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智商：为什么聪明人也会做蠢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加)斯坦诺维奇（Stanovich,K.E.）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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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智商：为什么聪明人也会做蠢事试读：

导读 理性：重新定义人类认知能力

6月23日，端午节后上班第一天，我的面前，是一批精装本图书。它是认知科学家斯坦诺维奇《机器人叛乱》的简体中文版。我是中国第一位拿到该书的读者。当天收到图书后，我立即给期盼已久的师友们快递过去。在随书贺卡上，我激动地手写了如下赠词：《机器人叛乱》来了！继道金斯《自私的基因》后最好看的神作。将剑交给那些能够挥舞它的人，现在，我很高兴将这把剑传递给你——各位追寻理性的师友。它是认知科学与决策科学之剑，也是人类爱与善良之剑！

现在，我同样非常高兴地向各位读者推荐斯坦诺维奇的另一本著作《超越智商》，这一次，我会在给你的贺卡上写道：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成为聪明人意味着要阅读大量图书并掌握大量概念。而在21世纪，聪明人必须掌握的元概念是“理性”。光有智力还不够，还要有理性。这是世界上最好的认知科学家写得最好的一本“理性”著作，它将帮助你理解人类的心智架构，从高智力到高理性。

这才是心理学

为何我会如此激动？这要回到2000年。

彼时，我还是一位心理系本科生，意外读到一本英文著作，思想深邃，通俗易懂。从此，原本细碎庞大的心理学知识难题迎刃而解，我一下子具备了所谓的“心理学思维”。而那本书，就是斯坦诺维奇的成名作How to Think Straight about Psychology。我的心理学研究之路似乎一下子开窍了，以本科生身份发表了十余篇论文，并荣获首届北京市“挑战杯”特等奖。

正如它当年给我带来的震撼，这本神作被翻译成中文，通过不断的口碑传播，很快成为国内多数心理系的入门必读著作，前后出过多个版本，更改过多个书名，从《与众不同的心理学》《对“伪心理学”说不》到现在的《这才是心理学》。相对而言，我个人更喜欢最后一个书名。

几年后，豆瓣诞生，这本书因为写作清晰明快、思想深刻，迎来一轮又一轮豆瓣读者的追捧。截至目前，已有上万豆瓣读者读过此书，无数豆列将其作为心理学入门必读读物。

时间很快到了2010年。此时，我正准备写一本关于学习与心智成长的认知科学普及读物，于是开始寻找相应的学术体系。偶然之间，我发现世界上有一批极客，天天在讨论如何让自己变得更聪明。而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提及一本书，甚至有读者一章一章去写它的读后感。

当我看到作者是斯坦诺维奇时，立即买来了英文版。这就是各位读者现在手上这本书的英文原版：What Intelligence Tests Miss。读完后，大吃一惊，我明白了，斯坦诺维奇的体系就是我在苦苦寻找的。

芒格曾经说过：“如果你想成为理性的思想者，必须培养出跨越常规学科疆域的头脑。”那么，当跳出常规学科后，你就来到了一个野兽乐园。这是一个危险的世界，正如斯坦诺维奇所言：“聪明的人只有在被告知要如何做的情况下，才会表现优异。”现在，没人来告知你该如何去做。这恰巧是多数寻求智慧的求知者经常面临的情况：这是一个极不确定并高度复杂的世界。黑暗路上，谁是那盏伴我前进的温暖小灯？

当我意识到斯坦诺维奇的理性心理学体系就是我在苦苦寻觅的“真理之灯”时，我注意到那时国内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关注到斯坦诺维奇如何重新定义人类认知能力，我决定将其系列著作引入中国，这就是斯坦诺维奇的理性时代三部曲：《机器人叛乱》《超越智商》与《理性与反省心智》。严复曾在1895年写道：“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民智强，则国家强；民智弱，则民族亡。”然而百余年后，每个有见解的中国人对当今国人的理性程度仍不乐观。与其再打理性争辩的口水仗，不如理解理性背后的认知科学。

现在，是时候，让理性之灯，照亮更多国人寻求智慧之路。

思考，快与慢

岁月漫漫，十年时光，我从青涩的心理系学生成长为斯坦诺维奇著作的引入者，怎能不激动。

那么，斯坦诺维奇究竟说了一个什么新故事呢？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恰逢高考志愿填报期。就像高考成绩一样，智力测验成绩构成了绝大多数人评定聪明程度的一个指标。当我们说这人智商真高时，我们在假定，他是一位聪明人。然而，无论是专业的智力测验成绩还是智力测验的变种——高考，都难以反映一个人的真实认知能力。魏坤琳老师还特意发了一条微博，为高考学生加油：高考就是考砸了，也无损你在人生大道上前行。我在人生跑道旁，为你们鼓掌、加油。by魏坤琳，一个曾经的高考失败者。

大家都笑了。国人心目中的最强大脑科学男神怎么能算是一名高考失败者呢？当我们长大后，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智力测验成绩及高考成绩的好坏跟一个人的成功关系不大。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反面例子，高考状元，一事无成；聪明人，碌碌无为。所以民间才有了所谓的“聪明人做傻事”的说法。

斯坦诺维奇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既然“聪明人”会做“傻事”，那么就意味着认知科学对“聪明”的界定出了问题。因此，早在1989年，他参照学习障碍（那些智力测验正常，却学习成绩低下的人）的概念，发明了一个新的词汇：理性障碍（dysrationalia），用于描述那类智力测验正常，但思维能力低于人类正常水准的人群。正如书中所写：什么是理性障碍？布什的认知缺陷没有影响到他在智力测验上的表现，但是削弱了他做出理性决策的能力。这些认知缺陷，是“理性障碍”（类比“阅读障碍”（dyslexia））的根源。我于20世纪90年代创造了这个词，用以引起人们关注智力测验的不足之处。我把理性障碍定义为，尽管具有足够智力，却缺乏理性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因此，总统并非不聪明，而是很可能患有理性障碍。

学术界的奇妙就在这里。高手过招，相互激发。“理性障碍”作为斯坦诺维奇所言的“模因”，又引出了一连串的新模因。首先是理性障碍概念启发了哈佛大学认知科学家帕金斯提出“心智程序”（mindware）概念。1995年，帕金斯注意到理性障碍的普遍存在，因此在著作《出类拔萃的IQ》第1章中引用斯坦诺维奇发明的词汇“理性障碍”来呼唤人们重视反省智力。为了解释人们如何提高反省智力，帕金斯发明了一个新词汇——心智程序，用来形容那些安插在人们大脑中的程序。我们要抵制那些坏软件，安装好软件。

结果，心智程序概念反过来启发斯坦诺维奇提出人类心智架构的“双过程理论”。他与英国认知科学家埃文斯审查了大量认知科学、神经科学与心理科学文献，注意到，无论是齐瓦·孔达在社会心理学领域提出的冷认知、暖认知，还是雷伯在教育心理学领域提出的内隐学习、外显学习，还是埃文斯在推理心理学领域提出的进程1、进程2，都在阐述人类大脑的运作可以区分为两种不同的认知过程。

因此，在2000年左右，斯坦诺维奇首先提出了“双系统理论”（dual-system），他认为人类的心智加工存在系统1、系统2两个不同过程。斯坦诺维奇的“双系统理论”又启发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认知心理学家卡尼曼。卡尼曼不仅在诺奖演讲中提及斯坦诺维奇的贡献，还将斯坦诺维奇与埃文斯提出的这一理论作为其2011年出版图书《思考，快与慢》的标题与图书架构。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中写道：基思·斯坦诺维奇与其长期合作者理查德·韦斯特（Richard West）首先提出了系统1和系统2这两个术语（他们现在更喜欢将其称为第1类型过程和第2类型过程）。斯坦诺维奇和他的同事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来研究不同个体面对各种问题时的不同反应，这也是本书所关注的问题。他们用多种不同的方式问受试者同一个基本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判断成见的影响？斯坦诺维奇在《理性与反省心智》（Rationality and Reflective Mind）一书中阐明了他的观点，对书中相关章节的主题进行了大胆而独到的论述。他对系统2的两个部分做了明确区分，这一区分十分明显，斯坦诺维奇称其为泾渭分明的两种“思维”。其中一种思维（他称其为算法）负责的是慢思考和要求很高的计算活动。有些人在这些脑力活动中比他人做得更好，他们在智力测验中超越他人，并且在从一项任务转换到另一项任务上时，他们往往更快、更高效。不过，斯坦诺维奇认为，高智商并不能消除成见。要想消除成见，还需具备另一种能力，他称其为理性。斯坦诺维奇对理性之人的定义和我之前说到的“勤快人”有相似之处。他的核心观点是我们应当将理性和智力区分开来。在他看来，肤浅的或者惰性思考是一个反思缺陷，是一个理性错误。这是个引人注目且发人深省的想法。为了论证自己的想法，斯坦诺维奇和他的同事们发现，在某种情况下，球拍和球的问题以及其他此类问题比传统的智力测验（比如智商测试）更能反映出我们对认知错误的敏感度。关于智力和理性之间的区别是否会引出更多的新发现，时间最终会告知我们答案。《思考，快与慢》的不少中国读者没有注意到这段话，甚至部分读者以为双系统理论是卡尼曼的贡献，其实不然。它来自斯坦诺维奇与埃文斯。尤其是英国认知科学家埃文斯，少为人知。但是实际上，他才是最初原创者，早在1989年，埃文斯便发表了相关的论文与著述。

正如卡尼曼上文中提及的肯定被人忽略的要点：“他们现在更喜欢将其称为第1类型过程和第2类型过程。”近些年来，斯坦诺维奇与埃文斯等合作的论文，否定了通过卡尼曼畅销书《思考，快与慢》的宣传而广为人知的“双系统理论”，而更倾向于使用“双过程理论”（dual-process）描述人类大脑工作的两种不同进程。为什么要否定自己提出的双系统呢？因为系统1、系统2的区分，容易使读者造成一个错觉，以为人们的大脑真的存在两种不同的生理区域。然而，它们仅仅是加工机制而已，所以斯坦诺维奇现在更倾向于使用进程1（Type 1Process）、进程2（Type 2Process）来描述我们人类大1脑存在的两个进程：快与慢。·在快的心智处理进程，我们调用的认知资源非常少，像个猛张飞。猛张飞常常情绪化，依赖直觉，见多识广又很会联想，擅长编故事，经常下意识做出反应，但很容易被骗，以为亲眼所见就是事情全貌，任由损失厌恶和乐观偏见之类的错觉引导我们做出错误的选择。·在慢的心智处理进程，我们想得多一些，调用的认知资源也更多，像个诸葛亮。诸葛亮动作比较慢、擅长逻辑分析，猛张飞搞不定的问题，都丢给他来处理。他虽然不易出错却很懒惰，经常走捷径，直接采纳猛张飞的判断结果。

这，就是斯坦诺维奇提出的人类心智“双过程理论”（见表0-1）。表0-1

自主心智、算法心智与反省心智

卡尼曼问道：“关于智力和理性之间的区别是否会引出更多的新发现，时间最终会告知我们答案。”这个答案已在斯坦诺维奇的理性三部曲中揭晓。

它就是斯坦诺维奇提出的人类心智的“三重心智模型”。

1.自主心智

正如前文所述，我们知道可以将人类的心智区分为进程1、进程2两种。斯坦诺维奇将进程1称为自主心智（autonomous mind），自主心智是我们通过进化与内隐学习习得。比如，我们看到蛇就会害怕，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对女性的择偶偏好存在一致规律，这都是因为我们虽然生活在互联网时代，但我们的大脑来自石器时代。

除了来自进化习得的适应性组块，自主心智还包括情感化反应、学习习得的自动化反应与条件化反应等。举个例子，一旦学会骑自行车，就终身难忘，变为本能，这就是后天习得的自动化反应。

2.算法心智

进程2是传统智力研究重心。它与进程1最大的区别是需要工作记忆介入。什么是工作记忆？你可以将人类大脑想象为一个简化的输入输出装置。制约这个装置输入输出速率的是工作记忆，它是人类所有能力，包括阅读速度、记忆、注意、执行功能的瓶颈。这个瓶颈受制于人类进化早期出现的前额皮层。因为工作记忆的瓶颈，导致进程2是个“慢慢想，仔细计算”的过程。

在智力研究领域，目前集大成的是1997年诞生、影响至今的CHC理论，强调一般智力（G因素）的重要性，将人的智力分为流体智力与晶体智力两种。流体智力更多受制于先天习得因素，包括记忆、处理速度、逻辑推理等核心能力；晶体智力则来自后天习得，如语言能力。其中最核心的智力元素是一般流体智力，也就是智力研究者常常称呼的大G。斯坦诺维奇将传统智力，尤其是与一般流体智力相关的认知操作过程定义为算法心智：“维持认知去耦化是流体智力的重要机制。”

试看一位女士不幸死亡的例子：

场景1：一位女性沿着海边悬崖散步，她试图爬上一块巨石，然而她所爬的并不是石头，而是一道深渊的边缘，她不小心跌落巨石而死。

这位女士不幸死亡，在认知科学家看来，是由于她的算法心智出问题了，计算失误。

3.反省心智

然而，问题来了。进程2仅仅包括流体智力与晶体智力吗？答案是，否。基于上述例子，继续来看：

场景2：一位女士试图自杀，飞身跃下海边悬崖，撞到海边巨石而死。

显然，在场景2中，这位女士的算法心智工作正常，她准确地知道自己跟悬崖的关系，也准确地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那么，她为什么还会做这类非理性行为呢？我们不得而知。既然聪明人会做傻事，那么就意味着我们需要进一步厘清进程2，需要将理性从进程2中剥离出来，独立于传统意义上的智力。不仅仅是这位我们假设的女士会采取非理性行为，试看以下一个经典例子：琳达31岁，单身，性格外向，哲学毕业。在学校期间关心歧视和社会公正问题，参加过反核武器抗议示威活动。那么，她可能是？选项有以下两个：A.她既是银行职员又是个女权主义者。B.她是个银行职员。

当询问琳达更有可能是哪一种人时，结果表明，绝大部分人认为她更像A。虽然选项A出现的概率要比选项B出现的概率小得多。不过人们似乎认为A是对琳达更自然的描述，更像她的代表性特征。

这就是来自卡尼曼的经典实验“琳达问题”。多数人在这样的问题上，都会回答错误，只有少数回答正确，而这跟他们的智力测验成绩无关。同样，认知科学研究发现大量类似“琳达问题”这样的认知偏差。试看另一个经典例子：杰克正看着安妮，而安妮正看着乔治。杰克已婚，乔治未婚。请问是否有一位已婚人士正看着一位未婚人士？A.是。B.不是。C.无法确定。

你会选择哪个答案？A、B还是C？如果你选择的是C，恭喜你！你是正常的人类。一定会选错的那批人。研究表明，大约有80%的人会选C。最后，再看一个类似例子：球和球拍的总价是1.1美元，已知球拍比球贵1美元。请问球的价格是多少？

如果你脱口而出的答案是0.1美元，恭喜你，你又一次答错了！而上述题目，研究者发现，即使是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顶尖学府的学生，都会答错。大脑总是个认知吝啬鬼，能省就省。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将进程2继续拆分为算法心智与反省心智。除了那类偏计算的算法心智外，斯坦诺维奇将这类对人类心智过程进行监控、帮助执行决策与判断的人类心智加工过程称为反省心智（reflective mind）。

斯坦诺维奇注意到传统智力理论作为考察人类认知能力的理论，缺失了两种人类心智运作机制：自主心智与反省心智。因此，斯坦诺维奇重新定义人类的认知能力，将其分成自主心智、算法心智与反省心智三种。这就是斯坦诺维奇的三重心智模型。其中：·自主心智来自进程1，同时受到进化与内隐学习影响，比如看到蛇就会害怕，或者学会骑自行车后不再需要思考。·算法心智与反省心智来自进程2。算法心智就是传统意义上智力测验考察的能力，比如记忆、处理速度、逻辑推理等。·反省心智主要指对人类心智过程进行监控，帮助执行决策与判断，如行为经济学关心的非理性偏差等。

具体如图0-1所示。图0-1

流体理性与晶体理性

那么，理性是否可以习得？

斯坦诺维奇的答案坚定不移：理性可以习得，甚至比智力更容易习得。

仿照智力领域的CHC理论，既然我们可以将人的智力分成流体智力与晶体智力两种，那么同样地，我们可以将人的理性分为流体理性（fluid rationality）与晶体理性（crystallized rationality）两种。

其中流体理性指更多人类大脑早期习得的模式，比如人人都是认知吝啬鬼；晶体理性更多关乎后天习得的能够增进理性的知识，比如概率知识会有助于增进我们的理性。斯坦诺维奇整理了人类最重要的13个流体理性，具体如下。①认知吝啬鬼；②避免自我中心偏见与准确的自我评估；③决策时缺少上下文（框架效应与锚定效应）；④信念灵活性：积极的开放性思维；⑤信仰理性与真理；⑥倾向于寻求信息、享受思考与充分处理信息；⑦客观的推理风格；⑧对矛盾的敏感：倾向于寻求信念与判断之间的一致性；⑨自我效能感；⑩审慎贴现未来（双曲线贴现）；自我控制的技能；良好控制情绪调节；情绪调节对奖励。

既然我们的大脑会安装各种各样的心智程序，那么，有好的心智程序，也有坏的心智程序。斯坦诺维奇将能够促进人类理性的称为晶体理性促进剂（crystallized facilitators），主要包括5大类知识：①概率推理，如明白基线概率；②决策科学知识，如明白决策偏好；③科学推理知识，如明白自变量、因变量与控制变量，会区分相关与因果的不同等；④逻辑的一致性与有效性的规则，如明白证伪、证据的不同层级、个人经验作为证据的不足等；⑤经济思维，如明白什么是机会成本、沉没成本，什么是指数增长。

将世界最聪明的头脑汇聚在一个房间中的Edge，曾经提过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有无数能够增进人们心智能力的科学概念，普通人最应掌握的是什么？答：双盲实验。《自私的基因》作者道金斯如是回答，你只需要理解其原则，领悟到为什么有必要这么做，就能感受到其优美。在这些晶体理性促进剂中，或许双盲实验是最重要的，如果每个学校都教学生做，那么会提高我们抵制坏的心智程序的能力。

同样，那些阻碍我们人类理性的心智程序，斯坦诺维奇则将其称为晶体理性抑制剂（crystallized inhibitors），主要包括8大类知识：①信仰超自然与迷信；②信仰直觉；③过度依赖民间智慧与民间心理学；④信仰“特殊”的专业知识；⑤金融误解；⑥屡教不改的反思（过度自信自己的反思能力）；⑦个人信念功能失调；⑧自我鼓励自我中心。

怎样才能避免大脑中被安装上这些坏的心智程序，斯坦诺维奇认为我们需要遵从以下几个规则。（1）避免安装可能对你（宿主）产生生理伤害的心智程序，比如自残；（2）关注影响你目标的心智程序，确保它不妨碍目标选择的多样性，比如让你只相信它的思想；（3）关注同认识世界相关的信念和模型，努力只安装正确的心智程序，也就是真实反映世界的心智程序，比如不选择过激的价值观；（4）避免拒绝对自身进行评估的心智程序，比如神秘主义色彩的思想。

可以说，斯坦诺维奇将人类对理性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准。甚至不夸张地说，他的理性三部曲著作秒杀其他一切行为经济学著作，将传统行为经济学辐射的50来种认知偏差，重新归类、编织为三类，用来指涉人们的理性思维水准高下，从而为我们提高理性提供了一条清晰可循的路径。斯坦诺维奇在编制一个全新的、类似智力测验的理商测验，可惜至今为止，还没编制完毕，大约2016年将完成此项工作。安人心智团队则在编制一个理商测验的中文版。

如果一个人有两个大脑

那么，提高人类理性的意义何在？我们可以来玩一个思想实验。

在前文中，我们指出人类工作记忆作为大脑信息处理的瓶颈，制约了人们的记忆、注意等事情。因此，研究大脑的科学家之间有个玩笑：如果神灯只能增进你的一种能力，那么就请灯神将你的工作记忆能力提高一倍。然而，如果你的工作记忆真的提高一倍，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吗？

不会。

当我们人类的智力，比如工作记忆、注意力提高了几倍，变得更强，这个世界并不会变得更好，因为如果一个人有两个大脑——

那么，它只会加倍愚蠢。

当你的能力提高了一倍，那时如果你不具备理性思维，你犯错的概率也将伴随增加，给人类造成的社会危害也越大。正如常常为纳粹辩护、高呼希特勒万岁的海德格尔，他是举世闻名的思想家；又如精通文字的著名诗人庞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专注于通过意大利广播为法西斯宣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纽伦堡大审判，绝大多数纳粹战犯的智商高于125分，最终策划大屠杀的14人中，有8人拥有博士学位。

这就是认知科学历史上著名的IQ之辩。认知心理学家乔纳森·巴伦（Jonathan Baron）在1985年的著作中介绍了上述思想实验。巴伦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能给每个人服用一种无害的、又能增加他们的算法心智的药，结果会怎样呢？从人类幸福感角度来看，发生戏剧性变化的可能性很小。你不可能在服药后的第2天就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愿望，很可能依然重复昨日的事情，只不过效率更高。

通过上述思想实验，可以再次强调：“如果一个人有两个大脑——那么，它只会加倍愚蠢。”荷兰学者范博克塞尔甚至整理了一本图书，叫作《痴愚百科全书》，记录了人类生活中各式各样的痴愚。

对于身处信息大爆炸时代的人类来说，理性更具备非凡意义。随着进化心理学的流行，人们普遍意识到我们携带着石器时代大脑生活在互联网时代。不过，人们并没有普遍意识到，大脑刻下3个历史时期印记，分别是：·A周期：数百万年，从600万年前人类与猿人分离后到200万年的更新世；·B周期：数万年，符号语言诞生后到现代科学诞生前夕的数万年；·C周期：数百年，近代科学诞生后的数百年。

在不同历史周期，人类各种认知能力发育不平衡。在A周期，选择贫乏、忙于狩猎的男人与忙于采集的女人，需要大幅度改善视觉听觉与记忆，调整身体各个部位，比如让喉咙处于咽部下方，为语言诞生做好准备，此时更多习得与强调记忆、注意力等智力元素。在B周期，我们选择权多了一点，此时已诞生符号语言，主要习得与强调经验和学习。有的人作为奴隶或佃农，通过积累捕猎、种地等经验，扩大生存权；有的人则拥有丰富的文字能力与特殊专长，伴随而来的是相应的生存特权。在C周期，身处信息爆炸时代，新学科层出不穷，需要更频繁地从一个领域切换到另一个领域，此时，反省心智隆重登场，即使是普通大众，也需要提升理性。

小结

河岸边上，树木交错；花草覆盖，鸟鸣林间；昆虫畅快飞舞，蠕虫缓缓爬过湿润的土地。生命以此观之，何其壮哉！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如是结尾。人之为人，正是因为我们同时具备一颗三心二意的大脑：自主心智、算法心智与反省心智。你，我，你我的祖先，一代又一代行走在理性崖边的钢丝绳上。那些人类中的最杰出人士，总在让整个人类的理性多一点点。

感谢你，斯坦诺维奇。

记忆犹新，欢乐忧愁，人生舞台，理性相随。祝福你，亲爱的读者。阳志平，安人心智科学总监&开智微播出品人2015-6-29微博：@阳志平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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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金融业的朋友告诉我，2015年6月的中国股市将会被载入史册，急涨急跌的大盘指数划出了一条锐利的深V线，如一把尖刀，刺入无数股市投资者的心尖儿。我不炒股，但最近总是能及时得知股票市场动向，随手一刷朋友圈微信群，就有各种“股评专家”大谈市场形势。有那么一段时间，好像所有人都在躺着赚钱。设计师、公司白领、生物学家、公务员、大学生……各行各业的朋友都不甘落后地持币入市。在大家信心满满准备拥抱财富升值时，却迎来了超越想象力的下挫。

股票市场不可能人人盈利，长期盈利的投资者只占股民中很小的一部分，大多数股民都会亏损。这一观点算是常识，相信大家对此不会有异议。再者，所有股民都是抱着“我能盈利”的信念买入股票的，没有人在预见到自己定会亏损的情况下依然投资入市。为什么毫无操盘经验、缺乏金融知识的广大股民会自信地认为自己会是赚钱的“少数人”呢？是他们笨吗？不。脑筋转得不够快的人们压根儿不会想到要去炒股票。开户入市的大多是可以看懂各种趋势图、脑瓜灵活、觉得自己可以跑赢大盘的聪明人。

那么，为什么这些聪明人甘心把自己置身于极高的亏损风险中呢？

门萨俱乐部是世界上最古老、规模最大的高智商人群社团。几年前，加拿大门萨俱乐部的一份调查表明，俱乐部成员中有44%的人相信占星术、51%的人相信生命节奏、56%的人相信有外星访客。据说门萨俱乐部成员的平均智商有148，1965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理查德·费曼教授的智商也不过只有120。

为什么这些聪明绝顶的人会信服毫无实证支持的观念呢？

如果询问正在孕育新生命的父母：“你希望宝宝出生后具有哪些特质呢？”“健康、聪明”是最受欢迎的答案。健康是一个很容易定义的概念，儿科医生可以用各种精确的数字指标对“健康”二字进行量化评估。那么，聪明是什么呢？符合什么样的条件的人可以被称得上是“聪明人”呢？稍懂心理学常识的人会说：“用智力测验测IQ呀，IQ高的人就是聪明人！”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智力、智商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大众已将高智商与事业成功、生活顺利之间划上了约等号。风靡一时的“情商”概念之所以引起巨大轰动，很大程度是因为人们对智商的超高认可度，从没想到智商并不等于人类智慧的全部。然而，近些年频发的名牌高校大学生、硕士、博士生活不顺意甚至违法犯罪的新闻，让家长们心生困惑，难道聪明伶俐、入读名校不是相当于获得了人生幸福的保险券吗？

为什么这些聪明的孩子没有过上幸福的生活呢？

为什么聪明人也做蠢事？也许存在多种答案。斯坦诺维奇在本书中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理性。如果把人比喻成一辆汽车，智商好比是汽车的行驶速度，而理性则决定了行驶的方向。速度与方向，孰重孰轻？在错误的方向上急速飞驰，最终只会距离目的地渐行渐远。然而，深入人心的智力测验全然没有对理性进行评估，高智商并不等于高理性，所以“聪明人”做蠢事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

好消息是，斯坦诺维奇通过一系列的研究表明，理性是可以通过后天学习而得到提升的，如何学习呢？本书就是一本绝佳的入门读物。希望读罢此书的各位读者都可以成为更为理性的聪明人，能够做出盈利更多的投资决策、制定出更利于晚年幸福的养老计划、养育出更幸福的子女……

感谢安人心智科学总监阳志平的卓越洞见，将斯坦诺维奇的理性三部曲引进国内。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得到了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邹慧颖编辑及其同事的支持，感谢你们对我“计划谬误”（详见本书第8章）的包容。本书前两章由黄子威翻译，张斌校译；卢诵典对后三章的翻译亦有贡献，一并感谢。感谢何婧、尤艺虹、张叶涵、陈琼环、阿纪对初稿的精心校对。感谢吴宝沛老师对模因相关章节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最后，感谢聪哥的陪伴，帮我消化焦虑。

翻译过程虽竭尽全力，但因时间和水平有限，难免有词不达意之处。不当之处敬祈批评指正。张斌2015年6月30日

序言

2002年，普林斯顿大学的认知科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凭借与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1996年去世）合作完成的一系列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消息一经从瑞典皇家科学院传出，人们的关注点迅速聚焦于他们在“人类判断与决策的分析”领域的工作。卡尼曼的研究发现了“背离概率基本原则的启发式思维捷径对人类决策过程的影响。他们的研究激发了一大批经济和金融学者从认知心理学的视角对人类内在动机进行研究，丰富了经济学理论”。

简而言之，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研究了人类如何做出选择以及如何进行概率评估，并揭示了人类决策时常犯的典型谬误。心理学领域很多高引用、高影响力的论文都来自卡尼曼的课题组，他最终捧得诺贝尔奖可谓实至名归。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工作之所以具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力，原因之一在于他们的研究解决了有关人类理性的深层次问题。诚如诺贝尔颁奖词所说：“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发现了人们在不确定情境中如何进行决策，颠覆了传统经济学理论的人类理性假设。”二人发现的思维谬误并非是在玩室内益智游戏时所犯的小错误。所谓理性，意味着为了达成人生目标所采取的最佳方式。个体若违反了经卡尼曼和特沃斯基验证的思维规则，所带来的直接实际后果就是生活不如意，错失本应取得的人生成就。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等人研究了人类的基本认知结构为何会让人容易在判断和决策上面犯错误。不过，容易犯错并不意味着一定会犯错。每个人都可以压制自己犯推理错误的倾向，做出理性行为，人们并非一定会深陷于犯错的泥潭无法自拔。更为重要的是，个人判断和决策的错误倾向其实是存在系统化差异的。我的研究团队就致力于探索能够预测个体差异的诸多因素。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发现个体的判断和决策能力存在系统的个体差异，这意味着与理性相关的人类认知属性也存在着个体差异，即人们达成人生目标的效率有所不同。然而，十分奇怪的是，智力测验（或是它的衍生品，比如美国的学术能力评估测验）并没有评估这些重要的思维认知属性。之所以说这种现象奇怪，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多数非心理学专业人士认为，智力测验评估的是一个人“善于思考”（good thinking）的程度。科学家和外行普遍认为，所谓“善于思考”包括明智的判断和决策，而明智的判断有助于个人实现目标。事实上，“善于思考”是非常重要的认知属性，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对“善于思考”的研究甚至得到了诺贝尔奖的认可，但在广为流传的智力测验中却没有找到评估“善于思考”的影子。

第二个原因，当人们（包括专家和外行）谈及“智力”二字时，普遍认为智力的概念内涵包括理性。例如，很多智力概念都包含“适应性决策”（adaptive decision making）。适应性决策是理性的精华所在，但是，现行的智力测量工具与理性决策测量却没有丝毫联系。上述两个原因导致一些令人费解的现象，比如，“聪明人也会做蠢事”。如果考虑到人们测量评估智力的方式，这种现象就很容易理解了。如果“聪明”意味着智力测验分数高，“蠢事”指糟糕的决策，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显而易见：智力测验没有评估适应性决策能力。如果你因“智商高却做蠢事”现象而感到惊讶，就说明你骨子里默认所有优秀的心理属性都伴随着高智商一起出现。比如说，理性思维一定与高智商共存。不过，学者们的研究结果不断对这个假设提出质疑。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研究发现，理性思维技能与智力测验成绩之间只有小到中等强度的相关性。这种低相关性不足为奇，因为智力测验压根儿没有对理性思维技能进行评估。

在本书中，我将重点讨论智力测验中是否应该同时测量理性。判断和决策技巧，即理性思维能力，其重要性至少与智力测验所评估的那些认知属性不相上下。与智力相似，理性思维技能也关系到现实生活中目标的达成。但是，整个社会对理性的重视程度极为不足，既没有开设相关的教学课程，也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我们一直在使用智力测验的衍生品作为教育机构的选材工具，从学前班到研究生入学考试都是如此。不仅如此，公司和军队也相当重视智商类评估工具。人们在智力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努力（提高智力、赞扬高智商、为低智商而担忧等），但是，如果忽视了另一类能够带来同等社会后果的心理技能，在智力方面投入再多的精力也无济于事。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所研究的思维技能，可转化为直接影响人类幸福和主观满意度的行为，他们与智力测验所评估的认知技能同样重要。作为一种认知功能评估工具，智力测验极为不完整。鉴于智力测验的影响力，它为心理学家和外行界定了何为重要的认知特征，毋庸置疑，现行智力测验所评估的能力固然重要，但是，它也将很多重要能力划出了其测量范围。在这里，我们暂且不去寻找那些在非认知领域被智力测验落下的重要能力，比如情绪智力或是社会智力，那样对智力测验未免太过苛责。单单在认知领域中看，智力测验缺失了对判断和决策技能的评估部分，而这些正是理性思维和行为的认知基础。

这本书深入讨论了行为科学领域中极具讽刺意味的一桩历史性事件带来的科学和社会性后果，即获得诺贝尔奖认可的认知特征，却被行为科学领域最广为人知的心理评估工具——智力测验完全忽视了。

致谢

这本书的撰写欠下了很多智力债，这一点从书末引用的大量参考文献可见一斑。尽管无法一一致谢，但我还是希望借此机会感谢对我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几位学者。几十年前，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的研究激发了我对“理性思维任务”这一当时新兴研究领域的兴趣。之后，在乔纳森·埃文斯（Jonathan Evans）和大卫·奥韦尔（David Over）的研究激励下，我有幸对双重加工理论做出了些许原创性贡献。一直以来，我非常钦佩乔纳森·巴伦使用启发法和偏差研究对公共政策事务进行的分析与阐释，亦感谢大卫·帕金斯（David Perkins）提出了“心智程序”（mindware）的概念，我在本书中多次使用了这一概念。罗伯特·斯滕伯格（Robert Sternberg）的研究对我在认知功能个体差异问题上的立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书中有好几个章节的核心观点都受到了斯滕伯格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启发。虽然我们在某些观点上存在分歧，不过，我非常感激于他在智力结构领域多年的不懈探索，并于十几年前愿意将我所提出的理性障碍概念融入他的理论中。

感谢我的代理人苏珊·阿雷拉诺（Susan Arellano）的耐心，她帮助我确定了本书的主题。在她的鼎力协助下，我得以确定本书的主题和分论点。感谢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基思·康登（Keith Condon）对本书所倾注的热情，并就本书结构提出了重要建议。感谢苏珊·莱蒂（Susan Laity）对稿件的编辑，以及凯瑟琳·朔伊尔（Katherine Scheuer）完成了优秀的修改编辑工作。

本书是在若干个风光俊美的地方完成的，包括：我那可以俯瞰多伦多市中心和安大略湖的九楼办公室；可以远眺大西洋的康沃尔圣艾夫斯；毗邻太平洋的俄勒冈海岸。在写作过程中，我有幸得到两位挚友亲朋的相伴，他们是理查德·韦斯特（Richard West）和葆拉·斯坦诺维奇（Paula Stanovich）。理查德与我共事30余年，他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不断给予各种反馈。葆拉是本书背后的明星，正因她悉心打点好我们的生活，才使得本书的出版成为可能。

杜伦大学的大卫·奥韦尔、约克大学的玛吉·托普莱克（Maggie Toplak）以及一名匿名评审人阅读了书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建议。感谢三场学术会议让我有机会详细地报告我的观点，它们是：在英国杜伦召开的第四届国际思维大会；由乔纳森·埃文斯和基思·弗兰克斯（Keith Frankish）于英国剑桥组织召开的推理与理性的双重加工理论研讨会；由蒂姆·威尔逊（Tim Wilson）和乔纳森·埃文斯于弗吉尼亚大学组织召开的双重加工理论工作坊。

在本书撰写期间，我所在学校的系主任珍妮特·艾斯汀顿（Janet Astington）和艾斯特·杰瓦（Esther Geva），院长迈克·富兰（Michael Fullan）和简·加斯克尔（Jane Gaskell）为本书提供了诸多行政事务方面的支持。商务文员玛丽·马尔西（Mary Marci）和我的秘书黛安娜·鲁宾逊（Diana Robinson）、马里萨·弗莱雷（Marisa Freire）的努力工作满足了我在技术和后勤方面的需求。本书中讨论的很多实证研究得到了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委员会的支持。玛丽莲·可拓依（Marilyn Kertoy）和安妮·坎宁安（Anne Cunningham）一直担当我私人智囊团的角色。

在斯坦诺维奇-韦斯特实验室（多伦多大学和詹姆斯-麦迪逊大学的联合实验室）过去10年中学习工作过的多数成员都为本书做出了卓越贡献，其中的佼佼者已顺利开始了他们的博士后生涯，他们是卡罗琳·霍（Caroline Ho）、罗宾·麦克弗森（Robyn MacPherson）、沃尔特·萨（Walter Sá）和玛吉·托普莱克。我还要感谢玛丽亚·格鲁尼沃尔德（Maria Grunewald）、卡罗尔·凯利（Carol Kelly）、朱迪·考吉斯（Judi Kokis）、埃莉诺·刘（Eleanor Liu）、鲁思·梅泽夫（Ruth Meserve）、劳拉·佩奇（Laura Page）、乔治·波特沃罗沃兹（George Potworowski）、贾森·里斯（Jason Riis）、雷切尔·赖尔森（Rachel Ryerson）、罗宾·西德胡（Robin Sidhu）、罗恩·斯特林格（Ron Stringer）、丽贝卡·韦尔斯-乔普林（Rebecca Wells-Jopling）和琼·沃尔弗斯（Joan Wolforth）。

第一部分 理性之心

第1章 乔治·布什的心智：有关智力测验缺失什么的线索

多年来，关于乔治W.布什的智力高低一直存在争议。他的不少反对者似乎从不疲于指出他的心理缺陷。总统用语杂糅、措辞不当（“现在有太多的好医生失业，有太多的妇产科医生没法对全国的妇女施行他们的爱。——2004年9月6日”），以及对众多问题缺乏了解，都被他的反对者当作把柄，证明他真是智力低下。就算是其支持者做出的辩解，也常有意无意地同意这个观点，说他虽“学业聪明”（school smart）不够，但用“街头智慧”（street smart）补足。因此，当总统多年来大学考试成绩以及三军资格测验分数被转换为智商分数后，让不少人大跌眼镜。总统的智商在120左右——用同一个公式去转换其2004年总统竞选的对手约翰·克里（John Kerry）年少时的考试成绩，结果与此不相上下。

这个结果使很多总统的批评者（以及支持者）大为吃惊，而我作为一名研究认知能力个体差异的科学家，却丝毫不感到意外。几乎所有对总统的认知能力发表过评论的人，都认为布什的思维能力多少有点不尽如人意，这其中包括过去为他撰写演讲稿的戴维·弗鲁姆（David Frum），他可是布什的忠实拥趸。这些批评者的错误在于，他们假定所有的智力缺陷都能从低智商分数上体现出来。

尽管弗鲁姆对总统的描述总体而言算是积极，但还是提到“他不太有耐心，容易动怒；有时说话没有经过仔细考虑，非常武断；对事物缺乏好奇心，常表现得一问三不知”。保守派评论家乔治·威尔同意上述说法，提到总统在任命最高法院法官时“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对诠释宪法的对立观点做出明智的判断”。

简而言之，大家都同意布什总统的思维多少有点问题：怠于思考、缺乏认知弹性、闭合需要、信念固着、确信偏差、过度自信以及对前后矛盾不敏感。这些都是心理学家研究过，且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测量的认知特征。另外，这些特征也是智力测验没有触及的思维风格的典型例证。因此，一个人有上述各种认知缺陷，与此同时仍有着相对较高的智商，两者同时出现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布什的认知缺陷虽没有影响到他在智力测验上的表现，但是削弱了他做出理性决策的能力。这些认知缺陷是“理性障碍”（dysrationalia，类比“阅读障碍”，dyslexia）的根源。我于20世纪90年代造了这个词，用以引起人们去注意智力测验的不足。我把理性障碍定义为：尽管具有足够的智力，却缺乏理性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因此，总统并非不聪明，而是很可能患有理性障碍。

总统先生并非个案。许多智力在平均值以上的聪明人，都表现出了理性思考或行为的系统性缺失。人们或多或少会表现出一些理性障碍的原因是：我们因种种缘由，过于看重智力测验所测量的那些思考能力，而看轻其他至关重要的认知机能，比如理性思考的能力。

虽然很多人说，理性思考能力是高智力的标志性特征，然而，标准智力测验却没有评估认知科学家所定义的理性思考。理性思考，意味着树立恰当的目标，基于目标和信念采取恰当的行动，以及持有与可得证据相符合的信念。虽然智力测验评估了人们在面对使人分心的事物时，专注于当前目标的能力，然而，它并没有测量人们是否具有制定理性目标的能力倾向。类似地，智力测验评估了个体将信念储存于短时记忆，并对其进行操控的能力，却完全没有评估个体根据已有证据形成理性信念的能力。再者，也是相似的逻辑，智力测验能够测量个体加工给定信息的有效性，但却没有评估个体在自然环境中收集信息时是不是一个好的信息评估者。

考虑到智力测验只能测量到人们所需思维能力的一小部分，它们所拥有的权力着实让人惊叹。在很大程度上，智力测验决定着数百万美国人的学术和职业生涯。尽管大学招生办不敢公开承认，但是，他们所依靠的指标只不过是智商分数的替代物。SAT曾多次改名（从学术成就测验，到学术能力测验，再到学术评估测验，到最后仅简单地采用字母SAT），但无论怎么改，都意在掩饰一个基本事实——它是智力测验的替身。法学院、商学院和医学院的状况都与之相似，其入学评估的工具，往往只是智力测验的替代物。富人社区的儿童能否入读专属幼儿园，取决于他们的智力测验分数；大一点的儿童是否能够进入尖子班，也靠智力分数来评判；公司和军队同样依赖伪装的智力测验作为测评和筛选的工具。就连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在选择未来的中卫时，也要用智力测验作为评估工具。

给予智力一定程度的关注是必需的，然而，忽略另一种至少同样重要的能力——维持理性思考和行动的能力是不合理的。当非理性思维所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显而易见，整个社会却仍执着于测量智力而忽视理性时，这显得非常滑稽。然而奇怪的是，我发现要给予其他心理能力与智力同等重要地位的这种想法，却面临巨大的阻力。比如，当我在讲座中谈到，社会过分重视诸如智力这样的心理特征而低估了理性等其他特征时，就总会有听众反问：“好吧，可是你愿意让一个智商只有92的医生来做手术吗？”我的回答是，很可能不——可是，我同样不愿意让一个理性商数（简称“理商”，rationality quotient，RQ）93的人做法官，一个理商91的人领导立法，一个理商76的人用我的退休基金投资，一个理商94的人帮我卖房，一个理商83的人在我孩子的学校做指导员。

当然，我们现在只有智力商数（IQ），没有理性商数（RQ），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相对于其他同等重要的认知机能，智商得到如此多的重视。在这个社会，能测量什么，什么就有价值。不过，要是我们能反过来呢？要是我们真的发明出理性测试呢？事实上，正如我会在这本书里所讨论的，我们现在已经有足够的知识储备，理论上已经可以像测量智力那样可以系统地测量理性。心理测评公司并没有出版韦氏理性量表或者斯坦福理性测试这类东西。关键在于，采用与当下智力测验同样的标准（诸如测量的信度、能预测相关行为等心理测量标准），我们可以做出类似的东西。如果不是因为职业惰性，以及心理学家在智商概念上已作的投入，我们完全可以从明天开始正式地测量理性思考能力、关注理性教育，并对环境进行重新设计，以减小非理性思维的代价。

30年前，我们对智力的了解远远多于对理性思维的了解，但由于近年来学者们在行为决策论、认知科学和相关心理学领域的杰出工作，这种失衡已逐渐得以纠正。近20年来，认知科学家发展出一系列测量理性思维倾向的实验室任务和现实表现指标，比如目标排序的合理性、反思性、证据的恰当校正能力。研究发现，人们在这些指标上存在个体差异，这些加工过程也被认为是不同于智力测验所触及的认知操作。有意思的是，一些智商非常高的人，其理性思考能力却相当弱。

这本书不谈什么

行文至此，读者们也许会期望我揭晓本书的主旨是探讨情绪的重要性（所谓情绪智力），或者是社交能力的重要性（所谓社交智力），或是创造力，或是其他非认知范畴特征的重要性。还有一些读者也许会期待我说：智力测验所测量的能力压根不重要；或者说智力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或者每个人都是聪明的，只是聪明的方式不一样。

事实上，以上话题全都不在我的讨论范围之内。在本书中，我偶尔还会说一些跟上述观点完全相反的内容。首先，这本书与社交或情绪技巧无关。由于我在本章的前面部分对标准智力测验的全面性提出了质疑，也许有人以为我要强调非认知的领域。这确实是人们在批评标准智力测验所测得的智力时最常用的策略。这些批评者指出，智力测验未能对许多基本的心理功能进行测量。比如，很多非认知领域的功能，像社会情绪能力、动机、同理心、人际交往能力等，几乎完全不在认知能力测验的评估范畴。然而，智力测验的批评者往往持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假设：虽然智力测验没有对那些重要的非认知领域进行测量，但是它已评估了几乎所有重要的认知能力。我所要质疑的正是这个假设。实际上，传统的智力测验漏掉了对很多关键的认知领域的评估，包括思维。其中一些被遗漏的思维领域，与人们在重要时刻做出最佳决策的能力有关。

简而言之，我们没有必要在认知领域以外寻找智力测验所缺失的内容。我说智力测验所测量的认知能力遗漏了些什么，意思并非要像很多流行读物所说的那样，要“全面抛弃”对智力的传统看法。按照时髦的说法，智力与真实生活无关，又或智力测验只是书呆子的游戏，然而，多年来的心理学研究并不同意这类观点。智力测验不单测量真实的认知能力，并且与生活息息相关。

事实上，从我们日常交流中使用智力一词的方式，可以看出我们完全没有把它当儿戏。我们说一个人“聪颖”、“伶俐”或“机灵”时，显然不是在谈论社交或情绪特质。当使用这些词时，所表达的态度毫无例外是积极的。日常交流里用到的“聪颖”、“伶俐”、“机灵”这些词，其实非常准确地反映出了标准智力测验所测量的特质（心理学文献中称之为流体智力）。在鸡尾酒会上公然赞许某个人的智商，也许并不是一种政治正确的做法，但是，这场宴会上的所有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拥有高智商这项特质。当孩子患有行为/认知缺陷的时候，父母往往很难接受“低智商”的诊断。简而言之，我们对智力似乎有着非常混乱的看法，私底下对它异常重视，公开场合却不愿意承认。

困惑于布什智力的缘由

这里要强调的是，总统的拥护者与批评者都惊诧于他的高智商分数。与批评者一样，拥护者并不期望他能在这些测试中取得好成绩。因此，双方都为这些测验到底测量了什么和没测量什么感到困惑。批评者认为，布什的行动欠缺理性会带来灾难后果。他们似乎认为这些导致灾难性行为的劣质思维方式能够通过标准智力测验表现出来，否则他们也不会因他的高分感到惊讶。因此，布什的批评者一定认为，智力测验能够对它们其实并没有涉及的心理能力（理性思维倾向）进行评估。

与此相反，布什的支持者虽赞同其行动，却也承认他缺乏“学业聪明”，更多是有“街头智慧”或是常识。假定他的“学业聪明”低，进一步假定智力测验只能反映出“学业聪明”，因而支持者也同样为总统的高分而感到惊讶。所以，支持者遗漏了这一事实——布什精于测试中所评估的一些特质。支持者假定这些测试所测的只是琐碎的、与现实无关的“学业聪明”（比如“谁是《哈姆雷特》的作者？”），因此他们完全料不到这些测试居然会测出对布什有利的特质。出于与批评者不一样的原因，支持者也十分困惑于这类测试到底测量了什么，没有测量什么。

人们不仅为智力测试测量了和没测量的内容而感到困惑，人们对智力概念本身也存有疑问。智力一词的民间语言（日常用法）是如此混乱又自相矛盾，独具一格地融合了各种不一致的术语、带有政治意味的用法，同时又没能吸收科学所发现的人类认知能力的本质。我创造“理性障碍”一词，正是意在帮助厘清这样一种混乱的状况。

需要指明的是，说到理性障碍，我最先想到的例子其实并不是布什总统，他的案例并不是最典型的。理性障碍指的是智力水平较高，但却无法理性地思考和行动。人们会因布什的智力测验成绩而感到诧异，而在典型的理性障碍案例中，人们不会怀疑被讨论对象的智力高低。那些看起来非常聪明的人却做出非常不理智的行为，让我们感到震惊且无从解释。这才是最典型的理性障碍例子。

下一章，我将会讨论一些更具代表性的理性障碍案例，并对我们为何不该认为这是罕有之事进行解释。我们会因理性障碍案例而感到惊讶，这正说明了我们对于什么是智力以及智力测验的评估内容究竟是什么存有疑惑，也说明我们因过于崇尚智力而低估了人类的理性。

第2章 理性障碍：理性与智力的分离

约翰·阿伦·保罗斯（John Allen Paulos）是个聪明人。他是天普大学的数学教授，写过多本畅销书，比如《数盲》。保罗斯教授能在任何现有的智力测验中取得优异成绩，然而他却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事实上，是一连串蠢事。事件伊始，也许算不上愚蠢：2000年年初，保罗斯教授以每股47美元的价格买入世通（WorldCom）公司股票。

不管这个购买行为是好是坏，当该股票在那年末跌到每股30美元时，他还继续买入，这种做法就非常不明智了。保罗斯在《数学家妙谈股市》（A Mathematician Plays the Stock Market）一书中告诉我们，那时候长途通信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已愈发明显。他承认自己“找遍有关股市利好的消息、角度和分析”，同时“回避所有不乐观的迹象”，并坦诚其“购买行为并非都是理性的”。

当股票于2000年10月跌至每股20美元，越来越多迹象表明该卖出而非买入（“我的大脑与嘉信网上账号的购买按钮之间，明显是出现了接触问题”）时，他的继续购买行为（“尽管心里明白，我还是买了更多”）就显得愈加非理性了。随着事态的不断恶化，保罗斯向妻子坦诚自己在用保证金买股票（等于用借来的钱买）。保罗斯在股票跌过一半后孤注一掷，给世通的首席执行官写邮件（说乐意为其写文案，把公司“最好一面”介绍给投资界），以求重获对事态的控制。

2001年年末，保罗斯教授甚至无法忍受超过一小时不去查看股票价格。2002年4月，他仍坚信只要在股票走低时继续买入，一旦回涨他就能挽回之前的部分损失。当股票价值5美元时他还继续购买，而股票于4月19日涨到7美元，他总算下决心卖出。可是那天恰逢周五，还没等他从北新泽西上完课回到家，就已经休市了。到下周一，股价再次跌了1/3，他终于决定结束这场磨难，忍受着巨大损失卖出了所有股票。世通在做假账的消息被披露出来之后，最终以9美分的股价倒闭。保罗斯在他那本引人入胜的书里，对那些使他违背了所有健康投资策略（比如分散投资）的心理状态进行了反思。他并不介意告诉我们，作为一个聪明人，他的行为非常愚蠢（他说，“即使到了现在，一想到股票我就会发疯”）。

与保罗斯的故事相比，大卫·丹比（David Denby）的故事只能是更加离奇。丹比也非常聪明，他是《纽约客》杂志特约撰稿人及电影评论家，写过一本倍受好评的书——《伟大的书》（Great Books）。他在纽约有间豪华公寓，并且希望在离婚后继续拥有它，这意味着他需要从前妻手中把产权买过来。只可惜当时的价格实在难以承受。公寓当时价值140万美元，外加其他一大堆纠纷需要处理，丹比的资金捉襟见肘，于是他决定投身股票市场，希望在2000年通过炒股票赚上100万美元。这样的做法合乎情理，对吗？像是一个明智的人会做出的决策，是不是？

丹比在他的《美国蠢蛋》（American Sucker）一书中告诉我们，他于1999年年末至2000年年初将所有保守的投资变现（指数基金、债券和保单），改投科技基金和互联网股票。他把全部的退休金都投到一只基金，而这只基金专投那些在纳斯达克上市、波动很大的公司。记住，这全都发生在1999年年末至2000年年初（纳斯达克指数于2000年3月达到顶峰，超过5000点——而2004年5月则跌破2000点，直至2007年5月仍低于3000点）。他做了这些事之后，回过头却说“其实我是个门外汉，对股市只知皮毛，对通信行业一窍不通……我非常清楚当下的繁荣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单纯的欲望驱使，至少互联网领域确实如此……可是，最后还是希望战胜了怀疑”。2000~2001年，他持续买入拥有特定商业“模式”的公司，而不理会公司收入、销售额或利润这些指标。

开始时，丹比算是成功的。后来，曾经有些人明确提醒他卖出，甚至有些市场狂热者也劝他“抛出部分持仓”，因为这些股票涨得太过疯狂，股价远远被高估了。然而，他却选择了无视这些警告。当时，沃顿商学院的投资专家警告他，纳斯达克指数在过去5个月涨了5倍，然而实际上这些公司的收入预测并无显著变化。他清楚地知道该警告言之有理，却又任性地忽视了这样的警告。开始的成功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丹比告诉我们，在2002年10月，面对着90万美元的损失，他不断地问自己一个问题：“2000年的时候我疯了吗？”

大卫·丹比和约翰·阿伦·保罗斯都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不断地做出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的行为。不管是语言认知能力（丹比）还是数学认知能力（保罗斯），似乎都没帮上什么忙。丹比和保罗斯生动地展示了什么叫聪明人做蠢事，而我们也都会因这种事而感到惊讶。我们诧异于医生在金融投机中输掉所有的积蓄，也为受过训练的科学家信仰神创论而感到震惊。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会去墨西哥找赤脚医生看病，而不选择经过科学检验的医疗方法。我们迷惑于有些大学历史教授否认犹太人大屠杀，也为在高中当老师的邻居想拉我们做传销而大为吃惊。简而言之，我们认为聪明人相信荒谬之事或做出糟糕的决策是非常矛盾的事情。

事实上，我们不该因此而感到惊讶。一旦我们从当代认知科学的语境中理解这句俗话，就不会因为“聪明人做蠢事”的现象而大惊小怪了。我们常会认为这是特殊的现象，这正说明了我们用来描述心理活动的日常用语存有缺陷——而心理学家谈论诸如智力等概念的混乱方式，恰恰助长了这种缺陷的发展。

如何描述这类案例

本章开头所谈论的例子在日常用语里有许多不同的叫法。比如，罗伯特·斯滕伯格（Robert Sternberg）编过一本叫《聪明人为何也会很愚蠢》（Why Smart People Can Be So Stupid）的书。仔细推敲这个标题，会发现前后矛盾的地方。作为形容词的聪明，在词典里一般被定义为“思维敏捷、机灵”，或者是“具有或表现出灵敏的智力或智能”。因此，根据词典的定义，聪明的意思近似于智力水平高。斯腾伯格指出，同一本词典把愚蠢定义为“学习或理解的速度慢，智力低下”。因此，聪明人就该是智力高的，愚蠢则意味着智力欠缺，根据逻辑学中的矛盾律，一个人不能既智力高又智力低，“愚蠢的聪明人”，这种表述是逻辑不通的。

如果我们看看这些概念的次要定义，就会明白“聪明却行事愚蠢”这种表述会出现的原因。“愚蠢”一词在Dictionary.com的第二个定义是“易于做出不良决策或犯粗心错误”，这种表述能够削弱先前的矛盾感。如果对“笨拙”这个词加以分析，来推敲“聪明却行事笨拙”这种说法是否合理，我们也会遇上类似的情况。词典一般是把“笨拙”定义为智力好的反义词，因此再次造成了矛盾。不过，当这个词用在诸如“做出这种事到底是有多笨啊”这样的表述里，我们又会看到和愚蠢一词类似的次要定义：易于做出不良决策或犯粗心错误。看来，这些表述都选用了“愚蠢”或“笨拙”的特殊内涵，而非最常用的定义。

基于前述的原因，斯腾伯格认为对此类例子更准确的描述该是聪明人做事荒谬。哈佛大学的认知科学家戴维·帕金斯（David Perkins）则更喜欢用荒唐一词来形容这些例子。一个行事荒谬的人“缺乏判断力、不讲道理、不理智、不谨慎”。这就从“愚蠢”和“笨拙”中区分出我们所希望关注的部分——做出明智（或不明智）判断的能力倾向，而与智力（敏捷思维）无关。

其实我无意在这里争论这些术语。无论我们怎么表述——“聪明却行事笨拙”“聪明却做事荒唐”，还是其他——关键是要明确我们所谈论的现象：智力高的人也会采取不明智的行动，或持有毫无根据的信念。

广义与狭义智力之争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有些人将智力（至少是部分地）定义为环境适应能力。但是，根据目标做出明智决策无疑是适应环境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再次遇到了前后不一致的问题。如果我们考虑到聪明人做出荒谬决策（不能达成目标的决策）的案例，而智力又被认为是为了达成目标做出明智决策的能力，前后未免自相矛盾——聪明人不可能有做出荒谬决策的行为倾向。

此处所遇到的问题是认知能力研究领域中一个长期存在争议的话题——智力的广义与狭义理论之分。智力的广义理论囊括了日常用语中智力一词所包含的各个方面（适应环境、具有智慧与创造力等），而不管已有的智力测验能否测量这些能力。狭义理论则正好相反，把智力的概念限制在已有智力测验所能测量的心理能力内，其定义源于心理测量研究、使用脑成像技术的神经生理学研究以及大脑功能障碍研究对智力一词的操作化。该定义也包括对人们在完成已有测验时的表现和认知能力指标的统计分析。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igence）这一科学概念正是从狭义理论衍生而来，通常用符号G来表示。而在谈论流体/晶体理论的时候，则称为流体智力（fluid intelligence，Gf）和晶体智力（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Gc）。为了与当前智力研究领域所达成的共识保持一致，在这里将其称为卡特尔－霍恩－卡罗尔智力理论（简称CHC智力理论，Cattell/Horn/Carroll theory of intelligence）。这个理论之所以有时会被称作流体/晶体智力理论，是因为该理论认为智力测验只触及全部心智因素中的一小部分，其中又只有两种较为突出。流体智力（Gf）指在不同领域（尤其是新异领域）运用推理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通过抽象推理任务来测量，比如图像分类、瑞文测验、数列推理（比如，数列1、4、5、8、9、12、__下一个数字是什么？）。晶体智力（Gc）则指通过学习积累得来的陈述性知识，可以通过词汇任务、阅读理解和一般知识测验来测量。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智力包括过程（Gf）与知识（Gc）两个不同的方面，而流体/晶体理论中的两种关键因素正是这种观点的具化表现。

狭义理论所采纳的操作化概念（G、Gf、Gc）在脑损伤、教育成就、认知神经科学、发展趋势和信息加工等多个领域的研究中都得到了验证，而这些概念都植根于传统智力测验所测量的心理能力。

为了方便讨论，我们把上述能力简称为MAMBIT，即智力测验所测量的心理能力（the mental abilities measured by intelligence tests）的首字母缩写。狭义理论认为智力只是MAMBIT，这种看法区别于广义理论的地方在于，它明确排除掉了许多广义理论所包含的内容：适应环境的能力、现实生活中的决策能力、智慧和创造力等。请注意，如果我们采用智力的狭义观点，前面讨论过的“聪明但做事笨拙”或“聪明却做事荒谬”现象就不再难以理解了，而这些现象在广义理论框架中却依然是前后矛盾的。一旦我们采纳狭义智力理论的观点，“聪明却做事荒谬”这种现象可能就会变得更为常见。为什么？很好理解。在狭义智力理论中，聪明和荒谬所指向的是不同的对象。聪明所指的是智力测验明确测量的心理机能（MAMBIT，主要是Gf）。MAMBIT不包括那些使我们的行为显得笨拙、愚蠢或荒谬的特质，无法反映出我们的决策是否明智、行为是否符合规范、目标排序是否合理、思考是否全面以及能否对证据进行适当的校正。如果聪明只指向MAMBIT，而笨拙则指向MAMBIT所没有包含的特质，那么与“聪明却行事笨拙”类似的表述所指的仅仅是两种相异的心理机能不协调罢了（一高一低）。

相比之下，广义智力理论在解释这一现象时遇到的问题多多。且不说如何解释这种现象，仅仅是说明白“聪明却行事笨拙”现象是什么，广义智力理论也很难做到。广义智力理论把聪明（智力）定义为适应环境的能力或做出明智决策的能力，使得聪明人不断做出荒谬行为（适应不良、判断不当或行事轻率）这样的现象无法得到解释，我们也会因此认为那些不断做出荒谬行为的聪明人其实并不如我们所想的那么聪明。

为什么人们会拒绝接受这个结论呢？为什么民间心理学不干脆抛弃“聪明人做蠢事”这种观念，单纯认为做蠢事的人不聪明就好？我猜，这是因为这些人确实在智力测试上表现优异，拥有智力测验评估的优秀特质，而民间心理学对这些心理特质非常重视。

这里要指出的是，民间心理学对智力的看法存在前后不一的地方。对民众智力观念的研究表明，人们倾向于接受广义智力理论的观点。然而，人们在分析“聪明人做蠢事”现象时，也能隐约觉察到似乎有不对劲的地方。依我看，大众之所以认为这种现象值得关注，正是因为他们能够识别出MAMBIT。当这种特质（MAMBIT）与适应性行为不协调时，人们会为此而感到惊讶，这说明非专业民众脑海中的智力理论包含所谓的G模型（G model），该模型认为心智机能的方方面面应该步调一致地发生变化（如果一种强，其他方面也应该强）。

一言概之，当MAMBIT与其他重要心智特质优劣不一致的案例出现时，民众会因此而感到惊讶，这种现象足以说明民间智力理论高估了MAMBIT的重要性。民间智力理论把MAMBIT放到头等重要的地位，贬低了其他心理机能的重要性。一些心理学家对广义智力理论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这种民间智力理论的错误倾向，阻碍了其他心理机能得到应有的关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广义智力理论支持者的初衷，其实是想弱化“智力测验所测量部分”的重要性。然而，结果与初衷南辕北辙，他们的努力助长了MAMBIT的影响力，巩固了“智力”概念在心智领域中的霸权地位。从科研角度来说，这种策略算不上妙，与此同时，它还带来了很多负面的社会影响。

理性：缺失的元素

广义智力理论把“聪明做傻事”现象中的两种独立因素合并成了一个概念。“聪明”的部分是MAMBIT，“傻事”的部分则指向能否明智行动、合理决策以及依势而为的能力。广义理论用智力一词把这两者（MAMBIT和合理决策）混为一谈，给予MAMBIT特权地位的同时却贬低了非MAMBIT能力的价值。这都是因为MAMBIT有自己的名字（智商），能够被明确地（使用智力测验）测量，并且其上百年的历史使得每个人都对其有所耳闻。如果“傻事”的部分也有合适的称谓，能够被准确地测量，而不把它看作智力的一部分，也许就可以得到学术界和民间足够的重视了。其实，这另外的部分也不是没有名字，细数起来有一长串，比如适应性行为、明智的决策、有效的行为调控、合理的目标排序、自省能力以及证据校准。一旦其中某些特质缺失，就会造成行事荒谬、愚蠢或笨拙等后果，而这些特质正是认知科学家在探索理性思维时的研究对象。

词典中对理性的定义有些含混不清（“与推理相一致的状态或特质”），而有意贬低理性重要性的批评者则向公众散播关于理性的错误印象，把理性说成是用来解出逻辑题的技巧。相比之下，当代认知科学视阈中的理性则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认知科学家把理性分成工具理性与知识理性两类。从实用角度来说，工具理性就是在有限资源（生理与心理）的前提下，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说得更加学术一点，工具理性可被定义为以最优化的方式实现个人目标。经济学家与认知科学家提炼并完善了目标实现最优化的含义，提出了期望效用（expected utility）的概念。决策科学家所使用的理性决策模型，就是人们基于最大期望效用做出的选择。当代决策科学的一大发现是，如果人们的偏好遵循特定的模式（谓之选择公理），那么，他们的行为应该遵循效用最大化原则，即所作所为皆是为了获得自己最渴望的事物。这也使得用认知科学的实验方法测量个体理性程度成为可能。通过测量个体行为与最优选择模式的偏离，即可获知个体非理性的程度。

理性的另一面被认知科学家称为知识理性。知识理性所关注的是个体信念与真实世界之间的一致程度。知识理性与工具理性两者之间关系密切，二者之间的桥梁是对未知事件发生概率的预估。虽然许多人（错误地）认为不会解教科书上的逻辑题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这就是有关理性的错误印象所带来的危害），但实际上，没有人愿意完全放弃知识理性和工具理性。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信念不会偏离现实太远，也都希望自己的行动能带来最优化的结果。

理性与MAMBIT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如果从狭义智力理论的角度出发，“聪明人做傻事”这一现象丝毫不存在概念上的矛盾。在广义智力观点看来（把理性硬塞到智力的概念中），“聪明人”如果做傻事，那就只能说明这人还不够聪明。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极不情愿承认自己或他人“智力低下”。因此，我认为接受并推广广义智力理论，并不能成功减缓MAMBIT日益被高估的趋势。我所采用的策略与广义智力理论相反。我认为应该大肆宣扬狭义智力理论的观点，以此冲击智力在人类心理机能中的霸主地位。

将理性障碍用作直觉泵

如果把智力狭义地理解成MAMBIT，理性与智力则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因此，理性与智力相分离这样的现象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一个人很有可能智力很高但不理性，也可能非常理性但智力平凡。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表的两篇论文中，给这种智力和理性的严重失衡现象取了个名字，所依据的是教育心理学中关于学习障碍的基本理念：特定的认知缺陷可以用该认知能力与智力之间的水平差异来定义。在美国精神病学会发布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次修订版（DSM-IV）对发展性阅读障碍所设的诊断标准中，我们能够一窥这种差异理念的应用。DSM-IV对阅读障碍的诊断标准是：“个体的阅读成绩大幅低于其实际年龄、智力水平及所受教育应有的水平。”在学习障碍等相关概念发展的早期，用能力/成绩差异（智力正常的前提下，特定领域的表现意外低于应有水平）来定义这些障碍的观念流传得很广。值得注意的是，差异观念包含这样一个假设，即所有好的特质都应该伴随有高智力。当高智力测验分数伴随着其他领域的糟糕表现一同出现时，则会让人感到“惊讶”，然后就会创造出一种新的障碍分类称呼这种“惊讶”。与之类似，DSM-IV对数学障碍（有时也会称作计算障碍）的定义是：“个体的数学能力大幅低于其实际年龄、智力水平及所受教育应有的水平”。

这种基于与智力测验成绩与某种能力之间差异的分类法，开创了此类障碍命名的先河。每当学者们发现一种重要的心理能力与智力水平出现分离时，就感到有强烈的使命感和义务去创造出一种新的障碍分类，对这种分离现象进行命名。我所创造的“理性障碍”（dysrationalia），也正是基于上述逻辑。我提出的理性障碍定义如下：理性障碍是指个体在智力水平正常的情况下，无法理性地思考与行动。该定义包括个体在信念形成、判断信念一致性，以及根据目标采取行动等方面遇到困难。虽然理性障碍常会伴随其他障碍一同出现（比如，感觉机能损伤），但这些障碍并不是导致理性障碍发生的本质性原因。理性障碍的主要诊断标准是思考与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理性程度明显低于个体的智力水平（智力测验成绩）。

不难看出，理性障碍的定义无论是措辞还是概念命名，都在有意与美国学习障碍联合委员会和美国精神病学会对“障碍”的定义保持一致。我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把理性障碍概念用作“直觉泵”。“直觉泵”一词是由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提出的，意指“在思维实验中通过不同变量来激发系列直觉的工具。一般而言，直觉泵并不是驱动发现创造的引擎，而是说服或教育的工具——一种使别人采用与你相同的方式思考的方法。”于我而言，理性障碍就是一个直觉泵，用来帮助人们认清理性与智力之间的差异，知晓两者之间失衡的现象并不值得惊讶。

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直觉泵呢？绝大多数心理学家都已意识到智力测验并没有囊括全部重要的心理机能。多数教育学家也认可这一观点。不过，我仍然认为大部分人常常会忽略这个事实。也就是说，我认为智力测验愚弄了绝大多数人——包括理应对这个问题有深入了解的心理学家。通过承认理性障碍频繁发生这一事实，相当于为与MAMBIT同等重要但不属于MAMBIT的能力创造了概念空间，即形成理性信念与采取理性行动的能力。

第3章 反省心智、算法心智与自主心智

智力作为文化话语中的一个概念，短时间内不可能消失。这个概念理应依然存在。不过，围绕着智力展开的许多争论倒是已经开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了。十多年前，理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J.Herrnstein）和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写了《钟形曲线》（The Bell Curve）一书，轰动一时。估计今后都不会再有第二本关于智力的书能够引起如此关注了。那时的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围绕着智力展开的激烈争论似乎已经画上了句号。关于智力的所有主要疑惑，学者都已找到了满意的答案。比如，我们已经知道智力约有一半源自遗传（由基因决定），另一半源自环境；我们知道智力对于人生成就起着重要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成为人生赢家）。但是，人的命运轨迹又不是完全由智力决定的。那些智力测验没有涉及却对个体产生重要影响的心理能力是学者近期关注的焦点。其中一些能力的缺失是导致理性障碍产生的罪魁祸首。

有些智力概念的批评者认为，智力测验如同一场游戏，测不出什么重要的东西。而另一些批评者则认为，智力概念还不至于一无是处，它的存在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但其实“每个人都是聪明的，只是聪明的方式不一样罢了”。以上两种说法都有失偏颇。另外，还有的批评者认为智商高低不能预测个体在现实世界中的行为。这种观点也不完全正确。不过，传统智力概念支持者的观点也并非无懈可击。比如，有些智力测验支持者认为，智力测验能够评估绝大多数重要的人类认知能力。稍后我将会引用大量实证研究来反驳这种观点。简而言之，无论是智力测验的严苛批评者还是传统智力概念的坚定支持者，他们的论据都已被最新的研究证明是过时的了。

在对智力进行讨论时，通常会在一开始就错把智力概念置于认知功能的语境中，进而接受“智力是人类心智的核心特征”的默认假设，使得后面的所有讨论都偏离正确轨道。我试图摒弃这个默认假设。我将先描绘出心智的大致模型，再把智力放入其中。过去20年，认知科学家在描绘心智运作的基本原理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步。十几年前，认知科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写了一本极具影响力的书，名为《心智探奇》（How the Mind Works）。如果退后20年，谁要是敢给书取这样的标题，定会被当作不自量力的笑柄，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人会怀疑这个题目无法回答了。然而，认知科学家研究的各种心智模型往往不接地气，对于大众喜闻乐见的问题，比如人们的思考方式如何不同？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呢？科学家很少给予关注。我将提出一个当代认知科学家都认可的心智模型，以期可以回答这些问题。与以往的理论模型不同的是，该模型更强调个体差异。这个模型的理论根基是已得到广泛认同的双重加工理论。

类型一与类型二加工

认知神经科学和认知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证据都支持这样一个结论：大脑的运作可分为两种不同的认知过程，功能各不相同，各有优劣。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不同领域的学者（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和决策理论）都相继提出了大脑同时具有类型一与类型二两种加工过程的理论。

类型一加工的本质特征是其自主性。类型一加工又称为自动化加工，原因如下：①执行迅速；②只要触发性刺激出现，就会强制性执行；③不会加重中枢处理能力（central processing capacity）的负荷（换句话说，就是不需要有意注意）；④不依赖高层次控制系统的信息输入；⑤可以平行运作，而不会相互干扰，也不影响类型二加工。类型一加工包括：情绪对行为的调控；由进化心理学家提出的，为解决特定适应性问题而存在的封闭性心理模块；内隐学习的加工过程；过度学习联结而产生的自动化激活。由于类型一加工的计算负担较小，因此成为人类信息加工的默认方式。类型一加工有时又被称为适应性无意识，以强调这种加工方式在完成很多重要任务时所发挥的作用，比如面部识别、本体感受、消解语言歧义、深度知觉等，这些加工都不在意识范围之内。类型一也常常称作启发式加工，意指其速度快、自动化、计算负荷低，以及无须对所有的可能性情况进行大量分析。

类型二加工的关键特质与类型一加工截然相反。类型二加工速度相对较慢，相对来说计算负荷也较高，它是意识的焦点。多种类型一加工任务可以同时执行，是平行式加工；而类型二加工只能在同一时间处理一个或几个任务，是序列加工。通常来说，类型二加工是基于语言和规则的，心理学家称之为控制加工。当我们说到“有意识的问题解决”时，指的就是这一类加工。

类型二加工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压制（override）类型一加工。由于类型一加工速度快但粗糙，所以，很多时候类型二的压制是非常有必要的。在解决问题或做决策时，启发式加工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答案的大致范围。但是，当一些极为重要的情境（财务决策、公平裁判、雇用抉择、司法判决等）需要精细加工和分析时，启发式加工就无能为力了。启发式加工在良性环境下运行良好，可是一旦到了恶性环境，就会带来糟糕的后果。

在某些特殊的情景下，如果未能成功压制类型一加工，不同种类的类型一加工（情绪管理、达尔文模块、联结与内隐学习等加工过程）都有可能导致非理性行为反应。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讨论人是如何通过属性替代（attribute substitution）而成为认知吝啬鬼（cognitive miser）的。所谓属性替代是指使用容易衡量的特质来替代较难衡量的特质，时常以牺牲准确率为代价。比如说，认知吝啬鬼会用回忆起来毫不费力的鲜活记忆或者最突出的属性，替代那些需要费力获取的事实。但是，当我们对事关重大的情境进行风险评估时（比如与孩子有关的活动或环境），我们并不想用不假思索的鲜活印象替代对情境的仔细考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希望类型二加工能够压制认知吝啬鬼的属性替换。

类型二加工必须拥有两种彼此相关的能力，方可成功压制类型一加工。第一，具备中断类型一加工并且抑制其反应倾向的能力。因此，类型二加工理应包含执行功能的抑制机制，抑制机制也是近期执行功能研究领域的焦点所在。

第二，具备了抑制类型一加工的能力，万里长征只走完了一半。仅仅抑制了类型一加工的反应，对于解决问题并没有实质性帮助，此时还需要以更优化的反应替代原有反应。那么，更为优化的反应从何而来呢？一种答案是，它们源自类型二加工所独有的假设性推理和认知模拟。当我们进行假设性推理时，我们创建一个临时的模拟世界模型，并在这个模拟世界中测试各种行为及其后果（或是备择原因）。

为了能够进行假设性推理，一项关键能力是我们必备的，这种能力就是不将真实世界表征与假想的情景相混淆。比如，如若个体正在思考的备选目标与当前目标状态不同，他必须能够同时表征出当前目标和备择目标，并且保证它们之间泾渭分明。与之类似，我们需要能够区分出即将要采取的行动表征和认知建模中尝试过的备择行动表征。在行动实施阶段，前者一定不能受到后者的影响。否则，我们将要采取的行动将会被曾经思考过的备择行动方案干扰。

认知科学家将这种表征状态混淆的现象称为表征滥用（representa-tional abuse）。发展心理学家在试图探索儿童假装行为和假装游戏的起源（比如，小孩说“这根香蕉是电话”）时，表征滥用是他们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儿童必须能够清晰分离香蕉与电话在心智中的表征，才能在游戏中把香蕉当作电话来玩。在一篇广为人知的文章中，发展心理学家艾伦·莱斯利（Alan Leslie）讨论了儿童假装的逻辑，提出了“去耦操作”（decoupling operation）一词，如图3-1所示。图中，初级表征直接映射世界，和/或直接与某个反应相连。为了使假装模式化，莱斯利提出了次级表征。次级表征是初级表征的复制品，但与真实世界相分离，从而能够被操控，即模拟机制。图3-1 认知去耦（改编自Leslie，1997）

诚如莱斯利所述，正在进行的模拟并不妨碍初级表征对外部世界的追踪：“与此同时，原版的初级表征继续保有专属的参照物、事实和事物之间的关系，而初级表征的拷贝则上升至第二位（1987，p.417）。”然而，从认知能力的角度来分析，处理次级表征，即保持它们的去耦状态，对认知能力的要求很高。为何去耦过程是高能耗的呢？进化理论给出了很好的解释。在我们逐渐进化为强烈依赖认知模拟的动物的过程中，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我们不能长时间地“脱离”世界。因此，处理对世界的初级表征必然有着独一无二的特殊地位。去耦的困难之处会表现在某些行为方面，比如苦苦思索时我们常常会闭起眼睛（或者抬头看着天空，或者转移视线）。此类行为旨在试图阻止初级表征发生改变，从而干扰正在进行模拟的次级表征。

在莱斯利的设想中，我们拥有一个负责实现假扮和心理模拟，与此同时不动摇初级表征的机制。有些研究者将这个开展模拟，又不会破坏初级表征与世界两者之间关系的心理空间称为“可能世界箱”（possible world box）。此处，我们关注的重点是次级表征与世界的分离（去耦），并在类型二加工进行模拟时保持这种去耦化。这种加工需要消耗大量计算资源，从而限制个体完成其他类型二加工。去耦操作可能是导致类型二加工具有序列性特点的主要推动者。

临时的“双重加工”心智模型及个体差异

基于前述讨论，我提出了如图3-2所示的初级双重加工心智模型。通过终止类型一加工触发的早期表征，个体行为通常可以得到优化。类型二加工（慢、序列式、消耗较多计算资源）需要对类型一加工进行压制，并保持认知去耦过程，通过在世界模拟模型中对备择反应进行仿真模拟，以确保想象过程的顺利执行。该图体现了我们之前讨论的压制功能以及模拟的类型二加工。图中左一箭头表示类型二加工接收来自类型一加工计算后的信息。这些被称为“前注意”的加工过程确定了绝大多数类型二的加工内容。图3-2 初级双重加工模型

在这个模型中，智力该置于何处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需要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加工过程是认知的关键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导致个体差异的源头（因为人类在加工信息过程方面没有太多的差异）。很多类型一加工过程就是这样，不存在太多的个体差异。类型一加工过程帮助我们执行很多有用的信息加工操作以及适应性行为（深度知觉、面孔识别、频率估计、语言理解、读懂他人的意图、威胁检测、情感反应、颜色知觉等），但是，人们在这些方面并不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这就解释了认知科学领域围绕着“智力”概念的一些困惑。

在认知科学领域的学术杂志和教科书中，作者可能会对神奇的人脸识别机制大加赞赏，认为它是“人类卓越智力的体现”。与之相类似，通俗科普读物在讲到人类的语义分析能力时，会将其称为“人类智力进化的伟大产物”。进化心理学教科书有可能会介绍包括人类在内的很多动物都具有的伟大的亲属再认机制。面孔识别、语义加工、注视方向检测、亲属再认等，这些加工进程都涉及人类的大脑机制，有时也会被当作人类智能的组成部分。但是，大家所熟知的智力测验却没有对上述任何一个加工程序进行测验。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难道不矛盾吗？

事实上，智力测验仅仅测量了那些能够体现个体差异的认知功能，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点，上面的矛盾就迎刃而解了。智力测验并非对认知功能的所有方面都进行了评估。很多类型一加工过程对人类的种族延续十分重要，但是，它们的效能并不存在太大的个体差异，比如，面孔识别、语义处理、注视方向检测和亲属再认就是很好的例子。由于人们在这些加工过程上的表现相似，因此，智力测验就没有对它们进行评估。智力测验就好像是刊登在报纸上的个人广告，关注的是个体与众不同的地方，而不是他和其他人的相似之处。就好比在进行自我介绍时，人们会说“我喜欢听迈尔斯·戴维斯的音乐”，而不会说“我渴的时候喜欢喝水”。

基于上述原因，智力测验并不关注自动化的类型一加工，而是重点对类型二加工进行评估。智力测验测量的是本章的焦点之一——认知去耦。如同所有的类型二加工一样，认知去耦需要消耗大量认知资源。去耦操作使得人们可以进行假设性思维。在心理模拟过程中，必须不间断地进行大量的去耦操作，维持模拟的同时保持去耦表征，这些操作体现了大脑的计算能力，也是智力测验评估和测试的能力。在同时关注执行功能和工作记忆的研究中，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工作记忆和执行功能与智力测验之间的相关度都非常高。所有的这些任务都需要保持去耦操作，这也许是工作记忆/执行功能任务上的个体差异和智力上的个体差异存在高度重合的原因。神经生理学视角的研究进一步印证了该结论。

与其说“维持认知去耦化是智力的重要方面”，不如换一种说法“维持认知去耦化是流体智力的重要方面”。此处我引用了上一章中提到的卡特尔-霍恩-卡罗尔智力理论。流体智力（Gf）反映了个体在多个领域中表现出的推理能力，特别是在新异情境中。晶体智力（Gc）反映了文化学习过程中获得的陈述性知识。因此，类型二加工与流体智力关系密切。稍后我会将晶体智力也纳入该模型中，在此之前，我们先来讨论一个更为关键的难点。

思维倾向与认知能力

讨论至此，让我们退后一步，思考一下我们是如何解释现实世界中的人类行为的呢？让我们走近一位漫步在悬崖边的女士。三种场景，三个故事，可惜每个故事都是以悲剧收场。希望大家思考如何对每个故事中的死亡原因进行解释。场景A：一位女士沿着海边悬崖散步，忽然一股劲风吹过，将她吹落悬崖，女士重重地撞到海边的巨石上而死。场景B：一位女士沿着海边悬崖散步，她试图爬上一块巨石，然而她所爬的并不是石头，而是一道深渊的边缘，她不小心跌落，撞到巨石而死。场景C：一位女士试图自杀，飞身跃下海边悬崖，撞到海边巨石而死。

试问，导致上述三则故事中女主角死亡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三个故事的答案相同。在场景A中发挥作用致使这位女士死亡的物理法则（万有引力），同样适用于场景B和场景C。可是，我们会隐隐觉得仅仅用万有引力似乎无法给场景B和场景C一个完整的解释。没错，如果想究其死亡的本质原因，需要从不同层面对三个场景进行解释。

对于场景A来说，仅仅用物理法则（风力、重力和冲击力）即可对死亡原因做出清晰的解释。从物理学层面对死因进行科学解释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与本章讨论的主题关系不大，不是我们的兴趣所在。相比来说，场景B和场景C之间的差异对本章后续的讨论更加重要。

在分析场景B时，心理学家倾向于这样进行分析：当她对眼前的刺激进行加工时（看起来像巨石的深渊边缘），信息处理系统发生紊乱，给反应决策机制发送了错误的信息，导致她做出了灾难性的动作反应。以上过程被认知科学家称为算法层面的分析。如果从机器智能的视角来看，这类似于操纵电脑的抽象机器语言（FORTRAN，COBOL等）。在这个方面，认知心理学家做了大量工作，认为我们可以假定大脑中存在特定的信息处理机制（输入编码机制、知觉登记机制、短时和长时记忆存储系统等）。例如，一个简单的字母发音任务也许会涉及字母编码、短时记忆存储、与长时记忆中的已有信息进行比较等过程，如果经过比较后发现能够与已有记忆配对，则做出决策，执行动作反应。对于场景B中的女士死亡原因，从算法层面进行解释最为恰当。由于她的知觉登记和分类机制功能发生紊乱，给决策反应机制提供了错误的信息，导致她不慎跌落悬崖。

然而，对于场景C来说，就丝毫不涉及算法层面的信息加工谬误了。这位女士精确地知觉到了悬崖边缘，动作指令中心下达了操纵她身体的准确指令，让得她纵身一跃，跳落悬崖。单从算法层面来说，她的计算加工过程执行堪称完美。算法分析运行正常，无法为场景C中的女士死因提供解释。导致她死亡的真正原因是她的目标以及她对所处世界的信念与目标的交互作用。

1996年，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撰写了一本关于人类心智与其他动物心智异同的书。他将这本书命名为《心灵种种》，认为人类大脑中存在多种心智控制系统。基于这本书的理念，场景B中的女主角存在算法心智问题，而场景C中的女士则有反省心智方面的问题。为了更好地理解场景C这一类案例，需要对个体的目标、欲望和信念进行分析。如果仅从算法层面进行分析，很难完美地解释场景C这类问题。因为算法层面提供了大脑如何加工特定任务（在本例中是如何跳下悬崖）的解释，而没有解释为什么要执行这个任务。如果想更深入地了解系统计算（系统试图加工什么？原因何在？）的目标，那么，就要把关注点转向反省心智层面了。简而言之，反省心智关注于系统目标、与目标相关的信念以及基于当前系统目标和信念的最优化的行动。只有在反省心智分析层面，理性才会参与其中。更为重要的是，算法心智的效率可以被量化评估，但理性的效率却无法被评估。

关于信息处理效率与理性相对立的担忧也体现在智力测验的现状中。这些测试是信息处理效率的测评工具，而非理性。心理测量学领域的一种经典概念区分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清晰的解释。长期以来，心理测量学家区分了典型表现情境与最优化（有时被称为“最大化”）表现情境。典型表现情境中几乎没有限制和约束，没有要求绩效最大化的指令，对任务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由被试自行决定，任务目标具有开放性。这类情境关注的是在较少约束条件时，一个人通常会做出怎样的行为。典型表现测量评估的是反省心智，评估的是目标优先级和知识管理。与之相对比，最优化表现情境是指任务解释是由外部因素确定的。个体在完成任务时，得到了要让表现最优化的指示，并且被告知了达到最优化目标的具体做法。因此，最优化表现测量是对目标达成的效率进行评估，这种方法能够获取算法心智的加工效率。所有的智力测验或认知能力测验都是最优化表现评估，而对批判性思维和理性思维的测量则通常是在典型表现情境下的评估。

算法心智与反省心智的区别还体现为个体在认知能力和思维倾向方面的差异，已有充分证据表明这两者之间存在本质性区别。如前所述，认知能力测量实则是对算法心智效率的评估。思维倾向的称谓在心理学中尚存争议，不同的学者看法不一，比较常用的是“思维倾向”和“认知风格”两种说法。许多思维倾向方面的研究将关注点置于信念、信念结构，以及信念形成与改变的态度。另外，个体的目标和目标层级结构也属于思维倾向的研究范畴。心理学工作者已对积极开放的思维、认知需求（乐于思考的认知倾向）、对行为后果的深思熟虑、迷信思想和教条主义等思维倾向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有关这些思维倾向的文献数量繁多，在此我无意赘述。需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经由思维倾向评估所得出的认知倾向，反映了人们在以下几方面的认知属性：为了做出决策而收集信息的认知倾向、为了得出结论而寻求多元观点的倾向、面对问题时思维广度的认知倾向、根据证据矫正已有观点的倾向、采取行动前考虑后果的思维倾向、做决策前权衡情境的倾向、寻求细微差别以避免绝对论的倾向。简而言之，思维倾向的个体差异可以通过对反省心智操作的测量而得出，具体包括：目标管理、认识价值观、自我管理认识论等。以上这些心理特质是支撑理性思维和行动的基石。

智力测验所评估的认知能力不包括上述任何一种。既没有高层次的个人目标及目标管理，也没有基于相斥证据而有意改变信念的倾向。然而，人们却通常认为“智力”的定义包含上述特质，下一章会对这个问题进行详细介绍。有些学者认为，智力的概念内涵应包含理性行为和理性信念。但是，不管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如何呼吁，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现行的各种智力测验所评估的都只是算法层面的认知能力。当前得到广泛应用的智力测验丝毫没有涉及对理性思维和行为的评估。

经由智力测试评估的算法心智决定了场景B中这位女士的命运，但是，却无法为场景C中的死因提出充分解释。如果想深入全面地了解场景C中的女士死因，我们不仅要知道她的记忆加工过程和模式识别速度，还需要更多额外的信息。我们还需要知道她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她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我们最为迫切想知道的问题是，她跳崖自杀的意义何在？我们对她在跳崖时的认知效能是否最大化并不感兴趣（算法层面的问题），我们真正关心的是：她的自杀是否经过了理性思考？

三重加工心智模型

我们已将类型二加工分成了两类：反省心智和算法心智。如果再加上类型一加工的别名“自主心智”，就构成了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三重加工模型。三重加工模型与双重加工模型有所不同，双重加工模型不重视个体差异，因此会错过类型二加工过程中的关键个体差别。图3-3中的水平分界线，代表了旧的双重加工模型与新模型的分野，表明了三重加工模型视角下的个体差异分类。如图所示，个体流体智力的差异源主要是心智加工效率的个体差异，而思维倾向的差别反映的是反省心智的个体差异。反省心智和算法心智的个体差异都是连续性的，不过，自主心智的个体差异很少是连续性的。如果自主心智出现问题，这就意味着某些认知模块遭到严重损坏，所带来的结果是自闭症、失认症和失读症等非连续性认知紊乱现象。

图3-3强调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即理性的结构比智力的结构更具包容性。理性要求个体必须具有正确的信念，并基于信念采取合理行动以达成目标，两者都是反省心智的属性。除此之外，个体也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算法心智机能，使他能够对环境信息进行适当的加工并付诸行动，确保个体能够做到明思善行。因此，理性思维和行动的个体差异既可以源自智力（算法心智），也可以源自于个体在思维倾向（反省心智）方面的不同。换句话来说，理性的概念内涵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反省心智的思维倾向以及算法心智的效率），而智力的概念内涵（至少是最广为人知的操作化定义）则仅局限于算法心智效率方面。图3-3 三重加工心智模型中的个体差异

图3-3中的概念模型有两大优点。第一个优点是，它基于智力测验的评估范围定义智力。换句话说，当前所有的智力测验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算法心智效率进行评估（包括我在此处重点强调的维持认知去耦的能力），但是，没有一种智力测验对知识理性或是工具理性进行测量，也没有哪一项测验对与理性相关的思维倾向进行评估。一方面声称智力的概念内涵包含理性，另一方面，智力测试却并没有测量理性，这着实是一件很吊诡的事情！该概念框架的第二个优点是解释了被民间心理学广泛关注的一种现象——聪明人也会做傻事（理性障碍）。

根据图3-3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智力与理性是如何分崩离析进而导致理性障碍的。只要思维倾向与智力的关系不是一一对应的完美相关，那么，从统计角度来说，理性与智力就有可能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据表明，思维倾向与智力之间的相关度并不十分高。有些大样本研究在对数千名被试进行分析后表明，智力与有些思维倾向（例如，积极开放的思维、认知需求）之间只有中等偏下水平的相关（低于0.3），有的思维倾向（例如责任心、好奇心、勤勉）与智力甚至接近于零相关。

在心理学家弥尔顿·罗克奇（Milton Rokeach）关于教条主义的经典研究中，他所提出的理论构想与智力测试分数之间几乎是零相关，他为此而深感困惑。“我们看似是在研究‘智力’，但此‘智力’非彼‘智力’，我们的研究内容并不局限于智力测验所测量的‘智力’范围。显然，智力测验并没有评估我们研究中讨论的认知功能。这一点看似有些矛盾，因为我们研究的认知过程与智力测验声称自己关注的认知过程其实是相同的。”罗克奇注意到，智力所圈定的概念范围与智力测验的实际测量内容之间存在巨大分歧。依据三重加工理论观点来看，罗克奇所研究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反省心智的思维倾向，而非智力的组成部分。教条主义/开放心态实则是与理性有密切联系的反省心智的一个方面。

需要提请大家重视的是，反省心智的思维倾向构成了支撑个体理性思维的心理机制体系。然而，思维倾向并不等同于理性思维本身。理性涉及最大化的目标实现，而目标实现的过程有赖于明智决策和信念与证据的优化契合。反省心智的思维倾向是通往这些目的的手段方式。当然，一些得到广泛研究的思维倾向，比如反省和灵活性等，对于理性思维和行为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优秀”并不一定意味着追求“最大化”。举个例子来说，个体没有必要在反省维度上不断追求卓越，反省维度最大化的人会迷失在无穷尽的思考犹豫过程中，可能永远都无法做出决策。与之相类似，个体也没有必要追求思维灵活性的最大化，这样的人有可能会成为病理性不稳定人格。反省和灵活性都是“好”的认知风格（由于多数人欠缺这两者，因此会形成“越多越好”的错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追求这两种思维倾向的最大化。

思维倾向：理性思维和行为的预测源

实证研究证据更进一步支持了我提出的三重加工心智模型。如果想从统计学角度精确预测某个人的理性思维和行为，此时，不仅要考虑到他的智商状况，还要将反省心智情况也纳入考量。例如，根据证据校准信念的能力是知识理性的重要表现方面。此类校准的原则是：由模棱两可的证据应该得出假设性信念。然而，人们经常会违反这个限制条件，尤其是在我方立场偏差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这一限制条件更容易被违背。研究发现，遵循该规则的倾向与智力之间的相关较小，远不及与信任知识倾向和认知需要倾向之间的相关度。

我们实验室开发了一项论证评估任务，该任务可以剥离开个体已有的知识信念，对当前的论证质量进行独立评估。使用这个任务进行研究发现，智力水平与避免信念偏差的能力之间确实存在相关。然而，即使在使用统计方法对智力水平进行控制之后，多种思维倾向都可预测个体的论证质量，这些思维倾向包括教条主义和极端化思维、分类思维、灵活性思维、信念认同、反证思维、伪科学思维和积极开放的思维。

理性思维其他方面的情况也与之相似。例如，人们会过度受到形象鲜活但不具代表性的个人证言的影响，而面对更为精准的统计学数字证据时却不为所动，这是非理性判断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我们对此类情境进行了大量研究，发现具有积极、开放思维倾向的人，会倾向于依赖统计证据，而非证言证据。值得注意的是，在控制了智力水平的影响之后，这种相关性依然存在。对多种理性思维倾向进行研究后，都发现了类似的规律。

控制智力水平后，除了思维倾向可以预测理性思维之外，反省心智的其他特征还可以预测理性思维的后果。安吉拉·达克沃斯（Angela Duckworth）和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的研究发现，在排除掉智力因素带来的差异之后，自律（反省心智中反应管理和抑制的指标）可以预测八年级学生的平均学业绩点。追踪研究数据表明，学生在学期间平均学业绩点变化的最佳预测源是自律，而非智力。人格变量中的责任心涉及反省心智的高级管理属性，它可以独立于智力预测学业表现和工作绩效。政治心理学家菲利浦·泰特洛克（Philip Tetlock）对政治局势预测专家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对象都具有博士学位（因此可推测他们的智商水平较高），菲利浦发现他们的非理性过度自信与认识管理思维倾向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万狄·布鲁尼（Wandi Bruine）等人根据2000年全美人口普查数据从不同地区随机抽取了360名被试，让他们完成本书中提到的一系列理性思维任务。根据任务的完成情况，可以得出综合反映被试理性思维能力的分值。研究发现，该分值与糟糕决策后果（例如被拘留、吊销驾驶资格、信用卡欠账、遭到驱逐）之间存在负向相关。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者控制了个体的认知能力差异之后发现，理性思维依然可以预测糟糕决策后果。

基于我已介绍的几种研究任务来看（后面的章节会介绍更多的任务范式），个体在理性思维任务上的表现与智力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相关。这就给思维倾向解释个体理性差异留下了很大的发挥空间。此外，由于很多研究都给被试提供了有助于任务完成的指导语，因此，上述研究也许高估了智力与理性思维之间的相关度。比如，有些指导语会提示被试放下既有观念，以无偏见的方式进行推理。如果被试没有读到此类指导语，他们会根据自身情况进行有偏见或无偏见推理（正如在现实生活中一样）。在有指导语的情况下，无偏见推理与智力之间的相关接近为0（在有指导语的情况下，相关度为0.3~0.4）。

举例来说，发展心理学家保罗·克莱辛斯基（Paul Klaczynski）开展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如果不告诉被试在评估证据时需要“去情景化”，即抛开既有观点。在这种情况下，智力与无偏差推理倾向之间的相关度极低。我的研究团队得出的结论与此相一致。在一项研究中，我和玛吉·托普莱克让被试就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收集论据（是否应该允许人贩卖自己的活体器官？）。与此同时，我们测量了被试对此事件的态度立场。结果发现，被试的论据收集情况严重受到我方立场偏差的影响（人们倾向于为自己所支持的观点提供更多的论据）。不过，我方立场偏差的程度与认知能力之间毫无关联。

简而言之，诸多研究表明，如果不明确要求被试在非正式推理情境中放下既有信念和观点，那么，智力水平与无偏见推理倾向之间几乎没有关系。现实生活中，我们身处没有“指导语”的世界中，没有人时刻提醒我们要进行无偏差思维。真实情境与研究情境之间的不同，意味着实验室研究也许高估了智力对理性的贡献率。在研究中，被试在完成实验任务之前，研究者往往会明确地告诉他任务的要求，以及该如何进行推理。在被事先告知该如何进行思考时，智力水平较高的个体会有更好的表现。图3-2的理论框架很难对这种现象进行解释。于是，我们提出了新的理论拓展模型，以期对该现象进行解释。

压制是算法心智的能力（见图3-4箭头A）。可是，前面介绍的双重加工理论却忽略了发起压制功能的高级认知功能。这种高级认知功能是与理性有着密切关系的反省心智的属性。从机器智能的角度来看，图3-4中的箭头B表示反省心智要求算法心智采取行动，以压制类型一反应的指令。箭头B所指代的心理功能与压制功能（箭头A）有所不同。我已提供了证据表明，反映个体在这两种认知功能上差异化的指标是截然不同的。保持抑制类型一反应（箭头A）的衡量指标是流体智力，发起压制操作（箭头B）的衡量指标是思维倾向，比如反省和认知需求。图3-4 完整版三重框架模型

图3-4展示了被双重加工理论所忽视的一个重要认知方面。具体来说，双重加工理论放大了压制功能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对备择反应进行计算以使压制过程变得有意义的模拟过程。图3-4清晰地说明了模拟功能以及反省心智发起模拟的指令过程。去耦操作（箭头C所示）由算法心智执行，反省心智给算法心智下达发起模拟的指令（箭头D所示）。与压制功能（箭头A）和发起压制功能（箭头B）相类似，去耦操作和发起去耦操作的个体差异指标也是不同的。具体来讲，前者与理性思维倾向有关，而后者与流体智力关系密切。最后，算法心智通过被称为前注意加工的认知过程，接收来自自主心智的计算指令（箭头E所示）。

别忘了心智程序！

值得注意的是，图3-5中列举的知识库和三重心智是一一对应的。算法心智和反省心智加工过程也接收来自于自主心智的计算指令（见图3-4的箭头E）。自主心智中供提取的心智程序，尤其是反省心智可以提取的心智程序在某种程度上是过去学习经验的产物。此处与前面提到的卡特尔-霍恩-卡罗尔智力理论关系密切。反省心智获取信息的知识库所代表的是晶体智力（知识智力）。流体智力（加工过程智力）在图中也有所体现，即算法心智的综合计算能力，维持认知去耦能力就是综合计算能力的一个重要例证。

晶体-流体智力理论是综合性最强、科学效度最高的智力理论之一。晶体和流体智力怎么会漏掉理性思维呢？弄清楚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毋庸置疑，流体智力与理性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它是算法心智维持去耦化计算能力的关键性衡量指标。由于压制和模仿是理性思维的重要操作，因此，在有些情境中，优秀的流体智力一定可以促进个体采取理性行动。然而，发起压制（见图3-4中的箭头B）和发起模拟活动（见图3-4中的箭头D）倾向都属于智力测验未涉及的反省心智。因此，评估流体智力的测验会漏掉这些理性成分。

晶体智力的情况与流体智力有所不同。仅从理论的角度分析，许多理性思维的心智程序都可归类于晶体智力。然而，智力测验有没有对这种晶体知识进行测量评估呢？很遗憾，没有。理性思维的心智程序具有一定的专业性（这些心智程序多集中于概略推理、因果推理、科学推理领域，我将在后面的章节详述）。然而，智力测试在评估个体的晶体知识时，为了保证测试的公平性，消弭不同知识背景受试者在接受测试时的优劣势，会故意消除题目的专业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智力测验的设计者将出题范围扩大到词汇、语言理解和常识领域。广泛取样确保了测验的公正、无偏化，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对理性来说至关重要的专门化知识库未能得到评估。简而言之，晶体智力的传统评估手段不能用于测量理性的个体差异，流体智力的测量工具仅能通过间接方式对理性进行一定程度的测量。

通过上述关于心智程序的讨论，我们已证实理性需要有三种不同的心理特征。首先，需要具备算法心智层面的认知能力，以维持压制和模拟活动。其次，反省心智必须需具备以下两个特点：①发起对自主心智产生的劣质反应的压制；②发起产生优化反应的模拟仿真。最后，在模拟活动过程中，可以获取理性反应计算所需的心智程序。上述对理性思维和行为起决定性作用的3个特征，智力测验只评估了第一条。作为理性思维的测量工具，智力测验远不合格。

走近总统先生的大脑

在了解过心智的三重加工模型后，我们现在再回到本书开头提到的乔治·布什总统的思维加工过程。在政治领域中，人们通常不愿意同意既有现实。不过，在布什总统执政8年后，我们已经收集了相当数量的一致性证据和评论。用科学领域的术语来说，叫证据收敛。

事实上，布什总统别树一帜的认知方式是他的招牌特点，这一点哪怕是他的支持者也不会反对。他的支持者在很多书中详细描述了这些特点。在第一章中，我提到了两位支持布什政策的保守派评论员大卫·弗鲁姆和乔治·威尔（George Will），他们都曾对布什的认知特征进行过描述。弗鲁姆曾经是总统的演讲稿撰写人，他对布什智力的评价（“有些油腔滑调，不是非常教条主义；由于缺乏对事物的好奇心，所以看起来学识浅薄”）与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的评价如出一辙。2000年，麦凯恩曾经与布什竞争共和党提名总统候选人，在党内竞选中输给了布什，后来成为布什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有力同盟。曾经有人问麦凯恩：“总统有没有咨询过你的建议？”麦凯恩回答：“没有，没有，他从未咨询过我。事实上，他并没有什么求知欲”（Woodward，2006）。《新闻周刊》记者伊万·托马斯（Evan Thomas）和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 Wolffe）对布什总统处理伊拉克战争的新闻报道，则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布什的认知模式。据美军驻巴格达的高级将领回忆，总统先生在参加电视会议时，“对于大段的细节讨论毫无兴趣，导致了会场上的寒蝉效应”。记者写道：“据大家所说，他毫无求知欲和好奇心。少数有机会接近他的人表示，他在做决策时所依据的是信念，而非证据。”绝大多数新闻评论员都非常认同这些描述。

很多批评布什总统思维方式的媒体评论员都认为他并不是智商低下。罗纳德·麦卡勒姆（Ronald McCallum）是布什总统在耶鲁大学求学时的好朋友，他说布什“非常聪明，但是不喜欢学习，除非学习内容极具实用价值”（Kessler，2004）。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认为，布什具有克林顿总统所缺乏的一项宝贵品质——可靠。他曾在多种场合告诉自己的同仁：“布什非常聪明”。（Barnes，2006）

布莱尔所说的“非常聪明”与布什年少时学业优异的原因相同，皆因其优秀的流体智力。不过，高流体智力并不能使他免受非理性思维倾向的影响。总统先生仅仅具备理性思维三特征之一：算法层面的认知能力。他缺少了另外两项核心因素——支持理性行为的心智程序以及支持理性思维的反省心智的思维倾向。总统先生的案例表明，那些未被智力测试评估的智力品质是多么重要啊！

绝大多数乔治·布什总统的招牌思维特征，都可以使用学者设计并发表的量表和实验任务进行评估。理性评估技术发展迅速。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在总统就职之前对他的思维属性特征进行评估，以准确预测他就职后的思维方式。如果使用现有的量表和实验任务对布什总统的理性思维进行试估，结果可能是这样的：过度自信、低典型性智力投入、低经验开放性、高信念固着、高确认偏见、高度相信直觉、高冲动性、高片面思维、低认知需求、不进行反事实思维、把信念当作私有物（高信念认同）、高认知闭合需求、低思维灵活性。

布什总统在思维倾向量表和任务上的得分情况，预示着较低的理性水平。高流体智力不能确保人们不受问题智力特质的影响。布什总统优异的学业成绩以及相熟朋友的评价可以证明他是一个聪明人，但不是一个理性的人。

第4章 给智力概念瘦身

我非常认同本章引言中罗伯特·斯滕伯格的观点。当前，“智力即认知能力的总和”这种观点大行其道，让我们错失了一些重要信息。10年前，我提出了“理性障碍”这个概念，希望引起大家对智力测试所忽视的重要认知领域（理性思维）的重视。智力测试无法全面衡量人类能力，这个观点并不新鲜，广义智力理论家近些年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我是“停止高估MAMBIT（智力测试测量的心智能力）批评家阵营”中的一员。但是，我迎战MAMBIT的策略与阵营中的其他盟友不同。比如霍华德·加德纳和罗伯特·斯滕伯格，他们试图拓展智力这一概念的内涵（提出了实操智力、身体运动智力等），以此来说明MAMBIT并非智力的全貌。虽然我赞同这些批评家的部分目标，但我认为他们挑战传统智力理论的策略是错误的，原因如下。

智力的概念与内涵在广义理论家的“鼓吹”下越来越丰富。之所以称之为“鼓吹”，是因为他们将智力测试没有涉及的能力也统统划入“智力”的概念内涵中。当前最流行的做法是：在“智力”二字前加一个形容词，这样就把新提出的智力概念与传统的“智力”区分开来了。比如，斯滕伯格和加德纳作为广义智力理论家的代表性人物，他们提出了实践智力、创造性智力、人际智力、身体运动智力等概念。按照他们的说法，“智力”的意思就是“擅长某一领域”。例如，在斯滕伯格看来，高实践智力可以理解为擅长实践操作；高身体运动智力是指在身体运动领域有上佳的表现。“智力”这个词实则成了花架子。然而，他们的这种做法只不过给原本就存疑的领域加了一个状态定语。换句话说，可以这样来理解他们的做法：智力是一种宝贵的特质，我们希望身体运动天赋也升级为一种宝贵的特质。将“智力”和“身体运动天赋”融合在一起，变成了“身体运动智力”，这样一来，可以给“身体运动天赋”增值不少。这也是教育者们如此热衷于“多元智力”理念的重要原因之一。教育者们看重的并非是这种理念的科学价值，而是把它用作一种激励工具向世人宣告：“每个人都是某个领域的天才！”同理，提出“情绪智力”和“社会智力”概念也是基于相似的考量。

这种策略却带来一些意料之外却又极具讽刺意味的后果，而这些后果的重要性尚未被充分认识到。将不同的心理元素冠以相同的名称，其实是在为广义智力理论家的批评对象摇旗呐喊，反而助长了MAMBIT的志气。在某种意义上说，广义智力理论家正在做的事情打破了结构效度的规则，违背了基本的常识：有着相同名字的概念应该归于一类。如果这些心理属性具有本质性区别，我们希望强调它们的独立性和差异性，那么，就不应该将它们统统称为“某某智力”。广义智力理论家致力于将智力从智力概念中分离开来，只将其作为一种重要的认知品质（其他重要的认知品质还包括空间能力、创造力、操作能力等），但是，由于他们自己对“智力”概念的滥用，使得这一目标越来越难以实现。人们会不断地提出各类研究假设，声称MAMBIT与很多认知能力有关系。

广义智力理论家的目标是区分“智力”与“智力测验所测量的智力”之间的不同，并削减后者的影响力。然而，通过不断地鼓吹“智力”概念，并将“智力”与越来越多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联系起来，广义智力理论家成功地向着自己目标的反方向一路狂奔。如果“智力”的概念不断扩张，那么与“智力”相关的概念势必会跟着膨胀起来。心理测验100余年的积累与发展，成就了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即与“智力”关系最为密切的非“智力测验评估的智力”莫属。

智力霸权主义

在霍华德·加德纳提出多元智力理论之初，他曾经考虑过使用“技能”或“能力”这些概念。但是，他认为“这些概念都潜存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最终，我迈出了大胆的一步，从心理学领域选择了一个已存在的概念，并从多个不同的方向对这个概念进行拓展……我提议扩大‘智力’概念的范畴，纳入一些之前不在其内的人类能力”（1999）。与加德纳类似，罗伯特·斯滕伯格认为：“是时候拓展我们对‘聪明’二字内涵的认识了”（2003）。显而易见，两位学者的目的都在于重视MAMBIT（智力测试所评估的心智）之外的人类认知能力。同许多广义智力理论家一样，我非常支持他们的目标。但是，我搞不懂为什么要将人类认知的所有方面都贴上“智力”的标签，尤其是那些原本就有标签（包括民间的或科学的）的认知领域（如理性、创造性、智慧、批判性思维、思想开明、自省、明察秋毫）。

斯滕伯格、加德纳和我一直致力于抨击社会和学界对MAMBIT的神化。然而，如果当前这种将每一个积极认知特质都与“智力”联系起来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只会不断地给MAMBIT的神化过程添砖加瓦。让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实验。试想，如果有人反对在评价汽车时太过于强调马力这一指标的做法，于是，为了降低“马力”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和受重视程度，他们提出了制动马力、转弯马力、缓和马力等一系列概念来描述汽车的特性。请问，这种策略可以让人们在评估一辆汽车的性能时，忽视发动机功率的重要性吗？我认为不行。反而，这种做法会使得本来希望被低估的特征得到更多的重视。当我们提及“好车的特征”时，人们会关注马力值，表示重视汽车的发动机动力。同理，当人们说起“卓越认知”时，智力概念的频繁使用会催化MAMBIT的神化过程。

通过教育的方式培养认知特质的努力与尝试会受到这种策略的阻碍。例如，批判性思维这项重要认知技能就消逝在“智力”的广义概念框架中。假设“智力”概念继续不断扩张，批判性思维或者理性判断都将成为智力的一部分。智力测验的开发者们将受益于广义的“智力”概念，因为人们不断地将“智力”的广义概念与智力测验联系在一起。这些测验带着“智力”的标签，测验的开发者也不反对将智力测验与广义智力概念联系起来。例如，大卫·韦克斯勒（David Wechsler）在他的书中肆无忌惮地将智力定义为“个体执行有意行为，进行理性思考，以及有效应对环境的整体能力或能力集合体”（1958），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他开发的智力测验。然而，这个韦克斯勒智力测验根本没有测量他提出的这些能力！

另辟蹊径：用理性障碍驯服智力概念

与广义理论家不同，我认为应该区分出MAMBIT可以评估测量的内容，给它们贴上“智力”的标签，并且严格限制智力概念的适用范围。针对大众心理学领域智力概念被滥用的现象，我们可以告知非专业民众，有更为合适、准确的专业名词和日常用语可以用来描述生活中涉及的某些认知功能。并且，这些概念也有相应的测量工具。智力测验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任何改变，这一事实让智力测验的批评者们痛心疾首。不过，我们的策略恰好可以利用这一点。只要给各种测试贴上“智力”的标签，那么MAMBIT将永远统治大众心理学领域中的智力概念，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

与加德纳、斯滕伯格等人的做法相反，我的策略是在心理学学科中为“理性”谋求一席之地，希望以此来对抗智力概念。我之所以提出理性障碍的概念，是为了阻止智力概念把“理性”也吞噬掉，因为在智力测验中全然没有评估理性。关于理性行为和信念形成，两者都有学界共识的操作化概念，MAMBIT也是如此。由于理性与MAMBIT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因此，将它们融合在一起没有任何科学意义。相反，对不同的概念进行区分辨别，正是取得科学进步的重要途径。理性障碍的出现及高发生率，充分说明了“好东西”并非总是与MAMBIT有关。

智力的广义概念在不同领域中不断扩张。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在于，有些人希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打击智力测验的价值和威望。这种“稀释策略”通过拓展智力概念的方式，淡化智力测验的重要性，使得它看起来只是庞大智力概念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但是，把许多有价值的积极概念丢到智力中，并不能成功地切断智力与智力测验之间的联系。原因如下：首先，过去一百多年来，MAMBIT都与智力概念紧紧地绑定在一起，这种浓厚的历史血脉关系不会说断就断；其次，在广义的智力概念中，MAMBIT是最容易被测量的部分。无论概念的内涵有多么丰富，最可测的部分最终会获得最大的影响力，进而统治智力概念。

如果我的猜想是对的，广义理论家的这种策略会带来极为糟糕的后果——智力概念将具有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因为广义理论家把智力跟很多有价值的概念联系到了一起）。因为MAMBIT与智力概念关系密切，它的价值也将随之膨胀。更为重要的是，理性的概念也许就将寿终正寝，因为它没有从智力概念中剥离出来，而是与智力合并在了一起。终有一日，理性将迷失在宏大的智力概念中。这样一来，也没有必要对理性进行评估了，因为它的语义空间已经被智力的广义概念所吞噬。届时，再去强调MAMBIT不能对理性进行评估，将难上加难。虽然多数人都认同智力测验无法评估所有心理能力，但从人们的言行来看，却好像完全无视这一事实。如果认为理性与智力不是同一体，当聪明人做蠢事时，为何人们会如此惊讶呢？理性障碍概念（实证证据表明，理性障碍绝非凤毛麟角）的提出，应该可以减少人们面对此类事件时的惊讶。理性障碍创建了新的概念空间，使得人们能够对理性信念形成及理性行动的能力进行评估，而这种能力的重要性绝不逊色于MAMBIT。

MAMBIT：没有司机的大脑引擎

我认为应该将智力的概念内涵限定在MAMBIT所能测量的范围之内，这种观点对于资深心理学家来说并不陌生。他们会认为，这不就是把博林（E.G.Boring）提出的那个声名狼藉的观点换个说法重述一遍吗？有些人可能会因此而反对我的提议。博林认为，我们应该根据智力测验的测量范围来定义智力。由于他所处的年代（1923年）没有人知道智力测验能测量什么，因此，博林的观点一经提出立即招来一片抗议的声音。正因如此，博林对智力的定义实际上陷入了自证循环。现如今的情况与当时大不相同。我们现在已经从信息加工和认知神经科学的视角，对智力测验的测量内容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与一些批评传统智力概念的观点不同，在探讨智力测验和（狭义）智力概念所发生的变化时，我认为应该考虑到心理测量学研究的发展惯性。在科学哲学家看来，传统智力是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研究领域。种种迹象表明，传统研究范式如同庖丁解牛一般分解了人类智力。首先，智力研究领域对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的区分达成了共识。随后，许多研究都试图揭示流体智力的认知子成分。现在，我们已经知晓流体智力（Gf）与工作记忆容量之间存在许多重叠之处，工作记忆的计算功能也在同时期得到验证。最为关键的发现是：工作记忆任务的研究发现，人类的中央认知功能是认知去耦，即次级表征的操控能力，而次级表征并非像初级表征那样，以一一对应的方式解读外部世界。

认知去耦是导致个体一般智力产生差异的关键认知操作，加之在模拟和假设性思维方面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它的关键性地位。传统的智力测验以及MAMBIT汇聚于心理生活的重要方面，它们是一系列科学研究成果的代表，在恰当、重要的节点上逐步对智力进行分解。

我不希望弱化认知去耦的重要性，这是MAMBIT中造成个体差异的主要部分。去耦操作帮助我们执行认知改革：它评估信念，批判欲求。然而，这些测试所评估的认知去耦能力依然隶属于算法心智。这些方法并非评估个体参与去耦操作的典型操作；不评估反省心智使用去耦能力进行认知自我批评的倾向性；也不评估个体在问题解决时使用假设性思维的倾向。拥有认知去耦能力并不意味着这个人也可以产生理性的想法，做出理性的行为。当我们对流体智力（Gf）进行测量时，就好比是对汽车引擎进行了充分评估，却丝毫没有考察驾驶员的水平如何。

智力被误读为适应

智力的广义概念具有强烈的帝国主义倾向，其代表性特征是强调智力是“对环境的适应”（援引韦克斯勒的原话）。这种定义把工具理性也划拨到了智力的概念范畴中。将智力定义为“适应环境”，而最广为人知的韦氏智力测验却并未对理性进行测量，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做法着实令人困惑。

弗林效应是智力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有趣现象，在围绕着该效应的激烈讨论中，这种困惑体现得尤为明显。20年前，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对标准化智力测验的结果进行系统分析后发现，人类的智力测试得分在过去几十年呈显著上升趋势。自19世纪30年代开始，智力测试的成绩平均每10年提升3个百分点。相较于晶体智力，流体智力的增幅更大。受美国心理学会委托，由认知心理学家乌尔里克·奈瑟（Ulric Neisser）主编了一本从不同角度解释弗林效应的书。书中提到可能导致弗林现象的原因包括：营养、程式化、学校教育、电视、学前家庭环境等。弗林本人也参与了本书的编写，他对心理学家们提出的各种原因不置可否。他认为，智力测验所表现出来的智力提升是一种“假象”。简而言之，他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类的智力测验成绩提升了，但智力水平并未发生改变。弗林指出，真正的智力增加会带来文化繁荣，而现实似乎并非如此。在过去几十年中，伟大发明的增长速度非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世界名人录上的伟大科学家也并没有骤增。

弗林期望MAMBIT分数的增加能够带来发明增长、科学家数量激增，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智力测验没有评估人类的理性或创造力，而理性和创造力恰恰是“文化繁荣”所必需的要素。实际上，弗林也多多少少接纳了智力概念的环境适应论，而MAMBIT并未达到全面评估人类适应环境能力的要求。因此，很多人认为弗林效应是悖论（智商增长与社会成就不匹配）。不过在我看来，智商成绩的增长与社会成就不匹配并不矛盾。大众普遍认为智力的概念包括环境适应，但智力测试没有评估个体的环境适应能力。如果上述关系未能厘清，人就很容易因弗林现象而感到困惑。智力测试评估的是认知去耦能力，不可否认这种心智技能非常重要，但是，它只不过是理性思维和行为所必需的三个要素之一。另外两个要素是心智程序和思维倾向，这两点才是滋养理性思维的温床。弗林效应被认为是一个未解之谜，这种看法足以证明把智力测验范畴之外的领域也纳入到智力概念中，企图扩展智力的概念以“去神化”智力概念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神化智力概念的阴暗面

神化智力会导致不合乎情理的道德后果：人们会在不知不觉中诋毁MAMBIT低分者的尊严。说起这段诋毁的历史，可追溯到心理测量学的诞生之初。弗兰西斯·高尔顿爵士（Sir Francis Galton）认为低智商个体无法感知到痛苦，他曾说过：“傻瓜的辨别能力非常低，他们不能区分冷与热。有些人的痛觉迟钝，有些人甚至都不知道痛为何物。在他们愚钝的生活中，痛苦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这些傻子会把痛苦当作惊喜去接受。”

时至现代社会，对低智商群体的诽谤依然屡见不鲜，只不过呈现方式更为温和微妙罢了。2004年，作家迈克尔·丹东尼奥（Michael D扐ntonio）出版了一本题为《州立学校男孩的叛乱》的书，该书讲述了招收精神类残障儿童的沃尔特E.费纳德学校虐待学生的丑闻，以及该校的一群男学生与非人道疗法抗争的故事。令人深感不安的是，针对这本书的评论大多聚焦于那些被误诊的正常智商儿童。纽约时报的述评专栏（2004年6月27日）曾发表了一篇题为《折翼天使的分类账：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学校中的低能儿童误诊与虐待》的评论文章。看到这样的题目让我不禁想问问这位作者，为何将“误诊”与“虐待”相提并论？两者之间有何关系？此处的潜台词是说，那些被“正确诊断”的低能儿受到虐待就不是人间悲剧了吗？就是理所当然可以发生的事情吗？智力神化的阴暗面在读者对此书的反馈中展现无遗。

罗伯特·斯滕伯格注意到了人们会“将智力测验分数与个人价值混为一谈的历史倾向”（2003b）。在现代社会中，此类倾向并未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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