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雁飞越加勒比：古巴华侨家书纪事(修订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黄卓才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鸿雁飞越加勒比：古巴华侨家书纪事(修订版)试读：

作者简介

家书作者，古巴（Cuba）华侨，西班牙文名字Fernando Wong（菲那度·黄）。1898年7月25日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市，1925年旅居古巴比亚克拉拉省（La Provincia de Villa Clara，华侨译为“生省”）大萨瓜市（Sagua la Grande，华侨译为“大沙华”）。先打工，后经营杂货店，为该市中华会馆终身主席。1975年6月2日终老于侨居地。

本照片于1952年3月1日摄于大萨瓜市。

自序

本书的基础是《古巴华侨家书故事》。

之所以推出新版，首先是因为《古巴华侨家书故事》问世后的几年里陆续发现了不少新的很有价值的文物史料，而这些文物和史料中有相当一部分又是国内外的热心读者和华侨研究专家帮助发掘出来的。同时，无论是古巴华侨社会或者是书中描述到的广州、中山、台山侨乡，都发生了许多变化，如果不把这些新材料补充进去，不更新必须更新的内容，那将会是很遗憾的事。《古巴华侨家书故事》付梓之前，虽然责任编辑和多位专家、作家朋友都给予了大力肯定，但我仍然有点儿忐忑不安，担心读者对这样一批私人的家书及其背后的一个普通华侨家庭的故事是否有兴趣。书，终于战战兢兢地出来了，社会反响的强烈，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北京、广州、中山、台山四家电台、电视台做了专题访谈节目，十多家报刊发了消息和评论。网络推介、对外广播和第四届“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国际会议”更让它插上翅膀，飞出国门……

很多读者是把它作为一本纪实文学作品来读的。他们年龄层次不同，从十多岁的青少年，到六七十岁的老人，都说读着读着就流了泪。贵州省一位优秀班主任、高三语文老师告诉我，她选择了一些父子情深的人性光辉片段在课堂上朗读，学生听得非常入迷。她说，这是由于内容非常真实的缘故，尤其是艰苦年代那些细节，更加让人揪心。

而另一部分读者，是把它当作史学著作来阅读和收藏的。他们认为这本书以背景故事阐释家书内涵的创新表达方式，真实记录了20世纪古巴华侨的人生沧桑，尤其是50—70年代特定历史阶段那个蒙着神秘面纱的加勒比社会主义岛国华侨的情状，是别人没有破解过的，因而“填补了古巴当代华侨史的空白”。

我出书20余种，其中有的印数达三五十万册，但还没有哪一本像此书一样，与读者产生如此密切的、饶有情趣的、卓有成效的互动。

一群中青年读者（70—90后）在网上给力推介，热议心得体会，还有的读者来信或致电向我叙说读后感想和收获。一位叫做“加勒比游客”的读者（后来知道是古巴华人）在网上谈论本书，他写道：“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在火车上，我几乎要当着别人面，莫名其妙地流下眼泪。以前算命的人说我要到41岁才开始成熟，如果年轻时，我会翻几页就去看别的书了，体会不到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那种震撼人心的情感，现在经历过的地方和事情多了，开始有所感悟……这不是小说，是一个普通华侨从1952年开始，直到1975年客死异乡，给家人的40多封平常书信，人性中所有的优点都在字里行间以巨大的震撼力显现了出来，太平常了！太不平凡了！实在是难以吞咽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本书很值得推荐给成长中的人们看看。这是一本人性教育的好书，如果父母没有时间、精力和孩子交流，如果孩子还在怨恨父母，如果有人在感叹命运和现实的不公，请看看此书。”读者的激情和感受反过来又教育和感染了我，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华侨先辈的优秀品德，认识到平凡的父亲把深挚的亲情、爱情、乡情和国家民族之情化

为一种终生不渝的责任，把无私奉献视为自己永恒的义务，这是多么高尚和伟大！于是，我觉得自己的精神境界也得到了净化和提升。

特别令我感佩的，是刘博智教授和谭艳萍小姐。2009年夏天，刘教授是国际著名的美籍华人摄影家，时任美国堪萨斯大学设计学院摄影系主任；谭艳萍小姐是当时在北京工作的曾留学古巴的海归。他们受本书的感动，相约专程到古巴去寻访老侨，到我父亲的侨居地去追踪湮没的先辈的足迹。他们冒着酷暑，忍受物质的匮乏和交通的不便，深入古巴中部小城大萨瓜（大沙华）访问、拍摄。其中刘教授春季已经去过一趟，两次历时共计40多天，耗资不菲，人更瘦了一圈。当我从照片上看到他们两位历尽艰辛，终于在我父亲生前古巴友人的家族墓地找到坟茔，并给先父献上一束鲜花时，我不禁潸然泪下！

还有朱霖先生、袁艳博士和吕美枝（LUIS Mitzi Espinosa）女士。朱霖是北京人，有个搞怪的网名叫做“三环路上的幽灵”，生活中却是个非常开朗、乐于助人的小伙子。他也曾留学古巴进修西班牙文，毕业后留下来当过汉语教师，对古巴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他读了《古巴华侨家书故事》后，热情地在网上推介，并两次从北京飞来广州跟我交流探讨。这次修订，他又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图片。袁艳博士是天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学生。她为做博士论文到北京国家图书馆查找资料。在翻阅40多年前的古巴华文报纸《光华报》时，竟然慧眼发现了一篇我父亲纪念抗日战争20周年讲话的报道。原来，她读了我的家书故事后就深深记住了我父亲的名字。吕女士是古巴华裔学者，热心华侨华人研究，2008年来广州暨南大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我们有幸认识。她不懂中文，我只能靠蹩脚的英文或借助别人翻译西

班牙文与她交流，但她却能与中国亲人共读我的书，说“很有趣”。她在古巴中华总会馆周卓明总书记的助力下，发掘了不少相关史实，找到了我父亲的好些人脉线索。

像这样的热心读者、专家还有不少。他们的鼓励和帮助各适其适，但都出于一片挚诚，同为推动我深入研究的动力。正是他们的推动，使我感到必须出一个修订新版，而且要在保持原有风格的同时，让它从内容到形式都焕然一新，以报答读者和专家的厚爱。

期盼大家继续多多赐教。我希望，即使是读过《古巴华侨家书故事》的读者，也不会觉得这个新版是一个重复。或许，还能从中获得新东西，有新感受。黄卓才2011年春于暨南园

代序

黄卓才先生的《鸿雁飞越加勒比——古巴华侨家书纪事》一书，曾在2011年获得“中山杯”华侨华人文学奖，近年来受到从读书界到文学界、史学界和传媒的广泛注意，屡获好评。出版社因应市场的需求，推出装帧印刷更加精美的新版。作者也趁此机会进行修订，令内容更完美。

这一本富于张力的著作，我越往下读越体味出其丰富与独特。新版问世，更抑制不住向读者推荐的冲动。

顾名思义，“家书”是“纪事”张力的引擎。在20世纪下半叶的漫长岁月，电话并不流行，更没有互联网，华侨与母国亲人的联系，完全依赖“走水客”或邮局传递的书信。借这些陈年家书，作者“穿过历史的隧道，走进中、古两国几十年前那个特殊的年代，走进一个老华侨的生活领地和内心世界”。所谓“家书抵万金”，其价值，不但在互道境况、互通情愫，还在于构建立体的家国信史。

我以为，这一部书具有两方面举足轻重的价值。

首先是历史价值。在微观历史层面，特定时期两个国家（古巴和中国）的政经形势，一个家庭（侨居地的父亲和在国内的著者）的悲欢歌哭，可以形诸多种文本，讲求时效的有新闻报道，具备史料价值的有日记、回忆录。而论互动性之强，立体感之凸显，书信无疑是最得宜的“切口”。所谓“一花一世界”，这种具体而微地呈现大洋两岸老百姓彼时精神和生存状态的文字，不但能为以“国家”“时代”为关键词的“宏大叙事”填空，而且能够为因意识形态禁忌而偏离真实的史书纠偏。

其次是文学价值。这本以真实取胜的散文体纪实文学作品，有三个鲜明的特色。

一是以家书串起散落的万里亲情。“纪事”的缘起，在于作者的父亲黄宝世先生从侨居地古巴邮寄来的43封家书。作者保存下来的最早一封，写于1952年，是作者在台山永隆村祖屋的箱底发现的，无邮戳，中式信封和信笺有水渍。这封托“走水客”连汇款一起带交的银信，有对刚刚以优异成绩考进初中的儿子的教诲与嘱咐，还有对汇款的详尽交代。为什么后者的篇幅超过前者？原因不但在于写信人忙于生计，无暇抒写乡愁，写信人也未必愿意向下一代袒露感情的软弱部分；更在于这一笔笔“养家银”，是男子汉有担当的证明，是物化的亲情，是爱的深层表白。在海外受尽屈辱与艰辛的先侨，唯一的安慰就是把实实在在的钱寄回家去，让家属把这笔钱用到该用的地方。

和侨汇一样，“回国”是越洋家书的另一主题。落叶归根，是黄宝世先生晚年唯一的追求。彼时的中古两国，关系阴晴不定，使得“回家”成为最大的悬念。其间的梦想、筹划、试探、幻灭，个人卑微的命运和世界风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意识形态之争结合得如此紧密，实在耐人寻味。

二是通过诠释家书以比较同年代的跨国人生。由于显而易见的客观原因，著者寄给父亲的所有书信，都无从寻觅，不可能一并在本书披载，成为互相诠释的“两地书”。好在著者别出心裁，凭借感情丰沛的笔致，以父亲写每一封家信的特定时空为前导，铺陈相关

背景和史料。两种人生的并列、对照，加上分析，这种生动具体的比较，使这本书的意蕴格外深沉。当时的古巴和中国，实行大同小异的社会主义制度，充满浪漫激情的古巴人和拘谨认命的中国人，经历类似的革命狂欢之后的精神困惑以及迫在眉睫的物资短缺，书中都有感性的反映。

1968年，在古巴的“国有化运动”中，黄宝世老先生的个体杂货小店，像所有的华侨中小企业一样被政府没收，曾经繁荣的华人社区风雨飘摇，老侨生活陷入困境。退休后，“我的退休金由古巴政府发给，每月四十元，仅可糊口。如买多少黑市货，就无法应付”。同一年，中国正轰轰烈烈地进行“文革”，作者在红旗下长大，年纪轻轻却被与落难的“牛鬼蛇神”关在一起，月工资被降到20元，也只好在逆境中痛苦跋涉。1971年，73岁的老人在信中诉说，作为古巴经济命脉的食糖业，由于甘蔗歉收而产量减少，无法向外换取物质。“近来黑市非常厉害，猪肉每斤八元，米六元，鸡近几年来没有配给，黑豆每斤十元，薯芋果蔬异常渴市。”

那一年，担任中学教师的著者所在的广东中山，虽史上以富庶的鱼米之乡著名，但也和全国其他省市一样，“肉类、鱼、粮食、食油、布、肥皂等凭证、限量供应，手表、自行车等不但凭证供应（一个单位一年最多分到一两张票），而且价格很高（比如一只上海牌手表200元，相当于一个医生或中学教师4个月的工资）”。同处于艰难困苦中的两代人相濡以沫，老父亲千方百计把从前经商的微薄积蓄寄回；同时，把回乡梦化为争分夺秒的行动。可惜，夙愿难偿，终归客死他乡。

三是展现国际宏大视野下的家族命运。读这本书，我们岂止重温侨乡普通人家的沧桑家史，真切品尝弥漫于岁月风尘下的人生百味；在宏阔的国际背景下，它还以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命运折射出中国的巨变。

1925年，著者的父亲婚后不久即赴古巴，时年27岁。1937年回乡时，向妻子透露了人生理想：出去再熬他十年八载，最多一二十年，赚了钱就回来，在家乡附近的瓶身山开金矿，在家里种果树、养鸡。然而他的回乡梦给加勒比海的怒涛吞没了。著者作为广义的“金山伯”的后代，前半生历经劫难，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境遇有了彻底的改变。从中学教师升到大学教授，首创《经济写作》和《旅游写作》等系列教材，出版专著20多种。退休后，勤于笔耕，和同甘共苦的伴侣一起，运动、旅游，晚年堪称写意。和祖父的人生成为更鲜明对比的，是著者的后一代。长子黄雅凡和女儿黄炼，都出生在父母落难的岁月。当时，远方的祖父看了两张照片，在回信上提及“雅凡聪明听教训”“亚炼康健肥硕可爱”，为之“无限欢喜”。祖孙之情只能到此为止。雅凡在暨南大学毕业后，赴美加留学，获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现任加拿大植物生物工程公司首席科学家、总裁，取得多项专利，并登上美国科学院的讲台，到处讲学周游世界。2014年11月，公司荣获Agrow Awards Winners 2014国际农业奖，他代表公司前往荷兰首都领取了这项被誉为农业奥斯卡的大奖。年底，雅凡当选加拿大植物生物学会会长。女儿黄炼，赴美留学，攻读硕士学位，后在芝加哥的媒体工作，由记者干到主编。次子黄鹄，在广州任公司经理和省业余羽毛球联谊会会长。这棵扎根于中华大地、在时代的风雨中

生长的家族之树，正是世代飘零的华侨及其后裔奋斗不息的缩影。

这样一本既富于华侨特色，又具有思想深度的纪实之作，获得读者的喜爱是理所当然的。我回国期间无意中获悉这样的插曲：2009年，曾留学古巴后在北京担任西班牙语翻译的谭艳萍小姐，这位读了本书上一个版本《古巴华侨家书故事》而成为粉丝的台山籍青年白领，被书中的真情实境和感人细节深深打动，不止一次流下了热泪。她把这本书推荐给美国堪萨斯大学设计学院摄影系主任刘博智教授。刘教授是著名摄影家，为了拍摄华侨题材而奔走30多个国家和地区。刘教授读罢这本书，决心循家书的线索，以镜头收集古巴先侨遗迹。他的这一打算获得谭艳萍的呼应，她请了长假，和刘教授在古巴会合。他们花了27天时间，投入紧张的寻访，终于在古巴中部小镇大萨瓜找到了黄宝世先生生前的华裔与西班牙裔朋友，由他们带领，前去祭拜黄宝世先生的墓。就此，中、古两国几位读者和著者成了亲密的朋友……现在，作者已将这些信息写入书中。

千里迢迢成挚友，万里寻踪觅线索。一本纪实作品竟有如此之大的张力、感染力和凝聚力，我想就是源自“立体信史”固有的史学价值和文学特性。刘荒田（本文作者是旅美华文作家，著名散文家、诗人）

旧话重提——《古巴华侨家书故事》前言

从中学时代起，我就开始珍存父亲的家信。相隔几十年之后，回过头来点数一下，还留下40多封，时间的跨度达20多年（1952—1975年）。虽经六次搬家、十年浩劫，这些信件有点儿残缺、有点儿发黄，但毕竟保存下来了，实属万幸。

我父亲是一个古巴华侨，1925年从家乡台山出国谋生，直到1975年在古巴逝世，他在那个遥远的国度生活了50年，其间只回国探亲一次。在那漫长的50年里，他由苦工变成小商，以其艰辛的劳动，克勤克俭地赚取低微的收入养家糊口。他一生没有什么辉煌成就，但的确是老一代华侨中的优秀分子。凭着出国前只读过三年小学的文化基础、经常阅读书报的习惯以及聪明好学，他很好地掌握了中文和西班牙文。他见多识广、为人厚道、广交友朋、乐于助人，在华人社区威望很高，长期连选连任侨居地中华会馆主席，服务侨胞，死而后已。

这些家书发自同一个地点：古巴大萨瓜市——我父亲的侨居地。

40多封家书是40多只翻飞的鸿雁。在20世纪50—70年代没有民用越洋电话、没有e-mail、没有别的通信渠道的情况下，只有它，从古巴凌云振翅，越过浩瀚的加勒比海，或越过太平洋，或辗转欧亚各地，历经大半个月甚至一两个月，然后来到中国，把天各一方的夫

妻、父子和其他亲人联系在一起。

当我从传家宝樟木箱箱底翻出这些发黄的家书时，眼眶充满了泪水。当年，这些信都是我认真读过的，但那时候还年轻，好些事情未必能够深刻理解；而以后，工作忙碌，岁月匆匆，我竟顾不上多读两遍。现在，退休了，才有时间把它再次整理出来，重新阅读，细心品味。这些家书，父亲当年是一笔一画十分用心地写下来的，内容丰富，文字简朴，书法秀美。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生活的真实记录，发自心底的肺腑之言。它信手写来，无拘无束，即使东拉西扯，也有一个主题贯穿全部家书的始终，那就是“回国”和“侨汇”，如果再加以浓缩，那就是一个字：爱！爱祖国、爱家乡、爱亲人，也爱古巴。落叶归根是老一代华侨萦绕终身的心愿。父亲身处特殊环境的古巴，这种愿望更为强烈。晚年，他朝思暮想、东奔西走，为的就是回国团聚；寄钱养家，以侨汇和捐助为兴业、强国添砖加瓦，是老一辈华侨自觉承担的义务。他竭尽所能，倾囊奉献，为的就是妻儿老小的幸福、祖国的富强。父亲家书的字里行间充分表现了老一辈华侨的崇高理念和可贵品质，为后辈树立了榜样。这是一份可以从中反映出一个家庭、一个时代的真实记录，一份可以交子传孙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今无论是中国还是古巴，都已经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改革开放成为两国共同的潮流。我们这个华侨家族由19世纪末第一代旅美先侨算起，历经百余年，逐渐发展、壮大，足迹分布更广。后来者居上，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的一代，即我的儿女一代，不但改变了祖辈从苦力起步的状况，以高学历直接进入侨居国社会的中上层，而且在事业上迅速崛起。这样，为家族、为祖国、为世界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也

就成为可能。在第三、四代中间，已经涌现出三名博士，还有教授、作家、科学家、记者、企业总裁等职衔。尤其可喜的是，正处于青年成长期的加拿大华人科学家黄雅凡博士，以其在国际上领先的作物抗旱保收方面的理论和技术突破，应邀于2006年4月4日登上了美国科学院的演讲台。“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先侨当年背井离乡的苦泪没有白流，他们的付出得到了很好的回报。这对于读者认识人生奋斗的价值也会有所启发。

家书本来是私密的东西。但古巴老华侨越来越少，数十万古巴华裔的中文程度有待提高，新移民多借助电子通讯，来自这个遥远国度的中文家书变得稀缺。在历史上，20世纪50—70年代是一个冷战、动荡的年代，而在中国和古巴的社会舞台上也演出了许多精彩绝伦的活剧。我想，如果把它稍加整理，可能就是一份有价值的华侨史料。如果再多花点儿工夫，说明背景，演绎有关的人物故事，则或许还会引起读者回忆往事的兴趣。中国读者可以随我神游古巴，海外华侨华人读者则可从中了解中国侨乡。

正因此，考虑再三，我决定把它编撰成书，公之于众，与读者分享。2006年秋

四十多封珍藏几十年的华侨家书，描述着家国事、世界事，成为一个时代中、古两个国家历史进程的真实佐证。四十多只飞越加勒比海的鸿雁，传递了爱国心、慈父情，道出了一个华侨家庭几代人开拓奋斗的生动历程。时代风舒云卷之猛烈，亲情与人性之美，尽在咫尺之间……——题记萨瓜大铁桥

1．读书人本色

故事的开头，并不是1952年。在此之前的十多年间，父亲给母亲和我写过很多信，可惜未能保存下来。

这封信是2006年我回台山永隆村老家时发现的。信笺、信封齐全。信封是中式的，它没有邮戳，是一封托人随汇款带交的银信。当时还没有直接通汇的银行，没有国营侨批，侨汇大多是通过商业银行寄送到香港的私人银号（钱庄），然后由银号派人带入侨乡，直接交给收款人。这一次，父亲是在古巴通过香港的黄姓兄弟世赞先生转来的。这封信放在老家箱底50多年，信封上留下了虫蛀的痕迹，信封、信笺字迹溶化过，显然经过水渍。这种种情况使它显得非常珍贵。我的《古巴华侨家书故事》出版后，适逢中国侨联筹建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筹建处闻讯，派人前来广州找我。我即以本信及其他三封信的原件捐赠。明信片中的古巴街景黄雅凡寄自古巴首都哈瓦那。黄雅凡，国际著名基因科学家，黄宝世先生的长孙，旅居加拿大。

1952年4月的银信，寄往广东省台山县五十区永隆村。黄宝世托“走水客”带交550港元。信封背面有“除汇费士担（stamp）费20元”字样。这封银信连同信封由北京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收藏。

原件尺寸：信180mm×210mm，封740mm×165mm。

接来手札，妥收一切，勿念。藉悉汝春季投考中学，名列廿六，经已入学读书，闻讯之余，无限快慰。我前信已经详细讲过，如进入每一间学校读书，是必（须）知道读书人的立场，求深造求上进，是为读书人的本色。对于金钱的用途，还须时时谨慎。况汝母亲在家身体多病，倘得时间许可，不时回家照顾为要。

我上月初旬由香港世赞处付上港银三百元，是否得收，来字报告。今再由香港世赞处寄上港银五百五十元，到步查收，以应学费和家用。此款我经向世赞说明，不可一次汇入汝收，成（诚）恐有意外发生，即系汝需要款项若干，即去信香港世赞兄付回，所余存留香港，较为妥善。据说汝外祖母年老壮健，可堪告慰。汝千祈交多少亻巨（她）（做）费用为要。我目前身体安好，请勿在念。小儿卓才收读。父　宝世　上言一九五二（年）四月廿八

我父亲黄宝世，古巴华侨。

古巴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古巴人是什么样子，小时候，我总觉得是一个谜。父亲为什么去古巴，而不去美国、红毛（加拿大）、南洋，也是一个谜。实际上，直到现在，许多人对古巴还知之甚少，知道得越少就越觉得神秘……

为了深入解读父亲的信，了解古巴，我阅读和观看了所有能找到的相关书籍、报刊文章和影碟，访问了知情人。谜底露出了尖尖角，但没有全部揭开。正因为如此，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在父亲家书的导引下，穿过历史的隧道，走进中、古两国几十年前那个特殊的年代，走进一个老华侨的生活领地和内心世界……永隆村（黄泥头）　（2011年）黄泥头是个宁静的小村庄。它离台城八公里，离北峰山旅游风景区更近。图为2011年1月的村貌。永隆楼　黄鹄摄（2005年）大榕树下和祠堂是村人聚集玩乐的地方。祠堂门口书“星丽黄公祠”。“星丽”是本村开基老祖宗的名字，他于1600年左右（明朝万历年间）由新会洞口陈山村迁来。经过400多年的子孙繁衍，到我孙子杰森一代，是第十三代。祠堂曾于1989年重建，更名“永隆楼”。乡亲公推我撰写了碑记，这篇百字碑记刻石被置于门首。

我父亲黄宝世，1898年生于广东省新宁县（后改台山县，现为台山市），名叫锡旋，“宝世”是他的字，也写作“保世”——按照我们黄姓江夏堂“道、德、尊、朝、廷、世、传、礼、义、重……”的辈分排列，他属于“世”字辈，在兄弟中他排行老二。我们那个村子叫永隆村。现属四九镇上朗乡，曾以盛产优质番石榴闻名。永隆村到处都有，倒是土名“黄泥头”既贴切，又独一无二。村中现时只有18户人家，有几户是侨眷，而全家侨居美国、加拿大、菲律宾等国的则有七八户，是个典型的侨村。

我没有见过祖父，只是从母亲的口中知道他属“廷”字辈，叫超廷，是一位教馆先生，当时村里最有文化的人。所谓“馆”，即指“书馆”，也就是私塾。“教馆先生”就是乡村教师。他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我三叔名平安，旅居南洋，但一去不复返，也无书信联系。如今在台山老家唯一可以纪念祖父的，是一个便于肩挑的轻巧原木小书柜。据说这就是他用来装书簿、挑着到别村去教馆的行头。右上人像为陈宜禧先生。右下图为陈宜禧先生纪念铜像。新宁铁路五十车站　历史图片这个车站就在我们村边。父亲1925年出洋，应该就是在此上车的。台山是中国著名侨乡，父亲的岳父又是美国归侨，这无疑都会对他产生深刻影响。结婚后不久，他拿出多年打工的积蓄，再向外家借了一点儿盘缠，与村人黄舜传（Fermin Wong）同赴古巴谋生。其时父亲27岁。

由于家里穷，父亲只读过三年书，十多岁就出来做小买卖谋生。(1)后来到五十墟的一家药材店做伙计，一干就是八年。他勤奋好学，通过读医药书籍、看医生处方、拣中药，不但认识了许多字，而且写得一手好书法。他精通业务，待客如宾，很快被提升为掌柜。

父亲长得白净帅气，在乡间被称为“靓仔”。人又斯文老实、聪明好学，所以特别讨人喜欢。25岁结婚。我母亲伍美意（别名美凤、金凤），时年20岁，出身于邻近村庄盘龙村（土名“炒米沙”）一个华侨人家。

1920年，由美国华侨陈宜禧发起集资兴建的民办新宁铁路建成通车。铁路贴着我们村边经过，附近还有一个车站——五十车站。来来往往的火车，每天运载着许多来自海内外的旅客和货物，带来许多新的信息。西风东渐，洋气入怀，这里的乡下人不再闭塞，他们时刻思考着怎样寻找“出路”，于是就有了越来越多出洋谋生的华侨。20世纪50年代哈瓦那的酒吧闻名世界哈瓦那位于古巴岛的西北海岸，是古巴共和国的首都，也是古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旅游中心，人口超过220万。这座海港城市极具特色和韵味，古典与现代、新大陆与旧大陆、白色与黑色、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一切都在这个阳光明媚、生机勃勃的热带港口和谐地统一起来。如今，哈瓦那的美丽和古巴社会主义的独特、神秘，更让游客趋之若鹜。古巴科学院古巴的西班牙式建筑和美、英、法式建筑随处可见。古巴科学院雄伟美丽，因很像华盛顿的白宫而被称为“小白宫”，革命前是国会大厦。

父亲选择古巴也许不是没有道理的。据古巴驻华使馆旅游办事处(2)提供的数据，“20世纪初，在古巴华侨华人有二三十万人”。当时之所以有这么多中国人（其中九成是广东人）去古巴，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加拿大正在排华，而古巴早已结束了“契约华工”的历史，并与当时的中国政府（清政府）签订了条约，对移入的华侨给予最惠国待遇；中国则允许古巴在华招募自由移民。另一方面，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古巴都没有受到战火的破坏，国际糖价上涨，糖产量居全球首位的古巴得益，城乡繁荣持续半个世纪。当时古巴正处于美国控制下，美资投入逐渐增多，经济发展迅速，就业机会多，古巴成为世界闻名的商业乐土、旅游天堂，也成为美洲华侨华人聚集的中心。因此，它对中国人，特别是正在寻找“出路”的台山人有很大的吸引力。随着中国侨民日增，古巴政府借机提高移民费，征收标准据说相当于中国的70银元，等于父亲在五十墟两三年的工钱。虽然如此，(3)台山赴古巴谋生的人还是很多，四邑地区甚至出现好些“古巴村”。比如，台山广海镇的夹水村、新会沙堆镇的独联村等。夹水村30户人家中，11户有人去古巴，其中一刘姓人家三代都是古巴华侨；独(4)联村的古巴华侨曾多达700人。

父亲选择古巴，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侄子黄舜传的带引。黄舜传辈分低，年龄则比我父亲大，1920年就去了古巴。

父亲到达古巴初期，曾经在种植园做工，当过理发匠、西班牙老板的私人管家，然后做杂货店小生意。他所起的西班牙文名字“Fernando Wong”是按照古巴人姓名的习惯，把名字放在姓氏的前面。我译作“菲那度·黄”，如果按普通话，可以译为“费尔南多·黄”。

古巴华侨、华人、华裔与其他国家炎黄子孙的不同之处，就是他们有一个当地语言（西班牙文）的名字。这显示他们在保持中华民族传统的同时，与古巴民族的融合特别深。

写这封信的时候，父亲已经背井离乡27个年头了。

1952年，无论是古巴还是中国大陆，都有重大的政治风暴发生。在古巴，是巴蒂斯塔政变；在广东家乡，则是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

1952年6月1日，古巴举行新的大选。当时古巴革命党（真正党）等三大政党分别提出了自己的总统候选人。民意测验表明，古巴人民党的阿格拉蒙特将有可能赢得胜利，而联合行动党的巴蒂斯塔没有希望。在这种形势下，三四十年代曾经掌权的独裁者巴蒂斯塔倚仗美国的支持于同年3月10日策动军事政变。政变上台后，公然再次实行独裁统治。巴蒂斯塔政权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古巴人民的强烈反抗。1953年7月26日，卡斯特罗等一批热血青年在东部城市圣地亚哥发动了攻打蒙卡达兵营的武装起义，试图推翻独裁政权。与专家学者同访母校2010年6月，著者与北美华侨华人历史学会的专家学者同访台山一中。这些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