个思想都有体会，而且还要把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思想上共同的倾向有所了解，然后可能对鲁迅的这句话有着感性的和理性的认识。这句话是鲁迅背叛本阶级的宣言，鲁迅在背叛本阶级的同时他看出了在中国现代出现了过去历史上没有的东西——新兴的无产阶级，所以他有了信心。而鲁迅的话说得这么简单，只是一句话。我们不理解鲁迅的这一句话，就无法理解鲁迅在那么早何以能如此重视思想改造。鲁迅重视思想改造的话也都是些简短的句子，然而非常深刻。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辩证法，认识了新兴的东西就看出了前途，陈旧的东西是要灭亡的。“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鲁迅的这句话不但在《二心集》序言这一篇文章里是突如其来，在整个鲁迅集子里也是突如其来，是鲁迅思想里新认识的。在鲁迅思想里是新认识的，鲁迅的伟大就因为他接受党的教育在中国认识了新兴的阶级，而与鲁迅同辈份的知识分子则由于阶级偏见对新兴的无产者始终是视而不见。鲁迅能够终于认识新兴的无产者，又与他“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分不开，这就是辩证法，看见了新的东西，新的东西必定成长起来，而旧的东西就要灭亡。我们根据鲁迅对他自己过去思想的总结来回顾一下鲁迅在《二心集》以前的小说和杂文，就都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的注解。鲁迅在《二心集》序言里所谓“本阶级”，是指家庭出身，指统治阶级，这是鲁迅所最憎恶的。有时本阶级又指小资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他也憎恶。大家可能说，鲁迅憎恶统治阶级，是当然的事，但我们认为向来对这一点还注意不够，没有注意到鲁迅早期所说的“国民性”按其实质是指他所憎恶的统治阶级的阶级性。在鲁迅自己一有阶级觉悟之后他就明白了，他具体地知道他原先所憎恶的到底是什么东西，里面没有包括劳动人民。劳动人民，如中国的农民，历史上充满了革命的事实，鲁迅在《学界的三魂》里就曾叹惜“老前辈们”不夺取政权，现在则有新兴的无产者的领导，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夺取政权，这怎么能不给鲁迅以巨大的鼓舞呢？所以我们说鲁迅的简单的话集中了他一生的经验。鲁迅也确是不惜小资产阶级的灭亡，他决没有留恋可耻的独立王国的意思，他只有憎恶它。我们读：“在现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最容易希望出现的，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因为他生长在这正在灭亡着的阶级中，所以他有甚深的了解，甚大的憎恶，而向这刺下去的刀也最为致命与有力。”（《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这所谓“这正在灭亡着的阶级”分明是指小资产阶级。话讲到这里，鲁迅重视思想改造的原故就容易明白了，他认识了工人阶级，从他自己的思想他就知道小资产阶级的思想非按照工人阶级的思想来改造不可。“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在一篇文章里表面上好像是突如其来的话，鲁迅是本着他一生的经验而说的呵！
下面我们就从鲁迅的片言只语里体会他的重视思想改造的深心，对我们有重大的教育意义。
一、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件大事就在今天我们有许多人并不是认识得亲切的。鲁迅在一九三一年批判梁实秋“无产者本来并没有阶级的自觉。是几个过于富同情心而又态度褊激的领袖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的时候说：“但我以为传授者并非由于同情，却因了改造世界的思想。况且‘本无其物’的东西，是无从自觉，无从激发的，会自觉，能激发，足见那是原有的东西。”（《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这说明鲁迅认识了工人阶级改造世界的思想。
二、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二心集》）里，鲁迅和瞿秋白对法捷耶夫的《毁灭》的主题表示了一致的意见：“新人”的产生。这个认识又非常重要，因为“新人”是指经过改造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人。这说明鲁迅对待思想改造的态度，对个人前进的道路有着显明的选择。
上面两点是纲。鲁迅明确了工人阶级改造世界的思想，具体地认识了新人。
我们再看鲁迅是怎样认真改造自己的，以及怎样帮助同志认真改造。
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里指出：“他没有自己造一座宝塔，把自己高高供在里面，他却砌了一座‘坟’，埋葬他的过去”。这话很得要领。鲁迅的《坟》不是消极的东西，是积极的东西。鲁迅的满腔自我改造的热情和勇气，就充分表现在《写在〈坟〉后面》这一段话里面：
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有时批评说，我的文字是说真话的。这其实是过誉，那原因就因为他偏爱。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大约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但现在我并不。因为，我还没有这样勇敢，那原因就是我还想生活，在这社会里。还有一种小缘故，先前也曾屡次声明，就是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到我自己厌倦了，要脱掉了的时候为止。
这当然还不是无产阶级战士的话，因为他还处在那肮脏的社会里，他说他还要讨生活，不“留几片铁甲在身上”怎么行呢？但明明白白他的精神是要“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全露出我的血肉来”，“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这才真是我的朋友。”这就完全合乎无产阶级自我批评的精神！无产阶级对于“全露出我的血肉来”的同志，怎么会唾弃呢？那是热情的帮助。所以鲁迅对思想改造的精神准备确非一朝一夕之故，只要在他的思想里认识了“新兴的无产者”，他就能跃进。事实证明是如此。
我们读：
得了这一种苦楚的教训之后，转而去求医于根本的，切实的社会科学，自然，是一个正当的前进。（《二心集》：《我们要批评家》）
这就是教育我们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最令我们感动的是鲁迅“得了这一种苦楚的教训之后”的感触。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不从自身得到“苦楚的教训”，是很危险的。
我们读：
……莫非克服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之后，就连先前的文学本领也随着消失了么？不会的。俄国的老作家亚历舍·托尔斯泰和威垒赛耶夫、普理学文，至今都还有好作品。（《“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这同毛主席教导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不破坏创作情绪是一样的亲切，“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
鲁迅翻译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自喻为“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肯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我们今天读了这些话能不受感动吗？难道鲁迅是无病呻吟吗？鲁迅自我改造的精神是真正憎恶本阶级的表现。
在《二心集》里有《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是答复沙汀和艾芜的，信上说：“两位所问的，是写短篇小说的时候，取来应用的材料的问题。而作者所站的立场，如信上所写，则是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我想，这对于目前的时代，还是有意义的，然而假使永是这样的脾气，却是不妥当的。”后面又说：“然而两位都是向着前进的青年，又抱着对于时代有所助力和贡献的意志，那时也一定能逐渐克服自己的生活和意识，看见新路的。”最后说“不可苟安”，“以致沉没了自己”。鲁迅对青年人说话是最负责任的，在一九二六年他说过这样的话：“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章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写在〈坟〉后面》）现在对沙汀、艾芜说的话口气非常肯定，态度坚决，这是他确信无产阶级的领导，小资产阶级作家必须经过思想改造。
最后我们注意《三闲集》序言里这一句话：“现在我将那时所做的文字的错的和至今还有可取之处的，都收纳在这一本里。”这话的意义很深刻，鲁迅承认他的文章（如同创造社的笔战）有做错的，别的同志的文章也不都是对的，意思就是重视思想改造，自己错的等于自己的暴露，“至今还有可取之处的”等于向同志们提的意见。
七 鲁迅确信无产阶级文学
我们讲了鲁迅重视思想改造。鲁迅重视思想改造，同时他确信无产阶级文学。关于这方面的话他说得不多，不多的话都是说得斩钉截铁的。“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的文艺。”（《二心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五四新文学到了左联时，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是唯一的文艺运动，中国已毫无其他的文艺，这是鲁迅的费尽了思量的正确的判断。这个判断任何的文学史家不能推翻。
当然，那时小资产阶级作家还可以写作，如鲁迅所答复沙汀、艾芜的：“因此我想，两位是可以各就自己能写的题材，动手来写的。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这样写去，到一个时候，我料想必将觉得写完，——虽然这样的题材的人物，即使几十年后，还有作为残渣而存留，但那时来加以描写刻划的，将是别一种作者，别一样看法了。”这话是在一九三一年说的，当时他就料到小资产阶级作家的创作泉源将会干枯，“到一个时候，我料想必将觉得写完”。“即使几十年后，还有作为残渣而存留”，只是残渣而存留而已，这个教训意义难道不够人深思吗？“别一种作者，别一种看法”，就是具有无产阶级立场、观点的作者。这“几十年”的具体数字比鲁迅料想的要快些，只有一十一年，就是鲁迅说话时的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出世。
鲁迅在一九三一年又说：“所可惜的，是左翼作家之中，还没有工农出身的作家。”（《二心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他表示了他的真正的“可惜”的感情，同时就是他预料到将来有工农出身的作家。他对于真正的工人农民的文学，向来是相信有的，如一九二七年他说：“在现在，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
当“第三种人”苏汶对连环图画和唱本表示轻蔑的时候，鲁迅讽刺他道：“左翼虽然诚如苏汶先生所说，不至于蠢到不知道‘连环图画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产生不出弗罗培尔来’，但却以为可以产出密开朗该罗、达文希那样伟大的画手。而且我相信，从唱本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弗罗培尔的。”（《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这话的意义非常重要，有两点，一点是相信民族形式，资产阶级的文人所看不起的唱本说书可以产生伟大的文学；一点是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托尔斯泰、弗罗培尔。
上面是左联时期鲁迅对无产阶级文学有了确信，是他积一生的经验，尤其是资产阶级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经验，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接受党的领导，因而用斩钉截铁的话表示出来。要对无产阶级文学有确信，很不容易，因为到今天为止人们受资产阶级的影响，抱着偏见。高尔基说：“我们有充分理由可以希望：在马克思主义者将来写成文化史的时候，我们就会深信资产阶级在文化创造过程中的作用曾经是大大地被夸大了的，在文学部门中特别是如此，而在绘画部门中更加是如此，在这里资产阶级始终就是雇主，因而就是立法者。”又说：“资产阶级从不曾把文化发展过程的意义理解为整个人类群众发展的必要。”（《苏联的文学》）高尔基这话的意思就是叫我们相信未来的文化是无产阶级的文化，相信无产阶级的文学。鲁迅相信连环图画可以产生密开朗该罗、达文希，唱本说书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弗罗培尔，同高尔基是一样的精神。鲁迅把问题提得更具体，指出了连环图画的伟大前景，指出了唱本说书的伟大前景，替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指出了民族形式。到了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向我们指示工农兵文艺方向，作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无产阶级的文艺就真正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凡属英雄都有用武之地。到了一九五八年的采风运动，新民歌大量产生，工农大众开一代诗风，令我们确信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国正在出现无产阶级的“文艺复兴”时代！
八 鲁迅的局限性的表现
我们在分析《灯下漫笔》的时候，曾说鲁迅把妇女与儿童问题同阶级斗争混淆了，因之并不能解决问题。而综观鲁迅所有的写作都是和他的政治斗争分不开的，他是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文学家鲁迅的最伟大之处，他是一个革命家。因为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决定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所以革命家鲁迅的路线必然是跟着无产阶级走，政治上往前进，他自己的阶级的局限性就给突破了，就是从量变到质变。这是鲁迅思想发展的规律。然而不认识鲁迅早期思想上的局限性是没有好处的，他的这个局限性就是到晚期也还偶有流露。《三闲集》同《二心集》是同时编的，同时写了两篇序言，在《三闲集》序言里鲁迅自己说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有错的，这是作者的自我批评精神，我们曾经指出。对他所有的文章，如果取绝对肯定的态度，首先就不合乎鲁迅的精神。如早期写的《娜拉走后怎样》，就表现了鲁迅的局限性，而许多论者把鲁迅的这篇文章同易卜生的戏剧作比较，认为鲁迅看出了社会的经济问题，比易卜生深刻，显然是不恰当的。易卜生的戏剧同鲁迅的文章，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但两个国家的小资产阶级各有其社会力量，反映在作品里的不同的思想，我们不能像对同一国家同一时代的作家那样作比较的。若说经济问题，鲁迅和易卜生又都没有超过小资产阶级利益的范围。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写在一九二三年，中国共产党已经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中国的娜拉是可以走出家庭参加无产阶级革命的。认为娜拉走后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虽然讽刺这样说话的态度，但他认为实在没有第三条路，分明是阶级局限性的表现。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有特别指出来的必要。
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是一九二三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讲演，提出中国的女子争取较为切近的经济权的问题。若像娜拉的出走，鲁迅说，“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在下文里又说，“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下文又说，“一说到经济的平均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到敌人，这就当然要有剧烈的战斗。”“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国的亲权是无上的，那时候，就可以将财产平匀地分配子女们，使他们平和而没有冲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经济权，此后或者去读书，或者去生发，或者为自己去享用，或者为社会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请便，自己负责任。”这些话就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那篇文章里的思想情感是一样，不过重点是解放自己的女子，话不是向“父亲”说而是向“母亲”说，鲁迅当着小资产阶级以上的女性青年面前认为这一点起码应该做得到。至于“此后去读书，或者去生发”云云，当然是幽默的话，表现了他对中国的事情很难有把握的神情。篇末他便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这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鲁迅的老实话。帝国主义是打在中国人民背上的很大的鞭子，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必定是要动弹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鲁迅当时确是“不能确切地知道”。不过我们要注意，鲁迅是一个革命家，他不是什么改良主义者，他的《娜拉走后怎样》一方面表现他思想上的局限性，一方面又表现他的苦闷，他要求中国革命而不知道中国革命的道路。他在文章里说，“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这是他的真实的感情，他希望中国的改革，如果他的话是废话，那中国就有希望了。到了“三一八”时期，他感到他写的东西是“无聊的文字”，并说着“苟活到现在的我”的话。“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这就完全不是“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的问题了。
所以我们认清鲁迅早期思想上的局限性，同时就是体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性，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事业的发展中必然会突破自己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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