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民政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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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1辑)试读：
学者风采
刘戟锋（1957～），湖南邵东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军事高科技培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少将军衔。
先后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历任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政治部政治理论教研室讲师、副教授、教授，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社会科学系主任、学院院长。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优秀理论人才、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军队战略规划咨询委员会委员、全军心理战装备论证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理论、科技哲学、军队政治工作学等。研究成果丰硕，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出版学术专著11部、译著8部，主编教材、著作16部，获省部级奖36项。代表作有《世纪工程：星球大战与当代世界》《军事技术论》《武器与战争：军事技术的历史演变》《哲人与将军：恩格斯军事技术思想研究》《被扭曲的反应式：化学与战争》《自然科学与军事技术史》《兵器进化之路》《两弹一星工程与大科学》《从物理战到心理战》《虎狼之翼：关于科学技术与军事变革的对话》等。专著《两弹一星工程与大科学》被世界最具权威的科学史杂志ISIS专题推介，并将在俄罗斯出版俄文版。
研究成果先后获全军军事教育优秀成果特等奖1项，全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全军军事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军队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2项，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三等奖2项，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3项，主编的《自然辩证法概论》和专著《自然科学与军事技术史》被评为教育部2004-2005年度研究生教学用书，指导的硕士研究生中获军队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者1人，湖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者2人。·特稿·
>国外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军政关系的作用及启示李秋发【摘要】冷战后，随着国际安全发生历史性、结构性变化，国家安全面临着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局面。国家安全空间不断拓展，国家安全的综合化、多样化、多变性、复杂性不断增强，各国急需调整完善国家安全体制，以有效应对各种安全威胁。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协调军政关系的重要平台，也是考察军政关系发展变化的重要窗口。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完善国家安全体制，确保所谓文官治军原则的有效落实和军政关系的协调发展；通过制定国家安全战略和政策法规，指导和规约军队建设与发展；通过发挥统筹协调作用，不断提高军政关系运行效率。【关键词】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委员会 军政关系 国家安全体制【作者简介】李秋发（1964～ ），男，江西景德镇人。南京政治学院学刊编辑部副主任，《军队政工理论研究》副主编，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战略。
综观当今世界多数国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可以看出，它是统筹协调国家安全事务的主导性机构，是国家安全体制的中枢神经系统。军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支柱性力量。国家安全的功能性需求是决定军政关系发展变化的重要变量之一。国家安全的结构性变化必然引起军队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共同的职能领域决定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必然成为军队与国家其他行政部门进行协调的重要场所。国家安全委员会不仅是管理和协调军政关系的重要平台，而且是反映一个国家军政关系运行变化的标志性窗口之一。冷战后，随着国际安全形势变化和各国国家安全日趋多变、多样和复杂化，当今世界不少国家建立了跨部门、跨领域、统筹协调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不仅有利于统筹协调安全领域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有效发挥职能部门的作用，提高维护国家安全的整体效能，而且对促进军政关系协调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一 国家安全委员会：性质、构成、职责
安全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自1929年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首次提出“国家安全战略”这一概念以来，国家安全战略就成为国家大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全问题一直在各国议事日程上居于重要战略地位，世界上很多国家为此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或国家安全会议等类似机构。194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安全法》，根据该法案，美国正式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现代国家安全机构。苏联也设立了最高国防委员会。1992年，俄罗斯设立了联邦安全会议。法国设有最高国防委员会，英国设有国防与海外政策委员会，德国设有联邦安全委员会，日本有内阁安全保障会议（近期也在改组为国家安全会议），印度、巴西等国也设立了类似的机构。除了一些大国之外，一些中小国家也建立了类似机构，如亚洲的韩国、巴基斯坦、菲律宾、蒙古、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格鲁吉亚等，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欧洲的波兰、荷兰、乌克兰、白俄罗斯、捷克，非洲的南非、埃及，中东的以色列、阿尔及利亚等，拉美的巴西、墨西哥、智利、乌拉圭、厄瓜多尔等。综观当今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它们在性质、构成、职责和作用上既存在着诸多共性，又存在一定的差异。（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性质
不同历史时期，基于国家安全需求和国家政治与行政体制的不同，各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性质上各不相同。就当今世界各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责和发挥的作用而言，主要有三种类型，即咨询机构、协调机构、决策机构。这三种类型并不是绝对的，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兼具其中一种或多种职能。
一是咨询性机构。俄罗斯、印度、日本、韩国、智利等国的安全委员会（或称安全会议）不是拥有决策权的行政机构，也不具有协调安全领域相关职能部门作用的权力，仅是总统或内阁的咨询顾问机构，主要负责就国家安全问题拟制政策、方针和建议，供最高决策机构的领导人如总统或总理决策时选择或参考。2004年11月，鉴于原国家安全委员会导致军人专政的现实，智利在民主转型过程中，通过改革，把国家安全委员会从决策机构改为纯粹的总统顾问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汇聚各方面的情报和政策建议，向总统或总理提供决策咨询，其职能以咨询为主。可以说，这类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国家安全领域的最高智囊机构。不过，近年来，基于国家安全的复杂化、多样化，以及其跨部门、跨领域特征日益增强，这类咨询性质的安全委员会正在向协调或决策机构方向转化。
二是协调性机构。美国《国家安全法》规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帮助总统协调美国的军事政策和外交政策”，其职能以协调为主。但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总统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重视和运用程度不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现出不同的性质，有时兼有咨询、协调，甚至决策等多种功能。其建立初期，主要为安全职能部门提供协商平台，为总统提供有关安全事务的决策咨询服务，国家安全委员会沦为“大家争吵不休、各方权力激烈博弈的场所”，国家安全[1]事务助理“不过是文职执行秘书”。但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尼克松总统执政时期，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大力推动下，国家安全委员会权力膨胀，其性质向决策机构转变。作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不仅成为美国安全政策的主要决策者之一，而且可以指挥政府其他相关部门，其拥有的权力超过其他内阁成员。此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职变得炙手可热。1981年上台的里根政府则改变了这种状况，使国家安全委员会重新回归协调机构定位，主要负责拟定安全政策、协调安全相关部门关系、监督安全政策执行情况，其权力主要依赖向总统提出有关安全事务的政策建议来实现。带有这种协调性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有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三是决策性机构。这种类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中比较常见。如伊朗、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泰国等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都是国防与安全领域的最高决策机构，成员通常包括总统（或国王、王储）、总理、职能部门的部长、军方领导人等，实行委员会集体负责制度，行使国防与安全事务的最高决策权和执行权。
从总体上看，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国家政治体制结构和安全需求不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性质各不相同。冷战时期，只有少数大国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以统筹协调与军事安全相关的各职能部门的作用，其中，对外协调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其重心在于协调外交与军事行动之间的关系，为最高行政首长进行有关安全事务决策提供咨询。冷战后，随着国家安全形势综合化、复杂化趋势的加强，国家安全委员会不仅在构成上日益多样化，而且日益向兼具咨询、协调和决策职能的综合性机构发展。（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构成
由于性质不同，不同国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构成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不同阶段，国家安全面临的任务不同，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构成上也不断发生变化。综观世界各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构成上有以下特点。
军方等强力部门的负责人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冷战时期，基于大国军事对峙和竞争成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占据主导地位，军方等强力机构的领导人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有的国家安全委员就叫国防委员会、最高国防委员会或防务委员会（防务会议）。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由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中央情报局局长等组成。法国、英国等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构成也基本如此，有的把内政部部长也纳入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之中。罗马尼亚的最高国防委员会由10名成员组成，即总统、总理、工业和贸易部部长、国防部部长、外交部部长、内政部部长、总统府政治分析部部长、国家情报局局长、对外情报局局长和总参谋长。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除了总统之外，基本上全是军方领导人，如拉美的智利、萨尔瓦多等，以及亚洲的泰国、菲律宾等。这一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实际上是国家行政领导人与军方领导人协商国家安全事务的重要场所。
冷战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构成出现了日趋扩展的态势。随着国家安全综合化、多样化、复杂化趋势的不断增强，国家安全涉及的领域和部门不断增多，国家安全委员会也不断扩大。2009年2月13日，刚上台不久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就颁布《第一号总统政策指令》，鉴于其前任小布什总统没有很好地发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作用，过分倚重国防部部长和自己的政治顾问，导致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扩大化，奥巴马总统决定把司法部部长、能源部部长、国土安全部部长、国际开发署主任及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等人纳入国家安全委员会之中，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扩编。不仅美国如此，其他国家也出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不断扩大的发展趋势。俄罗斯就把国家紧急情况部等涉及非传统安全的部门领导人纳入国家安全委员会之中。这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普遍做法。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构成日益按照专业领域分工进行组合。国家安全涉及领域和部门的日益扩大，导致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的日趋多样化，从而引起国家安全委员会自身的分散化与扩大化，导致其运行困难和效率降低。对此，一些国家开始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改革，按照国家安全所涉及的领域或问题进行组合，设立专业委员会，同时设立秘书处等机构。在设立专业委员会的同时加强统筹协调，既强调专业分工又能够集中统筹协调，以达成最优化的安全政策，提高安全系统效能。美国就有学者提出，美国应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设立专业委员会，同时设立一名国家安全总监，负责那些超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职权范围的、国家安全系统的高级别特定任务。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一度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设立部长级委员会、副部长级委员会和政策协调委员会，其中政策协调委员会包括6个地区性委员会和11个职能性委员会。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则有宪法安全、国际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等十几个跨部门委员会。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以分级会议和小组决策会议的方式运行。日常性的分级会议与针对具体事件的小组决策会议是安全委员会运行的主要形式。以美国为例，日常情况下国家安全委员会采取分级会议的形式就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进行协商，形成决策。具体分为由总统亲自主持的最高国家安全会议，由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主持的部长级安全会议，由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主持的副部长级安全会议三个层级的会议。一旦危机发生，则根据危机的形式和事态发展，成立规模比较小的“危机决策特别小组”，选定相关部门官员作为小组成员，在总统的直接主持下指挥危机管理行动。“危机决策小组”具有规模小、层次高、反应快、保密性强等特点，如奥巴马总统研究抓捕本·拉登一事时，只召集了几个相关人员与会，研究对策，从而快速高效地做出决策，并确保了保密性。在俄罗斯，总统每月主持一次联邦安全会议，讨论当前国家面临的最重要的安全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俄联邦安全会议机关、跨部门委员会和科学委员会则定期召开分级会议。具体到某项危机事态，安全会议还会成立一些临时跨部门委员会，如1998年成立的“车臣共和国发展与北高加索地区局势正常化问题临时部门委员会”，在协调车臣冲突、化解北高加索地区危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就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组织结构看，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构建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加秘书班子组成，规模小，一般十几人至几十人；另一种是由安全委员会委员、秘书班子再加上所属工作机构组成，规模大至几百人到成千上万人，是科层制的组织机构。美国和俄罗斯的安全委员会则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官僚科层组织。（三）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责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责和作用是多方面的。作为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提供有关国家安全事务决策咨询的工具，国家安全委员会作用的发挥取决于国家最高领导人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重视和运用程度。综观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其共同的主要职责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向最高行政首长提供有关国家安全和防务问题的信息和政策建议。作为国家安全各部门互动的场所，国家安全委员会汇聚了各部门提供的所有重要信息，成为各部门政策主张和建议的汇集地，通过信息汇总和相关部门的政策协商，可以为最高行政长官就国家安全事务做出判断提供最准确、最全面的情报信息，为做出有关决策提供最科学有效的参考选项。
协调相关职能部门的意见，达成政策共识，明确任务分工。由于国家安全涉及的领域和部门日益扩大，任何一个部门都很难就安全问题做出符合国家整体利益和使这种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因此，政策协调就成为提高政策效率的最有效途径。任何政策，如果要有效的话，不仅在制定时需要协调，而且在执行时也需要协调。如果参与一方未能涉及，或者各方共识不充分，政策就无法执行。在国家安全领域，协商显得特别重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召集国家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就国家安全政策和重大安全问题进行协商，以便最终达成最优化的政策，同时增强各部门的共识，明确各部门的职责任务，更好地围绕共同的安全政策和目标，有效履行本部门职责或有效进行跨部门合作与协调支持。这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最原始、最重要、最本质的职能。
整合情报资源，确保行政首长获得最准确、最全面的情报与信息。当今世界各国都设有多个情报机构，且分属不同领域或部门，如国家情报系统、军方情报系统、警方情报系统，还有各个部门自己的情报信息机构等。情报来源多样必然导致情报信息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未经充分评估和整合的情报对决策者来说几乎没有价值。因此，必须有一个机构对各种情报进行整合和分析评估，确保能够为行政首脑决策提供最准确、最全面的情报产品。在多数国家，这一职责是由国家安全委员会承担的。
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或政策法规，就重大安全问题提供政策建议。一般而言，一个国家在一定阶段都有自己的总体安全战略，主要阐明国家安全总体目标、面临的安全形势和主要任务、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原则和要求、采取的主要战略举措及维护安全的力量和手段保障等，如美国政府四年一度的《安全战略报告》，俄罗斯制定的不同阶段的《俄罗斯联邦安全战略构想》等，都是通过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指导相关部门工作。同时，国家安全委员会还针对国家安全面临的重大问题制定专门的政策报告。制定国家安全战略和重大安全问题政策的任务主要由国家安全委员会承担。
监督安全政策和法规的执行与落实。国家安全委员会不仅通过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就国家安全战略或政策达成共识，而且负有监督国家安全政策或法规执行或落实的职责。凭借行政首脑赋予的权力或者行政领导人的大力支持，国家安全委员会得以指挥或者监督其他相关职能部门执行安全政策与法规。
此外，基于各国政治和行政体制不同，不同国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承担了不同的职责，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总统制或半总统制的国家，如美国、法国等，国家安全委员会负有就行政部门制定的安全政策与立法部门（国会）进行沟通协调的职能，以获取立法机关提供的法律、预算等方面的支持。另外，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承担处理一些超出一般外交和正式外交关系的涉外事务的任务。如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寻求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但当时中美两国并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尼克松总统派遣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从而逐渐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还多次策划和参与一些国家的内部事务安排。二 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国家安全形势发展变化的产物
自近代主权国家产生以来，国家安全体制在国家政治体制中一直居于重要地位，并随着国家安全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19世纪中后期，随着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发展和工业化的大规模推进，帝国主义列强对世界进行再瓜分并为此发动了世界战争，总体战成为主要的战争样式。总体战的战争威胁构成了各国安全的最大威胁。为此，世界主要大国开始制定涉及国家各个部门和领域的大战略，并建立了相应的现代国家安全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是适应这一安全形势发展需要的产物。美国是世界上最早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机构的国家。伴随着冷战体制的终结，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冷战后的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家安全形势出现了一系列新特点，世界上多数国家纷纷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重要机构。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适应后冷战时代国家安全形势发展变化的重要举措。（一）适应国家安全空间不断扩展的需要
随着国际体系发生结构性变化，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后冷战时代国家安全在空间上不断扩展，导致国家安全涉及的领域和部门不断增多，急需一个权威性最高机构统筹协调国家安全事务。
综观人类安全空间演进的历史进程不难看出，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发展阶段，国家安全有着不同的内涵、特点和形式。人类的发展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战争或军事一开始是臣服于自然的。在农耕文明时代，陆权竞争是国家安全的重心，通过战争开拓疆土或者守卫国家的地理边界是国家安全的主要任务。在经历了漫长的农耕文明之后，到了近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海上动力源的革命性变化，人类开始步入海洋时代，海权对世界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马汉的海权论宣告了大国海洋安全新时代的到来，争夺制海权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使命。进入20世纪，飞机的发明进一步把国家安全空间拓展到天空。意大利军事学家朱里奥·杜黑倡导的制空权论宣告了人类空间边界安全时代的到来。1957年10月，苏联把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了太空，宣布了人类太空安全时代的到来。至此，国家安全的自然空间已从陆地、海洋、天空拓展到太空。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安全空间开始进入技术空间时代。互联网在全球扩张，成为影响国家安全以及经济、政治发展和文化传播的无形力量。国家安全空间从陆、海、空、太空自然空间向网络空间拓展。网络空间的技术性、虚拟性、广延性等特征决定了国家安全博弈的极端复杂性。传统安全中的军事较量进入了第四维战场，即电磁空间。谁控制了信息网络，谁就控制了国家安全的战略制高点。网络空间不是自然空间而是技术空间，不是现实空间而是虚拟空间，不是封闭固定的空间而是开放的无限延展的空间。电磁和网络安全的凸显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安全的跨部门、跨领域性和复杂性。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各国各领域的交流交往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发展，不仅交往方式和手段便捷多样，而且交往时空大为减缩，导致作为国家心理与精神活动的认知空间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认知空间具有边界模糊性和无限性、信息威胁扩散[2]性、战略对抗持久性等一系列新特征。认知空间安全的凸显进一步增强了国家安全的综合性、跨部门性和复杂性。
至此，国家安全空间不仅在自然空间上从陆地向海洋、天空、太空延伸，而且向网络技术空间日益拓展，并与社会信息化的持续推进相结合，向认知空间无限拓展，导致国家安全空间跨部门、跨领域特征不断加强。国家安全发展至今，已经从传统的单纯军事竞争转向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综合国力竞争。国家安全涉及的领域和部门不断增多，几乎涉及国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国家安全跨领域的交互性、交融性、交叉性增强。没有一个统筹协调的国家安全统领机构，各个部门只从本位进行思考、决策和行动，难免会导致群龙无首、顾此失彼甚至相互拆台的局面，不仅无法从国家安全整体角度和最高层次制定科学有效的国家安全战略，而且严重制约着各个职能部门维护各个领域安全效率的提高，更不可能充分有效地运用综合国力，提高维护国家安全的整体效能。（二）适应国家安全综合化、多样化、复杂化的需要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国家利益在空间和内涵上不断拓展，导致维护国家利益安全的任务不断多样化与复杂化。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与科技革命的推进，国际体系正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导致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结构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
从国际安全结构看，伴随着国际体系的深刻变革，国际安全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冷战结束后，两极国际格局不复存在，国际格局正在向多极化发展，国际体系结构正在从传统的少数大国主导的“丛林结构”向多元多体多层次的复合化结构转变。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的大国关系的深刻变化及区域化、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使得大国关系的结构出现了新的特征，传统的要么结盟要么对抗的大国关系运行模式难以持续，大国间共同利益与结构性矛盾并存，大国关系呈现出总体稳定、局部竞争与协调、合作与冲突并存的态势。世界大战或总体战发生的可能性减小，局部战争成为主要的战争威胁。与此同时，民族矛盾、领土争端、宗教冲突、各种社会矛盾等引发的局部冲突与内乱成为当今国际安全的主要威胁。经济全球化发展导致跨国关系网络不断拓展，各种跨国性安全问题不断增多。各种政府间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不断发展，国际行为主体日趋多样化，带来了国际体系权力的流散，同时带来了国家安全关系的复杂化，国家间共同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导致全球共同安全问题不断凸显。尽管由于各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处地位和环境不同，各国的安全环境存在巨大差异，但国际安全变化的总体态势深刻制约着各国的安全战略选择。国际安全的深刻变化导致国家安全日益复杂化与多样化。
从国家安全角度看，当今的国家安全已经从传统的军事安全转向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并存且相互交织的状态，国家安全的综合性、复杂性、多样性、多变性不断增强。从国家安全内涵看，不仅传统的政治军事安全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历史性变化，而且随着各国融入经济全球化深度和广度的扩大，国内社会结构的日趋多样化与复杂化，经济、文化、社会、科技、信息、生态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国家安全要素的多样化、综合化趋势不断增强。同时，国家安全的多变性与复杂性日益增强。这种复杂性与多变性主要表现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并在特定条件下迅速转化上。如一国的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问题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迅速转变为政治和军事安全问题。近年来，在一些阿拉伯国家出现的政局动荡和军事冲突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由于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一些阿拉伯国家经济出现困难，一些国家由于经济结构单一，有的甚至单纯依赖石油出口，在国际油价大幅度下跌和国际粮食危机频发的背景下，原有的社会福利体系难以为继，失业、贫困、饥饿等现象频发，引发社会动荡。在网络和各种新媒体推波助澜之下，进而引发政治动荡，并在外部势力干涉之下，最终走向大规模军事冲突，非传统安全问题演变为传统安全问题。从阿拉伯之春事件不难看出，当今时代的国家安全不仅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多个领域，而且内外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瞬息万变，反复无常。同时，传统安全在特定条件下也有可能转变为非传统安全。如核扩散问题在冷战时期就是一个传统安全问题，冷战后，由于非国家行为体可能掌握核武器，并因此对国家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必须从国家生存和发展总体战略上统筹规划国家安全战略，把国家安全纳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军事等多个领域建设之中，统筹规划，制定综合性的国家安全战略和政策，并加以综合实施。这就急需要一个从总体战略层次上规划国家安全的职能机构，这一机构非国家安全委员会莫属。（三）完善国家安全体制的需要
冷战时期，基于应对军事安全威胁的需要，国家安全主要是应对外部军事入侵。一个国家政府机构中涉及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的部门主要包括外交、国防、情报等部门，但很多时候，单一部门提出的方案往往局限于部门利益和本位意识，无法更好、更全面地预防、应对危机，必须从更高层面上进行统筹应对。这就是大多数国家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初衷。冷战后，不仅国家外部安全威胁多样化、复杂化，而且内部安全威胁与外部安全威胁相互交织，联动性不断加强，这就需要一个综合性安全机构，统筹对外与对内安全事务。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非传统安全进一步凸显，且与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国家安全综合化、多样化态势不断加强。在非传统安全领域，金融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食品安全、粮食安全等也越来越多地被各国广泛关注。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背后牵涉着更为复杂的部门协调问题，急需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样的机构加以统筹协调。基于不同安全的特性，需要运用不同的手段和策略加以应对，而这些安全问题又与其他领域的问题存在错综复杂的交融互动关系。这就更需要相关部门的统筹协调，以便运用最佳选择方案，综合运用各种手段，以最低代价获取最大的安全效益。即使是在传统安全领域也需要统筹协调。当今的军事行动或战争与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想取得军事行动的成功没有相关部门的支持和协助是不可能的。例如，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为了实现战争目标，除了采取军事行动之外，还采取了经济援助、文化中心战等多种辅助策略。
此外，有些国家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还与该国决策民主化建设进程相关。如印度和拉美部分国家在未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前，有关国家安全的重大决策，往往出自政治强权人物的独断专行，表现出较多的个人意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制约了个人意志和行为的过度影响，使这些国家的安全决策比过去更加规范、更加民主、更加科学。三 发挥国家安全委员会作用，促进军政关系良性发展
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国家安全体制的中枢，是议决国家安全战略与政策的最高机构，军队则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中流砥柱。基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性质、职责和作用，西方学界历来把国家安全委员作为考察一个国家军政关系发展变化的重要窗口。美国有学者认为：“军政关系这个子学科的发展，既要求相对地关注制度，又要求注意与有效履行职能和使命有关的因素。在民主军政关系的研究和应用工作中，已经逐步把军政关系视为一个由民主控制、运行机制的有效性和提高运用资源执行使命任务的效率三位一体的系统。而国家安全委员会则可以成为民主军政关系的核心要素，因为它既能够加强文官控制，又能[3]提升军队有效履行职责和使命的能力。”基于国家安全委员会性质和作用的不同，不同国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军政关系的作用是不同的。（一）以完善国家安全体制确保文官治军原则的贯彻执行
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任何社会的军事制度均是由两种力量塑造的：源于社会安全的功能性需求以及因社会内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力量、意识形态与制度而来的社会性需求。军事制度若只反映社会的价值观，则可能无法有效地履行其军事职能。另一方面，如果军事制度纯粹由功能性需求所塑造，则可能无法被容纳于社会之内。这两种力[4]量的互动是文武关系的核心。”作为统筹协调国家安全事务的最高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则是国家安全的功能性需求和政治的社会性需求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必然对军政关系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在西方发达国家，军政关系的首要宗旨就是确保文官治军这一所谓民主控制原则的贯彻执行。从政治制度角度看，文官治军这一原则是通过一整套完善的政治制度设计来实现的。这些制度范围很广，包括为国防部、各监督委员会和指挥警察部队的行政机构所制定的组织法、立法部门的预算程序控制、文官对军队和情报部门人员晋升的控制，等等。其中，国家安全委员会是这些制度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国家行政首脑处理安全事务的最高决策咨询机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地位和作用十分特殊。在管理体制上，它隶属白宫办公室，是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智囊，但不是法定的行政部门，无须接受国会的听证或其他形式的检查监督。在职能上，它的主要任务是向总统提供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内政、外交和军事政策的综合建议。在成员构成上，它囊括了政府中的重要成员，包括国防部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中央情报局局长等，具有协调各职能部门的功能，这种设置从制度上保证了它在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政策和管理过程中的中心位置和主导地位。而国防部则是总统领导与指挥美国武装力量的法定最高军事行政机关，负责防务政策、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全国国防事务管理，并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军队实施作战指挥。可以看出，在美国总统的直接领导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国家安全决策咨询机构，国防部是专司国防安全的行政执行机构，但二者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都围绕总统这个最高行政首脑服务于国家安全事务。借助行政首脑和军队总司令这一最高行政机构的权力支持，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统合军队与国家其他安全部门的最高机构，从而保证总统及其任命的国防部部长（文官）对军队的有效控制。当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军队对国家安全政策的协调与制定也能够发挥特定的作用，但最终必须服从服务于总统这一最高文官领导者。
不过，在一些民主制度尚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性质和构成上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国家安全委员会并不能保证文官治军原则的落实，相反，甚至可能助长军人政变或军人政权的产生。特别是在冷战时期，基于军事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构成上往往以军方领导人为主。在向政治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由于政治力量的分散化与多元化及社会矛盾的激化，政党的不稳定性导致执政力量的脆弱性。一旦国家出现大的社会动荡或政治纷争，政府陷入困境或难以运行之时，军方往往利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独特地位，打着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旗号，发动政变，以改组政府，甚至直接建立军人政府。如拉美的智利，在皮诺切特军人执政期间（1973～1989），政府建立了大量由军人控制的组织，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高级委员会和国防高级委员会，萨尔瓦多等国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基于此，在20世纪90年代向民主政体转型中，智利政府把国家安全委员会改组为一个纯粹的咨询机构，并平衡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文官与军人的数量，保留了总统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的权力。2006年9月19日，泰国发生军事政变，其幕后推手正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由于对军人政变和军人政权的担心，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向民主政体转型过程中，不少发展中国家都十分注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构成，把它从军方主导的机构转变为文官主导的机构，以确保最高行政首脑对国家安全委员会实施绝对控制。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军队必须绝对服从政治的需要。尽管由于各国政治体制和军事制度存在巨大差异，军队服从政治的制度设计和运行方式各不相同，但保证军队为国家政治服务，服从国家最高领导人，是军政关系的基本准则。为此，要有效发挥国家安全委员会促进最高领导人对军队的控制作用，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性质、构成和运行机制上必须注意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把国家安全委员会定位为咨询决策机构，而不是执行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服务于国家最高行政领导人或执政党最高领导人的工具，主要职责是为最高领导人提供有关国家安全的咨询和决策服务，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政策与法规，是一个统筹协调机构和咨询机构，不是具体执行机构，尽管其负有代表最高领导人监督安全政策法规落实情况的职责，但其自身并不具有执行安全政策的能力和手段。
二是保持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成员构成上的相对平衡，避免任何一方力量占据主导地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职能之一是协调国家安全相关部门，就安全政策法规或者重大问题进行协商，以达成共识。因此，必须确立综合安全思想，兼顾各方意见。如果某一方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就必然导致部门利益或局部利益占据主导地位，导致决策偏颇，并导致国家安全委员会功能的丧失。
三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构成必须与国家其他政治制度体系相适应，避免其凌驾于国家行政体制之上。国家安全委员会是议决国家安全问题的最高机构，直接服务于国家最高领导人，围绕国家最高领导人这一核心运行。国家安全委员会必须在最高领导人的授权之下运行，拥有召集相关部门协商的权力，但不能越过国家最高领导人发号施令。军队尽管在维护国家安全中负有特殊地位和作用，但必须服从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的整体需要。（二）通过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指导和规制军队建设发展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在国家最高领导人授意下，从国家总体战略出发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政策法规，并就重大安全问题进行议决。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制定国家安全战略和政策，赋予军队使命任务，指导军队建设发展。
一个国家的大战略或总体战略包括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两大部分。一般而言，国家安全战略是指“在平时或战时，组织和运用国家武装力量的同时，组织和运用国家的政治、外交、经济等综合国力以[5]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艺术和科学”。国家安全战略是国家针对一定的安全环境确定安全目标及为实现安全目标而采取的途径和手段的全局性、持久性的计划和方案，是国家最高层次的战略之一，是有关国家安全问题的宏观指导。在欧美国家，一些学者把国家安全战略称为大战略。“大战略是协调地发展和运用国力手段以达成国家安全目标[6]的艺术和科学。”美国学者科林斯在《大战略》一书中指出，大战略是“在各种情况下运用国家力量的一门艺术和科学，以便通过威胁、武力、间接压力、外交、诡计以及其他可以想到的手段，对敌方实施所需要的各种程度和各种样式的控制，以实现国家安全的利益和[7]目标”。他还强调：“军事战略是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为基础的。它力求通过武力来取得胜利。大战略如果运用成功的话，将减少使用暴力的必要性。同样重要的是，大战略所寻求的远不是战争的胜利，而是持久的和平。军事战略主要是将军们的事，而大战略则主要是政治家们的事。大战略支配着军事战略，而军事战略只是大战略的[8]一个组成部分。”由此可以看出，军事战略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国家安全战略指导和规约。军事战略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居于重要地位，但并不代表国家安全战略的全部。
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指导性文件或者颁发有关国家安全的政策法规，指导和规约着军队建设与发展。历届美国政府往往先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然后出台军事战略报告或防务评估报告。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不仅分析国家安全形势及其主要目标和任务，而且从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阐明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手段和策略，明确国家安全战略重心和主要任务。军事战略和军事手段仅仅是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军事体系作为一种社会子系统，以法律、政治、经济和科学等其他[9]子系统的功能为前提”。政府往往根据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确定的目标和任务确定军队的职能和任务，并根据任务需求，分配军事资源，提出军队一系列具体建设目标和要求，在此基础上形成完整的军事战略报告。由此不难看出，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军队建设的指导和规约作用。尽管军队建设有着自身的规律性和特点，但军事战略必须随着国家安全战略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并随着国家安全主要任务的变化不断调整军事力量建设和军力部署。超越国家安全战略的军事战略和军事力量建设必然影响甚至阻滞国家总体战略和安全战略的实行。美国历史上一度出现军事战略与安全战略之争，如朝鲜战争期间麦克阿瑟与杜鲁门总统之间的冲突就反映了这一点。朝鲜战争期间，在美苏两大阵营对峙日益紧张的态势下，杜鲁门政府把美国全球战略重点定位在欧洲，加强与苏联在欧洲的争夺，推行先欧后亚战略，不愿看到朝鲜战争扩大化而阻碍其欧洲战略的实行。但麦克阿瑟仅仅从朝鲜战争战局考虑，一味要求扩大朝鲜战争，结果被杜鲁门总统多次警告后撤职。由此不难看出，国家安全战略对军事战略和军队的规制作用。
作为国家安全领域最高咨询决策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有从最高层次上规划国家安全战略的责任，承担着对国家各种安全力量和安全能力建设进行顶层设计和整合的重任。因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有利于从国家大战略层次规划军队与国家其他领域的协调发展，促进国民经济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统筹富国与强军建设，促进军民融合式发展。（三）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提升军政关系运行效率
综观西方军政关系研究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西方发达国家军政关系的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以拉斯韦尔的《卫戍国家》和亨廷顿的《军人与国家：军政关系的理论与政治》、简诺威茨的《职业军人：一幅社会政治画像》等为代表，主要涉及文官治军原则的坚守、国家军事化的危险、政府与军队的关系、文职领导人与军事领导人的关系、职业军人专业主义培育等问题。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西方军政关系研究进入了第二阶段，即拓展阶段，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军事经济、军事技术、军事文化与组织、军事工业复合体、军事服务外包、征兵、军队与媒体、西方军政关系模式输出等问题。冷战结束后，伴随着西方军队职能使命和任务的变化，西方军政关系研究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所谓军政[10]融合或军政一体化阶段。军政关系研究涉及的问题除了前两个阶段提出的一些问题之外，侧重转向了军事行动中军政融合和军政协调与一体化问题，以便进一步提高军事行动的效率，达成军事行动或战争目标。
冷战后，随着国际体系深刻变革和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的综合化、复杂化、多变与多样化特征的增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并存且相互交织。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日益多样化与综合化，国家安全的跨部门、跨领域、跨文化特性不断增强。国家安全委员会不仅要善于把握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发展变化的总体趋势和特点，而且要针对本国安全面临的重点问题和重点领域进行针对性规划，制定政策与策略，不仅要注重充分发挥各职能部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独特作用，而且更要注重整合各个部门和领域的职能作用，形成整体优势和合力，不断提升运用各种战略资源和战略手段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完成各种维护安全任务的效率。必须针对各种安全特性，采取必要的安全手段和策略。如维护经济安全中的产业安全或金融安全，必须运用经济手段和经济实力，军事手段只能发挥间接的支撑作用，并不能产生直接作用。如何充分发挥职能部门的独特作用，又能针对特定安全问题使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形成合力，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重要职能。
就军队在国家安全中承担的任务而言，由于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军队不仅承担着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传统安全任务，而且开始全方位参与一系列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非战争军事行动。由于新军事变革的推进，战争样式正在从传统的机械化大规模总体战向信息化局部战争转变，信息化战争所涉及的领域及与社会各领域之间的密切联系，是以往机械化战争不可比拟的，急需国家各个部门和各个领域的密切配合与协调。新军事变革以及信息化战争的发展导致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军队与社会其他领域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上，用美国一些学者的话来说，军队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警察化”趋势。国际维和、人道主义救援、国家重建、救灾、反恐、打击跨国犯罪等已成为军队的重要任务之一。这些非战争军事行动往往与民事行动密切相关，需要经济、政治、外交、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全力支持与配合，军队面临的问题不少超出了军队自身的职能范畴，导致传统上的军事和非军事分野变得日益模糊，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第三代军政关系的一个明确特点是，军事和民事工作领域的差别正在消失。这个特征也可以描述为，军队和国际政治其他工具之间的职能区别正在消失。”“第三代军政关系提出的挑战比第一代、第二代军政关系更为抽象，不仅涉及人民、组织、机构或其他有制度界限的可实际观察的社会组织变化，而且还出现在沟通层面上，出现在军队这个概念层面上，出现在更广泛的社会组织[11]中。”
基于军政关系的这种复杂变化，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调整、分配和协调军队与其他职能部门的任务分工和协同行动上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重要职能之一是召集相关职能部门就国家安全战略制定和重大安全问题进行协商和统筹。这一机制本身就为军方加强与其他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协调提供了便利。通过这一机制，军方与其他相关部门就一些政策和策略达成共识，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和任务，便于军方在军事行动中加强与其他部门的协调与配合。同时，充分发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作用，可以避免在国家安全政策选择上出现偏失。美国小布什政府由于忽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综合统筹与平衡协调作用，偏听偏信国防部部长和几位保守主义政治家的建言，加上“9·11”事件激发的全国性战争热情的刺激，发动了两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使美国从后冷战时代的霸权顶峰开始走向相对衰落。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充分吸取小布什政府崇尚武力政策失败的经验教训后，借助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帮助，在充分吸收各方面建议的基础上，提出了巧实力外交，强调综合、巧妙地运用美国的各种硬实力和软实力，以达成美国全球战略目标，对军事手段的使用则进行一定的限制，强调有限使用或者与其他战略手段配合协同运用。对巧实力外交的运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也是奥巴马上台后不断扩编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原因之一。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不仅在战略和战役层次上在统筹军事与民事手段和行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在战术层次上也进行了一定的军政关系模式创新。如美国和英国在总结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纷纷成立了军政合一的行动团队，以便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开展重建活动。这一类团队由军队、国际开发署或经济援助部门、文化或宗教部门成员等共同组成，并在各个层次上确立了基本分工和协同的基本准则，建立了相应的运行机制。美国军队为了适应这一军政关系模式的变化，也在不断调整和改变自己，如加强官兵对跨文化的学习，加强官兵处理公共关系的能力，以更好地与其他职能部门协调配合。
目前西方军政关系关注的重点已经从传统的文官治军之争转向了民主控制、军政关系运行机制的有效性和军队运用资源提高行动效率等方面。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这三个方面都有着自己的独特作用。从西方军政关系的发展经验看，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广泛吸纳各种社会和军方智囊机构的智慧和政策建议，掌握有关国家安全最全面最准确的信息，能够从国家战略层次把握各职能部门的独特作用，最有效地统筹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和任务。通过制定国家安全战略和政策规约军队建设与发展，通过统筹协调各职能部门的作用，明确任务职责，整合各种安全手段和能力，有效发挥各种安全资源和手段的效能，提高维护国家安全的整体效果，提高军队与其他部门合作履行使命任务的能力，从而不断提高军政关系运行效率。〔责任编辑：李海平〕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Civil-Military Relationship
Li Qiufa
Abstract：As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has changed historically and structurall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national security is confronting with a complex situation in which the traditional security mingles with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e space of national security expands increasingly，and the integration，diversity，variety，and complexity of national security are also enhanced. Therefore，the national security institution needs to be adjusted in order to handle the different security threaten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mmittee ensures the fulfillment of the civilian leadership in the military and the harmonious civil-military relationship development through perfecti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institution；guide and restrict the military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hrough formulat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nd th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improve the running efficiency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hip.
Keywords：national security；National Security Committee；civil-military relationship；national security institution〔英文校译：李丛禾〕[1] 金一南：《新国家安全体制任重道远》，《学习时报》2013年11月18日，第7版。[2] 曾华锋、石海明：《论国家认知空间的安全战略》，《军队政工理论研究》2013年第5期，第133～134页。[3] 〔美〕托马斯·C.布吕诺、弗洛林娜·克里斯·马太：《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军政关系中的作用》，美国《防务与安全分析》杂志2009年第3期。[4] 转引自高民政、王永强《西方军事政治学评论》，时事出版社，2011，第115～116页。[5] 刘静波：《21世纪初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时事出版社，2006，第1页。[6] 〔美〕丹尼斯·德鲁、唐纳德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第16页。[7] 有关大战略概念分析参阅〔美〕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导论。转引自孙向明、张灿辉《战争与战略理论集粹》，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第480页。[8] 转引自孙向明、张灿辉《战争与战略理论集粹》，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第480页。[9] 〔英〕弗雷德里克·罗森：《第三代军政关系》，《安全对话》2009年第6期。[10] 参阅〔英〕弗雷德里克·罗森《第三代军政关系》，《安全对话》2009年第6期。[11] 参阅〔英〕弗雷德里克·罗森《第三代军政关系》，《安全对话》2009年第6期。·专论·
>意识形态安全隐患病历——症状、病理及处方刘戟锋 刘杨钺【摘要】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每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和处世心态。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需要提高每个公民的文化自觉和民族自尊，尤其是在自媒体时代，意识形态安全隐患的排查需要从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的点滴入手，需要像防止病从口入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一样，而一旦出现症状，就必须以壮士断腕的毅力“猛药治疴”。【关键词】意识形态 安全隐患 药方【作者简介】刘戟锋（1957～ ），男，湖南邵东人，国防科技大学军事高科技培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少将军衔。主要研究方向：军事科技哲学。刘杨钺（1984～），男，湖南长沙人，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关系、网络安全。
尽管人们口头上都承认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但在现实生活中，能将维护意识形态安全落实到具体行动上的有多少？尽管我们也知道意识形态的安全屏障不可能天衣无缝，但能自觉发现隐患、纠治隐患的有多少？
隐患者，尚未穿胞流脓之谓也，但肯定已有病灶。既有病灶，就有症状，就要求医问诊对症下药。一 唯洋是崇症
临床症状：对于外来的概念、理论观点，只要不与现有的政治观点明显相悖，拿来就用；学位论文不论学科专业，刻板规定一定的外文参考文献量；学界凡追溯一个范畴，言必称希腊；科研项目能否立项，首先取决于外国是否已经立项；不论外国大学正规还是非正规，赶赴海外就学已成潮流。
病理分析：此症候由来已久，跨越三个世纪，实为痼疾。中国有句俗话，叫外来的和尚好念经，骨子里透着的就是对本民族的不自信。盖因中华民族悠悠五千年，曾经长期以老大自居，视海外诸国为蛮夷，不屑一顾，及至鸦片战争以降，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与外人的军事冲突中惨痛败北，自信心丢失殆尽，于是转而走向反面，变得唯洋是崇，一切以外人的评价判断为标准。而这正是别人求之不得的。布热津斯基明确指出：“当前，美国前所未有的全球霸权没有对手。由于美国主宰全球通信、大众娱乐和大众文化的巨大但又无形的影响，也由于美国技术优势和军事优势的潜在的影响，以上这一切都得到了加强。……民主理想同美国的政治传统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了一些人眼中[1]的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最近美国国会议员提出美国国旗必须美国造，而不能容忍中国制造的美国国旗，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人家并不是对涉及意识形态的东西漫不经心，同时与我们动辄将话语权拱手让人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
治疗处方：军事斗争、政治斗争，说到底，是利益的争夺，依赖于人的智慧的较量。人的智慧，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时代，表现为零散的、个别的点子，如合纵连横；在大学兴起后，特别是科学技术形成体系后，则集中反映在学科领域里，表现为集体智慧。因此，今日世界军事斗争、外交斗争、安全利益的维护，看似热点频发、错综复杂，实则都是建立在学科基础上的集体博弈和斗智。我们过去很重视自然科学技术的学科建设，也了解没有这些学科建设就没有科技进步与创新，但是将意识形态斗争看得比较简单，或者说，至少看得比较浅薄，以为只要立场坚定，敢于针锋相对，依靠简单的政治口号即可取胜。殊不知它同样必须以坚实的学科建设为基础，因为只有在集体智慧的基础上，打牢学术功底，才能充分自信，克服崇洋媚外，才能打好意识形态主动仗，才会打出斗争的组合拳、连环拳。二 狐假虎威症
临床症状：借洋人拉大旗作虎皮，编造关于洋人的学术神话，如[2]宣称美国兰德公司曾准确预测中国将出兵朝鲜战争；美国西点军校也掀起了学雷锋活动，等等，经查证，都是国人自我编造以欺骗国人的谣言。
病理分析：因为民族自信心的丧失，又要哗众取宠，争夺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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