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翚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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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理昭彰：悦读《四书集注》试读：
“中华经典悦读丛书”序
这是一套献给社会公众、海外读者，也是献给青少年朋友的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经典的丛书。
博大久远的中国，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过往的5000余年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缤纷灿烂的中华文明；饱经沧桑的中国，遍受误解的中华文明，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创造了影响世界的中国速度、中国奇迹。与此同时，中国的经验、中国的道路、中国的制度，也备受关注。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有前行力量的来源，离不开对自身文明传统的再发现和再认识。支撑中国道路选择的、影响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决定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怀、平凡生活的，是中国古典知识系统中的思想和理念，而承载和表达中国古代思想理念的，是我们必须尊敬和了解的中国古代哲学经典。
所谓经典，是先哲创造的，给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和生活方向的思想智慧、时代精神的精华，它系统演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样态、制度安排、价值选择、日常规范、生活程序、情感气质、文化创造。对于当下的人群而言，则呈现为“当代记述较多而常要翻阅”（章太炎语）的一些古代思想和文化著作。
所谓经典，它承载着先哲清澈的智慧、广博的经验，并经历了历史的洗炼和时间的考验，对当下和未来有广泛的阐释理解和指导意义，同时也为人类文明多样性和人类思想文化遗产提供典范。
中国哲学经典，是影响中华文明进程的各种思想形态的结晶，是人类文明天空中不灭的星辰，是中华文明弦歌不辍的主旋，也是中国先贤圣哲在颠沛造次、兴灭继绝的历史进程中的时代担当和心灵自传。
有鉴于此，我们将2014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哲学经典》进行了扩充，仍然以中国古代哲学经典为基点，以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历程为纵向线索，以中国古代哲学经典的作者行谊、主要关切、主体内容、历史贡献、文化影响、当代价值等为横向线索，将《中国古代哲学经典》中对中国文化和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每部经典的概括性介绍扩展为更为详细具体和充分的著作，以便读者能够进行更为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需要说明的的是，我们选取的这些著作远不是中国古代哲学经典的全部，也不一定达到中国古代哲学经典的代表性，只是猜想这些作品能够以点带面，以作品和作者为中心，折射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国文化精神的整体风貌。尤其是《颜氏家训》，虽不一定达到“哲学经典”的严格要求，但我们还是从中国家庭观念、血缘亲情这个角度，介绍这部影响中国家庭生活哲学的作品。
在全球化的时代，当我们被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感官文化、同质化平面化的生活裹挟时，东方中国先哲对于世道人心的关切，对于人间温情的呼唤，对于平治天下的预设，对于民胞物与的愿景，或许是解救现代社会和人生种种问题和焦虑的精神资粮和“支援意识”。同时，现今又是各种信息大量充斥、知识碎片化、阅读碎片化的时代，快节奏高效率已成为生活的常态，人们疲惫的心灵渴望得到先贤智慧的浸润而又力不从心，甚至浮躁的心灵瞥见那些充满智慧但却生涩的文字即会望而生畏。繁忙的生活、紧张的节奏、沉重的压力、快餐式的知识浏览，已经使人们的心灵与经典的距离渐行渐远。
以此之故，我们结合现代人的实际，试图倡导一种经典的“悦读”方式。所谓“悦读”，旨在通过轻松的阅读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亲近经典，在润物无声的快乐享受中了解经典的内容，进而领会和体验经典的博大智慧。所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力求避免过于学术化的艰涩表述，尽量通过通俗易懂浅显活泼的语言和表述方式轻松传达经典的思想和精神，真正做到读中有“悦”，因“悦”而读。
古老的中华文化在历尽沧桑之后又迎来复兴的春天，在价值与文化多元并存的今天，古老的中华文化也再次为世界所瞩目，当我们希冀中华文明继续贡献于人类社会，并寻求与全球文化平等对话和交流交融时，中国《周易》“变”的思维、《论语》的“仁者爱人”、《老子》的“道法自然”、《孙子兵法》的“知己知彼”、《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如此等等，足可以让我们抖擞文化自觉和自信，足可以让我们成为人类文明的传灯者，足可以让中国哲学经典的烛光回向这个繁华与迷乱的世界。王月清 暴庆刚
引子
有人说，它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发展起到承前启后和无可替代的作用，不仅主导中国思想文化600多年，还影响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形成所谓“东亚儒文化圈”。
有人说，它的思想严重压制、扼杀个人的基本需求，尤其是摧残了妇女的尊严与健康，桎梏了中国思想与文化的创新，是阻碍中国从传统社会发展到近现代社会的罪魁祸首。
这两种评价所指向的都是一部著作，就是中国宋代理学家朱熹的《四书集注》。《四书集注》全名《四书章句集注》，实际上是四本书的合集，即《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从书名就能看出来，这是一套对先秦时期四本儒家经典进行诠释的著作，是朱熹逐字推敲、反复修改、集四十年之功而成。这部著作承继孔孟道统，以二程理学为宗，融汇周敦颐、张载、邵雍等人的学说，构筑起一个博大精深的理学体系，清代学者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晦庵学案》中称之“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后人尊为“朱子学”，又因朱熹晚年居建阳考亭村，筑竹林精舍（后改名沧州精舍）讲学，其学派又被称为“闽学”，或“考亭学派”。《四书集注》自南宋时被立为国学后历代备受推崇，自元以来一直被奉为科举考试的标准。到了清代，先后通行的《四书集注》刻本有五十多种，清帝康熙还命大学士李光地等编《朱子全书》并亲自作序，认为虽圣人复起，也不能超越朱子，宋儒继孔孟不传之学，而朱子集大成，不仅“绪千百年绝传之学”，而且“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对朱熹及其《四书集注》等著作的推崇可谓登峰造极了。
不过，对《四书集注》以及朱子学的批评也一直就有，甚至十分尖锐，尤其是清代学者戴震、颜元等人。戴震对朱熹的批评主要体现在对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观点的批判中，痛言这是“以理杀人”。颜元则直言“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认为宋明以来的人才不举、文化没落都应该由朱熹来负责。“五四”乃至“文革”期间打到孔家店，对朱熹批斥之声就更难以入耳了。
那么，《四书集注》以及朱子学为什么会招致如此不同的评价呢？《四书集注》与朱子学到底说了些什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本书就试图对此做个较为详细的介绍。让我们先来认识下朱熹吧。
一 朱熹其人
朱熹像（清）上官周 绘中国人在问“您是哪儿人”时，一般并不是在问这个人现在生活在哪里，或者出生在哪里，而是问这个人的籍贯是哪里。什么是“籍贯”呢？就是祖居或原籍，也就是这个人所属家族的某一位祖先的长久居住之地。再具体点说，指的是这个人的曾祖父及以上父系祖先的长久居住地。而他的出生之地或现在生活之地，登记在册是叫“户籍地”。
所以，很多中国人在说我是某地人时，说的并不是他现在的生活之地或者出生之地。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史书上记载的很多人，在说他是某地之人时，可能他根本就没有在那里生活过，甚至出生也不在那里。
朱熹就是如此。他虽然出生与终老在福建，一生中有六十多年都是生活在福建，但几乎所有史书记载的都是“朱熹，婺源人氏”。因为朱熹的祖父再上溯至九世祖，他的家族一直居住在婺源。
根据婺源的一份县志记载，唐开元二十四年（736），洪真造反，以休宁县回玉乡鸡笼山为营寨，聚众活动于歙、衢、睦边境的遂安、开化、休宁等县。朝廷发兵征讨，历经三年才平定。为便于统治，唐玄宗决定，于开元二十八年（740）正月初八设置婺源县，将休宁县的回玉乡和江西乐平县的怀金乡（一说浮梁县的游金乡）划归婺源县管辖。婺源隶属歙州。宋宣和三年（1121），歙州改称徽州，婺源仍归之管辖。此后历经宋元明清各代，婺源一直隶属徽州。辛亥革命后，废府留县，婺源县直属安徽省管辖。所以安徽人也常常以朱熹为老乡。只是到了民国二十三年（1934）婺源才因“剿共”需要而改隶江西省，三十六年（1947）恢复归属安徽，到1949年5月又划至江西，直到现在隶属江西省上饶市。朱熹故里江西省婺源市文公山
朱熹的九世祖叫朱瑰，小名古僚，字舜臣。唐昭宗天祐年间，他出任歙州刺史麾下的衙前指挥，领兵三千卫戍婺源，此后朱瑰便携家在婺源定居下来，成为婺源朱氏的始祖。
若再追根溯源，朱熹还可算是孔子与孟子的老乡呢。据传，朱氏出于曹姓，是颛顼之后。颛顼后代的一支得姓曹，在周武王灭掉商朝后，封曹氏于邾，就在曲阜、邹县及徐州一带，是鲁国的附庸。春秋时，邾国被楚国吞并，他们就取“邾”字的偏旁“朱”为姓，流落到沛国（今安徽濉溪到江苏徐州以西一带）。东汉时又迁徙到青州（今泰山以北到渤海的胶东半岛地区），汉末，青州朱氏南下过江分为两支，一支徙居苏州，一支迁到丹阳（今安徽当涂县境内）。朱熹的先祖就是迁到丹阳的这一支。不过，到三国东吴时，丹阳朱氏和姑苏朱氏交错繁衍，成为东南朱张顾陆四大著姓之一，所以吴郡朱氏成了两支的通称。这其中有一系徙居金陵，所以后来朱熹的父亲朱松称朱氏的“鼻祖”在金陵。金陵朱氏到朱师古这一代时，正值唐末，王仙芝、黄巢举兵抗政，席卷中原乃至西北、苏浙各地。朱师古为避战乱，又率家南迁到了歙州黄墩。婺源朱氏始祖朱瑰正是朱师古的儿子。朱熹故居紫阳楼遗址
朱瑰“资产甚富”，有三个儿子，他们的后代也有散居其他郡县的，但大多留居婺源，成为“婺源著姓”并“以儒名家”。但到了朱熹的祖父朱森、父亲朱松时，朱氏家业已经败落。朱松携家到福建任职时，不得不典当田产换取搬迁资金，而且朱松在其父亲去世后，居然因家贫无法将其归奉原籍，只得葬于福建政和县的护国寺。
朱松，字乔年，号韦斋，政和八年（1118）考取进士，被任命为福建北部建州政和县尉，随后屡次升迁，官至秘书省校书郎、著作郎、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勘等职。他是激进的抗金派，在首都临安（今杭州）任职期间，与胡珪、张扩等联名上书，认为不能求和，因此得罪权臣秦桧，被令“出使外郡”，到饶州（今江西上饶）去任职。朱松不去，请求当祠禄官，就在台州主管崇道观。（祠禄为宋代官制，有大臣被罢职后，就令其管理道教宫观，不理政事而给予俸禄，算是一种礼遇。有些官员自愿请求充任祠禄官，称请祠。朱熹就多次请祠，前后长达21年。）
也就是从朱松开始，朱氏家族的这一脉开始在福建繁衍。朱熹就出生于福建尤溪。1988年在朱熹故居遗址新建的紫阳楼
（一）少年远志
朱熹在兵荒马乱中降生于世，又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童年时光。
宋王朝建立后没有能力恢复唐帝国的版图，就一直偏居中华大地的中东部地区。与之并立的北有辽，西北有夏，西有吐蕃诸部，西南为大理。边地战事不断，宋王朝就采用俯首称臣、缴纳岁币、割让土地等“议和”之策换取内地的安定，故而江南仍是“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1115年，女真族立国，号大金，雄心勃勃，先与宋订立盟约于1125年灭了辽国，然后挥兵南下，1127年攻下宋都东京（今河南开封），烧杀抢掠之后，还将宋徽宗、钦宗父子，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朝臣等共三千余人掳去金都。这就是岳飞《满江红》所言“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遭此劫难，北宋灭亡。朱熹画像
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应天府南京（今河南商丘）称帝，改年号为建炎，史称南宋，赵构就是宋高宗。宝座尚未坐热，建炎三年（1129）金兵又大举南犯，宋高宗一路往南奔逃，扬州、镇江、建康，再到越州、明州，甚至漂泊海上，直到1130年夏金兵撤离后，他才回到绍兴，然后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
朱松初次为官还是在北宋时，宣和五年（1123）八月到福建，任建州（今建瓯）政和县尉，到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时，调任南剑州（今南平）尤溪县尉。建炎三年（1129）五月任满后寄居在好友郑安道家。这一年的八月他又独自南下泉州任石井镇监税。可十一月间听说一支金兵从江西进入福建抢掠，就慌忙离职回尤溪携家眷往北逃到政和县，躲住在荒僻的垄寺。到了建炎四年（1130）五月，又听说浙中的龚仪叛兵进入福建烧杀打劫，急匆匆地再携家南返尤溪，甚至进入深山过了一段日子。惊魂未定，八月时建州瓯宁（今建瓯）的范汝为揭竿而起，多次击败前来征讨的官军，纵横闽中。
就在这时，建炎四年（1130）九月十五日，朱熹出生在尤溪的郑氏草堂。朱松以孩子的出生地给他起了个小名沋郎，又因他在家里排行第三，尤溪地属延平，起小字季延，另以家族排行称五十二郎。尚在襁褓之中的小沋郎就随父母不停逃难，绍兴元年（1131）二月一日，朱松携家逃往古田，先是在龙爬，六月后寄居在长溪龟灵寺。后准备逃往福州，渡鸡屿洋，寓桐江。直到朝廷派韩世忠大军入闽，绍兴二年（1132）初平定叛乱，朱松一家才回到尤溪。朱松后来描述那段日子，“时时要准备逃入深山之中，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在随后的几年间，朱松的母亲去世，两个儿子——朱熹的哥哥也都夭折了。
有记载说，朱松在小沋郎出生前曾请人算命，问起将来富贵。那人回答他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朱松的好友郑安道在道贺诗中也称这个孩子是“渥佳原异种，丹穴岂凡胎”，可是朱松却感慨在乱世之中儒生无用，还不如去当兵打仗呢，他在诗中叹道：“有子添丁助征戍，肯令辛苦更儒冠？”难道这是“天降大任于斯人”？
朱熹曾自称少儿之时迟钝愚鲁，什么事都不如别人，但从史料记载来看，他也有着不同于一般孩童的个性。四岁时父亲朱松指着天对他说：“这是天。”沋郎则问：“天上又有什么呢？”朱松听他这么追问非常吃惊。五六岁时，他常常烦恼的一个问题是：天地四边之外是什么呢？听人说四方无边，但他总觉得不合理，认为应该有个边际，就像这墙壁一样，后面一定有个什么。就这样百思不得其解，以至几乎成病。还有一次与同伴嬉戏沙上，他独自端坐一边用手指在沙地画图，旁人一看，居然是复杂微妙的八卦图形。而且，小沋郎对儒家经典书籍特别感兴趣。“家贫儿痴但深藏，五年不出门庭荒。”八岁时读《孝经》很快就通达其中的核心思想，还自己在书上题字自勉说：“如果不这样做就不是人啊。”十余岁时读到《孟子》的“圣人与我同类者”，更是“喜不可言”。看来，朱熹少年时代就在究天问道方面异秉于常人，对于圣贤之学有弘远之志。
从朱熹为他父亲写的《皇考朱公行状》及其他回忆语录来看，父亲的为人为学对他都有很大影响。他回忆说：“我的父亲非常喜欢历史书，每天晚上一定要读一卷才睡觉，所以我自小还没上学就对这些内容耳熟能详了。”
朱松工于词章，他的诗文在当时远近传诵，还流传到了首都。但他并没有以此为喜，因为他更关注现实，期望探究国家兴衰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提出有益于时政的论议，尤其是在与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一般合称二程）的弟子萧顗、罗从彦交游之后，更加努力研读《大学》《中庸》这类著作，体会与贯彻儒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宗旨。到福建任职后，他广泛结交当地学人，尤其与程门后学友善。在痛失二子后，朱松对小沋郎寄予厚望，他在小沋郎五岁开始上学时专门写了一首《送五二郎读书诗》，称“成家全赖汝”，希望小沋郎“夜寝灯迟灭，晨兴发早梳”。朱松请祠居家后，亲自教导朱熹，想要引领其学习程门理论，可惜不过两年就病故了，年仅47岁。而此时朱熹才14岁。
（二）出入佛老
朱松临终时，将家事托付给好友刘子羽，并嘱咐朱熹“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这三人都是我的好友。他们的学问都有渊源，我非常敬佩。我马上就要死了，你以后要像听从父亲一样听从他们，那我就死而无憾了”。
刘子羽（1096—1146），字彦修。建州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五夫里（今五夫镇）府前村人。10岁精通经史，11岁随父亲、北宋名将刘韦过军旅生活，弃文习武。父亲死于靖康之难，他扶柩归葬家乡，誓与金兵不共戴天，致力抗金，屡获战功，官至右朝议大夫、徽猷阁待制。后来遭到议和派忌恨被罢官，45岁时奉祠回归故里隐居，寄情山水，兴办学馆。受朱松托孤之请后，专门在自己家院旁边修筑了房舍，将朱熹及其母亲接去居住。朱松曾经在徽州的紫阳山登览读书，书堂名为“紫阳”。朱熹一直怀念父亲，曾自号“紫阳”，这五间旧楼也称为“紫阳楼”。
朱熹的母亲祝氏五娘可以说是位“大家闺秀”，出身于新安的名门望族。她的先祖祝仁质富甲一方，拥有整个新安郡一半的产业，号称“祝半州”。但方腊起事焚荡了祝氏家业，到祝五娘父亲祝确时，家境也已潦倒。祝五娘是祝确的独生女，18岁时嫁给朱松，随后相夫教子，“仁厚端淑”，虽“贫病困蹙，人所不堪”，她却能处之怡然。
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三先生都有程门渊源，又各有专长。胡宪（1086—1162），字原仲。著有《论语会义》一书传给朱熹，但因多年在外为官，他对朱熹的影响不如其他两位。刘勉之（1091—1149），字致中，称白水，又号草堂。少年时期经过考试进入太学后正逢朝廷禁二程之学，他却偷偷地访求二程之书，深夜在帐内抄写默诵，后来又学于二程的弟子谯定、刘安世、杨时等人，归乡后耕读持家，不求仕途。他膝下无子，将朱熹视同己出，非常喜爱，还把自己的长女刘清四许配给朱熹。刘子翚（1101—1147），字彦冲，自号病翁，是刘子羽的弟弟。因其所居之地有三峰耸立，如参天巨屏，刘子翚便以“屏山”自号。朱熹随母亲搬到刘氏庄园后就进入了刘家学堂读书。刘子翚可谓朱熹的主要导师，他作有《复斋铭》《圣传论》，期望朱熹能勉力学习。
武夷三先生都注重论、孟、学、庸，另一个共同点是醉心学佛。朱熹自然也深受影响，有十余年的时间很用心地研习佛家与老庄的学说，曾给朋友写信道：
熹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
他十五六岁时，有一天在刘子翚先生那里见到一位僧人，相谈之后，那位僧人对刘子翚说朱熹对禅义的领悟还是灵明的。朱熹也觉得僧人高妙，就去请教他，认为他“说得煞好”，后来到临安应礼部试，还用这位僧人的意思去释说考题，竟然高中得举。以致《佛祖历代通载》记述“朱熹少年时不喜欢儒家经典，因为听了一位高僧说禅，直指本心，悟到灵明。19岁参加科举考试时，刘子翚先生从他携带的书箱里，只看到一套《大慧语录》”。大慧宗杲是稍早于朱熹时期的一位高僧，倡导看话禅，影响深远，被宋孝宗赐号“大慧禅师”，他的弟子们将他的一些言论记录汇编成《大慧语录》。朱熹在刘子翚那里见到的僧人就是大慧的弟子道谦。道谦就是五夫里人，俗姓游，出家后师事克勤、宗杲等高僧大德，绍兴九年（1139）归隐故乡的仙洲山，十六年（1146）秋，应刘子羽之请住持开善寺。朱熹就经常向他学佛参禅，前面说到朱熹曾“师其人”，指的就是拜道谦为师。
朱熹此时不仅学禅，也用力于道家之学，他的诗《读道书六首》写道：
岩居秉贞操，所慕在玄虚。清夜眠斋宇，终朝观道书。
东华绿发翁，授我不死方。愿言勤修学，接景三玄乡。
不仅言明对道家学说的勤修，还表达了对道家“真境”的向往。他还曾问学于庐山道士虚谷子刘烈，细读其著作《还丹百篇》，同他讨论易学，讨教金液还丹修炼之法。
朱熹这段“出入佛老”的学历，对佛道思想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与理解。他不仅注意借鉴与吸收佛道的一些思辨方法和观点，丰富与拓展自己的学说体系，还能够对佛道提出有针对性的批评意见，所以钱穆先生曾评价朱熹批评佛教不是如别的理学家那般局限于门户之见，而是能够切中要害。
不过，“出入佛老”只是朱熹潜心问道的一个方面。他自称此时“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对儒家的圣贤之学依然非常勤勉，他自十四五岁时，得到张载和二程的书后就反复诵读，对四书更是用功，曾说自己读《中庸》时是别人读一遍自己读一百遍，别人读十遍，自己读一千遍。到十七八岁时，每早起诵读《大学》《中庸》十遍。
多闻博取致广大，熟读深思尽精微。绍兴十七年（1147）, 18岁的朱熹参加乡贡并被录取，主考官蔡兹对人说：“我录取一名年轻人，应答写作的都是治国为政的策略，以后一定不同寻常。”绍兴十八年（1148），朱熹考中进士，三年后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赴任途中拜见了著名道学家李侗。他跟李侗谈了自己的学禅所得，李侗只说不对，要他只看儒家圣贤言语。朱熹虽然心存疑虑而且不服气，但还是听从劝告，开始“着紧用力”于儒家的圣贤之学。
（三）专意儒学
朱熹离开李侗时，本想将禅佛之说暂且搁置，待学成儒家之后再来深究，但是一方面，朱熹总觉得在禅佛之说中没能求取到至真之理；另一方面，在日复一日的阅读四书等儒家经典时，越来越体味到其中的深意，回头看佛家的学说却发现“疏漏百出”了，一得一失之间，就觉得“才这边长得一寸，那边便缩了一寸，说到底佛家还是一无是处”。此时，武夷三先生中的二刘都已去世，朱熹自己又觉得还是没有通达儒家义理，于是，他决心向李侗求学。为表达诚意，绍兴二十八年（1158），他在同安主薄任满回崇安途中，步行数百里到南平去拜会李侗，又在绍兴三十年（1160），已经三十岁的朱熹正式拜李侗为师。
李侗（1039—1163），字愿中，号延平。剑浦（即延平，今福建南平）人。24岁时，学于程颐的再传弟子罗从彦，与朱松同门。数年后，退居山田，结茅水竹之间，不事科举不求仕途，专心儒学，教授乡里，怡然自适。李侗教导朱熹，圣贤之道要从日用人生中专意下功夫，而不能如佛禅一般“悬空理会”。
自此以后，朱熹学风转向，专意于儒家圣贤之学，并开始批判佛道之说，他有诗句写道“多少个中名教乐，莫谈空谛莫求仙”。他也开始注读四书等经典，还以访学、论辩、交游、通信、讲学、论著等诸多方式与同时期的学者们探究儒家道学，终于构建了集宋学之大成的理学体系。白鹿洞书院
朱熹的讲学活动是与他的仕途生涯同时开始的。在任同安主簿期间，就建经史阁办“官学”，请求官府将985卷书送给县学，选当地聪明优秀的子弟来学习，他每天都参与讲学。此后终其一生，朱熹都以讲学为务，“一日不讲学则惕然以为忧”。乾道五年（1169）九月他母亲去世，朱熹将母亲葬于建阳寒泉坞，并在墓侧建精舍，在此著书讲学有十年之久。后在江西知南康军时复建白鹿洞书院，去官请祠后又结庐于武夷山之五曲，名为“武夷精舍”。64岁到湖南知潭州虽仅两月，修复岳麓书院。晚年遵从父亲生前的愿望定居建阳考亭，又建竹林精舍讲学不辍。在朱熹创建的“武夷精舍”遗址上新建的武夷书院
朱熹办书院、定学规、编教材，对中国后世的教育思想乃至教育规制都影响巨大。他题写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制定学规，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五教之目”,“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是“为学之序”,“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为“修身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接物之要”，这些都成为各书院的楷模。
需要说明的是，朱熹办书院并非以科举为目标，他甚至严厉地批评科举的制度性弊端，已经失去了选拔人才的作用，而要改革就应当从改革教育入手，首当其冲要改的就是官方的太学，他认为那儿的教育目标是获取功名利禄，教育方法不过是让人死记硬背。而真正的教育目的应当在于通过对儒家经典的研讨，明白圣贤之道是“为己之学”，是通过格物致知，修身养性而成人、成贤、成圣。
朱熹治学，用功读书注释而外，多与他人探讨论辩。对他影响较大的有张栻、吕祖谦、陆九渊、陈亮等。
张栻（1133—1180），字敬夫、钦夫，号南轩，世称南轩先生，有《论语解》《孟子说》《诸葛武侯传》《南轩集》等传世，后被誉为湖湘学派集大成者，在当时与朱熹、吕祖谦齐名，称“东南三贤”。1167年，朱熹携门人范念德前往长沙访张栻，一起讲学于岳麓书院，同游南岳衡山，切磋学术，相处两月之久，以后书信往来不断，深入探讨中和、心性、仁等问题。白鹿洞书院内的朱熹像
吕祖谦（1137—1181）与朱熹也是至交，二人合作辑有《近思录》。1175年5月他邀请朱熹以及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及他们的门人共赴江西铅山县鹅湖寺（今鹅湖书院旁），进行了一场学术论辩，史称“鹅湖之会”。
陆九渊（1139—1192），字子静，自号存斋，人称象山先生，抚州金溪（今属江西）人。少年时期就聪颖异常，断言“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学成之后，倡“心即理”之说，主张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中，“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而修道成圣主要在于“发明本心”，不必拘泥于经书，他说“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他在家乡讲学传道，前往学习的有数千人，影响一时无人能及。
据陆氏门人朱亨道记载，“鹅湖之会，论及教人，朱熹的意见是要人们先泛观博览而后提炼精要、化繁为简，二陆的观点是要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熹认为陆氏的方法太过简单，陆氏则认为朱熹的方法太支离，双方见解不同争执不下。这个辩论实则关涉到朱陆二人对心、性与理的本体认识之异，格物致知与发明本心的修养之别，所以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与影响。”
1181年以后几年中，朱熹与婺学代表陈亮相互访请，书信不断，论及儒学道器、理欲、王霸义利、道统等事关儒学传统观念与新儒学的根本精神，人称浙学之辨。
这样的交游论辩，是朱熹得以汇诸儒之思而集为大成的重要因素。
（四）政事可观
儒者以“内圣外王”为修养之极，朱熹也曾说过：“天生一个人，便须管着天下事。”但他又不热衷仕途，自绍兴二十一年（1151）受命同安县主簿后50年历事四朝，虽屡次受召，却多次推辞或请祠赋闲，担当有实权的官员从政不过七年又三个月，作为宫中的侍讲入朝奉君仅46天。
朱熹首次做官是任同安县主簿，再赴仕途是22年后知江西南康军，又先后任浙东常平茶盐公事；知漳州、潭州，还于1194年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他为政时间虽短，仍因事必躬亲，兢兢业业而取得非常突出的业绩，在有人攻击朱熹“疏于为政”时，宋孝宗却称赞道：“朱熹政事却有可观。”绍熙三年（1192），辛弃疾任福建提点刑狱，向朱熹讨问治闽之策，朱熹给予辛弃疾三句话：“临民以宽，待士以礼，驭吏以严。”这应当也是朱熹为政思想与经验的总结。
朱熹虽奉持“天理君权”观，但也有“民本”思想，能够自觉地从民众的立场来施行治政。孝宗乾道三年（1167）崇安大水，朱熹奉檄行视灾情，并与州县官讨论抚恤事宜，结果大失所望，感叹道：
大率今时肉食者漠然无意于民，直是难与图事！
他还对当时繁重的赋役提出严厉批评，称其“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所以要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就应当全部取消“无名之赋”，他讥讽道，如果不认为百姓是自家百姓，就不这么做。如果真正以民为本，就应当“省赋恤民”，甚至“宁过于予民，不可过于取民”。他在给皇帝的《庚子应诏封事》中写道：“臣曾经说过国家最根本的任务，没有比体恤民众更大的了。”
正因为有这样的民本观，朱熹在地方为官时，一方面重农开源，一方面省赋恤民。他认为，生养民众的根本在于让人能吃饱，所以国家要重视农业，各级官员都应该劝勉民众务农。在同安县任主簿时，为抑制豪强对农民的过度剥削，推行“经界法”，即丈量土地，核实田亩，使田税均平；任漳州知府时，奖励垦荒，不仅承诺开垦者可以将开垦之地“永为己业”，而且可免除三年的租税。他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都请求减免当地赋税，叶公回《朱子年谱》记载他上乞减免台州丁钱后，当地民众很久之后谈及朱熹时还是称赞有加的。1171年，朱熹在其家乡五夫里首创“五夫社仓”，就是在青黄不接的每年冬季到次年夏间由官府将收购来的粮食贷与无粮户，到秋收后再归还。一般取息20%，这就可以不向豪民高利贷粮，若发生小饥，息利可以减半，若发生大饥，则可免除利息。后来，南康军、浙东水旱不断，朱熹都结合使用这样的方法，竭力措置，积极救荒，赈济灾民，颇有成效。
朱熹治政，尤其注重改善民风，这就需要一批乡贤鼎力支持。除力行办学这项“特出”的教化之举，他尊贤举能，邀请“父老僧道，军民诸色等人”“不拘早晚”，随时到官府来讨论政事与学问。在同安县，针对当地乱婚严重的现状，他制定《申严昏礼状》，四处张贴，强调朝廷关于礼律规定中，婚姻为重，要求大家按照颁布的规定仪式结婚。后来的《同安县志》记载说：
自朱子薄邑后，礼义风行，习俗淳厚，则谓本邑礼俗创自紫阳。
民间甚至有用“许滢开疆二千载，朱熹过化八百年”的联句来概括同安的开发史和文明史。朱熹知南康军到任后颁布的第一道榜文《知南康榜文》中，就宣布了宽民力、敦风俗等施政方略，请士民乡邻父老、每年集会，教戒子弟，使“修其孝弟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敦厚亲族，和睦乡邻，有无相通、患难相恤”，以成风俗之美。在漳州，朱熹发布《漳州晓谕词讼榜》，提倡“无讼”，认为过多的诉讼会导致如下后果：
失乡里之欢，亏廉耻之节，忘骨肉之恩，犯尊卑之分。
他劝导人们：
既相论诉，莫相侵夺，莫相瞒昧，爱身忍事，畏惧官司。
如此倡导施行，卓有成效，他的门人曾记述说，漳州境内，那些偷盗之徒都逃遁，改行正业了。
朱熹还发现赋税的苛重不均与官吏的贪恶有关，所以也很注意治吏。他在同安任主薄，就是协助县令管理簿书、赋税、教育等事务。他前往水春县，向以吏治闻名的黄瑀学习“敦礼义、厚风俗、戢吏奸、恤民隐”的治县之法。为了规避吏人作弊，他每天都要点对签押出入账目。还在米仓的墙上书写了一首诗：
度量无私本至公，寸心贪得意何穷？若教老子庄周见，剖斗除衡付一空。
以此警示官吏。治民则强调德教与刑罚并举，抑制豪强、惩治恶霸。他在同安曾调和同安、晋安两县地界之纠纷，避免了两县民众的械斗，在两县交界的小盈岭上立下“同民安”碑。在江西满任之时，有人在集市纵马将一小儿踏伤几至于死，朱熹将其拘禁，于次日杖刑惩处。有人劝他说那是大户人家子弟，何必要羞辱他呢？朱熹回答：“人命所系，岂可宽驰？”在潭州任上，他还曾处置张姓恶徒。张家门前有一木桥，商贩自桥上过，张姓人家就强行收取过桥费，若商贩拄杖过河，他们就抓住捆绑着吊起来。朱熹认为此人凶恶不可言，若不痛治，何以惩戒。于是将张某编管。
绝不唯上，勇于谏诤；不畏强权，敢于弹劾，是朱熹在任更高级官职时所表现出来的刚毅之气，可能也是朱熹在官场难以亨通，甚至遭致打击的主要原因。
（五）庆元党禁
朱熹所处时代，宋金时战时和。绍兴十一年（1141），偏居江南的赵宋王朝与金苟和：宋向金称臣，年供银、绢各25万。
朱熹与父亲一样，力主抗金。1162年，孝宗即位，诏求直言，朱熹乘机上疏提出抗金主张，被孝宗召见。朱熹根据李侗意见，以“三纲五常”论证宋金“不共戴天”，他认为：
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
希望孝宗立即放弃议和，而且让大家都知道“复仇雪耻之本意未尝少衰”。他还从军事上提出了收复中原的方略。无奈的是，1164年宋金又订立合约，北伐无望，所以朱熹临终对弟子叹息：
某要见复中原，今老矣，不及见矣。
攘夷须修内。朱熹以“理”论政，认为：
亘古亘今，只是一理，顺之者成，逆之者败。
所以他虽然持“天理君权”观，认为天理为护佑民众而确立君王，但更强调“正君心”，说：
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根本。
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
所以，君主也必须以天理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他先后向宋孝宗、光宗、宁宗上奏章六次，详陈经国方略，每次都无例外地将“正君心”置于首要地位。说到激动处，他甚至以自己的性命来担保：
诚修而治效不进、国势不强、中原不复、仇虏不灭，则臣请伏钺之诛，以谢陛下！
朱熹还认为，作为国君也不可能独任天下之事，也应当广开言路、集思广益，与大臣讨论共同制定决策，再公布实行。绍熙五年（1194），朱熹由宰相赵汝愚举荐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朱熹为宁宗进讲《大学》，每逢双日早晚进讲，但他借此机会对朝政多有批评，甚至要求宁宗“下诏自责，减省舆卫”，终于引起宁宗不满，被斥以干预朝政，逐出朝廷。
除了正君心，便要振纲纪、化风俗。纲纪不振于上，风俗必颓弊于下，朱熹认为当务之急是进贤退奸。他在向皇帝提出“远便嬖近忠直”之策的同时，自己也积极弹劾贪官劣吏。在浙江任职期间，他出巡各州明察暗访，发现一批官吏有救济不力、偷盗官米、瞒报灾荒等行径，他都予以揭批弹劾，其中六次上书弹劾台州知州唐仲友违法收税、贪污淫虐、偷造官钱，但因唐仲友是当朝宰相王淮的同乡，他的弟媳又是王淮的妹妹，朱熹的弹劾状要么被王淮截扣，要么被淡化，甚至歪曲，称朱熹告唐仲友不过是因为“秀才争闲气”的学派之争。王淮同时玩弄权术，将唐仲友和朱熹都改任其他职务，使得朱熹的弹劾失败。这次事件被陈亮、陆九渊等称赞为“震动一时”,“大快人心”，但朱熹也由此招致一些人的忌恨。
庆元元年（1195）朱熹的支持者赵汝愚受韩侂胄排挤被罢相位，在流放零陵道途中含愤而逝。韩侂胄的势力则盛极一时，他因朱熹曾参与赵汝愚攻击自己的活动，于是发动了一场抨击“理学”的运动。庆元二年（1196）叶翥上书，要求把道学家的书“除毁”，科举取士，凡涉程朱义理不予录取。监察御史沈继祖指控朱熹十罪，请斩。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捕，解送道州。朱熹理学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宁宗也一改旧态，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庆元党禁”。
在这场查禁中对朱熹指控登峰造极的就是沈继祖的奏劾，在这篇奇文列举的朱熹罪状中，除了政事方面的，诸如在浙东把朝廷赈济的钱粮全都发给自己的学生而不给百姓；在长沙时隐匿赦书，反而判定很多受刑人员等数条外，更多的则是对朱熹“人品”与“生活作风”问题的谴责，比如说朱熹招学生都是要“富二代”以收取高昂学费，获利万计；子女婚娶也选择富贵人家以获取可观聘礼等等。尤其是在“生活作风”上，“又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至官，则与之偕行”，另外，儿媳妇的丈夫不在却怀孕了，言下之意，就是朱熹与儿媳通奸。半亩方塘，位于现福建尤溪南溪书院文公祠前，传说为朱熹幼年读书、游戏之所，是朱熹著名诗作《观书有感》所描写之处。《观书有感》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纵观中国历史，这样的状词不胜枚举，仅在哲人之中，前有钟会告嵇康，后有张问达弹李贽，这种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甚至颠倒黑白的污蔑，本不值一驳，但偏偏总是有人相信，时至今日，仍有人因朱熹在给皇帝自嘲式的“谢表”中一股脑地承认指控而认定朱熹就是这样的一个小丑，在网络上将此奏劾予以现代化的翻版后发布以“揭示一个真实的朱熹”，实在可叹！
朱熹一生跌宕，少年丧父，中年失偶，晚年丧子，长期处于“贫病殊迫”的境遇，晚年更是遭受“庆元党禁”，清名被污。在此期间，朱熹四处避难，从游之士或隐居，或改投他师，过门不入，他曾致书友人谓“亲旧凋零”。但他依然在著书，《韩文考异》《楚辞集注》《参同契考异》《阴符经考异》《仪礼集传集注》等都是他这一时期的作品。
仓颜已是十年前，把镜回看一怅然。履薄临深谅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编。
直到去世前的几天，仍然笔耕不辍，他的学生蔡沈在《梦奠记》中这么录下了他的“余日”：
三月初二日，看蔡沈编撰的《书集传》，讲说数十条，……四更方退；
初三日，在楼下改《书传》两章，又贴修《稽古录》。是夜，讲说《书传》数十条；
初四日，是夜，说书至《太极图》；
初五日，是夜，说《西铭》，又谈为学之要；
初六日，改《大学·诚意章》，令詹淳誊写，又改数字，又修《楚辞》一段；
……
初八日，朱熹写了几封信，其中一封给女婿黄干，将传道之任托付给他，并嘱咐在场的九位弟子要“做些艰苦功夫”，才会有所进步。
庆元六年（1200）三月初九午时，朱熹于考亭去世，是年71岁。十一月二十日，由黄干主持丧礼，将朱熹葬于建阳县唐石里大林谷，参加葬礼的有千人。朱熹与早逝的夫人刘氏一起长眠在九峰山下。辛弃疾亦不顾党禁之压，亲自前往吊唁，并撰写祭文“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如生”。
两年后，学禁稍解。又过了七年，即嘉定二年（1209），赐谥朱熹文公。朱熹墓
二 《四书集注》其书
朱熹勤于笔耕，自30岁开始著述，直到去世前三天仍在修改《大学·诚意章》。据《四库全书》的著录统计，朱子现存著作共25种，600余卷，总字数在2000万字左右。可以说他是中国历史上著作最多的学者之一。和刻本《近思录》
朱熹著述涉猎广泛、形式多样。其哲学著作主要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通鉴纲目》《名臣言行录》等是其史学理论的代表作。《楚辞集注》《韩文考异》等是对前代学术遗产整理和研究的校勘考订著作。为前代理学家编纂遗文，是朱熹著作的又一种类型。他为程颐、程颢编了《二程遗书》《二程外书》，为谢良佐编了《上蔡语录》，还为他的父亲朱松编了《韦斋集》。《近思录》是他在寒泉精舍为母亲守墓时与吕祖谦共同编选而成。这是一本被称为“我国第一本哲学选辑之书，亦为北宋理学之大纲，更是朱子哲学之轮廓”的重要著作。民国影印版《朱文公文集》
在朱熹生前就已经有人开始编印他的著作。他逝世以后，历代都有集、辑朱熹不同类型和不同内容的著作成集。《朱文公文集》，全名《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亦称《朱子大全》《朱子文集大全》及《朱子文集》等，全100卷，《续集》11卷，《别集》10卷。文集100卷主要由他的儿子朱在编辑。《别集》主要出自余师鲁之手，唯《续集》不知编者为何人。宋代景定四年（1263）黎靖德以类编排，于咸淳二年（1270）刊印的《朱子语类大全》140卷，为朱熹与其弟子问答的语录汇编，就是现在通行的《朱子语类》。康熙年间，清统治者为了便于传播朱子理学思想，特别下诏命大学士李光地等精编《朱子全书》，是朱熹文集与语录的汇编本，试图让读朱子之书的人，奉此编选本为指南。所以，此书实则是朱熹文集和《朱子语类》的整理节选本，所谓“全”，只是就统治者的需求而言。2002年版《朱子全书》《朱子语类》
2002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与安徽教育出版社共同出版的《朱子全书》，共27册，不仅囊括了朱熹的全部著述文字，而且将今人对曾失传的朱熹文字考订辑录编集成册，并附有历代文献家对各种版本朱熹著作的著录、序跋、考订，等等，是目前为止最完备的《全书》，共约1436万字。
（一）“四书”的演变
所谓“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前两本著作自成书后就以单行本流传，但《大学》与《中庸》严格说来是两篇论文，长期以来一直是被收录在儒家的一部文集《礼记》之中，那么这几本不同年代不同作者的著作为什么会并称“四书”呢？这里有必要做个简单的梳理。《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体著作，是由孔子的弟子乃至再传弟子们结集而成，根据学者们的考证，认为曾参的弟子们在结集活动中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曾子的弟子、孔子的孙子子思则是最后编纂的主持者。但同其他一些典籍一样，《论语》在传播过程中，还是出现了不同的版本，尤其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儒家典籍毁损严重，《论语》也遭到查禁和焚毁，到汉代时已经出现“从其文字言，则有古今之殊；从其地域言，则有齐鲁之异”的三个不同的版本：在齐地流传的称《齐论语》，在鲁地流传的为《鲁论语》，这两本都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而汉景帝时鲁恭王刘余在扩建宫殿时在孔子的旧宅壁中发现了用东周时期通用的篆书书写的版本，故称《古论语》。西汉末时，汉成帝的老师张禹以《鲁论语》为基础，参照《齐论语》将二者融合为一，称为《张侯论》，成为现在通行本《论语》的蓝本。东汉末年，经学家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也流行一时。在对《论语》进行整理和定型的同时，已经有学者对《论语》进行诠释，在宋代之前较有影响的有汉孔安国的《论语训解》，马融的《论语训说》，郑玄的《论语注》；魏晋时期何晏的《论语集解》，皇侃的《论语义疏》；唐代陆德明的《论语音义》，韩愈、李翱的《论语笔解》等。
孟子以孔子思想的继承人自居，自称学习孔丘是他毕生的愿望，早年游历诸国的主要目的就是批驳杨朱、墨子等学派，倡导孔子之道。晚年与弟子万章等人“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本书的写作特点与《论语》迥异，多为长篇论辩散文，且风格高度一致，“笔势如熔铸而成”，激扬磅礴。《孟子》被作为儒家经典的历程也不同于《论语》，两汉时期总体受重视程度不高，处于五经博士之外，但由于“独尊儒术”，也有一些学者注疏，最有影响的是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此后直到中唐，韩愈提出儒家“道统说”，认为孟子继承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才确立了孟子正统儒者的地位，也引起了两宋学者的高度重视。尽管有李觐的《常语》、司马光的《疑孟》、晁说之的《诋孟》等批评与质疑著作，但《孟子》一书的地位已经提高到儒家经典之列，苏辙、游酢、张九成等都有注解《孟子》的著作，影响较大的则是张栻的《南轩孟子说》。程颐则将《孟子》与《论语》并提，要求学人先读《论语》《孟子》，并以二者为衡量标准。《朱熹章句·大学》《朱熹章句·中庸》《大学》与《中庸》的作者在《礼记》中都没有标示，后人也有不同的看法，现在一般认为，《大学》是孔子的弟子曾子的作品，而《中庸》则由孔子的孙子孔伋（字子思）所作。两篇论文都提出了一些对儒家思想影响巨大的个人修养的原则、目标与方法，但直到中唐以后才被儒家从庞杂的《礼记》中抽出来。先是韩愈以《大学》的“正心诚意”为思想武器批判佛教。北宋初，《大学》曾被宋仁宗赐与新科进士王拱辰，后来司马光著有《大学广义》一卷，这是《大学》作为单独刊行著作的开始。二程的改订本《明道先生改正大学》《伊川先生改正大学》对《礼记》中原文的章节次序作了些调整，这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庸》独立成书较《大学》早些，可以上溯到南北朝时期，史书提到的有三种，但都亡佚。唐代，在儒佛论争中，柳宗元、刘禹锡从“统合儒佛”的角度出发，提倡研究《中庸》，认为《中庸》探究心性，与佛教经典有异曲同工之妙。韩愈的学生李翱在《复性书》中以《中庸》的“天命之谓性”、“至诚则明”的观点来阐述其心性观，被欧阳修等认为就是对《中庸》的阐释，使得《中庸》的地位凸显出来。宋以后形成了研究《中庸》的热潮：周敦颐的《通书》阐发《中庸》的“诚”，将之视为圣人之道；司马光作《中庸广义》，推正心、诚意修身之法；王安石以体用之说解释中庸，以《中庸》的“中和”之说倡性情一体论；苏辙将《中庸》与佛教作比较，认为“中”就是“佛性”；张载则借《中庸》的诚明之说阐发天人合一思想，等等。到二程，对《中庸》更是推崇备至，认为是孔门传授心法，对中庸“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的解释更是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总之，论、孟、学、庸这四部著作在经历了不同时期的解读之后，到宋代得到了儒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并经常相提并论，二程还根据其中的内在联系，构建了“性即理”的心性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形成了四书学的基本线索与框架。而朱熹完成《四书集注》并对其内在联系予以系统阐发后，四书终于成为儒学新的经典体系。《四书集注》也成为中国思想史中的经典著作。
一般而言，只有原创性的著作才能成为经典。那么，《四书集注》作为一部诠释性的著作，如何能成为中国历史与文化中的经典著作呢？这里不能不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特点予以说明。
（二）中国学术传统的经典与诠释
同古希腊、中东与印度一样，在“终极关怀的觉醒”的“轴心时代”，中国思想界也是群星灿烂，如老子、孔子、墨子、孙子、惠施、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等，他们探讨治国理民的方略，研究国家的产生与形成，求索宇宙人类的起源，追寻社会人生的价值，等等，都形成了自己的学说，并留下了一批原创性著作。他们探讨的问题不仅深刻、广泛，而且确立了基本的概念范畴，以至后人在继续探讨时都必须以此为基点。事实上，在西方的思想文化领域也有着类似的情况，就像英国现代哲学家怀特海德曾经说过：公正地说，关于西方哲学最令人信服的特征就是一系列对于柏拉图思想的注脚。在哲学领域内，没有一个问题不能从他的作品中找到一些观点的。
不过，轴心时代中国思想家们的著作往往非常简短，如同格言隽语的汇编，而且惯于使用寓言、比喻来表达思想，充满了暗示性，与古希腊哲人的论著相比，缺乏逻辑性与明晰性。加上中国文字本身又具有多义性，给人们理解这些著作留下了非常广阔的空间。故而后人在学习这些著作的过程中就必须予以阐释以明晰，进一步地，将那些隐喻变成论证，将那些结论的前提与原因推导出来。也就是说，经典告诉你一个道理，但是诠释者要解释“为什么”。这就形成了中国传统学术一个鲜明特色：诠释经典著作。这也是中国的诠释性著作浩如烟海的原因之一。
恰如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等等名著一样，中国的这些诠释性著作大多也是在阐明原著涵义的同时，对一些概念、范畴与命题进行重新阐释、发挥，赋予其新的涵义，从而提出自己的思想学说，故而有“六经注我”之说。朱熹的《四书集注》就是这样的一部杰出著作。
这里说的“经典”著作，在中国学术传统里往往被称为“经”。那么，什么样的著作才能称作“经”呢？“经”的本意只是织布的纵线，与“纬”相对，也指南北向的道路，引申为装订书册的线，进而指书籍。再往后就用来尊奉那些最具有指导价值与真理标准的书籍，如刘勰所说“经也者，恒久之治道，不刊之鸿教也”，就是不可更改的永恒的真理。在佛教中，“经”专指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坛经》是唯一的例外）。最早被奉为“经”的是孔子编订的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西汉初年，《乐》失传。西汉文景之治时已设诗、书、春秋博士，汉武帝又置易与礼博士，专门传授这些著作的学说，尤其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独尊儒术”时，尊崇五经博士，标志儒家经学正式确立。所以冯友兰先生以“子学”和“经学”来划分中国哲学史，“自孔子到淮南王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在经学时代，哲学家们无论是否有新见解，大部分都依托经学之名，且多以子学时代的哲学术语来表达，就是用“经学”这个旧瓶来装新酒。基本表现形式，就是注疏“经”书。
儒家经学自五经之后，东汉时增《孝经》《论语》为七经；唐时又有九经和十二经，九经是将五经中的礼学分为《仪礼》《周礼》与《礼记》，将春秋分为左传、公羊传与谷梁传；十二经是在九经上增添《尔雅》《孝经》和《论语》。宋代将《孟子》升格为经，形成通行到现在的儒家十三经。
注疏，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诠释”。中国传统的注疏方法很多，也有传、记、说、解、笺、章句等不同类型，但就诠释重点与方向而言，基本可分两种：“训诂”和“义理”。
训诂就是用现时通行的言语解释古典文本的字词和语义，比如《孟子·梁惠王（上）》的这段话：
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
朱熹这样注释：
龁，音核。舍，上声。觳，音斛。觫，音速。胡龁，齐臣也。衅钟，新铸钟成，而杀牲取血以涂其衅郄也。觳觫，恐惧貌。孟子述所闻胡龁之语而问王，不知果有此事否。“义理”法则是发掘古文本字里行间的深层含义，甚至引申发挥，提出新解。比如《论语·学而》中的这句话：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朱熹的注解是这样的：
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为仁，犹曰行仁。
在这里，朱熹就没有仅仅从字面解读，而是对“仁”作出了新的阐发，以自己的“理本论”赋予了“仁”新的意涵。“训诂法”与“义理法”本来在诠释中是难以截然分割的。但有些诠释往往过于偏重一方面，出现明显弊端。要么繁琐化，要么神秘化；要么牵强附会，要么曲解误读。例如在汉朝有用所谓“章句”的方法注释经典，分章析句，一章一句甚至一个字一个字地详细解释。据《汉书·儒林传》说，当时儒家的经师对“五经”的注解，“一经之说，至百余万言。”儒师秦延君释“尧典”两个字，用了十多个字；释“曰若稽古”四字，三万言。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则认为“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天”，就是说，经典原文没有固定不变的解释，应当随着时代的变迁，依据天意而赋予新意。于是以天人感应，甚至谶纬之说来诠释经典。所谓“谶纬”，是“谶”与“纬”的合称。“谶”是秦汉间巫师、方士编造的预言吉凶的隐语、预言，作为上天的启示，向人们昭示未来的吉凶祸福、治乱兴衰。谶有谶言、图谶等形式，如“亡秦者胡也”就是秦代的一句谶言。“纬”即纬书，是汉代儒生假托古代圣人制造的依附于“经”的各种著作，也是以方术、预言附会儒家经典。这就将儒家学说神秘化，以至于荒诞不经。后来遭到魏晋学者的严厉批判。王弼提出“得意忘言”的玄学方法，郭象继之而有“寄言出意”之说，开一代新风，与汉人注释方法大不相同，其实是以原文为材料来阐发与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所以高僧大慧曾说：
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
此后，宋代学者多沿袭魏晋义理之法来注疏经典。
朱熹对上述几种过度诠释都提出了批评，说“汉儒一向寻求训诂，更不看圣人意思”，而“今之谈经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浅也而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远。本明也而必使至于晦”，都脱离了原文的本义。“说来说去，只说得他自己一片道理”，他用一位僧人的举例说，比如一盏好酒，被这个人来添些水，那一个又来添些水，添来添去，都淡了。
朱熹主张以探究义理为宗旨，把训诂与义理结合起来。一方面遵依汉唐儒者训诂注疏旧法，逐字逐句加以阐释，另一方面会通经书意涵来解出圣贤所说道理，甚至当文本字面之义与儒家义理发生矛盾时，也以阐发义理为主，认为这样才是承续圣人相传之心法。以下我们就来看看他是怎样编著《四书集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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