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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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全书：7招识人术(共4册)(晚晴四大名臣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全面展现曾国藩立德立功立言的巨著)试读：
神骨鉴第一
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主要集中在他的两只眼睛里；一个人的骨骼丰俊，主要集中在他的一张面孔上。像工人、农民、商人、军士等各类人员，既要看他们的内在精神状态，又要考察他们的体势情态。作为以文为主的读书人，主要看他们的精神状态和骨骼丰俊与否。精神和骨骼就像两扇大门，命运就像深藏于内的各种宝藏物品，察看人们的精神和骨骼，就相当于去打开两扇大门。门打开之后，自然可以发现里面的宝藏物品，而测知人的气质了。两扇大门——精神和骨骼，是观人的第一要诀。一、经文
1 一身精神，具乎两目一身骨相，具乎面部
【原文】语云：“脱谷为糠，其髓斯①存”，神之谓也。“山骞不崩，唯石为镇②”，骨之谓也。一身精神，具③乎两目；一身骨相，具乎面部。他家兼论形骸，文人先观神骨。开门见山，此为第一。【注释】①斯：仍旧，仍然。②镇：镇守，支撑。③具：显现，表现。【译文】古言道：把稻谷的外壳脱去，而稻谷的精华即米却仍然存在，其本质并未改变。这个精华，犹如人的神，即人内在的精神品性。不论人的外表如何变化，其内在的精神气质是不会改变的。古言又道：高山上的泥土经常脱落流失，而山却不倒塌，是因为山有坚硬的岩石在支撑着它。这里支撑山的岩石就相当于支撑人的形体的骨。一个人的精神状态，都集中表现在两只眼睛上；一个人的骨骼丰俊与否，都集中在他的面部。别家相术相一般人之“面”时，已经能够兼论人之“形骸骨体”，而文人观“文人之相”必须先观察他的“神骨”。所以本书采用“开门见山”的方法，把“神骨”问题作为第一篇。2 欲辨邪正先观动静
【原文】文人论①神，有清浊之辨②。清浊易辨，邪正难辨。欲辨邪正，先观动静；静若含珠，动若木发③；静若无人，动若赴的，此为澄清到底。静若萤光，动若流水，尖巧而喜淫；静若半睡，动若鹿骇④，别才而深思。一为败器⑤，一为隐流⑥，均之托迹于清，不可不辨。【注释】①论：讨论，探究。②辨：区别，差异。③木发：春天草木发芽。④骇：惊惧，惊扰。⑤败器：指有智有能而不循正道之人。⑥隐流：指深谋图巧又怕被人窥见之人的神情。【译文】文人在研究、观察人的“神”时，一般都把神分为清明和愚浊两种类型。浊是容易区分的，但“清”中的正邪却很难分辨。要想区别，得先观察其行动和安静时的眼神；安静时，两眼光华熠熠，又真情内蕴，宛如两颗晶莹的明珠，含而不露；行动时，两眼安详沉稳，又敏锐犀利，宛如春木抽出的新芽，有节有序，生机勃勃。安静时，目光湛然清明，不为外物所扰，旁若无人；行动时，目光锐利，如射击者瞄准靶子，一发中的。以上这两种情态，澄明清澈，清明至极，属“清”中之正。安静时，目光像萤火虫一样闪烁不定，行动时，目光像流水一样游移不定。以上两种神情一则善于掩饰，一则奸诈在内心萌动。安静时，两眼似睡非睡，似醉非醉，是一种深谋远虑的神情；行动时，两眼像鹿一样惊恐不定。以上两种一则是指有智有能而不循正道之人，一则是指深谋图巧又怕被人窥见的神情。具有前两种神情者是有瑕疵之辈，具有后两种神情者是含而不发之徒。都属于“邪”，但都混杂在清明的神情内，是观神时所必须辨别清楚的。3 不了处看其脱略，做了处看其针线
【原文】凡精神，抖擞处易见，断续处难见。断者出处断，续者闭处续。道家所谓“收拾入门”之说，不了处看其脱略，做了处看其针线。小心者，从其做不了处看之，疏节阔目，若不经意，所谓脱略①也。大胆②者，从其做了处看之，慎重周密，无有苟且③，所谓针线也。二者实看向内处④，稍移外便落情态矣，情态易见。【注释】①脱略：轻慢。②大胆：性情豪放、率直。③苟且：马虎，草率。④内处：存于内心。【译文】观察识别人的精神状态，就看他是否在那里故作抖擞，假装振作，还是真的精神振作并且持久。但是介乎于假抖擞与真振作之间就难以识别了。精神不足，是由于故作抖擞并表现于外；精神充足，是由于自然而生并蕴涵于内。所以道家有“收拾入门”之说，用于观神。尚未去掉杂念，不能以静待动的时候，要观察其轻慢不拘；已经去掉杂念能够以静待动的时候，要着重看其精细周到。小心谨慎的人，要从尚未摒除杂念，不能以静待动时去看他，这样就可以发现，他愈是小心，他的举动就愈是不精细周密，他愈是谨慎，他的举动就好像是漫不经心的样子。这种精神状态，就是所谓的轻慢不拘。对于性情豪放率直的人，要从已经摒除杂念，能够以静待动时去看他，这样就可以发现，他愈是率直，他的举动就愈是周密，他愈是豪爽，他的举动就愈是一丝不苟，这种精神状态，就是所谓的精细周密。“脱略”和“针线”这两种精神状态，实际上都存在于人们的内心世界，但是只要其稍微向外一流露，它自然立刻会变为情态，而情态是比较容易看到的。4 骨有九起观以察人
【原文】骨有九起：天庭骨隆起，枕骨强起，顶骨平起，佐串骨角起，太阳骨线起，眉骨伏犀起，鼻骨芽起，颧骨若不得而起，项骨平伏起。在头，以天庭骨、枕骨、太阳骨为主；在面，以眉骨、颧骨为主。五者备①，柱石②之器③也；一，则不穷④；二，则不贱⑤；三，则动履⑥稍胜；四，则贵⑦矣。【注释】①备：齐备，兼具。②柱石：栋梁。③器：人才。④穷：不得志。⑤贱：卑贱。⑥动履：有所作为。⑦贵：显贵，尊贵。【译文】九贵骨各有各的姿势：天庭骨丰隆饱满；枕骨充实显露；顶骨平正而突兀；佐串骨像角一样斜斜而上，直入发际；太阳骨直线上升；眉骨骨棱显而不露，隐隐约约像犀角平伏在那里；鼻骨状如芦笋竹芽，挺拔而起；颧骨有力有势，又不陷不露；项骨平伏厚实，又约显约露。看头部的骨相，主要看天庭、枕骨、太阳骨这三处关键部位；看面部的骨相，则主要看眉骨、颧骨这两处关键部位。如果以上五种骨相完美无缺，此人一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如果只具备其中的一种，此人便终生不会贫穷；如果能具备其中的两种，此人便终生不会卑贱；如果能具备其中的三种，此人只要有所作为，就会发达起来；如果能具备其中的四种，此人一定会显贵。5 骨有色骨有质
【原文】骨有色①，面以青为贵②，“少年公卿半青面”是也。紫次之，白斯下矣。骨有质③，头以联者为贵。碎次之，总之，头上无恶骨，面佳不如头佳。然大而缺天庭，终是贱品；圆而无串骨，半④是孤僧；鼻骨犯⑤眉，堂上不寿⑥。颧骨与眼争，子嗣不立⑦。此中贵贱，有毫厘千里之辨⑧。【注释】①色：各种颜色。②贵：尊贵，高贵。③质：气势。④半：多半。⑤犯：冲犯。⑥寿：长寿。⑦子嗣不立：没有子孙后代。⑧辨：区别，分辨。【译文】骨有不同的颜色，面部颜色，则以青色最为高贵。所谓“少年公卿半青面”，就是这个意思。黄中透红的紫色比青色略次一等，面如枯骨着粉白色则是最下等的颜色。骨有一定的气势，头部骨骼以相互关联、气势贯通最为高贵，互不贯通、支离散乱则略次一等。总之，只要头上没有恶骨，就是面再好也不如头好。然而，如果头大而天庭骨却不丰隆，终是卑贱的品位；如果头圆而佐串骨却隐伏不见，多半要成为僧人；如果鼻骨冲犯两眉，父母必不长寿；如果颧骨紧贴眼尾而颧峰凌眼，必无子孙后代。这里的富贵与贫贱差别，有如毫厘之短与千里之长，是非常大的。二、评析
1 识人观人神骨为先
神骨为《冰鉴》之开篇，总领全书，当为全书总纲。同时也标明曾国藩本人品鉴人物以神为主，形神并重。首先，这里的“神”并非日常所言的“精神”一词，它有比“精神”内涵广阔得多的内容，它是由人的意志、学识、个性、修养、气质、体能、才干、地位、社会阅历等多种因素构成的综合物，是人的内在精神状态。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而这里所论的“神”，不会因人一时的喜怒哀乐而发生大的变化，貌有美丑，肤色有黑白，但这些都不会影响“神”的外观，换句话说，“神”有一种穿透力，能越过人貌的干扰而表现出来。比如人们常说某某有艺术家的气质，这种气质，不会因他的发型、衣着等外貌的改变而完全消失。气质，是“神”的构成之一。从这里也可看出，“神”与日常所言的“精神”并不一样。“神”并不能脱离具体的物质东西而空空地存在，它肯定有所依附，这就是说“神”为“形”之表，“形”为“神”之依，“神”是蕴涵在“形”之中的。“形”是“神”存在的基础，与“神”的外在表现紧密相关，如果“神”是光，“形”就是太阳和月亮，日月之光放射出来普照万物，但光又是深藏在日月之中的东西，它放射出来就是光。这就说明：“神”藏于“形”之中，放射出来能为人所见，如光一样；“形”是“神”的藏身之处，但又与“神”有着千丝万缕、分割不开的物我关系，“神”必须通过“形”来表现。这种复杂的关系，说明日常观人时，既要由“神”观“形”，又要由“形”观“神”，二者相反相成，相辅相依，不能完全割离开来、单独地看。神之有余者，眼光清莹，顾盼不斜，眉秀而长，精神耸动，容色澄澈，举止汪洋。俨然远视，若秋日之照而步深山；处众迢遥，似丹凤而翔雪路。其坐也，如磐石不动；其卧也，如栖鸦不摇；其行也，洋洋然如平水之流；其立也，昂昂然如孤峰之耸。言不妄发，性不妄躁，喜怒不动其心，荣辱不动其操。万态纷错于前，而心常一则；可谓神有余也。神有余者，处世严谨公正清廉，故皆为上贵之人，凶灾难入其身，天禄永其终矣。神不足者，似醉非醉，常如病酒；不愁似愁，常忧如戚；不睡似睡，才睡便觉；不哭似哭，忽如惊悸。不嗔似嗔，不喜似喜，不惊似惊，不痴似痴，不畏似畏。容止昏乱，色浊似染、癫痢神色、凄怆、常如大失、恍惚张惶，常如恐怖。言论瑟缩，似羞隐藏。体见抵拒，如遭凌辱。色初鲜而后暗，语初快而后讷。此皆谓之神不足也。神不足者，多胸心狭隘，私心重重，故多招牢狱枉厄，官职失位矣。形之有余者，头顶圆厚，腰背丰隆，额阔四方，唇红齿白，耳圆成轮，鼻直如胆，眼分黑白，眉秀疏长，肩膊脐厚，胸前平广，腹圆垂下，行坐端正，五岳朝归，三停相称，肉腻骨细，手长足方。望之巍巍然而来，视之怡怡然而去，此皆谓之形有余也。形有余者，心宽体健，豁达大方，故令人长寿无病，富贵之形矣。形不足者，皆头顶尖薄，肩膊狭斜，腰肋疏细，肘节短促，掌薄指疏，唇蹇额挞，鼻仰耳反，腰低胸陷。一眉曲，一眉直；一眼仰，一眼低；一睛大，一睛小；一颧高，一颧低；一手有纹，一手无纹；睡中眼开；男作女声；齿黄口露；鼻准尖薄秃顶无丝发；眼深不见睛；行状欹侧，颜色痿痣；头小而身大，上短而下长；此之谓形不足也。形不足者，阴郁压抑，先天不足，故多病而短命，福薄而贱也。《冰鉴》中所言的“骨”，并不是现代人体解剖学意义上的骨骼，而是专指与“神”相配，能够传“神”的那些头面上数量不多的几块骨。“骨”与“神”的关系也可以从“形”与“神”的关系上来理解，但“骨”与“神”之间，带有让人难以捉摸、难以领会的神秘色彩，一般读者往往难于把握，只有在实践中自己去多加体会。对此古代医书中记述道：骨节像金石，欲峻不欲横，欲圆不欲粗。瘦者不欲露骨，肥者不欲露肉，骨与肉相称，气与血相应。骨寒而缩者，不贫则夭。日角之左，月角之右，有骨直起，为金城骨，志向高远。印堂有骨，上至天庭，名天柱骨，从天庭贯顶，名伏犀骨，毅力顽强。面上有骨卓起，名颧骨，主威严。颧骨相连入耳，名玉梁骨，主寿考。自臂至肘为龙骨，欲长与大；自肘至腕名虎骨，欲短而且细。骨欲峻而舒，圆而坚，直而应节，紧而不粗，皆坚实炎相也。颧骨入鬓，名驿马骨，左目上曰日角骨，右目上曰月角骨，骨齐耳为将军骨，硗日圆谓龙角骨，两沟外曰巨鳌骨，额中正两边为龙骨。骨不耸兮且不露，又要圆清兼秀气。骨为阳肉为阴，阴不多兮阳不附。若得阴阳骨肉均，少年不贵终身富。骨耸者夭，骨露者无，立骨软弱者寿而不乐，骨横者凶，骨轻者贫贱，骨露者愚俗，骨寒者穷薄，骨圆者有福，骨孤者无亲。又云：木骨瘦而表黑色，两头粗大，主多穷厄；水骨两头尖，富不可言；火骨两头粗，无德贱如奴；土骨大而皮粗厚，定主多福；金骨坚硬，有寿无乐。或有旋生头角骨者，则享晚年福禄，或旋生颐额者，则晚年至富也。诗曰：贵人骨节细圆长，骨上无筋肉又香。君骨与臣应相辅，不愁无位食天仓。骨粗岂得丰衣食，禄位定无且莫求。龙骨不须相克陷，筋缠骨上贱堪忧。为比较形象地说明“神”和“骨”，曾国藩用了两个比喻，以便读者能充分地理解“神”和“骨”的奥妙。稻谷的精华是米，米蕴藏在壳内，碾壳成糠，皮去掉了，精华犹在，也才有用。米未随糠去，因而“神”也不会因“形”（相貌等）有什么消失。“神”与“形”，犹如“米”与“糠”。所以说“脱谷为糠，其髓斯存”。“骨”外面有皮有肉，如高山之上有土有沙。骨骼是人体框架的根本支柱。骨之与人体，犹山石之与泥土。泥土脱落流失，但山石岿然屹立，仍足以见其雄壮；人体相貌即使有什么损伤缺陷，但骨之丰俊神韵不会变化，仍足以判断人的显达。所以说“山骞不崩，唯石为镇”。人们常用“双目炯炯有神”来描述一个人的精力旺盛、机敏干练。从这儿就会发现“目”与“神”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按中医理论，眼睛与肝和肾是相通相连的。一个人肝有病变，从眼睛就可以看到一些征兆。如果一个人双目有神、精光暴露、熠熠生辉，表明肾气旺盛，身体状况良好，是健康的标志；反之，则表明精神状态不佳，缺乏活力，难以集中精神工作。眼睛被称为“心灵的窗户”，与人的感情、内心活动等都有联系。血气运行为精，因此透过眼睛可以准确把握人的精神世界。人的喜、怒、哀、乐、爱、恶、欲、痛等各种感受欲望，都会从眼睛中流露出来。甚至人的智愚忠奸、贤不肖明浊，都能通过眼睛看出一点名堂来。因此，眼睛是观察一个人各种属性能力品质的指明星。“一身精神，具乎两目”，就是《冰鉴》对上述思想的一种纲领性的总结。《冰鉴》进一步总结道：“一身骨相，具乎面部。”因为人的体能相貌，是由骨、肉内外连结而成的，骨与骨的连络，肉与肉的板结，骨与肉的内外包合，统一构成了人的外在形貌。由于骨起着框架和支撑作用，因而“骨”相的优劣，成为人的体貌美丑的首要因素。大脑是人的中枢神经，是人的指挥系统，头部骨骼的优劣，又成为整体骨骼优劣的“首长”。传统医学认为，头为群阳会集之府，五行正宗之乡，头骨为整体骨骼的代表，面骨又是头骨的代表，因而面骨之优劣能鉴头骨之优劣，进而可鉴全身骨骼之优劣。正出于这个理论，《冰鉴》有云：“一身骨相，具乎面部。”《冰鉴》作者曾国藩，是清后期著名的军事家和学者，史称“学问纯粹，器识宏深”。因曾国藩对读书人的极度推崇，特意将“文人”与其他人员，如工、农、兵、商区别开来，明确提出“他家兼论形骸，文人先观神骨”。文化人，更恰当的说法，指儒士，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勤学习，爱思考，比他人智邃、细腻、敏锐，也更复杂、神秘、诡奇，这样就有寒酸、邋遢、文诌等多种变化不定的复杂表象，思想行为上也深受儒、道、佛等多种文化的深刻影响。对于他们，“神”就显得特别重要。至于文化人的“骨”与常人有多大的区别，是一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概念，因此，“骨”与“神”相比，就有莫测高深的神秘感。“骨”的神俊丰逸与“神”有分割不开的关系，而且古代文化人轻视体力劳动、远离体力劳动，骨骼得到锻炼的机会不多，与其他人相比，文人的“骨”多多少少有一点作者没有明白讲述的区别，因而《冰鉴》以为，文人重视外在的“神”、内藏的“骨”。观人的“神”“骨”，犹如门外的大山，门既打开，山势自然可见。山势既幽深，必有来龙去脉，既雄伟，必有深根厚基，自此喻人之命运，其优劣高下，不言自明。讲述了“神”在观人中的提纲挈领的首要地位后，再进一步论“神”存于心的情状，即通过人的内心活动来观察“神”。一般来讲人的精神，从其外显而言，可以分为两种，一为自然流露，一为勉强振作。所谓自然流露，是指有所见或有所感而发，完全出自内心的自然本真，显示出的情态举止自然而然，情真意切，毫无故意造作之态，矫揉之象。所谓勉强振作，则与自然流露相反。有丰富人生经验的人，能比较容易地看出他人是情真意切，还是故意造作。尽管人的情感和精神状态有不同的表现，可能会给辨别“神”的真假带来干扰，但综合人的各种言语行止表现，完全可以察看“神”之真假的。当初，项羽初次见到威猛雄武、一统中原的秦始皇时，大声叹曰：“彼可取而代之。”从这儿可以发现项羽的真性情，真个性——朴直率露而又大胆或“莽撞”。而刘邦见到秦始皇时，则说：“大丈夫该当如此。”两人的话语神情不一样，但从中却能真实地表明他们的内心活动和个性，刘邦与项羽相比，就要含蓄婉转得多。项羽项羽（前232～前202）名籍，字羽，中国古代杰出军事家及著名政治人物。中国军事思想“勇战”派代表人物，秦末起义军领袖。秦下相（今江苏宿迁）人，秦亡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后在楚汉战争中为汉王刘邦所败，在乌江（今安徽和县）自刎而死。他是中华数千年历史上最为勇猛的将领，“霸王”一词，专指项羽。社交中观人、识人，实际上就是一个由外向内、顺藤摸瓜、循流探源的过程。在观察人的精神状态时，也是这样，即由外在的情态举止，去察探其隐伏在内的精神气质，窥视到他的心灵深处真实的活动。这一过程虽然似乎有一种无征无兆、无气无息、无色无味、无形无状的神秘性，但还是有理可循的，不是空谷来风，无基之楼。人的精神外显，如上所述，有自然流露和勉强抖擞之别。凡属自然者，出于真诚，无意作态，因此气终不绝，流露持久，其“神”自然有余，所以称为“续”。而勉强者，故意造作，缺乏真诚，因此底气不足，抖擞短暂，其“神”自然不足，所以称为“断”。“凡精神抖擞处，易见”，这是说，精神一旦振作起来，不论是真情流露的，还是故意造作的，当它显现时，都能看到它的振作；但这并不是一个人“神”的真实情况，这一种状态是不全面的，必须结合另一种状况——“断处”，才能发现“神”的真实状态，自然流露与勉强振作的区别，应在动态中，才能准确区分，即在“断续之处”去进一步鉴别真假。接下来论及人之心思：“小心者，从其做不了处看之，疏节阔目，若不经意，所谓脱略也。大胆者，从其所了处看之，慎重周密，无有苟且，所谓针线也。”小心者就是说那种小心谨慎，心思周密的人，有心气很高，常认为天下人皆不如己的倾向，但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容易气馁，难以经得起接二连三失败的打击，这与胆大心细是有区别的。因此，从他做不了的事当中去看他，就能得到比较真实的内心精神状态。“大胆者，从其所了处看之”。如果是粗枝大叶的人，即便他把事做成功了，也会漏掉许多重要的细节，这应是一种无形的失败；胆大心细的人，则会在勇往直前时，密切注意周遭事物的细微变化，于细微处发现有可能遗漏的东西，从而保证事情的各个环节都不出差错。能够从大小两方面仔细考察一个人，发现他真实的才能见识，这样就不容易出偏差。《文子•微明篇》说：“心思要细微，志向要远大。”《淮南子•主术训》说：“一般人说：心思要细微而志向要远大。心思之所以要细微，是要在祸患尚未发生的时候就能预见到并加以预备，警惕过失并谨慎地对待萌芽状态的危险，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志向之所以要远大，是指能够包容所有的诸侯国，统一风俗相异的边远地区，恩德遍及百姓，让他们团结得像同一宗族的人，不论是一向正确还是犯过错误的人，只要他们心向着你，就要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这一阐述比《文子》要详细多了，但仍没有淋漓尽致，到刘劭的《人物志》问世后，其中的《七缪篇》论述这一问题才算最为精细严谨：《人物志•七缪篇》精神要深刻细微，本质要美善厚重，志向要弘远博大，心思要微小纤细。精微深刻，才能因此领悟神妙；美善厚重，才能因此气度充满；志向宏大，才能因此胜任重负；心思细微，才能因此慎防悔恨。所以《诗经》吟咏周文王“小心翼翼，不大声于色”，这是心思细微的表现；“王赫斯怒，以对于天下”，这是志向远大的表现。由此而论，心思细微而志向远大的，是与圣贤同类的人；心思粗略而志向豪迈的，是豪杰一类才智出众的人；粗心大意而胸无大志的，是傲慢放荡一类的人；心胸狭小而志向屑小的，是拘谨软弱的人。按一般人的观察，或者鄙薄其胸襟狭隘，或者赞赏其志向远大，这是大小情况不分所致的错误。刘劭的论述最精彩卓绝的，是从一般人的观察角度，指出众人知道赞扬志向远大而不知道佩服心思细微，大概心思细微的人，遇事小心谨慎，就像胆怯一样，容易被人忽略。对照《汉书•五行志注》，里面说牛心大而不能思考，由此可知人心粗略的也一定不能精思；不能精思的人，怎么能忧虑失败而争取成功呢？朱熹曾经引用前辈的话说：“年轻人只是才性过人的，不足畏惧；只有读书后深入思考、仔细研究的才可畏。”他又说：“读书只怕深入思考，因为书中义理精细深刻，只有深入思考、专心致志才可以领会。鲁莽浮躁的人，决没有成功的道理。”读书只是从事具体工作的准备，尚且一定要细心琢磨然后才能有所收获，何况要成就天下一切大事的人，怎么可能靠鲁莽草率而企望成功呢？至于用心志的大小来分辨圣贤、豪杰、傲荡、拘懦四种人，也请用历史人物证明，如下所举：心思细微志向远大可称为圣贤的例子，如周武王。《汲冢周书•小开武解》：“四种好的品质：第一叫做‘镇定’，第二叫做‘刚正’，第三叫做‘平静’，第四叫做‘敬重’。”《大匡解》说：“啊！在过去，先父文王总是小心谨慎，时时尊敬可敬的人，你要夙兴夜寐、不懈努力，不要落在别人后面。”《武王践阼记》说：“敬重之心超过懈怠之心的人吉利，懈怠之心超过敬重之心的人不吉利。”《史记》记载：“武王到了周国后，即使是夜里也不酣睡。”这些都是心思细微的事例。《尚书•泰誓》中说：“上天爱护下民，设立了君主来管理百姓，设立了教师来教化百姓，我应当能够辅佐上帝，保护安定天下。有罪的应该讨伐，无罪的应该赦免，我怎敢违背上天的意志呢？”《孟子》说：“周武王也是一怒之下而安定了天下的百姓。”这些都是志向远大的事例。周武王周武王姬发，西周王朝开国君主，周文王次子。他继承父亲遗志，于西元前11世纪消灭商朝，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了西周王朝，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死后谥号“武”，史称周武王。心思粗略、志向豪迈可称为豪杰的例子，如晋朝司空刘琨。《晋书》中记载：刘琨年少时即胸怀远大的志向，有纵横天下的才略，和范阳人祖逖是好朋友。他听说祖逖被朝廷启用后，给亲友写信说：“我枕戈待旦，立志要扫平叛逆之敌，常常担心祖逖先我行动。”他又写了一首五言诗赠给别驾卢谌，诗中寄寓了非凡的志向，抒发了幽愤的心情，遥想汉初的张良、陈平，感叹鸿门宴和白登之役的旧事，用以激励卢谌。卢谌一向没有雄才大略，用很平常的词句相酬和，与刘琨的心思大相径庭；刘琨又重新写诗赠给卢谌，于是卢谌对刘琨说：“你的前一篇诗作写的是一种帝王般的远大志向，这不是做臣子的所该说的话。”从这些事情上都可以看出刘琨的志向非常宏大。但是刘琨善于安抚而不善于控制，当他兴兵拥立晋室时，一天之内归附他的有几千人，离去的也相继而起；再比如，刘琨率众投奔幽州刺史鲜卑人，他也知道夷狄人难以靠忠义收服，只希望对他真诚相待，也许能侥幸成功。从这些事中足可以看出刘琨心思粗略而不周密，不能先考虑到祸患便想取得成功。粗心大意而胸无大志可称为傲慢放荡的例子，如晋朝的嵇康。《晋书》记载，嵇康性情恬静寡欲，含垢匿瑕，生活懒散，常常做修性逸神、服食丹药的事，弹琴咏诗，自得其乐。吏部郎山涛要挑选官吏，举荐嵇康代替自己的职务，嵇康愤然拒绝，写信与山涛绝交。嵇康对于兼善天下的大事固然没有兴趣，这是他胸无大志的证明；至于他与山涛绝交，绝交信中极力非议商汤王、周武王，鄙薄周公、孔子。再比如，嵇康曾经和向秀一起在大树下打铁，以自食其力。颍川人钟会，是一位贵公子，为人精明，很有辩才，他听说了嵇康的名气后，就去拜访他。嵇康见到钟会后，并不与他见礼，而是继续打铁。过了好一会，钟会要走了，嵇康对他说：“你听到了什么才来的？见到了什么才走的？”钟会回答说：“听到了所听到的才来的，见到了所见到的才走的。”钟会因为这件事而怀恨在心，在晋文帝面前进谗言，结果嵇康最终在东市被杀。这都是粗心而不考虑祸患的缘故。心胸狭小而又志向屑小，可称为拘谨软弱的例子，如曹蜍、李志。《世说新语》中记载，庾道季说：“廉颇、蔺相如虽然是千年前死去的古人，但他们严正可畏的形象却常常具有勃勃生气；曹蜍、李志虽是现在还活着，却是死气沉沉有如九泉下的人。如果人人都像曹蜍、李志这样，便可回到结绳而治的远古时代，不过只怕要被狐狸等野兽吃光了。”曹蜍、李志虽然活着却犹如死了，这种人没有心胸和志向。由此可知，说他们心胸狭小志向屑小，可能还夸奖他们了，但姑且列上他们算作懦夫的例子吧！《列子》记载，秦穆公让九方皋选求良马，九方皋复命说选到一匹黄色母马。秦穆公派人去取马，取来的却是纯黑色的公马；秦穆公因此而不高兴，伯乐感慨万千地说道：“九方皋看到的是天机，得其精而忘其粗，得其内而舍其外。”至于观人之术也是这样啊，摘取其人的大体感觉而略去其人的细枝末节，求取其人的精华之处而舍弃其人的糟粕末节，正是观人观神的长处啊！一个人在其行走动静之时，其内在的精神、气质经常会表现出来，善于观人的人便可以发现这种内在的精神气质。这样一来，一个人的美丑、善恶就不必通过外在的形体而发现；一个人善谈与否也没有必要通过交谈而了解。而这种特殊的精神气质，古人有时称之为“道”；有时称之为“器”；有人把它叫做“神韵”；有人把它叫做“才气”；也有人叫它“识度”；更有人叫它“气象”。这里举例说明如下：道《说文解字》解释“道”是人所经行的道路。《释名》说，道是引导的意思，就是疏通引导万事万物。总而言之，“道”是人们所经行的道路，也就《中庸》里面所说的“夫妇之愚可以与知，夫之不肖可以能行之”的意思。道是“疏通引导万物”的意思，也就是《中庸》里“圣人亦有所不知，亦有所不能”的说法。“道”这个字最难解释，而观人术中与此有关的记载罗列如下：《孟子》说：“盆成括要死了，这个人有点小才能，而没有听说他有君子的大道。”《庄子》里记载，孔子见温伯雪子时一言不发，子路就说话了：“夫子很久就想见温伯雪子了，今天见了他而不说话，这是为什么呢？”孔子回答说：“说到看人嘛，看一眼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道德品质，也就没有必要说话了。”《后汉书•郭泰传》记载，谢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与陈留边丘相谦让，而且善于谈论，名气也都很大。这二人经常招待郭泰，通常是通宵达旦。郭泰对他的弟子说：“这二位都是英杰之才，但是都不入道，太可惜了啊！”器《论语》说：“君子不受器的限制。”上上之人的才德，能够顺应事物的发展，根据事物本身的情况立论，不能称之为“器”；上中以下的人，则根据其本身才德的广狭高低来确定其器量。用“器”来评定人的例子如下面所列：《论语》中记载孔子说：“管子的器量狭小得很啊！”《论语•公治长》篇，子贡问孔子说：“我是怎样一个人？”孔子道：“你好比是一件器皿。”子贡又问：“那是什么器皿呢？”孔子道：“就是宗庙里盛黍稷的瑚琏。”《后汉书•郭泰传》：薛恭祖说：“听说您遇见袁奉高连车都不停，疾驰而过，而见到黄叔却连日晤谈，我们都不希望您这样。”郭泰回答说：“袁奉高的器局，好似一池清水，虽然清彻见底，但很容易测度，而黄叔度则是汪洋大海一般，澄之不清，挠之不浊。他的器量既深又广，难以度量，就是在他那儿住一段时间也未尝不可。”神韵《说文解字》：“神”，天神，就是诞育万物的东西。人类中最为精奇妙至的就是神。他像天马行空一样，独往独来，神秘莫测。《说文解字》：“韵”，就是“和谐”的意思，又引用裴光远的解释，是“均匀”的意思。人的性情和谐美好，均匀合机，就可以称之为“韵”。用“神韵”这个概念来观人的事例如下：《晋书》中记载王衍“神情明秀”。《世说新语》记载：王戎说：“太尉神姿高彻，像琼树瑶林一样，当然是俗世之外的神仙中人。”《世说新语》记载：司马太傅的府中有很多名人佳士，都是当时俊异之辈。庾文康曾说道：“看到子嵩在这些人里面，常令人心驰神往。”《世说新语》记载：王平子看到太尉的兄长后说道：“长相看起来像是得道之人，但是神情太过锋芒毕露。”《世说新语》记载：冀州刺史杨淮有两个儿子，杨乔和杨髦，都是少年成才。裴性情弘通方正，所以喜爱杨乔有高远的风韵；乐广性情清雅淳和，所以喜爱杨髦有神奇的风度。当时有人评论道，杨乔虽然气韵高远，但没有神奇之处，乐广的见解较为正确。但二人都是杰出的后生。才气所谓才，就是才能性情的意思；气就是胆魄勇气的意思。颜回听到一件事，就可以了解十件事，而子贡知道一件事，只能了解两件事，这是因为二人的才气性情不一样；生下三天的小老虎可以把牛吃掉，是因为胆魄迥然有别的原因。才和气本来是分开论说的，汉朝以后才开始一起论说。《史记•项羽本纪》讲项羽：“力能扛鼎，才气过人。”《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典属国公孙昆邪流着泪对皇上说：“李广的才气，真是天下无双啊！”识度《说文解字》：识，知也；度，法也。一个人既有知识，又有法度，就可以称之为有识度。《世说新语•识鉴》篇记载：石勒不识字，就让人为他读《汉书》。听到郦食其劝刘邦立六国后代为王，刻制印玺准备佩以绶带时，大吃一惊说：“这么做肯定要坏事，这天下是怎么得来的。”读到张良劝谏刘邦，于是说：“幸亏有张良劝谏。”《北齐书》记载：高祖曾经考察几个儿子的见识，就让他们各自整理一堆乱丝，只有文宣帝高洋抽刀斩断乱丝说：“凡是乱的，都要斩！”高祖就另眼看他，对薛諔说：“这孩子的见识比我要强。”《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常有大度”。《后汉书•马援传》记载：建武四年（公元28年）冬，隗嚣派遣马援到洛阳奉送书信，马援到洛阳后，刘秀在宣德殿召见马援，马援一见刘秀的风采，当下倾倒，说：“现在天下大乱，揭竿而起，占山为王的人不可胜数；今天看到陛下豁达大度，同高祖一样，才知道世间自有真帝王在。”《新唐书•李密传》记载：李密听说包恺在缑山，便去投奔他，乘着牛，牛角上挂着一部《汉书》，边走边读；越国公杨素正巧在道上遇见李密，停下马跟在李密后面，问道：“是哪个读书人这么勤奋刻苦？”李密一看是杨素，倒身下拜。杨素问李密所读何书，李密说是《汉书•项羽传》。杨素便与李密交谈起来，一谈之下，很看重李密，回来后告诉儿子杨玄感说：“我看李密的识度不是你们能比得了的。”于是杨玄感便倾心结交李密。气象自然界中容易感染影响人、物的，莫过于气；而一个人有威仪，有风度，也可以成为别人的楷模。所以人的威仪风采可以感染影响他人的，就是气象。《近思录》说：孔子是天地之间的元气；颜回则像春天一样和煦温暖；而孟子身上有一种肃秋杀气。孔子的气象无所不包，而颜回遵从孔子的教诲，像是愚笨似的，但却是一种自然和谐的气象，可以做到不说一句空话而感人无穷；孟子则是才情毕露，这也是时代使之然。孔子，如天地一样；颜回，像和风一样；而孟子则是气象如泰山一样威严。《人谱类记》记载：程颐、程颢在伊川，气象极其严峻肃整，但是有点刻板迂腐而不可接近；只有明道先生程颢和蔼平易而又不失一身正气，颇得孔子的家法。一天，明道先生与弟弟程颐同到一所寺庙，明道先生由左门进去，弟弟经右门进去，跟随明道先生从左门进去的数以百计，跟随弟弟从右门进去的寥寥无几。程颐十分感慨地说：“这正是我不如家兄的地方啊。”综上述诸人，有的是圣人贤能，有的是英雄豪杰，有的是大儒名师，有的是风流名士，虽然有的全面，有的不全面，但是观察人的办法也只是从某一点考虑，没有必要一一列举其全部活动细节，而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就出现在我们面前。用得道与否和气象的高下来衡量圣人贤士，用才气识度来衡量英雄豪杰，用器局神韵来评判名人雅士，这是绝对正确的方法。就是孔子、孟子复活也不能改变。中国的观人术在汉朝以前多是采取分别法或比较法，这在《尚书》已有反映。《论语》中“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就是分别观人法。《论语》关于仁的议论，关于忠的议论，关于清的议论；《荀子•荣辱篇》关于勇的议论，《非相篇》中关于辩的议论，都是比较观人法。到了汉朝末年，及西晋初期，天下大乱，士人的出路很不正常，喜欢评论人物的既不能标准太高，而希求仕进的士人又因为天下大乱而无途可走，只好转而求助于清议；所以曹操要求许劭给他一个评价，孙秀请求王戎为他品评；而那些评定人物、主持清议的人身处乱世，左右为难。实事求是、直言不讳则害怕伤身害身；言不符实、空洞泛泛则又有损名声。所以笼统概括为混合观人法十分风行。晋朝人最擅长品评议论人物，像是专业人士似的，而其主要特点仍不出混合观人法，其例如下：简文帝认为何晏“巧累于理”，而嵇康“俊伤其道”。司马道子说王恭的形象是如松柏一样“亭亭直立”，而王忱的风度则是“罗罗清疏”。山涛认为阮咸为人“清真寡欲”，而武韶为人“清白有声”。王羲之评价支遁气宇轩昂，神采俊逸。殷仲堪说王羲之“清鉴贵要”。孙绰认为桓温是“高爽迈出”，谢尚是“清易气达”，阮裕是“弘润通长”，袁乔是“洮洮清便”，殷融是“远有思致”。桓温评鉴尸黎密是“精神渊著”。谢鲲认为王玄“清通简畅”，而嵇绍“弘雅劭长”。王戎看山涛如“璞玉浑金”，看王衍如“琼树瑶林”，王济视孙楚是“天才英博，亮拔不群”。提纲挈领，观人观神，以只言片语便可概括一个人的风格特点，鲜活形象，恰如绘画写生，寥寥数笔便可传神。2 欲察德操则观动静
曾国藩身处大清王朝摇摇欲坠、即将土崩瓦解的前期，当时太平天国的革命势力极大地威胁着大清的统治。曾国藩作为清朝的一名忠臣耿将，力挽狂澜于既倒，成了大清的一根柱石。而大清本来对汉人为官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曾国藩却官居三品，授太子太保，穿黄马褂，成为清朝一代最为辉煌的一名汉人。因此，他在发现人才、提拔人才时，非常重视人才的品德，希望重用德才皆备的人。重视品德，也是中国古代用人的一大传统，不论《论语》还是《人物志》，都把德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曾国藩作为一名“内圣外王”的杰出人才，自然也不会放弃传统。水有清浊之分，人有智愚贤不肖之别。古人就用“清”与“浊”来区分人的智愚贤不肖，《冰鉴》自然也会很重视“清浊”。中国古代哲学观有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同一的思想，相学的“清浊”就相当于从“人合于自然”的方式来评判人的行为举止，区分人的智愚贤不肖测知人的骞达命运。清，如水的清澈明澄，用在人身上，就是清纯、清朗、澄明、无杂质的状态，与人的端庄、豁达、开明风度相配，常与“秀”连之，称为“清秀”。浊，如水的浊重昏暗，用在人身上就是昏沉、糊涂、驳杂不纯的状态，与粗鲁、愚笨、庸俗、猥琐、鄙陋相配，常与“昏”连用，称为“昏浊”。从这儿可以看出，清与浊是相对应的一组概念，说明人是聪明还是愚笨，智慧还是鲁钝，在评判人的命运时，清者贵，浊者贱。邪，指奸邪；正，指忠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道德标准，因而邪正观念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古之奸邪，在今天也许是正确的，古之忠直，在今天可能是迂腐的。换言之，就是忠臣良士与奸贼佞臣之分。另有介于正邪之间的一类人，这类人应在具体的环境下去区分他是奸邪还是正直，不能一概而论。从上可知，由于“正”和“邪”都蕴藏在“清”之中，并都以“清”的面目出现，要准确地分辨它们，就是一个比较困难，富于技巧的问题。既然“邪”“正”难辨，因而《冰鉴》说：均托迹于清，不可不辨。动与静不仅是一组重要的哲学概念，在古代哲学中的使用频率也很高。在哲学中，动与静是互相对立的动态术语，是在事物的变化中去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带有辩证性的方法。动与静的结合，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具有一定的辩证思想和科学性。这是传统神秘文化中其他学科所没有的一个特点。静态判断，必然会有失偏颇，走到形而上学的孤立静止立场，不利于全面正确地观察事物。动静结合，则能提高评判的正确性。曾国藩善于识人、用贤的一些根据性判断，往往是静态判断，如“六府高强，一生富足”；一些具体性判断，往往是动态判断，如“气浊神枯，必是贫穷之汉”；而如“两目无神，纵鼻梁高而命亦促”，则是二者的结合。又，人的行为举止，情态姿容，亦有动与静之别，上述两种判断，有时就是对比作出的。前面已经说过，“动”与“静”是事物运动变化的状态。事物的真相和本质，最易于在运动中流露、呈现出来，特别是在一些重要关头，最能见人真心。“静”虽然是稳定状态，但这种稳定是相对的，它处于其先其后的两“动”之中，在由“动”到“静”再由“静”到“动”的变化中，它仍呈动态。所以通过“动”能够看到事物的真相和本质，通过“静”也能够看到事物的真相和本质。“动”，这里是指眼睛正在看人观物之时的状态；“静”，指目光暂时静止，没有看人观物时的状态。有动必有静，静后必是动，它们是相互连贯的永恒状态。“静若含珠”，犹如一颗灿烂明珠，熠熠生光，却又含而不露，光华内蕴，静而炫然。“动若木发”，犹如春木的生发。树木经水分的滋养，遇春而生，一冬所藏之精华化而为新芽。观人看物，目光中精气流动，如秀木吐春，新芽自清，生气盎然。“静若无人”，其状为安详自然，心无杂念，如老僧入定，不观旁物，又像幽谷清泉，涧鸣溪悦，清者自清而寂然无他。从这里能看到人不加掩饰的一面。“动若赴的”，如利箭脱弦，飞驰而去，直射靶心。其势有厉裂之气，杀机深藏而锋芒外现，声威露于外，一发中的。“澄清到底”，则端端正正说到了邪正的根本差别上。忠直高尚的人，不论动静还是人前人后，都是表里如一，始终不变，清纯净洁的。然而仔细分辨起来，这里也有差别。“静若含珠，动若木发”的境界，似乎高于胜于“静若无人，动若赴的”的境界，因为前者属大智大才的圣贤境界，后者则属于有智有才的豪杰境界。圣贤与豪杰的分界，正在这里。再来看“邪”。“静若萤光”，萤火虫的光在夏夜中比较微弱，而且闪烁不定，一明一灭，这就像人有性而无定力一样。“动者流水”，流水的特性就是漂流不定，在人的目光中，就是忽东忽西，闪闪烁烁，很有智慧，却不能恒守。这种目光反映出来的内心世界，就是在不停地寻找目标、窥探目标。因此，两眼“静若萤光，动若流水”者，必定是善于虚伪装饰而奸心内萌之辈，“静若半睡”，即似醒非醒，似睡非睡，两眼半开半闭，开能看外面之物，闭则可以静心深思，既养神又思考问题，似乎一举两得，效率很高，很会使用时间。对这种人可就应当心了。“动者骇鹿”，像惊鹿那样惶惶不安。本来半睡半醒似乎是在养神，却又怕外面有什么好东西会错过，因而一有风吹草动，就睁开一条缝，想看个究竟。因而称他们为别才，即虽有才智，却是不能始终如一，坚守正道，容易见异思迁。“一身精神，具乎两目”，目中的“神”，仍然有清与浊之分。这一点，在实际生活中比较容易区分。比如，在校学生与在社会上混了几年的人一比，他们的差别就出现了，在校学生的眼神是明亮清纯，没有杂念的，而后者则变得老练世故，缺少那种心底无私的清纯味。医学上的眼神清浊，也与人的智愚贤不肖关系密切。眼神清亮有光，其人必然生得聪明智慧，机敏伶俐；眼光重浊昏暗，其人就生得愚笨拙钝，不会动脑筋。但“清”又分为邪与正两种。人聪明智慧，但不意味着品性高尚。见识敏达，能力强干的人中，有道德高尚的，也有品行低劣的。这就要从“神”之邪正中来区别。由于邪和正都混在“清”当中，即不论品德高下，其人都很聪明，也很有才干，因为他聪明，因而有善于伪饰的本领，所以要辨其邪正，比辨人之“清浊”要难得多。因此，《冰鉴》明言“清浊易辨，邪正难辨”。由于眼睛有“心灵窗户”的作用，因此，人们往往从眼睛入手，来区分“清浊”和“邪正”。《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篇》记载曾子说过：“眼睛是心灵的反映”；《孟子•离娄章》说：“观察一个人，再没有比观察他的眼睛更好的了。这是因为眼睛不能遮盖住人的丑恶。心地正直，眼睛就明亮；心地邪恶，眼睛就昏暗。听人讲话时，注意观察他的眼睛，这个人的善恶正邪又怎能掩藏得了呢？”这是视瞻观人法的开始，但是《春秋左氏传》里记载单襄公看到晋厉公视远步高，认为晋国将会有大乱发生；周单子在戚地聚会，视线低下，言语迟缓，晋国的叔向认为周单子会很快死去。这样看来，在曾子和孟子之前，本来就有用视瞻观人法断吉定凶的了。西晋时的阮籍能为青白眼，当时的守礼遵法之徒甚至要杀死他；南北朝时期宋朝的刘裕视瞻非常，桓玄的妻子因此断定刘裕有一天定要发达；隋朝末年李密从少儿时眼光就与众不同，隋炀帝因此不敢让他宿卫宫中；北宋时王安石的眼睛看东西时如同穿破物体一样，所以他敢于担当天下大任；蔡京也是目光有过人之处，看太阳都不眨眼，陈瓘据此断定蔡京会成为大奸臣。上述诸例都是历史记载中常见的例子，足以证明视瞻观人法的效用了。这里再根据历史上比较可靠的记载，将人的目光分为七类叙述如下：视远《左传》记载，鲁成公十六年，晋厉公在周朝都城大会诸侯，单襄公看到晋厉公视远步高，就告诉鲁侯说：“看来，晋国会有大乱出现。”鲁侯问单襄公：“大乱的原因是上天的原因，还是人事上的原因？”单襄公回答说：“我又不是瞽史，怎么能知道天道，我看见晋国国君的面相，大概是祸乱的根源；一般说来，君子的眼睛决定身体，腿脚从属于眼睛。因此，看到一个人的容貌就可以知道一个人的心思。眼睛里隐藏着内心世界，腿脚跟随目光；而晋国的国君目光太远，抬足甚高，视线远离身体而腿脚又与目光不一致，这肯定是心里有别的想法。目光和身体不协调，怎么能够长久？”过了二年，晋国果然发生大乱，晋国大夫杀死了晋厉公。视下《左传》记载，鲁昭公十一年夏天，周单子在戚地聚会，周单子视线低下，言语迟缓。晋国的叔向说：“周朝的单子难道快要死了吗？朝觐时有固定的席位，聚会时有穿戴外衣的要求，衣带上有衣结；朝觐聚会的语言一定要通过衣服的位置表现出来，这是用来表明事物的顺序；而朝觐聚会时人眼的视线也不能超过衣服上结的位置，这是以此来表现一个人的容貌举止。通过语言来传达王命，通过容貌举止来表明态度，如果有过失就是礼仪上的一种缺陷。现在单子身为王室命官，在朝觐聚会时传递王命，但眼睛视线不超过衣带，语言表达与步伐又不协调，相貌和态度也不协调，语言表达也不清晰明白。行动不协调，态度不恭敬，表达不明白，行为不顺从，元气已经不存了。”倾视《礼记•曲礼》上说：“一般说来，视线向上超过面部就表示傲慢，向下低过衣带就说明心中有忧虑，视线倾邪就表明心中有奸邪之事。”吕东莱也说：“如果一个人视线流宕不定，容貌举止就会侧斜不正，那这个人心中一定有奸邪不正之事。”雌视《唐子》里讲一个人声音雄刚有力而眼睛视线却像女人一样，这个人一定是虚伪之人。所谓雌视，也就是《吕览》中所说的烟视，是指像女人一样的看人姿态。偷视偷看别人是一个人明显的过失，这在《人谱类记•定命篇》中有记载。邪视邪眼看人是一个人明显的过错，也见于上述《人谱类记•定命篇》中。视非礼无礼看人也是一个人的明显过失，也见于上述《人谱类记•定命篇》中。综合考察上述视远、视下、视非礼、倾视、雌视、偷视、邪视等条目可以看出：视线高远的一定是心有异志，肯定会有祸患出现；视线低下的元气已尽，一定会招致死亡；男子汉大丈夫而像女人一样看人的，肯定是性情虚伪；而偷看别人、邪眼看人、无礼看人等，这人肯定不是奉礼守义之徒，而一定是心怀奸诈之辈；至于观人察事时面面俱到的，目光不同于常人，眼神灿烂辉煌的人一定是英勇豪杰；目光凝炼沉重，精神豁然明白的人，一定是贤能善良之辈；目光闪烁不定，眼神灼然逼人的人，一定是小人；目光散乱，眼中暗淡无光的人，一定是平庸的凡夫俗子；这大概也是不可改变的真理。通过眼神辨别君子小人的办法，《檀几丛书》和宋瑾编撰的《古观人法》中也有所论及，这里附在下面，以供参考：目光尊严，气息平静，神态凝重，远远望去威严无比，让人生畏，而接近后才发现和蔼可亲，这样的人是在上位的君子；目光平和中正，神情冲淡平和，看起来若有思虑，但又好像不堪所虑，能够在污浊的社会中出污泥而不染，洁身自好，淡泊功名利禄，这样的人是身处下位的君子；眼光灿烂闪烁，气宇深沉，藏而不露，偶尔露出泰然平和的颜色，而有时也露出肃杀的信息，这样的人，是身处上位的小人；目光摇曳不定，精气不足，神情散乱，远远望去姿态不佳，靠近看来又没有风度的，是身处下位的小人。3 观人行迹而知其神
行迹，是指人们行为举止的种种表现，有些可以通过认真审慎地观察交往知晓，有些则要一直到事情完结后才可以明了，不是一时之间可以判断清楚的。孔子说：“我对待人、评价人的态度是，毁谤谁呢，还是称颂谁呢？如果有被我称颂的，那一定是被我认真试探过了。”葛洪也说过：“有些事物常常表现为似是而非，像这样而又不这样，要做到准确料知而不为所困惑，看见外形而知其精神，这一点连圣人都难以做到，何况普通人呢？所以任用人才录取士人，举荐亲近之人，结识朋友，不能不认真选择，不能不进行反复地观察检验呀！”（《抱朴子•行品篇》）孔子的著作，葛洪的论述，都把检验作为观察人的重要方法。在这里，我们将可供参考借鉴的种种关于观察体验的论见引录如下：《大戴礼记•文王观人篇》对于富贵之人，要观察他是否讲求礼仪；贫穷的人，要看他是否讲求道德操守；受到宠幸的人，要看他是否骄奢淫逸；穷愁忧困的人，要看他是否不畏豪强；考验他以观察他是否守信用，向他提问题以观察他是否聪明，为难他以观察他是否勇敢，烦扰他看他是否能保持安定平和，使之隐溺于利益中以观察他能否不贪，演奏乐曲以观察他是否安定，送他物品使他欢喜以观察他是否轻佻，激怒他以观察他是否持重，使他酒醉以观察他是否失态，放任他以观察他的常态，当他出使远方的时候观察他是否有二心，当他在身边的时候观察他是否孜孜不倦。探知他的志向以观察他的情趣，考查他明暗两面以观察他是否诚实，颠倒他的隐匿之语以观察他是否守信，歪曲理解他的行为以观察他是否周全完备。《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篇》使之面临危难而观察他是否不恐惧，激怒他以观察他是否糊涂，使之欢喜而观察他是否不欺骗人，以女色接近他看他是否不越礼，给以酒饭以观察他的常态，面对利益时观察他能否谦让，居哀守丧时观察他是否保守坚贞的节操，身处节简的环境中是否不谋求，使之辛勤劳作看他是否不轻易打扰人。《六韬六守篇》使其富有而观察他是否不侵犯他人，使其高贵而观察他是否不骄恣，交付他东西看他是否转送他人，驱使他看他是否毫无隐匿，使他面临危急看他是否恐慌，侍奉他看他是否贪得无厌。《庄子•列御寇篇》所以道德高尚的人观察人，往往从远处支使他，以观察他是否忠诚，近处支使他以观察他是否恭敬，烦扰他以观察他的能力，猝然向他提问以观察他的智慧，匆忙与他订期约会以观察他是否守信，将财物托付给他以观察他是否仁义，把危险的处境告诉他以观察他的气节，使之酒醉以观察他是否遵守行为规范，使之与人杂处而观察他的表情。九种征候都表现出了，那么不肖之人就可以看出来了。《文子》对于高贵者要观察他做些什么，富有者要观察他想要得到什么，贫穷者要观察他爱惜什么。《吕氏春秋•论人篇》大凡评论人的标准，对通达的人要看他礼遇何人，高贵的要看他举荐何人，富有的要看他供养何人，听他说话还要看他的行为，休闲之时要看他有什么爱好，看他的习惯还要看他的言语，穷困时看他拒绝哪些馈赠，地位低下时看他不做哪些事情；使他欢喜以检验他的操守，为他奏乐舞以检验他的嗜好，使他恼怒以检验他的气象，使他恐惧以检验他的杰出之处，使他悲伤以检验他的为人，使他劳苦以检验他的志向。《韩诗外传》观察读书人的方法：居家要看他亲近哪些人，富贵者要看他结交哪些人，显贵者要看他荐举哪些人，不得志者要看他不做哪些事情，贫困者要看他不索取哪些物品。《心书•知人性篇》人的性格是最为难观察和知晓的：美与恶不同，情与貌也会不一样。有的人看似温顺善良而实为奸伪，有的人外貌恭敬而内存欺诈，有的人外表英勇却内存畏惧，有的人能尽心竭力却不忠诚。然而要了解人的方法有七条：一是用是非问题考问他以观察他的志向，二是通过争论使他言辞困窘以观察他是否善于机变，三是向他询问计谋以观察他的学识，四是告知他灾祸困难的处境以观察他的勇气，五是让他酒醉然后观察他的本性，六是把好处摆在他面前观察他是否廉洁，七是和他约定干某件事看他是否守信用。文中子《中说•天地篇》对富有之人，要看给别人什么，贫穷者要看他索取什么，显贵的人要看他喜好什么，困窘的人要看他做些什么。《余冬录》王导征召王述出任中兵，见面以后，王导就问王述当地米价，王述吃惊得睁大眼睛没有回答。有人说：“王导也浅薄起来了，当时难道没有比米价更重要的事了吗？却非要在征召王述一见面就问米价，王述鄙视而不回答是很对的。”我认为王导是以此来试探和观察王述呀！王述当时年方三十，还没有什么名气，王导仅是出于门第关系征召他为官，当时已经有人说王述愚笨。王导刚刚见到王述，难道真是在问米价吗？王述之所以没有回答，是因为他也默默领会到王导的真实意图。王导见他没回答，就感叹道：“王述不傻呀，为什么有人说他傻呢？”王导的真实意图由此可见。又比如桓温攻入关中，王猛身穿粗布衣服前往谒见，王猛一边捉虱子，一边谈论当时天下大势。桓温对他感到很惊奇，问他：“我奉天子之命率精兵十万为百姓扫除残贼，为什么关中豪杰都不来见我呢？”王猛就是关中豪杰，桓温与他谈论天下大事时，惊异于他的言谈举止，还要问这样的问题，是要以此戏弄他，看王猛如何回答而已。庾公曾问王敦：“听说您有四位朋友，哪个和你最好呢？”王敦回答：“当然有人！”庾公又问：“那么是谁呢？”王敦说：“自有公论！”桓温的用意正是如此。王猛说出豪杰不来的原因回答他。桓温于是用江东无人能与王猛相比的话称赞他。这正是桓温惊异于王猛的才学风度的原因。可是后世评论家讥讽桓温不能识人，桓温又何曾不识王猛呢？至于认真观察的方法，如果还没得出结果，那么只有等事实证明以后才能确知，这就是所谓评论要定于事情完结以后。事情完结后观察人，有如水落石出，云开峰现，看见的人就知道是什么样子，不必挨家挨户告诉而后才能知道。不过这种方法在观人术中最为迟钝：人人都要等事实证明以后才能明白，那么还要观人术有什么用呢？然而事情完结后观察评价一个人，毕竟不是盖棺论定可比。人死后，他的贤愚善恶，是非得失，不仅聪明人清楚，即便是他的同宗亲族乡亲邻里佣人奴婢都会知道了，所以用事实结果观察人，也值得我们探究一番了。在事情完后观人，历史上论证很多，下面仅举四人为例说明：（一）高共智伯率领韩魏两家军卒攻赵，赵襄子恐惧，于是奔逃，晋阳。晋阳被围，城中军民悬釜而炊，易子而食，群臣都有了外心，执礼越来越懈怠，只有高共不敢失礼。后来赵襄子害怕了，夜间派大臣张孟谈暗中去结交韩魏两家，与韩魏合谋反过来灭掉智氏，三家共同分了智氏之地。在这种情况下，赵襄子论功行赏，高共居功最高。张孟谈说：“解晋阳之难，只有高共没有功劳。”赵襄子说：“当晋阳急难之时，群臣都懈怠，只有高共不失为人臣的礼节，所以我要先赏他。”（二）毛义庐江毛义以行仁义名闻乡里，南阳张奉慕名前往拜访。刚坐定，赶上官府的文书到，任命毛义为安阳县令。毛义捧着文书走进来，喜形于色。张奉就有些看不起他。不久毛义的母亲去世了，官府接连征召而毛义坚持守丧不赴召。张奉感叹道：“贤良的人不可测量啊！他当初喜形于色，原来是为了双亲而屈从呀！”（三）曹敞平陵人曹敞是吴章的学生，经常喜欢斥责他人的过失，世人都认为他轻薄。吴章后来被王莽杀死，没有人敢为他收尸下葬，他的弟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