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郡锴
出版社：现代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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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其实很有趣试读：
前言
如今这个时代，在不可能中存在着无数的可能，变相于无形，似乎总是给予我们很多不可预计的事情。事实上在历史的长河里，这种事情也是经常会发生的。古人说，天下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就是自然界中一种维系自我平衡的规律。综观历史包罗万象，这个世界上似乎有着无数让我们始料不及的结局。明明应该是这样的，可偏偏就是因为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变成了别的样子。
尽管那些往昔的古人已经永久地沉睡，可他们当初一个思想的变化或是对一件事情处理得稳妥与否，却对我们之后人类社会的发展，乃至他们自身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这一切已经成为过去，却真的可以给我们当代人很多有价值的参考，使我们能够更为理智地看待当前所要走的路。
我们都知道，生命只有一次，这仅有的一次生命应该怎样度过，怎样选择，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决定。在历史看来，一切都是公平的，不管你怎样选择，今天都会变为昨天，一切生命的轨迹都将成为历史，昔日之人已经远去，唯有当下活着的人才可以继续主宰自己的命运，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前提下更好地走好自己人生中的每一步，也可以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看穿世界的残酷与现实，有效地避免因为自己选择不善而出现的一系列隐患和灾难。
本书从人物出发，通过一些人一些事，与读者一起回顾历史的一个个精彩片段，耐心品味当年之人的是是非非，喜怒哀乐，可以以史为鉴，在反思中提升自身悟性。毕竟，经验是可贵的，人生是可贵的，时间是必须要珍惜的。假如这些有趣而又厚重的历史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处理好当下的一切，规避可能犯下的种种错误，那么它曾经的一系列衍化就会因为我们重新地理解，而在此展现不一样的价值。第一篇优柔寡断，摇摆不定耗得大势已去
人生在世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人的决定，机会面前优柔寡断只能将其拱手让人，选择上优柔寡断，那很可能轻则碌碌无为，重则失去性命。历史往往就是在一个人或很多人的优柔寡断上出现了偏差。由于一个人的内心纠结，彼此之间摇摆不定，导致他们本应该有的好命运就这样悄然地离开了他们，其间不乏谋之士，要权有权，要钱有钱，要能有能，要智有智，就说之前近似精明了一辈子，这一遭没走好，也真的是大势已去，后悔晚矣了。项羽：鸿门宴上失良机，江东自缢失英魂
纵马驰骋英雄气，胸无城府少心计。鸿门错放虎归山，乌江自刎方悔迟。
出轨人物：项羽，名籍，字羽，通常被称作项羽，中国古代杰出军事家。中国军事思想“勇战派”代表人物，秦末起义军领袖。
生卒年份：公元前232年—前202年。秦末随项梁发动会稽起义，在公元前207年的巨鹿之战中大破秦军主力。秦亡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后在楚汉战争中为汉王刘邦所败，在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自刎而死。
出轨点：刘邦攻下咸阳后，项羽听说他称王，于是，欲派兵除掉刘邦，刘邦得到风声，自知自己的兵力远远不如项羽，如果项羽打过来，自己是必败无疑，于是刘邦想亲自去项羽营中谢罪，澄清自己没有称王的想法。此时，项羽的谋士范曾认为这是一个除去心腹大患的绝好机会，建议项羽在宴会上杀了刘邦，可项羽在宴会上听了刘邦的“甜言蜜语”后，自鸣得意，迟迟不对刘邦下手，使刘邦得以逃脱。四年后，他打败了项羽，项羽自刎，留下了千古遗憾。
机会总是青睐于有准备的人，这话不错，但是当机会青睐你的时候，你能把握住吗？如果不能，你的准备有什么用呢？所以说，光有准备还不够，还要有能抓住机会的能力。因为很多时候机会稍纵即逝，由不得你去犹豫和反复思量。
项羽就是一个不善于抓住机会的人，他本来完全有能力轻而易举除掉刘邦的，却在鸿门宴上放走了刘邦，刘邦回去之后，并不是项羽想的那样安分守己，而是一面加紧训练军队，一面采取了很多深得民心的措施，为以后与项羽决战做准备。果然，刘邦最后打败了不可一世的项羽，成就了自己的威名。
如果项羽在鸿门宴上杀了刘邦，历史会是什么样呢？不知道。我们只能说是项羽的优柔寡断错失良机，导致了历史的轨迹发生了变化。
公元206年，刘邦率领义军攻破武关，进入关中地区，秦王子婴投降。刘邦入关后，与秦民约法三章，并派人驻守函谷关，以防项羽入关。项羽得知刘邦率先破咸阳后，项羽大怒，派英布击函谷关，并将军队推进至戏水以西，而刘邦则在霸上驻军。
正值此时，刘邦的左司马曹无伤派人在项羽面前说刘邦打算在关中称王，项羽听后怒不可遏，下令次日一早让兵士饱餐一顿，出击刘邦。而这时，项羽的族叔项伯得知此事后立即奔赴刘邦军营，将此事告知了张良，张良知道事情紧急，于是带项伯拜见刘邦，具陈项羽即将出兵一事，刘邦大惊，心想自己现在的实力是远远不能与项羽抗衡的，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但刘邦马上想到，项伯便是一颗可以充分利用的棋子，他先是恭恭敬敬地给项伯捧上一杯酒，祝项伯身体健康长寿，然后与项伯约为亲家，这样刘邦便和项伯拉近了感情，然后劝项伯在项羽面前说情，说自己绝没有称王的意思，项伯答应了刘邦，并让刘邦次日前来项羽处道歉。
项伯回去后，向项羽说了刘邦没有称王的企图，次日还将登门谢罪。项羽的谋士范增得知这事后，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索性在鸿门宴上除去刘邦，以绝后患。于是，范曾向项羽进言除掉刘邦。
次日，刘邦果然前来谢罪，鸿门宴上，美酒佳肴，觥筹交错，但却暗藏杀机。刘邦首先表达了自己对项羽的仰慕，说自己绝对没有称王的非分之想。项羽大喜，可这样的骄兵之计，瞒不过范曾，范曾屡次示意项羽发令，但项羽却犹豫不决，默然不应。于是，范曾召项庄舞剑为酒宴助兴，想趁机杀掉刘邦，哪知，项伯为保护刘邦，竟也拔剑起舞，阻止了项庄。在万分危急关头，张良让人去请樊哙前来，樊哙是刘邦手下一员猛将。他得知情况后，立即带剑拥盾闯入军门，怒目直视项羽，项羽大惊，询问后，当得知是刘邦的部下，即命赐予酒肉，然后樊哙说了一通刘邦的好话，项羽无言以对。此时，刘邦以解手为由，趁机把樊哙叫了出去。刘邦出去后，项王派都尉陈平去叫刘邦。这时，刘邦觉得不能再回去了，但是考虑到还没向项羽辞别，一时不知怎么办。樊哙说：“做大事不必拘泥小节，讲大礼不必计较小的谦让。现在项王正好比是菜刀和砧板，我们则好比是鱼和肉，还告辞干什么呢？”于是就决定离去，并留下张良。刘邦走后，张良入门为刘邦推脱，说刘邦不胜酒力，已被人送回，无法前来道别，深感抱歉，特向大王献上白璧一双，并向大将军范增献上玉斗一双。项羽收下了白璧，而范增拔剑将玉斗剁碎，并骂项羽：“唉！这小子不值得和他共谋大事！夺项王天下的人一定是刘邦，我们都要被他俘虏了！”
果不其然，范增的预言在数年后应验，在项羽和刘邦进行了四年的大规模战争后（史称楚汉战争），项羽在垓下一战中大败，后来逃到乌江自刎而死。刘邦建立汉朝，即为汉高祖。
人生是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抓住了，你可能一朝就能飞黄腾达，机遇失去了，可能就再也找不回了，所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在很多时候，要求我们对形势、利弊、得失快速做出判断，下定决心，切忌婆婆妈妈，多谋少断。
在古代战争中，将领们都深知一句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话说的就是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如果事事汇报，事事请命，则会错失战机，因此很多时候要求将领们要有果断作风。今天，在竞争激烈的商战中，如果你没有打倒对手，就会被对手打倒，商场如战场，这便是市场生存法则。
项羽在关键时候没有当机立断，错过了除去后患的绝佳机会，结果使自己一败涂地。相反，刘邦就是一个善于机变和抓住机会的人。在鸿门宴上，他窥探出了杀机，就推脱上厕所，快速溜掉了，根本不给项羽反悔的机会。
这段历史，项羽的结局说来令人可惜，却也是必然的，因为在生死之争中，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谁能抓住机会，谁就能笑到最后，谁错过机会，谁就会失败。刘奭：柔仁好儒本无错，怎奈立场不分明
笃信儒学仁术推，怎奈软弱混是非。奸佞弄权任意纵，大权旁落国堪悲。
出轨人物：刘奭，即汉元帝。
生卒年份：公元前75—前33年。
在位时间：公元前49年十月即位，在位16年，病死，谥号为元帝，庙号高宗。
出轨点：汉元帝刘奭“柔仁好儒”，即性格柔弱，喜欢儒学。在他执政时期，他信赖纵容宦官，导致大权旁落，此时的汉朝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汉元帝重用奸佞的做法无疑是加剧了汉朝的衰落。
立场通常是指人们认识和处理问题时所处的地位和所抱的态度，一个人立场分明，做起事情来才有方向和目标，如果立场不分明，模棱两可，凡事和稀泥，给人的印象就是圆滑不可信任。特别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立场不分明就可能误入歧途，导致身败名裂。
历史上的汉元帝是一个性格温和的皇帝，他反对滥用杀伐，重视民生，应该说可以成为一代仁君，但是却没有，原因就是他立场不分明，被奸佞欺骗而不自知，诚如司马光评价说：“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
汉元帝本可以继承父业，延续汉朝中兴，但是他在执政时立场不明，混淆善恶是非，导致宦官横行，朝政败坏，历史的轨迹便朝着坏的方向发展下去了。
汉宣帝临终前，给自己的儿子汉元帝安排好了三人一体的辅政班子：第一位是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另两位分别是太子太傅萧望之和太子少傅周堪，三人同领尚书事。应该说，汉宣帝这样安排不是随意使然，而是出于深思熟虑后的安排，这三人中，史高是外戚，另两位是儒臣，这样可以相互牵制，既不至于外戚专权，也不至于让皇权落入他人之手。
但汉宣帝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他自认为自己巧妙的安排，竟在汉元帝即位不到一年，就出现了问题。史高以外戚之亲“领尚书事”，独揽大权，萧望之和周堪俨然成了他的副手。汉元帝对此有些不满，因为外戚专权历来是对皇权极大的威胁，显然汉元帝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汉元帝开始倚重另两位名儒师傅即萧望之和周堪，因之，萧望之等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让史高感到了极大的心理不平衡，于是与萧望之等人的嫌隙日深。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外戚和儒臣的钩心斗角，却为宦官石显弄权提供了条件。
石显善于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常常博得元帝的欢心，元帝对他逐渐倚重。在元帝看来，外戚、儒臣都容易形成势力，威胁自己的权威，但“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即一个宦官，既没有骨肉之亲，又没有婚姻之累，不就可以集中精力、全心全意为我这个皇帝服务吗？这样的人难道还不值得我信任吗？因此事无大小，都交给石显等去处置。殊不知，石显之流野心勃勃，他们不仅和外戚史丹、许嘉勾结在一起，还拉拢了一批见风使舵的儒臣，结成朋党，甚至与长安豪侠万章交往甚密，这就已经形成了错综复杂的集团，并不是汉元帝想的那样——宦官是孤掌难鸣的。本来身体多病的元帝是想通过宦官石显来控制大权，结果却使大权旁落，石显之流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击正直大臣，迫使萧望之自杀，周堪、刘更生被贬为庶民。
面对宦官弄权，汉元帝不但没有制止，反而是纵容，在立场上已经混淆了是非。元帝60多岁的师父、被称为“当世名儒”的萧望之，因石显进谗言而被逼自杀，其时元帝正在用午膳，听到这个消息后痛哭流涕，连饭也吃不下去了，立即召来石显严厉责问，石显吓得摘掉帽子，磕头不止，汉元帝结果并没有惩罚他。从那以后直到自己病死的十几年间，元帝每年都要去萧望之的坟上祭奠，然而，害死师父的石显呢？元帝还继续留在身边。《淮南子·主术训》：“智欲圆而行欲方。”说的是处世时既要学会中庸，同时又能坚持原则，保持独立个性。“方”为做人之本，“圆”为处世之道，这两者不能偏袒任何一者，如果偏袒前者，做事就显得直且不通情理，而人与人之间如果没有情理则难以相处；如果偏袒后者，则会犯原则性的错误，没有了原则，做事便难以服人。
治国也要讲究方圆之道，汉元帝就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在处理与大臣的关系时，立场不明确——轻小人远贤臣，导致了权力旁落。实际上，历代帝王都喜欢在方圆之间玩平衡术，借以加强自己的权威，但汉元帝玩得并不高明，因为他的平衡术完全偏向了对自己不利的一面，这要归咎于他模糊了忠奸善恶的界限，养虎为患的妇人之仁导致更多的忠义之士被害，汉朝已然在走下坡路了。
处世之道贵在能深谙方圆之术，无论是在商界、仕途，还是交友、谋职等方面，都需要掌握“方圆”的技巧，才能无往不利。比如一个领导者可以对自己的下属某些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前提是这些行为不危及集体的利益，但是一旦涉及集体的利益，领导者必须坚决反对，这就是方圆的运用。汉元帝其实可以对宦官的某些行为装作没看见，但是宦官弄权，排挤大臣就应该明确反对了，但是他却没有，足见汉元帝不是一个明君，也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者。袁绍：身为贵族机遇嘉，糊涂不定难成事
四世三公出名门，力挫群雄睥昆仑。官渡屡失战机好，败走黄河险丧魂。
出轨人物：袁绍，字本初，汉族，汝南汝阳（今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人。出身名门望族，自从祖父起四代有五人位居三公，自己也居三公之上，因此其家族也有“四世三公”之称。
生卒年份：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202年。
在位时间：袁绍初为司隶校尉，于初平元年（190年）被推举为反董卓联合军的盟主，但不久联合军瓦解。此后，在汉末群雄逐鹿的过程中，袁绍先占据冀州，又先后夺青、并二州，并于建安四年（199年）击败了盘踞幽州的公孙瓒，势力达到顶峰，但在建安五年（200年）的官渡之战中被曹操击败，从此一蹶不振，于建安七年（202年）病死。
出轨点：在汉末群雄角逐中，袁绍以其四世三公的资本，广揽天
下英雄，逐渐成为军阀中的最大力量，但是在官渡之战中，袁绍却妇人之仁，刚愎自用，屡屡错失战机，使得曹操有了喘息的机会，结果以少胜多，大败袁军，经此一役，袁绍军队元气大伤，一蹶不振，而曹操名盖天下，威震八方。
有的人成功靠自己白手起家，创业的艰辛可想而知，但有些人，他们具有先天的良好条件，可以说，成功的资本摆在面前，可是他们并没有珍惜，结果碌碌无为。
前者让人敬佩，后者让人惋惜，在惋惜之余，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与成功失之交臂？是宿命的安排，还是自身的失误？
回眸三国那段铁马金戈的历史，官渡之战的刀光剑影犹在眼前。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评价这场战争时说道：“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在这里，诸葛亮指出了袁绍的名气比曹操大，资本也比曹操雄厚，但曹操最后却得胜了，得胜的原因是“人谋”，诚然这场战争的胜利和曹操善于谋划分不开，但是袁绍在关键时刻的优柔寡断、糊涂无知也是重要原因。
有了四世三公的名望，有了庞大的军队，对于成就一番事业来说，是多么好的机遇啊，但是袁绍没有把握住，于是历史的天平倾向了曹操，历史的轨迹也不再是以袁绍为主线了。
官渡之战伊始，即建安五年元月，刘备杀了徐州刺史车胄，决定和袁绍联合起来，对抗曹操。曹操知道刘备绝非等闲之辈，如果不趁他羽翼未丰之时除掉他，任由他做大会对自己构成极大的威胁，于是决定先领兵攻打刘备。此时，袁绍手下的谋士田丰对他说：“曹操东击刘备，一时半会儿不会罢兵，明公如能举兵偷袭他的后方，令其首尾不能相顾，定可以大破曹军。”但袁绍却推说孩子有病，不能离开。田丰气冲冲地退了出来，边走边说：“庸主啊！千载难逢的时机，就这样浪费了，可惜啊，可惜啊。”袁绍听说以后，恼羞成怒，从此疏远了田丰。
待曹操打败刘备还军官渡后，袁绍才匆促决定出兵，田丰认为战机已失，不可贸然出兵，再次进谏说：“曹操既然打败了刘备，现在许都必有重兵把守，已不再是空虚的了。而且曹操善于用兵，变化无常，常能以少胜多，不能等闲视之，需要从长计议。”袁绍不仅不听田丰的劝告，还以扰乱军心的罪名，将田丰拘押起来。
九月，两军会战，曹军失利，于是深沟高垒，坚守不战。袁绍修筑壁楼，堆起土山，从高处向曹营发箭，一时箭如雨下，曹营招架不住，将士们只得挡着盾牌走路，但壁楼、土山不久就被曹军的“霹雳车”轰毁了。一计不成，还施一计，袁绍又暗凿地道通往曹营，不料，曹军早有准备，在营中挖掘长沟进行防御。曹军虽然处于守势，但还是派兵袭扰了袁军的运粮车。
两军就这样处于胶着状态，持续了一百多天，河南老百姓苦不堪言，很多人背叛曹军，投靠了袁军。然而，这种有利于袁绍的态势出人意料地急转直下。这时，袁绍派淳于琼带领万余人北迎运粮车，粮草关系全军安危，谋士沮授特别提醒说：“可派蒋奇领一支人马伏于淳于琼之侧，以防止曹操偷袭。”而谋士许攸则提出偷袭许都的建议，因为此时许攸意识到曹军倾巢而出，许都定然守备不足，此时若能派轻骑奔袭许都，能既快又省地结束战斗，而且许攸还料到此时的曹军粮草已然不足，若能攻下许都，则断了曹军粮草的来源，到时曹军自会不战而降。
然而，刚愎自用的袁绍没有听进去分毫，无所动作。事有凑巧，此时有人告发许攸的儿子犯法，袁绍决定要严加惩罚，许攸感到事情不妙，一则自己的儿子犯法自己必然难逃罪责，二来袁绍刚愎自用，败绩必然，不如趁早开溜的好，于是投奔曹操。
在许攸的谋划下，曹操亲自领兵赴乌巢袭击袁绍的粮草囤积地，此时，袁军部将张郃主张救乌巢，于是对袁绍说：“曹操亲自出马，一旦得手，事情就无可挽回了。”郭图却“别出心裁”地说：“不如现在发兵去进攻曹军大营，只要攻拔曹营，曹操就无家可归了。”袁绍认为郭图说得对，于是派高览、张郃率领重兵攻击曹营，而只派一支轻骑救援乌巢。可袁绍哪里知道，曹操既然亲自出马，那曹军大营必定是重兵把守。果然，高览、张郃攻营不下，而乌巢大败的消息却先传来了，二将无心恋战，径自向曹军投降。
袁绍全军一下子全垮了。慌忙之中，袁绍及长子袁谭各单骑逃遁，直奔黄河渡口。
在这场战役中，袁绍错过了多次成功击败曹操和挽救战局的机会。比如说，田丰和许攸偷袭许都的建议，都是天赐良机，尤其是许攸提出袭击许都的想法条件更为成熟，又如张郃建议先救乌巢的想法也是可以扭转战局的意见，但是袁绍都没有采纳，结果一败涂地。
谋划通常是基于实际情况做出的计划，有的人实际情况比较好，那他可能就距离成功近一些，有的人实际情况差一点，可能就距成功远一些。但是能否成功关键还是取决于自己能否利用好这些条件，否则，再好的条件也是白搭。就如同袁绍一样，无论是身份、地位、谋士、士兵等方面都比曹操胜一筹，但最后却还是失败了。
无疑，好谋无断是袁绍失败的主要症结。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如果没有周密详细的谋划，那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目标和方向。袁绍是不缺谋划的，至少他手下谋士不会缺少，但是袁绍没有把自己的谋划或者谋士的建议果断付诸实践，谋划也就一直搁浅着，最后，时机错过了，再好的谋划也成了空谈。大多数时候，谋划都只是人们脑袋里想想，嘴上说说，如果不落实到行动上，就如同纸上谈兵，没有一点实际意义。
机遇是上天的垂青，是上天给了你一个成功的机会，当机遇降临到了你的头上，一定要学会珍惜和利用，还要果断出击，不要让优柔寡断误了时机。孙权：寡断谨守方寸地，废立太子引祸根
孰为太子心无主，立而又废终难取。留得隐患撒手去，不称曹操当时语。
出轨人物：孙权，字仲谋，是中国兵法家孙武的后裔，三国时期吴国的建立者。
生卒年份：生于公元182年，252年病逝，终年71岁。
在位时间：公元229年—252年在位。幼年跟随兄长孙策平定江东，不料孙策英年早逝，孙权继位为江东之主。章武二年（222年），孙权称吴王，建兴七年（229年）称帝，正式建立吴国。
出轨点：孙权受任于危难之际，选贤任能，挽救了东吴危机，保住了父兄基业。建安十三年（208年），与刘备联盟，大败曹操于赤壁，天下三分局面初步形成。可以说，前期的孙权不愧为一代英主，但是在立储问题上，孙权却朝令夕改，犹豫不定，导致江东一直没有正名之主，而由此引发了一场又一场的宫廷之争。
在封建专制社会里，皇帝的意志通常被赋予了“天意”，可以说，皇帝的话就是法律、就是法规，因此人们常说“君无戏言”，强调了君王说话的严肃性和不可更改性。不可否认，这是封建社会缺少民主的典型体现，但是受到时代的局限，“君无戏言”还是被人们赋予了合法性，这就要求君王说话必须谨言慎行，一言九鼎，否则难以取信于天下。
孙权是被人们熟知的三国人物，曹操曾说“生子当如孙仲谋”，可见孙权是曹操欣赏的一个人物，可就是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在立嗣问题上却寡断不决，朝令夕改，让江东的政治气氛阴云密布，暗流涌动，为以后江东的衰败种下了祸根。
孙权共有七个儿子：长子登、次子虑、三子和、四子霸、五子奋、六子休、少子亮。他们并非一母所生，多为同父异母兄弟。黄初二年（221年），孙权为吴王时，即立长子登为太子，并且很注意对太子的培养，并为其精选大臣辅佐，如程秉、陆逊等都先后作为太子的师傅或宾客。据史书证明，孙登是一位堪当大任的嗣君，陈寿评曰：“孙登居心所存，足为茂德之美。”宋人叶适也指出：“孙登德兼于能，知人则哲，深达治要，临殁一疏，不论三代以前、三代以后，世子藩王之贤，少有及者，同时曹子桓、子建，何足道哉！”可是，孙权对这样一位合格的太子并不钟情，他反而很宠爱孙和，《吴书》说：“和少岐嶷有智意，故权尤爱幸，常在左右，衣服礼秩雕玩珍异之赐，诸子莫得比焉。”孙权这样恩宠孙和，显然向孙登传递出了一个不好的信号，不管这种信号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即孙登的地位并不牢靠。大臣们的眼睛是雪亮的，看到孙和日益得宠，于是出现分化，有些人原先是支持太子孙登，现在却站在了孙和这边。
公元241年5月，孙登去世，年仅三十三岁。关于死因，史书上并没有详细记载，后人推测，应是死于某种疾病。正如所料，孙登死后，孙权果然立了孙和为太子，同样，孙权也很注意对孙和的培养，为其精选一大批文臣武将作为其侍从，和孙登一样，孙和也是具备嗣君潜力的，这时，在满朝文武看来，孙和当是天命所归了。可仅仅过了八个月，孙权再次重蹈覆辙，制造了新的继嗣斗争和危机。赤乌五年（242年）八月，孙权封四子孙霸为鲁王，“宠爱崇特，与和无殊。”由于鲁王霸地位上升，渐渐形成了夺嗣之势，使得本来明朗的形势一下子变得扑朔迷离，朝臣又开始出现分化，逐渐形成了太子党与鲁王党两大阵营。这两大阵营，钩心斗角，相互倾轧，经历了长达七八年的残酷斗争，孙权隐约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他对侍中孙峻说：“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
于是，孙权再次改立嗣君。赤乌十三年（250年），孙权废黜孙和，赐死鲁王，立孙亮为太子。在此过程中，支持太子的朝臣或遭谴责，或被流放，有的甚至被诛杀，鲁王霸集团中也有多人被杀，两党斗争终告一段落。这次围绕太子与鲁王的嗣君之争，持续时间之长、卷入人数之多、相互残害之烈，在三国甚至中国历史上实属少见。孙权虽然得以平息了“二宫之争”，但其为吴国留下了深深的隐忧。太元元年（252年），孙权病死，孙亮继帝位，孙亮虽然聪明，但毕竟年幼，很快被诸葛恪独揽大权，诸葛恪死后，孙俊又弄权欺君，东吴的政治斗争似乎一刻也没有得到安宁。
在古代“家天下”的封建社会里，继嗣问题往往直接关乎王朝的兴衰，因此备受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早在先秦时期，儒家便根据商、周的历史教训，提出了继嗣理论，其核心便是嫡长子继承制，《春秋公羊传》说：“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这主要是为了防止统治者凭个人好恶立嗣，从而引发纷争，这个理论千百年来也一直被为人们所认可。一般说来，统治者在按照这个原则，尽可能早地确立继嗣人选，可以断绝其他子嗣的非分之想，从而避免诸子争嗣和群臣分化。从这一点来说，是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的。
尽管历代统治者都明白其中的道理，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却因种种原因做出有违原则的事，从而引发统治的危机，孙权就是其中一位。孙权从立孙登为太子，宠爱孙和，封王孙霸，一次又一次转变自己的态度，让朝臣搞不清孙权究竟要立谁为太子，结果使得王位迟迟不能易主，而政治斗争却愈演愈烈，最后，孙权虽然最终确立了嗣君，但是在他死后给东吴留下的隐患却一直在削弱着吴国的实力。
人生会面临很多的选择题，很多时候是单选，一旦当我们确信无疑后，就不要擅自更改，这样才能取信于人，才能坚定了自己的选择一直走下去，如果反反复复，始终拿不定主意，结果会反受其乱。我们可以猜想要是当初孙权在确立太子人选后，没有反复无常，也许就不会有储君之争和群臣分化，也不会因储君之争和群臣分化削弱了吴国内部的实力，东吴可能还会蒸蒸日上。
但历史不会重演——是孙权的寡断无决改变了东吴历史的轨迹。朱允炆：妇人之仁无主见，夺权不知终了何处
一改洪武滥杀伐，削藩大计苦谋划。可惜不识豺狼性，枉自怀仁失天下。
出轨人物：朱允炆，是明朝第二位皇帝，年号“建文”。
生卒年份：生于公元1377年，后在靖难之役中，下落不明，一说出家，一说流落海外，关于其去向至今是谜。
在位时间：公元1398年—1402年。
出轨点：朱允炆在和叔叔燕王朱棣的战争中，无论在军力、舆论上都处于优势地位，但是朱允炆却妇人之仁，下了一道非常愚笨的旨意，说不能杀了叔叔，要活捉他，这样在战场上，将士们本可以杀了朱棣，却因不敢违旨而屡屡放过了朱棣，而朱棣也因为这道旨意有恃无恐，在战场上披坚执锐，纵横驰骋，结果让朱棣攻陷了南京，夺取了天下，而朱允炆下落不明。“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如果没有宽宏的度量和狠辣的手段，是成不了的。宽宏的度量是指能忍受各种压力和挫折，甚至是羞辱；而狠辣的手段是指关键时候不能妇人之仁，要狠下决心。“仁”本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如果“仁”成为自己行动的束缚时，一定要果断转变态度，这一点，在《论语》中，孔子如是说道：“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可以看出，孔子似乎是不赞成以德报怨的，他认为一个人要是受到了别人的不合理的怨恨和对待，一定不要忍气吞声，而是应该勇敢地回应他。
朱允炆自幼饱读圣贤之书，可能并没有真正体会“以直报怨”，相反，在叔叔力图推翻自己时，还心存仁慈，要留下叔叔一条命，结果自己命归何方呢？
历史上，凡是妇人之仁的人都是成不了大事或成不了气候的，朱允炆的仁慈并没有换回叔叔的醒悟，而历史却因此改变了轨迹。
1398年6月30日，年仅21岁的朱允炆在南京即位，是为建文帝。朱允炆承继了朱元璋开创的太平天下，然而，在太平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朱允炆面前有两道难题：一是如何改变太祖建国以来形成的动辄杀戮的恐怖政治氛围；二是如何解决太祖分封子嗣形成的尾大不掉的局面。
建文帝即位之后，即开始着手改变政治气氛，他重用黄子澄、齐泰、方孝孺等一大批文人，推行仁政，实行了一系列的惠民政策，如减免租赋，赈济灾民，老弱病残者由国家扶养等。建文帝还重视农业生产和官吏的考察，他曾派侍郎暴昭、夏原吉等24人充任采访史，分巡天下，体察民情。
应该说，建文帝对第一个难题还做得比较得心应手，但是藩王拥兵自重、分踞一方的第二个难题，则让建文帝寝食难安。尤其自己的叔叔朱棣，长期盘踞北方，在与蒙古军的作战过程中，不断壮大自己，俨然是皇权的最大威胁。
为了削藩，建文帝召集了大臣商量，但群臣们各执己见，难以达成统一意见。其中以前军都督府左断事高巍和户部侍郎卓敬为代表的一些大臣主张采用汉代“推恩”的办法，即把藩王的权力分封给藩王的所有子孙，而不仅仅是嫡长子一人，而且要实行异地分封，这样藩王的权力就会逐渐削小，不会威胁到朝廷的权威。卓敬更是建议建文帝将燕王迁封到南昌，这样既维护了亲情，又削弱了他的力量，这似乎是一个一箭双雕的方法，但不知为何，建文帝却没有去实行；而以黄子澄、齐泰为首的大臣坚决主张削藩，但在具体削藩策略上有所不同。黄子澄认为燕王实力强大，应最后动手，应该先削弱小的周、齐、代等诸王，待时机成熟再削燕王。但齐泰则主张擒贼先擒王，认为只要先铲除了燕王，其他诸王自然无力反抗了。可惜的是，建文帝采纳了书生黄子澄的意见。
建文帝削藩首先从周王朱橚开始，建文帝密先是令李景隆以北上备边的名义兵临开封，然后趁周王毫无防备之际突然将其抓捕，最后送至京师，这次削周王名义上是因为周王次子告发他“谋反”，其实还有另外一层原因，那就是周王是燕王的胞弟，二人皆为一妃所生，关系也最为密切，因此建文帝先废周王，意在去掉燕王手足。随后，建文帝又先后废湘王、齐王、代王、岷王等四王，目标直指燕王朱棣。
建文帝并未意识到他的这些行动不是敲山震虎，而是打草惊蛇，燕王朱棣岂是任人宰割的主？他正秘密准备，蓄势待发，一场大战迫在眉睫。
就在朱棣将要造反前，朱棣的三个儿子还在京师，于是朱棣不敢轻举妄动，他派人对朱允炆说自己身染疾病，日夜思念儿子，希望皇恩浩荡，遣返三子。齐泰听说后，更加坚定地相信朱棣会反，于是建议朱允炆拒绝朱棣的要求，并将其三个儿子关起来，以做人质，这样朱棣就不敢胡来了。但黄子澄的意见却主张遣返朱棣三子，以便稳住朱棣，然后再出奇兵突袭，朱棣可擒。朱允炆本就仁慈，不忍伤害自己的堂兄弟，于是再一次听信了黄子澄的意见。
遣返三子后，朱棣便再无后顾之忧了，建文元年七月，朱棣起兵反抗明朝中央政府。朱元璋当国时，恐奸臣篡权，规定藩王有举兵清君侧的权力，朱棣便以此为由，说齐泰、黄子澄为奸臣，须加诛讨，并称自己的行为是“靖难”，因此，历史上称这场皇室内部的争夺战争为“靖难之役”。
实际上，在最初的战斗中朝廷的兵力占绝对优势，但由于李景隆的指挥不当，明军屡遭败绩，但即使这样，燕军终究是因寡不敌众，难以速胜，在后来的战争中明军涌现出了一批比较优秀的将领，他们的顽强抵抗让朱棣的军队岌岌可危，但这时朱允炆的妇人之仁再一次显示出来，他的一道“我要活的叔父”的圣旨，让将士们作战畏首畏尾，也使得朱棣逃过了多次劫难。
最终，朱棣反败为胜，攻入南京。
朱允炆皇帝座位还没坐暖和，就被赶下了台，结果还生死不明，说来确实可怜，令人惋惜，但是可怜之人，往往有可恨之处。大战还没开始，就先缚住将士的手脚，这场仗怎么打？朱棣造反，在天下人看来就是叛军，叛军便是人人得而诛之，这样，朱棣在舆论上就先输了一筹，而天子之师是正义之师，理应理直气壮，对叛军的剿灭毫不手软，岂能因为叛逆之师的首领是自己的叔叔就心慈手软？政治斗争是残酷的，讲不得亲情，谁讲谁就是妇人之仁，谁就是自取灭亡，这正是朱允炆的可恨之处。
或许从常人的角度看，朱允炆是一个好人，他看重亲情，不忍心杀害自己的长辈，可是在权力的角逐中，亲情会成为被对手利用的有力武器。朱棣不认亲情，结果成功登上了帝位，朱允炆心存善念，结果生死不明，如果一开始，朱允炆就狠下一条心，不知朱棣已经死了多少次了。“成王败寇”，历史便是这样无情，只会记住强者，不会同情弱者。
人生是以斗争求生存，以竞争求发展，没有一股狠劲和魄力，是成功不了的。朱由检：疑心过重杀大将，山海关过明国亡
江河日下未灰心，如履薄冰掌乾坤。多疑自毁长城倒，山海无阻忆忠魂。
出轨人物：朱由检，即明思宗，明朝第十六位皇帝，明朝亡国之君。
生卒年份：生于1610年，1644年，李自成军攻破北京后于煤山（景山）自缢身亡，终年35岁，在位17年。
在位时间：公元1627年—1644年在位，年号“崇祯”，在位期间大力铲除了阉党，并留下罪己诏，力图争取民心，有所作为，但明朝国力已无法振兴。在位期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关外清朝势大，明朝俨然已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
出轨点：明朝后期，北方的女真族迅速壮大，并逐渐形成了对明朝中央政府的危险，好在明朝的皇帝还都不算太昏庸，在边境上增派
重兵，有力阻止了女真族的入侵。崇祯时，皇太极屡次举兵挑衅，但是边关将领袁崇焕成了他们一道难以逾越的城墙，正当皇太极一筹莫展之时，他利用反间计，企图离间崇祯和袁崇焕的关系，果然，崇祯中计杀了袁崇焕，而崇祯和明朝的悲剧从此开始了。
人们常用“无话不谈”“形影不离”来形容两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这种“亲密”好像就是完全信任，没有任何怀疑，但是实际上这种关系真的存在吗？
不可否认，这种关系是存在的，但前提是双方没有利益冲突。一个好朋友可能会告诉你他恋爱了，他今天心情不好，甚至可能是很丢脸的事他也会告诉你，但是要是你的朋友中了百万大奖你能保证他一定会告诉你吗？不一定。
上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关系，如果是上下级的关系，那么就更加复杂了。在古代，皇帝是不可能完全相信臣子的，他随时都会防着身边的人，适当的防范其实也是必要的，毕竟权力的诱惑足以摧毁一个人的忠诚度，但是如果怀疑过重，也是一件坏事，不仅会冤枉了他人，还可能为自己带来不能挽回的损失。
崇祯误杀袁崇焕的事就说明了这一点。
明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亲率八旗大军和蒙古骑兵，绕过袁崇焕所戍防区，即关（山海关）宁（宁远）锦（锦州）防线，攻陷遵化，直逼北京。袁崇焕得到消息后，立刻急点9000兵马，日夜兼驰，赶在皇太极之前，到达北京广渠门外。
时值寒冬，大雪纷飞，兵饥马饿，粮草缺乏，而袁崇焕率领援军，在这样极度不利的情况下，身先士卒，策马迎敌，先后在广渠门外、左安门外，多次打退皇太极军队的猛烈进攻，使得皇太极的奇袭计划破产。
想当年，皇太极的父亲努尔哈赤就曾多次败给袁崇焕，最后郁郁而终。后来，决心雪耻的皇太极又在宁锦战场上败给了袁崇焕，而今天皇太极再次受挫于袁崇焕，但是这次，皇太极并没有打算轻易放弃。一方面皇太极正在苦思破敌之策，妄图一举歼灭明军，攻入北京城；另一方面袁崇焕也在休整兵马，准备再战。
正在皇太极苦思不得其法时，一出“反间计”闪过了他的脑海。此前，皇太极的军队俘虏了明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这两人其实就是朝廷里养马的官。皇太极先将二人带到德胜门外，指派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巴克什达海等，对他们严加监守。高鸿中、鲍承先等按照皇太极的安排，夜里住在两个太监卧室的隔壁，贴着墙壁悄悄说话，谈话中故意明示袁崇焕已经与皇太极有密约，将献出城池，纳皇太极进城，事后两人平分天下。太监杨春、王成德听后大惊。
事后高鸿中、鲍承先又受命故意放走了杨春、王成德。他们回到紫禁城，将窃听到的高鸿中、鲍承先的密谈内容，密报给了崇祯皇帝，崇祯帝本就多疑，加之袁崇焕手握重兵，便信以为真，决定在平台召见袁崇焕“议饷”。
隆冬时节，天寒地冻，袁崇焕率领的军队，露宿城外，粮草甚是缺乏，但是袁崇焕治军严明，即使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仍严令士兵不许抢老百姓家的粮食充饥，不许砍伐老百姓的树木点火取暖。一次，一个士兵实在是饿极了，就偷了农家的一块面饼，袁崇焕知道后，为了严肃军纪不得已把这个士兵当众斩首。军队缺饷已经成为当时的最大问题，此时听到皇帝要议军饷，便急不可待地要入城。
袁崇焕来到北京城下，颇感奇怪，皇帝不是命他从城门入城，而是从城上用绳子吊一个筐子下来，让其坐在筐子里，然后上去，虽然
袁崇焕觉得很是奇怪，但还是坐上去了。袁崇焕到了平台之后，崇祯皇帝严肃地坐在那里，军饷只字未提，而是下令将其逮捕。袁崇焕如坠九霄云里，不知所措。后被押送到锦衣卫大狱，不久便被处死。
在当时明朝岌岌可危，袁崇焕又手握重兵的情况下，崇祯对袁崇焕有所怀疑也属正常，但是崇祯并没有认真分析当时的情况。其一，当时皇太极迟迟不能入关，是因为谁的原因？是袁崇焕，袁崇焕可以说是皇太极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恨不得杀之而后快，所以，关于袁崇焕的流言很可能是皇太极的离间计；其二，在魏忠贤弄权，惑乱国家的时候，袁崇焕尚且坚守边关，没有谋反，现在魏忠贤及其宦官势力被诛，朝廷重新恢复了平静，明朝振兴的希望开始显现，袁崇焕凭什么要和皇太极勾结谋反呢？其三，召见袁崇焕时，袁崇焕只身前往，如果他真是有鬼，至少应该做一些防范，况且用绳子吊人这种方法本就不合常理，袁崇焕还义无反顾地上去了，可见他心里一心只想到与皇帝议事，没有丝毫怀疑。如果崇祯能思考这三点，也许就不会轻易捉拿袁崇焕下狱了。
退一步讲，崇祯即使是怀疑袁崇焕有异心，完全可以派另一个心腹将领分掉袁崇焕的一些兵权，而不是不问情由，任意滥杀。这里，其实就牵涉到一个领导者如何处理和下级关系的问题。
作为一个上级，首先应该相信自己的下属，给下属信心和力量，这样下属才能真心为自己办事，但是在竞争激励的社会中，下属太强往往会威胁自己的地位。因此，对自己的下属也要防着点，不能让他风头出尽，抢自己的光芒。具体地说，就是凡事不能完全依靠一个下属，应广泛培养自己的势力，并让他们形成竞争机制，这样才能稳固自己的地位。
这段历史读来令人扼腕，如果当初崇祯没有误杀袁崇焕，历史又是怎样的呢？也许崇祯真能中兴明朝，而清朝也就不存在了，历史不会重演。只能告诉世人一个事实，那就是明朝历史的轨迹是因崇祯的多疑而发生了改变。爱新觉罗·宁：守其常而不知变，往复不定天下乱
国际变换尚不知，天朝上国梦中痴。守常不得变通法，战和不定屡蒙耻。
出轨人物：爱新觉罗·宁，清仁宗（嘉庆帝）次子，即清宣宗，通称道光帝，是清入关后的第六个皇帝。
生卒年份：公元1782年—1850年。
在位时间：公元1820年—1850年在位，在位期间正值清朝衰落时期，他为挽救清朝颓势做了一些努力，如整顿吏治、平定张格尔叛乱、严禁鸦片等，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本身资质不高，加之社会弊端积重难返，道光帝并没有给清朝的衰落带来多少起色，相反，清朝和西方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出轨点：道光帝在位期间，爆发了鸦片战争，对于外国的入侵，道光帝一开始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后来因为不敌，道光帝立刻又从主战转向妥协，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面对这样的耻辱，道光帝依然不思变革，继续闭关自守，每当战事临头，道光帝总是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结果每一次几乎都以“和”结束，每次都给自己蒙上了耻辱。“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事物总是变化发展的，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尤其在身处困境时，如果不懂得变通，不懂得怎样摆脱困境，就会在“一棵树上吊死”，永无翻身之日。
不可否认，变通有时是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它需要果断的勇气，义无反顾的魄力，因为新事物要取代旧事物，旧事物势必会奋起反抗，做最后的挣扎，而这种挣扎正是对变通者最大的考验，很多人半途而废，放弃了成功的机会，很多人犹豫不决，浪费了扭转局面的时机，这都是不可取的。
道光帝就是一个在变与不变、战与不战之间徘徊的例子。
道光时的清朝，鸦片泛滥，官员们萎靡不振，更重要的是鸦片渗入军营，导致军队中战斗力极大地削弱，而此时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纷纷经过改革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为了扩大市场，掠夺廉价劳动力，开始把眼光瞄向了东方，中国的广大市场成为他们觊觎的对象。面对这样的国际大变革，道光帝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闭目塞听。
面对汹涌而至的外国鸦片涌入中国，荼毒人民，道光帝采取了禁止政策。他派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身份赴广州禁烟，后来又擢升林则徐为两广总督，林则徐不负重托，虎门销烟给了英国人极大的打击，当道光帝得知虎门销烟的消息时，高兴得不得了。
虎门销烟，极大地触动了英国统治者，他们悍然发动了侵略战争，道光帝一开始认为清军一定能打败英军，但当英国舰船北上，直逼天津海口并向清政府提出割地赔款要求时，道光帝傻眼了，立刻从主战的立场转变为妥协的立场。穆彰阿、琦善天真地把英国的强盗行为归罪于禁烟，道光帝误听谗言，撤了林则徐的职。他派琦善为钦差到广东与英国谈判，但琦善却私自答应将香港割让给英国，道光帝不允，问罪琦善，并先后派杨芳、奕山对英作战，但战事依旧不利，杨芳等没有阻止住英军向广州城前进，当英舰开到南京下关江面时，道光帝再次妥协了，被迫派耆英和伊里布与英军签订清朝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南京条约》，中国由此步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道光帝在鸦片战争中立场动摇，用人不当，使中国遭受失败，蒙受耻辱，实在可悲。但更为可悲的是在此事件之后他没反思，依然执行闭关自守的政策。终道光一朝，宰辅也都是昏庸之臣。前期是小心谨慎、墨守成规的曹振镛，后期是投降派穆彰阿，《清史稿·卷三百六十三·列传一百五十·曹振镛、文孚、英和、王鼎、穆彰阿、潘世恩》“论曰：守成之世，治尚综覈，而振敝举衰，非拘守绳墨者所克任也……宣宗初政，一倚曹振镛，兢兢文法；及穆彰阿柄用，和战游移，遂成外患。”
鸦片战争中，道光帝战、和摇摆的立场，使得外国侵略者看出了他外强中干的弱点，于是更加肆无忌惮地向清朝发威。应该说，道光帝还是识时务的，打不赢就讲和，但是这样一来就寒了林则徐等一批主战派将领的心，林则徐等人被撤职，意味着虎门销烟的正义之举被抹杀了。
鸦片战争使道光帝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惊醒，但可恨的是道光帝并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改变现状，诚如历史学家说的那样，道光帝真的缺少帝王素质。准确地说，他是缺少改革的勇气，或许他也曾经想过改革，但是他想到改革势必会触犯封建顽固势力的利益，说不定改革还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因此他犹豫了，改革便搁浅了。从历史的长远角度看，道光帝是缺乏战略眼光的，不改革、不作为的苟且偷安政策，对以后清王朝的发展是严重不利的。
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缺少想法，而是缺乏将想法付诸实践的果敢坚决，在行动面前总是前怕狼后怕虎，畏首畏尾，结果让想法永远停留在了脑子里，这就是行动比宣言退步了。
试想，如果道光帝从鸦片战争中汲取教训，果断进行变革，说不定清朝会是另一番境况，但是历史没有假设，历史已然因为道光帝抱残守缺、不知变通而改变了轨迹。第二篇志得意满，自以为是终致折戟沉沙
人得志是好的，但得了志一发狂，那结局必定就是“悲惨”二字。自满是人生的大忌，正如一股蔓延周身的剧毒，即便别人不动手，自己也会因为过于嚣张而自缢。世间之道时常就是有着它自己的一定之规矩。它不会让谁过于嚣张、强大，也不会让谁的日子真的太不好过，自然万物永远在保持着一种平衡，历史之所以会在这些自满人手下频繁地出轨，也许正是要证实和维护万事万物间的那一个小小的平衡点吧。夫差：励志一报杀父仇，狂妄一时反覆灭
灭越只在一念间，狂妄不察虎归山。胜败易主天难测，恍若梦中二十年。
出轨人物：春秋末期吴国国君，吴王阖闾之子。
生卒年份：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473年。
在位时间：公元前495—前473年在位，共23年。在位期间，曾打败越国，后来又被越国打败，自杀。
出轨点：夫差即位后，打败了越国，报了父仇，但是夫差并没有除掉勾践。战胜越国后，夫差开始骄奢淫逸，不听伍子胥的建议，放松了对越国的警惕，殊不知，勾践正在励精图治，企图东山再起，果然，后来夫差被勾践所败，自杀而亡。
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无数的历史经验验证了这个道理，那就是在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如果不能将敌人赶尽杀绝，就会给自己留下后患。
留下后患，一种是出于妇人之仁，一种是出于狂妄自满，前一种似乎还可以背个仁义的“美名”，但后者却是自以为是的无知和可笑。
夫差留下勾践就是自己犯的一个致命错误，勾践不是等闲之辈，他是只要有命在，就能创造奇迹的人，而夫差没有看到这点，甚至在勾践暗中强国的过程中，夫差也毫无动作，这些都为自己最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可叹，历史上，往往狂妄的人不仅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也使历史的轨迹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派兵攻打越国，被越王勾践打得大败，吴王也受了重伤，临死前，他嘱咐儿子夫差要替他报仇。
夫差牢记父亲的话，日夜加紧练兵，准备反击越国。过了两年，吴王夫差亲自率领大军攻打越国。范蠡对勾践说：“吴军来势凶猛，应避其锋芒，不如守住城池，以逸待劳。”勾践不同意，决定迎战。两国的军队在太湖一带相遇，越军果然大败，勾践带着五千残兵败将逃到会稽，不料又遭到吴军合围，正在这山穷水尽时，范蠡说：“不如求和吧。”于是，勾践派文种到吴王营里去求和，文种表示越国愿意臣服吴国，希望吴国不要斩尽杀绝。夫差大笑：“勾践自视甚高，没想到也会向我称臣。”他本想同意文种的求和，可是伍子胥坚决反对，夫差犹豫不决。
文种回去后，打听到夫差的宠臣伯嚭是个贪财好色的小人，于是就带着美女西施和珍奇异宝去贿赂伯嚭，伯嚭非常高兴，答应带西施和文种去见吴王。文种再次见到吴王后，献上西施，说：“吴王雄才伟略，天命所归，越王真心愿意投降，永远做您的臣下伺候您，请您能饶恕他吧。”伯嚭也在一旁帮文种说话，伍子胥坚决反对道：“斩草要除根，勾践深谋远虑，文种、范蠡并非等闲之辈，这次放了他们，他们回去后定会想办法报仇的。”这时的夫差认为越国已经不足为患，又垂涎上了西施的美色，于是不听伍子胥的劝告，答应了越国的投降，但是要勾践亲自到吴国去。
无奈，勾践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文种，带着夫人和范蠡到吴国去了。勾践到了吴国，夫差对他百般凌辱，还让其做马夫，夫差每次坐车出去，就让勾践给他拉马，而范蠡跟着做奴仆的工作。这样过了三年，狂妄的夫差认为勾践真心归顺了他，就放勾践回国。
勾践回国后，发愤图强，立志复仇。他怕自己贪图安逸舒适的生活，消磨了复仇的志气，于是每晚都枕着兵器，睡在稻草堆上，还在房梁上挂了一只苦胆，每天早上起来后就尝一下，并自己问自己：“你忘了三年的耻辱了吗？”他举贤任能，让文种管理国家政事，范蠡主持军务，国家一天比一天强了起来，他自己还亲自到田里与农夫一起干活，与民同乐。这些举动感动了越国上下官民，让越国人民看到了希望，经过十年的积累，越国终于兵精粮足，转弱为强。
而此时的吴王夫差沉迷于西施的美色，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又狂妄自大，经常出兵与其他国家打仗，不顾民生疾苦。伍子胥多次告诫吴国的危机，夫差不但不听，竟听信伯嚭的谗言，杀了伍子胥。这时的吴国，貌似强大，不过是外强中干了。
公元前482年，夫差亲率大军北上，与晋国争夺诸侯盟主。勾践趁吴精兵在外，突然发动对吴国的袭击，一举打败吴军，并杀了太子友。夫差听到这个消息后，大惊，急忙带兵回国，并派人向勾践求和，勾践估计一时之间还不能完全灭掉吴国，于是就同意了。公元前473年，勾践再次带兵攻打吴国，吴军大败，夫差见求和不成，后悔没有听伍子胥的忠告，非常羞愧，就拔剑自杀了。
在失意、贫贱时保持一颗谦虚的心不算什么难事，难得的是在成功时也能有一份淡定、冷静的态度，夫差经过两年的养精蓄锐打败了越国，一雪父亲当年之耻，可谓志得意满，然而在成功面前，夫差却被喜悦冲昏了头脑，狂妄地认为勾践根本不足为惧，于是不听伍子胥的劝告，纵虎归山。夫差的狂妄还不只是放过勾践，他与晋国争夺盟主之位时，竟然将精兵悉数带走，留下空虚的国都，给了勾践可乘之机。
越国暗中练兵强国，难道夫差就一点没察觉吗？应该有，只是他太自信了，以为越国成不了气候，所以压根儿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当然，越国保密工作也做得非常好。
通常狂妄的人要么是无知，要么是确有过人的才能，或者是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无知的狂妄会招来讥笑，而自命不凡的狂妄同样让人厌而远之。也许相对于自卑的人来说，狂妄的人拥有更多成功的机会，但并不是狂妄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成功。因为狂妄的人常常自我感觉良好，而忽视了危险的存在，比如夫差。
狂妄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体现。
在人际交往中，人们常用“春风拂面”来形容一个人对别人的印象，即让人感觉很亲切、很舒服，这其实也是大多数人乐于接受的交往效果。但是狂妄的人随时给人一种自以为是、居高临下的感觉，会给别人造成一种心理不平衡。
在学习中，狂妄的人不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以为自己是最了不起的，于是自满不知进取，成了井底之蛙。
在工作中，狂妄的人太喜欢表现自己，瞧不起别人，必定会疏远同事，把关系搞僵。同样，狂妄的人也会引起上司的反感。因此，在工作中，即使自己能力再强，也不要在人前炫耀，更不要在领导面前夸大其词，表现出自己高人一等、不甘人下的气派来，要学会隐藏锋芒，谦逊处世。
夫差虽然在和晋国争霸的过程中取胜，但是却败给了越国。假如夫差当时就果断除去勾践，或者在其强国的过程中及时出兵镇压，吴国就不会丧失霸主地位，历史也就不会出轨了。嬴政：开国帝王性残暴，国人覆舟长城塌
横扫六国天下主，不知体恤民生苦。大泽起义揭竿起，大秦帝国近日暮。
出轨人物：嬴政，即秦始皇，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战略家和军事家。首位完成中国统一的秦朝的开国皇帝，被明代思想家李贽誉为“千古一帝”。
生卒年份：公元前259—前210年。
在位时间：公元前246—前210年，在位36年。在位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为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开创了新局面，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出轨点：多年战争，导致民不聊生，嬴政统一六国后，并没有与民休息，而是继续连年战争，修长城、建阿房宫、建皇陵，沉重的兵役、徭役使人民苦不堪言，此外，严峻的刑罚也使得人人自危。对于秦朝的暴政，人民怨声载道，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正在酝酿之中。
一只羚羊奋力逃脱了狮子的追逐后，来到河边，羚羊此时全身乏力，口渴难耐，于是拼命地喝着河水，心道：“这次真是死里逃生啊。”突然，从水里蹿出一条鳄鱼，死死地咬住了羚羊，将其拖入了水中。
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人在危险的环境中，总是能提起十二分的精神，提防随时到来的不测，并做好了应对之策，但是在安定的环境中反而放松了警惕，殊不知，危机正在潜滋暗长。
嬴政扫平六国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可谓踌躇满志，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功盖三皇，德披五帝”。应该说，经过连年的战争，人民对于统一的盼望如若干旱之望云霓，然而统一没有给人民带来福音，暴政使得人民再次陷入了水深火热的境地。
嬴政自称是“始皇”，在他看来，自己以后的秦朝还能延续千秋万世，但是嬴政万万没有想到“仁义不施”正逐渐将秦朝推向灭亡的边缘，历史的轨迹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六国连年战争，人民苦不堪言，秦朝的建立，人民似乎看到一线希望，因为有太平日子过了，但是秦始皇的暴政再次将人民推入了火坑。
秦朝统一后，秦始皇继续维持了一统六国时的庞大军队，并且进行了多次的大规模战争，如对匈奴作战、对百越用兵等。据估计，当时全国的人口约有一千多万，服兵役的人超过二百万，占到了壮年男子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服兵役的人完全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完全靠农民养活，当时就出现了“男子力耕，不足以蓄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以供衣帛”的严重局面。
为了强化地主阶级的统治，秦朝又推行严刑峻法以镇压人民。秦朝沿袭了商周时代的很多酷刑，如有膑（剜去膝盖）、刖（锯脚）、宫刑、腰斩、枭首、坑死、车裂等。秦朝的社会组织相当严密，建立了“什伍连坐制”。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一人犯法，十家连坐。面对条条酷刑，人们怨声载道。往往在暴吏酷刑的逼迫下，很多人逃亡山林，奔走他乡，甚至举行暴动。可见，急政暴虐正在激化社会矛盾。
秦始皇三十一年，颁布“使黔首自实田”，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承认土地私有制。地主阶级凭借这个法令，不仅得以合法占有土地，而且还用各种手段兼并农民的土地。土地被兼并的农民，失去了生活保障，不得不以“见税什五（即抽税50％）”的苛刻条件耕种地主的田地，农民生活悲惨，食不果腹。
嬴政在统一六国期间，就已经开始大兴土木了，他每灭一国，便要将该国的宫殿建筑在咸阳附近仿造一遍，总面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秦始皇即位不久，便开始派人设计建造秦始皇陵，该陵园工程由选点设计、施工营造到最后被迫中止，前后长达38年之久，动用人力近70万，在我国陵寝修建史上实属罕见，而且其修建的时间比埃及胡夫金字塔还要长8年。
除了修建皇陵，秦始皇还修建阿房宫，每年动用民工70多万人。宫殿可以容纳10万人，在里面运送酒菜要用车和马才行，仅一个前殿就达到了东西长693米，南北宽116米的面积。
秦始皇的暴政在秦二世即位后得到了延续，徭役征发的对象进一步扩大，农民的困苦达到极点，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眼看一触即发。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一队开赴渔阳（今北京密云）的闾左戍卒九百人，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县境内）因雨停留，不能如期到达渔阳戍地。当时秦法规定“失期当斩”，戍卒们面临着死刑的威胁。于是，在陈胜、吴广的领导下，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旗帜，秦朝岌岌可危。
不可一世的秦始皇自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毫不体恤民情，一味用“猛政”治国，忘记了居安思危的道理，秦朝隐藏着深深的危机。
新中国成立后，国务院征求国歌，大家各抒己见，莫衷一是。周恩来总理主张将《义勇军进行曲》确定为国歌，当即有些人提出质疑，说这首歌不合时宜，周总理笑着说：“虽然现在我们站起来了，但还是要居安思危嘛。”
其实，早在几千年前，孟子就提出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思想，这其实就是居安思危的一个体现。
一个人不可能预知未来的发展，也不可能完全左右时局的变化，但是只要有居安思危的危机意识，就能将危机扼杀在萌芽状态，或者是从容不迫地处理危机。比如，一个公司的老总要有危机意识，要看到公司自身存在的实际问题，并想办法去解决它，而不要让它继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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