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之鞭(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衍钢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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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之鞭试读：

编者的话

由于涉及形形色色的文化背景，故古代中外关系史可说是一个非常艰深的研究领域，成果不易为一般读者掌握和利用。但这又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领域。从浩瀚的大海直至无垠的沙漠，一代又一代上演着一出又一出的活剧。既有友好交往，又有诡诈博弈，时而风光旖旎，时而腥风血雨。数不清的人、事、物兴衰嬗递，前赴后继，可歌可泣，发人深省。毫无疑问，这些故事可以极大地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

本丛书是秉承《丝瓷之路》学刊理念而作。学刊将古代中外关系史领域划分为三大块：内陆欧亚史、地中海和中国关系史、环太平洋史。欧亚大陆东端是太平洋，西端是地中海。地中海和中国之间既可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也可以通过草原之路往来。出于叙事的方便，本丛书没有分成相应的三个系列，但种种传奇仍以此为主线铺陈故事，追古述今。我们殷切希望广大读者和作者一起努力，让古代中外关系史的知识走进千家万户！2012年秋

引子

二十多年前，当笔者还是西安某高校计算机系学生时，有幸聆听某历史系学生颇为自豪的历史启蒙中国的汉帝国打败了匈奴，匈奴人一路西逃到了欧洲，灭掉了罗马帝国。他的言下之意当然是，罗马帝国固然伟大，但中华帝国比罗马帝国厉害多啦！那时笔者对历史还没有多大兴趣，既然专业人士这么说，也就姑且相信之，跟别人聊天时偶尔也会拿出这段“历史事实”来自豪一下。

毕业工作之后，有时间看一些历史闲书，才发现这类“历史事实”似乎很有问题。匈奴人固然震撼欧洲，但早在匈奴人进入欧洲之前，统治中国的华夏正统王朝早已屡遭匈奴人蹂躏。相比之下，罗马帝国对匈奴人的抵抗明显更成功，其帝国核心区域从未被匈奴人占据，更无帝王或显贵遭匈奴人俘虏。而且，欧洲匈奴人最后在罗马帝国的军事外交打击之下基本被灭族。

后来笔者终于开始学习古典文献和古代史，由于专业关系，更深入地研究了晚期罗马帝国的这段历史，并阅读了大量原始古典史料，结果发现了两个非常令人震惊的历史事实：

其一，游牧民族在欧洲的活动模式显著有别于亚洲。以欧洲匈奴人为例，即便在匈奴人武力煊赫、一统欧洲草原的全盛时期，他们也从未想过南下占领肥沃富庶的农耕文明区建立征服王朝。实际上，欧洲匈奴人从未对罗马帝国的存在构成过实质性威胁，之前和之后的其他强大游牧民族亦复如此，这些欧洲游牧民族的最后宿命无一例外都是被欧洲农耕地区民族击败并降伏。历史上那些击败游牧入侵者的欧洲国家或欧洲族群，论人力物力皆远不及古代中国的零头。因此个中原因，很值得我们深思。

其二，欧洲的“匈奴人”跟中国历史上的匈奴人完全是两个民族，两者之间根本没有直接关系。在欧美语境中，“欧洲匈奴人”（Huns）与“中国匈奴人”（Xiongnu）是两个词，亦是两个民族。两者在时间、空间、活动范围、文化与文明程度等诸多方面都有重大区别。至于两者是否有间接传承关系，则历来众说纷纭。到了20世纪后半期，国际权威史学界已基本上否定了两者间的关系。

上述现象值得我们深思。不仅是“欧洲匈奴人”和“中国匈奴人”的关系，那种“中国、匈奴、罗马”式的幼稚思维，在今天的中国依旧是多数人的常识，有着广泛的市场。这种深层的民族主义文化心理因素，或曰集体无意识，绝非中国独有。仅仅在对待“欧洲匈奴人”（从现在起称其为匈人，以便与国际接轨，也便于与匈奴人区别）问题上，这种坚持匈奴人和匈人的传承性，以宣扬祖先征服伟业并唤起民族自豪感的行为，在很多民族，特别是亚洲民族中非常普遍。

固然由于社会科学在揭示因果律方面的局限性，近现代以来，基于自卑和挫败感的民族主义集体无意识是如何积淀形成，又是如何催生出这类错误或扭曲的历史知识，这类知识又如何浇灌滋养了这种集体无意识，并进而在政治、文学、艺术、传媒与教育等诸多领域发挥着持久影响，笔者无法回答。或许以后资料齐备之后，会有进一步的研究，但目前这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作为一名历史学者，笔者目前能做的是迈出第一步，先是把匈人的真实历史面貌尽可能客观公正地呈现给读者，用确凿的历史事实厘清国人对这个民族的种种想象、误解和谬见。这可以说是最容易的工作，也是本书的宗旨。对历史学者而言，揭示历史真相，哪怕是不受欢迎的历史真相，乃是最基本的义务。本书就算是笔者的尽义务之举吧。2013年秋第一章亚欧大草原简史

横亘于亚欧大陆北部的亚欧大草原一向是人类行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这里的地理景观与环境气候迥异于南方农耕世界，因而一直有着独特的文化习俗与生活节奏。本章将介绍匈人进入历史舞台之前大草原的相关历史。限于篇幅和主题，所涉及的时间和空间将被严格限制：时间方面始于游牧民族的出现和之前的重要历史事件，空间方面将主要集中于亚欧大草原的欧洲部分，即最西端的南俄平原与多瑙河平原，亚洲部分只会偶尔提及。第一节大草原——从北京到维也纳

本书所称的亚欧大草原，由于是一片不靠海的广大内陆平原，因此在历史地理学中称“内欧亚”（Inner Eurasia）或“中欧亚”（Central Eurasia）。从今北京向西越过太行山就是亚欧大草原的东部起点，大草原由东向西延伸，止于今维也纳城郊。大草原以北是北部大森林地带，以南是传统的农耕地区，大草原在延伸中或会被沙漠戈壁打断。由于与海洋隔绝，草原上大部分地区属大陆性气候，夏季酷热，冬季严寒。亚欧大草原东西绵延约6000公里，中间并无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唯一南北走向的乌拉尔山脉坡度平缓，并不会阻碍草原居民的迁徙。因此在一段非常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亚欧大草原是亚欧游牧民族迁徙的走廊。

亚欧大草原的总体特征是，越往西走土地越肥沃，水草越丰美。最西端属于欧洲的两个平原，即南俄平原与多瑙河平原，是整个亚欧大草原最富庶的部分。特别是多瑙河平原，由于位于温带海洋性气候与温带大陆性气候的过渡区，因此远比其他草原地区温暖宜人。这两大草原不仅是绝佳的放牧场所，亦是最肥沃的黑土农耕区。在大部分亚洲草原地带，农耕民族自古以来很难长期占领游牧民族的土地，就是因为在大草原上发展农业有着无法克服的技术困难。但位于欧洲的这两大平原却有所不同，在游牧民族出现以前这里就是著名的欧洲粮仓；游牧民族兴起之后，这里成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竞相争夺的风水宝地，游牧民族并不总是这一地区占优势的居民。另外，欧洲草原地区的游牧经济也跟其他草原地区不同，比如较为贫瘠的亚洲草原上一般只有马群和羊群，而肥沃的欧洲草原上还有大量的牛群。纵观整个欧洲草原的历史，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曾交替成为这一地区的主人。即便是统治该地区的游牧民族，也未必不会进行利润丰厚的农业生产；而统治该地区的农耕民族同样可以发展出繁荣兴旺的畜牧经济。不过如此描述欧洲草原也不全然正确。欧洲草原的最东端，即顿河以东地区，大体为亚洲草原的延伸，这里虽是丰腴的牧场，却因为降水量不足，并不适于发展农业，属于纯游牧地带。因是之故，古代欧洲农耕民族的扩张总会止步于顿河。古典欧洲人以塔纳伊斯河（Tanais，即顿河）为欧亚两大洲的边界，多少与此相关。总而言之，本书所涉及的历史舞台——亚欧大草原的欧洲部分——因其独特的地理条件，呈现出与其他草原地区完全不同的风貌。

大草原的居民对世界文明贡献巨大。他们驯服了野马，发明了马车以及各种骑乘用具，还有相应的服饰，比如裤子和靴子就是由古代中亚草原居民发明，后来成为全世界的日常衣着。此外，大草原可谓古代最重要的文化与文明交流通道。除了北非，亚欧大陆的古代文明区——欧洲、西亚、伊朗、印度与中国——皆与大草原接壤，而且大草原上人口和信息的传递速度远高于南面的农耕地区，因此各种宗教、艺术与技术都能够通过大草原迅速传播。欧洲的玻璃技术、西亚的金属冶炼技术、伊朗的苜蓿与葡萄、印度的佛教、中国丝绸与瓷器等，都是通过大草原传遍亚欧大陆的。历史上中国和印度的交往大多不是直接的，两国之间的交通主要通过两大中介——中亚的沙漠草原与东南亚的海路，其中中亚的通路更为重要。

传统观点认为，亚欧大草原的古代居民主要属于两大语言族群——印欧语系（Indo-European）族群与乌拉尔-阿尔泰语系（Ural-Altaic）族群。到了20世纪中后期，语言学界倾向于将乌拉尔语系和阿尔泰语系区分开，前者亦称芬-乌戈尔（Finno-Ugric）语系，后者主要包括满-通古斯语族（Manchu-Tunguses）、蒙古语族（Mongolian）和突厥语族（Turkic）。大草原上印欧诸族的语言主要属于两个语族——伊朗语（Iranian）和吐火罗语（Tocharian）。印欧人是游牧文明的开创者，曾经独霸整个亚欧大草原。不过古代游牧民族的迁徙模式较为固定，要么自北而南向富裕舒适的农耕地区移动，要么自东而西向水草丰美的游牧地区移动。自游牧文明肇始以来，历经两千年的漫长岁月，属于印欧语系和乌拉尔语系的游牧民族要么南下农耕定居，要么进入大草原的西端后融入欧洲文明。到了公元1000年前后，大草原最西端的多瑙河平原已经逐渐被属于芬-乌戈尔族的匈牙利人永久改造为富饶的农耕区。此时大草原上的游牧居民基本上都属于阿尔泰语系民族，其分布大致为蒙古族居东，突厥族居西。

对于游牧民族的历史，有一种非常流行的世界性错误观念：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争斗贯穿了整个人类古代文明史。实际上，游牧民族和游牧文化的出现是很晚的事情。按照国际上较通行的说法，人类的古代文明史延续了大约5000年，即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1500年，而游牧民族最早出现的时间约为公元前800年。换言之，当游牧民族登上历史舞台时，人类的古代历史已过去了大半。游牧文化东传至中国的时间就更晚了，应该在公元前350年前后，即战国中后期。中国的古籍有明确的记载，在此之前中原民族与北方草原民族作战皆是“彼徒我车”，即草原民族主要徒步作战。这里还需要特别强调，“游牧”（nomadism）与“畜牧”（pasturage）有着本质的区别。那种赶着畜群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涉及众多的技艺和组织方式，需要人类在畜牧过程中成千上万年的长期经验积累方能实现。大约在公元前一千纪初期，草原地带的印欧民族发明并完善了各类马具和大规模放牧技术，发展出最早的游牧文化。游牧民族兴起之时，正是中亚、西亚和欧洲地区全面进入铁器时代之际，而且游牧民族对冶铁技术与铁器也极度依赖。因此可以说：游牧文化是完全的铁器时代文化。第二节草原传奇斯基泰人

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游牧民族是斯基泰人（Scythians），这个名称来自古希腊人对他们的称呼（Skythai），亚述人（Assyrians）称其为“阿西库兹人”（Ashkuz），波斯人与印度人则称其为“萨迦人”（Saka）。斯基泰人属于高加索种族，他们的语言属伊朗语，为印欧语的东方分支。斯基泰人与创建伟大帝国的米底人（Medes）和波斯人（Persians）有着共同的祖先。早期的伊朗人大约生息在阿姆河以北的草原地带，即后来所谓的突厥斯坦（Turkestan）地区。可能在公元前两千纪末期，伊朗人的祖先开始分化，部分伊朗人向西南方迁徙进入伊朗高原，生活在伊朗高原北部的成为米底人，生活在伊朗高原南部的成为波斯人。而留在阿姆河以北草原的伊朗人最终发展出游牧生活方式和游牧文化，成为最早的游牧民族。

古代欧洲与西亚地区文明世界的花瓶和浮雕上经常出现斯基泰人的形象。他们留着胡须，头戴防御北方寒风的护耳尖帽，上身穿着宽松的束腰上衣，下身穿着大裤子，足蹬皮靴。斯基泰人居无定所，以篷车为家，他们赶着车队在草原上做季节性迁徙，人们称他们的车队为“移动的城市”。斯基泰人是最优秀的马上战士，骏马是他们最好的伙伴。斯基泰人最喜爱使用的武器是复合弓，这种弓角反卷的反曲短弓因斯基泰人而名声大噪，故而被称为“斯基泰弓”。斯基泰人最擅长的战术是充分利用己方骑兵的机动性，避免与敌人近距离接触，隔着一定的距离以密集的箭雨消耗敌人。这种闻名于世的游牧战术也因斯基泰人而得名，被称为“斯基泰战术”。作为游牧文化的肇始者，斯基泰人的服饰、生活器具、马具、武器、战术乃至艺术风格和宗教信仰等对后世的游牧民族，如匈奴人、突厥人（Turks）、马扎尔人（Magyars）与蒙古人（Mongolians）都有巨大的影响。例如游牧民族“剺面”习俗，即以刀划破脸面纪念逝者，该习俗使得晚期古典时代的欧洲居民惊讶不已。其实早期古典时代史家、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在谈及斯基泰习俗时对此早有记载，后来中国历史上的匈奴人和突厥人亦有这一习俗，当可追溯至斯基泰人。希罗多德还谈到斯基泰人独特的祭祀方式：将一柄铁剑插入祭祀中心的地面，以其作为战神的象征，然后用各种牲畜甚至俘虏的鲜血奉献给铁剑。这类宗教习俗亦被后世众多游牧民族所继承。斯基泰人的丧葬习俗等对之后草原民族的影响也很大。希罗多德特别强调斯基泰人是“最年轻的民族”，这可能因为斯基泰人创造的游牧生活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定居生活的全新生活方式，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由于斯基泰人的巨大影响，“斯基泰”一词在斯基泰人退出历史舞台之后还一直沿用，既可泛指游牧民族，亦可指代那种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

古希腊金属器皿上斯基泰战士的临摹图，最右边的斯基泰射手正在给自己的反曲弓装弦

公元前8世纪中后期，文明世界首次知道斯基泰人这一全新民族的存在。斯基泰人的西方分支越过乌拉尔（Ural）河进入南俄平原，当地的西米里安人（Cimmerians）在斯基泰人的驱赶下向西方和南方撤退。向西撤退的西米里安人一直被斯基泰人穷追不舍，因为南俄草原以西的多瑙河平原亦是游牧民族眼中的膏腴之地，这批西米里安人最后只得越过多瑙河与色雷斯人（Thracians）混合。向南撤退的西米里安人越过高加索进入小亚细亚，在这一地区造成了巨大动荡，部分西米里安人甚至南下攻入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希罗多德笔下著名的吕底亚王古吉斯（Gyges）就是在抗击西米里安人入侵时阵亡的，古吉斯的诸继承者经过长期奋战终于降服了西米里安人。同时，一些追击西米里安人的斯基泰人越过高加索关隘，进入西亚文明世界。这一地区的富裕繁荣对游牧民族的诱惑不言而喻，此后约半个世纪中，斯基泰骑兵驰骋于高加索、小亚细亚与叙利亚等地，四处劫掠。这是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对南方文明地区的第一次冲击。在此后两千多年间，这种入侵活动将反复上演。斯基泰金饰，公元前4世纪

斯基泰人统治欧洲两大草原之后，随着财富的增加以及与周边文明族群的交往日益密切，斯基泰人的社会文化也迅速进步。到了公元前7世纪初，斯基泰人中已出现了超越部落的国王。而且对于所征服地区的农耕民族，斯基泰人并未赶尽杀绝，这些民族成为斯基泰人的臣民，向斯基泰人缴纳贡赋，其中最重要的贡赋无疑是当地最大宗的出口商品——小麦。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末，斯基泰人与如日中天的亚述王国遭遇，于是文明世界的霸主与草原地区的霸主之间有了直接的交往。据说在公元前678年左右，斯基泰王进攻亚述，但被击退。后继的斯基泰王改变策略，转而与亚述王结盟，共同对付西米里安人。此后约半个世纪里，斯基泰人成为亚述人最强大的盟友和雇佣兵。公元前630年前后，崛起于伊朗高原北部的米底王国成为亚述王国的最大外患，斯基泰人遂应亚述王之邀击败米底人，杀其国王。继位的米底王库阿克萨列斯（Kyaxares）是伊朗史上最杰出的雄主之一，他统一米底各部，吸纳亚述人和斯基泰人的军事技术和战术，最终使米底成为伊朗高原的霸主：库阿克萨列斯不仅成功驱逐了斯基泰人，还与来自南方沙漠的迦勒底人（Chaldaeans，即新巴比伦人）联合，于公元前609年攻灭了亚述王国。

米底王国的霸权终被波斯帝国所取代。波斯人居鲁士（Cyrus）征服了同族米底人的国家，继而四方征战，建立起史无前例的大帝国。居鲁士最后的军事行动是于公元前530年远征中亚草原上的马萨革泰人（Massagatae），结果居鲁士兵败身死。马萨革泰人大约是斯基泰人的东方分支，这些游牧的东伊朗人后来以萨尔马特人（Sarmatae）或称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s）的身份进入欧洲历史舞台。波斯帝国最强大的君主大流士一世（Darius I）于公元前512年亲率大军渡过海峡远征欧洲，深入多瑙河草原攻击当地的斯基泰人。斯基泰人以惯用战术对付波斯人，他们避免交战，不断后撤，将波斯大军诱入无人荒野，计划当敌人疲惫时切断其补给线和退路，围而歼之。大流士颇为明智，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后便迅速撤退了。此次远征虽不算成功，但也部分达到目的，此后波斯帝国再没有受到斯基泰人的袭扰。波斯人很推崇斯基泰人的军事技巧，开始大量招募斯基泰人入伍，并让他们担任骑射教官。

推崇斯基泰人的不仅有波斯人，希腊人亦如此，斯基泰人是希腊人最广泛使用的雇佣兵之一。雅典的警察全部由精选的斯基泰人充任，此外雅典军队中的弓箭手也有相当部分是斯基泰人，骑射手则几乎全部是斯基泰人。希腊人很早就开始在黑海北岸殖民，沿海的希腊殖民城邦与统治内陆广大草原的斯基泰人之间逐渐建立起互惠互利的贸易关系。斯基泰人能提供的商品有皮毛、牲畜、小麦、奴隶以及各种原材料，希腊人则有武器、葡萄酒、纺织品、生活器具以及各种奢侈品。斯基泰人还有一种获取希腊人财富的无赖方法，就是以不加侵扰为由，向希腊城邦索取贡赋。黑海地区很多希腊城市名义上是斯基泰人的臣属，需定期缴纳贡赋。由于黑海的海上贸易对希腊世界意义重大，比如雅典在全盛时期国内农业以橄榄、葡萄等经济作物为主，粮食无法自给自足，严重依赖黑海地区的小麦供应，爱琴海至黑海的航线遂成为雅典帝国的生命线，故希腊人宁愿舍财免灾。

这段时期是人类历史上非常独特的时期。游牧文化最早肇始于中亚草原的印欧民族，之后这些印欧人凭借游牧生活的军事与技术优势迅猛扩张，几乎占据了整个亚欧大草原。总而言之：此时从蒙古草原到多瑙河平原跨度超过一万公里的广大地域内，生息着语言、文化与习俗皆大体相近的游牧民族，因而亚欧大陆北部成为知识传递的走廊。在这片蛮荒地域内，文化与信息传播的速度与广度皆远远超过南方的文明地域，如此局势为古代历史中所仅见。正是借助于斯基泰人的知识，希腊人的眼界远远超越了诸文明古国，他们的视野不仅在南方越过中西亚文明世界抵达印度，还在北方越过欧亚草原抵达中亚腹地甚至远东地区。希罗多德对亚欧游牧民族着墨极多，对他们的分布与习俗皆有详细叙述，其中的很多内容已得到考古发现及中国历史文献的证实。

在整个古典时代以及之后的希腊化时代，北方的斯基泰人对希腊人而言一直是时隐时现的强大外部势力。不过总体而言，斯基泰人在军事上对希腊人威胁不大。因为斯基泰人与希腊文明世界之间隔着地势崎岖的蛮族或半蛮族地带，这些地区生活着色雷斯人、伊利里亚人与马其顿人等好战民族。马其顿王国崛起之际曾降服了色雷斯人与伊利里亚人，并与斯基泰人有过数场战争。首先是亚历山大大帝之父腓力（Philip II）击败斯基泰人，后来亚历山大东征时双方冲突再起，斯基泰人击败了亚历山大部将率领的远征军。但对于希腊本土，斯基泰人完全鞭长莫及。而且到了随后的希腊化时代，西欧地区的凯尔特（Celtic）诸族自西向东大肆扩张，东伊朗诸族则自东向西挤压斯基泰人的生存空间。此时斯基泰人自身的地位已岌岌可危。

因此，当罗马人于公元前1世纪末最终统一地中海世界，将多瑙河以南的全部地区收入囊中时，他们面对的多瑙河北岸游牧民族已不再是昔日的草原传奇斯基泰人，而是斯基泰人的东方亲属萨尔马特人。第三节罗马劲敌萨尔马特人

上文所说的“斯基泰人”指的是最狭义的斯基泰人，即伊朗语游牧民族的西方分支。实际上除了前面所说的宽泛含义外，“斯基泰人”一词还有两层相对有限的含义，它可以是伊朗语游牧民族的总称，亦可以泛指所有印欧语游牧民族，比如中国历史上的月氏与乌孙虽未必属伊朗族，也往往被称为斯基泰人。因此在斯基泰人之后统治欧洲草原的萨尔马特人某种意义上也是斯基泰人，他们在很多方面与最狭义的斯基泰人非常相似。萨尔马特人也属伊朗人，他们的语言跟西方斯基泰人的语言大概差异不大。不过两族之间也有一些差异，最明显的差异在于服饰与艺术风格。

萨尔马特人在军事上独具特色，除了斯基泰人那种游牧式轻骑射手之外，他们还以重骑兵集群著称。一般认为后世闻名天下的伊朗式重甲骑兵即由萨尔马特人首创。这种独特的重骑兵人马皆披重甲，骑兵双手持重矛，集团冲锋时具有雷霆万钧的威力。伊朗式重甲骑兵传布广泛，到了古典时代晚期，从西欧到中国皆可看到他们的身影，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此种骑兵大概是“甲骑具装”的北魏鲜卑骑兵和金代女真人的“铁浮屠”。不过我们对于萨尔马特人的军事技术切不可浪漫化。伊朗式重甲骑兵是否真的由萨尔马特人发明，至今尚存争议，即便真是萨尔马特人的发明，这种骑兵也出现得很晚。而且萨尔马特重骑兵也并非人们想象中的铁甲骑士，实际上铁对游牧民族而言是稀缺资源，萨尔马特人仅用铁制造匕首、短剑与矛尖，他们的盔甲几乎全部由非金属材料制作而成，常用的材料有皮革、骨片与马蹄片等。5世纪中国北魏的重甲骑兵俑，具有明显的萨尔马特色彩

早在斯基泰人统治欧洲草原时，萨尔马特人正生息于中亚北部草原，约为后来的突厥斯坦北部地区。到了公元前4世纪，希腊势力的东扩震撼了中亚诸游牧与半游牧民族。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征过程中多次越过阿姆河，其兵锋甚至抵达锡尔河。当地著名的反抗领袖，粟特贵族斯皮达梅涅斯（Spitamenes）依靠北方萨尔马特诸族骑兵，屡屡向马其顿人发动袭击，马其顿人则以全面扫荡与焦土战术应对。残酷的拉锯战持续了数年，最终斯皮达梅涅斯被杀，亚历山大成功降服了当地的游牧和半游牧族群，萨尔马特人被逐回北方。可能是为了安抚中亚地区的伊朗诸族，亚历山大娶了另一位反抗领袖，巴克特里亚（Bactria，今阿富汗一带，中国史籍称“大夏”）首领奥克夏特斯之女罗克珊娜为妻，斯皮达梅涅斯的女儿阿帕玛则嫁给了亚洲马其顿帝国的开创者塞琉古。

到了公元前3世纪，由于受到东方游牧民族的压力，同时也因为西方斯基泰人实力的衰微，而且亚历山大诸继承国之间的混战局面实为大好的契机，大批萨尔马特人开始离开故乡举族迁徙。跟所有游牧民族一样，他们有的向南移动，有的向西移动。这两个方向的萨尔马特人最终都将与地中海世界的霸主罗马遭遇，成为罗马人的劲敌。萨尔马特式重甲骑兵像

幼发拉底河畔杜拉一欧罗波斯罗马军营遗址中的一幅涂鸦作品，表现的是2世纪的帕提亚骑兵。

大约在公元前250年，南进萨尔马特人的一个分支帕耐人（Parnae）在首领阿尔萨克（Arsak）率领下席卷了突厥斯坦西南部地区。当时统治中亚的希腊塞琉古王国正忙于征讨新近独立的另一希腊化王国巴克特里亚，无暇北顾。于是阿尔萨克成功占据了塞琉古王国的帕提亚（Parthia）省，即后来的伊朗呼罗珊地区，建立起自己的王国。这个王国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帕提亚王国，中国史籍中以创始人阿尔萨克之名称其为“安息”王国。其后两百年间，帕提亚王国与塞琉古王国反复争霸，并降服吸纳了来自东方的伊朗族塞种人（即前文之萨迦人），塞种人的加入大大增强了帕提亚的实力。这批塞种人的定居地至今依然被称为“锡斯坦”（Seistan），意为“塞种人之地”。最后，帕提亚人的西方强敌——塞琉古王国、本都（Pontus）王国与亚美尼亚（Armenia）王国——悉数被罗马摧毁，帕提亚由此将大部分波斯帝国的亚洲故地收入囊中，成为唯一能与罗马抗衡的东方强国。

帕提亚人长期保持着游牧传统，他们的军队极具萨尔马特色彩。帕提亚的常备军主要由贵族组成，全部是伊朗式重甲骑兵。如果发生战事，则临时从牧民、小贵族和境内外游牧部落中征召轻骑兵，并由农耕臣民们组成各色步兵。由于统治着广大的文明地区，帕提亚军队的装备远比往昔游牧时代精良，其甲胄主要由铁和皮革制成。因为拥有高度机动性且装备精良的骑兵部队，帕提亚王国虽然统治松散，内乱频仍，但依然能与强大的罗马帝国抗衡。

公元前53年罗马人对帕提亚的首次进攻以惨败收场，这也是欧洲人首次在战场上目睹真正的萨尔马特重甲骑兵。随后的罗马帝国初期，罗马着重经营西部边境，故而在东方与帕提亚大体上保持和平。但到了2世纪，国势正盛的罗马帝国数次东侵，深入帕提亚国境，焚毁其都城并蹂躏其国土，还永久占领了帕提亚的大片国土。帕提亚实力耗尽，无力平息国内的反抗势力，终于在226年灭亡于新兴的波斯萨珊王朝（Sassanid）。帕提亚王国虽然覆灭，但帕提亚诸部落及其军事组织依然被萨珊王朝所承袭，帕提亚贵族也照旧在新王朝中发挥重要作用。纵观萨珊王朝的历史，一直不乏“骄傲的帕提亚贵族”担任帝国的军政高官。其中最重要者大概是6世纪末击败强大突厥汗国的将军巴赫兰·楚宾（Bahram Chobin），此人来自著名的帕提亚豪族米赫兰家族。中世纪兴起的伊朗萨曼（Samanid）王朝，其统治者亦自号为帕提亚米赫兰家族的后裔。在波斯帝国之外，尚有帕提亚王族的分支长期统治亚美尼亚阿尔萨克王朝，该王朝始于1世纪，终于5世纪，断断续续统治了约400年。

西进萨尔马特人的具体历史晦暗不明。他们逐渐吞并西方斯基泰人的领土，到了公元前1世纪时，斯基泰人的势力已完全崩溃，多瑙河以北的欧洲草原大部分被萨尔马特人占据。原先的斯基泰人大多臣服于自己的东伊朗亲戚，仅有克里米亚半岛与多瑙河口多布鲁甲地区等地的斯基泰人尚能勉强维持独立，不过他们也沦为了萨尔马特人藩属。公元前1世纪末，罗马帝国将势力扩展至多瑙河南岸，在中下游地区建立了默西亚、色雷斯等行省。于是伊斯特河（即多瑙河）成为欧洲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界河，罗马人与萨尔马特人的势力隔河相望，双方的冲突遂难以避免。

较之此前的斯基泰人，欧洲草原地带萨尔马特人的社会大概比较松散，并没有像斯基泰人那样建立起统一的超部落王国。多瑙河北岸最强大的两个萨尔马特部落联盟为雅泽吉人（Iazyges）与罗克索拉尼人（Roxolani）。这两个族群本来生活在南俄平原，公元前2世纪末，他们的势力已越过顿河，威胁到本都王国所控制的克里米亚半岛。到了公元1世纪初，这两支萨尔马特人抵达多瑙河平原，占据了达西亚（今罗马尼亚中部和西部）地区两侧的多瑙河沿岸。其中罗克索拉尼人的地域位于东部入海口一侧，雅泽吉人的地域则位于西部上游一侧。公元69年至70年是早期罗马帝国最混乱的年份，即所谓“四帝之年”。此间不同地区的罗马军队先后拥立了四个皇帝，相互间混战不已，边境的精锐部队几乎全部调往意大利参与内战。于是在公元69年末70年初的隆冬季节，罗克索拉尼人趁着罗马帝国边防空虚之际，越过多瑙河大举入侵南岸的默西亚省。然而驻守多瑙河边境的罗马辅助部队实力雄厚，加之驻叙利亚的第三高卢军团前往意大利参战时正好途经默西亚，因此罗克索拉尼人遭罗马军队重创，退回多瑙河北岸。罗马骑兵追击罗克索拉尼骑兵场景，图拉真纪功柱浮雕

浮雕非常细致地刻画了这些人马皆披重甲的萨尔马特战士。2世纪的著名希腊旅行家波桑尼阿斯曾在雅典的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中见到一套罗马人缴获的完整萨尔马特甲胄，波桑尼阿斯称甲胄由马蹄薄片交叠连缀而成，并称赞其轻巧坚固。

之后萨尔马特人与罗马帝国之间冲突不断。公元92年，雅泽吉人联合西面的日耳曼人越过多瑙河，劫掠潘诺尼亚省（今匈牙利西部、奥地利东部及巴尔干西北部地区），此次蛮族入侵虽然被击退，但随后的边境冲突持续了数年。101年至102年，罗克索拉尼人协助达西亚王国抵御罗马皇帝图拉真的进攻，结果被罗马军队击败。之后一段时间，达西亚地区两侧的萨尔马特人皆臣服于罗马帝国，坐视其吞并达西亚王国，罗马人与萨尔马特人之间遂维持了数十年的和平。到了166年，由于罗马帝国忙于应付东方的帕提亚王国和西方的日耳曼人，多瑙河边境的防卫有所削弱，雅泽吉人于是再度袭扰多瑙河诸省。罗马皇帝马尔库斯·奥勒留斯于170年击退并降服了雅泽吉人。这之后雅泽吉人一直为罗马帝国军队提供优秀的骑兵，连遥远的不列颠亦有数千雅泽吉骑兵服役。跟草原上的萨尔马特骑兵不同，这些隶属于罗马军队的萨尔马特骑兵装备有铁器和铠甲，成为名副其实的钢铁骑士。他们在当地凯尔特居民之中成为传奇人物，有人认为他们就是亚瑟王传说中圆桌骑士的原型。第四节显赫民族哥特人

关于哥特人（Goths）这个显赫民族来自何方，至今尚存争议。大体能确定哥特人源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传说波罗的海上的哥德兰岛乃哥特人最早的定居地，“哥特”这一名称即由此而来。哥特人是较纯粹的北欧种族，大部分哥特人金发碧眼，身材高大。可能是由于人口与资源等方面的原因，哥特人的日耳曼族祖先于公元前后或者更早的时候陆续离开北欧的故乡，向东南进入维斯杜拉河流域。2世纪他们向东迁徙，占领了普鲁斯河与顿河间的广大地区。其间哥特人分裂为东西两部分，西部诸部落称“西哥特人”（Visigoths），东部诸部落称“东哥特人”（Ostrogoths）。3世纪初，哥特人与其他日耳曼族群向南方富饶的平原地区移动，进入多瑙河流域，原来属于萨尔马特人的欧洲土地几乎全部被其所夺取。萨尔马特人的主体被哥特人击败后向西南方向撤退，与多瑙河上游的日耳曼部落联合，也有一些萨尔马特部落臣服于哥特人。

这样一来，除了顿河以东不适于农耕的地带，亚欧大草原最肥沃的两部分——多瑙河平原与南俄平原——的主体均被日耳曼人所占据，欧洲草原地带的主体在历经游牧民族的千年统治之后又落入农耕民族之手。哥特人无疑是日耳曼诸族中的最强大者，他们占领的土地也最为广大。哥特人在这片得天独厚的肥沃平原上发展出不同于其他游牧民族的农耕与畜牧经济，能够支撑更大数量的人口，因而势力大增。哥特人的步兵与骑兵都很优秀，其步兵模仿罗马人，骑兵模仿萨尔马特人。哥特人的海军亦很强大，有能力出动大批舰队从事海上掠夺。因此当罗马帝国深陷3世纪危机时，哥特人成为多瑙河边境的主要威胁，其海军的攻击范围远达黑海与爱琴海。除哥特人之外，萨尔马特人对罗马帝国的传统威胁也没有消失，他们向西迁移成为多瑙河上游的日耳曼诸族的同盟，为日耳曼人提供骑兵支持，使这些威胁温带森林边境的传统步战民族如虎添翼。因此对罗马帝国而言，最严重的蛮族威胁来自多瑙河北岸。罗马帝国投入多瑙河防线的兵力越来越多，3世纪初，这里的兵力大约占了全国总兵力的一半。然而随着3世纪危机的爆发，罗马帝国的大批精锐边防部队被投入内战战场，多瑙河边境最终被蛮族突破。

早在230年左右，哥特人就发动进攻，摧毁了黑海北岸的希腊殖民城市奥尔比亚和提拉斯。250年，哥特王克尼瓦（Cniva）率蛮族联军越过多瑙河，深入巴尔干腹地大肆劫掠，并攻陷了当地重镇菲利普波利斯，即今保加利亚城市普罗夫迪夫。翌年爆发了著名的阿布里图斯会战，哥特联军围歼罗马军主力，罗马皇帝德基乌斯（Decius）与其子埃特鲁斯库斯（Etruscus）皆阵亡。之后十余年间，哥特人屡屡越过多瑙河袭扰。哥特人的海军活动范围更广，不仅遍及整个黑海沿岸，威胁到高加索地区，还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威胁整个爱琴海地区、黑海，并一度攻占拜占庭。哥特人甚至曾在希腊本土登陆，突破温泉关，攻占了众多著名的希腊城市，给帝国东部地区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罗马帝国与哥特人之间的战争》，石棺浮雕，3世纪

罗马帝国毕竟实力雄厚，因此到了3世纪后期又得以复兴。由于不断与边境上战术各异的强敌作战，多瑙河诸军团成为帝国最优秀的军队和皇帝的摇篮，来自多瑙河军团的“伊利里亚诸帝”成为再造帝国的最关键人物。268年，罗马皇帝加利恩努斯（Gallienus）遭暗杀身亡，罗马面临内战威胁，多瑙河北岸的多个日耳曼族群趁此机会倾巢而出，发动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海上袭击。参与此次袭击的除哥特人与赫鲁利人之外，还有格皮德人（Gepids）与皮欧西尼人（Peucini）。据说蛮族共出动了超过2000艘舰船，总人数超过30万。日耳曼人此次侵袭的目的大概不仅是抢劫，还有武装殖民的打算，因为有很多日耳曼战士是带着家眷出海的。然而罗马帝国并未陷入内乱，骑兵统帅克劳狄乌斯（Claudius）迅速继位成为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是第一位多瑙河军人皇帝，有着丰富的战争经验。因此对于这一次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已有所防范。

在战役初始阶段，蛮族舰队在黑海西部与多瑙河地区的攻击接连受挫。之后蛮族集团避实击虚，突破罗马帝国的防御链，再度驶入爱琴海大肆劫掠，古代世界七大建筑奇迹之一的以弗所阿尔忒弥斯神庙即是此时被哥特人毁坏。翌年哥特人攻占了希腊北部的帖撒罗尼迦（即今萨罗尼加Salonika港），并以此为基地袭扰巴尔干地区。虽然哥特人气焰正盛，但他们实际上已置身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因为他们向北的海上与陆上归路皆已被罗马重兵封锁。哥特人再次计划避实击虚，准备向西进入侵意大利，但进军途中在奈苏斯（即今塞尔维亚的尼什）与克劳狄乌斯皇帝率领的罗马军队遭遇。奈苏斯会战是古代史上最血腥的战斗之一，是役蛮族联军惨败，据说哥特一方的阵亡者超过五万人。这五万人大概囊括了蛮族联军的作战主力，其余蛮族人则大多做了俘虏，战后每名罗马士兵都能分到几个哥特女人作战利品。之后不久，帖撒罗尼迦的哥特人海盗巢穴也被罗马军队摧毁，哥特人的入侵终被彻底粉碎。克劳狄乌斯凭借此役成功降服了多瑙河北岸的蛮族，因此获得了“哥提库斯”（Gothicus，即“哥特征服者”）的尊号。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头像

270年，克劳狄乌斯病故，哥特首领坎纳波德斯（Cannabaudes）趁机发动了一次袭击，但被继任的罗马皇帝奥勒里安（Aurelian）击败。尽管如此，罗马帝国还是在这一时期永久放弃了多瑙河北岸的达西亚省。达西亚地区多为山地和森林，不便骑兵活动，可谓游牧民族的禁地，但对哥特人这样的非游牧民族却是适宜的居所。后来哥特人遭到游牧民族袭击时，这里便成为他们抗击敌人进攻的绝佳基地。270年的战争结束后，哥特人与罗马帝国休战言和，双方保持了长时间的和平。早在哥特人与罗马帝国爆发大规模战争以前，罗马人就意识到这些蛮族人是非常优秀的战士，因此大批招募哥特人加入罗马军队。在之后罗马与波斯的历次战争中，罗马帝国军队中都有大批哥特将士。

哥特人与罗马帝国之间的和平维持了半个世纪，到了322年，双方再起冲突。这一年东哥特人与西哥特人组成联军，外加其他蛮族军队，在国王阿里克瓦卡（Aliquaca）率领下越过多瑙河入侵。当时统治帝国西部的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三战三捷，击败了蛮族联军。不过君士坦丁意识到哥特战士的军事价值，在哥特人投降后予以他们很宽大的处理。君士坦丁的远见很快获得回报，翌年他与东部皇帝利锡尼乌斯（Licinius）争夺天下时，阿里克瓦卡率四万哥特战士加入其麾下，为其统一罗马帝国立下汗马功劳。到了330年左右，哥特人与罗马人之间又发生战争。战争的起因是两大蛮族集团之间的争斗：来自北欧的另一日耳曼族群汪达尔人（Vandals）在这一时期进入多瑙河平原，占据了平原西部，与哥特人间爆发冲突。战败的汪达尔人向罗马帝国求助，于是君士坦丁准备亲率军队征伐哥特人。哥特人也行动起来，在两位国王阿拉里克（Araric）与奥里克（Aoric）的率领下攻入多瑙河南岸。哥特军队在首次交锋中击败君士坦丁，但在随后的战役中罗马人逐渐占了上风，罗马一方还得到了哥特人后方黑海北岸诸希腊殖民地的协助。332年，哥特人连遭惨败，只得求和。君士坦丁依然宽容对待投降的敌人，赠予哥特首领大量礼物，并与其缔结和约。这一时期有大批以哥特人为主的日耳曼人加入罗马军队，君士坦丁对他们极为信任。君士坦丁大帝头像

不过，罗马帝国无法确保汪达尔人免遭哥特人的攻击。之后哥特人与汪达尔人之间的战争依然持续不断，最终哥特王格贝里克（Geberic）击败汪达尔人，杀其王威苏马尔（Wisumar）。部分汪达尔人越过多瑙河避入罗马帝国境内，君士坦丁将他们安置在潘诺尼亚省。另一个欧洲草原地带的日耳曼强族格皮德人后来也被哥特人击败。至此，哥特人在欧洲两大草原上确立了无可争议的霸权，与南面的罗马帝国遥相呼应。第二章民族大迁徙的洪流

限于传统的农耕与畜牧生活方式，全盛时期的哥特人亦未能独占欧洲草原，顿河以东不适于耕作的草原地带依旧是游牧民族的势力范围。这些活动在欧洲草原边缘的游牧族群一直扮演着欧洲缓冲器的角色，不断抵御亚洲游牧民族的侵袭。然而缓冲器终有失灵之时，到了4世纪后期，来自东方的强大游牧民族终于粉碎了欧洲草原上的抵抗势力，首先将欧洲诸游牧族群，继而将哥特人等日耳曼族群，裹挟入西进的民族洪流之中，罗马帝国与整个欧洲文明世界将长期承受这场民族大迁徙的灾难性后果。第一节风暴前的动荡

4世纪初，东哥特人之中崛起了一位杰出国王赫尔曼纳里克（Hermanaric）。赫尔曼纳里克可谓早期哥特史上最强大的君主，他通过长年征伐以武力统一了东哥特各部，并征服了大批周边民族，赫鲁利人与维内提人等北方强族皆臣服于赫尔曼纳里克。东哥特人在赫尔曼纳里克统治时期开始具备国家的雏形，西西哥特人可能也在表面上接受赫尔曼纳里克的权威。据传说，赫尔曼纳里克所统治的广袤地域由黑海延伸至波罗的海。数百年后，赫尔曼纳里克的成就依然长存于哥特人的记忆之中，他因此被尊称为“哥特人的亚历山大大帝”。

4世纪初也是罗马帝国最后的统一强盛时期。3世纪危机之后，来自多瑙河军队的诸帝力挽狂澜复兴帝国，他们的业绩最终由戴克里先（Diocletian）完成。戴克里先采用“四帝共治”制度，整个帝国被划分为四大行政区，由四位皇帝分而治之。但这种政出多门的局面难以长久维持。戴克里先退位后内部纷争持续不断，最终君士坦丁大帝于312年统一西部，又于324年击败东部皇帝利锡尼乌斯，成为帝国唯一的合法统治者，罗马帝国由此复归统一。君士坦丁在位期间整肃吏治，整顿边防，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帝国一度繁荣富强，但随着君士坦丁的去世，罗马帝国最后的盛世亦走向终结。

晚年的君士坦丁以全体基督徒之保护者自居，对于波斯帝国境内基督徒遭到迫害一直耿耿于怀。于是君士坦丁筹划进攻波斯，并于336年向波斯帝国宣战。但翌年君士坦丁即病故，一番短暂骚乱之后，君士坦丁之三子瓜分帝国：君士坦丁二世（Constantine II）统治西欧；君士坦斯（Constans）统治意大利和北非；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II）统治帝国东部。此后30年间，罗马帝国一直被各种内外纷争所困扰，国力迅速衰落。340年，西部二帝之间爆发内战，君士坦丁二世入侵意大利，结果兵败被杀，君士坦斯成为西部唯一统治者。但君士坦斯的统治并未维持太久，他后来喜好男宠，疏于政务，终于丧失了军队的拥戴。350年，具有蛮族血统的将军马格内恩提乌斯（Magnentius）发动政变杀死君士坦斯，随后被拥立为西部皇帝。罗马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头像

与此同时，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统治的帝国东部也麻烦不断。首先，由于君士坦丁去世时，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间已处于战争状态，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必须对波斯帝国作战。波斯本来准备对抗君士坦丁统治下的统一罗马帝国，现在对手突然变成了君士坦丁之子统治下的三分之一罗马帝国，于是波斯帝国转守为攻，连年进攻罗马帝国的东部省份。此时统治波斯帝国的众王之王沙普尔二世（Shapur II）乃波斯历史上最杰出的皇帝之一，亦是亚洲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大君主，罗马东部边疆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在没有任何西部援助的情势下独力抵抗波斯人的进攻，他利用有限的兵力和君士坦丁在东方建立起来的纵深防御系统，总算在20多年间挡住了波斯人的攻势，将战火局限于美索不达米亚一省。其次，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介入基督教的神学纷争，使得内部局势愈加混乱。为了维护帝国意识形态的统一，君士坦丁曾于325年主持召开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会议通过了历史性的宗教文献《尼西亚信经》，谴责阿里乌斯教义为异端。但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笃信阿里乌斯教义，他继位后极力扶植阿里乌斯教派，打压正统教派，在宗教政策方面与统治西部的兄弟们发生激烈冲突。君士坦提乌斯二世还派遣大批阿里乌斯派神父前往蛮族地区传教，此举对后世的欧洲历史影响深远。哥特人、汪达尔人等蛮族就是在这一时期皈依了阿里乌斯派基督教，在之后的欧洲民族史中，阿里乌斯派与正教的冲突将长期与蛮族入侵的历史交织。

在350年西部帝国的政变中，将军马格内恩提乌斯杀害了君士坦斯，自立为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决意起兵讨伐西部篡位者为弟报仇。这场帝国东西部之间的内战旷日持久。351年，在决定性的穆尔萨会战中，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击败马格内恩提乌斯。353年，东部帝国的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大势已去的马格内恩提乌斯只得自杀。穆尔萨之战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于，这是罗马帝国首次使用伊朗式重甲骑兵的成功战例。

4世纪初，罗马帝国开始引入伊朗式重甲骑兵，但罗马人对该兵种的使用并不顺利。324年，西部皇帝君士坦丁与东部皇帝利锡尼乌斯争夺天下时，利锡尼乌斯首次将伊朗式重甲骑兵投入战场，但被君士坦丁击败。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即位后努力改进并完善重甲骑兵，使之成为强大的作战部队。在穆尔萨会战中，双方的步兵不分胜负正处于胶着之际，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派出了重甲骑兵队。他们就像一群钢铁巨人，全身披挂着耀眼的链甲，手持沉重的长矛冲击对方高卢军团的侧翼，结果西部军团败退。

消灭马格内恩提乌斯后，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成为帝国唯一的主宰。但内战过后的西部满目疮痍，莱茵河与多瑙河以北的日耳曼阿拉曼尼人（Alamanni）趁机越过边境入侵高卢地区，北部地区一片混乱。为了应付危局，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立堂弟尤里安（Julian）为副帝，责成其守卫莱茵河防线，自己则负责多瑙河防线以及对波斯的战争。尤里安在高卢地区取得了几场重大胜利，特别是357年的斯特拉斯堡会战，尤里安依靠精锐军团步兵和伊朗式重甲骑兵击溃七名日耳曼国王的联军，于是莱茵河疆界得以恢复。由于尤里安在军中的声望剧增，被士兵们拥立为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不承认尤里安的皇帝身份，在东部组织大军西进讨伐叛逆，但他于361年末病死于途中。尤里安未经剧战就成为帝国唯一的统治者。“叛教者”尤里安（Julian the Apostate）可谓欧洲历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与文化形象之一，他是最后一位统治整个罗马帝国的异教皇帝，在政治军事上才能卓著，在文学、哲学与神学等领域亦造诣极高。尤里安即位后废除君士坦丁以来的基督化政策，力图复兴古典异教文化，但他的统治并不长久。363年，尤里安率大军东征，向波斯人复仇，罗马军队一路攻城拔寨，进抵波斯帝国首都。在之后的撤军过程中遭到波斯军队不断袭击，罗马军队损失惨重，尤里安本人也受伤死亡。继位的罗马皇帝约维安（Jovian）只得与波斯人议和，割让东部领土。363年的东征是晚期罗马帝国最大的军事灾难之一，它与后面将述及的另两场军事灾难一起，成为罗马帝国丧失军事优势的三大败点。尤里安，最后一位统治罗马帝国的异教皇帝

约维安统治了不到半年即病死，继任皇帝为来自多瑙河军队的将军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I）。此时帝国各条边境线都出现危机，为了专心处理帝国西部事务，瓦伦提尼安任命弟弟瓦伦斯（Valens）为东部皇帝。瓦伦提尼安是最后一位强势的罗马军人皇帝，他与部将在莱茵一多瑙河地区、不列颠以及北非击败入侵蛮族，修建堡垒巩固边防，使帝国西部得以恢复平静。瓦伦斯则在东方应付普罗科皮乌斯的叛乱，并极力维护多瑙河与东方边境的稳定。

365—366年的普罗科皮乌斯叛乱仅是帝国历史上的短暂插曲，但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因为普罗科皮乌斯获得了多瑙河北岸哥特人（实为西哥特人）的支持。自332年被君士坦丁击败后，哥特人与罗马帝国之间一直保持着和平，此次叛乱活动开启了哥特人与罗马帝国之间的长期冲突。叛乱期间，哥特人派出的一支军队越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的色雷斯行省。普罗科皮乌斯兵败被杀后，罗马军队将这批无心恋战的哥特人围困，迫使其投降。之后罗马帝国与哥特人之间就如何遣返哥特俘虏发生争执，双方终于爆发公开战争。东部皇帝瓦伦斯多次率军越过多瑙河实施惩罚性远征，连远在北方的东哥特部落亦遭到罗马军队袭击。哥特人的战术是避开罗马人兵锋，退往山地伺机发动偷袭，罗马军队的应对之策则是尽力蹂躏哥特人的土地，严禁边境贸易，迫使敌人出来决战。如此残酷的消耗战持续了三年，哥特人终于不支，西哥特首领阿塔纳里克（Athanaric）向罗马乞和，战争于370年左右结束。这位阿塔纳里克的地位比较特殊，罗马人并不称其为“国王”（Rex），而是称其为“判官”（Judex）。他显然不是赫尔曼纳里克那样的强大君主，但无疑在西哥特人之中拥有超越部落之上的统治权，可能是西哥特诸部公认的盟主。此次战争使得哥特人与罗马帝国间的关系大为恶化，战后罗马停止了赏赐哥特人金钱与食物的惯例，而罗马虽然获胜，却损失了大批军队，此后瓦伦斯一直为兵员不足所困扰，这直接影响到后来的历史发展。

375年瓦伦提尼安病逝，其长子格拉提安（Gratian）继承了帝国西部大部，幼子瓦伦提尼安二世（Valentinian II）统治意大利。就在这一动荡时刻，来自亚欧大草原的民族迁徙风暴开始席卷欧洲和罗马帝国，而风暴的源头正是本书的主角——匈人（Huns，拉丁语为Hunni，希腊语为Hounnoi）。第二节匈人的起源争议

关于匈人的起源为何，历来充满争议。匈人可谓欧洲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游牧民族，匈牙利人长期以来一直以匈人的后裔自居，并以匈人为自己的国家命名，古代匈牙利的民间传说中亦不乏匈人英雄的故事。实际上匈牙利人的来源比较清楚，他们的祖先为乌拉尔语系的马扎尔人（Magyars）。马扎尔人在9世纪才进入欧洲，之前他们一直是北方草原霸主、突厥族哈扎尔（Khazar）汗国的藩属。当马扎尔人进入今匈牙利地区时，匈人在欧洲的势力早已销声匿迹了数百年。因此随着近代以来具有科学批判精神的史学兴起，匈牙利人的“匈人后裔”地位在正规的史学界已无人采信，匈人的起源遂成为历史谜案。后来西方学者开始接触到欧洲以外的众多史料，有的人试图利用东方国家史著中有关游牧民族的记载来解开匈人起源之谜。18世纪的法国东方学家德奎尼（Guignes）首次将匈人与中国历史上的匈奴联系起来，认为匈人实际上是西迁匈奴人的后代。当时正值欧洲民族国家兴起、民族主义思想蓬勃繁盛的时期，充满传奇色彩的“匈奴起源说”迎合了当时的思潮，因而获得广泛影响，在此后一个半世纪中成为史学界的主流看法。

但德奎尼的浪漫主义观点在正统的古典史学界一直遭到抵制。到了20世纪初期，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更趋于严谨和科学。在此背景下，国际学术界普遍承认“匈奴起源说”缺乏确凿的考古证据，在文献史料层面无法有效衔接，在语言学、民族学等方面亦存在众多相反证据。到了21世纪，最新的分子遗传学证据也大体否定了匈人与匈奴人之间存在联系的可能性。因此目前国际史学界对匈人起源的看法又回到德奎尼以前的“不可知论”。确实，匈人留下的历史证据实在太少。而且由于匈人进入欧洲时极端落后，他们在文化上很快就被周边日耳曼诸族与伊朗诸族同化，因此要还原匈人进入欧洲前的原初状态就更加困难。比如古代史料中提到数十个匈人的名字和称号，经现代语言学者考证，这些称呼很多源自日耳曼语和伊朗语，并非“纯正”的匈人名号。不过，匈人的极端落后和证据稀少正是否定“匈奴起源说”的最有力证据之一，一方面，因为匈奴人在离开中国历史时已较为先进和文明，不可能像后来的匈人那样极端落后野蛮。另一方面，早期匈人的活动地域也与匈奴起源说相矛盾：如果匈人真是来自东方的匈奴人，他们在欧洲的最早活动应该是越过伏尔加河西进，而事实上匈人最早的活动却是从高加索地区向北进入顿河地区。匈人的发型也跟匈奴人有显著差别，匈人的发型近似蒙古人，而匈奴人的发型近似突厥人。

大部分欧洲古代作家对草原游牧民族间的区别并不特别在意，一律称其为“斯基泰人”，某些并不游牧的草原民族——例如哥特人——也曾被归入斯基泰人。仅有少数杰出的古代史家留意到匈人的独特之处，其中最重要者为4世纪末的罗马将军马塞里努斯（Marcellinus）和罗马外交官尤纳皮乌斯（Eunapius），我们现代人对于早期匈人的知识几乎全部来自这些史家。目前国际史学界的主流看法是：现代人对于匈人来历的知识“并不超过马塞里努斯”。能确知的是，匈人在进入欧洲历史以前栖息于“麦奥提克沼泽地以外”。“麦奥提克湖”为亚速海的古称，那么“麦奥提克沼泽”就是指亚速海边上环绕刻赤海峡的沼泽地带。因此已知匈人最早的活动范围是高加索山脉以北、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偏南地区，大约在今库班河流域。此时的匈人非常原始，以部落为单位各自游牧，没有权力超越部落酋长的大君主，但各部落之间有一定的联合协调机制。关于匈人的种族，迄今尚未有定论，但基本能肯定与中国历史上的匈奴人不同。匈人大约在进入欧洲之前就是混血民族，但在欧洲人看来，他们的显著特征依然是身材矮小、皮肤黝黑、毛发稀少、面部扁平、眼睛细小且腿部多毛。此外匈人跟其他印欧系游牧民族也不同，不具备西北欧种族所特有的乳糖耐受遗传特性。因此早期的匈人无疑具有浓厚的蒙古种族血统。另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是匈人的语言。关于该问题，19世纪以来出现过五花八门的理论，从斯拉夫语、伊朗语到蒙古语不一而足。现代学者经过深入研究已将匈语的属性限定在较小范围，它最有可能属于芬语或突厥语。

早期匈人是非常纯粹的游牧民族。据当时作家的说法：“匈人几乎完全生活在马背上……他们骑在马匹上从事日常活动。这个民族的人能够整日整夜呆在马背上，他们在马背上做买卖，在马背上吃喝，还会弯下身子伏在马的脖颈上入睡……即便是遇到重大事情需要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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