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光武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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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张家：张謇、张詧及后人鳞爪试读：
序一 为世界留下一个严峻的话题
张梅颖光武新作《百年张家》问世，要我作序。我的心情，愉快中夹杂着感慨。这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感觉。
我识光武，始于工作。其时，我在民盟中央兼管宣传工作，他在民盟上海市委主持宣传工作。因工作缘故，与他的接触，对他的关注，逐渐增多。
人之相知相交，能由工作、事业而始终，既是难得，又弥足珍视。
光武对工作很执着，很投入，这种心态，使他和民盟中央宣传部、参政议政部、研究室、民盟中央网站、《群言》杂志社等，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也建立了友谊。这种友谊，不掺杂质，简单，纯真，但可持久。
光武主持上海民盟宣传工作，在他任期内连续三年获得优秀组织奖，他个人也连续三年获得优秀个人奖。光武的工作，同样获得了《群言》杂志社的认可，在2005年《群言》创刊二十周年之际，民盟上海市委被评为先进集体，光武则被评为全盟唯一的先进个人。
春华秋实。眼见光武以自己的努力、专注和投入，以实绩实效获得价值认可，我也为之高兴。我想，以光武的性格为人，这应是他期望得到的最好褒奖了。相识贵相交，相交贵相识，这是我跟光武之间建立友谊的基础。
光武写《百年张家》，正如他在“前言”中所言，是由一种责任感驱使，有一种时不我待的迫切感。他说，张謇、张詧，不特是张家人的张謇、张詧，也是海门人、南通人、天下人的张謇、张詧。对此，我是理解和认同的。
张謇、张詧生于“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社会，以“先天下之忧而忧”“舍身喂虎”的超人勇气、魄力和毅力，以民生大德为宗旨，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将家乡南通建成文化教育之乡、“中国近代第一城”，模范中国，影响及于当代。而张氏兄弟的精神和事业，其实代表了清末民初这一特定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一群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先行者的共同理想和抱负。中国社会的进步，正是因这些具有献身精神的热血志士的共同参与而益现光彩。慎终追远，毋忘来路。我想，这是光武写这本书的意义所在。
张氏兄弟遗产丰沛，近三十年间学界著述蜂起，而光武之研究祖辈过往也逾三十年。其于《百年张家》出版前后问世的文章有《张謇和他的同时代人》《重读张謇》《张謇、李鸿章心结和张謇、翁同龢情结》《通海垦牧公司和张謇的民生理念》《张謇、张詧与中国近代教育》《张謇与蔡元培》《张謇误籍与科举功过》《张謇和徐乃昌》和《张謇与上海》等。
这里，我想就《百年张家》中我感兴趣的一个话题谈点看法。也就是光武在书中提出的：张謇、张詧弟兄倾其一生所得，用于民生大业，用于提升民智，用于发展教育和社会教化，用于被胡适称为“养活了几百万人”的盐垦事业，用于慈善，用于城市建设和乡村建设，却没有给自己、给家族和子孙后代留下锱铢余财。张謇对此的说法是：“皮肉心血，当委世界牺牲，不能复为子孙牛马。”正是出自这样的理念，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业绩，引发了学者的惊呼：“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很难发现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县办成这么多事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
张謇、张詧穷其一生，为世界留下一个严峻的现实话题：当人从穷人变成富人，当人创造了财富之后，他们会把财富用在哪里？用在哪些人身上？或者说，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下一步会怎样？
今天重提企业家的社会良心，不能绕开张謇和张詧，也绕不开张謇和张詧。张謇和张詧用短暂生命架起的，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和人生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是构筑人类整体利益之间的桥梁；张謇和张詧用短暂生命架起的，也是一个关于历史发展动因的答案。
张謇和张詧的一生证明：作为社会个体，他们既在原有的社会结构下有所作为，同时又参与新的社会建构，他们的思考和行动，既受制于历史，又在创造新的历史。所以，可以认为，一个社会和人类整体的发展，正是取决于这个社会和人类整体中个体的集体自觉。这是当今经济界、企业界，也是所有人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
光武要我写序，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充分信任，有如我之对他的信任。海内存知己，人间重真情。是为序。
序二 百年张家，一脉清流
张冠生为《百年张家》写序文，由“百年”一词，先想到梁家。
1916年，梁启超写《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说了一句话：“盖四年以来，我国士大夫之道德，实已一落千丈，其良心之麻木者什人而七八。”
整整百年过去，“良心”如今怎样，众目睽睽。“麻木”恐已不足形容。
所幸，梁家例外。梁启超而梁思成而梁从诫，良知长葆，风骨一脉，有公论。
张家故事，没有梁家流传那么广，论良知，说风骨，则可谓并世双璧。
张謇先生襟抱无须多言，其独子张孝若亦英挺高标。其著作《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不颂不讳，以家传入国史，被胡适称许为“开儿子作家传的新纪元”。
其孙辈如张绪武，曾有高官身份，始终布衣本色，庄敬自重。其常怀张謇“与草木同存，不与草木同腐”之心，知行合一，无愧清流。
说到“清流”，作为一个词汇，不时听人说，见人写。《现代汉语词典》中，“清”字之下，词条逾百，不见“清流”余地。《辞海》有，《词源》有，却被“现代汉语”革出门外，大有意味。是现代社会清流不再，是当今天下不容清流，还是清流虽存仅余涓滴，可忽略不计？
无论哪个作答案，都说明，《百年张家》写得磊落，出得及时。
该书作者光武仁兄，属张謇孙辈。无缘躬逢张謇气概、孝若风度者，接触过绪武、光武兄弟们，或能得其神髓一二。
说其儒雅，说其博学，说其温润，说其内敛，都属实，都不够。直到想起“清流”境界，才觉得略具仿佛。
哪天，若《现代汉语词典》打算请回“清流”，不妨看看《百年张家》。“相见亦无事，别来常思君。”——与光武兄相识多年，一直如此。
是什么感染和吸引自己？一直说不清楚。今为序文，再想，三思，似开窍。
有一种内在风骨。虽不以风骨为标榜，也是风骨。不像闻一多慷慨赴死、梁漱溟直犯龙颜、梁启超痛责学界、陈寅恪不事“宗奉”……只是日常洒扫间心胸干净，心地安静，心态虔敬，不谄媚，不屈从，不流俗，勤于“学而时习之”，乐于“有朋自远方来”，安于“人不知而不愠”……
闻一多、梁漱溟的风骨，独属闻、梁。梁启超、陈寅恪的风骨，独属梁、陈。其高远超拔，独步百年，常人难望项背。
类似光武兄秉自张家的邻里兄长式风骨，则人人可学，可有，可葆，可播。
出自世家，又能接通寒门，接榫不同阶层。富者不自骄，贫者不自贱，四民同心，皆向善，向学，向上。从世道人心看，张家这脉清流何其可贵，尤其今天。
世人多知梁启超“一门三院士，九子多才俊”，少知梁家庭训如出张家。
1923年11月5日，梁启超写家书给长女梁思顺说：“我常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救济天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去做，便是第一等人物。”
张謇先生倾力救济天下，其子孙善治十亩之田。依梁氏看，皆“第一等人物”。
由此可知，梁氏当年“少年强则中国强”之呼号，其所瞩“少年”当既指梁家少年，尤指张家少年。梁家少年非龙即凤，凤毛麟角，难以复制。张家少年以“十亩之田”自立，具有充分平民性，可百，可千，可万，可万万。
吾国吾民若能养成像张家这样的万万少年，这样“第一等人物”，由这等人物构成社会，经营生活，正合张謇先生当年筚路蓝缕中深致寄托。
愿张家清流浸润百家。
愿百年清流绵延千年。2016年9月19日二稿于豫中郭亮村
序三 寻找张謇与张詧
马勇不久前，陈卓兄发来一部书稿，希望我为之写点文字。这部书稿题为《百年张家》，为张詧孙辈追述的张家往事。
张詧为著名状元实业家、清末民初重要政治活动家张謇的三哥，他们老哥俩同父同母，年龄相仿，只差两岁。更重要的是，他们兄弟二人是张氏家族企业最重要的策划师、操盘手。只是由于时光遮蔽，张謇的大名如日中天，张詧的名字却近乎默默无闻。从扩充见闻的视角，我从这部书稿中获益良多。非常感谢作者清新的文字，明白的逻辑，含有温情的敬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文本。在将来的张氏家族研究领域，本书一定会成为重要的参考资料。孙辈的叙述，毕竟有他人无法企及的高度和难度。
20世纪末，因张绪武先生的动议，我追随张謇研究的开拓者章开沅先生，并与章先生的几位弟子虞和平、朱英、王奇生等几度前往南通，参观张氏兄弟留下的遗迹，并参与写作《张謇：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虞和平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一书。因此机缘，此后十多年，又因晚清史研究，因辛亥革命史研究，数度重读张謇作品，体会张謇的思想及其意义。
在我看来，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就是怎样在已有的农业文明的基础上接纳西方工业化的成果，建构一个全新的工业社会。如果一定要说中国工业社会与西方工业社会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西方可能不需要过多考虑农民、农村与农业，而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不得不考虑“三农”问题，不得不建构一个农业与工业相间相融的新形态。中国工业化的完成，并不是农业消失、农村衰败，更不意味着农民要长时期承受着工业化的压榨。理想的形态，应该是梁漱溟当年的设想：工业化完成后的中国，城市的优长之处在农村应有尽有，农村生活的好处在城市也不是不可企及。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过程中，引领转型的，前期可能是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乡绅，后期一定是工业社会的主导阶级，即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这是工业社会的中坚，是现代文明的引领者。按照这个观点回望近代中国，张謇、张詧以及一切拥有“资本”的人，才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中坚力量、引领阶级。
在过往的几十年里，我们习惯于蔑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因为历史教科书和伟大领袖一再告诉我们，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但在发展生产赚取利润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就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妥协。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所接受的一贯教育，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话语。
其实，如果重新理解晚清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或者说近代中国所走过的全部道路，我们应该承认，正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每每引领中国社会往上走，正是中国资产阶级从社会边缘阶级逐渐成为社会重心，引领社会，稳定社会，使中国社会在过去两百年的转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波折和震动。
所谓资产阶级，其前身就是传统中国的商人。在传统中国“四民社会”（士农工商）的构成中，商人成为社会四大阶级中的最后一个阶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中国的商人传统太强大了，中国商人的能力太无敌了。如果熟悉中国商业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商人自古以来就具有非凡的本领，给点机会就发财。读《史记·货殖列传》，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拥有许多重要的商业中心，商人成为那时社会的中心，引领时尚。更重要的是，中国商人似乎自古以来就有“大商人”的气质，并不斤斤于蝇头小利，他们要做的是大生意，最大的生意是类似于吕不韦那样的政治投资，投资一个国家的未来。
或许正是因为中国商人对政治的干预太过强大，所以当秦始皇构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后，真正威胁集权体制的并不是那些文弱儒生，而是合纵连横的商人们。如果放任商人经营，中央集权必将瓦解，中国社会必将重组，这对于以农业立国的传统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此，我们看到秦亡之后，西汉王朝重建大一统体制，在经济上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盐铁专营，将涉及国家基本经济或能够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基础产业交给“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禁止商人插手，由此遏制商业资本的增长，遏制商人集团的势力。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超稳定”的前提。
当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西方产能高度过剩，需要外部市场，需要“发现东方”，进入东方，开辟这个巨大的市场。这是近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所以，当中国不得不与西方接头，不得不开放市场的时候，中国商人终于从传统社会中脱颖而出，并渐渐从纯粹的商人演化成一个新的阶级，即“绅商”。所谓“绅商”，其实就是除了拥有商业资本外，还拥有智慧，拥有知识，拥有对政治和未来的判断力的人。自然，绅商在近代中国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阶级、中坚力量。
许多研究者后来以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即商人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其实这个认识并不准确。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中国的商人，近代中国商人就是从传统中国商人转化而来的，如果一定要说还有什么新因素的话，就是近代中国商人有一大部分来自买办，或者与外国商业资本有生意往来，或受外国商人重大影响，逐步与国际商业资本接轨或相关联。
与国际商业资本密切接触，导致近代中国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意识，所以，尽管中国在政治上从19世纪60年代洋务新政开始之后一再强调中体西用，强调中国只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意味着中国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全盘西化，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却在那样艰难的政治氛围中依然顽强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依然劝说政治上的统治者要看到西方富强之本并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有一套完整的体制、文化作为依托。在这批 “洋务思想家”中，王韬、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邵作舟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的经历，他们或与商人有着密切关联，或本人就是大商人，如郑观应就是红顶商人——招商局的“高管”。他们在全社会近乎一致地拥护“中体西用”这一中国特色的时候，大胆向社会传递正确的声音，指引中国社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最值得夸耀的东西，也是最值得今天的我们重新认识的东西。《盛世危言》这部名著的最初构成就是郑观应在工作之余写作的一篇篇小论文，谈教育，谈学校，谈商务，谈商战，谈海防，都是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却都具有西方知识背景，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付之阙如的。这些东西最初在19世纪80年代就发表了，在知识界和官场中的开明者那里获得了回应，但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特别是政治高层的重视，所以等到甲午战败，当人们重新阅读这部著作时，真是追悔莫及。人们在想，假如当年注意到这些问题，并按照郑观应的这些建议去做，还会有甲午之战吗？如果有，中国还会战败吗？这就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引领作用。
说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引领，我们有必要细致地解读张謇。
张謇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坚守改革，不到绝望之时绝不轻言放弃。然而，当革命呼之欲出势如破竹无法阻挡时，张謇又能顺应大势，引领变化，既不为旧制度殉葬，也不让社会持久动荡、秩序失范。这是那个时代中产阶级的胸襟和力量。
在甲午战前的很长时间，张謇以举人的身份混迹于军界、官场。张謇出身平民，没有奥援，无可凭借，在官场和军界很难有机会出头，尽管他在吴长庆幕府已经表现出非凡的能力，甚至获得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龢、潘祖荫等高级官员不同程度的青睐，但张謇像康有为、严复等人一样深知，决定自己在官场能走多远的关键，是能否获取功名。没有功名，在那个特殊的“唯精英体制”中，很难有多大出息。所以，在获取功名前的二十六年间，张謇二十多次进出考场，直接消耗在考场上的时间就有一百多天。
科场上的不顺，也许可以理解为张謇太“笨”，但是从另外一层意义去解读，又会发现这需要极大的耐心和韧性。一个人有几个二十六年，竟然为了一个人生“小目标”耗费如此多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张謇不仅实现了“人生小目标”，而且超额完成，金榜题名，中进士，点状元。这远超过了他的父亲、家人、友人，甚至自己的期待。
时移势易。张謇中状元的那一年正值甲午，先前数十年的繁荣发展终于没能经得起战争的考验，与日本的一场有限战争将中国打回原形。痛定思痛，中国人开始了一段新的航程。当然，不仅仅因为政治，也因家庭等方面的缘故，张謇没有留在北京继续混官场，而是悄然返回家乡南通，开始了艰难的创业之旅，渐渐明晰了实业救国、产业救国、教育救国、以区域发展带动全面发展的基本思路。“状元实业家”的选择，表明时代的变化，意味着在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大势在变化，人们的选择不再局限于官宦一途，而变得更具多元性。条条大路通罗马，衡量一个人的成功不再像过去那样只看官做了多大。这一点就像1992年之后的中国，受邓小平“南方谈话”和经济改革推动的影响，一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工作的官员、知识人纷纷下海创业，形成了20世纪晚期的一道独特风景。当代中国所谓“九二派”实业家群体，就其本质而言，与张謇那一代知识精英在甲午之后弃官从商极为相似，都是时代弄潮儿，也都不同程度地引领了社会进步。我在这里所说的“寻找张謇与张詧”，就是希望“九二派”实业家在中国历史大转型时代，也能像张謇那样既有担当，又有能力沟通朝野，推动历史进步。
历史给了张謇很好的机会，张謇也充分利用了这个历史机遇。有历史大背景作依托，有了《马关条约》之后中国不得不放开、不得不融入国际一体化的大格局，张謇的创业虽说艰辛，但总体而言，有朝廷大政策护航，有地方政府行政长官张之洞、刘坤一等全力支持，张謇在南通的事业兴旺发达，进步很快。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经验再一次得到验证，张謇力劝在外地当官的三兄张詧辞职引退，回南通帮他打理企业，经营具体事务。张詧的经营才能、管理才能，由此得以发挥。张謇的事业后来越做越大，从南通到上海，沿江而上至汉口，如果没有张詧坐镇南通，指挥一切，事情肯定不会如此顺畅。他们兄弟二人的精诚合作、价值认同，是成功的一个关键。
所谓“民族资本家”，就是有“资本”的人；所谓“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以“资本”作为“主义”的社会。“资本”是这个阶级的底气，也是这个社会的轴心。如果一定要说张謇这一代“九五派”实业家与一个世纪后的“九二派”有什么不同的话，主要的不同就在资本收益的来源上。张謇那代人固然也有对体制的依赖、利用，但与一个世纪后的“九二派”相比，市场化程度更高，私有化比例更大，因而一个世纪之前的“九五派”张謇们对政治非常敏感，他们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纳税人，作为资本的主人，理所当然要为自己的资本寻找安全屏障。我们看到，张謇那代人的政治意识比一个世纪之后的企业家要强很多，他们虽在商言商，但同时也从各个方面推动了国家政治上的进步。他们深知，只有政治上的进步，才能保障财产、资本的安全。1895年，张謇列名上海强学会，积极投身维新运动，深度介入1898年变法运动、1900年东南互保。1901年，清廷新政重启后，张謇理所当然又成为新政以及稍后的君主立宪运动的先驱。
其实，早在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张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宪体制，就期待将这个体制引进中国。当日俄战争开打之后，张謇更意识到中国的唯一出路在于君主立宪，在于重构中国的政治架构。为此，张謇付出巨大努力，策动晚清政治变革，促使清廷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
晚清宪政改革尽管出现诸多状况，但大体上说，摄政王1908年接手后，继续沿着1906年开启的预备立宪路线图前行。至1911年5月8日，清廷按照调整后的规划如约宣布第一届内阁组成名单；宣布内阁官制；宣布裁撤旧有之内阁、军机处及会议政务处；宣布设立弼德院、军咨府。如果熟悉甲午之后十几年的中国政治改革史，就知道这几点宣布确实不容易。
中国的悲剧在于，奋斗多年的宪政还没有完全成立，就发生了“宪政危机”。第一届责任内阁的十三人中，竟有九名来自皇室或贵族，因而被社会各界调侃为“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
面对如此困局，中国资产阶级并没有失声妥协，更没有以“在商言商”自律，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表达政治诉求，要求清廷重回宪政改革正轨。
面对政治逆流，张謇忧心如焚，他担心中国人奋斗多年争取来的宪政很可能功亏一篑、付诸东流，遂至上海找宪政同仁汤寿潜、沈曾植、赵凤昌诸公商量。他们联名上书摄政王载沣，“切箴之”，更引咸同年间故事，劝摄政王要像慈禧太后、恭亲王那样，展示博大胸怀，重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那样有学问有阅历的汉臣，不要为满洲贵族一己之私而丢掉天下。
张謇等人的书面劝说并没有起到作用，各地立宪党人不同方式的抗争也收效甚微。清廷援引《钦定宪法大纲》，以为用人行政为君主大权，他人不得干预。摄政王其实忘记了此时的君主与《钦定宪法大纲》颁布时的君主并不是一码事。
政治危机越演越烈，如何化解危机，各方面瞩目于张謇等“中产阶级”：立宪党人希望张謇利用“权势”劝说朝廷重回宪政正途；朝廷希望借重张謇等人的声望平息民众不满，恢复秩序。
朝野都希望张謇能到北京实地观察，亲身验证朝廷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立宪诚意，以此决定各省咨议局的“国是”立场。
各方面的劝说打动了张謇。1911年6月8日，张謇一行风尘仆仆抵达北京，展开了一场风风火火的劝说活动。
在北京，张謇受到高规格礼遇，短短几天时间，与摄政王、庆亲王以及端方、那桐、载泽、载洵、载涛、徐世昌、盛宣怀等人轮番会面，张謇始终本着“陈说民隐”的宗旨，就时局危机表达自己的观点。张謇的观点受到了主政者的赏识，很快就有人动议任命张謇出任要职，或以“宾师之位”，或任内阁秘书长。张謇闻讯坚决拒绝，他的理由是自己十几年来第一次回京，是受东南各界委托表达宪政关切，现在如果 “得官而去”，与其做人宗旨相悖，无论如何难以接受。
张謇的态度使他的威望更上一层，使他在与清廷诸公谈话时更加自信和坦然。在与摄政王谈话时，张謇明确表示，中国的政治改革始于戊戌，“今世界知中国立宪，重视人民，皆先帝之赐”。现在的中国已经到了收获改革成果的季节，绝不应让一些程序性的细节破坏政治的良性发展。他建议摄政王周咨博访，集思广益，为化解时局危机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在与摄政王谈话时，张謇还就外交、内政诸多问题表达了关切，他认为未来几年，中国外交有三大危险，中国内政同样面临三大亟待解决的困局。
关于外交，张謇建议朝廷注意未来几年即将发生的三件大事对中国的影响：一是即将到期的《中俄伊犁条约》，二是宣统五年到期的《英日同盟条约》，三是巴拿马运河即将建成。这三件大事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外交当局都应该做好评估，提前防范。
至于内政，张謇提出朝廷必须高度注意三个方面：
第一，各地灾害频仍，民生困苦，朝廷一定要弄清老百姓最真实的关切，一定要利用好各省咨议局沟通上下，帮助老百姓切实解决问题。
第二，各地商业经营已经极端困难，朝廷一定要尽快想出办法，盘活金融，繁荣市场。
第三，中国的发展有赖于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而国际环境的关键是中国能否把握好中美关系。中美联合格外重要，尤其是民间合作与善意培养，值得格外下功夫。
对于张謇的六个建议，摄政王点头称是，以为说得极好。他建议张謇就具体细节与载泽或其他大臣细谈。
在与庆亲王谈话时，张謇直截了当地谈了许多问题。第一，鉴于东北亚局势的变化，特别是日韩合并、日俄的影响，张謇建议朝廷高度注意东三省发展的急迫性。第二，张謇向庆亲王痛陈国内政治真相，以为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国民疾苦之甚，党人隐忿之深”，可能远远超出朝廷的想象。张謇诚恳劝说庆王爷：“王处高位满溢之地，丁主少国疑之会，诚宜公诚虚受，惕厉忧勤，不宜菲薄自待，失人望，负祖业。”
据张謇描述，他的这些话“语多而挚”，说得庆亲王“掩面大哭”。据此细节，张謇认为庆亲王并不是传说中的那样昏庸无能，只是朝廷阿谀者众，致成其阘茸之过、贪渎之名。
在与载泽、盛宣怀谈话时，张謇主要从技术层面提出解决铁路干线国有化问题所带来的困扰。他认为，各省民众响应朝廷号召集资修建铁路并没有错，朝廷出于政治、社会、金融安全要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统一建设，也没有错。但是，在处理善后问题上，一定要有政治家的视野，不要盯着蝇头小利，更不能算计人民，让最下层民众因吃亏而抱怨朝廷。
至于四川铁路公司出现的亏空，张謇建议应先由中央财政买单，无论如何先将一般集资民众从这个巨大的集资项目中安全剥离，不要让成千上万的民众成为朝廷的对立面。
张謇认为，只有让一般民众解脱后，才能谈得上惩处四川铁路公司高层的贪腐问题。否则，一旦铁路公司绑架了民众，铁路干线国有化引发的政治危机将无法想象。
不幸的是，盛宣怀太自负了，他用财经专家的思维处理政治问题，不知道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真实关系，不知道收民路归国有只是一个政策调整，而政策的主旨“以达为主，不当与人民屑屑计利”。盛宣怀的专业与自负，让清廷在关键时刻及关键问题上没有听从张謇的建议，让铁路干线国有化成为压垮大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张謇描述此行是“尽最后之忠告”。那时，像他那样愿意继续尽忠言批评政府的已经很少，人们都在静默地等待朝廷一错再错。当统治者拒谏时，所有的苦口婆心都是自讨苦吃。
在多番努力未见成效后，张謇看到事已至此，所能做的只有为皇族内阁建言。在京期间，他没有过多就皇族内阁发表看法，等8月回到南方后，他很快发表《请新内阁发表政见书》，在不反对皇族内阁的前提下，提出三点建议：一是速发内阁新政见以刷新中外耳目；二是实行阁部会议加强中央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三是建议国务大臣恢复幕府制度，选择优秀人才进入幕府议政。
很显然，张謇这样的立宪党人对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的反对，还是比较温和而有节制的。他似乎更愿意相信，大清王朝面对这样的政治危机应该能够化解，秩序应该能够得到恢复，毕竟这是一个两百多年的王朝，经历过那么多大风大浪，应当不会在这种小风浪中翻船。因此，即便武汉因成都保路风潮弄得一片恐慌，张謇还是在10月初到那里主持了一个纺纱厂的开业仪式。
10月10日晚8时，忙碌多天的张謇登上“襄阳丸”顺流东下，突然看见武昌草湖门一带起了大火。想起昨天曾有革命党人被查获处死，他估计这火灾是因闹事者余党报复。船行20里外犹见火光，此时张謇怎么也想不到他正目睹了一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
作为立宪党领袖，张謇对革命本能地厌恶。12日抵达南京后，张謇第一件事就是劝说江宁将军铁良出兵援鄂，平息动乱，并请铁良代奏朝廷立即实行立宪，改组内阁，平息国人愤怒。
张謇不喜欢革命，真诚地希望社会稳定，并开始为可能造成的社会动荡忧心忡忡。此后几天，他分别拜会了两江总督张人俊、江苏巡抚程德全，对他们苦苦劝说。在得到程德全的认可后，与雷奋等人代程德全及山东巡抚孙宝琦起草了一份奏折，请求朝廷立即改组内阁，宣布立宪，标本兼治，剿抚并用，还建议对酿乱首祸盛宣怀严加惩处以谢天下，筹组责任内阁代皇上负起责任。
然而，形势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几天，湖北独立、湖南独立、山西独立、陕西独立、江西独立、云南独立，这股独立风潮传到江浙，传到上海，张謇等立宪党人坐立不安，却又无可奈何。他的立宪同志李平书出任光复后的沪军都督府民政长，他的亲信沈恩孚、黄炎培也到光复后的江苏都督府任职。许多地方平稳光复，和平过渡，使张謇对革命的恐惧大为减轻，他的思想也就在这时发生了转变。
张謇意识到，革命既然已成大势，谁也无法阻止，立宪与革命虽说有很大差异，但在目前的形势下，立宪党人有责任与革命党保持合作，稳定社会，控制局面。11月8日，张謇致信江宁将军铁良和两江总督张人俊，劝他们在动荡时期好自为之，千万不要让满汉将士兵戎相见，应该引导大家在共和主义理念的指引下友好相处。这大约是张謇转向共和的最早证据。
共和光复势不可挡，自武昌首义至张謇致信铁良等人不过32天，独立省份已有14个。这14个独立省份当然并不都与朝廷严整对立，但清廷的政治危机至此已暴露无遗。先前十几年的立宪奋斗终于因清廷内部的自私和不妥协而被彻底葬送；转向共和，同情革命，也就成了张謇这批立宪党人无奈却必然的选择。
11月23日，张謇在上海会同汤寿潜、熊希龄、赵凤昌等老立宪党人联名致电张家口商会转内外蒙古赞成共和。接着，张謇又与伍廷芳、唐文治联名致电摄政王，再进忠言，以为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君主立宪已成过去，为皇上、王爷计，此时若幡然改悟，共赞共和，以世界文明公理待国民，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
别了，皇上。这是张謇一个痛苦而又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在历史大转型时代，张謇这样一个有力量有办法沟通朝野的人物非常重要，他的存在不是让形势更恶化，而是为恶化的形势找到一个改变的理由和契机。试想，如果不是张謇出面劝说摄政王、庆亲王；如果不是张謇与袁世凯保持着密切联系，互通信息；如果不是张謇、赵凤昌等与革命党人孙中山、宋教仁、黄兴有比较友好的关系，可以比较顺畅地沟通；如果不是张謇这一批实业家、立宪党人过去十余年的苦心经营，深耕底层，东南半壁在革命风潮的影响下，怎会如此稳定，半个世纪前的混乱极有可能在东南地区重演。历史是底层社会渐渐推动的，但历史的剧变一定有英雄伟人登高一呼，张謇、张詧，就是近代中国大转型时代的代表人物。
今天的中国当然与张謇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但从历史转型的角度看，现在的中国并没有真正完成社会转型。社会转型需要全民启蒙，更需要先知先觉，需要精英参与，需要社会变革的引领者。我们这个时代的先知先觉和引领者在哪里？这是我在阅读这部《百年张家》时忍不住思考的一个问题。2016年9月12日
引子
一位南通乡人曾对我说过一句话：“你们张家这个姓是很值钱的。”这话已经有年头了。近年来，南通人对着各地的参观者，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南通有张謇。”南通人的励志话语则是：“用张謇精神建设南通，用张謇精神打造南通。”且不说不同角度谈张謇折射出的价值理念，在南通人的心里，张謇就是他们的自豪，他们的骄傲，是他们人生的一把尺子，做不到张謇那样，至少尽量向他靠近。在南通人心里，张謇代表着南通，张謇世称张南通，张謇这个人的名字跟南通已经画上等号了。事实如此。走在南通，到处可以看到张謇的影子：张謇的履痕，张謇的民生理念，张謇的强国富民理念，张謇的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张謇的“舍身喂虎”精神，张謇引领的教育精神和文化精神。“文化南通，教育之乡”，这是南通给世人的印象。这个被吴良镛称为“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城市，这个有着十多个“中国第一、中国首家”称号的城市，延续百年，一直保持着一种生命锐气，一种生命不息的精神。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个城市始终仰望着一座历经岁月洗礼而愈见夺目光彩的丰碑：张謇。
在中国，人们提及有影响力的历史人物，通常把姓氏跟他们的家乡做一个加法，一个合成。例如：李合肥、张南皮、康南海、张南通，中间最有影响的名字之一就是张南通了。张謇和兄长张詧，他们把生命的根深深扎在了家乡、扎在了祖国的土壤中，根深叶茂，始有今日之南通。
世界的进程，人类社会的演进，从特定的意义讲，就是生命的不断交接，新旧交替，推陈出新。如何直面人生，直面生命，这是四祖父张謇留给世人的一个课题。
负重远行，人生苦旅。人生，就是一场精神的远足，是心的苦旅。人生路上，心就像一挂行囊，走得越远越久，这挂行囊就越重。世人常说心重，心重是人生由不得的苦事。但也有人偏是苦中知乐，苦中有乐，寓乐于苦，愈苦愈乐，将分明是畏途的人生苦旅视为生命之乐事，这是因为，他将个人之苦与众生之乐视为因果，这是一种大智大行的人生。
人之生命，人生之路，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小心翼翼，步着大多数人的足迹履痕，一直低头哈腰，盘算着用最小的风险、最大的安逸去走完一生。
还有一种路，仰视天际，察风云变幻，观世事沉浮，怀人类兴亡，一心要去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一条拓荒之路。这样的人常常抱着一种穷尽心力、自寻苦吃的拓荒心态，常被世人视为异端畏途，其实这是一种灿烂的心态，一种造福天下的心态。这种心态，绵延不绝，传诸后世，就是一个社会的精神，社会的文化；更是一种民族的精神，民族的文化，民族的心态。
四祖父张謇便是这样一个生命的拓荒者，一个用生命去加固和开拓中华民族精神的拓荒者。他和祖父张詧长年累月、一生一世将责任置于自我之上的拓荒精神，在今日中国社会仍有着极具价值的借鉴意义。
走进尘封岁月，一段历史，一个城市，一种精神，两个历史人物，用生命铸就的现代化之都，青山依旧，绿水不辍，史象重生，显露本来。
2003年，两院院士吴良镛慨然感言，南通是“中国近代第一城”，是我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最早自主建设和全面经营的城市典范，在中国近代城市发展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
2011年，一群在上海创业的南通籍成功企业家集会，成立了以个人的名字命名的社会团体：张謇会。
2013年，南通《江海晚报》与江苏大生集团联袂推出“追梦——寻访张謇足迹”大型新闻行动，纵横千里，穿越百年，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行走半个中国，回眸一个世纪，与天下读者一起，共同远望一个伟大的背影：张謇。
2014年，费正清的一段评论重新进入人们视野：“张謇等士绅文人，在甲午战败后之所以突然开始投资办现代企业，主要是出于政治和思想动机。其行动是由于在思想上改变了信仰，或者受其他思想感染所致。中国的资本主义，长期以来具有某种出于自愿的理想主义的特点。”
2014年，深潜英雄崔维成教授与他在英国留学时的师弟吴辛博士，和上海海洋大学彩虹鱼研究团队以及全国各地的支持者，立志继承先贤张謇精神，发大宏愿，打造了深潜器彩虹鱼及其母船“张謇”号，向深潜深海万米的世界目标发出挑战。2016年8月，彩虹鱼万米级载人深潜器专属科考母船“张謇”号已抵达南太平洋新不列颠海域，展开一系列海洋环境调查及科考工作。
岁月千秋，人生苦短。四祖父张謇离世时年仅73岁。七十三年，人的生命流逝，真是转瞬之间。但四祖父和祖父的一生，揭示了生命之真正意义不在其长度，而在其质量，在其人生之旅，心路煌煌；在其奉献社会，重如泰山；在其对社会、对后世的影响绵绵不绝。由此，酝酿成我写这本书的动机。
我知道，由我笔述家事，以我才疏学浅，以我孤陋寡闻，以我位卑序后，必定会挂一漏万，甚至不免谬误。但是世间之事，从来是不等人的。对我而言，迟至今日动笔，已经太晚，家族中，上代人及同辈人中，年长者大多离我远去，即或稍存吉光片羽，求教也已无门，面聆口述更属无望。已经迟了，后悔无用，亡羊补牢，事情总得有人去做。我且不做，宁做卸责之人？更不可把事情推至明日，明日复明日，徒留悔恨。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语境和心态，时过境迁，我今日之所述，必不能复制祖辈过去之万一。百年复百年，张謇和张詧的事业和精神仍有传承价值无疑。然古往今来，对过往人事的回顾，历时愈久，寻找真相的道路愈是曲折，甚或成为一地碎片。所以，今日之我，如不趁余勇尚在，拾掇鳞爪，整理万一，到时空留怅惘，无颜对前人，也无颜对后人。
先人故事，恢宏而汪洋，开阔而广袤，以我区区才力，难成巨制，为退步计，以鳞爪命篇，求识者正之。
其实，人生亲情，固在血缘，更在情缘，在精神之息息相连。此生有幸，忝为张氏子孙；此生存愿，能得张謇、张詧精神之万一，则莫大之幸事。所以我说，对祖辈父辈的记忆，是永生的记忆，是与生命同步的记忆。
正像人们常说的，文字是倾诉心底真实情感的工具。笔尖底下流出的文字，应是写给自己的心的。
感谢陈卓先生和武倩女士为书稿问世付出的心血，感谢张梅颖大姐、张冠生兄、马勇先生为本书作序，感谢所有一直支持着我的亲人和朋友们。
第一章 蛩蟨相依：兄弟创业之路
光绪二十二年（1896），两江总督张之洞正式札委四祖父（张謇）经理通海一带商务，招集商股，在通州兴办纱厂。四祖父慨然受任，历史记载了他的壮言，“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振聋发聩；生命实录了他的壮行，状元下海经商，开一代风气之先；他立下的宏愿是“吾通因世界之趋势，知文化必先教育，教育必先实业”。
木有其本
近百年间，识见者言及张謇、张詧，必称张三先生、张四先生，或称南通张家、张南通。其实我们张家到底是哪里人，张家籍贯到底在哪里？从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光绪二十年（1894），四祖父张謇在北京应试时，其试卷自述履历称：“世居通州金沙场，后迁西亭，侨居海门长乐镇（即今常乐镇）。”
有日，慈禧又问张謇籍贯，答称籍贯通州，客居海门长乐镇，对祖上元末迁出常熟倒是未提。
两次自述，涉及地名三处：通州金沙，西亭，海门长乐镇。阙如者，常熟。
其实，我们祖上最早确系江南常熟县人。
距今约700年前，因元末战乱，有祖先张建（字惟贤）率家人自常熟土竹山渡江，迁至通州金沙场定居，子孙繁衍，至其后第十一世中一支，有张阙（启祥）者，又率家迁石港，为我们这一族始祖。
之后，又传至第十四世，值清乾隆年间，祖父和四祖父之高祖张元臣携子张文奎等，再迁至南通金沙镇东郊瞿家园。
张家至张文奎一代，已薄有家产。嘉庆初年，张文奎去世，时年长子、二子离家，唯三子张朝彦随母迁西亭度日。张朝彦16岁，母暴病亡，朝彦被人骗入赌场，输尽家产，流落至金沙镇，后入赘东台人吴圣揆家。
张朝彦与吴氏生二子彭庚、彭年（润之）和一女，彭年公即为我的曾祖，其时已迁海门长乐镇。
其中牵扯一段故事，不能不述：朝彦公娶吴氏之初，吴圣揆公无子嗣，乃相约朝彦若有子息，须兼祧吴家。后来圣揆公身故，其妻即张彭年之外祖母做主，为外孙彭年公娶东台金氏为妻，金氏生三子，为二伯祖张謩、祖父张詧和四叔祖张謇。彭年公膝下，尚有兴化葛氏生子，为大伯祖张誉和五叔祖张警。五子依次为张誉、张謩、张詧、张謇和张警。其中，张警早年夭亡。
曾祖彭年公为三子、四子取名皆从平实。譬如：詧者，认真务实；謇者，忠诚正直。后来果然都名副其实。
及四祖父张謇长成，遂践昔年圣揆公与朝彦公之约，兼祧吴氏，又名吴起元。而东台母里实为祖父和四祖父的母亲金氏故里。
以上，就是张家籍贯的来龙去脉。追根溯源，四祖父、祖父后来的成就，起始于曾祖父彭年公。
依伯仲叔季排序，祖父张詧排行居三，字叔俨，小名长春，号退庵，世称张叔子、退公、退翁；四祖父张謇排行居四，字季直，小名长泰，号啬庵，世称张季子、啬公、啬翁。
乡人又以排行称祖父和四祖父为张三、张四先生。跟张南通一样，这是南通人对祖父、四祖父的由衷尊敬和褒奖。
张家世代务农，不想到了曾祖父彭年公，竟是酷爱读书，私塾里的丁先生也因此十分喜欢他。曾祖父心耽读书，对田里的活儿就怠慢下来，一双脚常常不听话地走到私塾里去。父亲张朝彦忍了又忍，最后发了狠话：“家里穷，人口多，不种田，哪里来的吃？父亲在田里让烈日晒，儿子倒在屋子里乘风凉，哪是道理？”最后，在丁先生的干预下，父子俩各让一步，朝彦公同意让儿子半天读书，半天种田，到能读完诗经，能做七言诗为止。张家自此有了第一代读书人。曾祖父张彭年公开风气之先，张家耕读传承，自曾祖父始。教育之成，在于言传身教并重。张詧和张謇的品性道德，源自父亲的身教言传。一个人的童年经历，会影响其性格以及态度的养成，从而影响整个人生。祖父和四祖父的童年经历是最好的例证。当年朝彦公去世，留下一笔欠张謇（1853—1926）债，债主李某上门逼债，态度蛮横。彭年公从容回答：“父债子还，但我不能受此侮蔑。”随即邀约亲朋好友，明定借偿期，当的当，借的借，数日之内将欠债还清。
十多年后，彭年公在家办了私塾，李某有意让儿子来张家附读，想起前事，难以启口，于是辗转托人传话试探彭年公，彭年公不计宿仇，慨然答应李子来私塾附读。
彭年公为人厚道，处事公正，因知书达理，口才亦佳，在乡里颇负人望。至60岁后，将家事一并交托三子张詧，自己整日受理乡邻诉告，帮助调解纠纷，事无巨细，问明是非，必使事主双方冰释前嫌，和好如初，甚至不惜慷慨出资化解矛盾。以至后来，家中经常坐上满满一屋，皆为申述而来，遇上饭点即便饭招待。彭年公见家人不胜其烦，就好言开导：“穷人有屈亦无处诉才来，为穷人申冤、解难、调解纠纷是善事。今及我之未衰，以口舌保乡里和平，也是安心之事也。”此等热肠助人之衣钵，后来尽为三子张詧、四子张謇传承。光绪三年（1876）元宵节，家里设宴款待亲友，“蒸一品锅饷之”。席间，见沈叔英因开馆授徒事未定，面露愁苦，彭年公洞悉其事，随承诺代当其劳，沈心始安。后张謇在《告父文》中写道：“乡里之于吾父也，其顽者闻父一开谕之言而悟也，其忿者闻父一解释之言而平也，而不孝等顾不能承父之教以教子。” 此即张謇后来以天下事为己任的由来。至于张詧，后来领衔南通商会农会事，处事之热诚投张詧（1851—1939）入，与彭年公一般无二。
咸丰三年（1853），海门大旱，兼以蝗灾。至次年春，斗米值钱二三百。无可得米者，乃剥蚕豆和麦屑而食。张家面朝大路，上门乞讨者众，彭年公宁可自己节衣缩食，对乞饭者必给一碗。随教育众子：“救一人是一人，救一刻是一刻。”又言：“尔等知饥饿者闻饭气之香乎？我家自己半饱，尚需省下给人吃，你们自己有饭吃，切不可对人吝啬。”
邻居之子出痘，无钱延医治病，时彭年公也出痘，正处极度困难之中，自当被子得400元钱，以为邻居治病买药钱。
又一日，彭年公在家整理收来破布，忽见一破衣袋里有钱，乃言：“失钱之家一定着急，宜赶快送还，此为积善人家所为。”祖父和四祖父少时，有一夏日，业师离塾，弟兄俩乘机舍书而嬉。彭年公不怒不斥不打，令其下田锄草，炎炎烈日，汗流浃背，背如火炙，面赤而痛。晚归后，父问之：“读书辛苦，还是种田辛苦？”又言：“父亲之苦，是为儿之乐也，而惰而嬉，何以为子？”
自此之后，弟兄二人专心致学。后来，四祖父跟孝若（怡祖）伯伯谈起童年往事，莞尔而笑：“我是板子头上出状元。我小时喜欢登山远眺，一玩就是一天。老师骂我逃学，每次都要我脱下裤子打屁股。如果算个账的话，我挨板子的数目，恐怕比庚子赔款还要多。”
彭年对众子的要求是“读书力田两不误”，不仅命张詧、张謇兄弟为先生洒扫侍应，还要他们随雇工下地在棉田锄草。并督促说：“每做一事，必具首尾；每论一事，必详其表里。虽仓促小札，盐米计簿，字必完整，语必谨备……凡事有度有当而后安也。”
在曾祖父的教诲下，祖父和四祖父从小懂得一瓢一食来之不易，一分一厘极尽精打细算。二人成大业后，甚至舍不得花钱买信封，除禀奏公文外，一般通信都将旧信封翻过来再用。
后来参加科考，学使临试，五属士子云集城中，有钱人家子弟华服翩翩，四祖父张謇夏天只穿一件旧沉香蓝袍，冬天只有一件棉套，而不觉难堪。尝言：“穿的绸儿缎儿有何用？要考得好，才算光荣。”他将“勤劳刻苦”四字作为人生格言。
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张謇在江宁孙云锦处任事，赴通州应岁试后回家，将当年所得俸银100两尽数交父母应还债之用。父母喜极而泣，将银两供于祖先神位前，随言：“通海乡里老师宿儒，授徒巨室，终岁所得，不过如此。汝何能一出门即得之？此孙公念汝贫，望汝向上。如此须以为恩，勿以为分。但恩不可轻受，当永记……家中债，有父母在，可渐理，勿以为念。”
彭年公外出，乘独轮小车，遇桥即下，过桥后又行走数十步后始坐。乃言：“不是我独慎怕万一倾跌，而是自己习劳可体谅车夫，不让车夫疲苦。”
彭年公初至海门，有田20余亩，人手少不足用，自耕甚苦。众子提出雇佃征租。随告诫众子：“子弟非躬亲田间耕刈之事，不能知稼穑之艰难。你们日后无论穷富，必须自治之田。世人言田为富之终而累之始，未尝无理，而非吾田家之言之。”
彭年公述及西亭旧宅五十年变迁史时感言：“凡事成败，凡物去来，皆若有命；事安能保其终不败，志士图成而已。”又言：“若散漫垢秽，人将安容？”
后来，家中有修房造屋，凡石木砖瓦，彭年公都一一度其长短厚薄之尺寸，事事必先预算，无一差错。又让张詧、张謇当杂做小工，兼检查施工，查所砌墙壁是否平直，接口是否合结，断砖是否利用，不令浪费材料。张詧、张謇从小学得土木建筑计划和施工知识，将收来的废铜烂铁、竹梢木段，稍成者，长短方圆厚薄，学会分类记录存放，其中大小尺寸，遇有造作，按簿取资，没有枉费，也无须寻觅之劳，更渐渐养成对建筑之兴趣。兄弟二人后来修堤筑坝治水患，觅址建厂建校，胸有成竹，得心应手。光绪十四年（1888）四月三十日，四祖父张謇日记有记：“青口圩周九百丈，高一丈八尺。外基砖六层，最上两层无砖，有谯楼。砖每个重六斤八两，每个钱六分半……合工料二万五千金上下，木石料不在内。”他的思维方式，迥异于毫无土木概念之旧式文人。祖父张詧年迈时，仍令父亲张敬礼（立祖）入复旦大学学土木建筑，正是源于昔日种下的土木情缘。
光绪十二年（1886），海门长乐镇春荒，我家捉襟见肘，将田契抵押于瞿姓。自家生计如此困顿，仍以民生为念，照样慷慨解囊，救济乡人，借麦子给上门求助之断炊人家度荒。
文化开启心智。曾祖父张彭年教育自己的儿子，常引前贤古训发蒙，言简意赅，如春风化雨，润及心灵。中国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修身为先。曾祖父教诲说：“从古无穷人之天也。人而惰，则天穷之。”这是讲修身，与古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相契。又说：“凡事，有度有当而后安也。”这是讲做人，与“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相应。
四祖父大魁后，乡人谈及其荣归之日，曾祖父又说：“丈夫之任，犹女子之嫁也。子尚为吾有乎？”这是喻导儿子既受命天下大任，当以天下人天下事为重，毋受家人家事干扰，其深明大义，溢于言表。
曾祖父彭年公病笃时，祖父张詧陪侍在侧，问他是否想四弟张謇归来，曾祖父断然回答：“他不应回来！”身教言传并重，公私分明若此，后来之所以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张謇和张詧，至此可以看到源头所在。
曾祖母金太夫人之于祖父和四祖父，一样慈严并重，令兄弟二人敬爱有加。
曾祖母娘家清贫，兄弟10人，衣食常蹇，她向来炊洗针绣无所不做，逢天寒衣单，常手足皲裂，却从不言苦，家里事唯她是赖，操劳在先，粗食自吃，好食侍奉母亲。后来嫁至我家，家境虽不富裕，只要遇到灾荒，一定有米馈赠他人，乡里凡有急者相告，她也一定敦请丈夫无私施予。
曾祖母平日勤俭持家，曾经有言：“贫富有命，勤苦所能自给，何至仰人鼻息苟延残喘！”妯娌之间，曾祖母总以让人为乐。曾祖父外出，一切皆由她调度处置。张家是大家，家中40余口人丁，耕田纺布，人无废惰。
祖父和四祖父幼时，曾祖母亲教子识字，上学后责课尤严，每晚必命诵说白天所授内容，偶或贪玩，必遭痛责，曾言：“一生困苦，从小立志，若如此贪玩就没有希望。”在曾祖母的教诲下，祖父、四祖父兄弟于学业更是不敢荒怠。至四祖父张謇16岁入学（考中秀才），曾祖母再三叮嘱：“从此要为好人，秀才不易作也。”
光绪四年（1878）十一月，一日，吴长庆差人抵长乐，赠张彭年夫妇银20两，兼有米面、果品，曾祖母叮嘱四祖父张謇：“你何德于人而愧拿此钱，要懂得君子不轻受人恩。记住：你将来一定要报答人家。”
每次出门，了解儿子性格的曾祖母总要叮嘱四祖父：“你性格刚直，容易罹祸，一定要谦虚谨慎。”
曾祖父有时见佣工所为不当，怒而斥之，曾祖母则在一旁劝说：“他们也是人子，你儿子做事难道都是好的？”
四祖父张謇得优贡而乡试被黜，人为其不平，曾祖母告诫说：“物太盛不祥，享虚名者折福，你是田家之子，不变修德。”
兄弟二人年稍长，曾祖母叮咛：“所与游，必问其何人，近者察视，远者参询，辄能决；是其贤也，则喜，至必加敬礼；不贤邪，戒勿与近……”
四祖父后来在《行状》中谈道：“母病，謇侍，叩所欲言，曰：‘勉为好人，孝汝父。吾平时所言所为，汝曹所悉者，谨记之，一生学不尽也。有不讳，勿营佛事；有钱，以偿夙负，振贫乏。汝曹有贤师友，乞数言，以永吾平生之苦，如是而已。’”曾祖母一生信佛，临终，以振贫为大，做到了参透佛理，至具佛心，可以视为张詧、张謇一生以民生为大、慈善为大之源。
有父母若此，是祖父和四祖父的福祉。曾祖父母辛苦一生，既养且教，后来祖父和四祖父不负教诲，造福民生，曾祖父母在天有灵，自当含笑了。
干将发硎
咸丰元年（1851）九月三十日，祖父张詧在海门长乐镇敦裕堂出生。咸丰三年（1853）五月二十五日，四祖父张謇也在敦裕堂呱呱坠地，兄弟俩在此一起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
农家子弟读书殊为不易。农事辛苦，祖父和四祖父少时，海门一带常闹旱灾蝗灾，蝗虫来时，漆黑一片，不见天日，蝗群降落田间，足有两三寸厚，农家深受其害，全家一年到头，常是收成无几。彭年公五子中，祖父和四祖父读书最好，曾祖父母目光睿智，长年省吃俭用，坚持培养兄弟二人读书不辍。
咸丰七年（1857），祖父7岁，四祖父5岁，兄弟几人同入西宅邱畏之私塾就读，从《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孝经》一直读到《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
同治三年（1864），祖父14岁，四祖父12岁，曾祖父为他们延请宋郊祁（蓬山）在家设塾就读。有天，曾祖父彭年公正和宋先生在书房说话，见一武将骑马从门前经过，先生道：“人骑白马门前过。”为七字对。祖父张詧在座上接口应道：“儿牵青牛堤上行。”四祖父张謇目视哥哥，沉吟片刻，朗声接道：“我踏金鳌海上来。”其对豪情雄迈，有出将入相之气势，而祖父之对亦清奇脱俗，有飘逸出世之意。出世入世，各据其意，然以才情论，张家二子，瑜亮无疑。这也是四祖父对祖父才具心胸始终抱以信任之由来，也才有后来謇外詧注1内、蛩蟨相依、共图强国大业之一生。
越二年，宋蓬山故，张家子弟继至西亭其子侄宋琛（璞斋）、宋琳（紫卿）处续读。
科举入仕，为九成以上中国读书人必经路径。其时科举，举凡祖上三代无人进学，即无报考资格，是为“冷籍”，如欲报考，必须找同族中有此资格者或廪生认保，同县廪生派保。彭年公原希望借助这条途径，求教于塾师，不知何故，宋璞斋先生对此意有不取。
至四祖父16岁，由业师宋琛（璞斋）力主，为曾祖父介绍如皋张駧駧、张镕父子，约定张駧认四祖父为族亲，四祖父过继给张駧亡侄张铨为子，改名张育才，经报名注籍，改去如皋参加县试，一试即返。
曾祖父无端受人指派，虽将信将疑，仍迫于宋先生极力催促，遂付张駧父子报酬三百卦应承其事。不想四祖父到如皋后，张駧即欺其年小，擅自改其籍贯履历，木已成舟，一路参加县试、府试、院试。
那年，四祖父顺利考上秀才，于我张家而言，本属喜庆之事，也曾重谢宋师，不想磨难自此接踵而至。
先是张駧、张镕欲壑难填，竟至失信反悔，置前议不顾，反据改籍事敲诈曾祖父不休，先索银一百五十元，继又索八十元及二百二十元约券。
第二年，张镕又持约券索银，曾祖父不得已，只能贷银一百五十元给他。不到一月，张镕又径至西亭宋先生私塾，直接向四祖父逼索。如此前后纠缠四年之久，宋璞斋先生卸责于不顾，曾祖父被闹得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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