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长康、江文瑜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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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方大师传教录：伤寒临床家江尔逊“杏林六十年”试读：
中医师承学堂经方大师传教录——伤寒临床家江尔逊“杏林六十年”（第二版）主 编 江长康 江文瑜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东来 刘方柏
赵典联 徐云划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方大师传教录：伤寒临床家江尔逊“杏林六十年”/江长康，江文瑜主编.-2版.—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10（2018.7重印）（中医师承学堂）
ISBN 978-7-5132-2675-2
Ⅰ.①经… Ⅱ.①江… ②江… Ⅲ.①中医学—临床—医学—经验—中国—现代 Ⅳ.①R249.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1427号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28号易亨大厦16层邮政编码 100013传真 010 64405750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各地新华书店经销*开本710×1000 1/16 印张19.75 字数318千字2015年10月第2版 2018年7月第3次印刷书号 ISBN 978-7-5132-2675-2*定价 58.00元网址 www.cptcm.com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调换（010-64405510）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社长热线 010 64405720购书热线 010 64065415 010 64065413微信服务号 zgzyycbs书店网址 csln.net/qksd/官方微博 http://e.weibo.com/cptcm淘宝天猫网址 http://zgzyycbs.tmall.com江尔逊先生著书立说江尔逊先生研读医经江尔逊先生（中）在高徒班教学峨眉猴趣江尔逊先生书法作品江尔逊先生点校陈鼎三之《医学探源》江尔逊先生主编的《桂枝汤类方证应用研究》全国继承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指导老师荣誉证书师承工作会议全省师徒合影（一排右六为江尔逊先生）邓铁涛先生为江尔逊先生题词纪念江尔逊先生从医60周年江尔逊简介江长康 江文瑜
江尔逊（1917—1999），四川省乐山市夹江县人，主任中医师，1990年由原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首批“全国继承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指导老师”。
江老早年禀弱多疾，15岁弃读学医，师事蜀中名医陈鼎三先生，又曾随全国名医陈逊斋、承淡安先生研习中医内科与针灸，颇得其传。他潜心研习岐黄之术60余年，临证、授学、著述兼擅其长，尤以善用仲景学说治疗疑难重证享有盛誉。
江老因师承关系，学医伊始，即奉仲景之书为圭臬，闭门苦读《伤寒论》《金匮要略》3年，渐至成诵。提倡读书与临证相结合，理解与背诵不偏废，强调对原文字斟句酌，悟出真谛。上溯《内经》《难经》与《神农本草经》，探本溯源；博览晋唐、明清和近现代医著，广搜博采。治学毕生，精勤不辍，理论造诣高，见解常出新。
江老临证奉行病证合勘，方证相应；喜用经方，亦重时方。他崇尚仲景学说，善用经方救治疑难重证，凡遇沉疴痼疾，必先回味仲景遗训，殚精竭虑，往往顿悟而遣选高效经方；且药治与针灸兼擅，常操针以救燃眉之急。医界誉其为“伤寒临床家”。
江老之功成名就，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回顾其60余年从医之路，可见因由数端：
一是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早年得益于名师陈鼎三、陈逊斋、承淡盦的悉心传授，奠定了仲景学说的深厚底蕴；而毕生临证不辍，其中20余年扎根西医病房开展中医诊疗工作的经历，成就其运用仲景学说救治疑难重证的临床实践。
二是聪颖善悟，师承好学，“博涉知病，多诊识脉，屡用达药”（《褚氏遗书》），观往知来，穷理尽性，以参悟仲景学说之精髓。陈鼎三先生门徒众多，而如江老之能承先启后，弘扬传承其学术经验者，屈指可数。
三是以韩愈“业精于勤，荒于嬉”为座右铭，毕生勤于临证，勤于研究，勤于著述，勤于传道。
江老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特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1.医理精湛，学验宏富：在治学方法与临证思维上，扎根临床，远绍经典，参验先贤，融会贯通。推重“方证对应”，即临证时抓住仲景所描述的特征性证候，遣选相对应的经方，而不受后世诸种辨证方法的限制，颇有执简驭繁、驾轻就熟之妙。讲究病证合勘，即将西医之病名或中医之“病”与仲景书中之“证”结合起来进行对照研究。突出主证，且谨察主证之变迁而圆机活法，方随证转。善用经方，不薄时方，提倡以仲景理法统时方，对时方之源于经方而疗效确切者，恒视若经方。如《金匮要略》“热在上焦者，因咳为肺痿”之证，得之于“重亡津液”，仲景出麦门冬汤以治之。江老谓其清热化痰行滞之力稍逊，经反复验证唐宗海之豁痰丸，认为其实为麦门冬汤之变方，用以救治肺痿重证出现痰热壅肺伤津危象者，确能扶危救颠。厚积薄发，创制新方，讲求疗效，如宁嗽汤疏散外邪、宣畅肺气以治诸般咳嗽，靖眩汤驱风清火、豁痰补虚以息止眩晕之急性发作等，效验颇佳，均经得起重复。
江老对伤寒逆证、坏病、痰饮、水气、黄疸、眩晕、心悸、喘咳、风痱、蛔厥及肝病、肾病、胃病等，见解独到，辨治精当，疗效卓著。如躬亲体察，心悟“静而复时烦”乃蛔厥特征性症候的麻疹后烦躁案；方证对应，发掘几近埋没之《金匮要略》古今录验续命汤，迭经验证其乃治疗风痱高效方诸案；治热入营血重证（蛛网膜下腔出血），用温病法效不著，改用伤寒法而效彰案，说明寒温学说有互补之妙，绝无对峙之情；以小柴胡汤、香附旋覆花汤治验，阐释少阳病位之所在，不乏启人思维处；又治某妇水肿病后，经闭形瘦，小腹敦满如六七月妊，脉沉细迟涩，推究其与《金匮要略》血分、水分病机吻合，乃易大黄甘遂汤为桂枝茯苓丸合五苓散温阳化水、祛瘀消瘕之法，小腹敦满竟消无芥蒂。此谨守仲景揭示之病机，辨证求因，守规矩成方圆者也。
2.教学授徒，薪尽火传：重视人才培养，苦心孤诣，传道授业解惑，着意培养学术继承人。晚年临证之际，还承担全国首批中医“师承”带教工作；执教市卫生局为继承其学术经验创办的“江尔逊高徒班”（学制3年，类似研究生班性质），为培养高层次中医人才，走出了一条新路；以及“西学中”班教学、历年带习临床进修和中医院校实习生等。
3.研析经典，频添新意：如关于桂枝汤方证，传统认为由本方证与类方证两部分组成，其基本病理均是营卫不和，故以调和营卫为定法。而江老结合临床病证进行反复研究后认为，桂枝汤类方证还应包含“演变方证”在内，这些方证之基本病理已由营卫而及津液，即由营卫不和演变为气水不和，其治疗大法则为调节气水，即温阳化气行水。
江老曾主编《桂枝汤类方证应用研究》、点校陈鼎三遗著《医学探源》，均已由四川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表《运用仲景学说治疗疑难重证的体会》《桂枝汤方证刍议》《运用经方的思维方法》等论文、医话、医案60余篇，在中医学术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江老曾任四川省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及仲景学说专委会副主任、《四川中医》杂志编委、光明中医函授大学顾问、乐山市中医学会副会长及名誉会长；荣获四川省劳动模范、乐山市“拔尖人才”等称号；历任省、市人大代表，以及第一届乐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再版说明
作为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中医师承学堂”品牌丛书，在早期曾推出“中医新课堂”系列：《小说中医》（张大明著）、《小说中医续集》（张大明著）、《中医师承实录》（余国俊著）、《我的中医之路》（余国俊著）、《经方大师传教录》（江长康、江文瑜主编）、《我的脉学探索》（金伟著），引发了全国中医师承类图书的新风尚，被读者们赞誉为“还原老中医‘手把手’传教实况”。
应广大读者要求，该系列图书由作者们根据读者反馈意见进行修订再版。
作为“中医师承学堂”品牌丛书的策划编辑，我和我的工作团队始终致力于：
能够将中国当代最优秀临床家的学术体系，如李士懋教授的“平脉辨证体系”、冯世纶教授的“六经八纲方证体系”、熊继柏教授的“四大经典融会贯通体系”等，通过图书传承给每个中医临床者、学习者、研究者。
能够联合全国各地中医临床专家，将“谨守病机”的具体细节、方证药证的使用指征，融合为以“实用有效”为宗旨的“临床家辨证指南”，让天下医者能够共享、互利。
建立中医师承的“试验田”“创新园”，贯通中医师承“教育、实践、评价、论坛、出版”全程环节，策划、操作、出版“全国中医师承示范项目”系列，让每位读者通过图书，走进临床家亲自执教的“没有围墙的大学”。
“中医师承学堂”是为中医读者奉上的“一盏心灯”。
我们期待着：“一灯燃百千灯，冥者皆明，明终无尽。”学术合作与投稿邮箱：liuguantao@vip.sina.com（48小时回复）刘观涛2015年5月三年期满，皆能行道救人——我们为什么推出“中医新课堂”丛书
学医难，学中医尤难，成为名中医更是难上加难！因此，元代名医王好古写的中医书名叫《此事难知》！
一旦通晓医理，就能以一当十、一通百通，就像清代名医陈修园写的书《医学实在易》！
而从“难知”到“实在易”中间，则是成为中医临床高手最为艰难的路程。我们推出的“中医新课堂”丛书，就是要为你在这段艰难路程上“插上翅膀”。
一、师承实录：“不掺假”的完全记录
翻看中医图书，满眼皆是“应手取效、效如桴鼓”，似乎写书者都是胸有成竹、百发百中的“神医下凡”。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有些中医专家所出版的医学专著，对中医学习者有着一种不自觉的“误导”。因为医著中所列举的实例，多是典型病例、特殊病例，而且多是最终治好的病例。“看其专著，叹为神医；跟其临床，不过如此！”这也不能苛求专家，因为专著篇幅毕竟有限，所以，自然要“精选”典型的、治愈的病例。为什么看其专著和跟师学习差别非常之大？为什么中医界一直呼吁“跟师学习”？因为只有跟师学习，才能真实地、没有任何“掺假”地反映老师的疗效、细节，包括失误、困惑、曲折等真实体验。
但是，跟师学习，要放弃原有的工作、待遇，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一年放弃5万元的收入，还要投入几万元的生活、学习费用；中医师承教育的费用，也相当于高额的MBA、EMBA的十几万学费。怎么办呢？我经过反复思索、反复探讨，最后发现：我们可以用一种现代技术手段，接近于“完全还原”跟师学习、师承教育的全过程；也就是不间断、长时间地记录中医名师的每个临床案例，或者不间断、长时间地记录弟子与师父的学术对话。为什么我们要特别提出“不间断”这个字眼呢？因为凡是“剪辑”“精选”，就有可能不自觉地偏离“真实”，走向“粉饰”。所以，真正意义的“师承教育”，一定不要对“师父的完全录音”做任何删节、处理，哪怕录音的过程有杂音、有干扰、有拖沓，也要尊崇完全真实的“师承理念”。正如国际新闻界最著名的记者法拉奇，她在采访各国总统、主席的时候，“用录音机录下访问中的全部内容，然后一字不漏地以原对话形式全文加以发表”。
这项在中医学界史无前例的“师承全记录”工作，从2005年开始正式启动了。我寻找到的第一位师承名师，是一位农村家传中医薛振声老大夫。他殚精竭虑写成一部医学专著，很多临床中医师用了他的方子觉得“立竿见影，疗效很高”。这位70多岁的老中医，每天坚持到医院里行诊，星期六、日从来没有休息过，即便是大年三十，也坚持为患者服务。每天晚上，我和他通电话，他口述他每天行医所诊治的每例病案的详细情况（读者甚至会听到春节期间鞭炮齐鸣的“背景音乐”），并且从不讳言自己失败的病例。把自己完全真实的病案进行如实公布，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识！这相当于把自己的医术“赤裸裸地”公开给世人，没有大海一样的胸怀、过硬的临床水平，并不敢这样做！因此，当我开始每天和薛老的“完全记录”工作之后，刘力红博士给我致函：“您能对中医如此用心，功不唐捐，中医会记住您，历史也会记住您！”其实，我更认为：刘力红对我的评价，更是对薛老这位农村家传中医、一位开拓性的中医名家的评价。因为，薛老的这个“师承记录”行动，标志着中医学术“师承教育”广泛传播的崭新开端。在这种“师承全记录”新方式的启发下，刘力红也和他的师父卢崇汉开始了不间断的“师承学术对话”，不间断的录音，记录下两位中医名家的“师承实况”。
二、三大要求：打造“师承教育”最佳读本
作为全国医学专业图书中的首创，我开始陆续对能够担当“师承教育导师”的专家作者提出如下“新要求”：
第一，一定要有1个月以上或100例以上“连续不间断、完整不删节”的行诊全程记录（保留录音或录像原始记录）。这相当于让读者全程跟随、考察这位专家的实际疗效，而不是看其“精选”的有效案例（事实上，哪怕随便一个刚出校门的中医师，都可以“精选”一本“疗效如神”的医案。因为看病水平再差，也总会碰到治好的病案）。这就相当于让读者跟其临床，现场考察。
第二，一定要详细阐释“从脉证到辨证，再到方药”的详尽、真实思考过程。现在的多数中医专著，遵循历史传统的写作格式，先列某患者的脉证，然后辨证为诸如太阳伤寒，再开出方剂加减。此后，才开始阐释为什么这样辨证、开方。从余国俊先生的《中医师承实录》开始，我们开创了更加便于读者学习、阅读的医案写作格式：先列患者脉证，然后开始分析辨证的详细思考过程（包括各种可能性的分析，猜测、排除、再猜测、再排除，也包括犹豫、担心、把握性比例等真实细节），最后才是得出的辨证结果。正如同侦破案件一样，不能先告诉读者谁是罪犯，再分析为什么他是罪犯；而要对每个人进行嫌疑排查，再逐一从诸多可能的犯罪嫌疑人中进行筛选。这个过程中时常会有误断，会有反复，但这就是真实的侦探过程！所以，中医医案的写作要向这种“真实的思考过程”过渡，甚至附上诸多学生和老师的互动疑问（比如，为什么只用这个方剂，换个类似的方剂可不可以）。
第三，写作时要注意参照“三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中医经典”。比如《伤寒论》《黄帝内经》（甚至还包括近代名著《医学衷中参西录》）等，作者可以阐释如何在传统经典的基础上进行承前启后、开拓创新。第二个标准是“临床概率”。对于当代临床经常出现的病种（国内、国际当代最新疾病谱系），要加大力度进行阐释，比如痛风、癌症、艾滋病、前列腺疾病等，要勇于面对最新的常见病种。第三个标准是“大学教材”。大学教材的体系毕竟代表着一种现代的分类方式，很便于中医学子们接受。
真正的中医名家，应该如同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巨匠，愿意把自己的毕生心血“精细入微、条分缕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讲解、传教，把自己的毕生研究成果汇集成学术论著，传诸后世，造福人类。特别是临床操作要具有很强的“可学习性、可操作性”，学生们学习老师的著作后，也能够在临床上逐步达到较高水平。
基于这种真实还原师承教育实况的思想，我们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陆续策划、出版了《中医新课堂》丛书，包括《中医师承实录》（余国俊著）、《我的中医之路》（余国俊著）、《我的脉学探索》（金伟著）、《名医师承讲记》（李静著）、《小说中医》及《小说中医续集》（张大明著）等，这些书被读者们称为“中医师承教育最好的读本”。此外，我们还陆续推出了面向初学者的“中医入门系列”、面向专业中医师的“临床经典系列”等多种书系。作为这些书的策划编辑，我本人特别向每位中医执业者、学习者及爱好者强力推荐《肝胆相照：一个人的健康战争》，这是一本在我的图书策划编辑史上最让我感动、同时也是受益最大的一本书。这本曾经感动100万患者和医生的健康感悟图书，我认为值得每位中医人精读、思考、彻悟！
三、完全还原：让名师“手把手”带教临床
被誉为“中国近代医学第一人”的张锡纯，曾经把自己的中医教学效果总结为“三年期满，皆能行道救人”。而对比传统中医教学，则是“取《内经》《难经》《伤寒》《金匮》诸书为讲义。然如此以教学生，取径太远，非阐十年之功于此等书，不能卒业；即能卒业者，果能得心皆应手乎”？
新教学的3年、传统教学的10年；皆能行道救人、不能卒业或得心应手——差别何其之大！关键在于教学手段和方法。对于中医师承教育，“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孔伯华先生，曾经与萧龙友先生联手创建“北平国医学院”并担任院长，办学15年，为祖国培养了数百位杰出的中医骨干。孔伯华先生坚持师承教育的方式，临床见习时，每遇疑难病证，当即提示生徒，或事后进行讨论，允许提出不同看法和意见，畅所欲言，尽情辩论，然后做出总结，指归而教之，倡导“详加辨证，愈辨愈明，才能使病无遁形，药不虚发”。1929年，国民党政府做出“取缔中医”的议案，孔伯华被推选为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临时主席，率领全团前往南京汪精卫国民党政府请愿。面对汪精卫，孔伯华先生义正词严地提出“用临床效果打擂”。汪精卫政府眼见为实，看到中医的良好疗效，最后撤销了“取缔中医”的提案。新中国成立后，孔伯华参加了对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首长的医疗保健工作，对首长们关怀备至，建树颇多，受到周总理当面表扬，总理赞其“不高谈空理，务求实干”。教委的同志把孔伯华新中国成立前创办“北平国医学院”的办学资料取走，开始编写新中国的中医教学大纲，创办新中国的中医学院。
昔日，孔伯华先生在北京西单北白庙胡同创办“北平国医学院”；今日，孔伯华医馆联手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等中央级医学机构，邀请中医临床名家开设“教学、临床、带教”全程记录、传播的“中医师承大学堂”。除了由孔伯华先生的学术继承人讲述“孔伯华中医学说”之外，现代经方大师胡希恕先生的弟子、中日友好医院冯世纶教授将在此开设“伤寒论临床师承讲座”，并进行手把手的临床带教。胡希恕先生作为临床效果卓著的经方大家，得到中医名家刘渡舟高度评价：“每当在病房会诊，群贤齐集，高手如云，惟先生能独排众议，不但辨证准确无误，而且立方遣药，虽寥寥几味，看之无奇，但效果非凡，常出人意料，此得力于仲景之学也。”胡希恕先生倡导对《伤寒杂病论》执简驭繁、惟求疗效，其“方证是辨证的尖端”学术体系，成为中医人士“一通百通用伤寒”的高效捷径。
为让更多中医学习者接受“师承式教育”，我们提议、要求当代中医名家对每个案例做“精细入微、苦口婆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讲解，就如同古代中医师承教育的师傅“手把手”地传教自己的入室弟子一样，不仅仅是“事后诸葛亮”式的医案，而是“全面还原”诊断的过程、细节、思考，乃至于犹疑、失误、反复！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将陆续出版《中医新课堂》丛书及“中医师承大学堂”的全部讲座和带教实录。
“读一本好书，结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毕竟，对同一本书的认同，代表着其学识、兴趣、思想的一致性。
作为本书系的策划编辑，我希望专业的中医师读者们，能把自己阅读本书的体会、心得乃至困惑、思考，发给我。
欢迎您对本书提出意见或建议，也欢迎您向中国中医药出版社踊跃投稿。
我的邮箱：liuguantao@vip.sina.com（投稿邮件48小时内回复）刘观涛2009年11月前 言
江尔逊先生（1917—1999），四川省夹江县人。潜心研习岐黄之术60年，临证、授学、著述兼擅其长。临证奉行病证合勘，方证相应；喜用经方，亦重时方。崇尚仲景学说，尤以善用仲景学说治疗疑难重证享有盛誉，被医界誉为不可多得的“伤寒临床家”。1990年被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确定为首批“全国继承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指导老师”。
本书是江尔逊先生毕生心血，内容主要围绕经方的临床应用。原由江老命名《杏林六十年》，惜未出版。
2006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推出余国俊著《中医师承实录》，受到普遍欢迎。余先生为江老助手，不少读者因此热切渴望读到江老的著作。我们因家学渊源，深感传承江老“杏林六十年”学术经验责无旁贷，虽不敏而岂敢懈怠，乃尽薄力重新编纂，遂成此书。
本书由“师传篇”和“薪传篇”两部分组成。
“师传篇”系江老毕生学术经验之精华，医理、文理并茂，交相辉映。核心内容是江老学习研究仲景学说的基本方法和运用仲景学说治疗疑难重证的独家体会——奉仲景原著为圭臬，字斟句酌，悟出画龙点睛处；上溯《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探索仲景学说的理论渊源；扎根临床，宗仲景之规矩，成临证之方圆。其理论探讨，高屋建瓴，纵横捭阖，且深入浅出，频添新意；其临床运用，法度谨严，中规中矩，又圆机活法，示人以巧。熟读细玩，如受赠以鱼，亦得授以“渔”，将获益殊多。
“薪传篇”是江老门人学习继承、整理研究其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的心得体会。其体裁不拘一格，有医案医话、理论研究、随笔杂谈等，其中不乏医理精湛、文字优美、启人心智之佳构。
本书适合中医及中医爱好者阅读。江长康 江文瑜于四川乐山2009年9月师传篇回溯杏林五十春一、总角之年
我出身于书香门第，大伯系光绪丁酉科拔贡，先父是清末秀才。我年甫6岁，便由先父启蒙课读，授以经学。父亲性和善，好施与，热爱中医药学，晚年对岐黄仲景之学研究尤专（他阅读过的部分中医典籍至今犹存），曾开设中药铺“慎记药局”，意欲济世利民。但因屡遭回禄之灾，药肆荡然无余。后来父亲因病不幸早逝，其时我年方10岁。
回首童年，先辈尝以他们父诫兄勉之七言绝句教诲于我，迄今言犹在耳。其诗曰：积善人家庆有余，世贻清泽在诗书，文章德行分先后，报国他年志不虚。
先父在世时，与当时名噪遐迩、常年出诊往来于嘉定府（今四川省乐山市）辖各县的乐山著名中医陈鼎三先生最称莫逆。每当邂逅，无不促膝谈心、互相切磋。我方7岁，先父便与陈老缔结了秦晋之好。
我家姊妹7人，我居第7，是最小的一个。由于禀赋不足，自幼体弱多疾，经常咳嗽、咯血，家人咸虑我有夭折之虞。陈老每到夹江出诊，必来家为我诊病，对我的健康状况，可谓关心备至矣。这是我后来涉足医林的不解之缘。二、弃读学医少年咯血病魔缠，弃读从医兴未阑，七载名师劳训诲，钻研经典析疑难。
我15岁时，临近中学毕业，遽患湿温病。先后请了三四位名医诊治，病势有增无减，高烧缠绵不退，医皆束手无策。于命在旦夕之际，不得已，先母遣人赴乐山请陈鼎三先生来家诊治。陈老精心审病疏方，服药3剂，便热退脉静。陈老破例留下多住了几日，继续为我调治。待我精神刚刚趋向好转，他便力劝家母，让我弃读学医。当时我尚未离病榻，陈老就亲到床旁问我：“你愿不愿跟我学医？一则可以济世活人，再则可以养生防病。”并讲了他昔年弃儒习医的经历。我聆听之后，表示愿意。陈老遂取出一古本《伤寒论》，翻到没有标点符号的序言，对我说：“你先读两段给我听，看看能不能学得会。”意在考察我的古文基础。我接过书朗声吟念道：“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陈老听毕，频频点头：“学得会，学得会！”算是通过了我的“入学考试”。从此，我便按照陈老的要求，在家边养病边学医，坚持不懈地闭门苦读了3年经典医籍。我的入门学习方法是：每天独自坐在桌旁，反复朗读默背原文，像私塾里的学生读生书、背熟书那样，从逐条逐句到每书全本，一气不歇地背完，直至滚瓜烂熟方止。就这样，我读完了陈先生指定必读的重要经典著作，如《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原文，和他编著的授徒讲义《医学探源》，以及时贤医著（如陈修园的《高雅堂医书全集》），受到陈老赞赏。每当他有机会来我家时，便孜孜不倦地为我释疑解惑。正由于这几年的刻苦诵读，为以后的跟师临证，以及对仲景学说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旧社会，未过门的女婿是不便到女家去的。1937年，陈老在乐山城里创办了一所中医学习班，招收学员20余人，我才得以离家赴乐，跟师临证学习，朝夕侍诊在侧。老师白天忙于应诊，接治病人，只有晚上才召集学生结合临床实际，质疑问难，然后引经据典，一一释疑解惑。我由于已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结合实践，对老师的指点领悟较快。因老师的教学方法是理论紧密联系实际，而非照本宣科讲授书本知识，因此有些学生便畏难而退了。嗣后，有几个同学又在乐山开了个“志和”药房，请老师坐堂应诊，意在医药结合。
1939年，乐山遭到日本飞机轰炸，“志和”药店化为灰烬。陈老遂又回苏稽老家，我也随师前往（当时我已结婚），常年跟随老师应邀到外地出诊。陈老精于仲景学说，尤以善治伤寒坏证、逆证著称。我亲眼看见不少沉疴危疾，一经陈老诊治，悉皆迅速转危为安。如以大剂白通加猪胆汁汤治愈夹江周渭宾之伤寒坏证、三花饮治愈先母之大头瘟、豁痰丸救治我的痰热壅肺危证等，均药到病除，诚可谓扶危拯急，起死回生（参阅《医学探源·陈鼎三先生传略》）。几年的跟师临证，我深感受益匪浅。三、广投名师千里寻师意志诚，春风初度岁华新，山城巧遇传高术，万病回春是此针。
悬壶数载（1940年开始行医，时年23岁），我的理论水平和临床经验有显著提高。但临证日久，却深有“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之感，还必须博采众长，开阔视野，启迪思维。尤其在反复钻研《伤寒论》时，我悟到药治与针灸并用，是仲景理法的一大特色，但多不为后世医家所重视。倘能熟练掌握、运用，针药并举，无疑疗效尤捷，从而萌动了求师研习针灸的愿望。1946年，闻知全国著名中医陈逊斋先生，精于内科与针灸，抗战时期来四川办学、行医，遂致函求学。经陈老同意之后，我于1947年春节正月初三，毅然放弃了合家团聚的天伦之乐，只身前往重庆。当时条件极差，经过两天起早睡晚的长途跋涉，始抵重庆，次日急趋先生寓所。陈先生见我不辞辛劳、千里求学的精神，很受感动，便热情接待，笑着说：“你有缘啊！”我默默地望着陈先生，不解其意。
原来，陈先生不久前曾决定回南京一趟，并已买好飞机票。讵料于离开住所欲往机场时，突然发现友人所赠一支进口“派克”金笔遗失，待返回寓所找到失物后赶赴机场时，飞机早已起飞，乃怏怏不乐。谁知数日后接到南京家信，称该次班机抵达南京时，因雾大无法降落，改飞上海，终因油罄坠毁于上海龙华附近。陈先生闻讯后感叹不已，庆幸自己侥幸得生，遂赋诗一首：人生祸福真秘密，塞翁失马我失笔，天教不死非无因，留得此身医众疾。
听了陈先生吟诵的他自己所做的诗以后，我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天遂人愿的良机。学习针灸，关键在于找准穴位、熟练手法。在陈先生手把手的谆谆教导下，我着实下了一番苦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为使自己在理论知识和临床实践方面得到进一步丰富和提高，我每日前往先生诊寓，侍诊抄方，质疑问难。对先生长期积累的渊博理论和丰富经验，颇得其传。先生见我学习钻研认真，曾建议我留在重庆行医，嗣因家母生病，我乃离渝返家。
当时，针灸学在四川很不普及，可谓凤毛麟角。少数掌握针灸技术者，皆秘不示人。曾记得我离渝返家，途经成都走访一位比较有名的针灸医师，向他请教时，他竟说我“年龄大了，学不会”，并说他是八九岁时于北方向他叔父学习的，拜师后要先学打3年太极拳，然后才教授针灸。听此言，我深为叹惋！我希望医界同道能有更多的人掌握针灸医术，乃又致函承淡安先生，请求办学传道。当时，承先生是从江苏无锡来川，因病在简阳养马河这个僻静小镇疗养。得到他复函允诺后，我便约了家乡几个中医同道，奔赴简阳，投师学习。承先生那种热心传道、带病教学、和蔼可亲的精神，至今犹存。四、精勤不倦从医五十有余年，经典诸家勤细探，临证精思常奏效，危难重证得安全。
我从医50余年，时刻不忘“精”“勤”二字，牢牢地以之为座右铭。所谓“精”，即“精通”之意，对一种学问、技术或业务，必须有深刻的研究和透彻的了解。所谓“勤”，就是“勤奋”，即不懈地努力。而凡为学之道，欲求精深，必先勤苦。晋代养生学家张湛曾说：“夫经方之难精，由来尚矣。”这说明医学不易精通。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也曾谆谆告诫：“医方卜筮，艺能之难精者也……故学者必须博及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我常念念不忘“人命至贵，重于千金”，他人有病，若己有之。所以，数十年来，无论治学与临证，我始终不渝地坚持“六勤”“五不”。“六勤”，即勤于刻苦读书；勤于独立思考；勤于临证实践；勤于质疑问难；勤于总结经验教训，力争有所创新；勤于承先启后工作，以冀“薪尽火传”。“五不”，即不坐茶楼酒肆，聊天吸烟；不看无益小说，虚度光阴；不骄矜自负，强作解人；不草率鲁莽，恣处汤药；不追名逐利，驰竞浮华。
就这样，我数十年如一日，在治学与临证上，孜孜不倦，勤苦钻研。迄至今日，我犹“心如老骥常千里”，每当工余之暇，依然手不释卷，诚所谓“灯前目力虽非昔，犹课蝇头二万言”（陆游），如饥似渴地探求新知，从不自满。在生活上，我甘于淡泊俭朴，但购买医书则在所不惜，即使在家庭负担较重、经济比较困难之时，也要挤出钱来购买书籍。几十年来，我除了脑子中积累的学术知识和临床经验外，医学藏书和学术经验总结资料便是我的宝贵财富。至于生活用品，衣着家具，可谓寥若晨星，且亦非我所欲也。
古人云：“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尚书·周官》）。我经过50余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千虑一得”，在研究仲景学说、治疗疑难重证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
我的治学方法与临证思维，概括起来，一是扎根临床，远绍经典，参验先贤，融会贯通，频添新意；二是突出主证，重视复方，方证相对，圆机活法，讲求疗效。五、西为中用攻玉之石在他山，切磋琢磨莫等闲，融汇中西相互用，扬长补短谱新篇。
早在学医时期，我除了攻读中医典籍之外，也曾涉猎过一些西医书籍。为什么要学习西医知识呢？为的是西为中用，扬长补短，推陈出新。众所周知，中医学有整体恒动观和辨证论治的特色和优势，而西医学这一现代医学体系，也有不少值得借鉴的长处。尽管由于种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使得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真正交流、取长补短和有机结合一直处于不尽如人意的状态。但我数十年来一直保持着较为清醒的头脑，而以“罔谈彼短，靡恃己长”来自律自警，且时刻恪守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坚定信念。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到了综合医院（县人民医院）工作，与西医同志共事，有了更多的交流学术、促膝谈心的机会，从而增进了相互学习和了解。1959年，我调到乐山地区医院（今乐山市人民医院），便专门在西医病房从事中医工作，长达20余年之久。每天与西医同志一道查房、会诊、讨论病案、参加抢救工作和观察（有时也参加）尸体解剖；耳闻目睹了现代医学的许多优点，如解剖、生理、病理、诊断、抢救、判断预后等，都的确可借以弥补中医学之不足。我老老实实地向西医同志学习，从不放弃任何一次机会。例如我曾跟随西医同志，观察过3例尸解的肝脏：一例是原发性肝癌，患者在查体时发现肝脏肿大，足足塞满了右侧整个腹腔，死后尸解出的肝脏，装满了一个大面盆，坚硬如石，色灰白，表面满布硬结，如癞蛤蟆身上的结节样，看了令人毛骨悚然；另一例晚期肝硬化，死者肝脏萎缩成拳头一样大小，色黑、质硬，如醃干了的猪肝；还有一例是死于其他疾病患者的正常肝脏，柔软、红润，如新鲜猪肝样。中医古籍也讲解剖，如《灵枢》“本脏篇”“肠胃篇”、《难经·四十二难》，以及汉、唐以后的著述，如《欧希凡五脏图》、杨介的《存真图》、朱肱的《内外二景图》等，都比较粗略。再如肾炎，中医多按水肿辨治，疗效卓著。但对隐匿型肾炎，外表不肿，亦无明显症状，中医对此要及时、准确地辨证论治，就比较困难。而这类患者，一旦病情恶化（肾功能衰竭），治疗就很棘手。因此，借助现代科学技术的诊断手段，实践证明是可以补中医之不足的。
或问：你持这样的观点，是否对中医学的前途丧失信心，妄自菲薄，或是想以西医取代中医？答曰：否！恰恰相反，我对那些全盘西化的思潮和做法，历来深恶痛绝，并曾发表专文予以评论。我竭力主张中医诊断与治疗必须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这与学习西医之长并不矛盾。
我数十年的临床实践证明，许多疾病（包括一些危急重症），虽经西医确诊，却无有效的治疗措施，或治疗效果不佳，或西药的毒副作用较大，都往往寄望于中医，并能取得很好的疗效，从而体现了中医药学的优势和特色，充分证明中医药学之所以能历数千年而不衰，为广大人民所信赖之原因所在。
近年来，党中央认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工作的经验教训，制定了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医政策。特别是1985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卫生工作的决定中指出：“根据《宪法》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规定，要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中医药学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所独具的特点和优势，中医不能丢，必须保存和发展。另一方面，中医必须积极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手段，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要坚持中西医结合的方针，中医、西医互相配合，取长补短，努力发挥各自的优势。”这是对中医药学的关怀和重视，对指导中医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这也是我数十年来梦寐以求、渴望实现的愿望，是对我极大的鼓励和鞭策。尽管我已年逾古稀，皓首残年，仍愿为振兴中医鞠躬尽瘁。六、志存济世名贤自古重医德，橘井杏林天下传，坚定常怀济世愿，高山仰止永无迁。
夫医乃仁道。昔贤云：“医道，古称仙道也，原为活人。”（明·龚廷贤《万病回春·医家病家通病》）东汉杰出医学家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成了《伤寒杂病论》这部千古不朽的名著。他大声疾呼，提倡“留神医药，精究方术”“爱人知人”“爱身知己”。他痛恨“竞逐荣势，企踵权豪”之徒，反对“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及“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的作风。他的这些崇高医德，成为我一生的座右铭。所以，数十年来，我始终不渝地以仲景遗训和历代医家关于医德修养的论述自戒自警，规范言行，力求做到“志存济世”。要像唐代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所教诲的那样，常怀“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把病人的疾苦视为自己或家人的疾苦来理解患者求医诊病的心情。接诊病人，耐心细致，态度和蔼，诊治认真，无论贫富亲疏，有求必应；不分上班下班，白天夜晚，凡来求诊者，都尽量满足要求，颇能急病人之所急，系病人安危于心间，对病人从来不硬、不顶、不碰、不气。我过去有20多年的时间一直在西医病房工作，一个人担负着全院内、外、妇、儿、五官等科住院病人的中医药治疗。但每天仍有不少登门求治的门诊病人，这些病人，上班时来者有之，下班后来者亦有之，吃饭时来者有之，睡觉时来者亦有之，甚至在我生病卧床不起，或外出途中的街头巷尾和车船上求诊者亦有之。我都不顾自己工作疲劳和年迈力弱，一律欣然应允，予以诊治。有时，我去工厂、农村探亲访友，凡有要求诊病者，我亦愉快地接受义务应诊。一次，我去夹江华头公社，适逢秋收农忙季节，当地流感流行，社员闻知我去的消息，前来就诊者，从早到晚，络绎不绝，一日之间，就为当地社员义务应诊百余人。又一次，我去成都一个工厂探亲，不少工人、干部闻讯前来求治，我为他们义务应诊，整整忙了一个下午。这些年来，我离开了病房，担负人才培养工作（创办高徒班）和专科门诊，并较多时间参加社会活动（兼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和省人民代表），而求诊病人之众，依然不减当年。专科门诊虽规定了限额，但来自外地的病人或疑难重症患者较多，求治心情十分迫切，有的早晨五六点钟就赶来医院排队等候挂号。一次，有位农村女病员，因患慢性疾病，久治不愈，十分苦恼，又因晕车而从50多里以外步行前来就诊，来回要花三四天时间（需要途中住宿），但当她走到医院，我的专科门诊号已经挂完了。我得知情况后，便毫不犹豫地接治了这位病员。我深深感到，尽管我已进入皓首残年，但人民如此信任我，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尽心竭力为人民服务！能多治愈一个病人，就是我最大的愉快。我作为一个医生，没有能力为国家直接创造经济财富，但“人命至贵，重于千金”（孙思邈语），能多治好一个病人，就多保护一个劳动力，这是我毕生的愿望。
这些年来，由于党的中医政策的进一步贯彻，中医学术活动蓬勃兴起。我的一些学术文章公开发表后，引起了全国各地读者（包括患者和中青年中医同道）的极大关注和兴趣。有的来函求诊索方；有的要求答疑解惑；还有的经过治疗，病愈后来函鸣谢，又推荐病人者。我对这些读者的来函非常重视，从两点来讲：一是想通过信函会诊，希望能治愈更多的沉疴痼疾，以我有限的有生之年，多为广大人民做点奉献；二是想把我毕生的治学思想和学术经验，介绍给真正热爱中医药学术的有志之士，为中医药学的继承和发扬，为人民的医疗保健事业能起到一点添砖加瓦的作用。
我现已年逾七旬，早已超出国家政策规定的退休年龄，虽曾多次申请退休，但因工作需要，组织上一再要我缓办退休手续。有些好心的同志向我建议说：“现在有的名老中医、专家教授退休后去挂牌行医，挣了不少钱，你怎么不退休哟？”在这“公”与“私”、“钱”与“德”的问题上，我虽不能说没有一点思想交锋和得失考虑，但终于还是“公”和“德”的思想占了上风，欣然同意组织意见，暂缓办理退休手续，继续坚持为人民医疗工作发挥余热。七、薪尽火传鬓发斑斑越古稀，杏林一卒盛名虚，岐黄仲景千秋业，薪尽火传愿未移。
中医学之前途与命运，向为我所瞻念。纵览中国医学史，历代名贤辈出，群星灿烂，各领风骚。吾人生当古贤之后，亟须继往开来，推陈出新，而竟古人未竟之伟业。故早在1957年，我在向四川省政协递交的提案中，便郑重而恳切地建议为当时尚健在的名老中医、先师陈鼎三先生配备助手，继承整理学术经验，惜未实现。3年之后，陈老溘然长逝！岁月蹉跎，3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余亦步入黄昏之年，到了应将自己长期治学与临证的经验整理、总结出来，以昭示后学的时刻了。当我向市卫生局领导提出了这个紧迫的问题和建议之后，立即得到赞同和热情支持。市卫生局当机立断，决定创办“江尔逊高徒班”——实际上是配备助手，属于带研究生性质，只是不授学位而已。学制为3年，公开招生。通过笔试和面试，择优录取了4名中医师，其中既有中医学院毕业生，亦有从师或自学成才者。
“高徒班”的教学内容是：以仲景学说为主，上溯《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下及后世诸家具有代表性的名著，博采伤寒学说与温病学说之长，务期融会贯通，并娴熟地运用于临床。教学方法是：临床上跟师门诊和会诊，随时随地一点一滴地记录我的临床经验，并独立地开展验证；在验证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含英咀华，分类归纳，系统整理。理论上以自学为主，在此基础上进行集体讨论，重大或疑难问题由我答疑，针对学员知识结构的薄弱环节进行辅导或讲座。在学风方面，要求学员读书与临床相结合，理解与背诵不偏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创造性地学习与思考，大胆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坚持“教学相长”与“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大力活跃学术气氛，鼓励开拓与创新精神。由于学员担负着学习继承与整理研究的双重任务，必须具有较强的写作能力，因而开设了写作辅导课。为了练好基本功，要求学员必须定期撰写医案、医话、学习心得，年终还要撰写出较高质量的学年论文。
3年的教学实践证明，学员们完全适应这样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他们在继承整理工作中，充满了旺盛的求知欲，表现出刻苦钻研、百折不挠和团结互助、和衷共济的可贵精神，因而在理论、临床、写作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较快地弥补了知识结构的缺陷，健全了人才素质，比较全面、系统地继承了我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并在国家、省级中医药刊物上发表学术文章50余篇。4名学员顺利毕业返回各自所在的县中医院之后，均能学有所用，不负众望，担负起临床与科研的重担。有的学员还成果频出，引起了医界的瞩目。我受之于先师而有所发扬光大的学术经验薪传有人，夙愿已偿，复何求哉！
值得一提的是，“江尔逊高徒班”创办伊始，便备受各方面的关注。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的关怀与支持自不待言，诸家新闻单位（如《健康报》《四川日报》《中医药信息报》等）亦相继作了报道；1986年12月在成都召开的“全国中医药学术发展战略研讨会”上，我们的办学经验还赢得了与会领导及专家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和赞赏。当《健康报》与《中国医药学报》将“名师高徒班”作为培养高层次中医人才的一条新路加以肯定之后，有的省市也相继开办了中医高徒班。尤其令人振奋者，1990年，原人事部（现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卫生部（现为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下达了《关于采取紧急措施做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的决定》的重要文件，确定了500位全国名医为首批继承对象。接着，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规模空前的拜师活动（我亦被批准为四川省20名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之一）。我认真研读上述文件中制定的培养学术继承人的宗旨，以及种种措施与方法，与“江尔逊高徒班”的培养目标、招生办法、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颇为相似。“江尔逊高徒班”似竟成为全国性的学术经验继承工作之滥觞欤！？此虽为我所始料未及，然亦大慰平生矣。
但拙意以为，欲达到《决定》所提出的培养目标，还必须认真总结人才培养的经验教训，切实做好学术继承人的遴选工作。虽不能尽如《素问·金匮真言论》所说“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的标准要求，但确应慎重选择那些德才兼备、了解中医、热爱中医、不谋私利、愿为振兴中医学术献身、全心全意为人民大众健康服务的人，作为学术继承人。我如何运用仲景学说治疗疑难重证
余因师承关系，学医伊始，即宗仲景，而渐悟其书为百病立法，亦着意于疑难重证。故临证40余年，恒喜用经方；治疑难重证，尤必以仲景学说为准绳，体会之深者凡三：
1.奉原著为圭臬：读书与临床相结合，理解与背诵不偏废，而始终以仲景原著为依归。如精细入微地省察麻后蛔厥而会悟《伤寒论》之蛔厥，非仅指腹痛吐蛔厥逆，而是以原文“静，而复时烦……须臾复止”为主要特征，按法治之而痊；从心悸治验悟出真武汤证以心悸、震颤为特征，非汗后阳虚水停者独有之证。此乃“字斟句酌，悟出画龙点睛处”也。而从用古今录验续命汤与侯氏黑散救治风痱之一系列验案可以看出，按“汤证辨证”（有是证用是方）确是仲景书之一大特色，值得深入发掘与研究。
2.溯《内》《难》以探源：《伤寒论》六经以六气立论为纲，温热自在其中。故临证时从不凿分寒温。如治下焦蓄血案，用伤寒理法而不泥其方药；治温热深入营血案，用温病法效不著，改用伤寒法而效彰，足证寒温学说有互补之妙，而无对峙之情。又《伤寒论》六经以脏腑经络为物质基础（举胆热胃实、温毒发颐两案证之），而脏腑经络之功能活动即是气化，明乎气化的标本所从之异则治无失。曾宗“厥阴不从标本，从乎中见”之旨，救治一例腹痛（厥阴证），用小柴胡汤合乌梅丸加减，从少阳之枢引出深入厥阴之邪，奏效甚捷。又宗“少阳手经主令，足经化气，足从手化，即木从火化”之旨，推论少阳病位主要在三焦，有无形邪热偏于半表（小柴胡汤证）与有形水饮停聚胸胁（十枣汤证及时方香附旋覆花汤证）之殊。此少阳火盛，木从其化之常证，然亦有化之不足之变证，当从足少阳胆木论治，不可胶柱鼓瑟。
3.守规矩成方圆：宗仲景之规矩以成临证之方圆，知常达变，弥觉路宽。如重用人参治便血危证（宗仲景思路）；用桂枝茯苓丸合五苓散治少腹敦满（谨守病机，权变方药）；用十枣汤治正虚邪盛之顽固性水肿（扩大经方适用范围）；用麦门冬汤之变方——豁痰丸救治肺痿之出现痰热壅肺伤津危证（重视时方之源于仲景而见卓效者）；用当归芍药散合补中益气汤治妊娠急性阑尾炎（冶经方与时方于一炉）等，往往变化因心，不拘常格，神明于规矩之外，而究不离乎规矩之中。
余因师承关系，学医伊始，即闭门诵读医经（《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三载，而以仲景之书为尤。全书原文，渐能背诵。虽未穷其理蕴，而亦备受熏陶，这为我崇尚经方奠定了基础。其后随师临诊5年，每见余师陈鼎三先生屡用经方救治疑难重证，往往挽回人命于顷刻。然余自忖取法乎上，仅得乎中，是以临证40余年来，恒喜用经方。一遇疑难重证，必先回味仲景之书，然后旁及各家。精研熟玩、殚精竭虑之后，往往茅塞顿开，驾轻就熟而屡起沉疴。因忆余早岁诵读《伤寒论》原序时，便领悟到仲景之书本为释难脱艰、扶危救颠而作。仲景自序云：“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倘此类伤寒均是轻浅病证，其死亡率焉有若是之高，死亡速度焉有若是之快？而书中涉及误治与救逆的条文竟占全书一半以上篇幅，其中明文提及“坏病”“难治”“不治”“促命期”“必死”等预后险恶的条文，《伤寒论》中即有39条，约占全书1/10，《金匮要略》亦有24条。是仲景之书为百病立法，亦着意于疑难重证也。余运用仲景学说治疗疑难重证，积累了几点体会。兹不揣浅陋，略述如次，以冀同道指正。一、奉原著为圭臬
奉原著为圭臬者，读书与临证相结合而始终以仲景原著为依归也。余苦读仲景书3年，渐至成诵之后，才转而参阅各家注释。因先入为主，仲景原文已在脑中深深扎根，各家注释则择其善者而从。余治学之道如此者，盖因仲景书代远年湮，文辞古奥，义理深邃，不熟读而成诵，腹中空空，何以致用？且书不熟则理不明，理不明则识不精，胸无成竹，难免不为诸家注释所束缚。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临证游移，漫无定见，药证不合，难起沉疴。苟能痛下工夫，精读深思，穷究博考，一丝不苟，累月积年而渐登堂入室，则理明心细，识精胆大，临证之时，自能见微知著，得心应手。余限于阅历，体会尤深者，约有二端：（一）字斟句酌，悟出画龙点睛处
对仲景原文的关键字句，须仔细推敲，前后对照，彼此互勘，并结合病人，细心体察。要在“细”字上狠下工夫，切忌粗枝大叶，顺口读过。如《伤寒论》厥阴篇蛔厥证，注家约皆以吐蛔腹痛厥逆作解，今人则径谓蛔厥与西医学之胆道蛔虫病相类似。然余治数例蛔厥，既不腹痛吐蛔，亦不厥逆，却与原文对蛔厥“静，而复时烦……须臾复止”之生动描绘若合符节。
如曾治某患儿，1岁半，麻疹靥后，阵阵心烦，初以为麻后余热，予养阴清心之剂罔效，烦躁益频。每见家人进餐即索食，甫入口，则烦躁顿作，摔碗抛匙，须臾复止。一日患儿正嬉戏自若，其母偶与桃片糕1片，甫入口，烦躁大作，遍地滚爬呼叫，约1分钟许复安静如常。余亲见其状，乃恍然大悟：此非蛔厥乎！厥阴篇描述蛔厥之特征为：“今病者静，而复时烦者……蛔上入其膈，故烦，须臾复止。得食而呕又烦者，蛔闻食臭出……”遂予乌梅丸去桂、附、姜、辛，加驱虫药，服完1剂，翌日，大便下如污泥，中有蛲虫无数，或死或活，从此烦躁不复作矣。1968年又治一例5岁患儿，亦麻疹后阵阵烦躁，发作时咬人，甚至自咬手指手背，致令双手化脓感染。入院后西医诊为“麻后脑病”，予镇静剂治疗10余日无效。其烦亦以得食而作、须臾复止为特征，余亦诊为蛔厥，按法以乌梅丸加减治之，果连日不断下出蛔虫数十条，而烦躁愈。倘不能熟记蛔厥条文，或虽能熟记而临证时“相对斯须，便处汤药”，如何识得蛔厥真面目？余每玩味蛔厥条文，未尝不遥想仲景当年，若非亲见其证候特征，何能描绘得如此形象生动，精细入微哉！当然，古今注家对蛔厥之诠解也有至理而不可废，但《伤寒论》原文（338条）本为论述脏厥与蛔厥之区别，前者言“其人躁无暂安时”，后者言“病者静，而复时烦……须臾复止”。皆言烦言躁而未言疼痛与厥逆也。若一见“厥”字即意会为昏厥者，则去道远矣。又前案系蛲虫为患，知蛔厥之虫患，非止蛔虫之一端也，若非躬亲体察，焉能有此发现？
又如《伤寒论》真武汤，本为太阳病过汗而致少阴阳虚，水气内停者设。然余1971年曾治一例心悸（西医诊断：阵发性心动过速）患者，彝族妇女，28岁，既无发热恶寒之表证，亦未犯发汗太过之诫，惟觉阵阵心悸欲落，发时全身震颤不能自已，卧床月余。入院后经西药治疗数日无效。一日夜半，心悸大作，家属急呼抢救。见其踡卧床上，厚覆被褥，全身颤抖，乃至床栏亦动摇不已，但自觉并不畏寒。余宗《伤寒论》“心下悸、头眩、身动，振振欲擗地……”之训，急予真武汤加龙骨、牡蛎。当夜连进两服，震颤遂止。守方数剂，心悸、震颤即未发作。（二）汤证辨证，洞悉精微奏厥功
所谓“汤证辨证”，即有是证用是方，相符即可应用。此仲景书之一大特色，不必受脏腑、病因、病名等拘束。有一些疑难重证，仲景书中不仅有精辟的论述，而且从汤证辨证角度出示了高效方药。但因其义理深邃，或因其方义难解，或因罕见前贤医案，或因限于医者经历，终身未能体验，因而弃置不用，这就更需要将仲景书与临床紧密地结合，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如《金匮要略》“治中风痱，身体不能自收持，口不能言，冒昧不知痛处，或拘急不得转侧”的古今录验续命汤，以及“治大风，四肢烦重，心中恶寒不足者”之侯氏黑散，后世罕有用之者。（陆渊雷在注解侯氏黑散时曾慨叹：“唐宋以来医书，未见此方之治验，知黑散之不用久矣。”）是临床确无此证乎？非也。
余初学医时，曾见唐某，男，年五旬，素体丰盛。一日，忽四肢痿软，不能收持（瘫痪）而仆地，但神清语畅。余师陈鼎三诊之曰：“此《金匮要略》风痱证也，宜治以古今录验续命汤。”投原方1剂，次日顿愈，人皆讶为异事。
余亦曾治多例风痱，疗效颇佳。1950年，有乔某，壮年体丰，无明显诱因，忽双下肢瘫痪，不痛不痒，卧床不起。余亦投以古今录验续命汤原方，服2剂，即能起床行走。
1965年8月，治一风痱危证患者雷某，男，18岁（住院号：18472）。突然手足麻木，肢体不遂（不完全瘫痪），同时出现严重的阵发性呼吸、吞咽困难，有气息将停之象，且时而瞳孔反射消失，昏昏似睡，呼之不应。入院7天，一直鼻饲全流饮食。西医诊断为急性脊髓炎、上行性麻痹，治疗无效，以为不可治矣，邀余诊视。余亦投以古今录验续命汤原方，配合针刺（风府、大椎、肺俞、内关），仅服药1剂，翌日，危象顿减。连服4剂，诸症渐失。
1967年秋，李某，女，20岁，一日下河洗衣，当夜即双下肢瘫痪，神志清楚，语言如常。西医诊断为横贯性脊髓炎，住院治疗10余日无效。余亦按风痱投以上方，仅服1剂，次日竟能下床行步，医护人员惊疑不已。
1972年，夹江刘某，男，年四旬，体素健。一日睡至半夜，起床解溲，即站立不稳，蹲于地，从此双下肢瘫痪，神志、言语如常。经中西药物治疗20余日无效。余先投以古今录验续命汤，连续3日，仅足趾稍能活动。余见难求速效，乃改投《金匮要略》侯氏黑散以缓图之，连服60剂而康复如常。
余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救治风痱验案者，乃缘于痛惜《金匮要略》治风痱妙方之被埋没，而不忍默默无言也。姑不论古方之存与废当以临床检验为依归，即以文献考证而言，陆渊雷认为古今录验续命汤“是仲景方，而《金匮》遗失，故林亿等取附篇末”，丹波元坚氏谓侯氏黑散乃“隋唐之人以为仲景方，则非宋人所附较然矣”；而或谓“两方之药味平淡，组合离奇，难以按后世方书辨证方法选用”之说，是囿于单味药之功效主治，而未从复方之配伍作用去深入研究；再者，仲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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