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座城市的十年记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许丽

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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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座城市的十年记录试读：

十年征程，十年一瞬。

2003年3月3日，《华商晨报》由周三报改为日报，到如今已是十年。时逢节点，出版丛书来回顾和反思，是为这份报纸在前进道路上的一次自我重新审视，也为纪念。

动笔写序言时，一些触目和震撼的大画面开始自动在脑海中播放，心绪很难平静。2003年的那个春天，非典肆虐；2008年5月，汶川地震；2008年8月，北京奥运盛典……这十年中发生了很多很多大事，作为见证者和亲历者，我们用笔和镜头，不遗余力予以记录，大事面前不缺位，一直是《华商晨报》遵守的新闻原则，十年来，未曾改变过。

当然，呈现更多的是我们脚下这座城市的改变与发展。沈阳这座有着800多万人口的副省级城市，刚刚运营的哈大高铁从这里经过，地铁一二号线已经开通，十二运将在这里举行。就在这座现代与历史浑然共生的城市里，《华商晨报》诞生并一路走来，深切地感受着沈阳的巨变，见证了民生的改善，参与了城市的建设，我们已经和这座城市融为一体，与这座城市一同大踏步前进。

这套丛书取名《我们》，关乎国家，更关乎人。这十年我们做了很多，两本书的容量，无法将优秀作品全部囊括，便选择一些节点性和有代表性的作品结集出版。系列丛书的内容囊括深度调查稿件、时事新闻评论、摄影作品和版式创意，均为十年来本报全体同仁的心血结晶。在新闻摄影作品里，我们选择了非典、地震、春运、大雪、大雨、重大体育赛事，通过镜头定格历史。版式部分，我们选择了具有创意和重大事件报道的版面。评论部分为华商论见栏目成立几年来的所有重要的新闻发生的原创评论，很多是与百姓息息相关的热点新闻事件。深度报道多为调查监督类稿件，体现了媒体的一份责任，彰显了一份责任大报的风采。

这些作品无论是关乎宏大叙事的主题，抑或是记录平凡草根的命运，其实都是在体现着人的价值。以此让我们来重新审视历史，照亮被遮蔽的事实与湮没的记忆；以此让我们在未来的耕途中可以足够的自省和持续的积累。

细细读来，你既能看到一张报纸成长的阶梯，亦能体会到城市对于晨报声音的共鸣，以及，城市因一张报纸而发生的积极改变。

在过去的这个十年里，一批批有新闻理想的年轻人加入了晨报这个队伍，从入行到行家，专业素养和职业操守都在这里得到强化。在这些新闻作品中，可以看到我们记者的性情和汗水，不会为了吸引眼球而制造低俗的煽情，不会为了显示存在去做言之无味的夸夸其谈，我们会竭尽全力，廓清谜团，无限地接近事实本身，给读者提供真相。我们尊重事实，我们敬畏读者，我们一直遵循奉献最有价值的新闻和信息这一新闻理念，我们一直在坚守新闻理想和道德底线，而这一基因被晨报人薪火相传。

这十年里，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日新月异的变化，无论是坚硬的痛楚还是柔软的幸福，都会在内心留有底色。

合上十年画卷，下一个十年已经开始，我们，已经在路上，依旧用心和专注，和这座城市一同守望明天。华商晨报社社长、总编辑第一章记录一个人的“九一八”首席记者 段芳宇 记者 经淼“得知开会我高兴极了，但我去不了。”2004年9月6日，张一波对记者说。

2004年9月18日、19日两天，“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美国“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等民间组织将在北京召开“九一八战争（旧称九一八事变）73周年战争遗留问题暨中日关系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9月初，大会组委会向家在沈阳的“九一八战争研究会”会长张一波发出邀请函，邀请他做主题发言。“800元会务费加上路费什么的，一个人要一千四五。”张一波解释了去不了的原因。

从9月初开始，各路媒体也在不停地“寻找”张一波。“间歇性发作”——张一波调侃每年临近“九一八”时人们对他的关注。

1980年，张一波53岁时开始了对“九一八”的研究，在这些岁月里，张一波以学者的固执，坚持“九一八”是战争而非事变的观点，并为之寻找证据；固执地为“二战”受害者进行民间索赔；固执地卖掉了房子……青年大街312号

沈阳青年大街312号，张一波就住在这套租来的房子里，既是起居室也是办公室。

狭小的门厅是张一波会客的地方，里面有些凌乱，一块刻着“九一八战争研究会”字样的树干贴墙而立，它的对面是一张曾经非常时髦的“一头沉”，上面摆着3个绿色塑料外壳的暖水瓶，瓶口插着曾风靡一时的“热得快”，七八种报纸散放在“一头沉”上。水泥窗台上有20来个已起皱的西红柿。“噌、噌”，脚在地面拖的声音从里间传了出来，过了一会儿，拄着拐杖的张一波蹭到了门厅里。他先是从上到下摸了一下“九一八战争研究会”的牌子，见没有灰，微笑着向我们道：“小同志好。”

记者：您自己的房子呢？

张一波：卖了。

记者：为什么？

张一波：研究会没有经费。办九一八战争网站也没有经费。

记者：只能卖房子吗？

张一波：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把单位最后分的福利房卖了。

记者：您卖房子做什么？

张一波：够办网站用的，研究会也能打电话、发传真、上网了。

记者：办网站用了多少钱？

张一波：16万。

张一波的“九一八”战争研究会是一个二级社团组织。当初成立研究会时申请的是一级，到有关部门跑了14次都没办下来，最终只能办一个不准设账号的二级协会。

张一波靠每月2600元的离休工资支撑房租和研究会的运转。

张一波租的是单位的房子，月租一个月1500元，从他的工资里扣。“我打了报告单位就租给我房子了，还满足了一楼的要求，我是全校独一份。”张一波对此很感激。

张一波的夫人去世后，他雇了一位保姆，工资是每月500元。张一波每天都要通过电脑给各地的支持者回大量的信，发各种资料，但他不会打字，他就又雇了只替他打字、复印材料的帮手，每个月给400元。

2600元就剩下了200元，这是他每月的生活费。保姆说：“先生在生活上要求不高，我刚来时先生买了400斤大白菜、80斤葱。穿的衣服都是别人送的。”

另外，研究会每月的电话费是笔不小的开销，张一波搜集证据打的都是国内、国际长途，最多的一个月电话费就1800元。

两个月前，张一波的支持者们发现，张一波给他们打电话时只让电话响两声，随即挂断。“他们打过来，我可以不花电话费。”张一波说出了他的“小伎俩”。

实在周转不开的时候，张一波还有一招，把发给保姆的钱再借回来，然后给打个欠条，张一波已经给保姆打了10000元的欠条。

早上四五点钟起床，7点上网查资料、发帖子、回信，晚8点看完新闻后睡觉，是张一波每天雷打不动的作息安排，周而复始。

他斜靠在门厅里那张小碎花布面的旧式躺椅里（门厅里唯一一张有靠背的椅子）徐徐地说：“我相信历史是可以看见的，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我看到了发生在沈阳这块黑土地上的事情。”53岁的选择

1980年，本来对张一波来说，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年份，作为中共辽宁省委党校的党史教授，过着早八晚五的生活，安逸舒适。

直到他参加一个指定任务：年初，辽吉黑三省开始编纂《东北抗日联军斗争简史》，张一波是辽宁省编写组副组长，负责编写辽抗联后期史。“它改变了我形成已久的‘抗战八年’的观点。”

让张一波改变观点的是124位当时还健在的抗联战士。

一位抗联战士告诉张一波：“我们每天都在爬雪山过草地，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被抓走的都让日本人做实验用了，把皮管子接到大腿动脉上，再把有细菌的血排到木桶里去，让人失血而死。没被抓走的和日本人打了14年。”

几个月下来，124位抗联战士各不相同的故事，让张一波已记不完整了，但124位抗联战士几乎相同的开场白让他震惊不已：“我是‘九一八’以后开始抗日的。”张一波用“颠覆”形容他当时的感觉。

这种颠覆对张一波来讲是震撼的，从他开始讲党史那天起，他对学生们讲的都是抗战八年，但是当他听过抗联战士的讲述后，他疑惑了，抗战是8年还是14年？他写道：“我要弄清‘九一八’对抗日战争所起的历史作用。”那天是1980年9月18日。

张一波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个选择的路口。

张一波遍寻记载“九一八”的文献资料，哪怕只有只言片语。“九一八”后奔逃的沈阳难民，被砍头的义勇军战士，丛林里以树皮、草根、冰雪果腹的抗联战士，捆绑起来遭受屠杀的年轻人——字里行间凝住的是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张一波说：“历史是可以看见的，我感觉我可以清晰地触摸到那段历史。我愤怒，一种来自生命深处的愤怒，我明白了自己要做些什么了。”

两个月后，张一波找到一些“九一八”的亲历者，他们向张一波描述了当时情景。

对“真相”越加深入的了解，张一波的疑问越大。这种疑问来自约定俗成的“九一八事变”的称谓。在张一波看来，用“事变”是涵盖不了“九一八”性质的。他和别人争执。人家就问他，“九一八”不是事变是什么？“是战争！”张一波被自己的观点吓了一跳。谁都清楚，战争和事变的本质区别，在当时约定俗成的定论下，张一波的观点被认为是学者的哗众取宠。

张一波告诉自己：不能沉默，不能再局限于学术上的研究，要告诉公众“九一八”为什么是战争而不是事变。张一波说：“以后的岁月不再只是为了自己而活了。”

为了还原那段历史的本来面目，张一波开始了寻找当时被称作“还原真相”的历程。

从1980年起，一找就是24年。24年的事业“日本人将‘九一八’称为事变是有用意的，是在掩盖历史，我们为什么也跟着这样叫？”张一波很愤怒。

在查阅史料过程中，张一波发现在各国反法西斯战争文献中，对“九一八”都是蜻蜓点水，再后来的调查过程之中，他发现人们只是对“九一八”的背景有所了解，而对于“九一八”的实质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

愤怒的同时，张一波开始了他的行动：

1985年9月13日，张一波在《沈阳晚报》上发表了《九一八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开始》的文章，就此打破了“九一八事变”的垄断称谓，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但，仍然只算是没有得到官方认可的坊间学者的观点。

1988年，张一波从党校离休了，时间更自由了，他开始筹备“九一八战争研究会”，同时又自找了一项工作——组织“二战”民间受害者索赔。

张一波“九一八是战争不是事变”的观点真正引起瞩目是在1998年。这一年的9月，香港《大公报》加编者按全文刊登了张一波《“九一八”是战争不是事变，“二战”始于“九一八”》的文章。至此，认同此观点的人也越来越多，张一波的观点开始在国内有了市场。“我很兴奋。”张一波说这是自己当时的心情。

张一波利用一切点滴机会，宣讲他搜集的证据：张一波翻开他随身携带的一本发表于1948年11月4日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在这份长达48万字的《判决书》中，查找到了他的第一条论据。原文如下：“从‘九一八事变’到战争结束为止，日本历代内阁都不承认在中国的敌对行为是战争，他们坚持称它为‘事变’。”判决说：“日本把‘九一八战争’称为‘九一八事变’、把七七战争称为‘七七事变’是违反1907年海牙国际战争法，是犯罪。”

张一波说他坚持“九一八”是战争不是事变的原因是要“消除日本对我们的殖民文化烙印的影响；事变的称法是日本人叫的，他们的目的是在帮助日本模糊战争性质”。“我是友日派，我不是反日派。我办研究会、办网站，我认定‘九一八’是战争，是因为历史——真的不可以遗忘。”张一波强调。

张一波说：“这不是工作，这是事业！”事业的意义——“为了民族尊严。”

张一波举办展览、做演讲、参加讨论会，贡献出所有时间、精力，努力让人了解他的事业。2001年3月，张一波将“九一八是战争不是事变”的提案，通过市、省、全国三级“两会”提出。出版了《九一八战争》一书；发起全国隆重纪念“九一八”提案；发动网上签名。张一波记不清组织了多少次学术会议，参加过多少次海内外国际学术研讨会。

张一波努力的结果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对“九一八战争”问题的正面答复：提出“九一八事变”改称“九一八战争”是可以理解的，应先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充分讨论，待有了统一的意见后，再审定。

虽然没能一步到位，但张一波认为“官方对九一八战争观点的认可，在可预见的时间里是可以期许的”。

每当有人认可他的观点，张一波都高兴极了，尽管他的支持者大部分来自民间，大部分来自海外。他提及了几乎每一个给予他各种支持的人。

张一波说他很想参加北京那个国际研讨会，但他去不了。付出了这么多，却参加不起一个会？“自从搞这个事我就没难过过，看到自己的观点正在被一点点认同，我高兴。”张一波如此回答我们、回答自己。

张一波隔着窗户和我们道别，房间的光线很暗，有些看不清先生的脸，走出很远回头看，张一波还站在窗口。（原载于《华商晨报》2004年9月16日）记者手记

中国社会，幸有这些坚持己见之人

不久前，接到张一波先生的电话。老先生在电话中告诉我他将自己一生搜集、撰写的史料，无偿献给了家乡的史料馆。

与先生结识于2004年的早春，当年是“九一八”73周年，我写了《“九一八”73年祭》一组文章，其中一篇为先生专访。从此，我们常通过邮件传递消息。

当年先生77岁。

先生给我的名片上有两个头衔：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党史教授，九一八战争研究会会长。张一波是名学者，身上有其学者的“通病”——固执。

这种固执在他提出“九一八”是一场战争，而不是事变观点上，尤为明显。

先生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九一八”历史的，在这之后的所有时间里，老人一直致力于宣传自己的观点。尽管他的观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老人说不认同是他坚持自己观点的动力。

如今，先生依旧在为扭转人们认知误区而努力，用先生的话说，“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相信‘九一八’是场战争，而非事变，不是给了当年侵略者不承认侵略我们的口实”。

对于那场如同硝烟一般逝去的历史，日本国内也许有人有不同的看法。这让我想起了代表中国参加东京审判的梅汝璈先生的一段话，或许能让人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战争和历史：“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段芳宇）

2004年12月26日，履新12天的辽宁省省委书记李克强来到“煤都”抚顺，就棚户区问题专门调研。

80天后的2005年3月16日，辽宁省下发《全省城市集中连片棚户区改造实施方案》，至此，辽宁省24.8万户、844.4万棚户区居民，开始了史上最大规模拆迁。

我们在报道中，摒弃了以往类似报道中大而全的做法，而是仅选择了一个点——抚顺，来记录此次棚户区居民命运的变迁。

选择抚顺，除了它是李克强书记视察之始，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我省的煤炭之都，它的棚户区居民，由于多半为矿工的原因，因此在棚户区居住得更长久，在棚户区遭受的苦难更深重，对于棚户区的体会更深刻，也唯其如此，它恰如是整个辽宁省棚户区居民的标本，是这一群体生存状况的完整断面。抚顺棚改之后的“新机遇”考量首席记者 穆云平

忽然之间，抚顺市棚改工程已经跨过3年接近尾声，就在24.5万人沉浸在平房迁入高楼的喜悦中时，棚改之后的各种“新机遇”开始逐一显现。

这是包括居民就业、环境改善、经济发展、地缘知名度等关乎一座城市转型所涉及的方方面面。棚改结束，但棚改赋予一座城市多个方面的意义却并未结束。“新机遇”考量着抚顺市，抚顺市也正迈步在“新机遇”之中！抚顺市新名片

2007年9月13日8时30分，当来自全国33个省市的建设、房产、土地等领域的107名专家、官员代表齐聚抚顺友谊宾馆时，即将召开的全国棚户区改造工作现场会议使所有人大吃一惊。

因为他们等到的并不是进入会议室就座，抑或领导在主席台发言，出现在每个人眼前的是远处宾馆正门口缓缓驶来的编号达到“10号”的银白色面包车车队。

这正是此次全国棚改工作会议与众不同的安排。伴随着一份13页的会议指南发放至每个人手中，各地的代表们才恍然大悟——会议将前往几个已经结束的棚改新区“流动召开”！

此后的一上午时间，代表们乘车横跨整个抚顺市，往返于“新地棚改新区”、“莫地棚改新区”、“虎西棚改新区”、“刘山棚改新区”，以及“北厚棚改新区”之间，在面包车车队滚滚的车轮中，所有人除了对抚顺市棚改工作进行了深入了解，还不可避免地加深了对抚顺这座城市的亲切感。

实际上，这样的结果正是此次会务组工作人员的苦心孤诣，来自他们的介绍是，此次抚顺市承办全国棚改工作会议，除了要向全国推广棚改经验以及进行棚改交流之外，还有一个想法就是通过棚改增强抚顺在全国、全世界的知名度。

抚顺市政府部门的良苦用心并非来得毫无缘由。因为抚顺市曾经雄厚的煤炭资源、饶有特色的满族风情、具有教育意义的雷锋纪念馆等人类文明的灯塔，正伴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枯竭或者褪色，无法提起外人的兴致，于是制作新的城市名片开始成为抚顺市政府部门当务之急。

按照抚顺市政府部门一名领导的说法，制作一张拿得出手的城市名片，是每一座有志于发展的城市必须面临的问题，“知名度的高与低，关乎着城市能否进一步发展，也关乎着城市中居民生活的好与坏……”

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抚顺市显然没有寻找到能够与新名片相匹配的名字，但伴随着3年以来棚改工作的如火如荼、圆满成功，抚顺市终于豁然开朗。

据抚顺市房产局副局长刘启刚介绍，抚顺市棚户区改造不仅在辽宁省，甚至在全国范围内都走在了前列，抚顺棚改曾先后吸引了中央、省、市百余家媒体的集中报道，网络上关于抚顺成功棚改的文章更是铺天盖地，棚改已经成为了抚顺市最大的亮点，对于提高抚顺市的知名度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棚改新区就是抚顺市最新的观光区，棚改就是抚顺市最新的名片！”

一个事实是，在目前的抚顺政府门户网站上，关于棚改的信息排列在了最显著的位置。3年来棚改工程的成功进行，使得抚顺市正开始被更多人熟识、更多人了解，这同时成为了抚顺市进行城市转型的一个最佳契机。城市转型和经济发展

近一年来，设立在抚顺市临江路上的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里忙碌异常，作为对土地变化极其敏感的政府部门，抚顺市棚改工程的顺利实施、接近尾声也吸引着其中工作人员的高度关注。

2007年9月14日，记者在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采访，土地利用处工作人员张浩向记者提供了近阶段以来的工作成果——《棚户区改造一、二期腾空土地调查情况的汇报》。

在这份《汇报》中记者看到，抚顺市棚改工程一、二期结束后，市内将腾空地块36块，面积达471.81公顷。按照张浩的介绍，这些腾空出来的土地，全部是棚改工程后从平房迁至楼房的居民空出来的，“在现在土地资源异常宝贵的时候，这些土地的意义将非常重大……”

张浩所说的意义，实际上是指腾空出来的土地将有很大一部分用于工业园区建设。这也意味着，棚改正为抚顺市的城市转型提供着必要的条件。

在位于市政府15楼的抚顺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作人员们已经为抚顺市在城市转型方面的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进行着宏观的预测：“抚顺市由于产业结构中工业一直畸重发展，地区产业链没有得到很好的延伸……潜伏了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棚改腾空出的土地为抚顺市的城市转型创造了条件，市委、市政府确定了抚顺由资源型城市向资源深加工城市的发展战略，综合棚户区改造腾出的大量闲置土地，在城区规划6个工业园区，作为资源深加工产业集群的有效载体，加快实现资源型城市向资源深加工城市的转变。”

抚顺市发改委工作人员聂抚生的具体解释是：抚顺市在以前是属于具有地下资源却不具备空地进行加工生产的城市，现在棚改之后腾出了大量的土地，就可以倚靠这些土地进行招商，完成既具有地下资源又有能力加工生产的城市转型。

抚顺市新抚区华山工业园的建设与招商，就是抚顺市开始城市转型的一个标志。华山地区原有棚户区居民4000余户，棚改之后，居民们迁徙到了其他新区的楼房，腾空出土地64公顷。2007年9月14日记者在华山地区采访时，看到这里已经形成了大面积的工业园区，招商来的企业正在其中抢修厂房，另有一些工厂已经开始试生产。

工业园区负责人王立达告诉记者，这片园区目前已经招商24户企业，涉及塑料、机电一体化、轻化工等产业，项目总投资预计为3.36亿元。

按照王立达的介绍，对于这些园区，政府采取的方法是，贷款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道路、给排水、电力等），之后按照市价把土地出让给企业，借此发展新抚区的工业，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不在土地上面赚一分钱，但实际上这些企业将是新抚区经济提升的一个增长点，来自税收方面的进益对于地方财政具有重大意义。缓解城市就业压力

来自王立达的统计，抚顺市新抚区工业园区的建立，将提供出至少3500个就业岗位，这同时将成为缓解抚顺市就业压力的一个重要渠道。

实际上，类似的就业渠道在棚改新区建成以后，正如春笋一样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

2007年9月11日，家住抚顺市东洲区东洲街道办事处宏大社区的孙昭云开始正式上班。这个年已46岁、8年前在抚顺市东洲区电力配件厂下岗的妇女，由于城市就业岗位有限而一直处于失业状态。

但在此次棚改结束之后，棚改新区内出现的新岗位为孙昭云提供了就业的可能。当时还是8月末，孙昭云所在的街道突然张贴出一张招工告示：抚顺市总工会为了确保棚改回迁居民生活方便，拟订在9个棚改新区分别成立惠民超市，现招聘超市营业人员若干……

在向社区咨询以后，孙昭云来到街道填写了一份应聘表格。9月6日，她被告知前往抚顺市总工会进行面试。由于当时面试者过多，所以面试结果在4天后才发布出来。孙昭云如愿得到就业机会。

对于此次惠民超市的成立，抚顺市总工会保障工作部部长白玉洁告诉记者，实际上就是总工会和劳动局为了缓解抚顺市就业压力而特意设置的，“一方面棚改新区的居民确实存在买东西不方便而要求成立超市的渴望，另一方面也能缓解就业压力，政府何乐不为呢……”

白玉洁向记者提供的数据是，9个惠民超市向全抚顺市提供的就业岗位是62个，岗位的待遇是扣除三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之后，月工资391元。

像惠民超市一样在棚改新区出现的岗位还有很多。

在抚顺市东洲区虎西新区，由于社区需要，虎西物业管理所增设出105个就业岗位。这些岗位涉及维修、巡查、清扫保洁、协管等多个工种。东洲区虎西物业管理所主任刘宏丰告诉记者，由于小区日常维护与管理的需要，这些岗位必不可少，“于是管理所经过劳动部门批准，面向全社会开放这些岗位……”

据了解，虎西物业管理所的就业岗位也全部带有劳动部门所要求缴纳的三险。

对于棚改新区建成后缓解抚顺市就业压力的现实，抚顺市就业局综合处负责人刘震告诉记者，目前抚顺市集中的就业点就在这里。他提供出的一组数据是：2005—2007年，抚顺市棚改新区建成后就业人员达到31197人，范围主要是棚改新区出现的“三保”（保安、保洁、保绿），“三服”（家政、配送、医疗），“三管”（物业管理、车辆管理、公共管理）等，同时棚改腾空土地上建设了5个创业市场，可以安置13000人就业。

在抚顺市就业局提交给上级部门的《2007年上半年就业工作总结》里面，对于棚改和就业之间的总结是：棚改带动就业达1万余人，开发社区公益性岗位2340个……全市就业压力得到了缓解……环境改善、消费增长……

抚顺市棚改工作的成功、圆满结束，除了上述积极意义之外，更多方面的良性影响也在逐渐显现。

抚顺市环保局曾进行专门调查，他们发现，改造之前的棚户区曾是全市各种流行性疾病、多发性疾病最集中的区域，原因之一就是居民的生活环境太差。“室内低矮潮湿、昏暗无光；室外污水横流、脏乱不堪。”抚顺市环保局宣教中心主任张敬革说。

但在棚改之后，伴随着居民迁出曾经居住的平房，这些致病因素已经不复存在。与此同时，由于棚改过程中拆除平房，那些曾经致使抚顺市大面积污染的7万余个平房的烟囱也随之拔除。环保部门的统计是，这将每年减少居民燃煤20万吨，减少烟尘排放量3000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2500吨，减少炉渣排放量15万吨……

与之相对应的，是市民彻底告别了这些污染对人体的伤害，棚改成为了抚顺市对环境污染进行逆向治理的一个典范！

棚改工程同时还刺激了抚顺市的生产消费、拉动了经济增长。据了解，抚顺市此次棚改工程，共耗费钢材5.1万吨、水泥38.4万吨、红砖4.7亿块、沙子78.3万立方米、石料49.3万立方米……来自抚顺市房产局的统计结果是，在目前抚顺市已经投入的27亿元棚改资金中，有7亿元资金用于购买上述建筑原材料。“这无疑带动和刺激了建筑业、建材业、交通运输业的生产消费！”市房产局副局长刘启刚说。

9月14日，记者通过介绍见到了曾从事沙石生意的老板刘正兴。他告诉记者，之前由于棚改工程，他确实是赚了一笔钱，“数目比较可观！”但他同时向记者表示，目前正准备转行，“现在市民都上楼了，在其他方面的消费肯定会增加……”

刘正兴预想的美好前景包括：可以从事家政服务，或者承揽装修业务，还可以在棚改新区里搞个大一点儿的门市，或者……“总之抚顺市通过这次棚改，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处处都是发展的好机会，处处充满着机遇，问题就是是否能够很好地把握住！”

刘正兴表示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我也对抚顺市的未来充满信心！”（原载于《华商晨报》2007年9月19日）采访手记

5万字背后的步履足迹

关于抚顺棚户区改造的新闻报道，刊发的时间跨度长达1年半，分成三个阶段（2006年4月、2006年10月、2007年9月），共刊发9篇文章，前前后后我总计写了5万余字。

这5万余字，围绕着的主题只有一个：抚顺棚户区改造。

更确切地说，在动身采访之前，有关“抚顺棚户区改造”的主题就已经被确立——它是一次主题先行的命题式采访。

这种采访，对于怀抱着新闻理想的职业记者来说，是很容易轻视、不屑一顾的。

于是，在2006年3月中旬的那个下午动身前往抚顺时，我的内心是轻松的。至少，我没有像往常历次采访那样“枕戈待旦”。我还记得曾和摄影记者开玩笑说，要在3天内搞定这个选题。3天，这并不是深度新闻应该有的采访节奏。

紧迫感是在到达抚顺之后的第二天席卷而来的：与当地政府部门接触后，我被告知，这个采访，当地政府部门是欢迎的。但是，他们却提供不出任何文字性材料（政府工作人员也在搜集、整理），更提供不出准备好的采访对象……

对于那些常年撰写“主题性报道”的记者们来说，这样的“告知”一定是陌生的、不近人情的，以至于当报社总部向我下达“棚户区改造的新闻报道已经被报社提上了日程”的通知时，我内心的焦虑可想而知了！

从这一刻开始，我彻底打消了“3天搞定这个选题”的想法。因为在我面前，有一个事实已经明确：这并不是一次循规蹈矩的“命题式采访”。它需要的是采访上的突破，采访过程中发现的眼睛，采访结束后精致的写作……

离开政府部门以后，我开始为这次与众不同的“命题式采访”规划蓝图。当时要亟待解决的，是寻找到能够浓缩棚户区改造的典型地点、典型人物，以至于我不得不和同事包乘出租车，在更加熟悉地形的当地的哥的带领下，把脚步迈向抚顺市每一个角落。

3天后，我终于寻找到了文章中的“主角”——青草沟！

这里面还有一个段子：3天时间里，我至少换乘了10辆出租车，直到最后一个的哥对我说：“我家现在住的地方就要改造了啊，那地方老破了，不信（的话）你可以去看看……”

至此，一部壮丽的史诗开始刊登在《华商晨报》上面。之所以用“史诗”这个词，是因为进入青草沟以后，我就意识到，这里的喜怒哀乐，一定会有读者感兴趣的内容，就像2012年的巴萨对决皇马，球迷们不希望错过观看而留有遗憾。

我相信青草沟有这种魔力。

我的自信，来自于半个月时间里在青草沟发现的一幕幕，更来自于发现这一幕幕时所运用的采访方式：每天清晨6点，我和同事都会迎着朝阳准时抵达青草沟，之后在这片面积达1.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我们徒步采访，直到天边升起了半弯月。

半个月来，青草沟里的3704户人家家门全都被我们敲开过，居住在里面的8518名居民，多数人都接受过我们的采访。青草沟的街头巷陌，我们反反复复不知走过了多少个来回，青草沟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过我的足迹……

最后呈现在报纸上的，是经过采访之后筛选出的最典型、最鲜活的人物：郭景荣、张凤兰、陈志捷、刘辉、黄善庆……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最具代表性的故事：75岁的郭景荣坚持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城里人儿”，王玉兰如何在清晨的家门口炸油条，夏鸿祥卖豆浆时怎么样高嗓门地吆喝……

这就是作为棚户区的青草沟在改造以前的样子。

正是因为在采访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心力，我与这里的人、这里的事儿、这片土地，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于是当2006年10月份青草沟棚户区改造行将结束时，我接到了他们“报喜”的电话，于是第二次来到青草沟，采写了报道《青草沟的半年十三天》。

这一次，我见到的依旧是熟悉的人，但却是与先前相比发生了沧海桑田变化的不同的生活。

采访结束后，我与他们相约，等棚户区改造彻底结束了，他们搬上新楼时，我会第三次来采访。

我被他们的生活所打动，他们被我的诚意所征服。

我记得，在这次采访离开前，我们把酒言欢，畅想2007年。

一年以后，我兑现了约定，《再访“青草沟”》成为了拼接起这组系列报道的最重要板块。

至此，抚顺棚户区改造的全程得以呈现出完整的图景。

今天重新回顾当年的整个采访经过，一份心得是，即使是“命题式采访”，即使是“主题性报道”，只要具有发现的眼睛，具有真诚的态度，只要能持续不断地予以关注，它仍旧可以摄人心魄，可以成长为壮丽的“史诗”。当然，在采访过程中，采访者一定要保有着类似于“徒步采访”的执着和坚韧，心存“把足迹和步履，深入到每一家每一户”的决心和耐心。（穆云平，原名许蔚冰）

1984年6月27日，沈大高速公路正式开工。

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幕是：当时从全省到国家对这一“七五”重点建设项目的一致提法均为：高等级汽车公路。高速公路概念被人为性地模糊处理。

这和当时一系列的改革举措相类似，“摸索”、“试验”与“改变”的决策进程在一种“不得不”的客观现实面前充满着“勇气”与“智慧”色彩。

与冒险成正比的是，沈大高速公路建设之初的“省级行为”最终演化为“国家行为”，从而开启了整个中国高速公路网建设的序幕。

当时的“89沈阳会议”便是开启这一序幕的标志性符号，直至今天，交通系统内部仍把这次会议称为中国交通史上的“遵义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向全中国回答了一个问题，”辽宁省交通厅原厅长连承智说，“在社会主义中国同样需要高速公路！”

今天，我们再次把视角投向这条“神州第一路”，以回眸的历史责任感从中解析大时代变革中的决策艺术，考量生产力解放的有效路径，回答“一条路与一个时代”的历史性话题。

正如中国近现代史料学学会副会长、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所言：“沈大高速公路的全方位探索在今天同样有着决策启示价值！”沈大高速背后的经典“冒险”首席记者 刘滨 记者 何骞

1984年，北京。

从辽宁来的两个“不速之客”改变了交通部当时对于整个中国公路网的布局蓝图。这两个“不速之客”便是后来的辽宁省委书记李贵鲜和时任辽宁省省长的全树仁。

随后，在辽宁省内，沈大路工程即将上马启动的消息开始不胫而走，从省委到省政府，物色新任交通厅长的工作全面展开……

1985年，时任本溪市长的连承智走马上任，成为辽宁省交通厅厅长，从此，他的命运与沈大高速这条“神州第一路”捆在了一起。没有“高速”字样的沈大高速

如今的连承智已80高龄，但坐在记者面前的他，头脑清楚，谈笑自如。这个个子超过1.8米的辽宁省交通厅原厅长，对于自己在沈大高速公路建设中的工作评语只有4个字：无愧于心。“沈大高速公路项目其实应该叫沈大高等级汽车公路项目，”连承智说，“那时‘高速’两个字没人敢提！”“那时普遍的声音认为，我们国家汽车少，资源缺，修建只供汽车跑的高速公路不合适。”连承智说，“更主要的是，一些声音认为公路只给汽车跑是剥夺了群众享受公共交通的权利，是历史的倒退。”

正是出于这种客观现实，辽宁省委、省政府后来出台的沈大路建设项目隐去了“高速”字样，但设计标准仍按照高速公路规格进行。“我们认为高速公路迟早要修，这么设计可以在适当时机直接把沈大路改为高速公路。”连承智说。

尽管连老对于这段历史说来颇为轻松，但背后真正的博弈过程却充满着艰辛。

1984年，李贵鲜和全树仁的交通部之行最终促成了沈大路的开工建设，但不为人知的是，当时交通部已经做出在广、深、珠修建高速公路的计划，而资金的提供方则为香港，一系列的前期准备工作均已结束。“也许是历史的选择吧，当时香港的资金迟迟没有到位，”连承智说，“而辽宁极大的热情最后感动了交通部，决定放弃原有计划，让辽宁来做！”

尽管如此，高速公路计划并没有马上提上日程，交通部原则性同意的是：在沈阳、大连之间修建一条“两端一级路、中间二级路”的高等级公路。

不过值得玩味的是，辽宁对于沈大路的设计标准并没有遭到交通部的否定，这种“默契”的共识浓缩了时代变革中的决策特色，从中透出的“高层意愿”已为未来的高速公路建设埋下了伏笔。

就这样，1984年6月27日，沈大路工程正式启动。辽宁在迈向修建高速公路的历史进程中终于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被迫上调全省养路费背后的苦衷

工程启动后，资金问题开始逐步显现。而当时省交通厅为此出台的上调养路费的决定在社会各界引起不小反响。“省财政根本没有余钱投入到沈大路的建设当中。”连承智的回忆充满苦涩，“那段日子都是如此，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那时的官员必须得有没钱也得把事情办下来的决心和能力。”

资金无法到位的可怕后果显而易见，沈大路工程完全可能因此“下马”，无奈之下连承智决定：“一天顶两天干！”缩短工程周期。

同时，连承智开始了不停地“跑部”生活，频繁与交通部“联系”，最后终于从交通部那里争取到了4.4亿工程补助资金。

另外，出于现实情况，当时辽宁省政府破例允许了连承智自筹资金来源的请求，并出台了16字“尚方宝剑”：政治动员、行政干预、经济补偿、各方支持。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当时辽宁省交通厅才可以把全省汽车养路费由每月70元上调至105元（后来又调高至120元），并且能够从省财政中把每年全省征收的能源交通基金回拨4000万元。

不仅如此，在强有力的政治动员下，鞍钢、本钢、辽河油田、东电、抚钢等大企业共向沈大路工程输出平价钢材21000吨、平价电6300万千瓦时、原油10万吨……“确实是举全省之力在修这条路！”连承智说，“如果没有当时省里的决心和勇气，如果大家都怕担责任的话，沈大路修不起来！”

1986年11月1日，沈大路沈阳至鞍山段全程93公里全线通车，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出席了剪彩仪式，他的题词是：“把沈大线建成一流公路，为对外开放，振兴经济服务。”

敏感的人可以从这个题词中发现，虽然高速公路字样仍未出现，但“沈大路”已被“沈大线”所取代，中央高层进一步推动中国高速公路建设的决心已渐趋明朗。40位将军亲临沈大路的“历史公案”“李鹏当初剪彩时，沈大路还不是封闭性的公路。”连承智说，“当时马车、行人和汽车混行的情况仍然存在。”

但李鹏副总理的出现显然加快了沈大路演化为封闭性交通公路的进程，而封闭性的交通公路正是通向标准高速公路的关键一环。

1988年，沈大路终于实现131公里全封闭的历史时刻，沈大路距离成为中国大陆内首条高速公路的历史时刻越来越近了。

这里不能回避的一个历史性事件发生在1988年11月3日。当时，整个辽宁沉浸在庆祝东北解放40周年的历史时刻。

时任中顾委常委的伍修权同志带领40位将军出席了沈大路南北段共计131公里封闭公路剪彩通车仪式，而正是这一天成为了“中国大陆内到底哪条路是第一条高速公路”这一“历史公案”的开始。“1988年10月30日，上海的沪嘉路剪彩通车。”连承智说，“当时这条路全长19.6公里，剪彩时间比我们早了4天，所以他们向交通部表示，中国大陆内首条高速公路其实应是沪嘉路。”

作为辽宁方面，显然无法接受这种说法，当时辽宁向交通部提交的报告写得十分清楚：1988年10月25日，沈大路131公里已建成并通车，选择11月3日剪彩是为了庆祝东北解放40周年与迎接伍修权同志安排的“特定日期”。“交通部也对此事颇感为难，结论的提法很有戏剧性。”连承智说，“最后交通部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式：按剪彩时间划分，沪嘉路为第一路；按正式运转划分，沈大路是第一路。”

这段看似小小的“插曲”背后其实预示着全国领域内对高速公路这一概念的认可，并因而促成了后来交通系统内部一直津津乐道的中国交通史上的“遵义会议”。1989年沈阳会议

1989年7月，全国16个省（市）长参加的“高等级公路建设经验交流会”在沈阳召开。这一会议后来被称为中国交通史上的“遵义会议”。“当时的会议开创了三个第一！”连承智说，“这个会议是中央领导第一次参加动员修建高速公路的会议，第一次邀请部分省市分管交通的领导参加，第一次统一了思想，明确中国必须修建高速公路。”

连老至今还能记得当时国务委员邹家华的会议总结讲话：沈大路建设经验值得肯定，高速公路不是要不要发展的问题，而是必须发展，发展高速公路不仅要着眼于今天，同时要想到明天，希望各省在“八五”期间学习辽宁的办法，都建设一条高速公路。

至此，中国对于高速公路的禁忌终于被打破，沈大路终于以“沈大高速”的面目出现于各大报刊之内，而整个中国的高速公路建设序幕也由此拉开。

对终于“熬出头”的连承智而言，当时的复杂心情他自己已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而他的老伴、今年已78岁高龄的马竹溪当时的一首打油诗，可以为我们找到当初连承智为沈大高速所付出的努力：路是他的“家”，桥是他的“妈”；一千八百日，时刻不忘“家”和“妈”。有人问起桥和路，如数家珍夸耀它。桥桥桥，路路路，五年心血浇灌它！

在这一会议的促使下，沈大高速于1990年8月20日全线竣工并运行通车。同年9月1日，沈大高速举行全线（375公里）通车典礼，沈大高速公路工程正式完成。“后评价”时代的沈大高速

对于沈大高速公路这一项目从决策之初到尘埃落定，中国近现代史料学学会副会长、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的感触颇深。“我在全省市厅级领导干部培训课上经常引用沈大高速案例作为领导层决策经典案例进行分析。”王建学说，“这一决策在如今仍具有启示价值。”

在王建学看来，沈大高速公路是改革开放之初，辽宁围绕“真理标准”讨论后落实到建设生产方面的第一个大型工程项目，“回答了改革开放之初怎么干的问题”。“抛开其他影响不谈，单从经济建设从哪开头、领导决策如何入手来说，沈大高速的启示也不容忽视！”王建学说，“第一，对于领导层创新意识来说，沈大高速的启示在于，创新不是无谓的创新，而必须是有价值的创新；第二，领导决策时需要有正确的风险意识，既要不怕风险，又要合理规避风险，两头都不能缺；第三，在今后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领导的决策需要有‘龙头性’眼光，项目要能够延伸带动周边产业，具有历史前瞻。”

王建学的话如果用省交通厅关于沈大高速“后评价”文件汇编中的数字来加以解读的话就是：从纵向看，沈阳、辽阳、鞍山、营口、大连在沈大高速公路通车前的1986—1989年GNP（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0%，而通车后的1990—1992年GN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即上升为10.9%，后者超过前者1.9个百分点，按1992年生产水平折合产值约为15亿元。从横向看，1990—1992年全省GNP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6%，而同期五市GNP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9%，后者超过前者2.3个百分点，按1992年生产水平折合产值约为18亿元。

这里需要注明的是，沈大高速公路从1984年开始动工至1990年通车，总计投资仅为22亿元。（原载于《华商晨报》2008年4月9日）

沈大高速公路建设历程：

1983年经过国内外考察和专家论证，上报交通部审查批准，正式立项。

1984年6月27日正式开工，迈小步，摸索经验，取得第一手资料。

1986年开始有计划有目标地以南（大连）北（沈阳）两端向中间推进的方法进行施工作业。

1986年北端沈阳至鞍山段建成，全程93公里。

1987年，北端鞍山至营口段建成，全程68公里（沈阳至营口全程161公里）；南端大连至金州段建成，全程22公里。

1988年，北端营口至鲅鱼圈段建成，全程51公里（沈阳至鲅鱼圈全程212公里）；南端金州至三十里堡段建成，全程22公里（大连至三十里堡全程44公里）。

1988年10月25日，沈阳至鞍山、大连至三十里堡，共计131公里，按照全封闭的行车模式进行收费通车。

1989年北端鲅鱼圈至瓦房店段建成，全程63公里（沈阳至瓦房店全程275公里）；南端建设海湾大桥。

1989年3月15日至7月底，在沈大高速公路225公里处，建造高速公路军用机场，全长2800米，宽50米。

1990年8月20日，沈大高速公路全线竣工，试运行通车。记者手记

改革，既得利益的集体救赎

沈大高速这篇稿件的背景是为了客观评价改革开放30年而做的大型系列报道中的一篇，之所以做这一篇稿件，是因为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辽宁无数的第一中，这条路的第一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因为这不仅仅是名次上的第一，更是一种改革理念的第一，辽宁在改革开放之初，引领了中国的建设潮流与认知潮流。

做历史性的报道，困难在于资料的收集与当事人的寻找。为了收集资料，去了图书馆、档案馆、交通厅内部档案室、交通设计院资料库等等，而为了寻找当年的人，则甚至找到了户籍警，通过户籍警调出地址与电话，但同名同姓者甚多，还需要根据年龄、履历筛选，确实耗力费神。

不过，与当年改革相比，这的确是小事，而且是轻松事。这代人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号角，这代人用这代人特有的性格完成了30年的改革梦，为后世开基业，存功勋，无愧历史，无愧内心，用连承智自己的话说，他没有在工程上贪腐一分钱。

连老是否仍健在已经不清楚了，因为我不可能因为这个手记而再去打扰他老人家的生活。如果还健在，已经接近90高龄了，不管怎样，都祝他长寿、健康。

这个老人身高1.8米，说话声音洪亮，起初拒绝了我3次采访请求，理由都是“记不清”，但答应了我的第四次采访请求。我的理由是“亲历比记住更尊重当时的事和现在的人”，他听完笑了，说：“我不喜欢高帽子，但的确是亲历者，你打了4次电话，不接受，说不过去了。”

详谈之下才感觉，根本不是记不清，相反，恰恰历历在目。老人不愿回忆过往，是因为不愿揽他人之功。他一直说：“不是我一个人完成的，是全省完成的，我来谈，好像在改革的当口儿邀功一样。”

这是一种朴素的品质，不邀功不等于无功，这种品质为那一代官员所特有。因为他们心中有改革的基因，有历史的使命，也有坚定的信念，所以功过任凭他人评说，自我潇洒，但求吾心无愧。

通过沈大高速可以看到当初改革的激情与一往直前，不是不担心，而是有勇气分担这份担心，与如今相比，当初的连承智并没有既得利益者的思维，这与今天某些交通厅厅长成为贪腐重灾区相比，的确泾渭分明。

谈到这里，有必要把当初稿子里的一段话在这里重复提及：1984年6月27日，沈大高速公路正式开工。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幕是：当时从全省到国家对这一“七五”重点建设项目的一致提法均为：高等级汽车公路。高速公路概念被人为性地模糊处理。这和当时一系列的改革举措相类似，“摸索”、“试验”与“改变”的决策进程在一种“不得不”的客观现实面前充满着“勇气”与“智慧”色彩。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反贪腐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整顿会风则是导火线，一武一文，双管齐下，揭示中央高层的改革决心与勇气，这是面向既得利益的集体救赎，让改革深入，从经济建设逐步进入政治体制范畴，使其制度化、法制化，并以此让人民福祉得以切实保障，让历史的彼此连接显得不突兀、不背离……（刘滨）惊心动魄的23天——赴汶川大地震前线采访纪实首席记者 穆云平

注定，这成为了我一生最难忘的采访！

被告知奔赴四川的时间，是在地震发生之后的一个小时。2008年5月12日15时30分，我正在家中为翌日的另一个采访做案头准备，突然电话响起，我的耳边传来了报社领导急促的声音——

电话：赶快收拾东西，去机场，已经给你订好了去成都的机票！

我回答：发生了什么事？

电话：一个小时前四川地震了，现在的情况还不了解，只知道震情很严重！

我回答：几点的飞机？

电话：是CZ6401次航班，晚上5点20起飞，半夜10点多到达，到时候我再把收集的信息告诉你……

这是一个让人深感忐忑的采访命令。之前的5年半记者生涯中，我承担过诸如矿难、火灾、凶杀等百余次重大恶劣的突发采访，但是关于地震的报道，我的经验却仍旧是零。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电话挂断的那一刻，我开始不知所措起来。

我按照惯有的采访经验，首先去整理起采访包。但是在那天，当我向包里面塞采访本时，手却一直抖个不停，匆忙间本子的表皮竟然被撕破了。我在拿圆珠笔时，也因为没在意笔尖儿是否外露，致使我的手掌上画满了圆珠笔道子……

类似情景在过去的采访准备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现在回想，当时我的不知所措肯定是出于紧张。但实际上，还有比我更紧张的人。

不一会儿，报社领导的电话又打来了，还是急促的声音——

你已经动身了吗？

…………

你的准备时间非常有限，你要快一点，再快一点！

…………

我还没来得及回话，领导的电话就挂断了。而这时距离第一个电话的时间仅仅过了3分钟。也正是这个电话，终于让我意识到了时间的紧迫，我开始恢复理智：此时距离飞机起飞还有两个小时，而到达机场的时间至少需要1个小时，在机场我还得花费时间进行安检，所以我准备电脑、钱、采访设备的时间不能超过半个小时。

于是我以最快的速度出了家门。我的手提电脑还在报社，我必须带上它。

在出租车上，司机听说我将要去四川采访地震后，非常激动。他在半小时前从车子的广播里也得到了四川地震的消息，于是开始跟我攀谈起来。

时至今日，那个司机在当时说了什么，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是他有一句话却让我一直印象深刻：“广播里说四川的地震很严重，报社能在第一时间派你去现场采访，你们《华商晨报》让我们读者非常敬重！”

这个司机随后提醒我走的时候多带些钱，“震区就是战场，可不是闹着玩的！”

但是我却对这个忠告表现出不屑一顾。因为在临出家门之前，我已经有预见性地带上了一张存有2万元钱的银行卡。“没事，我的卡里的钱足够这次采访了！”我语带不屑地说。“银行卡？你有没有搞错，广播里说地震已经把那边的银行给震塌了，”司机面露吃惊地说，“你到时候去哪儿取钱啊！”

这个提醒瞬间把我从沾沾自喜中拉了出来。于是我一边涨红了脸应诺着“你说的确实有道理”，一边赶紧在出租车上给我的家人拨去电话。

当时我曾计算过，如果在报社借款，或者去银行取钱，那么去机场的时间就肯定来不及了。而当时距离报社最近的亲人就是我的父亲，我只好对他编造了一个谎言：“报社正准备派我去四川，做奥运火炬传递的预热报道，现在需要1万元现金……”

这个谎言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让我内疚、不安：我是他唯一的儿子，我不想让他因为我去采访地震而担心，但是我的工作职责又要求我必须出发……

我寄希望于父亲在那一刻根本就不知道四川在地震，这样起码可以减短担心的时间。出乎意料的是，他竟然按照我的愿望“很配合”地去做了。

10分钟后，我赶到了报社。同时，爸爸也带着刚凑来的8000元现金到了报社。“时间太紧，只凑出了这些钱……四川是个美丽的地方，你采访火炬传递之后可以去看看，你还是第一次去四川……”父亲面带慈祥对我说。

那一刻，我无言以对，只有频频地点头。

直至23天后我回到沈阳，爸爸才告诉我，其实在当时他已经通过新闻得知了四川地震的消息，也猜到了我此行的目的地肯定是震区，“但是我不能阻拦你，因为那是你的工作！”

我和另一名摄影记者随后成为了华商晨报社派往四川震区的第一批记者。在预定时间内，我们到达了沈阳桃仙机场。

16时50分，就在我们安检完毕等待登机时，机场的广播中却传来了致歉的声音，“由于地震造成了成都机场关闭，原定17时20分飞往成都的CZ6401次航班已经取消，望广大乘客谅解！”

我赶紧把航班取消的信息反馈到报社。对于这个信息，报社领导的要求是：“仍要想尽一切办法进入四川！”

报社领导坚持要求我进入四川的原因在于，他们在此时已经掌握了比较确切的消息：地震的震中是在四川省汶川县，震级是7.8级，地震已经造成了3000多人死亡，包括北京、上海、重庆、云南、贵州、陕西、湖北、湖南等全国大部分省市，都有明显的震感……“这可能是比唐山地震更严重的一次地震，你作为报社派出的第一批记者，有责任也有义务出现在地震现场。”报社领导说，“沈阳读者需要我们《华商晨报》的一线报道！”

实际上，在发出这个“必须到现场”的苛刻要求之前，报社内部对于是否派人前往四川曾发生过分歧。那就是在报社领导给我打第一个电话要求我立即动身的时候。

当时中央电视台在14时55分抢播了“四川发生地震”的消息。这个消息迅速引起报社内部的两派意见，赞成者坚持应该派人去四川，反对者则表示“情况不明，应该再等等”。最后是“读者需要我们必须动身”的意见占了上风，于是我才接到了第一个“立即出发”的电话，3分钟后又接到了第二个电话。

直至我从四川返回。一名报社领导仍旧对当时坚持派我出发的做法唏嘘不已，“确实没什么把握，也没有详细的安排策划，只是感觉读者需要我们的报道，所以才接连给你打了两个电话……”

此时我已经到了机场，但飞往成都的航班却取消了。虽然报社领导要求我“仍要想尽一切办法进入四川”，可是在那一刻，能想到的办法竟然全是那么渺茫。

我曾试图取道北京，再转成都。但是经过向北京的朋友了解，得到的确切消息是，目前全国各地飞往成都的航班全部停飞了，“取道北京的办法肯定行不通！”

我又向机场工作人员询问是否还有飞往重庆的机票，但是被告知早已经全部售罄。

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报社的关于四川地震的信息再次传来，“死亡人数正以每半小时500人的速度上升，现在已经超过4000人了，四川省境内的多个市县受灾程度都很大……”“我一定会想出办法进入四川！”我在通话结束前向报社领导保证，虽然当时能想到的办法仍旧渺茫，但我坚信自己会成为辽宁省首个抵达震区的记者，我相信奇迹会发生。

一个小时后，奇迹果然发生了。

由于得知了四川发生地震，一对准备去重庆旅行结婚的年轻夫妇临时取消行程，空余出了两张机票。机场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通知了我。这是一趟经停青岛的SC4846次航班，原定18时30分起飞，也是因为受到地震影响，起飞时间一直延迟。

直至19时30分，我和同事终于登上了飞机，在3次推迟起飞后，飞机滑出了跑道。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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