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天津(民国趣读·老城记)(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韩淑芳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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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天津(民国趣读·老城记)试读：

天后宫是明朝时期天津城市的标志性建筑，这就犹如洛阳的白马寺、北京的潭柘寺，成为当地重要的人文景观。天津城内有些后建庙宇，即是以天后宫建筑为蓝本来建设的。

在旧时代，天后宫曾是老城居民的精神载体，是天津民俗文化之根。作为地域文化的历史原点，天后宫对民俗文化的演进，曾有巨大的影响。旧时，天津传统节俗以天后宫春节年货市场为代表，享誉四方，多年不衰。在传统的人生礼仪民俗中，如“拴娃娃”“戴锁”“谢奶奶”“订婚拜娘娘”等习俗，均以天后宫为著。“祭芒神”，则非天后宫莫属。天津妇女喜穿红衣，年节尤甚，也出自对天后林默娘娘曾穿红衣的民俗崇拜。天后宫对城市生活有多方面影响，起到文化整合作用。这种影响的结果，促进了天津的经济发展，加快了城市建设的步伐。《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城》天后宫白旭晨：“蓟北雄关”——黄崖关长城

黄崖关雄踞蓟县城北28公里的泃河谷地，南距天津城区150公里，西距北京城区110公里。这里因东山石崖多黄褐色，夕阳照耀，金光喜人，分外壮观，故有“夕照黄崖”之称，黄崖关城因此得名。黄崖关长城以长城为中心向泃河两岸延伸，东达太平寨“点将台”，以悬崖为屏障，直插半拉缸山；西临“八步险”下的“黄崖天梯”，以峭壁为依托，飞抵王峁顶山。据文献记载，这段长城隋已有之，明毕其功。

这里修筑长城采取以险制胜、就地取材的做法，在修筑形式上，除墙基筑大条石二层至三层外，高山地段墙体多以毛石砌筑为主，外侧砌石垛口，或铺以青砖；马道、垛口、隘口、关城或易攻地段则包砌大城砖；遇山崖地段则利用天险，采用劈山墙和山险墙的做法，使城墙更加高峻。为加强泃河水上防卫，明代在泃河谷口修筑了五孔水关。为防御敌兵长驱直入，又在关北上二里处修筑二道边墙，东端与太平寨敌楼相连，西头与泃河东岸的孤峰相望。峰顶筑有圆形敌楼一座，传说明代皇帝出巡黄崖关，皇后娘娘曾登楼观战，因娘娘称凤体，故名“凤凰楼”。楼通高23米，砖石结构，上下两层，顶部建有铺房楼，这是蓟镇长城沿线保存下来最大的一座圆形哨楼。居高临下，扼守要冲，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黄崖关城是蓟县长城唯一的关城，为衙署和仓储重地，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在关城南门外修筑木结构牌楼一座，前额题“蓟北雄关”，背额书“金汤巩固”。黄崖关长城从此以“蓟北雄关”之名享誉中外。《黄崖关恢复原貌古长城重现光辉》李云冲：天津三宝之一—铃铛阁

地处西北城角的铃铛阁中学，即是当年铃铛阁的旧址。

铃铛阁始建于明朝万历七年（1579），占地“不满百弓，阁只二楹（层），中供关壮缪（关老爷）像”。每逢农历正月十五及五月十三，为村民的进香期。它是砖木结构的古老建筑，雕梁画栋，古朴庄重，蔚为壮观。《志余随笔》曾言及阁的造型：“阁两层，宽五楹，飞檐四出，如鸟张翼。”在飞檐奇突的阁顶四周、屋脊房椽各端，系以精美的铜铃千数个，西北风一刮，铃摆钟动，动听悦耳，声闻十里，鸟雀不敢落脚。

铃铛阁本名藏经阁，内藏佛经16柜，其中《大藏经》几乎包括全部汉语佛教经典，版本上乘，弥足珍贵。清康熙年间，天津道署捐资重修稽古寺，拆去旧屋，请来浙江名匠，仿照黄鹤楼款式起盖，壮丽堂皇，并扩建平房多间，作考文之需，凡未进仕的读书人均可报名应试。官方命题，学子答卷，成绩优良者酬以奖金。“寒士赖以举火者，不乏其人。”至清乾隆、嘉庆年间，津沽文风大盛，阁内遂设藏书楼，书籍大部为社会名流捐赠，海内孤本达数百种，多为稀世之宝。尤以元、明人手抄本百余种，及六朝写经40余卷，最为珍贵。每年的农历六月六日为晒经节，阁内全部藏书均置于阳光下晾晒，驱虫防腐，并任人阅览。文人学士纷至沓来，以先睹为快，盛况空前。

稽古寺与海会寺东西毗邻，而铃铛阁位于两寺之间，远远望去，巍峨轩昂，气宇不凡。千数个一尺多长的铜铃先后摆动，声波清澈，使卫城生色，津人视为一宝，并非虚妄。《天津卫三宗宝——鼓楼、炮台、铃铛阁》铃铛阁白旭晨：千年古刹独乐寺

独乐寺坐落在蓟县城西门内，相传始建于唐代。相传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叛唐，以此为誓师之地，他思独乐而不与民同乐，故命寺名为“独乐寺”。寺内现存的主体建筑山门和观音阁为辽代统和二年（984）重建。其建筑手法在中外建筑史上享有盛名。寺内的菩萨泥塑像和彩色壁画也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进寺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山门，山门是独乐寺的大门，高约10米，面阔三间，进深两间，中间穿堂为门道。东西两梢间各塑一尊高大的“护卫神”像，居高临下，虎视眈眈，面目狰狞可畏。门上悬挂匾额，上书“独乐寺”楷书大字，相传是明代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师严嵩手笔。山门整个建筑由台基、殿身、殿顶三部分组成。台基用三合土夯实后外砌条石、方砖，美观而牢固，是稳定建筑的基础。台基柱础上立木柱，木柱上垒叠许多木块，最引人注目。以形似斗子的方形木块和托着两个斗子的拱形曲木称之为斗拱，它是我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富于装饰艺术效果，而且有着不可缺少的功能作用，是我国古代建筑最具特色的一组构件。山门的殿顶称作四阿大顶，就是五条脊、四面坡形，坡面和缓微曲，檐角如翼如飞，造型美丽壮观。脊上的瓦饰别具风格，正脊两端的鸱尾，尾巴翘转向内，犹如雉鸟飞翔，十分生动，是我国现存古代建筑中年代最早的鸱尾实物。

过山门，穿庭院，一座雄伟的楼阁建筑平地崛起，巍然挺立，这便是主体建筑观音阁。这座建筑是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木结构高层楼阁式建筑。阁高23米。东西面阔五间，南北进深四间，从外表看是上下两层，其实里面中间还夹一暗层，实为三层。在高高的台基上，粗大的木柱分内外两周配置，外檐18根，内檐10根。采用了“侧脚”和“升起”的做法，即四根角柱并非垂直竖立，而是柱头略向里倾，柱脚略向外出，而且角柱又比中柱稍高，这样可以防止楼阁外倾。阁内建造不同井口，暗层留长方形空井，四周出小平台可绕阁一周。上层作六角形空井，使空间明快、疏朗。这种两层空井做法发挥了木结构建筑空间运用自如的优点，是观音阁设计的独到之处。观音阁为“九脊歇山顶”，外檐下做回廊栏杆，可登临远眺。上层悬挂鎏金匾额，书“观音之阁”四个大字，传说是唐代大诗人李白所书。阁中间耸立着一尊巨大的观世音菩萨泥塑像，因塑像头顶上还有10个小头像，所以也称“十一面观音”。塑像穿过暗层直达阁顶的“斗八藻井”。像体通高16米，是我国最大的泥塑之一。观世音塑像微带笑容，衣带飘洒，自然生动，是我国古代工匠们的杰作。观音塑像两侧为“胁侍菩萨”，塑像面部丰满，姿态优美，造型匀称，线条流畅，与唐代的侍女画一脉相承，是辽代雕塑艺术的珍品。环顾观音阁下层四壁，五彩缤纷的壁画为明代重描的“十六罗汉”和“二明王”像，像高三米有余，形象逼真，姿态各异。

壁画上部绘有山林风云画，下面绘有世俗题材画，整个画面线条流畅，为研究我国古代佛教和绘画提供了重要资料。《独乐寺今昔》商宝海：津门古刹玉皇阁

玉皇阁位于天津老城东北角玉皇阁大街4号，是一座较大的道观，它的建筑包括山门和一对铁犼、牌坊、钟鼓楼、八卦亭、大殿、配殿和清虚阁。清虚阁也称玉皇阁，是庙内主体建筑，占地234.86平方米，建筑面积316.06平方米，是两层木结构建筑。东西面阔五间，进深四间，上下两层，上层檐下出木结构回廊栏杆一周，九脊歇山式，顶部中心铺黄琉璃瓦，檐边铺绿琉璃瓦，采取“剪边”做法。顶檐下曾悬挂清恭亲王书写的“清虚阁”匾额一块。在阁的二层楼上设有神龛，供奉玉皇大帝。据说玉皇大帝是道教信奉的职权最大、地位最高的神，总管三界、十方、四生、六道和一切祸福。该庙是由道教中的清微正乙派主持（俗称火居道）。

玉皇阁与天后宫有不同之处，每年正月初八有“祭星”活动，当时有男怕“罗猴”、女怕“计都”星之说，为求得好运避讳“犯星”，前去举行祭星仪式。有的前去讨签，签分事签，即有关婚丧嫁娶、生意兴隆、运气好坏等等；再有讨方签，即家有病人求治病神方。

每逢农历九月初九日有“攒九”宗教活动，不少人在这一天到庙中烧香拜佛，还要买些年糕登上清虚阁，眺望一下三河交汇处（即老三岔河口，今狮子林桥附近）万帆竞发的繁荣景象，以求年年高、步步高、吉祥如意，祈盼今后飞黄腾达、有所发迹。有的文人墨客也登高光临，乘雅兴作即景诗：“直在云霄上，蓬瀛望可通。万帆风汇舞，一镜水涵空。”清康熙辛巳秋月恭亲王曾登清虚阁，并为该阁书写匾额。可见玉皇阁是平民、雅士、官宦朝拜、游览的胜地，500余年经久不衰，是津门的一大景观。《玉皇阁的兴衰》李云冲：天津鼓楼

鼓楼位于老城里的中央，建楼年代说法不一，据《志余随笔》所载：“鼓楼之建，当在明弘治间也。”楼高三层，砖木结构，楼基上是砖砌的方形城墩台，四面设券门通道，直通东门里、西门里、南门里、北门里四条大街。券门门额上名字分别是镇东、安西、拱北、定南。第二层吊着一口大钟，大钟上铸有“天德五年（1153）浜洲（山东）长老院化生”字样。天德是金代完颜亮的年号，天津当时虽未建卫筑城，但也有不少村落。这钟有个特点，下口形成八个垂足，垂足上分别铸着阳文八卦。钟高177厘米，钟壁厚11厘米，下口直径133厘米，为铁铸。大钟初用以报时辰，到清末又兼作报火警用。每天一早一晚撞108下，那节奏是“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东面额题：“声闻于天。”

盖鼓楼的大砖是定烧特制的，伐的穴成拱形，几块大砖做地面，四周成圆形。鼓楼的中央是空的，风往上面拔，拢音，所以钟声传得远。城门启闭，以钟为号。人们根据钟声可判断天气的晴晦风雨。楼上还供着三座大仙像——胡大太爷、胡二太爷、胡三太爷，香火极盛。唐尊恒的诗写得很真实：“鼓楼高耸在城中，南北东西四路通。一月两回香火盛，此间供奉是仙翁。”

鼓楼的北面有清人梅小树撰写的一副对联，是木制的，上写：“高敞快登临，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繁华谁唤醒，听一百八杵早晚钟声。”梅小树的诗很多，没怎么传下来，可这副楹联许许多多的人都能背诵。

后来有消防队常驻鼓楼三楼，瞭望全市，哪个方向有失火的火情，就在哪边点灯，各水会就奔去救火。

民国初年，杨以德做警察厅长，他主张把鼓楼拆了。传说头一天半夜，老人们曾听到仙家的说话声：“快去吧，咱待不了啦，杨梆子要拆鼓楼啦。”这当然是子虚乌有，但反映了老百姓的心理。天津鼓楼

原计划拆鼓楼要用三千个工，结果用了四千多，包工的赔大发啦，因为鼓楼太结实，不好拆。自打拆了鼓楼，杨以德一家子都有病。他的好朋友劝他说：“鼓楼里住着仙家，那能拆吗？不离儿还原旧儿盖上吧。”华世奎等社会名流在众多市民的恳求下，也亲自上门找他，力促他重盖。他还真识劝，乖乖地照原样又盖上了。华世奎补写的门额和木楹，绿瓦映红联，显眼又抬色。

1952年为便利交通，把鼓楼又拆了。古钟先移到天津大学，后由天津历史博物馆收藏。鼓楼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它的形象还留在人们的心里。《天津卫三宗宝——鼓楼、炮台、铃铛阁》陈德宏、克晶：天尊阁

天尊阁坐落在丰台镇还乡河南岸，此地与北京南郊的丰台区东西相对，故亦称东丰台。它位于宁河、宝坻、玉田、丰润四县交界处，是我市著名的文物古迹。天尊阁建造在高大的砖石台基之上，造型挺拔巍峨壮观。从正面看去，共分上、中、下三层殿堂，面宽均为五大间，只是上层梢间略窄。过去，这里是道教的寺庙，曾供奉西天王母和元始天尊等神像，所以三层楼阁又有紫微殿，王母殿和天尊阁之称。大阁的结构比较考究。在各层檐出之下和木柱额枋之上，簇饰着各式斗拱，第一层是一斗三升，即用柱头上的一个“斗”形大方木块承托着曲肘形拱子，再上置三个“升”形小方木块；二层是一斗三升交麻叶，即直出一个麻叶形的梁头；三层是三踩单一吊，即直出一个象鼻形的木拱。这些斗拱除了富于装饰效果外，还可以减小横梁与立柱之间的“切力”。仰首上望瓦顶，为九脊歇山式，正脊砖雕二龙戏珠纹样，刻工精细，两端的鸱尾和脊上的走兽也都玲珑剔透，栩栩如生。此外，每层檐角下还悬挂铎一只，每当微风吹拂，方圆数里均可听到悦耳铃声。

进入阁内，只见八根通天大柱平地拔起，穿过两层楼板，直达阁顶，通高约12米。通天柱用尺包镶，并以铁箍加固制成，直径达60厘米。各层梁枋由通柱连接起来，构成统一的整体，加强了全阁结构的稳定性。在通柱外围还有一圈木柱构成的廊子，也起着辅明通柱，防止高阁外倾的作用。数以百计的木构件连结，古代能工巧匠们采用了三种类型的斗拱和多种规格的榫卯作柔性节点。

天尊阁何时修建，已无文献记载。据有关资料考察，天尊阁为清康熙年间重修，曾于咸丰八年进行过油漆、彩塑和补漏。

壮观的天尊阁成为古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财产，然而这座古建筑也有缺点，即三层飞檐一层小于一层，每逢下雨即形成上檐水冲下檐的现象。《趣谈古庙天尊阁》王长兴、刘炎臣：天津文庙

文庙又名孔庙，是尊崇和纪念孔子的庙宇，因与祭祀历代名将的武庙相对，故称之为文庙。它坐落在天津老城东门里大街，始建于明正统元年（1436）。初建时只有大成殿，明清两代先后修缮、增建，逐步形成现在的规模，即府庙、县庙和明伦堂。该庙占地12000余平方米，建筑面积3200多平方米，是天津现存的规模较大的四合宫殿式建筑。

大成殿是天津文庙的主体建筑，位于全庙的中心，是祭孔正殿，落成于明正统十二年（1447）。大成殿在唐朝称文宣王殿，宋徽宗赵佶因尊崇孔子“集古圣先贤之大成”，遂更名为大成殿。该殿青砖砌面，黄琉璃瓦铺盖，饰以彩绘，可谓金碧辉煌，雍容华贵。殿内供奉孔子及孟轲、颜回、曾子、子思和闵子（损）等12哲人的牌位，显示出孔子之学后继有人，学子济济一堂。大成殿还是旧时祭孔活动的中心。在天津按照旧时的规定，对于孔子，每年农历春秋各举行一次祭典。据考，在“仲春、仲秋之上丁日祭奠孔子谓之丁祭”。春季在二月，叫作“春丁”，秋季在八月，叫作“秋丁”。农历八月二十七日是孔子的生日，这时所有的学校都要放假，要集体向孔子行礼，还要吃一顿捞面，聊表纪念“孔诞”之意。

天津文庙的建筑形制，总体上是仿造曲阜孔庙而立的，但与全国各地孔庙相比又有其独到之处，照壁东西两侧造型精美的二道过街牌楼，在我国现存的牌楼中可称为一奇。此牌楼为二柱三楼式，木结构，造型奇特，横额上有鎏金雕龙华板，精巧的斗拱支撑三座“五脊六兽”的四阿瓦顶，加之华世奎书写的“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墨宝点缀，使这两座牌楼既气势雄伟，又玲珑秀丽。

文庙作为天津的名胜已被保存500余年。在津门，孔子作为圣人也被祭祀数百年。天津的祭孔活动在现代史上曾掀起过三次高潮。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夕，袁世凯发布过尊孔令，举行过“尊孔祀圣”大典，通令全国中小学恢复读经。后来，康有为主张把孔学作为“国教”列入宪法，为宣扬维护孔教，成立孔教会、尊孔会等等，由此掀起了祭孔活动的第一次高潮；在萧振瀛任天津市市长时，尊孔祭孔活动再度掀起高潮；第三次是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经过日本人的导演，天津几任汉奸头子全从事过这种活动。1933年的东门里文庙牌楼

在天津文庙举行祭孔典礼，要分官、绅两方面。春丁和秋丁祭孔典礼，由地方官主祭和陪祭；每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生日，则由天津士绅们参与主祭和陪祭。

在天津文庙里，有一种训练“乐舞生”的组织。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处印过一种“圣迹图”，祭孔时要用哪些古乐器，摆哪些祭品，行什么礼节，乐舞生全熟悉。他们在举行祭孔典礼时，全穿戴古代服装，担任奏乐、献供、唱礼、引导等服务工作，事后每人可以分得一点祭肉。《天津文庙》王啸伯、杨春霖：城隍庙话旧

提起城隍庙，上了点儿年纪的天津人都知道，它就坐落在天津老城的西北角府署街，也叫城隍庙街。如今这里已改建为府署中学，城隍庙的遗迹现存只有后殿两层，面阔五间；还有从门前那两个已经躺倒的饱经风霜的石狮子身上，才能看到城隍庙那悠久的历史。当年这里可是天津卫人烧香、朝拜、搞庙会的热闹场所呢。

城隍庙会是在每年的农历四月初一到初八日举行，其中初六是鬼会，初八是城隍的生日。会期虽说是八天，实际要闹到十五。这期间，庙内庙外商贩云集，百货杂陈。食品小摊、小儿玩具样样俱全。拉洋片的、演傀儡戏的、练武卖艺的也随处可见。再有就是焚香祝福、拜香还愿的善男信女、逛庙玩耍的游人，熙熙攘攘，真是摩肩接踵，热闹非常。

拜香还愿者大都是在父母或其他亲人生病时曾向城隍祈求帮助的，而在病愈后前去烧香还愿。拜香人头上用红布带系神码（纸印的神像），两腿也各缠红腿带，手持点燃着的料香，赤着脚，由自己家门一步一叩头，直到城隍庙大殿前。还有“滚砖还愿”的，打扮和拜香者一样，只是面前多了一块砖，走一步翻一次砖，叩一个头。这样劳动强度大，经常累得筋疲力尽。香客游人出于“善心”，往往乘其不备将砖抢走，放在大殿附近，拜香者就可以减少许多体力。更有甚者，就是“挂灯还愿”，即将一两个羊角灯，挂在刺穿臂皮的大针上，举臂而行，其状甚惨，其苦难言。

在八天的会期内，承办士绅每晨穿明代朝服，举行排衙典礼，由乐队和戏曲班分别在府庙戏楼打十番（奏古乐曲），在县庙戏楼演昆腔。戏楼两侧挂有对联，上联是：“善报恶报循环果报，早报晚报如何不报”；下联是：“名场利场无非戏场，上场下场都在当场”。书法刚劲，据说出自名家梅宝璐之手。

会期的排场大，靡费多，经济来源部分出自富商大户的捐助，但中小商号也多负有一定数字的摊派。《天津城隍庙话旧》姜恩庆：北仓的三座庙

早年北仓有三座大庙，一座是关帝庙，供奉着关圣帝君——关云长，因乡民们都称他“关老爷”，因而该庙也称“老爷庙”。庙当中关云长塑像，身披绿色战袍，庄严威武的紫红而发光的面庞上，衬托着五缕长髯，正秉烛夜读《春秋》的姿态，两旁还侍立着周仓、关平。到20世纪30年代，这座关帝庙都一直非常兴旺，每到年节，烧香的、还愿的络绎不绝。庙前广场，卖吃的、卖唱的、卖百货的无所不有。远近商贾小贩，都争先恐后地来赶庙会。逛庙的男男女女都肩挨肩，背擦背，拥挤不堪。

第二座庙，是村北头的药王庙。这座高高的大殿，足有20来米长，每逢旧历初一、十五，所有的庙门全部敞开，里面富丽堂皇，大圣先贤，八大金刚等许许多多的塑像，肃立在门前中央的平地上。供桌后面端坐着一尊神像，头戴冠冕，身穿黄袍，这就是妇孺皆知，最受人尊敬的“药王”华佗。由于他的座位是在平地上，连小孩子也能摸到他的手，他的两臂是用木头制作的，非常灵活，人们可拿着“药王爷”的手，抚摸抚摸自己的患处，以求减轻病痛，并能痊愈。

最兴旺的还得说是娘娘庙，由于它在东西两街的当中，地点适中，加上这座庙供奉的主神“王母娘娘”权威最大，特别受到人们的尊崇。

王母娘娘左边是王三奶奶神像，在她的跟前脚下，摆放着大大小小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泥娃娃。妇女婚后不生孩子，就找王三奶奶“拴娃娃”，就是用一根红头绳（红色的线）拴在娃娃的脖颈上，然后偷偷地揣在怀里，以求回家后生个胖小子。

在娘娘的右边，供奉的是“傻哥哥”，头戴草帽，足蹬洒鞋，肩上还担着一副水桶。据说孩子“种花”（就是种牛痘）时，“傻哥哥”给浇浇水，这“花”才能开得旺盛，因此每当孩子的牛痘结夹脱落后，都要到“傻哥哥”那里去还愿，礼品就是那一副水桶，一顶草帽，一双洒鞋，都是纸糊的。

后殿供奉的是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和它的保卫者韦驮护法等等。

北仓的三座庙，数娘娘庙的香火最盛了，香钱也得的最多。香钱就是看庙人的收入。每逢节日开庙门的时候，在香炉旁放上一个笸箩，看庙人站在一旁敲着磬，同时吆喝着“烧香别忘灯油钱！”于是烧香的施主们就多少不空地都往笸箩里扔。谁扔得最多，就表明谁最虔诚。《北仓琐记》阎芬：支持革命的广东会馆

初建时的广东会馆规模宏大，设备齐全，除现存的主体建筑做聚会、议事、庆典、奉神之用外，还有南园在主体建筑对面的影背墙后。此处有医生诊病，是同乡人休养之所。东临杠张胡同，北临东门内大街，是为同乡人食宿及供给会馆费用而开办的广业公司。置有房产，也对外营业。广东会馆戏楼经常有各路戏曲名角演出。从现存的广东会馆戏单中考证，龚云甫、孙菊仙、杨小楼、梅兰芳等前辈戏曲艺术家都在这里演出过，而且赈灾义演多于营业演出。那时的广东会馆各业兴旺，人心思齐，他们不但建了会馆，还开办学校，成立广东音乐会，兴建医院，设置义地，使广东人来津后生老病死都有依托。

广东会馆的落成，增强了广东人的凝聚力。当时，广东人遍及天津工、商、学、政各界；又有许多广东籍的早期留美学生回国后聚集天津，在洋务运动中发挥作用，形成了广东人在津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期。广东会馆里的戏台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天津的广东同乡支持孙中山，拥护共和，经常在会馆举办各种活动；会馆广场也成了天津三大集会广场之一。民国元年（1912）这里举办的庆祝大会暨提灯会参加人员多达6000余人。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北上路经天津，同盟会燕支部在广东会馆召开欢迎大会，孙中山先生在会馆戏楼的舞台上发表了“我中国四万万同胞同心协力，何难称雄世界”的著名演说。邓颖超同志在五四运动时期，与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在会馆举办募捐游艺会，演出新编话剧《木兰从军》和《安重根》，并在戏中扮演主要角色。他们将演出收入用来开办平民女校，学期两个月，不收学费，发给笔墨书纸，主要学习注音字母和花边钩织等谋生技能。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中共天津地委成功地组织了由上海、香港开来的英商货轮上的海员罢工。广东会馆积极为罢工海员提供驻地，还为中共天津地委组织印刷、海员、纺织、油漆等多个工会联合成立的天津总工会提供会址。至今，天津历史博物馆还保存着一张挂着天津总工会和中华海员工会天津支部牌子的广东会馆大门的照片。在民主革命时期，广东会馆以实际行动支持了中国革命，成为一处值得纪念的革命遗址。《天津广东会馆及其戏楼》邹学敏、白春友：清真东大寺

东大寺始建于1915年，由伊斯兰教徒高汉庭之祖父献房六间，经郑元德、刘好为、穆兴兰等人筹办建成。1937年曾遭水灾，重新扩建；20世纪50年代又将南侧的经汉小学地界扩进，占地面积1.704亩，建筑面积约600平方米。

东大寺的建筑格局成四合院形式，大门屋顶有清真寺的新月标志。经过道房走进寺院，迎面一株桑树，曲干皴裂，虺枝吐翠，春风荡漾，点点花蕾飘香。庭院整洁，北面有一棵杨树挺拔高耸，枝条舒展，新叶葳蕤，生机盎然。

大殿坐西朝东，为前厅后堂结构。殿堂宽敞，可容纳300人礼拜。西壁中央饰庑殿飞檐，四棵立柱红漆闪亮，六扇宫门金环静垂，一似真主幽居宫内，诱人心底幻发景仰之情。

庑殿南有小桌一张，是阿訇讲经用的，庑殿北有宣讲楼一座，上为庑顶装饰，玲珑精致；下为扶栏阶梯，可顺势而上，是阿訇用“阿语”讲经用的。相传1300年前，真主的使者穆罕默德，以枣树遮阴，登在一块大青石上，手执拐杖，向穆斯林们讲经传道。

后来，世世代代的阿訇均追慕效仿，亦手执拐杖，并且登在讲经楼上，向真诚的穆斯林们传达“主”的声音。大殿地上横铺条毯，穆斯林们跪在毯上，恭听布道，以熏陶净化心灵。

大殿两侧有耳房相衬，南厢房三间为南讲堂，现做会议室；北厢房二间为北讲堂，现做阿訇读经、办公、待客之用。北厢房西端是四间男水房，设10个厢格，供大净之用，另有小净池4米许；北厢房东端是三间女水房，设厢格6个，供女胞净身，另有小净池1米有余；还设埋汰室一间。大殿对面为女讲经堂。庭院周围有雨厦回廊，其建筑简洁、肃穆。

东大寺落成后，先后聘请了18位有名望的阿訇主持教务。第一任阿訇是李贵连。新中国成立后，有回少先、白玉可、白广春、刘贵祥、白亮普、钱法光、刘树珍、刘瑞豪相继主事，现在是刘开兰、张恩荣、李树国三位阿訇共同主持教务。

东大寺成立后，每逢节日和礼拜日，市内南开、河西、和平的伊斯兰教友以及旅津经商、办事或探亲的教友都纷纷来此参加朝拜、听经、净身等宗教礼仪活动。《清真东大寺》谢存礼：南马路，华北地区的“五金城”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南马路是一条很窄的马路，而且中间有一条电车道，“白牌电车围城转”，讲的就是这条电车道的故事。我所居住的南门脸是一个十字路口，汇集着各种商店。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路东的体仁堂因出售专治妇女病的甘露膏而深受欢迎。路北的同德油坊小磨香油，一九成的大众便鞋、一食居的坛肉、玉生香的小八件糕点在当时名闻远近。新中国成立后，南门脸儿的四角改成了南门食品店、南门百货店、南门五金商店和椿祥汽灯厂的一个车间。

在老南门的路西有一个旧时颇有名气的鱼市，鱼市虽小，但商贩摊点俱全。有豆腐房、锅巴菜、水煎包、龙嘴大铜壶的水冲茶汤、用大米粉做的面茶等小吃。鱼贩们在这里摆满了大大小小的鱼桶木盆，拐子、鲤鱼、鲫鱼、白鲢鲜活乱蹦，随意挑选。在鱼市最出名的是“螃蟹刘”，他卖的螃蟹盖青眼动，嘴角吐泡，圆脐的都露着脐黄，据说“螃蟹刘”的“一招鲜”是木桶里的螃蟹无论爬行还是卧着，他一眼就能看出圆脐长脐，是肥还是瘦。鱼市里还有一个有名的“杜称奇”蒸食店，这个店最出名的是火烧，料好精制，外酥里嫩，是老南门居民送礼的上等佳品。

南马路商家的经营特色以日用五金、机械五金、轴承电料、汽车零件为主。在南门东两边的路面上有二十几家小门脸儿店铺，有惠丰轴承行、安利自行车行、津利铁丝编织厂、义成轮胎店等。安利自行车行在20世纪30年代主要销售英国、德国进口的自行车。这种车当时非常时髦，但只有富豪商家才买得起。这个车行当时享誉华北，石家庄、保定甚至东北的客人都来此购车，并以能骑上英国凤头牌、日本富士牌自行车为荣。

在南门西路面上有近五十家门脸店铺，主要经营的是轴承、电料、汽车零件和汽车轮胎。主要的店铺有义和成、同利祥、三义永等。这些店铺的起家是从20世纪30年代拆卖汽车零件开始的。三义成铁号的掌柜陈宝贵白手起家，与杨贵田、阎荫谭从修理汽车开始。他们见当时的汽车都是从欧美进口的，品牌型号较多，又多没有备品备件，于是就干起拆卖废旧汽车零件的买卖，他们用很低的价格买来废旧汽车，进行大拆大卸，不能用的零件扔掉，能用的作为修车备件。当时旧中国自己不能生产汽车，整个华北地区的汽车配件都到南马路来买，南马路在20世纪40年代就有了华北地区“五金城”之说。《遥忆当年南马路》谢鹤声、刘嘉琛：商号林立的估衣街

估衣街对天津人来说并不陌生，它可是当年天津行业最全、店铺最多、最繁荣兴旺的商业中心一条街了。

说起估衣街的历史，真可谓由来已久，早在清光绪庚子（1900）以前，估衣街就开始形成了，那时有一些估衣商从当铺里以低价收买一些当死的旧衣服，在这条街上设肆出卖。一些不太富裕的人家添置衣服时，就到估衣铺买现成的“一伸袖”衣服，既省工省料，又省钱省事，估衣商也能从中获得厚利，因而估衣铺便应运而生，而且越来越多，这条街也由此而得名。

而估衣街的兴盛，还在于它那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它处于海河及五大支流的汇合之处，更赖于南运河的沟通，当时运盐、运粮的货船均在南运河靠岸，往返装运各地物资，运销华北。内河航运发达，陆路交通畅通，人口流量日益增长，促使估衣街的商业迅速发展起来。民国时期的估衣街大胡同口

估衣街全长500来米，宽仅5米左右，为东西走向。西口靠北大关，直对竹竿巷，斜对针市街；东口与锅店街衔接，经单街子，可达大胡同、大经路、北站，也可通往毛贾伙巷、老铁桥、宫北大街一带；南邻北马路；北靠南运河南岸。它以估衣街金店胡同为界，迤西至西口一段，为估衣街。迤东为锅店街，再往东行则为单街子，三街相连，直贯东西，形成带状。中间有归贾胡同、金店胡同，可通侯家后、鸟市、肉市、小马路、鱼市一带。

估衣街的南北两侧商号林立，星罗棋布。到了20世纪20年代，它已进入鼎盛时期。根据1931年9月的统计，在不太长的估衣街上共有19个行业，约110家店铺，当时的繁荣景象是可想而知了。《六十年前的天津估衣街》谢鹤声、刘嘉琛：有“银子窝”之称的竹竿巷

20世纪20年代的竹竿巷，到这里进行交易的各地客帮络绎不绝。一些从事棉纱、杂货、药材、纸张、茶叶、麻袋的掮客，仨一群俩一伙地在路旁交头接耳，时而在袖口里互掐手指，时而高声吵嚷争得面红耳赤，也有的附耳低语（俗称“打哑谜”）讲价钱，穿梭似的来来往往，不绝如缕。当时天津各行各业包括各银行、银号、商号以及外商银行，要通过华账房办理申汇事宜，不论是几十万甚至百万两行平化宝银或银圆的汇款额，都要以竹竿巷附近的公记经纪人成交开盘、收盘行市为依据。因此，竹竿巷这个巷子虽小，但在经济上却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它对促进天津金融、贸易的繁荣，沟通南北物资交流，起着很大的作用。

竹竿巷虽小，却开设着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天津商业巨户。商号的建筑大多是宽阔的大四合院，青砖木结构，磨砖对缝青石作碱，大漆门窗隔扇，装修阔绰讲究，古色古香，金字牌匾辉煌夺目。这些大商号，大部分都是天津著名的“八大家”穆家、石家和“棉布业八大家”的金桂山、潘耀庭、卞润吾、胡树屏、孙烺轩、范竹斋、乔泽颂、纪卫瞻等，以及豪绅巨商章瑞廷、大总统冯国璋、大买办魏信臣、巨商孙樾桥、赵仲山、赵聘卿等人所经营的大棉纱庄、大银号、大杂货商、茶叶庄、麻袋庄、南北货的姜厂和关东烟铺等等，可谓天津商业之荟萃。

竹竿巷这个小巷里，有大棉纱商24家，大银号8家（其中有西街代表性的2家、山东帮1家、山西帮1家、本地帮4家），大杂货贸易商3家，著名茶庄2家，大麻袋庄1家，最早最老的烟铺1家，共39家。其中二分之一以上是新老“八大家”所经营的。总计这些家的自有资金（不靠外力），总额约在二三千万两银子，因此素有“银子窝”之称。《忆早年天津的竹竿巷》陈竹亭、范永林：北方工业的发祥地——三条石大街

天津三条石大街，在天津城北，红桥区的东南部。它南临南运河，北靠北运河，西通繁华的河北大街，东面是南北运河汇流的三岔河口，恰好形成一个三角地带，总面积730多亩。

在20世纪30年代中叶，街的东西口均有木牌坊，分别写着“三条石大街东口”“三条石大街西口”字样。走进三条石，机声隆隆、锤砧叮咚，铸铁厂的风火呼啸着，焰火烛天，照红半条街。这里就是以铸铁业、机器业为主的北方工业的发祥地。像三义公、三合、金聚成、郭天成、郭天祥、春发泰等早期的铸铁厂、机器厂，均发祥于此。就是在这个占地仅700余亩的三角地带，半个世纪以来孕育了数百个大小工厂企业，一百五六十户机器铸铁业。三条石被誉为中国华北机器铸铁业的摇篮，是名不虚传的。

三条石具有得天独厚的水陆交通条件，这里有南运河沟通江南江北。三条石在天津居两河之交，当时最繁华的估衣街，北门外大街邻其南，河北大街横其西，而繁荣的两个内河码头——南运河的北大关、子牙河的大红桥码头依附其左右。每日帆杆如林，舟车互递，商贾络绎不绝。后来，陆上又有津浦铁路，天津西站与三条石仅数里之距，这一条南北大动脉又将三条石与全国各地联系相通。《话说三条石》第二辑津沽寻踪，洋楼背后的如烟往事葛培林：孙中山先生下榻张园

张园（鞍山道59号）的原主人张彪，字虎臣，1860年12月28日生于山西省榆次县左府村。1927年9月13日病逝于天津日租界宫岛街宏济里的住宅。其先后有四位夫人，共生有八男九女。

在退隐津门期间，张彪投资实业，用赚来的钱，在日租界购置土地，于1915年至1916年间在宫岛街（今鞍山道59号）建了一栋三层豪华楼房，为西洋古典风格。其楼房四周长廊围绕，入楼口有十几级的台阶。院内有假山，又筑引水池，种植各种花木，取名“露香园”。因为园主人姓张，人们称之为“张园”。张彪还在张园的后面为子女盖了八所住宅，取名为“宏济里”（今鸿记里）。

张彪虽是武人出身，但颇具经商才能。如张园除供自家享用外，还出租做游艺场。1923年，张彪与广东商人彭某订了出租合同，彭某在园内开设了北安利广东餐馆、剧场、曲艺场、露天电影场、台球房等，还利用园内亭台、假山、荷塘、石桌凳等设立茶座、冷饮。露香园一度变为一座露天的游乐场，与其对面的大罗天游艺场构成了一大景观。

1924年12月4日至31日，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曾下榻张园。

孙中山莅津前夕，为迎接他的到来，张园布置一新：大门前搭有彩色牌楼一座，正中缀金色“欢迎”二字。牌楼上围以彩色电灯，园内各走廊挂满旗帜。迎接室在楼房二层。楼房一层之前厅为大客厅，后厅为随员卧室。二楼前楼为内外客厅，一律为新式方形蓝缎面沙发椅，上加虎皮毯，窗旁围以各色菊花。二楼后楼有左右两间，左间为办公室，靠窗置一大写字台，上有一部电话机，并置普通座椅八把；右间为卧室，中间有一大铜床，被褥一律新制，这是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的卧室及办公室。

1924年12月4日上午11时45分，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及众随员，经广州、香港、上海、日本的长崎、神户等地，到达天津法租界美昌码头（今营口道靠海河处），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冯玉祥的代表徐谦、焦易堂，张作霖的代表杨毓珣，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吴光新，黎元洪的代表李根源、熊少豪，直隶省代表杨以德，以及京津国民党、各团体代表王法勤、叶恭绰、蒋梦麟、吴子才等上船谒见孙中山。随后，孙中山与宋庆龄乘专车至张园行馆。各欢迎代表随至，孙中山在张园楼前的大台阶处与大家合影留念。

孙中山在张园稍事休息后，于12月4日下午偕汪精卫、孙科、黄昌谷、李烈钧等十余位随员赴曹家花园（今河北区黄纬路上的254医院）访晤了张作霖。孙中山于当日下午返回张园后，觉肝区发痛，即请德国医学博士施密德诊治。据云系因旅途劳顿，食物不消，以致胃痛，肝部因之而肿，必须静养。其实孙中山此时已患上肝癌。

此后至12月31日，孙中山的病情逐渐加重，入张园给孙中山诊病的医生有德医施密德，日医田村、小管勇。

孙中山在张园的27天，在张园病榻上接见的各界人物有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记者藤泽山内、江崎、西村、岛田及卢永祥、张作霖、吴光新、曲同丰、梁鸿志、曾毓隽、柏烈武、许世英、叶恭绰、刘成禺、郭泰祺、黎元洪、杨毓珣、李世军、段宏业、张允荣、徐季龙，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学生屈武等。另据笔者粗略统计，孙中山仅以大元帅名义在张园给部下发出的指令、训令等就有118件，并在张园发出了长文《孙中山抵津后之宣言》，草拟了建国意见25条。当时孙中山虽然已是肝癌的晚期患者，但他为了清除军阀混战、废除不平等条约，达到和平、统一、救中国之目的，仍是日夜操劳，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24年12月31日上午10时许，雪后气寒，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及其众随员由张园起身至东车站（今天津站）乘专车入京。各界代表齐集车站欢送。从此，孙中山结束了在天津的生活。《张园的主人及其过客》韶华：黎元洪晚年在天津

民国大总统黎元洪（1864—1928），号宋卿，湖北黄陂人，14岁时随父黎辅臣（字朝相）迁居天津北塘。黎元洪在武昌起义时被推为领袖，先后于1916年和1922年两次出任北洋政府大总统。1917年被北洋军阀张勋撵下台，晚年寓居天津。黎元洪在津有寓所两处：一在英租界盛茂道（今河北路）与巴克斯道（今保定道）交口（今河北路283号）；一在德租界威廉街（今解放南路268号泰达大厦址）；另外与英租界寓所相连，还有一座私人戏院（今小光明影院址）。

德租界威廉街寓所，也称黎氏容安别墅，于1917年黎元洪被张勋撵下台，退居天津英租界时购买，使用化名为宋卿府君。购置的这所房地产，占地面积3.72市亩。购进后将旧房拆除，重建成一座花园住宅，包括一座西式三层楼和几间附属平房，共44间，建筑面积1878平方米。该楼为砖混结构，混水墙身砂石罩面，尖型瓦顶，大理石台阶。室内装修讲究，一层是大理石地面，二、三层是菲律宾木地面，多槽门窗。暖气卫生设备齐全。房间布置：一楼是大厅、音乐厅、饭厅、书房等；二楼是卧室、书房、女客厅；三楼是部分卧室、使用间。附属平房为传达室、保卫室、厨房、储藏室及佣人住处等。院内花园建有喷水池、方亭、石雕仙子、花窖等。此寓所为大夫人吴敬君居住。

黎元洪一生非常热情好客。他常在德租界花园寓所接待中外宾客。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第三次到天津。翌日，中山先生带随员到容安别墅拜访黎元洪，后黎元洪还在容安别墅招待孙中山和夫人，但孙先生突然发病，由夫人宋庆龄代表出席。1926年，世界青年会组织代表来津，人数甚多，黎元洪热情接待，并为每人备茶点一份。黎元洪在寓所还接待过美国木材大王罗伯特·大莱、英国报业巨子北岩公爵、美国钢笔大王派克等。派克特意将一支特制的朱砂色金笔送给黎元洪，还请黎用这支笔为其签字留念。至于天津知名人士严范孙、卢木斋、张彪等更是黎宅的常客。黎元洪对来访的客人总是要留他们用便餐，每次都由主要办事人员作陪。每逢元旦、圣诞，黎元洪总要在寓所举行庆祝招待会宴请中外客人。宴会召开的前几天，他总要按照西方的习惯发出英文正式请帖，并请答复；对日本客人则用中文的正式请帖。按照礼节，每逢宴会黎元洪必穿礼服迎接客人。客人来到前，黎总要亲自检视餐桌上每位客座前已摆好的外文菜单。他宴请外国人不完全是西餐，每次都有鸽蛋汤或鱼翅汤等。时逢节日，他还要在私人戏院里举行舞会。戏院楼上备有西式冷食、果汁、饮料等，供客人享用。春节时，他还邀请京剧名角和杂耍艺人到私人戏院演出，招待社会各界人士。黎下野后，虽不过问政治，但对国庆节却非常重视。他常说，我作为“中华民国”的一个平民也应该庆祝。每逢国庆，他都在寓所、戏院放焰火，放映露天电影，欢迎大家与他共庆国庆（辛亥革命纪念日）。威廉街旧影

黎元洪常住在英租界盛茂道寓所，隔一天去一趟德租界威廉街寓所。黎有午睡的习惯，但他不是在床上午睡，而是在沙发上。黎元洪喜欢运动，注意健身。每日早餐前必做一次体操。他夏天好打网球，冬天好滑冰。他喜爱骑马，还是位老行家，早在湖北训练新军时，马术就很高。他经常骑马到东局子法国兵营，那儿过去是他的母校——北洋水师学堂所在地。黎元洪也喜欢拄着文明棍外出散步。他常和夫人一起步行到平安（今音乐厅）、蛱蝶（今大光明影院）、光陆（今北京影院）去看戏或电影。他不像有的总统出门前呼后拥，他不要人跟随，喜欢自由自在地散步。

黎元洪平日喜好书法，寓居天津后更是乐此不疲。他多临张迁、华山等汉代碑帖，并以颜书见长，常泼墨挥毫取乐。当时各方求书者甚多，他都乐而应之，一写就是半天。若有人备好空白的对联或横幅宣纸，请黎元洪为自己题词的话，他总是很高兴地按客人的意思，写好交给人家。当时，很多人家里都挂着黎元洪的墨迹。《黎元洪寓公生活》张绍祖：“辫帅”张勋在津旧居

张勋复辟失败后，蛰伏于天津。他早年在津建有张勋公馆，地点在德租界6号路（今浦口道6号，为天津市商检局），东起台儿庄路，西至江苏路，南抵浦口道，北邻蚌埠道。这是一所大宅院，建于1899年，为德式建筑，由德国建筑师考特·路勒·凯甘尔设计。张勋系购自清王室所建的这所西式洋楼，占地面积16585平方米，建筑面积5632平方米，有楼房56间，平房54间，布局完善，环境幽静。进门有横卧虎式假山，院内左侧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六角凉亭，院中间有水池和四季常青的花坛，气度非凡。园中养有猴子、狐狸等动物和鹦鹉、孔雀等鸟类。

院内深处是两幢砖木结构二层黄色别墅式小洋楼，分东西两楼。西楼是会客楼，铅铁尖状屋顶。室内装饰豪华，硬木门窗、地板。由高台阶进入圆形门厅，有廊子相连。底层设戏楼，有二层看台。当时张勋策划复辟，聚集心腹密谋于此。二楼前部有大平台。东楼为张勋与其眷属的起居楼，建筑整体呈狮子状。立面简洁，四坡蓝瓦顶，局部有尖顶塔楼，上有风向标。底层为圆拱门窗，彩色玻璃。楼梯转弯处有一面引人注目的华丽大镜子。楼左侧后方有大型花窖，左侧一排平房是护兵、马弁和佣人居室。

张勋宅邸后院为私人花园，有一座长龙造型假山，上有凉亭、瓷人、石碑，还有荷花池、石桥、游船，并养鸟兽、花卉等，气度非凡，实是园林艺术的精品。张勋在天津的旧居

他在英租界巴克斯道西口（今保定道59号，和平区保定道小学址）有住宅。这是一座五层大楼住宅，大门口有两扇铁栅门，常有两个彪形大汉荷枪站岗。进门是一个大院，院中有八只兰花大瓷缸。大楼里面，宽敞舒适，后面有花园，园内有假山池塘，楼台亭阁，种满了花草树木。他还出租巴克斯道（今保定道）松寿里大片房产，又投资于大陆银行等企业。

他晚年养尊处优，拥姬妾以自娱，蓄壮士以自卫。1923年9月12日，张勋突然患病，头昏胸闷肚子疼，请来了日本医生，诊断后拿出两包药，打开一包倒进他口中，用温开水送下，睡到半夜，他在床上翻滚吼叫，折腾了一阵子就断了气。死时，他年70岁，有9男5女。他死后，出丧场面之大，仪仗之盛，前所未有。他脑袋后面的辫子至死未剪，随他进入棺材。张勋死后其家属把浦口道全部房屋转卖给盐业银行，1936年盐业银行又卖给国民党实业部天津商品检验局。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接管，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天津商品检验局使用至今。《“辫帅”张勋在津旧居》葛培林：梁启超的饮冰室书斋

在原天津意租界横二马路19号和21号（今河北区民族路44号和46号）的两幢意大利建筑风格的小洋楼，是清末戊戌变法运动领袖之一的梁启超的故居和饮冰室书斋。梁启超曾在这里著书立说，并与蔡锷在此策划了讨伐袁世凯的护国运动，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举人出身。他是康有为的学生，曾和康有为一起发起变法维新运动。戊戌政变失败后逃亡日本，主编《新民丛报》，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对当时中国的知识界有较大影响。辛亥革命后回国，曾出任司法总长、财政总长。后来定居天津，曾在南开大学、清华学校等讲学。在他的饮冰室书斋中完成了影响中国学术界的巨著《饮冰室合集》。

他的故居（今河北区民族路44号）建成于1914年。1915年初，梁氏举家迁津定居。这幢意式两层楼房，有地下室，顶层有阁楼。一二层各有九间房，由互通的门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半部由梁启超专用，楼下是过厅、小书房、客厅和起居室。楼上是他的书斋饮冰室、图书室和浴室。另半部为其家属居住。1924年梁启超又在寓所左侧，由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建了一座专门的书斋，遂将饮冰室斋名专用于此楼。“饮冰”一词源于《庄子·人世间》：“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比喻内心忧虑。这是当年梁启超受光绪皇帝之命，变法维新，内心焦灼，须解内热，故借“饮冰”一词，来表达梁氏的内心世界。这座两层小楼的正面有三个小拱门。门前两侧是石阶，当中有一蓄水池，池中雕一石兽，口中常年流水不断，使这座小楼的整体充满了生机。一楼正中是大厅，一到夏季，梁氏就在此开办“饮冰室暑期讲学馆”。大厅的周围有五间房，其中四间是梁氏的书房和图书资料室，另一间杂用。二楼靠西北角，也是一间大厅，中间放一张长桌，周围放置十把红木椅。这里主要是用于接待军政界人物及社会名流。靠东南角的几间屋是梁的卧室及图书资料室。梁氏在饮冰室完成了《清代学术概论》《墨子校释》《中国历史研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重要学术著作。《梁启超的饮冰室故居与护国运动》章用秀：刘春林及状元楼

早年，天津河北天纬路附近，天津市乳胶厂后侧，有一座远近闻名的状元楼，这就是清代末科状元刘春霖于20世纪30年代兴建的寓所。如今，状元楼遗址犹存，但已失去旧观。

刘春霖（1872—1942），字润琴，河北省肃宁县人，后曾迁居天津。他才思敏捷，青年时代，即以诗文和学识为士林所称道。清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科开考，刘春霖一举获取状元功名。他是天津封建文人中第一个中状元的人。此后，清政府废除科举取士制度，刘春霖当然就成为天津乃至全国最末一位状元了。

关于刘春霖中状元的由来，还有个传说：当甲辰会试时，本来谭延闿（曾任国民党政府主席）中试第一名，刘春霖的名次在第十七名，但在殿试时，谭反被取在刘后；另一位才子金梁（字息侯）的试卷也不错。但慈禧太后发现里面有“痛哭”的字样，当时正值慈禧七旬万寿大典，认为不吉利，结果金的试卷被掷之于地。而在刘春霖的殿试卷名字上点上一点朱红，于是刘列居榜首，大魁天下。

刘春霖清末曾历任翰林院修撰、福建提学使、直隶法政学堂提调。辛亥革命后，在北洋政府任大总统秘书、中央农事试验场场长、直隶教育厅厅长等职。刘曾在保定经营书局业务，天津的直隶书局和群玉山房均为刘春霖所办。20世纪30年代，侨居我国的犹太富翁哈同，死于上海。哈同的丧礼，仿中国旧俗。主办其事者特恳人转请当时仅存的中国末科状元刘春霖为哈同撰写行状，并任点主官，为其点主。因此刘春霖成为上海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刘春霖

刘春霖居津时，是天津文坛的活跃人物。他与儒林好友章棱、金梁、王守恂、赵元礼及城南诗社诸社友多有往还，每有诗酒之会，互相吟诗唱和。他还在天津当过一个闲散咨询机构的处长，即直隶自治筹备处处长，常往返于京津之间。他为人讲志节，性情温善，不善攀附。有人曾劝他改变处事态度，他说他属笨拙的人，且表心迹曰：“平生之志不在温饱。”《刘春林及状元楼》金彭育：吉鸿昌将军与红楼

在天津中心公园南侧，有一所三层红楼，这就是著名抗日英雄吉鸿昌将军的旧宅，门牌是花园路5号。

这所带庭院的三层英式小楼建于1917年，由比商仪品公司工程师沙德利设计。该楼占地1.45亩，原有楼房11间，平房2间，楼过堂2间，总建筑面积1408平方米；砖木结构，红砖清水墙面，结构严谨而不失活泼。1930年，吉鸿昌购得此楼，第二年全家迁入。从那时起到1934年，他在这里进行了大量的革命活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吉鸿昌，原名恒立，字世五，河南扶沟人，1895年生；1913年投笔从戎，历任团、旅、师、军长，宁夏省主席，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因受共产党人的影响，他拒绝执行进攻工农红军的命令；1931年秋被国民党当局解职，并强令他携家眷出国考察。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他毅然回到国内，同年，在湖北省麻城策动旧部进行反蒋起义，但因实力悬殊而失败。

吉鸿昌回到天津，在红楼筹措经费，搜集武器。楼内有一个存放枪支的秘密仓库，从这里把这些枪支运往抗日前线。这所红楼成了我党在天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据点。

1933年春，日本侵略军攻占热河，向河北、察哈尔进犯。4月，吉鸿昌离开天津，前赴张家口。5月，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以国民军旧部为基础在张家口成立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虽然国民党政府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但这支民众抗日部队却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支持下，浴血苦战，屡建奇功。这支部队抗击进犯察哈尔的日、伪军，收复宝昌、沽源、多伦等地，重创日本侵略军。8月，在蒋介石的破坏和威胁下，冯玉祥离开张家口，吉鸿昌、方振武等宣布成立抗日讨贼军，继续在热河一带抗击日、伪和国民党军队的夹攻。后由于寡不敌众，这支抗日队伍于9月份遭到失败，吉鸿昌又回到天津。于是，红楼又成为我党进行秘密活动和地下联络的据点。二楼客厅原有3个门，改为7个门，楼内门门相通间间相连，并在每层都设小间密室，以应付紧急情况。三楼是地下党的秘密印刷室，印刷党内文件和出版抗日刊物《民族战旗》。吉鸿昌于1934年在这所红楼建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被推选为该同盟的主任委员。吉鸿昌将军旧宅

吉鸿昌的革命活动惹恼了国民党反动政府。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离红楼不远的法租界国民饭店遇刺伤臂后被法租界工部局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任应岐军长。后二人被引渡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与任应岐被蒋介石下令枪杀于北平炮局子陆军监狱，吉鸿昌英勇就义时年仅39岁。《吉鸿昌将军与红楼》林放：从未住过一天的旧宅

位于天津市民园体育场西侧的常德道2号，因其欧洲别墅式的独特建筑风格，被天津市人民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命名为林鸿赉旧宅。实际上林鸿赉没有在常德道2号住过一天，其中缘由，就从林鸿赉说起。

林鸿赉（1900—1981），字庶希，浙江宁波人。早年就读于天津新学书院（今17中前身），后考入北平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就读二年后赴美国纽约大学经济系攻读三年。回国后先后在民国政府财政部、海关总署、中国银行任职。新中国成立前，他曾任天津中国银行经理和天津中孚银行经理，在金融业中小有名气，且为人谨慎，处事稳重，故当时在津的一些达官显要，都将其资产存入中孚银行。如清朝宣统皇帝的六叔载洵（人称洵王爷）即将其全部财产委托林鸿赉保管，并将老宅（今浦口道闽侯路小学分校校址）让与林居住。

林鸿赉在1943年，因为冀东抗日游击队调款购买药品之嫌，遭日本宪兵队逮捕，通过重金疏通被保释。1946年，他曾掩护一位我党地下党员进入银行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才知他即是进驻天津中国银行的军管会代表王家祥同志，现已离休居住南宁市）。

常德道2号原是林鸿赉莫逆之交张福运所置的房产。张和林是清华大学的同窗好友，又共同赴美留学，回国一并供职于民国政府财政部。张福运系山东一富家子弟，获美国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受宋子文赏识，又娶李鸿章之嫡孙女李国秦为妻。由于这样的背景，张福运官运亨通，历任民国政府海关总署署长、税务总署署长、全国经济研究室主任等要职。

1932年，李国秦以己之私房钱，让张福运以“谦静堂”名义从英商先农公司购买了前常德道一块地皮，于1935年委托外商乐利工程公司设计建筑了这所欧式风格的别墅。这所红砖青瓦的二层小洋楼在建筑设计布局上颇有特色，上下各有四大间正房。一楼正门门庭为彩色大理石地面，楼上下客厅、饭厅和卧室、书房的墙面周边，都镶嵌有花饰，全楼各房间尺度合宜，比例匀称，给人以宽敞、雅静的感觉。红砖青瓦的外墙，在林木成荫的草坪花园中，显示了别墅的幽雅环境。此宅建成后，张李夫妇只是由沪来津时小住。据说，也曾接待宋子文、孔祥熙来津时一住，而大多时间是空闲的。1947年张福运赴香港前，将常德道2号的房地契交予林鸿赉办理过户赠予手续，作为临别纪念。

林鸿赉虽得此住宅，考虑到当时国民党已日落西山，社会治安极不稳定，且已购置了大理道80号（今天津市文物局文物处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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