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杰西卡·杰克利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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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世界的创业者试读：
前言
追求2005年，我参与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个人小额贷款平台——Kiva。通过Kiva，个人可以贷款给世界各地那些需要资金来创业或发展微型企业的人，贷款数额一次最少可以是25美元。自成立以来，Kiva支持世界各地的创业行为，已经促成超过6亿美元的贷款，帮助千百万人摆脱了贫困。这些贷款联系着遍布世界各国的贷款人和借款人。
从Kiva开始，我陆续创办了其他公司，如ProFounder公司（美国营利性众筹投资公司之一），主要帮助创业者从他们的朋友、家庭和社会关系中募集创业启动资金或小型商业活动所需资金。我也曾担任过协同基金的投资者，协同基金是种子阶段风险投资基金，主要投资具有创新意识并且支持具有合作消费理念的企业家。我们支持的这些公司正从所有权为基础的经济形式转向共享型经济。此外，我每年都在世界各地的大学、企业、会议上和成千上万的人或团体谈创业。在过去的15年里，创业一直是我的工作重心。
好笑的是，我以前对创业并不感兴趣，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不感兴趣的是我自己所理解的创业。我不理解为什么创业者对一些东西念念不忘。例如，我没有迫切的愿望自己来创业；我相信我可以在现有的组织或公共部门以领导的身份提供更好的服务。我不想去挣大把的钱，我更想帮助那些愿意往外捐钱的人们。我的职业偶像是那些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总裁，我更关注和平队志愿者，因为他们把大量的时间用在边远地区，或许只是服务于一个小村庄。
另外，处于启动阶段的创业者似乎大多是男性，他们专注于高科技，他们为特权阶层解决问题，而我认为这些特权阶层很难被归入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列。我对这类创业者不感兴趣，跟他们没有任何关联。不管怎样，有些创业问题是我所没有涉及的。我不知道怎样获得风险资本，怎样利用前沿信息和研究做进一步的大举动，怎样寻求一位名师的庇护，怎样获得官方机构的支持，而这些对于成功企业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大学毕业后，我搬到了全球创业圣地之一——硅谷，并且开始在斯坦福商学院工作。突然间，我被形形色色的创业理念包围。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抛弃了自己的旧观念。我不再认为创业就是挣钱，做生意，解决琐碎的“问题”等，我对创业有了新的理解。
例如，我发现有各种各样的处于启动阶段的企业：或以营利为目标，或以实现追求为目标，或者以其他的什么为目标。我还发现创业者创业的动机各不相同。在斯坦福商学院人们讨论最多的话题不仅包括经济上的成功还包括社会变革和社会影响。
我开始意识到创业将成为改变世界的一股强大的力量。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创业的魅力并且为之吸引。我想，也许创业可能会与我的生活有某种联系。
也许更重要的是，我发现周围的一些社会企业家也在考虑解决我想解决的问题，他们的策略都经过深思熟虑，具有战略意义并且非常有效。我在斯坦福商学院认识的学生、教授、同事和其他许多人对我发出挑战，激励我去探求自己最关注的创业方式问题。我决定要走自己的路。
2004年春天，我和生活在贫困中的东非人一起工作，这些东非人自己创业，克服困难，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我在肯尼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花了三个半月采访那些与硅谷不同的创业者。我遇到是农民、渔民、木炭卖家、人力车夫、编织篮子的人、店主、牧羊人、裁缝等，他们都是勤劳肯干的人，尽管他们的生活处于赤贫状态，但是他们建立的微型企业为他们的家庭带来持续性的收入。他们就像那个制砖工人帕特里克一样迅速成为我心目中的英雄。
这些创业者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环境中开办企业。然而，尽管条件恶劣，他们创造机会，把握机会，努力为自己和家人改善生活。大部分企业足以支撑他们自己的家用，还有的企业不仅能做到这点，还能够在社区创造就业机会，激励他人进步，促成社区中其他更多人的成长。以前我认为企业要向前发展必须获得一定的资源或优势，但东非的创业者们在没有任何资源和优势的情况下却做出很大的成就。
我刚刚到达东非时对创业的并不感兴趣，但那里的人激发了我关于创业的想法并使其发扬光大。他们促成了Kiva的诞生。他们成为我每天的生活动机。其实，我从像帕特里克那样的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并且还会一直学习下去，他们对我的创业理念产生的影响比任何事情都大。
他们诠释了我最喜欢的关于创业的定义，正如哈佛商学院教授霍华德·史蒂文森所说：“创业精神是追求机会，而不考虑控制当前的资源。”换句话说，创业精神就是在没有资金、认可、家世或者其他帮助的情况下追求机会的能力。史蒂文森强调追求而不是拥有。在我看来，他的定义暗示了这个道理：创业精神的核心不是我们拥有什么，而是我们在做什么。
在我听说帕特里克这样的故事之前我以为自己了解创业精神的真髓，其实我不了解。即使是和硅谷那些在某个车库里开始创业的弱势企业相比，东非这些企业的资源也少得可怜，只有当我亲眼看到东非创业者苦苦挣扎的这种困难情形，我才真正理解了这个概念。我曾遇到过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一个住泥棚屋的人也能创业。我甚至认识一个小学都没有毕业却开办了一家小企业，并且生活因此有了保障的人。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缺乏经验，没有专业知识，没权没势，缺少资金和人气，不被人认可，但他们已经成功地以自己的方式成为真正的创业者。就像帕特里克，我刚认识他时，他只有脚下的泥土，但他依然采取行动，从一块块的红砖起家做成自己的生意。
我相信伟大的创业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做出一系列的选择，不管缺少什么或者进行什么样的斗争，他们都日复一日地向前进。
正是认识到这些，我自己也开始拓展一个新的领域。我真的相信，尽管我有缺点和不足，也可能会遇到各种困难，但只要我努力，并且坚持下去，也许我就能成为一个创业者。
需要明确的是，我认为消除贫困不能仅仅依靠愿望和态度的转变。我相信，虽然任何人都愿意生活得更有希望，更乐观，更有创业精神，但是只有将这种愿望和创业行动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改善自己的人生。无论是因为生活所迫还是基于基本人权，我们都要过上美好的生活。我相信，创业的道路是通向任何人和任何地方的。
我这本书不只是写给那些自称是创业者的人，也不只是写给那些想要开始白手起家的人。这本书是写给那些想要得到启发，敢于直面挑战，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的人。这本书也写给那些和世界上最伟大的创业者一样每天都生活在活力、创造力和激情中的人。这本书还写给那些乐于在生活和工作中发现机会、寻求生路的人们。
在过去的15年中，我在世界各地会晤了数百名企业家并且很享受这种乐趣。在下文中，我要分享我的创业之旅，同时也讲述许多像养鸡的农民、小商店店主、理发师和牧羊人这样一些鼓舞人心的创业者的故事。我一遍遍地回味他们的故事，这些故事提醒我，在发展途中的困难无论是来自外界还是内心，我相信我都可以克服。这些故事提醒我，我个人的缺点和不足或者是曾经的失败，都不能阻止我前进。这些故事提醒我，即使是感觉自己哪件事没做好，感觉自己懂得不多，或者说就是觉得自己不够好，也要坚持追寻梦想。这些故事提醒我，最伟大的创业者，他们的成功不在于他们拥有什么，而在于他们决心做什么。
需要明确的是，其中一些故事是巨大的商业成功，确实有人发家致富了。而有些故事则比较特殊，那些创业者教会我很多重要的东西，例如，如何发现意想不到的机会，如何激励别人，如何建立自信。我之所以分享这些故事，原因很简单：激励你去创业。我相信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特别是读过这本书的人，都具有巨大的创业潜能，正是这些潜能让我们生活得更有希望、更有创造性并且更加积极。第一章敢于质疑穷人与我们
我们主日学校的老师每周都给我们读《福音圣经》，给我们讲耶稣的故事：他的言行，出现的各种奇迹以及如何过上好生活。我盘腿坐在一块方形地毯上，专心听讲，身下是一片片的油毡瓦。在老师身后的墙上贴着一张图表，上面是到课学生的名单，每个名字旁边都有一些黄色的星星。做一件好事就会得到一颗星星作为奖励（最近一颗星星是奖励我背诵《诗篇》第二十三篇），我盯着自己名字旁边的星星，一遍又一遍地数它们的个数，和名单上其他孩子的星星的个数做比较。我觉得这些星星就是我的啦啦队，它们长着尖尖的两条腿，尖尖的头和两只尖尖的张开的双臂。5岁半的我，在那时一心要强，要做个好女儿、好姐姐和好学生，想做好一切。
那个星期天，老师讲的是贫困。她解释说，生活在贫困中的人没有生活所需要的最基本的东西，像食物、衣服或者住所。她告诉我们，耶稣爱穷人，并希望其他人也爱穷人。老师漫无目标地给我们读《圣经》，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地讲。有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寡妇把她最后的硬币捐给教堂；有个故事讲的是一个撒马利亚人帮助路边的病人；还有一个是讲的是有人往耶稣的脚上浇香水。有些故事我听懂了，有些故事则听不懂。
我有一本精装儿童版《圣经》，书的字体超大，插图是彩色的。当时这本书是我拥有的最大的书，因此我感觉这是自己最重要的一本书。我仔细地翻看着卡通插图，留意到主日学校老师讲的那些人：穷人。在一些场景中，他们脸色苍白，面容憔悴，跪在地上，手臂伸向阳光明媚的天堂求助。在有些场景中，他们光着脚，浑身上下肮脏不堪，衣衫破烂。他们大声喊疼，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有的人因为麻风病而皮肤发白；人们痛苦地哭喊着，缠在眼上、胸部、头部或手上的绷带渗出红点；躺在担架上的人则吐得不成人形，濒于死亡。
正当我盯着图片看时，主日学校的老师念了耶稣的一句话：“你做的一切都是为我做的。”
她的话让我抬起头来。
当时我一门心思要做好事情，要证明自己比父母和老师都强。我觉得自己可以拯救宇宙！扶贫是帮助神本人。我觉得我拿到了世界上最大的家庭作业。我要行使这个权利。我想要更多的星星。
我的脑子里快速闪过各种问题：这些可怜的人在哪里？我应该怎样帮助他们？上帝怎么能知道我做得有多好？我妈妈说过，圣诞节期间，商场里的那些圣诞老人会把我想要的圣诞节礼物告诉住在北极的真正的圣诞老人，如果我把我的东西给了这些穷人，他们中会有人像商场里的那些圣诞老人一样去向上帝报告吗？如果我把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比如从来不用的彩色蜡笔或者抹了点花生酱和果酱的半个三明治送给他们，或者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送给他们，我会受罚吗？很显然，上帝无处不在而且善于乔装，就像耶稣那样，也许每一个贫穷的人实际上就是上帝自己。
就在我浮想联翩的时候，主日老师讲的耶稣的一番话突然打断了我。她轻描淡写地说，耶稣承诺，“穷人永远与我们同在”。
我的心揪了起来。当我完全理解了老师的意思之后，我感到很困惑，也很生气，甚至有些害怕。为什么上帝要让穷人一直穷下去？上帝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世界的吗？对于我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我想帮助穷人的计划是不是注定不能成功？难道耶稣就是想让我失败吗？
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场景。我看到穷人一个挨着一个地在我面前排着长队，每一个人都想要我的东西。有人想要我的外套；有人想要我最柔软的毯子；另一个坚持要我最喜欢的天蓝色的蜡笔；有两个人不想要抹着花生酱和果酱的半个三明治，而是要整个三明治。每次我把东西给了这些人，他们都会说“谢谢”，然后又会走到长长的队伍后边。在回队伍的路上这些人就把蜡笔用光，把三明治吃完，然后又排队来我这儿要东西。世界上总是有穷人存在。我的身边也总是有穷人。他们的要求永远不会得到满足，他们也永远不会消失。无论我去哪儿，他们都会跟着我要东西，要更多的东西。贫困将是永无止境的。无论我付出多少，都是远远不够的。
耶稣就是这样说的。一杯咖啡钱
随着我慢慢长大，我听说了很多事情，这让我注意到贫困确实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这些事情一再地重复一个观念，那就是贫穷问题从来没有真正地彻底地得到过解决。这让我坚定了一个想法：尽管我们都乐于尝试，但没人能够真正地提供足够的帮助彻底改变贫困现状。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不再读《福音圣经》了。过去是《圣经》插图让我发现了穷人的存在，现在是慈善组织的邮件、家里的报纸和杂志让我感受到穷人的存在，那些比《圣经》上更真实、更刺激的图片让我看到穷人们的状况：人们寻求着各种帮助，冲着镜头张开双臂，旁边就是灾害或疾病的头条报道；骚乱中的男子挥舞着拳头，旁边是压迫或战争的新闻；妇女们因为战争和饥荒四处逃难；孩子们躺在临时搭建的病房里，肚子肿胀；婴儿瘦得像骷髅一样，皮肤下的肋骨和锁骨清晰可见；孩子们的眼窝深陷，苍蝇就趴在他们的眼皮上。人们看上去既愤怒又无助，他们周围的一切都显得又脏又旧，破败不堪。
这些图片让我感觉穷人离我非常遥远。相比之下，我在宾夕法尼亚匹兹堡郊区的生活就像是一个童话。我认识的孩子中没有一个像照片中的孩子那样。我周围的人个个身体健康，衣食无忧。我就像是住在现代的罗克韦尔画中一样，屋前是柔软的草坪，鲜花环绕的绿树郁郁葱葱。在我住的街道上，夏天时房屋的前门都开着，冬天时各家房门上都装饰着冬青和花环。人行道上有用粉笔画的跳房子用的格子线。邮箱都整齐有序地排列着，上面还画着一些图像：日落时飞过湖泊的大雁，在茂密的森林中奔跑的鹿，明亮的三色紫罗兰花束。自行车和滑板车放在前院。小型货车在车道上整齐地停放着。
我无法想象在我所生活的世界上还有穷人。我见过的每个厨房都有塞得满满的冰箱和食品储藏室，怎么还会有人挨饿？就连我邻居家的狗都有狗屋，并且连投放邮件的邮箱都很漂亮，怎么还会有人无家可归？在我家里每个人的衣服都有冬装和夏装之分，并且去学校、去参加足球训练、去教会，我们都会穿不同的鞋子，怎么还会有人穿不起一件温暖的外套？
所以，当有关穷人的故事渗进我的田园诗般的生活中后，他们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很难想象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一群人，我也无法想象这些数据背后的故事。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费用不到2美元。每天有2.2万名儿童死于贫困。近10亿人不认字或者不会写自己的名字。这些庞大的数字困扰着我，让我捉摸不透。作为一个美国中产阶级的白人孩子，我因为自己的相对富有和优越的生活感到愤怒、悲伤、恐惧、内疚，甚至羞愧。
当然，这正是那些善意的公益组织想要达到的效果，他们要吸引我的关注，希望自己的信息让我有所感触，然后让我把感触（主要是内疚）付诸行动：我的感受越强烈，我就会付出得越多。等到我再也承受不了这些令人伤感的数据时，公益组织给我提供了一个出路：捐助！奉献！帮助！
谁又能说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我所要做的就是拿起电话，拨打号码1-800，和那些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人联系（通过支票、信用卡或汇票）！如果我掏空我的口袋捐出零用钱，或捐出从沙发垫下搜集起来的零钱，我就能使一个孩子的生命多延续一天！如果我能拿出哪怕是数目很小的一点钱，就像莎莉·斯特拉瑟斯等充满激情的发言人说的那样，“不到一杯咖啡的钱”，就已经足够，我可能就会像他们一样成为改变那些穷人的命运的人。区区几元钱，我就可以帮他们解决问题！
所以我开始捐献。我搜集硬币。我带着每周的零用钱去教堂把它塞进专门用来募捐的天鹅绒袋子里。而且我去请求别人的赞助而且也得到了他人的帮助。我在门前的草坪上摆上桌子兜售迪克西杯子。我挨家挨户卖杂志、饼干和巨大的巧克力棒。万圣节之夜，我就拖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盒子在社区附近募捐。每隔一段时间，妈妈会带我到当地的银行兑换零钱，然后她会把一张支票和我手写的纸条寄给我在电视上看到的穷孩子。
每当我做这些事情，我就会感觉心里好受一点，至少要好受一段时间。
我知道，给这里几块钱，给那里几块钱，离我真正追求的目标还很远。在内心深处，我知道自己永远不会满足，除非真正接触到那些我觉得有责任帮助的人。事实上，我越来越觉得自己陷入了一个怪圈，我给予得越多，我离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越远。我参加了一些大型机构的一系列捐款活动，他们让我相信他们会处理好一切，而我自己却没有机会和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进行真正的有意义的接触。我不能捐抹着花生酱和果酱的三明治，我只是资助了别人的购物清单。这让我感到很不满意。
那些慈善组织后来给我寄来的感谢信让我感觉更糟。信件通常是写给我妈妈的，因为是她签的支票。来信都套用一个模板，第一句话感谢捐赠，然后接着要求我捐更多的钱。有些来信上的签名是打印出来的，没有一点儿人情味。看到这样的来信，我再也没有心情捐款了。（执行董事是干什么的？我在宣传片中看到的那个叫贾马尔的埃塞俄比亚孩子，或者叫薇尔玛的危地马拉孩子为什么没有在信上签名？）有些组织的信就像一些潦草的小纸条，好像捐助者不配收到一封手写的感谢信。就算我还是个孩子，我也知道这信是一台电脑回复的。
我保留了一封最莫名其妙的信，把它贴在桌子上方的墙上。信是一个专门救助唇裂、腭裂婴儿的公益组织给我写的感谢信。这封标准的单页感谢信除了表示我的支持对于这项公益事业是非常宝贵的，还多了一个信封。信封上是已经写好的地址，并且请求我捐款。这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儿，但这次的信封却有些别出心裁。信封上是一张婴儿的照片，她上嘴唇右侧严重唇裂。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图片旁边的一句话：“请求捐助，我们永远不会要求您二次捐助。”可是我已经捐过钱了，他们的感谢信还说我捐助的每一分钱都很有意义。
我讨厌这种活动，由它而联想到善意的捐赠人和善意的公益组织之间复杂的关系。一方面，我知道捐助出去的每一美元都会得到赞赏，都有意义。我喜欢这种感觉。而另一方面，公益组织中有些人会觉得一段时间过去后活动的影响力就会减弱。因此他们会换个方式，再赔上个笑脸继续募捐。窥一斑就可以知全豹，难道不是吗？他们直接切入正题，告诉我：“嘿，捐赠人，我们知道打扰了你的生活。在你还没有厌烦我们时咱们来做个了结。你捐赠后继续你的生活，我们不再打扰你。”
在这个世界上，需求是永无尽头的。只是没有人愿意永无休止地捐助这样的公益组织。
可悲的是，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我确信，对穷人的付出永远没有尽头，对他们生活的改善永远不能尽善尽美，对穷人的关心不能停止。所以我还是要付出，但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的捐款只是表示我有某种力量来改变别人的生活。我用钱为自己买来短暂的如释重负的感觉。随着捐赠次数的增加，那种暂时的轻松感稍纵即逝。我知道自己不能用零钱满足世界上所有的求助。这就像我在主日学校读《圣经》时书上插图给我的感觉一样，穷人排着长队包围着我。
自然地，我慢慢硬起心肠，收起自己的同情心。我开始很少关注慈善宣传片，逐渐远离慈善捐款。我也不再理会那些吓人的统计数据。我熟悉的1-800号码在屏幕上闪过时，我就换台。我学会自我排解，不让那些宣传片过于影响我的心情，不再为自己无法帮助他人而对自己感到失望。刷墙记
上了高中，慈善捐助一直困扰着我，就像恋爱中的分分合合一样，心情一会儿好，一会儿坏，时起时伏。尽管这种状况让我经常感到沮丧，我仍然深怀着拯救世界的想法，所以一直想着做出新的尝试。
不过，我现在对捐款不再感兴趣，而是想真正地参与到慈善活动中去。我要用捐款买东西来帮助别人。我希望自己能亲手把那个三明治交到某个人的手里。尽管这种行为本身是临时的而且有可能不够完美，但是我渴望体验一下用自己的两只手亲自做那些事情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所以我要付出时间而不是金钱。虽然一开始我并没有明确的想法，我还是开始参加志愿者服务了。我咨询周围的人，每有一次机会都欢呼雀跃。不幸的是，大多数的志愿者活动都让我像以前一样感到困惑和不满。
例如，我到当地医院参加校外义工活动，但是没有机会和患者互动，只是到礼品店或咖啡屋打工了事。难道我只是免费的劳动力？还有一次，我主动请缨为残奥会服务，帮助他们训练儿童游泳队。虽然我们都玩得很尽兴，但这样的活动太受欢迎了，以至于来做义工的教练比奥运选手都多。我来不来对于这个活动无关紧要，参加这个活动无非满足了自己做志愿者的心愿。后来，我参加了一个为当地贫穷家庭提供晚饭的厨房活动。起初，我很满足于自己和穷人有密切的接触，并且能够产生明显的影响。但参加过几次之后，那些拿着盘子来吃饭的人和我渐渐熟悉起来。记得有一次我擦桌子时，一位先生问我：“明天见？”虽然他的话无伤大雅，但让我觉得很要命。难道他想在这儿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年复一年地解决三餐问题？难道我要无止境地为他服务？难道给每个盘子盛即食土豆泥就是最好地利用时间吗？我们应该怎样打破这种饥饿的循环？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在一次周末帮助匹兹堡市内贫困家庭修缮房屋的活动中，我经历了一次特别令人困惑的志愿者服务。当地的一个社区公益组织率先发出经济发展倡议，其中包括部署志愿者做免费的房屋维修项目。我也参与了这个活动。
一个炎热、潮湿的周六上午，我和十来个高中同学随身携带着各种用具，在教会的停车场爬进一辆面包车。该公益组织的办公室给了我们一个地址和所要完成的项目清单。我们驱车来到目的地，敲了敲前门，没有得到回应。于是我们卸下油漆罐、刷子和罩布等，开始干活。
和我一起来的几个小个子女生费劲地把长长的金属梯子搬到房子的后面，按照分工粉刷后阳台。搬梯子的时候，我低着头，喘着粗气，大汗淋漓。梯子太重了，我累得胳膊直打战，人也无暇旁顾。快到门廊时，我才抬起头。这时候，我听到一阵低沉的音乐声。在门廊旁的草坪上，一个20多岁肌肉发达的英俊男子穿着白色汗衫和网状短裤坐在前腿悬空、后腿着地的椅子上，把脚搭在前面的一个树桩上。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人来说，他的装备可真是不错：随身听、橡胶耳机和游戏机。他的旁边有一杯放着很多冰的汽水，玻璃杯外面因为天气太热而形成很多水珠。当他开口讲话时，我一直盯着眼前的玻璃杯。“嘿，感谢你们的光临。就是旁边的那面墙。”他指给我们看的墙就在门廊边上，上面有些涂鸦。在接下来的4个小时里，我们的教会小组在炎热的天气里挥汗粉刷墙面，而年轻男子则一直坐在他的躺椅上玩游戏。后来他还站起身来在房子旁边溜达着打电话。但大多数时间他都是坐在那里，玩手里的游戏，偶尔会抬起头冲我们笑笑。有一次，他还冲我们竖起了大拇指。还有一次，我觉得他是在偷偷地笑。我的脸颊热得通红，不仅是因为天气很热，太阳又晒，还因为感到困惑和尴尬。
小伙子看上去很不错。而事实是，我们不知道他是谁（出于某种原因，也没有人费心去打听）。也许是他就住在我们正在粉刷的房子里。也许他是房主的儿子或孙子。也许他是房子的邻居，只不过房主出门了，委托他监督我们干活。当然，在那个时候，我只是感到沮丧。为什么他不刷墙呢？他看起来肯定比我更有劲儿，应该搬油漆罐，刷起墙来也比我快得多。那天我一直都很纳闷：该由谁决定到底是谁真正需要帮助呢？
随后的几年时间里，我还参加过另外十几项志愿者活动，一直都觉得郁闷。即使当时的体验让我感到满足，但时间一久我还是感到空虚。我一直琢磨，自己到底真正改变了什么？或者说有可能产生什么影响？我越琢磨觉得问题越多，也无法找到答案。
但后来，我遇到了以前我从没有过的一次机会。我希望这能让我找到问题的答案。太子港的毕业舞会
我上高中时，听到一些朋友谈论春假要前往海地的一家孤儿院工作。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海地，南半球最贫穷的国家。当然，我认为在那样急需帮助的国家自己可以做一些有用的事情。
和父母吃晚餐时，我提到要去海地。我的父母并没有像我朋友的父母那样，吃惊得连刀叉都拿不住了。他们听了之后，问了一些问题。然后几个星期后，我就开始收拾去海地的行李。我爸爸也收拾行李一起去。（父母同意我去海地的条件就是，我爸爸要一起去。）
我给孤儿院的孩子们准备玩具、肥皂、袜子和牙刷。我给自己准备好防蚊液、登山鞋、几件T恤和几件长及脚踝的裙子。创办孤儿院的两个女人上过鲍勃·琼斯大学，她们把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极端保守的文化也带到孤儿院来了。这意味着尽管是酷暑时节，在那儿也不允许穿短裤和露肩背心。
我清楚地记得接下来的一周发生的点点滴滴。
从迈阿密飞往海地角的货机上，震耳欲聋的噪声和颠簸的飞行让我的胃翻腾得七上八下。那天上午，航班上的每名旅客的座位被暂时固定在地板上。直到飞行途中有人内急，我们才知道飞机上没有厕所。当飞机降落时，舱门一打开，我感觉一股热浪迎面扑来。每一次呼吸都让我的肺有种灼热的感觉。随后我们乘车从机场到孤儿院，14个人挤进一辆卡车后车厢，挤过交通混乱的海地角，然后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最后穿过贫瘠的田野，直到抵达一个普通的由混凝土砖建成的长方形建筑。这个建筑物是铁皮屋顶，围着10英尺（约3.05米）高的混凝土墙，墙上还插有玻璃片。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孩子们时的情景，当时我们还搬着已经被海关打开的装满爱心礼物的纸箱。彼此简单地打了个招呼之后，他们的注意力很快就从我们身上转移到箱子上了，于是我们的注意力也集中在孩子们打开礼物的反应上。他们的反应是可以想象的，拿到玩具的非常高兴，拿到的袜子大小不合适让他们很失望，肥皂和牙刷让他们感到无聊——我发现自己在私下评判他们。我觉得他们应该喜欢我们带来的所有的礼物。然后我开始评判自己，哭着偷偷地离开现场，我请求上帝原谅我，我请求他把我变得好一些，让我有同情心和爱心，去除心中付出就要得到回报的欲望。
我记得作为指定翻译跟大家见面时我是多么自豪，因为我是小组中唯一一个会讲法语的（法语和海地克里奥尔语有些接近）。我感到更加自豪的是，除了儿时和家人露营，这是我第一次过没有水和电的苦日子。午后的暴雨中，当雷电没那么吓人了，我们借着大楼排水沟的断裂处流出来的水穿着衣服冲澡。
我记得和孩子们做手工时房间里柔和的音乐。他们显然很高兴，但我无法摆脱一种不安的感觉，我们不仅应该给孤儿院带来东西，还应该给孤儿院以外的人多带些牙刷、维生素或者书籍。
在离开的那一天，我们都哭喊着不愿分开，仿佛要相识相知到永远。我们交换了地址，承诺给对方写信。孤儿院的一些孩子把他们的照片给我们，好让我们不会忘记他们的长相。我收到两张这样的照片，我发誓回到家要把它们放在一个每天都会看到的地方。我小心翼翼地把照片夹在我的《圣经》里准备把它们好好带回家。
复活节的早晨我们飞回了迈阿密。我和爸爸先去参加沙滩上的日升礼然后赶下一班飞机回匹兹堡。当然，布道活动还是讲耶稣替世人赎罪而死，并随后复活一类的话。我想的却是：这天早晨，我在海地的新朋友会很乐意远涉重洋到美国来感受我的一切，但我却不愿意代他们受罪。当天晚些时候，我回到家里。我在卧室整理背包。拉开包链时吓了一跳，我的那本《圣经》皱巴巴地躺在包里，海地孤儿的照片散在书的旁边，揉搓得厉害，照片上还沾了唇彩变得黏糊糊的。
接下来的周末是我的高中毕业舞会。我穿着礼服，想和朋友开着一辆轿车去参加豪华的仪式。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伪君子。我怎么会热衷于这些浮华和奢侈的东西呢？我花在衣服上的钱能给海地的朋友买些什么呢？如果他们知道我在做什么，他们会怎么看我？
舞会终于过去了。时间一天天、一周周地过去。我还是恢复了以前的生活。我不再轻易为穷人流泪。每当走进一个小型商场或杂货店，我知道我在海地遇到的很多人可能不会相信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地方。即使想到这个，我也不再恐慌。刚回到家时，家里的电视机、微波炉和热水都让我觉得不习惯，现在我越来越熟视无睹了。我买自己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也不再为此感到内疚。我也不再和海地的笔友通信了。
几个月后，我到离家几小时车程的巴克内尔大学读书，学校位于美丽的阿米什县。当时，海地之行让我有些伤心，感到麻木，我觉得贫困问题可能永远不会得到解决。尽管我还是希望做点什么，但是我没有心情。所以，在大学四年里，我学习哲学、政治学和诗歌，想学会怎样提问，理解权力，学习如何准确表达自己。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以后了解贫困、战胜贫困做准备。到毕业的时候我掌握了一些策略和技巧。我知道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我可以很有教养地和别人谈论我们共同关心的话题。我在社会问题方面的质疑态度让我看起来很明智很冷静。事实上我确实很冷静，而且不再像以前那样富有激情。
客观地说，我在大学四年里并非是完全麻木的，而且有一些点滴对我的生活产生了长远的影响。我继续在当地做志愿者工作，并且加深了自己对贫困的理解。大二那年的夏天我在世界宣明会实习，对慈善集资过程中非常困难的一面有了新的认识。大三那年的春天，我参加“海上学府”活动，这是一次到国外大开眼界的学习经历。我们在环绕地球的100天航行中，能在10个国家停留。这次航行成为一个参照点和试金石，加深了我对世界的理解。它的短期效应就像我之前去海地的感觉一样：每个国家都让我深有感触，但同样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些经历。
所以，毕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对于贫穷的理解还是源于书本，并非是源于实践。我仍然不知道我应该做些什么来帮助穷人。这种不明朗的感觉让我在毕业时找了一份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我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所以看上去还是挺轻松的。但是有件很确定的事情是：我爱上了一个住在加利福尼亚的男孩，比起东海岸各种工作前景来说，爱情的力量更加强大。所以，我当时既盲目又乐观地决定去西部冒一次险。鱼贩子凯瑟琳：去湖边乌干达，托罗罗 2005年
凯瑟琳又唱又跳地拍着手欢迎我回到托罗罗。美国公共电视网的摄影师就在旁边，他要给Kiva拍15分钟的纪录片。这让我有些不好意思，但是凯瑟琳似乎一点儿都不在乎。她跑过来乐呵呵地抱住我。我有一年的时间没见到她了，她知道我来找她是要查看一下她的项目，她已偿还了这个项目的500美元的贷款。凯瑟琳拉着我的手来到她家附近的一块空地上。我们坐在树荫下，听她讲过去一年发生的事情。她有很多好消息要告诉我。
2004年的春天我第一次见到凯瑟琳·奥比奥时就立刻被她的魅力吸引住了。这位女士精于销售。她很有说服力，很自信，有恒心。多年来，凯瑟琳在托罗罗城外的村子里卖过洋葱、西红柿、青菜和食用油。虽然她努力工作，也有销售天赋，她和她的7个孩子靠她的微薄利润艰苦度日。作为一个寡妇，凯瑟琳要独自一人承担着家人的生活。
2000年情况有所改变。凯瑟琳从乡村企业基金那里获得100美元赞助，并且接受了商业训练。这个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公益组织主要帮助东非的微小企业创业和发展。那些课程教会凯瑟琳如何选择最佳的商业机会，让她学习了市场营销和会计，以及其他获得成功的策略。凯瑟琳不再卖蔬菜和食用油，开始卖鱼。她知道村里鱼的需求量很大，由此她看到了商机。而且和周围的人相比，她卖的鱼价格更便宜。
起初，凯瑟琳从鱼贩子那儿一次买几条鱼，然后在路边出售。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她感到有些郁闷。因为她知道自己如果可以直接购买渔民的鱼，就不用把钱花在鱼贩子身上了。
但要做到这一点，她就得自己去湖边。
对于乌干达托罗罗的村民来说，去维多利亚湖就是一次冒险。托罗罗人很少出门旅行。凯瑟琳生活在一个贫困地区，多数居民从出生到老死都从未离开过村子，连超过一天的徒步旅行也很少见。村子离湖大约100公里，超过一个小时的车程。坐公共汽车或出租车的花费可能相当于一天的工资。而托罗罗附近的市场和贸易中心营业时间都很早，所以凯瑟琳开车几个小时来回可能意味着失去宝贵的卖货时间。另外，谁也不敢保证，凯瑟琳能在湖边买到便宜鱼，让她赚到钱来平衡收支。
然而，凯瑟琳决定冒一下险。
上午乘车前往维多利亚湖的一路上凯瑟琳都很紧张。她不知道等待她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这次出行是否值得。几个小时后，凯瑟琳拉着一箩筐的鱼回到村里。她在她自己的村子和托罗罗周围的村庄，把鱼全卖光了。凯瑟琳的利润几乎增加了两倍。
后来的几个星期，凯瑟琳经常去湖边买鱼，并继续调整她的经营模式。雨季来临时，她又发现一个新的商机：鱼的产量增加，价格下跌，所以她买进大量的鱼，熏制一部分，这样她不仅赚得更多，而且开发出不同的客户，甚至包括以前卖鱼给她的鱼贩子。
凯瑟琳的故事让我们都为她已经取得的成功感到自豪。她个人的努力和相应的贷款让她成功了。但我觉得凯瑟琳能够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在生活中她愿意承担风险，能够勇敢地向前迈出一步。凯瑟琳去了湖边，她亲眼看到那里有什么并且知道自己能做什么。第二章勇敢地出发第一谷
我带着两个行李箱来到旧金山，当时对未来没有任何的计划。我只是知道：我要和一群朋友住进帕洛阿尔托沙山路的一所房子里。在硅谷待过的人都知道这条路。如果一个创业者说她要“在沙山路上来回转转”，那就意味着一件事情：她在为创办公司筹款，因为大多数的硅谷风险投资机构都集中在沙山路上。当然，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我只是很高兴有一个地方住宿。（后来，我和室友曾考虑过创办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就因为我们住在这样一个黄金地段。）
在2010号房子里挤满了十几个应届毕业生。我的朋友森迪普现在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当年他睡觉的地方紧挨着厨房，只有壁橱那么大。在Kiva工作多年的乔恩养了一只叫“泽科”的猫，虽然当时的租赁合同不允许养猫，他还是和猫一起住进车库里。格雷厄姆住在客厅的角落里，把床单钉在天花板上隔出一块空间。还有一个朋友在后院搭了一个帐篷，每月支付50美元使用卫生间。我和其他几个女孩住最大的房间。我们想方设法把几张床勉强挤进去，挨着墙把床垫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排起来。睡觉时几个人头对头，脚对脚。最重要的是，我那时候住的房子离马特·弗兰纳里住的地方很近，步行去他的住处就可以。我和马特是在2000年上大学四年级时认识的，我在巴克内尔大学，他在斯坦福大学。我们是在华盛顿的一次会议上认识的。在认识了短短的几天之后，我们就决定要保持联系，并且很快发现这是一次远距离的异地恋爱。最后，为了缩短和马特之间的距离我搬到了加利福尼亚。
我到达加利福尼亚的第二天，就把简历复印件塞进背包，穿过马路，沿着一排棕榈树来到斯坦福大学。当我在校园里漫步时，遇到一个人我就递上一份简历。午后，我和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朱莉·尤尔根聊天。朱莉是社会创新中心公共管理项目的主管，她聘请我做临时的行政助理来替代一位休病假的工作人员。我很高兴有一份工作，而且当时只要有份工作干就行，反正我仍然不知道我想做什么（而且我知道自己需要钱付房租）。
当时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我知道自己以后的十几二十几年想要做什么，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样起步。生活中，我可以沿着这排棕榈树找到斯坦福大学，但是事业之路上没有一排棕榈树引导着我到达自己的最终目标。怎样才能成为一个非营利组织的执行董事？或者成为一个开发主管？或者能得到那些我能想到的重要头衔？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我要在一个真正能够为穷人服务的组织中起到领导作用。
我虽然接受了朱莉的工作，但还是为自己在商学院落脚而感到有点失望。因为我觉得商业领域的人士是不会有兴趣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尽管我要加入的部门叫社会创新中心，我还是怀疑商学院的学生是否会利用他们的专业来真正地帮助别人。对于我来说，在这儿工作似乎是一种倒退。以前，我总觉得商学院的这些人唯一能做的就是拼命赚钱，赚到大钱之后再把钱捐赠出去。就我个人经验而言，这种做法不是一个良性循环，结果也不会让人满意。我很担心自己正在违背初衷，担心商学院的文化会误导我。我觉得这个工作很可能会是一次不愉快的体验，而且很有可能会妨碍我对贫穷问题的关注，更别说去探索什么扶贫方案了。
为了释放自己的这种担忧，每天晚上和周末我都在东帕洛阿尔托的一个小型公益组织里做第二份工作。这个组织主要关注少女妈妈和她们的孩子，而我承担了临时协调员和现场经理的工作，这样我就能和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紧密接触，并且希望通过这个渠道能遇到志同道合的人。烘烤销售和底线
我负责照看四个十几岁的女孩和她们的孩子。我们一起住在一条死胡同中的一套平房里，后面就是旧金山湾。东帕洛阿尔托和高速公路对面的帕洛阿尔托和斯坦福形成鲜明的对比：帕洛阿尔托是美国最富有的地区之一，而东帕洛阿尔托不仅经济落后而且犯罪率也相对较高。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情况尤其恶劣。1992年，东帕洛阿尔托的杀人案件数量在全国居首位。目前状况有很大的改善，犯罪率有所下降，市区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地区出现了中产阶级化的发展趋势，城市的25％已经被买断用于开发较新的、富裕的住宅区和商业区。2001年和2004年间，我住在当地并且参加了各种志愿者活动，亲眼看到了这些变化。2003年我在那里连着住了好几个月。
不管怎样，我住在加利福尼亚的那些日子过得很充实。每个工作日我都早早起床做饭，按时带少女妈妈和孩子们出门。如果没人监护，少女妈妈不能独自留在家里。所以我们每天早晨带她们离开家，然后锁上门。可以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混乱场面，四个未成年的少女，加上六七个婴幼儿，大家共用一个卫生间，更不用说早晨女孩子们各式各样的麻烦事儿了。我们出门后，少女妈妈就把她们的孩子放到我的汽车座椅上，然后到附近的公共汽车站和火车站坐车去学校学习或者参加职业培训。而我先把这些小孩子放到不同的日托中心，然后到斯坦福大学开始我一天真正的工作。
虽然我曾对自己在斯坦福大学的工作产生过动摇，但实际上正是斯坦福让我了解了什么是社会变革和社会影响力。周围的商业人士、各种资源和思想鼓舞和刺激着我。我参加午餐会上由学生主持的一些讨论，和那些我钦佩的学生一起喝咖啡，参加各种讲座和会议。我一个星期可以听到很多次著名的演讲。有时候，我可以读那些被工商管理教材用作教学资料的公司案例研究。我甚至有时可以在教授们闲暇时闯进他们的办公室，先跟他们解释一下我是谁，告诉他们我虽然不是正式的学生，但有一些问题要咨询他们，看他们是否乐于回答。我不记得被拒之门外过，甚至一次都没有。只要我想学点什么，总是有人愿意帮助我。
在斯坦福大学，我了解到改变世界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些机构的规模是相当庞大的，他们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雇用很多人。有些是行业中最具创新性的，他们要么发明医疗技术挽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要么开发新方法为教育不发达地区的儿童服务。他们经营有方，一切看上去都很棒，他们每一美元的捐赠或者每个项目都会产生效果。这些机构以及他们的创始人诠释了什么是有意义的大规模的社会变革，而且就此设定了很高的标准。
但是我在东帕洛阿尔托参加的活动并没有追求大规模的变化和影响。相反，就像美国其他公益组织一样，这个组织有意地把关注点集中在社区。他们接受来自各种渠道的微薄资助：零零散散的基金赞助；某个富人的个人捐款；一些董事会成员或其他志愿者举行烘焙销售和旧货销售的收益；当地的教堂每年一次圣诞音乐会门票及会后篮子里布施的财物。总体而言，这个公益组织主要依赖于社区里那些慷慨的热心人的捐助才得以收支平衡。
在斯坦福大学，我遇到的机构似乎都能自如地开展各种公益活动，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投资回报等都是非常明显的。我服务的这个庇护所则不一样。除了给少女妈妈和她们的孩子提供住处，庇护所还要求少女妈妈参加其他的教育、职业和生活训练以及接受思想导师指导等项目。组织这些项目的志愿者认为精神成长源于那种抓不着看不见的社会影响。例如，工作人员和董事会成员认为少女妈妈们能在庇护所学到知识，然后和上帝建立联系，因此灵魂会得到净化，随之她们就会有行为上的改变。净化灵魂的愿望虽然很好，但鉴于我在斯坦福大学所了解的信息，我觉得这些庇护所没有把愿景变成量化的目标并且没有对女孩们产生长远的影响。例如，尽管庇护所给女孩们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但是女孩们还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犯错，这种现象让我非常沮丧。我认识一个曾在庇护所住过的女孩子，她第一次怀孕时只有15岁，到19岁时，她又怀了两次孕。她参加过庇护所提供的所有项目，学习了各种课程，但她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庇护所寻求帮助。我百思不得其解。对于这个女孩来说，庇护所除了给她提供了临时的住处，以前所做的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
尽管有各种疑虑，我还是很喜欢这些女孩和她们的孩子，而且庇护所的组织者的美好初衷也让我很感动。当被邀请参加董事会时，我备感荣幸并立即接受了邀请。然而，董事会的会议经常让我感到困惑，让我的心情变得非常复杂。我们经常祈祷，谈论美好的愿望：把种子播种在人们心中，帮迷失的牧羊人把羊赶进羊栏，让疲惫的人得到休息，让渴极了的人喝到生命之水。我们相信上帝能够平衡我们每年的预算，祈祷上帝让更多的人来做志愿者和工作人员。我们恳求上帝眷顾那些庇护所的女孩子们。我因为这份真诚和乐观而热爱这个集体，但也会感到沮丧，因为庇护所对于一些基本问题缺乏明确的答案：针对那些在庇护所参加完所有项目的女孩子来说，庇护所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他们未能达到这些目标怎么办？怎样使公益组织学习、成长，最终变得更加有影响力？对于这些问题，一时很难找到答案。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自己和庇护机构中其他人的观念有很大的差别：他们每年都做一些重复的活动，例如烘焙销售、旧货销售或者洗车等，他们不去尝试新的筹资方式。我还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不提供免费的节育措施”，这个问题引起尴尬的沉默，然后董事会的一位男性成员解释了为什么庇护机构不支持这么做。随着相识日久，我更加关爱这些女孩子和她们的孩子，但很明显对于这个组织的前景，我和其他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不过这没什么关系，只是我们互相不适合罢了。最终，我找了一个朋友接替我的工作，然后我继续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正当我打算离开庇护所，搬进一个新公寓时，马特和我来了一次周末的徒步旅行。在山中，他向我求婚，我答应了。我开始准备夏天的婚礼，因此只做在斯坦福大学的那一份工作。我终于有时间来思考：不管是从个人角度和还是从专业角度，我到底想要干什么。
我常常回想我在庇护所做志愿者的生活，在斯坦福大学的那份工作让我的思想变得更加深刻。我一直在思考，怎样才是最好的扶贫模式？公益组织付出爱心，以建立关系为目标，但效果却不明显。那么大规模的机构利用他们的影响力促成的改变社会的模式又怎么样呢？用理智做慈善和用情感做慈善有什么不同吗？我怎样才能找到更好的切入点？
我的感觉是，把这两种不同的方式结合起来将是世界上最好的慈善模式。我不知道能否建立一个有策略、有热情并且有发展前景的机构，可以让我在扶贫之路上走得久远。我设想成立一个机构，建立起人与人之间密切的联系，然后让他们激励他人，服务众人。我能找到这样的机构吗？或者我能找到能够帮助我开启类似模式的机构吗？微顿悟
在接下来的夏天里，我结婚、度蜜月，然后回到商学院继续工作。一天晚上，我正要关闭电脑离开办公室下班时，收到一封电子邮件。邮件上说有个讲座，但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做讲座的这个人。他的讲座跟银行业有关，但又是一种不同的银行业。他是一个为穷人服务的银行家。实际上，这听起来很有意思，但坦率地说，让人心怀疑窦。穷人没有钱，为什么还需要一个银行家呢？出于好奇，我决定去旁听一下讲座。
做讲座的这个人就是穆罕默德·尤努斯博士。那时是2003年秋天，三年后即2006年尤努斯和他的格莱珉银行因为开拓现代小额信贷业务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但首先我要说的是，在听讲座的那个晚上，尤努斯改变了我的人生历程。
1976年，尤努斯在孟加拉国的吉大港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他经常和学生们一起到乔布拉附近的村庄进行调查，面向最贫穷的家庭做各种项目。通过这些调查，尤努斯发现很小的一笔钱就可以使制作竹子产品的村妇摆脱掠夺性贷款的恶性循环。
为了维持生计，当地的妇女每天从放贷者那里借极少量的钱（大概几美元）。放贷者的放债利率非常高，但村妇们没有其他选择，因为没有人愿意借钱给她们。她们用这些小额贷款买一天的原材料，辛苦地制作竹子家具，然后靠出售这些产品赚钱。但遗憾的是，一天下来，她们几乎要把赚来的所有的钱都用于支付贷款。有时，她们甚至会还不上贷款，因此而欠下更多的债务。
尤努斯的调查结果表明，要让这些村妇摆脱这种恶性循环，她们必须要有购买材料的本钱。这些本钱只需要856塔卡，约合26美元。尤努斯于是自己借钱给当地的村妇，不要利息，每天在村里的小茶叶摊收回还款。值得注意的是，每一个村妇都能全额还款。
尤努斯在孟加拉国小村庄的实验最终推动成立格莱珉银行。这家银行成为现代小额金融业先锋，不仅包括小额信贷，还包括其他的金融产品，即为穷人创业提供服务。当然，格莱珉银行最开始做的就是小额贷款项目，并因此而出名。他们扶持客户创业或者帮助他们发展企业，让他们有能力投资家庭生活、送孩子上学或者只是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这些贷款额度很小，有时只有100美元，但影响却是巨大的。现在，格莱珉银行拥有750多万的借款人（超过2/3的人都靠自己的力量摆脱了赤贫生活），并且激励着世界上其他无数的机构循着尤努斯的模式，通过小额金融项目为穷人服务。
为什么以前没有银行为这类群体服务？其他银行不愿这样做是因为嫌小额贷款的手续太麻烦，他们也不愿意承担借款人没有抵押物的风险。从尤努斯那里获得帮助的那些村妇根本没有任何抵押物，而且传统的银行业务通常是必须有钱才能拿到钱。因此，有很多人（其中很多是女性）被认为是和银行无缘的，被传统的金融服务机构拒之门外。
但尤努斯的格莱珉银行和其他类似的小额信贷机构已经完全颠覆这些传统的思维模式。他们为穷人提供资金资助和金融服务，因为他们知道，只要有机会，这些所谓的穷人就会成功，而且这些人很有诚信，世界范围内的小额贷款还款率上升了95％。而借款人会一直使用贷款来扩大自己的业务，改善他们的家庭生活。这些创业小额信贷机构的工作业绩表明，投资给穷人不仅是可行的，也是可持续的，而且这是一种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的有效手段。
那天晚上，我在斯坦福大学了解到尤努斯的小额信贷可能改变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人们的生活。尤努斯的故事激励了我，而且这种模式便于实践。他明确表示，任何人只要采取行动，向前迈出几步就可以做出像他一样的不凡业绩。尤努斯于非常熟悉各种各样的经济理论，但真正的魔法时刻始于他离开办公桌来到附近的村庄，开始直接与当地居民互动。我想象着在孟加拉国的小村庄，他和当地人握手，和人们聊他们的生活，提出一些问题，并耐心听人们给出的答案。然后，他采取具体行动来解决每个人的问题，从口袋里掏出几美元贷出去，最终产生巨大的影响。
尤努斯不仅讲了个鼓舞人心的故事，一个改变世界的机构的诞生，更让我震撼的是他对穷人的描述，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创业者。
尤努斯的讲座给了我真正的启发。我不再沉寂，不再郁闷，不再感到无所适从和内疚，不再为自己辩解。他的故事里没有悲伤、绝望和无助。在他的故事里都是些聪明、坚强和勤奋的人，这些人能够利用好一切资源，最终成为创业者。
这完全推翻了我对贫穷的理解。尤努斯谈到的不再是宣传手册上一张张悲伤的面孔，不再是贫穷本身的问题。那些穷人不再只是慈善案例或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不再是被动地接受那些无止境的、不假思索的慷慨，而这些慷慨往往源于我们个人提升自己的道德品质的愿望。这些人生存的环境是问题的关键，是环境剥夺了他们获得生存所需要的工具。这些人既不软弱也不是没有理想。他们有能力、有思想而且有毅力。他们就是那些我想接近而不是避开的人。他们都是创业者。
长期以来，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虽然扶贫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我们可以从每个个体入手，每次都迈出一小步，通过小额贷款这样的方式给予扶贫对象实实在在的帮助，支持他们走上创业之路。
为什么尤努斯讲的这些故事和我以前在慈善组织遇到的情况会有如此的不同？谁的故事更可信？我又该相信谁？是相信尤努斯还是相信公益组织？我要自己寻求问题的答案。我要亲自去接触更多的穷人，看看这些人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想了很多。如果尤纳斯说的这些人是真正的创业者，那他们正是我尊重的那种人，也是我愿意帮助的人。和他们的接触也会改变我，我将不再是远远地站在一旁的观察者，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捐款人，不再是一个孤单的志愿者。如果他们的经历如此与众不同，那么我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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