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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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试读：
序言
很久以前，人们在静谧原始的山林里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四面八方绵延着亘古的山脉。
载满智慧和知识的泉水汩汩地流淌在荒芜的河沟里。
它的源头在很久以前的荒山上。
它要到达的是遥远的未知世界。
尽管这只是一条涓涓细流，没有波澜壮阔的景象，但是，对于那些愚昧无知，没有多大上进心的村民来说，已经足够了。
夜晚来临，牲畜们吃饱喝足安静地睡去了，家门口的水桶也装满了水，村民们便心满意足地卸下一身重担，开始享受天伦之乐了。
那些一整个白天都在阴凉中对着神书冥想的顽固的老年人这个时候也开始出现在夜色里。
他们啰啰唆唆地向孩子们说着奇怪的话语，孩子们一门心思只想着玩耍嬉戏以及那些美丽的小石头。
老人们口中叨念出来的语言含混不清，但它出自一千多年前一个古老神秘的部落，因而，散发着神圣的光辉，不可侵犯。
愚昧落后的山谷居民对古老的东西无比的崇敬。
假如有人胆敢怀疑祖先们的智慧，任何正直的人都会与他绝交。
大家深知这个道理，所以都相安无事。
哪里有人类，哪里就有恐惧的存在。要是有谁没有得到果园里应该得到的果实分量，又如何呢？
夜深人静的时候，人们集聚在村子里狭长的小巷子里，轻声细语地讲述着已经模糊的古老故事，他们总是提起那些敢于表达自己内心想法的人们。
那些人离开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还有一些人，企图登上那座将太阳遮挡住的高大石墙。
结果，人们只看到他们在石墙下面的一堆堆白骨。
时光飞逝，过了一年又一年。
人们在静谧落后的山谷里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周围的世界漆黑一片，有一个人影在黑暗中晃动。
他已经遍体鳞伤，手指甲磨破了，缠着破布的双脚血肉模糊。
他踉踉跄跄地来到一间破屋子前面，敲开了门。
接下来他不省人事，人们把他抬上吊床，微弱的烛光映照着他虚弱的面庞。
第二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回来的消息立刻在全村炸开了。
围在他身边的邻居们摇头叹息，他们早就知道了这样的结果。
那些大着胆子走出山谷的人，最后注定要带着失败和伤痕回来。
村子的另一端，思想老旧的老人们一边咒骂着，一边摇头叹息。
并不是他们太过残忍和铁石心肠，不过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违背了老人们的意愿，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
当他的身体痊愈的时候就是他接受惩罚的时候。
守旧老人们原本想对他宽恕一些的。
因为他们的脑海里还闪现着母亲闪亮的双眼，父亲在三十年前迷失沙漠的悲剧也历历在目。
可是，法律不容情。
作为它的执行者，长老们不能违背法律。
那个出走的游客被守旧老人抬到了热闹的集市，大家恭恭敬敬地围在他身边，一切安静得出奇。
遭受着饥渴的折磨，那个人身体十分虚弱。
老人们命令他坐下。
他拒绝了。
老人们命令他闭上嘴巴。
可是他不为所动，他背向老人们，一边寻找着前不久还支持他的人，一边哀求：“请听我说，我到了山的那一边，在那里踩到了新鲜的土地，看见了很多其他民族，有许多奇妙美丽的景象是这里看不到的，请大家欢乐的听我讲吧！“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亲的花园就是我的整个世界。“当这个世界开始诞生的时候，花园的东西南北各个疆界就已经确定了。“可是，却没有人能够明确地告诉我在疆界的那个地方有些什么东西，大家都只是不停地摇头叹息。不过，我一定要知道，于是，我被他们带到了这块岩石上，我看到了那些因为忽视上帝的存在的人的下场。“我喊道：这一切都是骗局，勇敢的人一定会博得上帝的欢心的。这个时候，守旧的老人们走了过来，对我读起了圣书。他们告诉我，世间万物的命运都是由上帝决定的。这个山谷是我们的，应该由我们来管理，所有的动物和植物以及果实和鱼虾都是我们的，用我们的意愿来控制他们。可是，山是属于上帝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刨根问底地去探究山那边的事情，直到世界终结，我们都应该保持缄默。“可是，这些都是谎言，我被他们骗了，你们也被他们骗了，山的那边同样有牧场和牛羊，有血有肉的人们生活在那里，那里还有精心建设的流光溢彩的城市。“通往幸福的道路我已经找到了，幸福就在前方，只要你们跟随我来，我会带领你们去寻找幸福，上帝同样眷顾了其他的地方。”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
守旧老人们叫喊着：“这简直是一派胡言，是对神明的亵渎，这个人已经彻底的疯了，完全没有理智，要给他严肃的惩罚，他竟敢对执行了一千多年的法律进行轻蔑和嘲讽，他必须得死。”
于是，人们将无数的石块砸向他，他终于还是悲惨地死去了。
他的尸体被扔到了山崖下面，变成了教育人们乖乖听从祖先教诲的典型教材，时刻提醒人们，敢步他后尘的人将会得到跟他一样的下场。
不久之后，持续的旱灾爆发了。小溪不再流动，牲畜都渴死了，粮食在田地里败落，这个愚昧无知的山谷哀鸿遍野。
但是，这并没有挫败守旧老人的信念。他们发出预言，马上就会好起来，圣书里面都是这样写的。
反正，如此苍老的他们只需很少的粮食就可以存活了。
冬天来临了。
村庄变得冷冷清清，一片萧条。
有将近一半的人被饥饿和严寒夺走了生命。活着的人唯一的希望就是山脉的那一边。
可是，法律却斩钉截铁地阻止了他们。
不过，如此绝望的生活已经让人们豁出去了，他们一反常态，拾起了勇气。
某天夜里，动乱爆发了。
守旧老人们的反抗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
这些可怜的老人们被推倒在地，虽然他们嘟嘟囔囔地咒骂着孩子们的无情无义和自己命运的悲惨，但是，当看见最后一辆驶出村子的马车的时候，他们还是强行坐上了马车，跟着人们一同离开了。
就这样，人们开始了寻找陌生世界和新生活的旅程。
这个时候，离那个无辜的游行者枉死已经有很多年了，人们很难顺利地找到他寻找到的通往幸福的道路。
几千几万的人们在旅程中死去，人们踏着他们的尸骨，终于找到了第一个用石头垒砌的指路牌。
这以后，旅途中的艰难险阻终于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在密林和荒野中有一条先驱们烧出来的宽阔道路。
这条道路的另一端连接着一个崭新的世界，人们踏上这条道路一直走，就能够到达。
人们开始意识到那个死在他们手上的游行者是对的，是守旧老人错了。
他们无言以对。“他说的才是事实，而守旧老人欺骗了我们……”“我们把他的尸体丢下山崖，但可恶的守旧老人安然地坐在我们的车里唱着古老的歌曲。”“我们杀害了那个救了我们的人。”人们这样议论着。“我们非常遗憾，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假如知道的话……”
之后，人们跳下马车，装好行李，安置好牲畜，开始建设自己的家园、规划土地，很长时间过去了，幸福美好的生活又回来了。
几年以后，人们为智慧老人建造了崭新的大厦，他们准备将勇敢先驱的遗体安放在里面。
人们怀着严肃的心情再次回到了那个已经荒无人烟的山谷，可是，他们并没有找到先驱的尸骨，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先驱的尸骨早已经被饥饿的野兽拖进洞穴消灭了。
人们为了纪念他，在他双脚走过的那条路的尽头放置了一块石头，并且在上面刻上了他的名字，正是这个敢于挑战黑暗和残酷的先驱给他们指引了通往新世界的方向。
石头上还写上了建造它的人心怀感激并且真心诚意地表示敬意的话语。
这样的事情，我们在过去可以看到，在现在也可以看到，不过我们希望将来不会再发生了。第一章蒙昧的暴虐
公元527年，弗雷维厄斯·阿尼西厄斯·查士丁尼当上了罗马帝国东半部的统治者。这个塞尔维亚农夫（他来自于乌斯库布，这里是后来历次战争中争夺激烈的铁路交点）觉得“书本知识”无用。正是由于他的命令，古代雅典哲学学派最终遭到镇压。也正是他关上了埃及唯一的一座神庙的大门，而这座庙宇自从信仰新基督教的僧人侵入尼罗河谷之后，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香火不断。
这座神庙坐落在一个叫作菲莱的小岛上，靠近尼罗河第一大瀑布。从人类的记忆所及之时起，这里一直是朝拜爱西斯的圣地。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非洲、希腊和罗马的神在这里早已悲凉地销声匿迹了，而爱西斯女神却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拜，得以幸存，依然灵光不灭。直到公元6世纪，菲莱岛已演变成至关重要的地方，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懂得象形文字的人。为数不多的教徒继续讲述着在其他地方早已被遗忘的经文。
而现在，由于一个文盲农夫——那个被称为“皇帝陛下”的人一声令下，这座神庙和毗邻的学校被变成了国家财产，雕像和石像全部被送到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馆里，那里的牧师以及象形文字书法家们被打入监狱，当这些人在饥饿和寒冷中慢慢被遗忘，一个接一个死去时，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象形文字便成了失传的艺术。
这一切实在太令人感到悲伤了！
如果查士丁尼（这该死的家伙，愿上帝降罪于他）把一切做得不那么彻底，或者是把几个懂得古象形文字的专家放进“挪亚方舟”，那么，今天历史学家们的工作就要轻松容易得多了。虽然现在我们能够拼写和翻译出一些古怪的埃及词汇（这都是商博良天才的功劳），但是要想真正把古埃及人留给子孙后代的话中蕴含的意思搞明白，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困难。
在古代社会的各个民族中，类似这样的事情实在数不胜数。
留着奇特大胡子的巴比伦人给我们留下一大批刻满宗教文字的泥版，当他们虔诚地祷告着“有谁能够理解天国中上帝的忠告”，那时候他们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呢？他们年复一年不断祈求上帝的庇护，不遗余力地解释神法，把上帝的旨意刻在最神圣城市的大理石柱上，他们对神灵到底怀着怎样的情感呢？他们忽而宽大为怀，虚怀若谷，曾鼓励教徒和牧师们去研究天国，去探索陆地和海洋;忽而又变成惨无人道、狠毒无比的刽子手。人们只稍微疏忽了一点如今早已无人问津的宗教礼节，就会有残酷无情的惩罚降临在这些人的头上。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无法知道这其中的原因。
我们曾派出探险队到尼尼微，在西奈的沙地上发掘古迹，我们破译的写满楔形文字的书简排列起来有数英里长。在美索不达米亚，在埃及，我们用尽各种办法四处寻找神秘的智慧宝库的大门钥匙。就在这个时候，这也完全是偶然的机会，我们发现了宝库的后门，原来它一直敞开着，人们可以随意地进出。然而，这扇小小的方便之门并不在阿卡德，也不在孟菲斯，它隐藏在丛林的深处，而且，它几乎被异教徒寺庙的木柱遮挡得风雨不透。
我们的祖先为了寻找到易于抢掠的对象，与他们惯称的“野蛮人”开始有了接触。这种接触并不让人感到愉快，这些可怜的野蛮人因为误解了白人的用心，于是便举着长矛和弓箭迎接他们。白人来访者却用枪弹作为回敬。从那以后，平心静气便不复存在，不带偏见的思想交流也变得十分渺茫。
野蛮人总是被描绘成一群崇拜鳄鱼、枯树的肮脏、懒惰又一无是处的废物，任何灾难对于他们来说都是罪有应得。
直到18世纪，这一情况似乎才有所变化，复古运动中，让·雅克·卢梭用满含感伤的泪眼开始观察这个世界，他的思想深深地打动了许多同时代人的心，很多人也纷纷加入这一行列。愚昧无知的野蛮人是他们最喜欢的一个话题。在他们看来（哪怕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野蛮人），野蛮人是周围环境的不幸牺牲品，也是人类社会各种美德的真正代表。只是在3000年的腐败文明中，这些美德早已丧失殆尽了。
如今，至少在特定的调查范围里，我们对他们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研究原始人，其实就像研究比较高级的家畜一样，二者并无太大区别。
一般来说，我们的辛苦付出总会有所回报。野蛮人实际上正是生活在恶劣环境中的我们自己，他们只不过还没有被上帝感化而已。通过对他们认真仔细的研究，我们开始了解到尼罗河流域和美索不达米亚半岛早期社会的情形。对野蛮人更加深入彻底的研究使我们得以窥见人类社会五千年以来，人们形成的许多奇特的天性，如今这些天性却被几千年来的礼仪和习惯深深地掩盖了。
这些发现并不是总能让我们感到自豪。而且，我们意识到许多环境虽然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前人在很多方面业已取得了研究成果。这些只能使我们以新的勇气继续进行手头上的工作。如果说除此之外还会有别的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新发现会使我们对那些落后的远方同族们稍微宽容一些。
这不是一本人类学手册。
这只是一本关于“宽容”这个主题的书。
然而宽容这一命题太宽泛。我们太容易跑题，一旦偏离主题，只有上帝才知道，我们的思绪将在哪儿歇脚。所以，最好还是让我用半页的篇幅，给读者解释一下我所讲的“宽容”究竟是什么。
语言是人类最具有欺骗性的发明之一，任何定义都是主观而武断的。因此，后学之辈还是去请教大家所公认的权威著作吧。而权威著作也是用这些人的语言写就的。
我说的是《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这本书第二十六卷第一千零五十二页这样写道：“宽容（来自于拉丁文tolerare，意思是忍受）：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耐心而毫无偏见地容忍与自己的观点或传统观点的见解不一致的意见。”
也许还有其他定义，不过就这本书的主题而言，我很愿意接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下的这一定义。
既然我已经或多或少地把自己的观点束缚在这个明确的宗旨上，那么，还是回到野蛮人这一话题，让我来告诉你，从已有记载的最早期社会形态中我发现了什么样的宽容吧。
人们通常会觉得原始社会非常简单，原始人的语言只不过是一些简单的咕哝声，原始人的自由只有在社会变得“复杂”以后才会消失殆尽。近五十年来，探险家、传教士和医生们对中非、北极地区和波利尼西亚的土著居民进行了调查，得出了与之完全相反的结论。原始社会其实非常复杂，原始语言的时态、变格比俄语和阿拉伯语还要多，原始人不仅是现在的奴隶，即便是在过去和未来，这一情况也不会改变。总而言之，他们是凄凉悲惨的生灵，他们的一生都处在恐惧之中，最终在战栗中死去。
我们对野蛮人的通常想象是一群红色皮肤的人悠闲自在地在大草原上漫步，寻找野牛和战利品。而我所得出的结论却似乎和这种想象大相径庭，可是这更接近于事实。
那么，事情为什么会是这个的样子呢？
我读过许多介绍奇迹的书，但是它们都缺少一个，那就是人类能够生存下来的奇迹。人类是最缺乏爪牙之利、筋骨之强的哺乳动物，他们为什么能够抵御冰雪和灼热，抵御细菌和猛兽，最终又是怎样成为世间万物的主宰者的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想现在就作出解释。但是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人类绝不可能单枪匹马完成这些事情。为了获得成功，人必须把自己的个性融入部落生活中去。
统治原始社会的只有一个信条，那就是生存的欲望。然而这也并非易事。因此，最终所有其他欲望都必须服从于最高的要求——生存下去。
个人的利益是无足轻重的，然而集体利益却至关重大。部落是移动的堡垒，它自成体系，依靠群体的力量为己谋利，只有排斥一切外来的异类，才能保证安全。
但是问题并不比刚才所说的简单，我的话只适合于可以看到的世界，但是在人类发展最初的阶段，看到的世界与不可见的世界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为了彻底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记住，原始人与我们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根本不知道因果法则。
假如我坐在有毒的常青藤上，我会责怪自己的马虎大意，会去请医生看病，并让园丁赶快把那些有毒的东西弄走。懂得因果法则的能力告诉我：有毒的常青藤会引起皮疹，医生会给我药让我止住伤口的奇痒，除去有毒的常青藤可以避免这类痛苦的事情再发生。
然而，真正的野蛮人的反应却不是这样。他不会把皮疹和有毒的常青藤联系起来。在他生活的环境中，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互相交织、无法分离的。死去的首领和邻居们的灵魂仍然是部族中看不见的成员，他们时时刻刻陪伴着活着的人，与他们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同看守大门。活着的人必须要作出选择，是避免与他们接近还是与他们成为朋友，否则他们马上就会遭到惩罚。因为活着的人不知道讨好灵魂的方法，于是便总是害怕鬼神们会把不幸作为报复降临在自己头上。所以，一旦发生了什么异常的事情，他们并不会找到最根本的原因，而是归结于看不见的灵魂的影响。
这样的话，如果他手臂上长了皮疹，他不会说：“该死的毒藤！”而是喃喃自语：“我得罪了哪位神灵，他开始来惩罚我了。”然后，他跑去找巫师，然而他并不是去讨要一剂除去藤毒的良药，而是要一张符咒，以此来消除愤怒的神灵（不是毒藤）降罚于他的符咒。至于使他感到痛苦的毒藤他却不予理睬，依然让它继续生长。如果偶尔有个白人带来一桶煤油，烧掉了这些常青藤，他还会责怪他在捣乱。
所以，在一个社会中，如果认为一切事情都是由看不见的生灵在起决定作用的结果，那么他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恪守那些能够让神灵平息怒火的律法。从野蛮人的观点来看，这些律法确实存在。祖先制定了律法，把它传递下来，这一代最神圣伟大的职责就是保持它已有的、同时也是最完美的状态，并将其传给下一代。
很显然，这在我们看来是非常荒诞无稽的，我们坚信的是进步、发展和持续不断的提高。但是，“进步”一词是近年来才被引用的一种表达方式，而低级社会比较典型的特点是：人们看不出他们现在所存在的社会还有什么改善的必要，他们认为这个状态已经完美无瑕了，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也没见过别的世界。
……
如果上面所说的都是事实的话，那么怎样才能防止律法和已经形成的社会状态有所变更呢？
答案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对于那些拒不把律法看作神的旨意具体体现的人应该及时惩处，直白点来说，就是实行森严的专制制度。
……
在这里，如果我说野蛮人是最不懂得宽容的，我的本意也不是在侮辱他们，所以我要赶快加上一句：在他们借以栖身的环境里，不宽容应该是必然的。如果他们一意容忍别人对他们的律法进行践踏，该部族的安危就要受到威胁，这个罪过可就大了。
但是，值得探讨的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组成的一个部落为什么能保持一种十分复杂的语言规范条例，而在今天，我们拥有成千上万的警察，数以百万的军队，却在推行和实施几项普通法律的时候仍然感到困难重重。
答案依然很简单。
野蛮人比我们聪明得多。他们靠着精明的估算，完成了用武力尚且完成不了的事情。
他发明了“禁忌”（塔布）这一概念。
也许在这里用“发明”这个词有些不妥，这类东西很少是能靠着一时灵感就能产生的。它们是日积月累的实践和经验的产物。无论如何，非洲和波利尼西亚的野蛮人想出了“禁忌”这个概念，这为他们避免了很多麻烦。“禁忌”这个词起源于澳大利亚。我们或多或少都知道它的含义。现在的世界到处都充满禁忌，有很多事情不能做，有很多话不能说。比如说在吃饭的时候谈及刚刚做完的一次手术让人觉得倒胃口，或者说把小勺放在咖啡杯里不拿出来，等等。不过我们的这些禁忌在本质上都没有什么特别举足轻重的意义，这只不过出于一些礼节，它并不会对我们的幸福生活造成干扰。
对于原始人来说，禁忌是非常重要的。它意味着超越于这个世界的人或物体是“神圣”的东西，人们绝不可随便谈论或者触及，否则就会马上死去，或承受永久的磨难和终生的痛苦。禁忌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宗教体系，它有着十分严格的命令，对于那些胆敢违抗神灵意愿的人，将会受到痛苦的惩罚。
……
究竟是教士发明了“禁忌”，还是为了维护禁忌才产生了教士，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由于传统习俗比宗教的历史更为悠久，因此禁忌很可能在巫师和巫婆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巫师一出现，就成了禁忌最忠实的拥护者，并且他十分巧妙地盗用了这个概念，使禁忌成为史前时代的“严禁”象征。
当我们第一次听说巴比伦、埃及的名字时，这些国家还处于发展状态，禁忌在他们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里的禁忌并不像我们后来在新西兰发现的那样，以极为原始的形式出现，这里的禁忌大都已转化为不体面行为的禁则，它们是约束人类行为的严肃准绳，就像我们熟知的基督教《十诫》中有六条都是“你不应该”的禁令。
毋庸置疑，在那些国家的早期历史中，宽容的概念是完全不为人所知的。我们有时候看到的宽容，其实是由于无知导致麻木和冷漠。
但是我们并没有发现国王或是教士能够有一丝诚意（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心甘情愿地允许别人行使“行动和判断的自由”或者“耐心而毫无偏见地容忍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而现在这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理想。
……
所以，这本书对通常意义上的“古代史”并没有什么研究兴趣，即便有，也是以一种反面的形式存在，它并不研究史前的历史，或者按一般所称的“古代历史”。
争取宽容的斗争是直到个体发现以后才开始的。
有关这一现代最伟大的启示，其荣誉应当归于希腊人所有。第二章希腊人
有一个渺小的岩石半岛安静地躺在地中海名不见经传的角落里面，但它却在政治、文学、戏剧、雕塑、化学、物理方面为当今世界的生活在近两个世纪里面奠定了夯实而完整的基础。除此之外还有些什么，那只有上帝才知道。而这些是怎么成为现实的呢？关于这个问题，人们在很多个世纪里苦苦思索，却不得其解，哲学家们一生中都需要或多或少的时间来寻找答案，解决他们心中的这一疑惑。
与化学、物理、天文和医学方面的专家有所不同，历史学家往往是盛气凌人的，对于人们在发现“历史法则”方面所做的努力，他们总是用居心叵测、藐视的态度待之。在蝌蚪、细菌以及流星研究中有用的东西，到了人类研究领域可能就变得一无是处，无用武之地了。
可能是我错了，但我认为这种法则应该是存在的。目前为止，由于我们在探索研究方面下的功夫不够深，使得我们收获甚微，这是不争的事实。一直以来，我们太过于注重事实的积累，而没有进一步把这些素材烹煮，让它们得到升华和提炼，因此，没有能从中收获到那些弥足珍贵却微乎其微的智慧结晶，但恰恰是这些智慧对于我们这种特殊的哺乳动物而言，或许有点真正的价值。
涉足新的研究领域，我内心感到惶恐、战战兢兢，下面，我借用科学家的名言来阐释历史原理：根据现代科学家得出的优秀研究成果，能够形成一个细胞所具备的物理和化学成分达到理想比例的时候，生命便孕育而生了。
用历史学的概念来理解上面的话，那就是：“在尚不健全的世界里，只有所有种族、气候、经济以及政治条件达到或者接近某种理想比例的时候，带着高级气味的文明才能自动的悄然而至。”
对于这个观点，我从反面举几个例子，详细地加以论述。
头脑还处于穴居人水平的种族可能会繁荣昌盛吗？答案是否定的！即使在上帝的家里也不会。如果是在爱斯基摩人的圆顶茅屋里出生，那么，我们还可能看到伦勃朗绘出的锦绣图画吗，还可能听到巴赫所谱出的受难曲吗，还可能领略伯拉克西特列斯塑出的雕像吗？恐怕只是看到一双整天盯着冰上捕海豹洞的直勾勾、傻愣愣的眼睛吧！
达尔文之所以在生物学上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是因为他曾经在兰开夏郡的工厂里干活谋生;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之所以能够发明电话，是因为他不是一个住在罗曼诺夫庄园的一个偏僻村子里的身不由己的奴隶。
埃及气候宜人，有着灿烂绚丽的高级文明，是人类古文明的发祥地，但居住在这样优越环境下的土著居民却没有强壮的体魄和锐意进取的上进之心，连政治和经济条件也相当糟糕。巴比伦、阿西利亚也是这样的情况。至于后来迁徙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闪米特族在政治、经济环境极差的情况下，却还拥有强健魁梧的体魄，加上那里气候也很好，他们都精神抖擞，精力旺盛。
农业落后的巴勒斯坦的气候没什么值得一提的，人民的个人积极性的发挥并没有得到助长和弘扬，因为在这个国家中，除了横穿国土沟通亚洲和非洲的大篷车道以外的其他地区，商业凋零萎缩，就连政治也是完全被耶路撒冷寺院的教士所操控的。
腓尼基拥有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经商条件，人民身材魁梧、体格健壮，但仍然逃脱不了厄运，这个国家经济严重不平衡，商业垄断现象突出，制度森严，全部的财富归小部分船主所拥有。这使得早期泰雅和西顿的政权被大富豪牢牢把持。而被剥夺了勤劳干活权利的穷苦大众在这样的条件下逐渐变得冷漠、苍白，最后，腓尼基不得不踏入迦太基所走的道路，因自私贪婪和鼠目寸光而化为废墟。
总体而言，成功的必要因素在各个早期文明的中心总是有所欠缺的。
完美平衡的奇迹出现在公元5世纪的希腊，可惜，只是昙花一现，稍纵即逝，并且这束曙光只是出现在希腊爱琴海彼岸的殖民地，并没有发生在本土上。
在我的另一本书里面，我详细描述了沟通了亚洲大陆与欧洲大陆的著名岛屿桥梁，埃及、巴比伦和克里特商人在还没有文字记录的年代里就踏着这些“桥梁”来到欧洲。随着他们的步伐，亚洲绚烂的文化精髓和商业文明在欧洲大陆上开花结果，小亚细亚狭长的土地上留下了他们不朽的足迹，这个地方用以沃尼亚来命名。
这段历史发生在特洛伊战争前几百年，当这块九十英里长、数英里宽的疆域被希腊大陆某些部落的铁蹄所征服的时候，诸如著名的有以弗所、福赛、艾丽斯莱和米莱图斯等殖民城市在这块土地上先后冒出来。各种成功的条件以完美的比例环绕在这些城市的周围，在这种光辉的笼罩下，文明以最快的速度滋长，不断挑战着新的高度，触及巅峰状态，为后世的文明发展树立了无法超越的丰碑，以后的文明历程中顶多只出现过与之平等的现象而已。
首先，殖民城市集聚了十多个民族的集体智慧，有最有胆识、最为活跃的人才。其次，新旧世界之间、欧亚大陆之间互通贸易得来的财富都在这里累积。还有，生活在这里的自由之身的人们，得到殖民主义利益政府的眷顾，其个人才能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和拓展。
而对于以商业为主命脉的国家而言，气候并无大碍。在这些国家，船只可以通过建造获得，货物可以卸舱，只有气候恶劣到使港口结冰，城镇被水淹没的地步，居民们大概才会关注天气预报吧，这就是我不提及气候的原因。
对于知识阶层而言，以沃尼亚的天气对他们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在尚未出现书籍和图书馆，知识靠人们口口相传的时候，最早的社会活动中心以及最古老的大学所在地就是城镇的水泵周围。
他们当中有记载的第一个人不仅被认为是现代科学的真正创立者，并且也是一个背景值得怀疑的人物。当然，对于这个人物扑朔迷离的背景并不是说他是因为抢银行或者杀死家人而戴罪潜逃到米莱图斯来的。他的祖先是谁？比奥夏人？腓尼基人？（借用学富五车的人类学专家的行话来说）游牧人抑或闪米特人？无人知晓！
由此，麦安德尔山口的这个区区古城在当时作为显赫的世界中心的地位是毫无疑问的。由于他的人民来自于四面八方（跟当今的纽约一样），所以人们往往只凭表面现象来审视自己的邻居，对于他的家庭却不作过多关注。
我想不必为阐释泰勒斯的思想而过多的占用书本篇幅，毕竟这不是一本数学史和哲学手册。但对于他在新思想上采取的宽容理解态度倒是有必要提及一下的。当罗马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商镇坐落在远方一条鲜为人知的泥泞小河旁的时候，当犹太人还是在阿西利亚人的胯下受辱，卑躬屈膝的当俘虏的时候，当欧洲北部和西部还是鬼哭狼嚎的荒原的时候，这种风气就已经在以沃尼亚盛行了。
要把这种发展做一个透彻的分析，找出原因，就得了解希腊所发生的变化，而这种变化至少应该追溯到希腊首领渡过爱琴海、对特洛伊城堡的财富进行掠夺的那一个时期。当时的那些辉煌耀眼的英雄们只不过是最初级文明的产物，在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劲爆的搏斗和厮杀，上帝把他们制造成四肢过于发达的孩子，在他们的世界里，刺激、角斗、赛跑等如此种种的竞技成为主宰生命的长跑，而现在的我们为了获得面包、香蕉，不得不一头扎进日常琐碎的工作中去，至于那些远去的活动，实在已经是无暇顾及了。
那些血气方刚的侠士们对待他们信仰的上帝犹如对待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严肃问题一样，态度质朴、坦荡、忠诚。公元前10世纪主宰希腊人命运的奥林匹斯山诸神在外貌体形上同地球上的人类一样，都具有实实在在的形象。至于地球人和天神们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以怎样的方式划分开来，大概没有人解释得清楚，这个谜团将一直沉睡。但远在九霄的上帝一直将他的恩泽和深厚情谊洒向地面上渺小卑微的臣民们，就是这个亲切人性的特色，使得希腊的宗教笼罩着独特的光彩。
有一定文化素养，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都知道，那个蓄着长胡子的宙斯是宇宙中强大的统治者，当他粗暴怒吼、天地间电闪雷鸣时，就像世界末日就要到了一样。孩子们还在摇篮里嗷嗷待哺的时候，就被灌输以神灵的故事，当他们长大能够自己解读古老传说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思索这些强大可怕的神灵背后隐藏的缺点和不足。这个时候的神灵在他们眼中只是化装人物而已，他们在温馨的家庭晚会的灯光下戴着面具，彼此制造恶作剧，并乐此不疲，他们在渺小的凡人朋友圈子里谈论时事和政治，有各自支持和力挺的派别，他们唇枪舌剑、争吵不休。这势必使得凡间与天国有了密切的联系，所以凡间每发生一次争论，就必然会引起天国诸神之间的一场轩然大波。
但最好不要触怒至高无上、强大无比的宇宙统治者宙斯，即使他有人类的一些弱点，这是从安全角度发出的忠告。当然，宙斯也有“通情达理”的一面，我们可以通过华盛顿会议中专门进行院外游说活动的说客们来了解这个词的内涵。“通情达理”这也是事实，如果掌握得当，拿捏好分寸，是可以稍稍左右他的，他幽默的个性以及并不把他自己与他的天国看得太过重要，这是可以疏通他的最主要原因。单从这一点并不能很好的评价宙斯，但这却是非常明显而易于接受的。古希腊似乎从没有对凡人作出太过严苛的条例和教规，没有把凡人们区分真理、谬误作严格的规定，正是由于没有现代概念的“信条”、冷严的教规以及仰仗绞刑架而扬扬自得的职业教士们的羁绊，全国的人民都可以用自己的观点和评判标准来修改他们崇尚的宗教思想和对天国的印象。
塞萨利人对奥林匹斯山诸神的崇拜比起阿索庇人要差得多，那是因为塞萨利人住在距离奥林匹斯山很近的地方，与诸神为邻，而阿索庇人却住在很远的拉科尼亚湾小村子里。雅典人之所以对宙斯无礼，是因为他们自认为有宙斯的女儿雅典娜的庇护。与之相比，阿卡迪亚人住在偏僻的山谷里，这里远离繁华的交通要道，他们的宗教信仰更为质朴，对于轻视宗教的态度和行为会使他们感到厌恶和恼怒。宗教是无比严肃的事情，这样一种观念在他们的脑海里根深蒂固。
福西斯人依靠人们对德尔法的朝圣来维持生计，在福西斯居民的观念里，阿波罗（这个在有利可图的圣地接受朝拜的天神）是所有天神中最伟大的一个，他们认为，千里迢迢而来的人们，即使腰包里只有一两个德拉马克都应该拿去孝敬阿波罗。
犹太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标志就是他们只信仰一个上帝。犹太人之所以只信仰一个上帝，在将近一千年的历史中保持了对宗教的绝对垄断地位，是因为聚集于一个城市的犹太人日益强盛，逐渐清除了周边能与之匹敌的其他朝圣地。希腊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曾经为了争夺全希腊公认的首都城市的名誉权而展开长年内战，厮杀混战，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独立思考的精神将在个性强悍的民族面前得到广阔的发展前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与《圣经》风马牛不相及，前者只是普通的读本，从来不在“圣书”的范围内，但有时候却会被称为“希腊人的圣经”。由于在这两本书里可以看到英雄们惊险刺激的冒险，于是这些叱咤风云的英雄常常被人们当作希腊的祖先加以崇拜。天神们似乎总不干正经事，反而喜欢在凡人的斗争以及其他繁杂事务中凑热闹，且各自为营，而悠闲地欣赏着在自己版图上展开的旷古厮杀，基于天神们如此种种，使得这两本书讲述了很多的宗教知识。
希腊人从未深究过荷马的著作是不是直接或间接地在米纳瓦和阿波罗的启示下才写成的。但荷马史诗在人类文学史上所散发出来的光辉将不可磨灭，它已成为漫长的冬夜里陪伴人们的良好读物，孩子们因为它而为自己的民族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
这就是一切，这就是全部。
泰勒斯诞生的这座城市是知识和精神自由的完美结合体，世界各地纷至沓来的船只聚集在这里，空气中到处飘散着刺鼻的气味，同时，这里也是东方绸缎装点的富丽天堂，饱食终日的人们传出的欢声笑语到处飘荡，泰勒斯在这里工作、学习，直至离开凡尘。与其他人的见解相比，泰勒斯所探索出来的结果总是大相径庭，分歧严重，请记住，这是因为他的思想具有相当程度的局限性。泰勒斯在米莱图斯人中的知名度可以跟爱因斯坦在纽约人当中的知名度相提并论。爱因斯坦在纽约人心中的形象是留长发、叼烟斗、拉小提琴，还有他登在星期日报纸上的在火车两头之间走动的一个人的故事，这就是纽约人口中的爱因斯坦。
稍纵即逝的真理正是被这个叼烟斗、拉小提琴的怪人抓住了，六十个世纪以来形成的科学结论被推翻（最少也是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但数百万计纽约人对于这件事似乎并未太过关注，只有当自己青睐的击球手因推翻万有引力而受到阻碍的时候，数学这门学问才会被懒散的他们所想起。
古代历史教科书只有用印有“米莱图斯的泰勒斯，现代科学的奠基人”字样来搪塞，想巧妙地避开这个难题。当时《米莱图斯报》上登出“本地毕业生发现了真正科学的秘密”。这样的大字标题的情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
我无法准确地告诉你关于泰勒斯超越前人、标新立异、开创新局面的历程是在何时、何地以及怎样完成的。但他的生活空间绝对不是知识的真空世界，他的智慧也是实实在在的，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公元前7世纪，许多新的科学领域已经被人们探索研究，学者可以随时参考大量数学、物理学以及天文学方面的资料。
巴比伦的星球观察家在天空自由探路，两块重达百万吨的花岗石经过埃及建筑师的精心计算，可以安然放置于金字塔里面墓室的顶部，通过对太阳运动的研究，尼罗河谷的数学家们能够精确地测算出旱季和雨季的时间，农民因为有了日历而使得劳动作业迈向规律化。
即使是这些找出实际问题答案的人们依然乐意将自然的力量归功于上帝意识的杰作，季节、星球以及海潮牢牢的掌控在上帝他老人家的手里，这种统治跟掌控农业部、邮电部、财政部的总统的各路议会议员如出一辙。
泰勒斯虽然对这种看法持反对态度，但却不愿意在公开场合对其加以讨论，跟当时大多数有着良好教育素养的人们一样。正如，泰勒斯如果看到被日食这种怪异的现象吓得匍匐在地的海滨水果贩子惊恐地叨念着宙斯的名字祈求庇佑的时候，他也断然不会去告诉他关于天体运行知识的真相，纵然是小学生也可以用天体知识测算出公元前585年5月25日米莱图斯城将被暂时的黑暗笼罩，那是因为发生了日食。
正当波斯人和利迪亚人在战场上相互厮杀的这个下午，这次著名的日食爆发了，人们有理由相信，由于光线问题他们停止了相互厮杀。犹如当年阿迦隆山谷战役中发生的先例一样，是不是利迪亚的诸神们的作用，才使得天国的光芒熄灭，大地黑暗的时候，胜券能够被他们所扶持的一方所操纵？至少泰勒斯，他并不认为是这样。
所有的自然现象，在泰勒斯看来都是受制于某种永恒法则的支配，体现了永恒的意志，而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由天神掌控和支配，这就是泰勒斯的境界和造诣（他的丰功伟绩正体现于此）。他认为，那天下午在以弗所大街上即使只发生狗的撕咬，或者仅仅只是哈利奇举行一次婚礼筵席，没有别的更重大的事情，日食照样会如期而至。
泰勒斯认为万物的产生是普通法则支配的结果，并在此基础上作了如下推断（他的推断有一定的正确性）：因为有了水，世间万物得以存在，而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都被水所包裹着，从创世纪开始便与世同在。这是泰勒斯运用科学的探索观察手段得出的具有逻辑性的结论。
然而，我们至今都没能找到有关泰勒斯思想的任何亲笔文稿，这真是无比遗憾的事情。那个时候的他用文字记载自己的思想是极有可能的（希腊人已经从腓尼基人那里学会了字母），而今那些人们希冀中的珍贵文稿在历史的风尘中却了无痕迹。对于他个人的认知，我们只是从与他同时代的那些书籍中搜索到的一些蛛丝马迹，这些认知自然是微薄的。早期的哲学家大多脱不了商人的角色扮演，泰勒斯也不例外，这一角色加强了他与地中海各个地方人物的接触，这是那个年代的一大特点。“智慧的恋人”这一殊荣被冠名于哲学家头上。生活的秘密孕育在万物生灵之中，这是哲学家们历来重视的事实。他们赞同这样的观点：“为智慧而寻求智慧”与“为艺术而艺术”、为食品而填饱肚子的错误是一样的，将有害无益、贻害无穷。
对他们而言，衡量世间万物的最高标准就是好、坏和中性，因为世界上人们的个性各异。于是他们在空闲的时候开始挑战高难度，按照人的真实面目去研究人这种高深的动物，并不是只凭主观臆断、先入为主的思想去考量。正因为如此，他们能够与其他人相处和谐，睦邻友好，自己对周围人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悄悄滋长开来，这比起单纯的说教、乏味的指点以及动辄用森严的清规戒律约束限制人们的活动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他们身体力行，用自身作为榜样，向人们说明灵魂深处的幸福和安宁寄托在对自然力量的真正了解和认知上。哲学家们得以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自由地探索、深究、挖掘，甚至是深入到被认为的只有上帝的力量才能涉及的冒险领域里去，这一切自由随性的行为都是因为他们获得了周围人对其的认同感。泰勒斯就是这个福音受益者的先驱代表，在他的研究领域里，他穷尽一生智慧和汗水，只为了他钟爱的对人们有益的事业。
泰勒斯把希腊人眼中的世界进行了分解，并细致入微地研究了每一个枝节，公然挑战长久以来形成的、被人们深深认可的事情，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在人们的允许下永远静止在那张他安眠的床上。就算当时他有对自己的奇思异想做出解释和申辩的机会和权利，我们也无法对其考证了。
在泰勒斯指引的地方，无数的追随者如潮水般涌来。
三十六岁从小亚细亚来到雅典的阿那克萨哥拉就是其中一位，对天文学有颇多研究的他有着“诡辩家”的名号，曾在希腊的城市里当过私人教师。正是这样一个人物在授课的时候已经推翻了太阳是由天神驾驭的马车这样被公认的说法，他认为太阳是一个比希腊大一千万倍的又红又烫的火球。
这一理论的提出并没有给他招致灾祸，天国的霹雳也并没有降临到这个胆大妄为的人身上，在此基础上，月球表面由山脉和山谷覆盖这样的理论也孕育而生，他的理论向着更高层次迈进了一大步。最后这一理论又上升到世间万物的起源和归宿问题，他认为有一种“种子”作为万物的起源和归宿存在于宇宙诞生之初。
由于阿那克萨哥拉谈论的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事情，至此，他已经将自己推进一个危险的领域，后来许多的科学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太阳、月亮距离地球那么遥远，哲学家们并不关心对他们的称呼，但这个曾经的教书匠居然用一个叫作“种子”的东西来亵渎世间万物的起源和成长，这与天神的故事实在是相差太远了——天神故事里面描述的是，世间男女是由小石子变成的，洪水之后，天神恩泽，使石子变成人形，世界才有了生气和生命。这个故事即使是幼小的希腊幼童都能倒背如流，毫无疑问，对天神故事的否认就是孩子们对长辈智慧的怀疑，对烙在人们心中神圣无比的真实性的挑战，社会的安宁和谐势必会受到巨大的影响，当然，阿那克萨哥拉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雅典父母同盟猛烈攻击的对象。
当时的雅典早已被民主制的气流所笼罩，个性和自由空前发展，城邦的统治者再也无力保护一个有异己学说的地理教师，即使目不识丁的愚蠢农民都可以迫害他。因为君主制或共和制早期的统治力量已经远去了。更为严重的是，这位天文学家的得意门生正是当时深受多数人鄙视的伯里克利，这无疑使法庭的判决有了更为有利的筹码，为人们发动一场反对老独裁统治的政治运动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一个人口最稠密的郊区行政长官奥菲特斯教士，曾经提出了一条法律，这条法律要求，“对于不相信现存宗教和对一切神明持不同见解的人，要立即治罪”。而这条法律被法庭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因此，阿那克萨哥拉锒铛入狱。最后，由于城市中的开明势力的发展，阿那克萨哥拉只缴了一小笔罚款后就出狱了。此后，他在小亚细亚安度晚年，公元前428年结束长长的一生，归至黄土，也算含笑九泉。
事实证明，科学理论的发展是任何官方都不可能压制得住的，在与科学发展的抗衡中，官方的抵制行为实在是徒劳。阿那克萨哥拉被迫离开雅典后，他的思想却在那片土地上生根发芽，世代流传，永放光芒。两个世纪以后，他的理论成为亚里士多德科学假设的基础，再往后一千年，拨开暗淡的乌云，这根接力棒传到了一位伟大的阿拉伯医学家伊本·路西德（通常称阿威罗伊）的手中，他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西班牙南部摩尔大学的学生中大力传播，同时，在理论支撑和现实观察的双重推动下，伊本·路西德写下了很多著作，这些闪光的智慧结晶通过比利牛斯山，被及时送到巴黎和布伦大学，并译成拉丁文、法文和英文多种文字。书中的观点被西欧人和北欧人所认同和接受，如今它们在人们眼中已经像乘法口诀一样成为科学入门书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现在，再说说阿那克萨哥拉，他的受审事件过去一代人时间的时候，希腊科学家终于可以教授与民间迷信有所不同的学说了，这可以说是科学家们受到的无上恩泽。
直至公元前5世纪末年，发生了第二件受害事件。这位来自希腊北部以沃尼亚殖民地阿布戴拉村的流浪教师名叫普罗塔哥拉。普罗塔哥拉生活的地方同时也是提出“只有能够给绝大多数人提供最大幸福和最小痛苦的社会，才是有价值的”这一法则的“微笑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出生地，这一法则的提出给德谟克利特扣上了激进分子的帽子，应该在保安系统的监视之下生活，正因为如此，该地区在当时已是名声在外。
受德谟克利特思想的影响，普罗塔哥拉来到雅典，潜心钻研，几年后他向人们宣布了他的思想成果：世界万物中人才是最终衡量的尺度，天神是否存在，是很令人怀疑的，生命短暂，稍纵即逝，人们不应该把宝贵的时间花在对天神存在的研究上，全部精力应该用来经营美好愉快的生活。
这一观点问世于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胜败关键之际，一击即中，可谓落地有声，比起以往任何形式的文字或谈话，这个观点极大地动摇了人们的信仰。在战火和疾病的折磨中，人们确实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这个节骨眼上，普罗塔哥拉对上帝超凡能力提出质疑，无疑将自己置于无比险恶的境地。最终，他被指控为无神论者，被命令改变理论，屈服于法庭判决。可以保护他的伯里克利已经与世长辞，作为科学家的普罗塔哥拉并没有选择为维护真理和信仰而献身，他逃走了。但他的船在驶往西西里的途中不幸触礁，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可能他已在那次事故中葬身海底了吧。
同样，并不是哲学家的戴阿哥拉斯也并未逃过惨遭雅典人狠毒迫害的厄运，作为青年作家的戴阿哥拉斯对上帝产生怨恨情绪源自于一场官司中的溃败，因为没有得到上帝的垂青，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苦苦思索，以至于他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于是，他到处奔走呼号，诽谤希腊北部人敬仰的“神圣玄机”，亵渎人们的信仰的言行为他招来了死刑判决书。就在临刑前夕，这个可怜虫得到机会逃跑了。来到科林斯的戴阿哥拉斯没能忘记继续诅咒奥林匹斯的天神，最后致使他命休黄泉的原因是肝火过旺。
希腊人对于异己学说的偏见食古不化，无与伦比，法庭对苏格拉底的死刑判决真可谓臭名远播，这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关于这个我们有很详细的记载。
苏格拉底的例子已经成为谈论世界故步自封、雅典人心胸狭窄到后无来者这类话题必推的证据，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了希腊人的顽固不化。
这位对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盛行的思想自由精神作出了直接的贡献的街头演说家其实一生都很平凡，他才华横溢，但没有人喜欢他。这是今天我们经过详细的考察之后所得出的清楚结论。
苏格拉底在老百姓面前扮演着代表上帝的预言家的角色，这是为了取悦于当时相信天神存在的老百姓们。
尽管雅典人不能完全明白他所说的“精灵”（即在内心深处告诉他应该说什么做什么的声音）是什么，但关于他对周围人们所信奉的神灵所持的否定态度还是有所领悟的，并且他对传统习俗也不屑一顾。最后，这位老人被当政者杀死了，而他的神学观点（都是官方为了给大家一个交代而做的欲加之罪）与法庭审判的结果并无任何相关之处。
现在有必要来了解一下苏格拉底这个人物的平生。他的父亲只是一名贫苦的石匠，收入甚微，况且有很多孩子要养活，在这样的家庭里成长的苏格拉底是没有机会接受正规大学教育的。那个时候的哲学家们似乎并没有无私奉献、教书育人的高尚情操，也没有这个时候的诸如义务教育之类的制度，要拜师一名哲学家，至少要付得起两千块钱的学费。并且，那些纯真理的东西对于苏格拉底来说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与其浪费宝贵的时间，花大量的心思去钻研没有用的科学现象，还不如好好的培养自己的信念，即使不懂几何学的知识也不要紧，拯救灵魂比了解彗星、行星这些自然现象更为重要。
苏格拉底白天游荡在大街小巷，与无业游民唇枪舌剑、争执不休，晚上在妻子的唠叨、喋喋不休中做一只温顺的羊羔（他的一大家子都是靠妻子给别人洗衣服来养活，而本应该挑起家庭重担的丈夫却毫不看中谋生手段）。这个有着一副塌鼻梁、衣冠不整的小个子先生，曾经多次在战争和远征中一试身手，他不仅是受人尊重的老兵，而且还当过雅典参议员，在庞大的教师队伍里，他很荣幸的拜倒在自己信仰的光辉旗帜下，抛头颅、洒热血。
在苏格拉底先生为人类的知识和进步进行艰苦卓绝的努力的时候，雅典究竟处于怎样的政治框架下呢？这是我们必须了解的，只有这样整个事情的完整性就显露了。
苏格拉底用毕生（他被执行死刑的时候已经有七十多岁）的经历和时间告诉人们，他们碌碌无为的生活，亵渎了生活的真谛，将岁岁年华毫无价值的浪费在需求渺茫的享乐和争强好胜上，为满足自己膨胀的野心、虚荣心和各种龌龊的欲望而将上帝所赐予的各种恩惠白白浪费掉。因为苏格拉底完全相信人的命运的崇高，他因此可以走得比普罗塔哥拉更远些，敢于打破旧哲学的禁锢，义无反顾地踏入禁区，追求心中真理。当普罗塔哥拉发出“人是衡量世间万物的尺度”的呼声的时候，我们的苏格拉底先生则以更高的姿态表明：“人的无形意识是（或者应该是）世间万物的最后尺度;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要寄希望于上帝。”
关于他在法官面前（确切地说，是苏格拉底的政敌为他精心挑选了五百多名法官，当然，他们当中有些人还有点小学问）的那篇演讲，确实最大限度地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不管他们对这位小个子先生同情与否，这些通俗易懂的道理都直接沁入到人们的心坎里去了吧。
这位哲学家大无畏的发出“世界上谁也无权命令别人信仰什么，或剥夺别人随心所欲思考的权力”的呼喊。他坚信“人只要具有自己的道德和信念，即使没有朋友的赞同，没有金钱、妻室和家庭，也会成功。但是如果不彻底研究问题的来龙去脉，任何人都休想得出正确结论，因此必须拥有讨论所有问题的充分自由，必须完全不受官方的干涉”。
是不是天妒英才呢？苏格拉底的厄运并没有因这段不合时宜的论断而停止。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之后，雅典富人与穷人，主人与仆人这两个阶层的关系真可谓箭悬一线，苏格拉底试图寻求一个方案让双方偃旗息鼓，像这样一个可以看清双方利弊的“温和分子”没有更坚定的支持任何一方，自然也就引起双方的反感。
公元前403年，当王国完全控制在民主派手里的时候，双方再也没有可能势均力敌的时候，终于又一只空闲的手要来提苏格拉底的衣领了，我们的哲学家的生命到头了。
这个消息最先由他的朋友知道，朋友劝他选择明智的路走，离开这座危险的城市。像苏格拉底这样的人物，“口头评论家”的招牌一直陪伴了他大半个世纪，打着“聪明的大忙人”的幌子，热衷于将自以为是雅典社会精英们的得意之作从黑暗中搬运到阳光底下晒太阳，久而久之这成了他无比热爱的事业。他的名字就这样在人们的家里、嘴里来回穿梭，以至于他在上午谈论的趣事，在下午便飞遍全城。他的人生被编成了喜剧，入狱后，他毕生大小琐事在整个希腊人们的掌控之中。
苏格拉底的最终命运给那些主审判官们（比如那个粮贩子，目不识丁却十分通晓上帝旨意，他在起诉中成为最卖力的人）注入了新的沾沾自喜的资本，他们以为他们是在做一件对人们、对社会极其有利的事情，为城市清除了一个知识界中的炸弹，从此以后知识界就太平了，也没有人去鼓动奴隶们偷懒、犯罪和不满了。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险象环生的境地，苏格拉底施展了他无与伦比的口才，他的辩解博得了陪审团中大多数人的同情，释放他的矛头向他这边倾斜过来。这些人提出可以赦免他的条件：剔除辩论、争吵、说教，不再对别人的爱好做无谓的干涉和抨击，不再对别人提出任何的疑问和怀疑。
除非这位老人不再是苏格拉底，他真的办不到，拒绝是必然的。“这绝不可能，”苏格拉底最后的呼声带着十足的潇洒，“我要把真理的道路无所畏惧的指引给人们，我要把我的想法、我的信仰毫无保留地告诉我遇见的每一个人，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这是我内心的声音，我的灵魂要我这么做，我的良心要我这么做，只要我还有微弱的心跳，我都会这么做的，不管迎接我的是怎么样的后果。”
还能怎么办，还能怎样选择？死神不得不将他带走，于是，死刑成了最后的判决。
根据当时雅典的法律规定，只要每年一次去戴洛斯朝拜的圣船还没有返航，就不得执行死刑，因此，苏格拉底被缓刑三十天执行。晦暗的牢狱里，苏格拉底用最后的三十天践行了他不虚度年华的呼声，睿智的光芒照耀着牢狱，老人安之若素，只是在思考怎样将他的逻辑体系构架得更加完美精致。当然，这期间他是有机会逃跑的，但他真的已经累了，这一生，没有妄走，该做的做了，在追求的路上走得太久太长，他需要闭上劳累的双眼，卸下一身疲惫，离开这个世界了。只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没有忘记履行自己的职责，行刑前还劝朋友们要在精神世界里走得更远些，不要太过拘泥于物质的世界，真理在最后关头仍然闪耀着光辉。
一杯毒鸩通过他的喉咙流向身体的每一个脉络，世间的繁华、荣辱、声名、争论至此戛然而止。
苏格拉底死后，公众的愤怒、谩骂洪水般涌向他的门徒们，在惊恐万分中，他们从原先的活动场所低调地退场。
到了一切风平浪静的时候，这些曾经受伤的门徒们又重新回来了，他们讲学、传道，哲学家的思想、智慧被继续传播着，并向着越来越远、越来越宽的范围迅速飘散。
就在此时，这座城市迎来了最困难的时期。雅典人在争夺希腊半岛领导权的战争中溃不成军，以失败收场，胜利的荧光棒被斯巴达人收获囊中。当然在这种体力与智力的对决中，体力取胜的一方是维持不了多长时间的。斯巴达人只在乎雅典人的围墙是否能推得倒，雅典人的舰队只依赖于围墙的高度和强度而已，至于知识、智慧方面的东西（不包括军事战略战术，在今天的足球比赛里，还可以看到那些战术）他们不屑一顾，所以斯巴达人没有在历史上书写过什么有记载价值的名言也就很正常了。相比之下，雅典人更具备天资聪颖的头脑，当世界各地的舰队云集在古老的比雷埃夫斯港跃跃欲试的时候，雅典的海军将领又一次站在了战斗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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